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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4卷 “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日 1907年1月15日于彼得堡 资产阶级报刊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议论纷纷。从迂腐的御用《言语报》到街头小报《今日报》[177]，组成了一个自由派大合唱，欢呼孟什维克制造的分裂，庆祝这些“社会”浪子回到“反对派联盟”的怀抱，庆祝他们摆脱了“革命幻想”的影响。 真正站在革命无产阶级方面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妨提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78] 让我们拿1月15日的《祖国土地报》[179]这个几乎是最好的评判者为例。这家报纸的倾向显然比立宪民主党左。根据一切资料来看，可以把它的倾向叫作劳动派倾向。只要指出这家报纸的撰稿人里有坦先生，这就足以确凿地证实这一政治评价了。坦先生的大名已经列入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公布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名单。 可见，评判者是劳动派。 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并且同立宪民主党一样，赞成孟什维克的计划。不同于立宪民主党的是，他们只打算在所有的左派政党共同联盟中最多给立宪民主党两三个席位。 这是他们的判决。请看理由。 “争论的中心无疑是彼得堡是否存在黑帮危险的问题。”
不对。如果你们要在政治报纸的社论中评判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你们就应当知道你们要评判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在同一篇社论中说：“目前围绕着〈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展开的激烈争论，无疑会引起社会的关心。”谁表示愿意公开参与大家所关心的争论，而又马上显出不明争论的“中心”，谁就要担当接受不光彩的称号的风险……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自己多次的政治声明中反复说明和强调指出，不能认为选举期间的争论“中心”是所谓的黑帮危险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工人政党的选举期间策略只应当是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则运用于个别情况。选举只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自由和为消灭一切剥削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舞台，而且远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尤其在革命时代）舞台。除了用选票进行斗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斗争，这一斗争在革命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激化起来。那些自以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偏爱忘记这一斗争，他们对于自由的同情只停留在舌头尖上。小业主偏爱忘记这一斗争，他们对于同资本及其仆从进行极其尖锐的日常斗争是袖手旁观的。但是无产者却忘不了这一斗争。 因此，在觉悟的无产者看来，选举期间的策略只能是他们的一般策略对于特殊斗争，即选举斗争的适应，而决不是他们策略原则的改变，不是这个策略“中心”的转移。 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策略原则是，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走在人民革命的前头（目前俄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人民获得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根本不能使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的统治；很明显，革命的这种社会经济性质并不妨碍它是人民革命）。因此，先进阶级应当向全体群众坚决揭露，一般地希望同旧政权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特别是希望地主和农民在土地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任何想法，都是虚幻的。先进阶级应当独立地奉行坚决斗争的路线，只支持那些真正斗争的人，也只是根据他们斗争的程度给以支持。 这就是社会主义策略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规定工人政党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而只同革命资产阶级合作和达成协议，并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 自由派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这些策略原则。他们同阶级斗争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不承认协议和谈判是同人民革命背道而驰的。但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布尔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原则上都承认这种策略原则。那些负责出版政治机关报的劳动派先生们，即使不了解目前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起码常识，至少也能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即在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孟什维克的选举纲领中读到这一点。 纲领写道：“公民们，应当把不仅希望俄国得到自由而且努力帮助人民革命争得这种自由的人选入杜马……‘人民自由党’领导的第一届杜马多数派希望通过同政府和平谈判的途径取得自由和土地……公民们，请选举革命战士吧，他们将同你们共同继续进行去年〈1905年〉1月、10月和12月开始的伟大事业。”
