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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4卷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1913年12月15日〔28日〕） 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已由《通报》[134]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注：见本卷第60—62页。——编者注］，并且将民族纲领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 为什么目前反革命势力的整个政策也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好，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也好，都把民族问题提得很突出，民族问题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这在决议中已经详尽地指出了。情况已经完全清楚，大可不必再谈这个问题。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这种情况以及对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都进行过阐述（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135]）。因此，本文只谈纯粹是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阐明合法刊物因受斯托雷平—马克拉柯夫压制而不能说明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是凭借先进国家的经验即欧洲的经验，并且以这种经验的理论表述即马克思主义为依据而形成的。我国的特点以及在我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第一，我国与欧洲不同，社会民主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就开始形成并且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继续形成。第二，在我国进行了一场以划清无产阶级民主派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为内容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这一斗争基本上和一切国家所经历过的斗争相同，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我国在理论方面获得完全胜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形式的斗争与其说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如说是一场坚持或者反对以“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护的种种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 这就是从“经济主义”（1895—1901年）和“合法马克思主义”（1895—1901年、1902年）产生以来的情形。只有那些害怕历史真相的人才会无视这些思潮同孟什维主义（1903—1907年）和取消主义（1908—1913年）之间的密切的直接联系和血缘关系。 旧《火星报》[136]在民族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作过斗争。它在1901—1903年就起草并拟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同时通过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基本的论证。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首先表现为崩得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或者说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旧《火星报》同崩得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忘记这一斗争，就又会变成健忘的伊万，就是把自己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割断。 另一方面，在1903年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最后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时又对几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笨拙的尝试进行了斗争，他们试图对“民族自决权”提出怀疑，也就是试图完全从另一方面倒向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场斗争在代表大会记录上未作记载，因为事情是在几乎每个与会者都出席了的纲领委员会发生的。 现在10年过去了，而这场斗争仍然沿着这两条基本路线在进行，这同样也证明这场斗争同俄国民族问题的一切客观条件有着深刻的联系。 奥地利布隆代表大会（1899年）否决了克里斯坦、埃伦博根等人所维护的、并且写进了南方斯拉夫人草案中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因此，社会民主党只宣传一切民族区域必须结成联盟，这是同“民族文化自治”思想妥协。这一不幸的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们特地专门强调指出了这一思想不适用于犹太人。 在俄国总是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把不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扩大成为一整套机会主义的政策。德国的伯恩施坦使俄国产生了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如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之流，同样，奥托·鲍威尔“完全忘记国际因素”（根据极其谨慎的考茨基的评价！）使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许多小资产阶级流派（崩得以及1907年各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完全接受了“民族文化自治”。可以说，落后的俄国提供了一个例证，即西欧的机会主义细菌是如何在我国荒野的土壤里使流行病大量滋生的。 我国有人喜欢说欧洲能够“容忍”伯恩施坦，但是他们忘记补充一句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除了在“神圣的”俄罗斯母亲那里，伯恩施坦主义没有产生过司徒卢威主义，而“鲍威尔主义”也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人替犹太资产阶级的精致的民族主义辩解。 “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来腐蚀工人，并且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学校的主张。总之，这个纲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绝对矛盾的，它只符合民族主义市侩的理想。 然而有一种情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背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那他们就必须坚持民族问题上的一项特别要求，即民族自决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第9条），也就是政治分离权。会议的决议十分详尽地阐明和论证了这项要求，根本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 因此，我们只简略地说明一下针对纲领的这一条提出来的一些无知得令人吃惊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意见。同时我们要指出，有了纲领以来的10年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民族组织，任何一个省代表会议，任何一个地方委员会，任何一个代表大会或会议的代表都没有提出过关于修改或取消第9条的问题！！ 这是必须注意到的。这立刻向我们说明，针对这一条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有没有哪怕是一丁点严肃性和党性。 请看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取消派报纸上的言论。他以一个取消党的人的那种轻松口气说道：“根据某些考虑，我们不同意罗莎·卢森堡把第9条从纲领中完全删掉的建议。”（《新工人报》第71号） 考虑是保密的！既然对我们党的纲领的历史这样无知，又怎能不“保密”呢？就是这位无比轻松的（那算是什么党，什么纲领呀！）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把芬兰作为例外时，又怎能不“保密”呢？ “如果波兰无产阶级希望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希望波兰同俄国分离，希望在全民投票（征求全民意见）中赞成分离的票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
