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0卷 倒退的第三步 （1905年6月20日〔7月3日〕）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全体同志可以了解到对所谓少数派或新火星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应当抱什么态度。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同“经济主义”残余进行思想斗争，也认为少数派拥护者在承认党的代表大会和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加入党的组织。既然这个条件不具备，“少数派”所有的团体就应当都被看作党外的组织，而且，经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酌定，根据同崩得等达成协议的原则，同这些团体达成实际协议自然是可以允许的。 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的国外部分，我们目前只能向同志们报道一些消息。代表大会一结束，中央委员会便写信给“同盟”，也写信给党的技术部门和会计处负责人，要求“同盟”表明自己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态度，要求党的技术部门和会计处负责人把党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回信一封也没有。新火星派并不反对以全党的名义利用党的印刷所和仓库，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外各方面寄来的钱，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向党报告党的财产使用情况和党的资金开支的情况。我们认为对这种行为加以评论是多余的。 我们在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无产者报》第1号［注：见本卷第207—209页。——编者注］）中曾表示一种愿望：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至少要尽快把自己的内部组织得更完整些，这样将便于达成单独的协议，将来实行统一的道路也比较明确。很遗憾，我们的这种愿望也几乎是实现不了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的决议现在公布出来了（见《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本极有趣的小册子即《火星报》第100号附刊和《火星报》第100号）。我们建议一切党组织务必读一读这本小册子，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进行思想斗争的最好不过的材料。这些决议暴露出少数派连组织自己的拥护者也毫无办法了。他们甚至不能召集自己单独的代表会议：他们的代表会议是我们，即通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召集的。少数派组织的代表是受他们所属组织的委托前来开代表大会的，但结果却来开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取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代表会议不能成其为代表大会，它的决议是咨议性会议的决议，须经每个组织批准。既没有出席代表会议的全部名单，也没有记录。因此，少数派组织对承认这个或那个决议的问题只能表示一下可否。由此可见，表决是在不能改动各个决议全文和投票者不了解讨论各个决议的全部进程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批准一个决议的这一部分和取消另一部分时，表决票都可能分散，这些表决票该怎样计算，只有天知道。这是波拿巴主义的全民投票原则，它同国际社会民主党通用的民主代表制原则正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选举产生并负责报告工作的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协商和决定问题。在他们那里，代表和来宾协商和提出建议，而享有全权的组织则是在事后说一声是或不。要瓦解社会民主党人，很难设想有什么比这种制度更合适的了。实际上，这个全民投票制度总是蜕变成一出滑稽剧。 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13条，真可说是件宝贝。党的六层楼的大厦从下到上的顺序是：（1）领导集体，（2）委员会，（3）区域代表大会，（4）区域委员会，（5）代表会议，（6）执行委员会。一般说来，下一级组织选举上一级组织。但是决定领导集体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不是选举原则，而是新火星派所认为的“协商”原则，或我们所认为的“混乱”原则。一方面，整个委员会同各区委员会以及“特殊居民阶层工作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进入领导集体。另一方面，“区委员会里也有一名委员会代表”！！一方面，一切重大决定都应当由领导集体作出，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下，委员会可以“在征求区委员会的意见之前〈！〉”独立行动。再一方面，“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区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如果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对委员会表示不信任，委员会就应“根据区域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的相互协商”进行改组。对其他党组织（包括区委员会）的权利和构成却毫无规定。关于党员的概念，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作过原则争论，现在完全被抛弃了！同一个组织或政党的成员之间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协议”的原则，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和现在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新火星派想给世界树立一个永垂不朽的样板：这两种原则可以在最“有诗意的”混乱中混用。不久前我们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这样的题词：“Weder Autoritatnoch Majoritat”，即“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多数”。这个原则近似于新火星派的组织－过程论。这份报纸就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无政府主义者报》[162]。 在中央机关（“统一全党工作的机关”）的选举中，新火星派不采取直接选举，而宁愿采取间接选举，即先选出复选人。执行委员会不是由领导集体的代表们直接选出来，而是通过四级选举选出来！为什么突然不喜欢直接选举了——天知道。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希望参议院实行普遍选举但非直接选举这个榜样对新火星派产生了影响呢？这个四级选举究竟将怎样进行，这也只有天知道，因为关于这一点“章程”中只字未提。 这个章程，我们还远没有把它的妙处说完，不言而喻，要信以为真是可笑的。它永远也不会被运用。六层的大马车，即使造得出来，也是动弹不了的。这个章程的意义不在实践上，而在原则上。这是对著名的“组织－过程”论作出的了不起的不可多得的说明。今后，甚至瞎子也应该看到，组织－过程就是破坏组织。过去孟什维克对自己的对手，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所建立的各个机关一直搞破坏。现在孟什维克又对自己的同志搞破坏。这真是把破坏奉为原则了。 