我们的劳动派根本不了解，“争论的中心”在于是否容许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原则上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继全国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4个代表之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同跟旧政权勾结和谈判的政党达成协议是不能容许的。立宪民主党在“人民革命”中不可能成为同盟者。把他们归入“革命战士”之列，不能加强，只能削弱革命战士的力量，因为他们在阻挠这些战士的工作，他们现在公然反对斗争，反对任何革命口号。我们的评判者没有看出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态度，居然看不见“大象”。 这些劳动派完全处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在他们看来，选举高于一切，选举结果高于在选举运动中教育群众的工作。他们不懂得，选举鼓动清楚、肯定、明确，对忠实于自己的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具有重大意义。即使有人用得到杜马席位的前景来引诱他们，即使有人用在首都得不到一个杜马代表名额的前景来吓唬他们，他们仍然忠实于自己的革命立场。劳动派则忘记了一切原则，忘记了革命的一切基本任务，而热中于自由派的争吵，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关心，而只念叨着“一个席位，两个席位，三个席位”！ “……问题的中心……彼得堡是否存在黑帮危险……”
可见，你们把黑帮危险归结为在政府伪造的选举中黑帮有取胜的危险！先生们，你们可明白，你们这样提问题，就是承认政府已经最终取胜，而你们空谈的自由事业已经最终失败了！你们自己没有看出来而且也不让人民群众看到那个实际的黑帮危险，这种危险不表现在投票上，而表现在规定投票的条件上（参议院的说明和12月11日选举法的即将废除），表现在取消投票的结果上（如解散杜马）。你们完全站在庸俗的自由派观点上，使自己的打算以及被你们弄得迷失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打算仅限于在已经伪造的和正在伪造的法律范围内来进行斗争。你们没有看到黑帮危险表现为全体复选人可能被捕。取决于你们而且完全取决于你们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提供牢固的和重大的革命成果的东西，即用坚定不移的鼓动来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你们丢失了。而你们想追求的东西，则取决于斯托雷平的诡计，取决于参议院的新说明，取决于警察对选举法再一次的破坏。可见，你们同“黑帮危险”进行的斗争，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同君主制危险进行的斗争如出一辙，就是用在共和制中加强君主机构和君主立宪的办法来进行斗争。因为，你们在人民中散布一种看法，认为黑帮危险就是黑帮当选的危险，这就使得最不开展的群众对黑帮危险的真正根源和真正性质更加无法了解。不过，我们往下谈吧。假定以后参议院对选举和复选人不再作什么说明。我们谈谈在当前选举制度下哪些政党将在彼得堡的投票中取胜的问题。 劳动派不能否认：右派政党已经威信扫地，十月十七日同盟遭到一次比一次可耻的失败，“十月党人近来受到左面来的沉重打击而一声不吭了”，“社会向左转了”。 但是……谢德林早就把自由派使用的这个俄国字眼“但是”译成了人人都懂的语言——耳朵不会高过额头[180]，不会的！——但是“技术上的困难”，“不给寄书刊”，“不发给选票”，“警察的迫害”…… 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口头上是勇敢的激进派，实际上是卑鄙的小官僚。 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一定有助于免受警察的迫害！可是为什么不同既“希望”有宪法又能保证不受“迫害”的十月党结成联盟呢？真的，俄国的政治逻辑是：选举协议是反对不邮寄书刊、反对不发选票等等的手段……先生们，你们是反对什么呢？ ——反对使警察据以横行霸道并宣布某些政党“非法”因而得不到选票的那些“法律”。那么你们是怎样反对的呢？ ——办法当然是同某一个政党达成协议，这个政党或者会从和平革新党那里得到选票，或者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同斯托雷平勾结起来，或者自己也得不到选票！ 俄国的官吏（20岁时是激进派，30岁时是自由派，40岁时是不折不扣的官僚）惯于关着门大谈自由主义和把拳头揣在兜里。他把选举运动也看成是把拳头揣在兜里。是否需要影响群众呢？废话，邮局不投递我们的书刊啊。 不通过“邮局”和类似机构，是不是可以发行和散发书刊呢？ ——废话！这是陈旧的革命幻想，不符合“广泛的”立宪活动。广泛的立宪活动在于可以欺骗当局，因为“他们”要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革命党当中找我，而我却躲在立宪民主党的名单里，让他们找不着！政府把我当作革命者来寻找，而我既骗了政府，又骗了革命者，我要投靠“反对派联盟”。瞧我多机灵！ ——啊，尊敬的政治活动家，这样一来，你不是也欺骗了群众，使他们不再把你同卑躬屈膝的自由派的“反对派”加以区分了吗？ ——废话！谈什么群众……我们给工人选民团一个席位就是了……而且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家都在争取自由……革命已成为全民族的了……立宪民主党也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 试问，我们的劳动派除了警察方面的理由以外，是否还有政治方面的理由呢？有。这些理由就是，应当迁就的不是积极的和活跃的选民，而是去迁就关在家里的、闭塞的或朦胧欲睡的选民。请听一听“左派”报纸是怎样谈论的： “根据群众大会的情绪还不能判断全体选民群众的情绪……参加群众大会的不超过选民总数的1/10，这当然又是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
真的，甘当最不积极、最死气沉沉的不活跃的立宪民主党选民的尾巴是理由十足的！俄国激进派的悲剧就在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盼群众大会，盼自由，狂热地（口头上）向往自由，可是一遇到群众大会，一看到比他们自己的情绪更左的情绪，就犯愁了，说什么“难以判断”、“不超过1/10”、“先生们，要慎重些！”这正象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逃避阿霞的狂热主人公，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这个主人公是“赴约会的俄国人”。[181]哎，你们这些自封的劳动群众拥护者啊！你们要同革命到哪儿去约会呢，——还是呆在家里吧！这确实会安全一些，再不要同这些危险的“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打交道了。你们真可以同不活跃的小市民比美了！ 也许，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现在会弄明白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引起的“争论的中心”究竟何在了？ 最尊敬的先生，就在于我们想使小市民振作起来，成为公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迫使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赞成奴颜婢膝地跪在“宪法”面前（呸！呸！）