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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4卷 谈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 （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专制制度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也会波及自由主义反对派。一旦无产阶级沉默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当然也不会放过掐死立宪民主党的机会。它现在掐住了和平革新党的脖子。它现在甚至对待十月党也不会特别仁慈。如果说由于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甚至连勃朗宁手枪的啪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会暂时平静下来，“举起手来！”这种传统的喊声再也听不见了，——那么，这当然丝毫也保证不了立宪民主党和和平革新党终究会获得渴望已久的、进行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宁静。 本来可以认为，疯狂的反动派会把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集团远远地抛到左边去。解散杜马彻底打破了立宪幻想。没有一个《同志报》或《首都邮报》[52]的撰稿人现在不了解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地方全部，首都大部）被查禁，代表大会被取缔，党的合法化被拒绝，所有在维堡宣言[53]上签名的人都被送交法庭受审，看来，这一切一定会迫使立宪民主党打消组织社会舆论的主张，而最终采取组织社会力量的主张。其次可以认为，如果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不毅然决然地转入地下，那么地方的队伍就会立刻离开这些领袖。 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54]表明，以上估计是错误的，起码现在是这样。代表大会批准了，诚然是不很乐意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原地踏步”的政策，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寸步不前”的政策。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社会力量的决议，然而是一项非常空洞的决议。这项决议决不会使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甚至根本没有指出为了什么事业并通过什么事业这些力量能够而且应当组织起来。代表大会通过了，诚然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著名的策略决议第4条，这一条提出，党要对人民基层中自发增长的、由维堡宣言号召的消极抵抗进行消极抵抗。代表大会是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大会而结束的。 无疑地，情况本来就应当如此。立宪民主党分裂的时刻还未到来。如果说阶级矛盾已经无可挽回地使大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挤进了公开反革命的圈子，那么这些阶级矛盾还没有来得及分化在选举时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目前还没有客观迹象表明，小市民的外省到处已经笼罩着古契柯夫型的“刽子手人道主义者”所无法摆脱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心理。 这种分化正在飞速发展。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然自己也不能肯定，他们建立的庞杂的“人民自由”联盟能经受得住日益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考验。 毫无疑问，俄国革命会有一个注定的极限，超越极限，这个联盟的分裂就绝对不可避免。当无产阶级－农民起义的漩涡把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城市中等资产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彻底卷进来的时候，这个极限就会达到而且会被超越。那时，也只有那时，庞大的立宪民主党联盟中真正剩下的就只是有产的中等资产阶级了，毫无疑问，这些中等资产阶级最终注定要同古契柯夫先生一样产生资产阶级恐惧心理的。那时，民族革命的幽灵就会消逝，这个幽灵现在还相当强大，它妨碍很多人对俄国革命中阶级矛盾的真正巨大的创造性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到达这一极限时，建立在组织社会舆论基础上的庞大的政党就会变成早就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所有真正参加群众运动的人，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会把那种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巨大的创造性的作用归结为一种力量，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力量。没有这种巨大的作用，要真正完成革命当然是不可设想的。但是，在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我们斗争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预言家也可以正确无误地预言，待到我们经历新的革命高潮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立宪民主党人是分享革命果实的“法定”参与者，仅此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些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在客观上是正确的，他们后来认为维堡宣言是头脑发热而犯的错误，因为这个宣言直接号召采取消极抵抗策略。因为在目前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不直接转化为积极进攻的群众性的消极抵抗。司徒卢威先生说，这种文明的斗争方法（请看，同纯粹革命的进攻的方法完全相反）只能用来对付文明的立宪政府，这话他到说得很对。只要群众性的抗税和群众性的拒绝当兵的迹象一露头，斯托雷平党徒就会出动自己的讨伐队，这一点谁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而那时，居民拿起武器转入自卫，转入积极进攻，谁又能阴止得了呢？ 维堡宣言即使按照在它签字时的纯粹立宪民主党的解释，最多也不过是用转入进攻来威胁一下政府，根本不是什么实际行动口号。外省的立宪民主党人竟把这个宣言当作实际行动口号，米留可夫之流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些人政治上的幼稚是无须负责的。宣言在外省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被吓倒的报刊对于这种遭遇谈得很少、很含糊，但是我们觉得，报刊所谈的情况表明，“人民自由”党作为一个政党，正在加紧运用这个宣言所宣布的消极抵抗的原则来反对宣言本身。既然如此，代表大会就只能巩固立宪民主党的这种立场。代表大会中少数反对这样做的人叫嚷一阵子之后终于也屈服了并且留在党内。 然而，从我国各地每天都传来消息，说消极抵抗的主张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响应。抗税、拒绝当兵、抵制当局等开始成为真正实际行动口号了。谁也不会闭眼不看这个运动发展过程中在组织上存在着大漏洞。谁也不会否认运动中产生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混乱将建立起秩序——革命秩序，而革命秩序是混乱的、自发的人民爆发的最高阶段。现在，在战地法庭宪制的高压之下，人民群众的满腔仇恨不会不爆发出来，而且确实此起彼伏地以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爆发出来了。我们没有材料据以正确无误地预言，在招兵和征税时会爆发全民起义，哪怕是采取纯粹消极抵抗的形式，不过出现这种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立宪民主党人及时地躲到一边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借他们党中央委员梯尔柯娃女士之口宣称：“良心不允许作这种危险的实验。” 但是，拿良心作借口当然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即使日益迫近的事变以数学般的精确性表明人民革命胜利在望，立宪民主党的领导集团也不会用另外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立宪民主党过去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同大暴行制造者谈判大臣职位，则是立宪民主党历史上登峰造极的行为；这种谈判对立宪民主党来说，客观上要比维堡宣言典型得多。他们党的最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格列杰斯库尔教授最明确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言语报》第180号），他说：“我们曾同我国人民在一起，我们参与了他们的疾风暴雨的行动。”但那是“蓬勃、热情的少年”时期，现在则是“顽强、坚毅的成熟”时期了。这个成熟时期的支柱就是选举运动，就是杜马用政纲形式提出来的对沙皇演说的答词。 立宪民主党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不可能参与人民的“疾风暴雨的行动”，尊敬的教授不过是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但是，立宪民主党就其代表大会来说，还没有向右转。它原地未动。只是在革命危机有可能变成纯议会危机的情况下，它才仍旧打算参与目前的革命危机。 我们只能欢迎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方面表现的那种清楚明确的态度。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当然只能使那些认为维堡宣言是立宪民主党“向左转的开始”，是俄国革命具有全民族性质的明显标志的人大失所望了。 代表大会宣称，它认为革命仅仅是议会斗争，这就在广大民主派面前直截了当地提出公开争取政权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全部进程表明，民主派将不会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回答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着一旦作出回答，就要使城市贫民和农村贫苦农民恰恰是把它，把社会民主党看作自己在革命时期中的当然领导者。
注释： [52]《首都邮报》（《Столичная Почта》）是俄国的一家日报，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1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38。 [53]《维堡宣言》即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在杜马被解散后发表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Ｃ．д．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Ｃ．и．邦达列夫）修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但是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 1906年7月16日（20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38。 [54]指立宪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1906年9月24—28日（10月7—11日）在芬兰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大会主要讨论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对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的活动表示赞同。大会以89票对53票通过了反对实行《维堡宣言》的决议。——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