孟什维克一开始便破坏了自己的章程，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他们根本无意于把俄国分成几个区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在批准委员会和各组织之前预先选出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章程上没有规定的组织委员会，并且赋予它以特殊使命！现在即使要同孟什维克达成临时的和局部的协议也难上加难，因为这个组织委员会没有任何正式的地位，因而它的措施也不可能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谁想同孟什维克打交道，那就要同它的各个组织，甚至同各位“先生”单独一一联系了，而后者可能会说“我们不允许！” 最后，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少数派的“章程”中丝毫没有提到党的机关报刊和党的书刊。机关报刊现在就有（《火星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63]），将来也会有，但是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却没有规定它们与党之间的任何联系。这是很奇怪的，但事实就是这样。著作家置身于党之外，党之上，没有任何监督，没有任何工作报告，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依存关系。这种情况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处于最糟糕的机会主义时期的情况相类似：党是党，著作家是著作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表会议作出以下的决定也许不是偶然的。关于党的（？）书刊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1）使组织委员会采取措施，增加党的著作家在合法报刊上为党的理论原则而斗争的机会。”孟什维克组织的原型大体上是这样的：这是一些不承担责任又“独立的”、缺少不了又代替不了的“党的著作家”集团。而在他们下面附设一个委员会，张罗着办……合法出版社！ 很难用认真的态度来谈这种类型的组织。革命愈临近，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公开说话的机会愈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愈严格遵守“党的著作家”对党绝对负责并依靠党的原则。 至于代表会议在策略方面的决议，那么它们出色地证实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和‘经济主义’一脉相承”的种种观点的声明，关于“缩小党的工作规模”的声明。至于决议文字上的马虎潦草，我们就不说了，这些决议倒更象是一些思考记要、格言、论断、笔记摘录。在这方面，只有《“解放社”的纲领》才能同代表会议的决议相匹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发布的明确指令，而是……几个党的著作家的试笔。 现在就看看这些决议的内容吧。关于起义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并没有对你们讲：起义已成为“必要”，不仅应当阐明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应当阐明“起义的具体组织方面”，应当为了这个目的“组织无产阶级”并“在必要时设立专门小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的。首先对你们讲的是：按规定日期准时起义并用秘密组织手段准备起义的可能性“被排除了”；然后你们读到，在扩大鼓动和组织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发的运动变成“有计划的起义”。而这种糊涂观念竟要充作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指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申并肯定了关于宣传鼓动，关于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等等的一切老道理，但是又补充了一项新任务：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阐明为自由而决战的新的斗争方法的“具体组织方面”。代表会议只是泛泛地谈论“准备起义”，只是泛泛地重弹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老调，不敢独立确定任何新任务，也不提出任何指导性口号，即必须从我们1902年起就谈到的一般的准备向具体的组织安排前进一步。同老“经济派”[164]一模一样。当新的政治斗争任务提上日程时，他们就贬低这些任务，把它们分成阶段，使它们从属于经济斗争的任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说，不仅要搞经济斗争，而且要搞最广泛最大胆的政治斗争。“经济派”回答说，政治鼓动的最好手段是经济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说，不仅要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不仅要说清楚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要建立专门小组，立即着手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武装无产阶级”。新火星派回答说，有计划的起义被排除了，应当扩大鼓动，巩固组织，为自发性向计划性的转化作好准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起义的时机才会来临”，“技术上的战斗准备才能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 在他们看来，起义的时机尚未“来临”！在他们看来，实际的准备还只是“才能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难道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尾巴主义？难道这不是在贬低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刻不容缓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见）任务吗？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向后倒退，从起义倒退到鼓动，象“经济派”从政治斗争倒退到同老板，同政府作经济斗争一样吗？请你们读一读《解放》第71期，看看司徒卢威先生是怎样从武装起义这个口号向后倒退的，看看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是怎样反驳起义的不可避免性的（第340页），他是怎样竭力贬低“革命的技术问题”的意义的，他是怎样指出“社会心理条件”来“深化”起义的口号的，他是怎样用“给群众灌输民主改革思想”的口号来代替这个口号的；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腐蚀影响有多深，它对谁有利。 另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是临时革命政府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得很明确。决议说明，要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只有起义取得完全胜利才能赢得共和国；必须由临时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以确保自由和合理的选举；必须为保卫革命成果作好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准备。