的立宪民主党的小市民政策，要么赞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 “一切左派政党的联盟”就是把“1/10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分子”淹没在大批漠不关心的、无动于衷的、朦胧欲睡的人群之中，就是使愿意斗争（并且能够在决定性关头引导群众）的人服从于愿意象第一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卑鄙地表示效忠的人，愿意象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那样同斯托雷平搞交易并且可耻地投到他那一边的人。 反动派在向你们进攻，它已经夺走了十月的足足三分之一的成果，剩下的三分之二也有被夺走的危险。可是你们却装作安分守己的人，用小市民心理来解嘲，说没有任何进攻，没有任何革命，我们到杜马去立法，我们只防守，我们奉公守法！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只防守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在道义上破产了呢？其实你们就是在道义上破了产的人。你们只配把自己的选票投给立宪民主党人。 我们说：“要迫使小市民作出选择。”就是要迫使。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要使群众摆脱以小市民心理为基础的自由派或激进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一些震动，不遭到一些反抗，不冒一下初试的风险，看看谁真正在捍卫自由，是立宪民主党呢，还是我们？ 如果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那么小市民就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激进派空谈家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中的政客已经替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在同立宪民主党的约会中考虑过了。小市民向左转了（不怪我们，也不是由于我们党的宣传，而是由于斯托雷平的热心），小市民向左转了——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向左转，就是说拥护“一切左派的联盟”！这样做的将是所有的小市民群众，而不只是什么1/10不安分守己的……（对不起）活跃的……分子。必须使各种会议或全部政策都去适应胆怯的小市民，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实质。 而我们说过，不仅在传单和纲领中，不仅在决议和演说中，而且在全部政策和选举运动中都必须把坚定的战士同胆怯的小市民截然分开。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立宪民主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两个不同的名单加以对比。首都的报刊行销全国，首都有各个政党的中央，首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领导全国，所以在首都万分重要的不是树立小市民的泰然自若的政策的榜样，而是树立无愧于已经赢得一点自由的十月战士的政策的榜样，即无愧于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榜样。 如果我们自己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反对小市民的奥勃洛摩夫[182]思想，即“一切左派政党的联盟”，那么我们所说的必须意识到“爱好和平的”立宪民主党杜马的错误，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等等，就都会流于空谈。如果我们自己、“领导者”、“领袖”，在首都、在俄国各族人民面前原地踏步，即同那些立宪民主党人握手言欢，“和和睦睦”分配席位，亲密无间，步调一致，共同追求一个目标，共同争取自由，那么我们提出的前进号召就是虚伪的，就不能激励人民战士的心……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如果有个孟什维克伊万·伊万内奇过去骂了一声立宪民主党人伊万·尼基佛雷奇是公鹅[183]，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参加群众大会的不超过选民总数的1/10……”好吧，激进派先生。我们破例相信你的话，我们对你让这一步是因为……是因为你的论据太不高明了。 十分之一的选民，在全彼得堡13万选民中就是13000人。这13000个最积极、最有朝气的活跃的选民，情绪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试问，如果头脑健全、神志清醒，能不能硬说，参加群众大会的积极的选民不会带动一定数量的不大积极的呆在家里的选民呢？任何人都懂得，决不能这样说，在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里，即使撇开报纸和集会不谈，也还有千百种不同的途径和渠道可以把先进分子的情绪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去。任何人都懂得，而且所有国家的一切选举都证明，参加群众大会的每一个积极的选民，都不是带动一个，而是带动几个呆在家里的选民。 在上次选举中，15万彼得堡选民投票6万张。在整个彼得堡，其中约4万张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约2万张票拥护右派。我们从我们这位不愿当“乐观主义者”的激进派先生本人那里听说过……（天哪！我们的激进派愿意……象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激进派那样当“稳健的”人）……我们从他那里听说过，十月党人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从他们彻底失败的事实中知道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听说有13000名积极的选民，情绪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请想一想，这些数字的比例在各选区变化很大。请想一想，通常属于参加群众大会的选民的选票有多少。 你们会明白，把彼得堡的黑帮当选危险说成是由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选票分散而有使右派进入杜马的危险，那是骗人的鬼话。要知道，在彼得堡，要使右派进入杜马，就必须在多数选区内不仅使选票一般地分散，而且要分散得既使立宪民主党人，又使社会党人各自的得票数少于黑帮名单的得票数。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所以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黑帮危险不是表现在“宪法”以外的方面（而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不同策略的重心就在对这个方面的估计上），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选票分散是不会使右派在彼得堡取胜的。 