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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6卷 政论家札记 （1907年8月22日〔9月4日〕） 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消沉、悔过、变节成了政论界的显著特点。从司徒卢威先生开始，到《同志报》，直到许多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抛弃了革命，抛弃了革命的传统，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想方设法向右转。为了说明现在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都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我们随手举出最近报刊上发表的他们的两篇著作：《教育》杂志[43]第7期上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文章和《同志报》第348号上弗·哥尔恩先生的文章。 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联盟的策略和行动作了最坚决的辩护。他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用陈述式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很清楚的：在我们所处的政治演进阶段，社会党的活动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政党开辟道路，为它们暂时的胜利作准备。
我们可以设想，当这班先生亲切地拍拍普列汉诺夫的肩膀时，普列汉诺夫一定会感到——说得温和点——有些难为情。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提出了诸如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纲领一致、维护杜马之类的立宪民主党式的口号，别人当然就有权这样利用他的话了。由此得出这样的命令式：不论这个‘善变的’（“忽而是黑头发的，忽而是淡黄头发的”）立宪民主党是什么样的，只要它是唯一的反对党，就得使社会党的活动与它的活动协调起来。这是节约力量的原理所决定的……总之，可以一点不含讥讽地说〈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必须预先作这样的声明，因为他写起文章来总是离不开矫揉造作、转弯抹角，把读者和作者自己都搞得晕头转向〉，米留可夫的这句话完全正确地确定了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特点……〈这里指的是米留可夫下面这句话：“要用人民的干涉来威胁，就必须先作好进行干涉的准备，因此，凡是觉得杜马本身的权力不足以完成其巨大任务的人，都应该致力于这种准备工作”；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说：让左派去准备和发起运动吧，“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杜马对此是会考虑的”〉……这句话出自对此考虑的政党的代表之口，也许未免有点恬不知耻，但是当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这样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过是正确地、现实主义地规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行动方针和它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派力量的方法。” 现在请听听弗拉·哥尔恩先生是怎么说的吧。 “显然，要战胜它〈即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根据六三选举法结成的反民主同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所有的民主阶层，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必须协调一致，结成一个同盟来和这一个同盟相对抗；第二，进行斗争不是靠想出一些最坚决的口号，以便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和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黑体是哥尔恩先生用的〉，而是靠能够吸引群众的同反民主同盟的具体措施进行的现实的、具体的斗争。要建立民主的同盟，并不需要合并，所必需的只是在斗争的途径和斗争的直接目标上达成协议。只要群众自觉的代表者（各个政党）站在争取实际改变社会生存条件的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出于鼓动观点，那么在这些方面达成协议是完全可能的。”
从这两段摘录中难道还不能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两位满口都是立宪民主党时髦话的英雄所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吗？只是哥尔恩先生稍微坦率一点，稍微赤裸裸一点而已，但是他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差别，并不比司徒卢威先生同纳波柯夫先生或马克拉柯夫先生的差别大。政治有它内在的逻辑。有人多次指出过，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之间达成技术上的协议是可能的，但这丝毫也不会导致一切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是玩弄两面手法、在党内说一套、在“自由的”非党报纸上另说一套的人）所一贯抵制的政治联盟。但是现实生活总不断粉碎这些美妙的理论和善良的愿望，因为在达成“技术上的”协议的掩盖下，建立政治联盟的思想就会不断冒出来。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工人政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自由派的倾向有着最现实的根源。而这种植根于客观形势的倾向，就是冒牌社会主义者在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同盟这个问题上玩弄的一切政治手腕的实际内容。哥尔恩先生这个知识分子，只会说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而他的意愿、他的思想实质、他的“内心”却全都纯粹是自由主义的或小市民气的，他天真地鼓吹的恰好就是政治联盟，即“民主的同盟”。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哥尔恩先生不得不加上一句：“并不需要合并！”他加的这一句，只是暴露了他残存的一点玷污了的社会主义良心。这是因为他说“并不需要合并，而只要达成协议”，就等于对这种“协议”作了一番描述，给“协议”的内容下了一个定义，而这番描述和这个定义就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他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并不在于字眼，并不在于把它说成是“合并”还是“达成协议”。问题在于这种“结合”的实际内容是什么。问题在于你把社会民主工党送给自由派做姘妇时要价多少。 价钱定得很清楚。 （1）放弃鼓动观点。 （2）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 （3）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 （4）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 谁能为这种无以复加的、最卑鄙的背叛行为制定出一个更明白、更确切的纲领，我就给他发奖。哥尔恩先生与司徒卢威先生不同的地方只是司徒卢威先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哥尔恩先生则完全被养育他的立宪民主党牵着鼻子走。 “放弃鼓动观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就是这样教导人民的。这就是说，不要提高工人群众和农民的觉悟，也不要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要降低、抑制、扑灭这种觉悟和要求，鼓吹社会和平。 “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我们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去宣传社会民主党人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提出的口号。 “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这就是说，不要在群众面前对立宪民主党的伪善，谎言和反动作任何批评，要同司徒卢威先生亲热拥抱。 “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实质上就是说，要我们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因为完全不容置辩的是，自始至终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行动的，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正因为参加斗争的虽然也有群众，但毕竟是只占少数的群众，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就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然而俄国解放运动的一切胜利，这个解放运动的一切成就，完完全全、毫无例外地就是靠只占少数的群众进行的这一斗争取得的。这是第一点。其次，自由派及其应声虫所谓的“加快了的运动”，是唯一由群众（可惜是第一次，而且只占少数）独立地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参加的运动，是唯一不害怕人民、表达了群众的利益、得到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点已由第一届、特别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证明了）的运动。 哥尔恩先生的“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种说法，是一种最流行的、纯粹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歪曲。布勒宁的报纸[44]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同阿列克辛斯基争论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它敌视阿列克辛斯基不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要求有……砸玻璃、爬路灯杆等等的自由。现在《同志报》的这位政论家也正是在学黑帮分子的这种故技。他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妨碍社会党人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一向主张而且永远主张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而只是社会党人在加快，也就是在支持、在人为地激化运动，在煽动分明是没有希望的运动。 对这些胡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一切社会主义的报刊，不论孟什维克的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都斥责任何“加快”运动的做法……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向社会民主党人开火，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加快了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揭露了立宪幻想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绝不是在报上耍弄一套把戏就回避得了的。至于说到哥尔恩先生发表意见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社会”放弃革命，沉湎于色情作品的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人物，为了要在广大的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工人政党在“加快”“分明是”少数人参加的运动这一类新时报式的言论，竟然投到非党报纸方面去了！在我国，背叛情绪也造成了背叛风气。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研究一下。得到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宣扬的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的观点令人十分反感，这些观点无疑是我国广大资产阶级知识界、自由主义化“社会”、愤愤不平的官吏等的极其典型的和自然而然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仅仅看作是政治上没有主见、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我国革命发展的当前形势的角度来加以说明。 为什么正是现在，在第三届杜马召开的前夕，某些小市民会产生这样一些观点呢？因为这些人随着政府政策的每个转折都乖乖地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十月党人杜马，也就是说，认为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可以完成的，于是便急急忙忙去适应“十月党人的改革”，急急忙忙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迎合十月党言行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政府的意图，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抽象地说，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欧，许多资产阶级革命都以确立“十月党式的”立宪制度而告结束。问题只在于，能够阻止革命的十月党人的“改革”在当前的俄国是否行得通？由于我国革命的深刻，十月党人的“改革”是否也注定会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那样遭到破产呢？十月党人杜马会不会也象立宪民主党人杜马那样，成为恢复黑帮分子和专制政府的统治的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呢？ 我们经历了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1905年），获得了一些自由的成果。后来我们又经历了这一斗争陷于停顿的时期（1906年和1907年的半年）。在这一时期，反动派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革命却从未取胜过，而且还丧失了第一个时期所获得的成果。第二个时期是立宪民主党时期，是立宪幻想时期。群众对专制制度下的“议会活动”多少还有些相信，而专制政府也懂得清一色黑帮分子的统治是危险的，于是企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它进行了试验，试了各种式样的立宪外套，看看改革到什么程度是俄国的“主人”即大地主老爷们所能接受的。