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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48] （1913年底） 早已预告出版的两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通信集，现在终于问世了。恩格斯曾嘱托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出版这个通信集，而倍倍尔在辞世前不久才结束他负责的那一部分编辑工作。 几个星期前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刊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共4大卷。全书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至1883年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所写的书信1386封。 编辑工作，也就是为各个时期的通信写前言的工作，是由爱德·伯恩施坦担任的。这个工作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施坦既已完成向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臭名昭著的“演进”，本来也就不能担任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信的编辑。伯恩施坦写的前言，一部分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错误百出，例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确切、明白、直接的说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义的语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并不全对”（第3卷第ＸＶⅢ页），又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问题上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接近”，不如说同施韦泽更为“接近”（第4卷第Ⅹ页）。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遗憾的是，在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马克思同他的许多论敌所作的思想斗争持折中主义态度的人愈来愈多了。 从技术方面来看，索引编得不能令人满意，4卷书只有一个索引（例如，考茨基和斯特林的名字均未收入）；对各封书信所加的注解太少，并且不是像左尔格那样，把注解同有关的书信放在一起，而是分散在编辑写的前言里，还有其他一些不足。 这个通信集定价太贵，4卷书将近20卢布。毫无疑问，整个通信集可以而且也不应该印得那么讲究，书价可以便宜一些；此外，为了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可以而且应该把最重要的原则摘要出版。 这个版本存在的这些缺点，对研究这部通信集当然会造成困难。这很可惜，因为这些信件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都非常大。从这些书信中读者清晰地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风貌。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阐述得非常透彻，一目了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谈到他们学说的各个方面，同时对最新（就与先前的观点比较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加以强调和说明，有时又是共同讨论，互相切磋。 读者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非常生动的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到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和最重大的事件。特别有价值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旧大陆各个国家和新大陆所发生的各种各样事件，探讨了有关工人阶级政治任务问题最原则的提法。而这部通信集所包括的时代，正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的时代，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时代，确定无产阶级策略和政策原则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的停滞和腐败，由于工人领袖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日常琐事上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各国工人运动深受机会主义之害，对这些现象观察愈深，这部通信集极其丰富的材料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通信人对无产阶级变革的根本目的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从这些革命目的出发异常灵活地规定了相当的策略任务，对机会主义或革命空谈则寸步不让。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准备首先对通信集作一概述，然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最有意思的评论和见解作一个大概的介绍，但绝不奢望对信件的全部内容作详尽的叙述。 一 概述通信集的开头，就是24岁的恩格斯1844年写给马克思的信。德国当时的情况历历在目。头一封信是1844年9月底写的，寄自巴门。恩格斯的家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他的出生地。恩格斯当时还不满24岁。家庭环境使他厌倦，因此他急于要离开。他父亲是个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对儿子四处参加政治集会，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很生气。恩格斯当时写道：我很爱我的母亲，要不是为了她，那我就连离开家前的几天时间也是呆不住的。他向马克思诉说：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页。——编者注］ 当恩格斯还在巴门的时候，——他因为谈恋爱，又在巴门逗留了一些时候，——他对他父亲作了让步，到工厂的办事处里（他父亲是工厂主）工作了约两个星期。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恩格斯继续写道：不过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正在写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大家知道，这本书出版于1845年，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注：同上，第21页。——编者注］这就是年轻的恩格斯写的。1848年革命后，他为生活所迫，又回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去做了多年“做生意的牲口”，然而他却在这种情况下支撑了下来，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不是基督教普鲁士的，而完全是另一种同志式的环境，成了一个毕生毫不留情地反对“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的人。 1844年德国外省的社会生活，正与20世纪初期1905年革命前俄国社会生活相似。大家竞相参加政治活动，大家充满了反政府的愤懑情绪，牧师们因为青年相信无神论而呵斥青年，资产者家庭的子弟因为反对父母“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或工人”而同父母争吵。 普遍的反政府情绪表现在大家都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到过科隆，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的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尔，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爱好音乐，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和第8页。——编者注］ “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此信是1845年2月22日写的〉，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40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130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200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注：同上，第23页。——编者注］
恩格斯就是这样写的，一字不差。在德国，当时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除外。当时共产主义是大家，特别是资产阶级表达他们的反政府情绪的一种形式。“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注：同上，第24页。——编者注］当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宣传者，是类似我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149]、“人民社会党人”等等的人物，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些好心的资产者，多少有点痛恨政府的人。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怕同许许多多好心人、激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 1846年，恩格斯到了巴黎。当时巴黎政治生活沸腾，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主义，与卡贝、路易·勃朗以及当时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结识，奔走于各报刊编辑部和各小组之间。 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最重要的和当时传播最广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150]上。早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该书1846年10月出版，马克思的答复——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于1847年问世），恩格斯就对蒲鲁东的根本思想进行了严酷无情和异常深刻的批判，而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则竭力为之鼓吹。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掌握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熟悉英国书刊，这使他一下子就能够（1846年9月16日的信）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48页。——编者注］。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 26岁的恩格斯干脆就在消灭“真正的社会主义”[151]——这一用语我们在他1846年10月23日，即《共产党宣言》出版前很久所写的一封信中就看到过，那封信已经指出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学说，“空洞的词句”，各种“全人类的”意向，“对‘粗鄙的’共产主义〈Loffel-Kommunismus——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的迷信般的恐惧”，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这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所作的评断。 恩格斯写道：“蒲鲁东主义问题争论了三个晚上，当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由格律恩领头来反对我。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846年10月23日）［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0页。——编者注］最后，我发火了，迫使对方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我宣布，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来这里集会的，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使他们无法回避问题的本质。恩格斯写道，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是1848年革命前一年半写的）。［注：同上，第71页。——编者注］ 讨论的结果是，会议以13票对格律恩分子的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将近20个木工手工业者参加了这些会议。这样，67年前，在巴黎便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 一年后，1847年11月24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已经拟好了《共产党宣言》的草稿，并且说他反对用原来决定的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恩格斯写道，“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编者注］ 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象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注释： [148]《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是列宁为1913年9月德文版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的出版而计划写的一篇长文的开头部分。这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共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写的书信1386封（这方面的书信总共约有1500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包含有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生平的大量珍贵资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300封信的要点，摘抄了15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1913年10月30日或31日（11月12日或13日）列宁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已读完德文版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认为这部通信集里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准备为《启蒙》杂志写一篇关于这部通信集的文章（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244号文献）。 列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原打算发表在1914年的《启蒙》杂志上，1913年12月14日（27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7号曾就此作过报道，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完。直到1920年11月28日恩格斯诞辰一百周年时，文章才在《真理报》第268号上发表。列宁在文章付排前，给它加了一个副标题：《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加了一个脚注，说明这是1913年或1914年初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的开头。 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274]。 [149]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78]。 [150]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以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广泛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79]。 [151]“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