说黑帮有取得彼得堡选举成果的危险，这是立宪民主党人、“激进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对人民布下的骗局，而这种骗局有利于政治上的小市民习气。关于这种黑帮危险的鬼话，实际上有利于立宪民主党，因为这种鬼话有助于他们防止从左面来的危险，这种鬼话能麻痹群众，使他们在投票时不再把“进行立法活动的”立宪民主党资产者同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社会党人加以区别。 所以，当自由派、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对我们同声嚷嚷：你们孤立了！我们这时却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我们不搞欺骗，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不搞卑鄙的勾当，这样的孤立，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在1905年10月以后，在彼得堡13万选民群众面前把库特列尔之流、纳波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及其同伙选进杜马，确实是卑鄙的勾当。 我们要预先告诫那些由于立宪民主党要把他们而不是把布尔什维克拉进杜马，因而高兴得太早了的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要预先告诫他们，如果第二届杜马成了立宪民主党杜马，那么他们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将因把立宪民主党人选进杜马而感到羞耻。那时他们将直接对此负责。而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中一定会向右转（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最近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和全部政治书刊中看出来），甚至连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也不得不揭露他们。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曾转向和平革新党，并为黑帮解散杜马开脱。在第二届杜马中（除非历史给我们来一次急剧的变革，使同立宪民主党的种种卑鄙勾结和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统统完蛋），立宪民主党的李沃夫之流的大显身手，将不是在第二届杜马结束之时，而是在它召开之初。 先生们，接受立宪民主党送给你们的杜马席位吧！我们是不羡慕你们的。我们要告诉工人群众和首都小资产阶级群众提高警惕。我们不仅要通过演说，而且要通过选举本身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有一条鸿沟。 各干各的吧，而“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注：列宁引自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编者注］。 《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时说：“他们现在要比过去更孤单，因为原先的抵制派即社会革命党现在不但参加选举，而且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真新鲜，真有趣。我们有一次曾经指出过，社会革命党在达成选举协议的整个问题上的表现不象一个政党，倒象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组织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公开的政治主张。现在，如果坦先生为之撰稿的这家报纸不是在公开撒谎，不是在重复道听途说的流言，那么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即社会革命党在达成选举协议问题上的表现是政治上不老实，或者至少也是一种同政治危险分不开的动摇。 尽人皆知，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拒绝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并向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建议达成选举协议来反对立宪民主党。我们的这个决议曾披露在所有的报纸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同社会革命党、劳动团委员会的相应机关已经谈判过了。分歧在于我们要排除人民社会党以及席位问题。但是，既然社会革命党在我们声明决心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进行决战以后开始同我们谈判，同时又开始或者继续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有关联盟的谈判，那么很明显，社会革命党的所作所为是政治上不老实。 我们公开说：我们要同立宪民主党战斗。谁支持我们？ 而社会革命党既同我们谈判，又同立宪民主党谈判！ 再说一遍：《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说的是否属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人民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坦先生为之撰稿的这家报纸的武断言论，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关于社会革命党同人民社会党结成联盟的问题，我们从报纸上，也从社会革命党同我们的谈判中知道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联盟的条件和真正性质，看来，这里也是在搞什么幕后把戏）。 因此，我们的义务是把问题当众公开提出，让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政党的所作所为。在此以前，政党的相互关系，我们只根据纲领和文献来判断，——可是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些文字而已。第一届杜马时根据某些政党的活动勾画出了它们的面貌。现在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而且正在利用选举来充分教育群众，使他们认清各政党的真正性质。 至于社会革命党掩盖他们同人民社会党的某种关系，这在目前是政治事实。社会革命党实际上作了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尾巴，这也是事实。其实，这就是说，社会革命党的所谓革命独立性和坚决性要比他们的表现差得远。如果他们一定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况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社会党谋取席位），那我们就会得到最好的鼓动材料，来向彼得堡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小资产阶级的（即使是革命的）政党具有十足的动摇性和骗人的外形。 我们认为，把自己“孤立”于这些政党之外，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不仅是光荣的事情，而且是唯一慎重的政策。只不过我们在考虑时，不是从杜马席位出发，而是从整个工人运动出发，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 让我们回过来看看《祖国土地报》。这家报纸多么轻率，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看来是仓促的，考虑不周的。劳动派比人民社会党究竟好在哪里呢？”