真的，要是提出这些天真幼稚、胡涂透顶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取消派先生，自决权正是意味着不由中央议会，而由实行分离的少数民族的议会、国会和全民投票来决定问题。当挪威同瑞典分离[137]时（1905年），就是由挪威（其领土比瑞典小一半）独自作出决定的。 甚至小孩子也会看出，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乱搅和。 “自决权”意味着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有一般的民主，而且特别不能有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分离问题的事情。一般说来，民主可以与气焰嚣张的、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并存。无产阶级要求的是那种排除用暴力将某一民族强行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主。因此，“为了不违犯自决权”，我们不应当象机灵的谢姆科夫斯基先生考虑的那样“投票赞成分离”，而应当赞成让实行分离的区域自己去决定这个问题。 看来，即使有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这样智力的人也不难领悟到，“离婚权”并不要求投票赞成离婚！然而批评第9条的人竟然走到了这一步，他们连起码的逻辑也忘记了。 当挪威同瑞典实行分离时，瑞典的无产阶级既然不愿跟着民族主义的市侩走，就必须投票和鼓动反对用暴力手段归并挪威，而归并正是瑞典的神父和地主竭力追求的。这很清楚，不是太难理解的。自决权这条原则要求掌权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进行这种鼓动，而瑞典的民族主义民主派可能不这样做。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问道：“如果反动派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中学三年级学生才提得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民主表决使反动派得到多数，那么应该怎么对待俄国宪制呢？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提了一个无聊、空洞、不着边际的问题，对这种问题有句俗话说，7个傻瓜提问题，7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过来。 当反动派在民主表决中居多数时，一般都有而且可能有下面两种情况：要么贯彻反动派的决定，而它所起的有害作用就会把群众较快地推向民主派方面去对付反动派；要么通过国内战争或者别的在民主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大概连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们也听说过这一点吧）战争来解决民主派同反动派的冲突。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断言：承认自决权“有利于”“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是幼稚的胡说，因为承认这种权利，既毫不排斥鼓动和宣传反对分离，也毫不排斥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否认分离权则“有利于”臭名远扬的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 罗莎·卢森堡可笑的错误的症结也就在这里。她的这个错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俄国（1903年8月）的社会民主党中早就受到嘲笑，因为担心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们却使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甚至黑帮民族主义有利可图。假如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对党的历史和纲领的情况不是那样幼稚无知，那他会明白自己有责任驳斥普列汉诺夫。11年前，普列汉诺夫为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从1903年起已成为正式纲领），曾在《曙光》杂志[138]上（第38页）特别强调承认自决权这一点，当时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非有不可的，甚至在理论上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非有不可的。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
普列汉诺夫早在《曙光》杂志上就提出了那个在会议决议中得到详尽阐发的根本论据，而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们11年来一直没有打算对这个论据给以重视。大俄罗斯人在俄国占43％，但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却统治着57％的居民，压迫着所有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司徒卢威之流，进步党人等）已经同民族反动派为伍了，并且出现了民族民主主义的“先声”（请回忆一下1906年8月彼舍霍诺夫先生关于谨慎对待庄稼汉的民族偏见的号召）。在俄国，只有取消派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运动总是伴随着这种革命而兴起。在俄国，正是在许多边疆地区，我们看到一些被压迫的民族在邻国却享有更多的自由。沙皇制度比邻国都反动，它是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拼命激起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国总是要比小国好一些。然而，如果认为沙皇君主制下的条件和所有欧洲国家和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条件相同，那就是可笑而反动的。 因此，在当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至今还势力极大的黑帮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
注释： [134]《通报》是指1913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234]。 [135]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是斯大林于1912年底—1913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4、5期上，当时用的题目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文章于1914年由彼得堡波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按照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把它列为禁书。列宁在1913年2月25日和3月29日以前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两封信里对斯大林的这篇文章也作了肯定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234]。 [136]《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235]。 [137]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揶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3—259页）。——[238]。 [138]《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