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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4卷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73] （1906年11月） 第二届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现在已引起工人政党的巨大兴趣。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即达成长期性和临时性的选举协议的问题，尤其受到重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无论是《言语报》、《同志报》、《新路报》、《眼睛报》[74]，或者是其他什么报，都在千方百计地说服工人，要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达成选举协议）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中有一部分赞成这种联盟（切列万宁在《我们的事业》杂志和《同志报》上），一部分反对这种联盟（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联盟，只容许在选举运动的高级阶段，根据革命政党和反对派政党在选民初选中的力量，就席位的分配达成局部协议。 我们想对这后一种观点的根据作一简短说明。 一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方面把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它同无政府主义根本区别开来。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议会制度是管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自然的”和唯一正常的、唯一合法的方式，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现代议会制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寻找种种借口给工人戴上眼罩，使他们看不出议会制度是怎样成了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使他们认识不到议会制度有限的历史意义。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善于从议会制度一定的历史意义来对它作出评价，根本拒绝采用这一斗争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既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议会的基础上同旧政权相勾结来尽快结束革命的意图。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全部议会活动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工人运动的总利益和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 由此首先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运动，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我们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在的甚至主导的意义。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不同于它们的是，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同时还要进行从近几年来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高级形式的斗争。［注：我们在这里没有涉及抵制问题，因为这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我们只是指出，不能撇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评价抵制。抵制布里根杜马是成功的。抵制维特杜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第一个站在最坚决、最直接的斗争道路上，应当最后一个采取较为迂回的斗争方式。有了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再用旧形式来抵制斯托雷平杜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 二从上述对待选举协议的情况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因此，在整个选举运动和整个杜马运动中，保持阶级的独立性是我们最重要的总任务。这并不否定其他的局部任务，但是其他的局部任务始终应当服从这个总任务，适应这个总任务。这个总前提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证实，也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经验所证实，无疑应当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乍看起来，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特殊任务可能一下子打乱了这个总前提。也就是说，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革命，或者大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抱定了用立宪来阻止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这一部分农民群众的客观地位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而不是去进行交易，推动他们去完成革命，而不是去削弱革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整个选举时期，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同农民民主派达成协议。 但是，我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从这个完全正确的前提出发，是无论如何得不出上面那个结论的。除非能够证明：从当前的党派关系（现在在我国代表农民民主派的政党，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不同的几个）和当前的选举制度来看，在整个选举时期同农民民主派结成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除非能够证明：我们通过同这个或那个政党结成联盟，要比我们党在批评某些农民民主派政党时、在使农民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时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能够更好地表达和捍卫真正革命农民的利益。在目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同革命农民最接近，从这个前提中无疑可以引伸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总“路线”，即同农民民主派一起反对背叛的大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要同人民社会党人或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选举联盟呢？在没有弄清这些政党彼此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时，在没有弄清现在的多级选举制时，还不能这样说。由此可以直接和肯定地得出的结论无疑只有一个：在我们的选举运动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只空洞地抽象地把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立起来。相反，我们应当集中全部注意力根据我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准确地弄清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差别，如果具体些说，就是应当集中全部注意力弄清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差别。只有根据这种差别，我们才能最正确地确定出自己最亲近的“同盟者”。同时我们不该忘记，第一，社会民主党应当象监视敌人那样监视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任何同盟者；第二，我们还要专门分析一下什么对我们更有利：是同某些人民社会党人（举例说）结成共同联盟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还是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以便在决定性关头随时有可能把非党的“劳动派”分裂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和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使后者反对前者等等。 因此，关于我国革命具有无产阶级－农民性质的看法，还不能使人有理由作出结论说，第二届杜马选举的这一或那一阶段同这一或那一农民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是必要的。