这“究竟”二字真妙极了。作者在政治上如此无知，他甚至没有察觉自己是光着身子在行走，完全象个澳洲野人。而这竟是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承担起政论家的“晦气的义务”，不厌其烦地宣讲一下起码常识。 劳动派即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曾谈到的劳动团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是从第一届杜马的劳动团中产生的。这个劳动团曾分为两翼，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两者的区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团的两个不同的土地法案上：一个是104人法案，另一个是33人法案。 这两个法案的共同点是：（1）都主张把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交给农民；（2）都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即小业主（即使在某一方面）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平均化”空想。 这两个法案的不同点是：第一个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穷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彼舍霍诺夫先生是这个法案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人民社会党的首领之一，他绝妙地表述了104人法案的这种“精神”，他引用了杜马中“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声明：“派我们来是获得土地，而不是交出土地。”这就是说，劳动团的这一翼除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化空想外，还明显地反映出较富裕的那部分农民的自私利益，他们害怕搞不好自己也得“交出”（在普遍“平均化”的情况下，小资产者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从地主手里拿过来，但是不要交给无产者，这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政党的口号。 而33人法案提议立即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这个法案中也有“平均化”空想，而且其规模也相同，但是他们不害怕“交出”。这不是机会主义小资产者的空想，而是革命小资产者的空想，不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空想，而是破产的农夫的空想，不是打算摆脱地主而靠无产者发财的梦想，而是用平均办法让大家，也包括无产者在内都得到好处的梦想。这不是害怕吸引最广泛和最穷困的群众参加运动，而是希望吸引他们投入斗争（希望而已，但不善于也不懂得如何处理问题）［注：如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诗人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对这些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说：“破坏，我们将在一起；建设，却不。”（见瓦·雅·布留索夫的诗《献给亲近的人》最后一行。——编者注）］。 杜马被解散以后，劳动团中两派由于这种差别，成立了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劳动团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前一个组织由于发表了七月呼吁书[184]而在俄国革命史上占了光荣的地位。直到现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组织还没有败坏自己这个美名，还从来没有背弃呼吁书，也没有参加无病呻吟者、萎靡不振者和叛徒的大合唱。 后一个组织则利用杜马被解散的时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取得合法地位，在合法刊物上——就是说，躲避来自左面的批评——“大骂”上述呼吁书，劝人民“暂时”不要触动旧政权的某些机关，等等。因此，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对待这个党还未免太温和了，说什么“它对杜马外的斗争的基本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 总之，直到现在的政治事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劳动派政党显然已分化成革命小资产者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和机会主义小资产者的政党（人民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看来，既然选举运动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前两个劳动派政党同第三个劳动派政党区别开来，就使小市民不得不考虑这种划分的原因。一旦小市民考虑和认清了问题的根由，就会作出自觉的选择。 最后不能不指出，《祖国土地报》的幼稚无知的社论作者还用可笑的诡辩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分析一下这种看上去正合庸人胃口的诡辩不是没有益处的： “即使没有黑帮危险，布尔什维克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结成联盟，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完全独立地活动，会大大有利于自己阶级内容的纯洁性。”
