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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0卷 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173] （1911年11月6日〔19日〕以后） 自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全体代表——我国政府卑鄙阴谋的牺牲品——被送交法庭，并作为重大罪犯被流放服苦役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俄国无产阶级很清楚，自己的代表受到的控告全是捏造。可是，当时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审判又是秘密进行，因此没有沙皇政府所犯罪行的足够证据。只是最近保安处的暗探布罗茨基供认了的一些确凿事实，才使我国当局的卑鄙龌龊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下面就是这整个案件的经过： 尽管选举权受到种种限制，俄国无产阶级还是派了55名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届杜马。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不但人数很多，而且思想水平极高。这个党团在革命中诞生，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而且它的发言——从中还可听到席卷全国的伟大斗争的反响——不仅对提交杜马审核的法案，而且对整个沙皇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作了深刻而有充分根据的批判。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是以当代社会主义这个不可战胜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它是一切左派党团中最革命、最彻底、阶级意识最强的。它带动了一切左派党团，给杜马打上了自己的革命烙印。我国的当局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是革命的最后发源地，是革命的最后象征，是社会民主党对无产者群众发生巨大影响的活生生的证据，因此，它对反动派是一种经常的威胁，是反动派胜利行进中的最后障碍。所以政府认为，不仅必须摆脱极其革命的杜马，而且必须把无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农民的选举权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阻止将来再选出这样的杜马来。实行这种政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摆脱社会党党团，使它在全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因为砍掉脑袋，就可毁灭全身。 可是，要这样做，就要有个借口，比如说，找个机会控告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政治上犯了什么大罪。警察和保安处诡计多端，他们很快就设法找到了这种借口。他们控告社会党议会党团同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有密切联系，决意以此败坏它的声誉。为了这个目的，保安处处长格拉西莫夫将军（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布尔采夫主编的在巴黎圣雅克林荫道50号出版的《未来报》（《L’Avenir》）[174]第1号）派遣自己的暗探布罗茨基打入上述组织。布罗茨基钻进这些组织以后，起初是一个普通成员，后来成为书记。军事组织的某些成员想派遣一个士兵代表团去会见社会党议会党团。保安处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已经取得了军事组织信任的布罗茨基就来负责执行这个计划。选上了几名士兵，草拟了申述士兵要求的委托书，而且事先甚至不通知社会党党团，就确定了代表团要在党团办公室会见党团的日期。由于士兵穿了军装是进不去的，于是就要他们换装，而且这是在保安处的一个暗探家里干的，在那里，这些士兵穿上了保安处为他们购置的服装。按格拉西莫夫的卑鄙计划，布罗茨基要和士兵同时进入社会党党团的办公室，并且带上革命文件，从而更进一步败坏我们代表的声誉。约定好下一步就是把布罗茨基同其他人一起逮捕，然后保安处就给他提供假逃跑的机会，从而使他得到自由。可是，布罗茨基到得太晚了，当他正想带着败坏声誉的文件混进党团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已经开始搜查，不允许他进去了。 这就是保安处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它使反动派不仅有可能判处无产阶级的代表服苦役，而且有可能解散第二届杜马，实现自己的1907年6月3日（16日）政变。政府果然在这一天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沙皇的其他宣言一样，其可耻的伪善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说它解散杜马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杜马不但不支持和帮助政府设法恢复国内安宁，反而反对政府的一切建议和意图，而且不肯批准镇压国内革命分子的措施。此外（我引用原话）：“干出了编年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国家杜马的一伙人反对国家和沙皇政权的阴谋已被司法当局揭露了。我国政府要求在判决前暂时撤销被控犯有这一罪行的55个杜马代表的资格，并把其中罪行最大的人监禁起来，可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立即执行当局的这个刻不容缓的合理要求。” 顺便提一下，沙皇罪行的证据，不仅仅政府及其密友们知道。我们那些始终不懈地空谈什么法制、公正、真理等等，等等，并用“人民自由党”这个冠冕堂皇的称号来粉饰自己党的可爱的立宪民主党人，四年来对这个龌龊勾当讳莫如深的一切卑鄙细节也都很清楚。可是在漫长的四年中，对我们代表被非法判刑、在苦役监狱里受折磨、有些人死去和神经失常等等，他们却冷眼旁观，而且……谨慎地保持沉默。其实他们完全有可能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在杜马里有代表，并且掌握了许多日报。他们夹在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但是他们更害怕革命派。因此，他们向政府献媚，在漫长的四年中一直用沉默来包庇政府，从而成了政府罪行的同谋。