这个看法甚至不足以作为限制无产阶级在整个选举中保持阶级独立性的理由，更不用说作为否定这种独立性的理由了。 三为了进一步解决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第一，考察一下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主要政党分类；第二，研究一下目前选举制度的特点。 政党之间往往会达成选举协议。在选举中将要进行斗争的是哪些主要类型的政党呢？黑帮无疑要比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团结得更紧。十月党和和平革新党或者依附黑帮，或者依附立宪民主党，或者（最可能）摇摆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之间。把十月党算作“中派党”（象尔·马尔托夫在他新写的《俄国的政党》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那样），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最终决定我国革命结局的实际斗争中，中派是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它独立自主地进行选举，并且由于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但是，这个党纪律不严格，团结不牢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不甘心于赫尔辛福斯的失败[75]，很生气。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不久前，莫斯科的阿列克辛斯基先生）投靠了人民社会党。在第一届杜马中有几个“很少有的”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在关于废除任何土地私有制的33人法案上签了名（巴达姆申、祖勃琴科、洛日金）。这就是说，使这个“中派”里的哪怕是极少一部分人分裂出去，转向左派，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立宪民主党感到自己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力量（不久前，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76]），所以愿意同左派结成联盟。难怪立宪民主党的报纸那么热心地乐于给社会民主党人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腾出几栏篇幅来讨论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当然，我们决不会忘记并且要在选举运动中向群众说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履行自己在第一届杜马中许下的诺言，他们干扰了劳动派，玩弄立宪把戏等等以及对四原则选举制[77]保持沉默和提出苦役法案，等等。 其次是“劳动派”。这一类型即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农民的政党划分为非党的“劳动团”（不久前召开过自己的代表大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社会革命党）。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是多少彻底而坚决的革命者和共和派。人民社会党人是比我们的孟什维克更坏的机会主义者。严格说来，他们是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的“劳动团”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也许比上述两派要高些，但是要确定劳动团的民主主义的坚决程度是困难的，虽然他们无疑要比立宪民主党左得多，看来，他们属于革命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是唯一在选举中纪律严明的党（尽管它内部有纠纷），是唯一有非常肯定的和严格的阶级基础的党，是唯一把俄国各民族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都统一起来了的党。 但是，在劳动派具有上述构成的情况下，怎样去同这种类型的政党结成共同联盟呢？非党的劳动派的保证在哪里呢？党同非党的派别可能结成联盟吗？我们怎么知道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先生们明天不会从人民社会党那里又回到立宪民主党那里去呢？ 显然，同劳动派达成真正政党间的协议是不可能的。显然，我们决不能帮助人民社会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中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而应当使他们分裂并对立起来。显然，在存在非党的劳动团的条件下，我们在各方面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用无疑是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比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和掩盖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差别等等更有利。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掩盖这种差别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单凭这一点，既然现有的政党划分能够把非党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联合在一起，那就无疑应当屏弃这种联盟。 它们确实能够联合起来和正在联合吗？毫无疑问，它们是能够联合的，因为它们有同一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其实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十月时期的报纸上，在杜马时期的报纸上，在大学生的投票选举中（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它们就联合过。确实，这是一个小的，但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征兆，当时在“自治的”大学生的投票选举中常常有三个名单相遇即立宪民主党的名单，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党联盟的名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名单。 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各政党明确的阶级划分是最重要的，而保持党对非党的（或者说正在从人民社会党动摇到社会革命党那里去的）劳动派的独立影响，显然要比党试图同非党的劳动派达成协议有利。根据各政党的材料，不由得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初级阶段，在向群众进行鼓动时，无疑不应达成任何协议；在高级阶段，应当竭力在席位的分配上通过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击败立宪民主党；通过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击败人民社会党。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当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布尔什维克空想家妄想击败立宪民主党的时候，你们都会被黑帮击败，因为你们分散了选票！社会民主党、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彻底击溃黑帮，如果各行其是，你们就会使共同的敌人轻而易举地取胜。假定100张选票中，黑帮占26票，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各占25票，社会民主党占24票，那么，如果社会民主党、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不结成联盟，黑帮就会当选。 这种意见往往被认为很重要，因此应当认真加以探讨。要探讨这个意见，就必须研究俄国现行的这一选举制度。 四我们的杜马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而是多级选举。在多级选举的情况下，只有在初级阶段才有选票分散的危险。只有在初选选民进行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不知道选票会怎样分散；只有在向群众进行鼓动的阶段，我们是“盲目”行动的。在高级阶段，在当选人选举时，决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各个政党在知道自己的候选人和选票的确切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分配席位。 初级选举阶段，就是在城市选举复选人，在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在工人选民团选举初选人。 在城市，我们在每个选举单位（选举区等）面对着的是大批选民群众。选票分散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无疑在城市里，只是由于没有“左派联盟”，只是由于比如说，社会民主党拉走立宪民主党的部分选票，黑帮复选人才可能在某些地方当选。记得在莫斯科，古契柯夫得了将近900票，立宪民主党得了将近1400票。