这个激进派分子以为，瞧，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连阶级内容的纯洁性都能够判断！是的，现代的报纸作者“能够”判断一切，但是他并不了解问题，他没有知识。如果认为要维护阶级立场的纯洁性似乎就必须排除任何协议，那是错误的。这样想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它搞得面目全非。如果认为没有黑帮危险似乎就没有必要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这同样也是错误的。 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是总的准则。但是，任何一个生气勃勃的群众性的政党都可以容许有例外，不过这只能在合理的和严加限制的范围之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曾容许同革命的资产阶级达成政治协议，那时他们在工人、农民、士兵、铁路工人等代表苏维埃中协同工作，那时他们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著名宣言（1905年12月）[185]或七月呼吁书（1906年7月）上签了名。《祖国土地报》的社论作者显然不知道有关各个政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拒绝无原则的协议，拒绝有害的和不必要的协议，但是它并不想在任何情况下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否则就太幼稚了。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会议的14个代表提出的纲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注：见本卷第98—100页。——编者注］ 其次，说什么有立宪民主党危险，所以“必须”在彼得堡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达成协议。假如《祖国土地报》社论作者了解他所谈的主题，他就会明白，甚至在主张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有很有影响的组织（例如崩得）认为，即使没有黑帮危险，那么有了立宪民主党危险，也就必须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假如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没有变节，假如所有革命的劳动派分子都同所有社会党人行动一致，那么在彼得堡不仅可能本着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的精神（这一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进行选举运动，而且可能战胜立宪民主党人。既然我们在进行选举运动，只要在原则上不违反社会主义策略，我们就无权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取胜的机会。 在彼得堡，严重的斗争只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这一点已被竞选大会证明了（莫斯科也是这样，还可以补充一点：例如《世纪报》或店员“团结和力量”工会所作的一切局部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情况）[186]。 至于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就等于让立宪民主党对他们的同盟者行使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权，所有的政治报刊和各种谈判的整个性质都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把条件强加于人。立宪民主党公然规定协议的意义（请回想一下他们对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的评语：“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派联盟”）。要求立宪民主党平等分配席位，这就等于要他们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了。 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无疑也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对小资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公开地、明确地和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全部观点，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对协议问题根本没有独立发表过意见。基调是社会民主党人定的。要削弱他们的社会主义见解和他们的阶级观点，那是不行的，而且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席位分配上，谁也休想给他们小的份额。他们在工人选民团中的活动无疑是独立的，并且表明他们已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害怕率领革命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去同立宪民主党战斗，就简直太可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业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引导人民社会党前进。我们党的原则性并不会因此受到丝毫损害，因为路线仍然不变，我们对自由派资产者－妥协派的首要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会稍懈。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我们跟着人民社会党走了（连同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委员会在内，总共给他们六个席位中的两个）。恰恰相反，这会表明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在进行独立活动，并夺去了立宪民主党的一个附属品。如果半立宪民主党人加入我们的名单，那么动员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不但不会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斗争任务相矛盾，反而会直接服务于这个任务，这难道不明显吗？ 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做得对，它公开地当众表明自己对人民社会党持否定态度。我们有责任提醒革命的劳动派对这种所谓的劳动派政党保持警惕。如果革命的劳动派想依赖形式上完全独立的人民社会党，那就当众说出这一点吧。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事实摆到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清它，在向工人，向全体人民进行广泛的鼓动时从这个事实中作出全部结论。 其次的问题是，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中，我们得到的同盟者是什么样的劳动派，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去解决。原则路线我们确定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独立地投入战斗。我们对于最不可靠的劳动派已经公开声明不承担责任，把这个责任交给了别人。 布尔什维克还在11月就声明说，在彼得堡进行斗争的有三个主要政党——黑帮、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当时《同志报》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曾想看看他们的笑话。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 我们的预见应验了。 彼得堡将有三个杜马候选人名单，即黑帮的名单、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和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公民们，作出选择吧！