虽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完全是按十月党人方式行事的，他们不仅没有抨击政府，没有挑动群众反对政府，而且还不断地安抚群众，同“左派”，即同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党进行斗争，公开坚决支持现政府（预算等），他们那个党的立宪试验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的立宪试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或政府没有善良的愿望，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客观矛盾太深了。这些矛盾原来如此之深，以至立宪民主党的小桥无法跨越这一深渊。试验表明，甚至在群众斗争暂时被完全镇压下去、旧政权可以在选举中恣意舞弊等等的情况下，农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农民）依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要求，作为调停人的立宪民主党纵然用尽一切外交手腕也无法使这些要求迎合特权地主的统治。现在司徒卢威先生对劳动派[45]（对社会民主党人就不用说了）抱有敌意，《言语报》[46]对他们大张挞伐，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单纯是资产阶级辩护士因为庄稼汉拒绝他们的效劳而产生的一种怨恨。这是立宪民主党人演进过程中必然采取的一个政治步骤。无法使地主同劳动派和解，那就是说（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反对地主，而应该降低劳动派的要求，向地主作更多的让步，象司徒卢威和《言语报》所说的那样，“丢掉革命的空想”，或者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奴仆哥尔恩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不要去加快运动。 政府为了迎合地主，就把选举完全交给他们主持，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选举权。立宪民主党人为了迎合地主，就攻击劳动派的革命精神和不肯让步的态度。象《同志报》的撰稿人、特别是哥尔恩先生这样的非党的政客们，为了迎合地主，就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使自己的政策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照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说法是“协调起来”），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民主的同盟”，放弃“坚决的口号”，等等，等等。 政府干得很有步骤。它一步一步地把“加快了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这一运动沉寂下去后没有得到保护的东西都夺去了。它一步一步地摸索，看地主老爷可能赞同什么样的“改革”。立宪民主党人没能办到这一点吗？是由于左派的干扰，立宪民主党人尽管真诚希望、拼命努力也没能办到吗？那就是说，必须削减“左派”的选举权，把决定权交给十月党人，只有在连这个试验也失败了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完全屈从于“贵族联合会”[47]。 政府的行动是有用意、有步骤、有逻辑的。这是地主的阶级利益的逻辑。要捍卫这些利益，不管怎么说也要保护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为了实现政府的这些计划，必须用暴力压制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运动，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把他们交给13万人[48]去摆布。这些计划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斗争才能解答。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用自己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用反左派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议会讲坛上有步骤地这样做了。现在他们还在有步骤地通过反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劳动派的思想斗争来这样做。 当然，在俄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有点教养的小市民听来，这是奇谈怪论；自命为民主主义者、满口自由主义词句的立宪民主党人，竟在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既然是民主主义者，那就该统统都归到“民主的同盟”中去！对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明白的结论，甚至两年的俄国革命也没有使这些人学会在各阶级的斗争中去寻找政府的措施和自由派的空话的真正的实质。我国知识分子的阵营中，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的是阶级斗争原则，而实际上在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杜马的作用、谈到抵制时，却完全象是自由派！究竟还要经过多少次立宪民主党的预算表决，这些政治上的傻瓜才能弄明白一个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的现象：自由派发表演说时反对政府，而在每个重大问题上却是支持政府的。 第三届杜马代替第二届杜马，就是由靠立宪民主党人帮助的十月党人来代替象十月党人那样行事的立宪民主党人。操纵第二届杜马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以民主主义者自居时利用人民，支持政府时则依靠资产阶级。操纵第三届杜马的必定是地主和大资产者的政党，他们雇用一批表面上当反对派、实际上为他们效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被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政治行动、特别是第二届杜马所证实。这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连普通人也开始懂得了：日尔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怀疑他同情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怀疑他对立宪民主党人怀着刻骨仇恨，那就太可笑了。 日尔金先生在今天的《同志报》第351号上，转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原文如此！日尔金先生对“精神抖擞”的理解同哥尔恩或涅韦多姆斯基的理解大致相同）乡巴佬的印象： “同我谈话的那些十月党人中的地主这样讲：‘可以选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好在哪里呢？好在肯让步。在第一届杜马里，他们提出很多要求。在第二届杜马里，他们就让步了。甚至连纲领也作了删减。在第三届杜马里他们一定会作更多的让步。看着吧，他们还会达成什么交易的。况且，说老实话，十月党人中还没有哪一个我们能保证他一定当选。