当时只要社会民主党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501票，古契柯夫就会成为胜利者。毫无疑问，小市民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并不费解的手段，害怕选票分散，为此他们将宁愿投最温和的反对派的票。结果将会产生英国的所谓“三角”选举的情况，当时城市小资产阶级怕投社会党人的票，因为这会夺走自由党人的票，从而使保守党人当选。 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这种危险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即提出复选人的共同名单，名单上各政党候选人根据各政党竞选前的协议所确定的数目来选定。这样，达成协议的所有政党就号召所有选民群众都来投这个共同名单的票。 我们来探讨一下赞成和反对使用这种办法的论据。 赞成的论据是：这样可以进行严格的党的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尽可以批评立宪民主党，但也还须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终究比黑帮好些，所以我们同意提出共同名单。 反对的论据是：提出共同名单，将公然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独立的阶级政策。我们向群众推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名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明确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划分彻底搞乱，我们就会为了自由派赢得杜马席位而损害我们选举运动的原则意义和整个革命意义！我们就会使阶级政策服从议会制度，而不是使议会制度服从阶级政策。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估计自己力量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失去在历次选举中长期坚持的东西：提高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和不可靠的东西：立宪民主党对十月党的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遭到危险呢？是怕黑帮候选人的危险吗？但是，在524个杜马代表席位中，俄国全部城市总共只占35席（圣彼得堡6席，莫斯科4席，华沙和塔什干各2席，其余21个城市各1席）。这就是说，城市本身是决不能使杜马的面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其次，也不能只从形式上来考虑选票在数目上分散的可能性。必须分析这在政治上有多大可能。分析表明：黑帮即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也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象上面指出的“古契柯夫的”情况是个例外。根据《立宪民主党通报》[78]的材料（1906年4月19日第7期），在产生28个杜马代表的20个城市中，1761个复选人中有1468个立宪民主党人，32个进步党人和25个非党人士；有128个十月党人，32个工商党人和76个右派，就是说总共有236个右派，占复选人的15％弱。有10个城市右派复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选，有3个城市（共80个复选人）右派复选人当选的各不超过10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分害怕黑帮而放弃为争取自己阶级的候选人的斗争，这是否明智呢？这种政策除原则上不坚定以外，即使是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是否会犯近视的毛病呢？ 有人会反问我们，那么，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怎样？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劳动派中的党派关系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结成这样的联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适当的。在工人人口最集中的城市里，如果没有极端必要，我们决不应当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的候选人。现在没有这种极端必要。立宪民主党或劳动派（特别是人民社会党型的劳动派！）少一点或多一点，这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杜马本身最多只能起附属的次要的作用。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是省复选人大会，而不是城市。［注：当然，小城市也能通过城市代表大会来影响省选举大会的组成。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在这里占了完全优势：例如，在城市代表大会的571个复选人中，有42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147个右派（1906年3月28日《立宪民主党通报》第5期）。就各城市来看，波动幅度当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大概都能对立宪民主党独立作战，不怕分散选票的偶然性，不使自己依赖任何一个非社会民主党。工人选民团中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认真地谈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的问题。在工人群众中，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尤其必要。］在省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在毫不违反严格的原则性下，同劳动派结成共同政治联盟来对付立宪民主党，这要比在农村的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好得多，正确得多。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农村的选举。 五大家知道，在大城市里，政党的组织性在某些地方排除了一个选举阶段。根据法律，选举是二级的。而实际上选举有时成了直接的或者几乎是直接的，因为选民清楚地知道各个竞选政党的性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知道某个党打算把哪些人选进杜马。相反，在农村中，选举分很多级，选民很分散，党公开开展活动的障碍很大，因而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进行得非常“隐蔽”，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在农村党的鼓动工作常常是，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只能笼统地提党，故意不提个人，因为畏惧警察。激进的和革命的农民（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农民）故意以非党为名把自己掩护起来。十户代表的选举取决于对人的了解，取决于对某某个人的信任和对他的社会民主党言论的同情。我们在农村里，有当地党组织为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寥寥无几。但是，能吸引当地农村居民同情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比根据我党基层组织的材料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象人民社会党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一心想在现行制度下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不懂得，一个秘密政党如果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它的组织（它远不是仅仅通过党员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又具有隐蔽性，那它就能得到更大的信任和同情。真正革命的、久经战火锻炼的秘密政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可能比其他的合法政党对群众发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秘密政党对普列韦之流先生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会因为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的任何严厉措施而无所适从，而合法政党只能“黄口小儿般幼稚地”走上“严格的立宪道路”。 已经入党的和没有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将有很多取胜的机会。同劳动派结成联盟或提出共同名单，对于能否在农村这些选举阶段获胜，根本无关紧要。一方面，这里的选举单位太小，另一方面，真正入党的或多少接近党的劳动派将为数很少。社会民主党人有严格的党性，他们绝对服从党，这个党能够年复一年地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到拥有各个民族党员10—15万人，它是在第一届杜马中派出党团的最左政党之一。