注释： [176]《“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这本小册子是1907年1月在彼得堡由新杜马出版社交合法的布尔什维克事业印刷所印刷的。1912年小册子被沙皇政府查禁。 小册子的标题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十四行诗《致诗人》。诗中说：“诗人呵！……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和冷漠的群俗的嘲笑，但你要坚定、镇静而沉毅。”——272。 [177]《今日报》（《Сегодня》）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8月—1908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称它是低级趣味的报纸。——272。 [178]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272。 [179]《祖国土地报》（《Родная Эемля》）是俄国的一家周报，持与劳动派相近的立场，1907年1月8日（20日）—4月16日（29日）在彼得堡出版，立宪民主党人为该报撰稿。该报共出了15号，后被沙皇政府查禁。——272。 [18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ｍａｉｓ”（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等于俄国谚语“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76。 [181]这里说的是伊·谢·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赴约会的俄国人》。 小说《阿霞》写的是德国少女阿霞和俄国贵族恩·恩·恋爱的故事。阿霞爱上了恩·恩·，恩·恩·心里也爱阿霞。但当阿霞公开主动地向他表露爱情时，他却犹豫起来，拒绝了阿霞。事后他悔恨不已。等到第二天他上门求婚时，阿霞已离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赴约会的俄国人》一文中指出恩·恩·这个形象是“多余的人”，徒有幻想，并不准备付诸实行。——278。 [182]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80。 [183]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伊万·尼基佛雷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竟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伊万·尼基佛罗维奇骂伊万·伊万诺维奇是“一只真正的公鹅”（“公鹅”在俄语中喻狂妄自大的蠢人）。伊万·伊万诺维奇则捣毁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鹅舍。为此，两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280。 [184]指一些党派团体在1906年7月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发表的几个号召书：以国家杜马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发出的《告陆海军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些号召书都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286。 [185]指1905年12月6日（19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提议通过的《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公民书》。这个呼吁书号召举行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签署这个呼吁书的有：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和莫斯科郊区组织、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288。 [186]指俄国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报纸《世纪报》编辑部和工商业职员“团结就是力量”工会为弄清选民对各政党的态度而作的调查。 《世纪报》编辑部在1907年1月6日（19日）该报第4号上刊载了一份印有参加选举的政党名单的调查表。读者可在表上标出他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哪个政党的票，然后把调查表剪下寄回编辑部。1907年1月9日（22日）《世纪报》第5号以《我们的调查》为题发表了这次征求意见的结果：1523人中有765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407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127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其他政党和团体的为数不多。 1906年11月，“团结就是力量”工会在自己的会员中散发了15000张类似的征求意见表。截至1906年12月9日（22日）收到的1907份答复中，有996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633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95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剩下的不多票数为其他政党获得。 工商业职员“团结就是力量”工会是1905年10月未经官方许可在莫斯科建立的。1906年7月，该工会取消了章程中关于罢工的条款始被允许注册，它的活动才合法化。由于沙皇政府不断地进行镇压，该工会会员人数由1905年10月的3000人减少到1906年10月的900人。1906年12月，该工会被沙皇政府解散。———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