只是最近（1911年10月17日的杜马会议上），在讨论有关保安处的质询的过程中，他们的一个代表捷斯连科终于泄露了这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下面是他的部分发言（根据正式速记记录的原文）：“当谈到对第二届国家杜马53个代表[175]提出起诉时，杜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要证明53个国家杜马代表密谋通过武装起义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一切文件。第二届国家杜马所属的这个委员会（我当时是该委员会的报告人）确信，而且一致确信，问题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策划的叛国阴谋，而是彼得堡保安处所策划的反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阴谋。当委员会根据这些文件准备好报告时，在所有这些材料正要在这个讲坛上陈述的前一天，国家杜马被解散了，因而已经揭露的事情也就无法在这个讲坛上谈了。开始审讯的时候，这53个被控告的国家杜马代表曾要求公开审判，让舆论界知道，罪犯不是他们，而是彼得堡保安处；可是，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社会上从来不知道这种情况。” 事实就是这样。四年来，我们的代表一直在受折磨，被戴上了镣铐，关在俄国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这些监狱的残暴冷酷的情景，你们当然都是知道的。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死去。其中一个代表已经神经失常，其他许多人被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毁坏了健康，生命危在旦夕。俄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坐视自己的代表仅仅因为他们能够坚决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个惟一的罪名而死在沙皇的监牢里。尤其当布罗茨基的自供使真相大白，从而在法律上有充分理由要求重新审理的时候，他们更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情况。因而，在俄国已经展开了要求释放我们代表的运动。 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报纸《明星报》，在1911年10月29日这一号上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这家报纸向报刊、自由派代表和左派代表、社会团体、而且主要是向无产阶级，发出了呼吁。它大声疾呼：“任何地方，只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听到那些仅仅因为敢于在全国面前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义务而被监禁、失去自由、失掉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的镣铐锒铛声，那里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安宁和心绪平静。在令人发指的真相被揭穿以后，社会的良心不能而且不应当处之泰然。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加以克服，并且要求重新审理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诉讼程序！……但是无产阶级首先应当说出自己铿锵有力的话，因为他们的代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目前正在苦役监狱中受折磨。” 俄国无产阶级在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的时候，请求各国社会党人支援他们，同他们一起向全世界高声宣布自己对目前统治我国的、戴着卑鄙伪善的假面具、而其野蛮和不文明程度甚至超过亚洲各国政府的专制政府的残酷和无耻行为表示愤慨。 在法国，沙尔·迪马同志已在《未来报》发表的文章中发起运动，要求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力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希望各国社会党人以此为榜样；希望他们在议会中、在自己的报刊上和自己的人民集会上，在一切场合，表示自己的愤慨，要求重新审理第二局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
注释： [173]《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是列宁写的一篇报告。它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材料一起，由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作为第21号通报的附件，分别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于《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8号。 1912年3月17日（30日）《工人报》第8号的编辑部短评中说：“在社会党国际局把我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列宁同志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分发给各党并发出号召以后，外国各社会民主党大大加强了宣传鼓动。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已提出了抗议。”——[381]。 [174]《未来报》（《Будушее》（《L’Avenir》））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1911年10月22日—1914年1月4日在巴黎用俄文出版（有些材料用法文刊印），编辑是弗·李·布尔采夫，撰稿人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382]。 [175]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共有55人受审，其中2人被拘留后不久即死去，所以1911年10月17日（30日）的杜马会议上说是53名代表。——[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