在所有那些不是害怕进行坚决斗争，而是一心想进行坚决斗争、但又不完全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害怕承担发起的责任、害怕公开开展活动的人的心目中，这种党性将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和保证。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利用这种严格的、“秘密的”党性的有利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用任何一种固定的联盟来哪怕是削弱它一点点。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也是党的、而且也是坚决无情地革命的竞争者，只能是社会革命党。但是，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可以在真正保持党性的基础上在农村第一级选举时同他们结成联盟，因为只要实际地和具体地考虑一下农村的选举条件，就足以相信这一点。［注：社会革命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完全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活动，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杜马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和大学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假托非党的劳动派，或同他们联合起来较为有利。］既然非党的革命农民将无意于只同一个政党联合行动，那对我们从各方面来说，还是以我们所希望的保持严格党性的方针去影响他们较为有利。联盟的非党性和鼓动工作的非党性不会束缚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农民从来不会排除他们，而统一代表大会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专门决议又容许他们参加非党的革命联盟。由此可见，我们既能保持自己的党性，彻底坚持党性，并从党性中吸取全部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益处，同时又能完全适应在非党的革命农民中进行工作，在非党的革命团体、小组、会议中进行工作，借助于非党的革命联系进行工作等等。如果不同在组织上只包括很少很少一部分革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结成一种会限制和束缚我们严格的党性的联盟，我们就能更广泛更自由地既利用我们党的立场，又利用在非党的“劳动派”中进行工作的一切好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有时初选人的选举实际上大抵等于第一级选举），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选举协议的必要。政治立场明确的、适于当十户代表和初选人的候选人，其百分比是很小的，因此得到农民信任和尊敬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真正的候选资格都是不能想象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人人都有希望当选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根本不需要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 而在初选人大会上，就已经可以根据初步的并能预先决定选举全局的确切战果来行动了。这时，可能而且必须缔结的……当然不是联盟，不是紧密的固定的协议，而是分配席位的局部协议。这时，尤其在选举杜马代表的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应当联合劳动派打垮立宪民主党，联合社会革命党打垮人民社会党，等等。 六总之，对现行选举制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尤其不合适，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农村，在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结成联盟也既不合适，也完全没有必要。县初选人大会和省复选人大会则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这时，也就是说，在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并不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违反党性，因为争取群众的斗争已经结束，无需再为此在人民面前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或者哪怕是容许）非党性，不会因此而使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独立政策有丝毫模糊的危险。［注：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也有区别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协议的经验。法国的参议员选举是二级的：先由选民选举省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参议员。革命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盖得派[79]从来不容许在初级阶段达成任何协议和提出任何共同名单，只容许在高级阶段，即在省复选人大会上分配席位时达成局部协议。机会主义者饶勒斯派[80]则主张在初级阶段也达成协议。］ 现在我们先从形式方面，即所谓数目字方面来看一看在高级阶段的这些局部选举协议将是怎样一种协议。 我们就拿大略的百分比来说，即各政党在每100个复选人中能分配到多少复选人（和初选人，——在以后的叙述中也都意味着包括初选人）。要在复选人大会上当选，一个候选人必须在100票中至少得到51票。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策略总规则是：必须竭力把这个数目的最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或最受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复选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战胜其他复选人，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和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当选。［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谈的纯粹是各政党的而且仅仅是各政党的复选人的分配情况。实际上当然还会有许多非党复选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弄清一切复选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的政治面目，并且要善于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多数”和社会民主党最满意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关于区分各政党倾向性的基本标志，我们将在下面来谈。］ 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规则。假定100个复选人中，黑帮占49人，立宪民主党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了全部通过杜马代表的共同名单，就必须达成局部协议。共同名单当然要根据复选人数目按比例分配杜马席位（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可能取得全省杜马代表名额的1/5，即10个名额中取得2个；立宪民主党可能取得4/5，即10个名额取得8个）。假定在复选人中，立宪民主党占49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那么我们就应当竭力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打垮立宪民主党，使自己争得五分之一的代表名额，使劳动派争得五分之四的代表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可能检验劳动派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们是同意同立宪民主党完全断绝关系，并且同工人政党的复选人一起打垮立宪民主党，还是想“挽救”某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还可能不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够并且应当用实际例子向全体人民证明和表明，某些小资产者倾向于君主派资产阶级或倾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程度如何了。 在后一个例子中，对劳动派来说，有明显好处的是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样他们就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5，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9。