代表大会的结论和指令是：应当向无产阶级讲清楚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应当要求这个政府办到明确地定下来的事情，即实现全部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从上面”行动）是允许的，参加的目的提得很清楚（同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参加的条件也提得很明确：形式条件是党的严格监督，物质条件即适宜参加的条件，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为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这些参加政府的条件，这些从上面施加压力的条件，是只有在革命时期才采取的新的特殊活动形式，此外，还指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的经常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形式和目的，即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武装的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施加压力的形式和目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对新的政治问题作了完满的回答，明确指出了新的斗争形式的意义，它们的目的，这个斗争的纲领，允许采用这些形式的条件。 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决议一开头便作了非常错误的论断，似乎“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决定性胜利”的标志，既可以是成立临时政府，“也可以是由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革命压力下决定提出筹备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不论起义是胜是败，不论是用革命手段召开真正的立宪会议，还是由沙皇搞一个不伦不类的人民代表机关，都可以而且应当对党作出策略上的指示。但是，把尚未具备获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事情叫作决定性胜利，那是搞乱革命意识，而不是指导革命意识。任何代表机关关于筹备立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还远不等于决定性胜利，就象说远不等于做一样，因为沙皇政权手中有权，能够不让言语变成行动。新火星派的决议同老“经济派”的论断一模一样：说什么工人的决定性胜利，既可以是由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是由政府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工人再从十小时工作制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 代表会议的决议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一无可置疑的论点，但是，对这个论点的解释却是狭隘的或错误的。它不提共和制的战斗口号，却给我们描写“消灭君主制度”的过程。它不指出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起义成功条件下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的“从上面”斗争的新方式的条件和任务，却向我们提出“仍然做极端革命的反对派政党”的论点。这个论点对议会斗争来说好得很，对从下面行动来说好得很，但是用在起义时期就非常不恰当。在这样的时期，“反对派”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政府，而代表会议却未能就这个问题提出指导性口号。 代表会议的决议允许在个别城市和个别地区局部地和短暂地“夺取政权”，这就背弃了新《火星报》定下的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就是米勒兰主义等等这条“原则”。局部的和短暂的背叛并非不是背叛。但是，把任务限制在个别城市或个别地区是解决不了任务的，只不过是把注意力分散和把问题化小从而把问题搞乱罢了。最后，代表会议决议中的“革命公社”这个口号，模糊不清，简直无异于一句空话，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不同的。 新火星派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整个决议和他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毛病是一样的，就是不善于确定当前新的策略任务，老调重弹，不号召前进，不给先进阶级提出民主革命的指导性口号，贬低这个阶级的任务，缩小它的活动规模，轻视它的革命热忱和革命能量。这个错误的策略路线的政治倾向，就是新火星派向解放派靠近，把在民主主义变革中的领导作用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简单附属品。 代表会议的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决议也有上述基本缺点。例如，不提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提为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鼓动这个不合时宜的旧口号。不提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只建议向立宪会议提出成立这些委员会的要求。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提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不完备性进行斗争，这些特性在哪里表现出来，就在哪里进行斗争（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的口号，反而重犯斯塔罗韦尔的错误，追求虚幻的任务：寻找“石蕊试纸”，列出“项目”，资产阶级民主派完成了这些项目，就可以被称作人民的忠实朋友。新火星派决议中的“项目”，当然是一下子列不完全的。共和国的口号就没有。由此可见，类似“俄国解放联盟”（《无产者报》第4号［注：见本卷第265—276页。——编者注］）这样的民主主义团体倒可以划入这些“项目”了，虽然用来对付解放派在这个团体中占优势的任何保障实际上并不存在。 不言而喻，在一篇报纸的文章里我们只能大体上粗线条地勾画出新火星派表现在代表会议决议中的整个策略路线的基本错误。他们的“组织－过程”论倒不用认真对待，但是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倾向对一个政党来说却要认真对待，而且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在一本专门的小册子里[165]详细分析这些倾向，这本小册子已付印，不久即将问世。
注释： [162]《无政府主义者报》（《Der Anarchist》）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每月出两次），1903—1907年在柏林出版。——301。 [16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孟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04年10月1日（14日）—1905年10月14日（27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的主编是费·伊·唐恩。——303。 [164]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他们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304。 [165]专门的小册子是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