谁要是只按政党的名称、纲领、诺言和演说来判断政党，或者谁要是只满足于拙劣的、伯恩施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味重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老生常谈，他才会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结成民主的同盟抱有希望。但是谁要是还有一点点革命嗅觉，对我国革命的教训还抱有一点点慎重的态度，谁要是确实能遵循阶级斗争的原则，能按政党的阶级性质来判断政党，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只配给大资产者政党当奴仆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居然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民主派的分歧是例外，而他们同十月党人的分歧则是常规。情形恰好相反。立宪民主党人按阶级本性来说是十月党人真正的本家。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是一种装璜，是对群众的民主主义的一种暂时的反映，或者说是一场公开的骗局，俄国的伯恩施坦分子和小市民，特别是《同志报》的那些人，却上了它的当。……就让立宪民主党人当选吧。我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会更加向右转……我们同十月党人友好相处是出于需要……他们的演说家或大人物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你从这方面来看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明白了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帮助地主用少得可怜的改革来满足庄稼汉要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历史作用，那你就会看出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劝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行动的高深学问！十月党给我们许下的“改革”一清二楚。地主叫庄稼汉感到“满意”，叫他们如此满意，以致不用讨伐队，不鞭笞农民，不枪杀工人，就不能迫使居民接受改革。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充当反对派：他从现代法学的观点论证讨伐队条例必须得到宪法的确认并谴责警察的过分热心。立宪民主党的律师充当反对派：他论证根据法律应当鞭打60下而不是200下，论证应当拨款给政府购买笞杖，条件是应当恪守法律。立宪民主党的医生准备数一数受笞刑者的脉搏，并写出一份关于必须把鞭打数目的最高限额减少一半的调查书。 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十月党人地主为了有这样的反对派，不仅要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而且还同意付给立宪民主党人以教授的薪俸或者别的什么薪俸，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社会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在第二届杜马后或在第三届杜马时建立的民主的同盟，由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就是把工人政党变成自由派的盲从而可怜的附属品，就是社会党人对无产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彻底背叛。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很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这些人的信念往往只限于在嘴上说说而已。实质上他们力求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同社会民主党断绝往来。懂得自己的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同这些先生断绝往来。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得太片面。例如，我们有些人忽略了：这个革命应该向无产阶级表明，而且也只有这个革命才能第一次向无产阶级表明，本国的资产阶级事实上究竟怎么样，在各该国家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只有当本国的历史向无产阶级揭示了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资产阶级的整个面貌，揭示了作为一个阶层、作为在某些公开的广泛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的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小市民的整个面貌，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最终地、广泛地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我们应该不倦地向无产阶级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质这些理论上的道理。但是真正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深刻领会这些道理，只有使他们看到并体会到某些阶级政党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还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面貌有直接的感受。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象我国的资产阶级这样反动野蛮，同旧政权这样紧密勾结，对文明、对进步、对维护人类的尊严这样“超脱”，连一点点哪怕近似于真诚的同情也没有——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憎恨资产阶级，将倍加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从“人民社会党人”[49]和劳动派直到钻进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会这样怯懦，这样没有气节，背叛情绪会这样可耻地泛滥，对崇拜资产阶级风尚的英雄或反动暴力的英雄会这样刻意逢迎——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无论我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有时还会经历怎样艰苦的时期，这种憎恨和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必将使无产阶级摆脱出身于其他阶级的坏人，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
注释： [43]《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1906年第2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著作的第5—9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8—199页）。——49。 [44]指《新时报》。维·彼·布勒宁从1876年起就参加了《新时报》编辑部的工作，是新时报派无耻文人的首领。所以列宁称《新时报》为布勒宁的报纸，并把不诚实的论战手法叫作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歪曲。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的一家报纸（日报），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53。 [45]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员社会党合并。——55。 [46]《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55。 [47]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8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56。 [48]13万人是指俄国的地主。根据1905年的统计材料，当时俄国拥有50俄亩以上的地主总人数是133898人，每人平均占有594俄亩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16—117页）。——56。 [49]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