因此，更有趣的是相反的情况：立宪民主党占11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49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好处会推动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时他们就会说：“我们”将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杜马席位。要在原则上忠实于民主主义，忠实于真正劳动群众的利益，就无疑应当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哪怕牺牲几个杜马席位也在所不惜。无产阶级的代表应当精心考虑诸如此类的一切情况，向复选人和全体人民（必须公布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的协议结果，使大家都能知道）说明这些选举算术的原则意义。 其次，在后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明显的好处和原则上的考虑，都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分化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以51票打垮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其他革命性较差的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2个社会革命党人和38个人民社会党人，那我们就有可能检验社会革命党人对民主主义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忠实到什么程度，我们会提出：拥护共和主义民主派，反对容许君主制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容许赎买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主张全民武装的人，反对容许常备军的人民社会党人。然后我们就能看出社会革命党人选择谁：是选择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注：这是《觉悟的俄罗斯》文集[81]对人民社会党人的称呼。顺便说说，《觉悟的俄罗斯》文集的第1集和第2集使我们非常满意。切尔诺夫、瓦季莫夫等先生出色地既打垮了彼舍霍诺夫又打垮了塔格—因。特别好的是，以商品生产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驳斥了塔格—因。］呢，还是选择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我们便触及到这种选举算术的原则政策方面和意义。在这里，我们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捍卫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和复选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应当回避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严格的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和立场。但是，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作用，一味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单只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时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其他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此，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好准备，是每一个参加选举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的主要的义务。 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把各政党和各政党的细小差别区别开来（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也这样做，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但并不是不无益处的实际工作。在这件工作上，生活也将检验社会民主工党所关心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的右翼，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极端机会主义者起，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温和机会主义者止，异口同声地抹杀和歪曲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看来，他们没有觉察到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劳动派分为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倾向于这派或那派的人。当然，第一届杜马和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无疑要求人们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后者的民主主义是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必定会更明显、更精确、更充分、更广泛地证明和表明这一点。正如我们力图举例说明的那样，选举运动本身一定能教会社会民主党人正确区别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并且将用事实驳倒，或者更确切些说，排除那种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或者至少是它的重要代表的极端错误的见解。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 同时，当前俄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自由问题和土地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会被提出来。在这两个为全体群众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既应当强调纯社会主义的宣传，分清小业主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应当强调为影响人民而斗争的各政党的区别。黑帮，包括十月党人，反对自由，反对把土地交给人民。他们想用暴力、贿赂和欺骗来制止革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人，也竭力想通过一系列让步来制止革命。它既不想给人民全部自由，也不想给人民全部土地。它想通过赎买和不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以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劳动派，即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想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但是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时不坚决，不自觉，缺乏信心，他们常常在社会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他们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辩护，并把这种领导权上升为理论）和那种似乎能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实行平均化的空想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彻底坚持无产阶级的观点，从农民的革命自觉中清除掉人民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清除掉那种抹杀当代革命真正迫切的任务的空想主义。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样，只有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才能真正地、迅速地、大胆地、自由地、普遍地着手解决整个文明人类的基本任务：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 所以在选举运动中，在政党之间达成局部协议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斗争手段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立宪会议，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害怕立宪会议。我们要问自由派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打算坚持并独立实行哪些措施，以便使任何人都不能象“对待”“第一届”代表那样对待人民代表。我们要提醒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对去年10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采取了卑鄙的背叛态度，并且要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这一点。我们要问所有一切的候选人：他们是不是打算使自己的全部杜马活动完全服从杜马外的斗争的利益，完全服从争取土地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人民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利用选举运动来组织革命，即组织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就是应当设法纳入整个选举运动，包括纳入同其他政党达成局部协议的工作的积极内容。 七我们来总结一下。 保持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总策略的出发点。 只有在极端必要和专门限定的条件下，才可以不按照这个总原则行事。 俄国选举制度的特点和绝大多数居民群众即农民中的政治划分的特点，不会在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大城市选举复选人，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产生这种极端必要性。在大城市里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里的选举重要的完全不是杜马代表的数目，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广泛、最集中和按自己整个地位“最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居民阶层面前开展的活动。 在农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在政治上的不定型，居民的分散和稀少以及选举的外部条件，都使得非党的（和非党的革命的）组织、团体、小组、会议、观点和倾向得到特别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在初级阶段结成联盟是完全不需要的。最正确最合适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各方面都能保持严格的党性。 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同革命农民结成联盟的这个总原则，要求我们承认只能在选举的高级阶段，即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达成局部协议（如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对付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内部的政治划分的特点也要求这样处理问题。 在达成所有这些局部协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严格根据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的程度来区别它们，弄清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的任务方面，以及在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独立口号，将是选举运动和局部协议的思想政治内容。 这本小册子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出版之前。在这号报纸以前，我们党有充分理由期待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绝不会赞同在第一级选举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社会党人所不能容许的协议。我们应当这样考虑，因为象尔·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有威信的孟什维克都坚决反对在第一级选举时达成任何协议，他不但在《同志报》上表示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就准备选举运动问题给各级组织的信（马尔托夫的信）中也表示反对。 现在看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转到切列万宁那边去了，或者至少是动摇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的社论容许在第一级选举时结成联盟，而且没有说清究竟可以同哪些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今天（10月31日），为了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而转到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去的普列汉诺夫写的一封信向大家表明，中央委员会是受了谁的影响而动摇了的。普列汉诺夫照例以先知的姿态来一番预言，放一通陈词滥调，完全回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大概是出于向庇护了他的资产阶级报纸讨好吧），他甚至不想触及一下具体的资料和论据。 难道来自日内瓦的这一声“吆喝”就足以使中央委员会从马尔托夫那边滚到……切列万宁那边去吗？ 难道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任何协议的决定将要遭到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破坏吗？ 社会民主党的同心协力的选举运动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在第一级选举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会瓦解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正在受到这种威胁。 愿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团结起来，向机会主义的混乱和动摇无情地宣战！
注释： [73]《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这本小册子于1906年10月下半月写成，11月由前进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1912年6月，小册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警察发现。同年沙皇政府的出版委员会和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予以没收和销毁。1913年1月30日（2月12日），留存的小册子在彼得堡市政府印刷所里被销毁。——72。 [74]《眼睛报》（《Око》）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6年8月6日（19日）—10月31日（11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的前身是依次接替出版的《俄罗斯报》、《评论报》和《二十世纪报》。——72。 [75]指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失败。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主要是该党外省组织的代表）在大会上提出的维护《维堡宣言》的决议案，被代表大会否决。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54。——76。 [76]指载于1906年9月28日（10月11日）《同志报》第73号上的Ｂ．Ｋ．哥卢别夫的文章《论立宪民主党的任务》。文章说，立宪民主党是“将军多而士兵和教官少”。——77。 [77]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77。 [78]此处和本卷第82页脚注中的《立宪民主党通报》都是指《人民自由党通报》。 《人民自由党通报》（《Вестник Партии Народной свободы》）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周刊），根据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06年2月22日（3月7日）在彼得堡创刊。该刊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编辑兼出版者是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弗·德·纳波柯夫。该刊于1908年2月3日（16日）停刊，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复刊，十月革命后被查封。——81。 [79]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85。 [80]饶勒斯派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分子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分子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分子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85。 [81]《觉悟的俄罗斯》（《Соэнатель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文集，由维·米·切尔诺夫主编，于1906年秋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集。从第3集起，刊名下添加了《当代问题文集》的字样。——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