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9卷 旅顺口的陷落[85] （1905年1月11〔14日〕） “旅顺口投降了。
欧洲一家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报纸[86]这样描述了对事件的直接印象。应当承认，这家报纸不仅清晰地表达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情绪，它的话也反映了旧世界资产阶级的真实的阶级本能；旧世界资产阶级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成就感到惶恐不安，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感到惊慌失措。难怪就连没有参战的欧洲资产阶级也感到受了屈辱和沮丧。它如此习惯于把俄国的精神力量和欧洲宪兵的军事力量等同看待。在它看来，年轻的俄罗斯种族的声望与无比强大的、坚定不移地保护着现代“秩序”的沙皇政权的声望是紧密相连的。难怪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居于支配地位和发号施令的俄国的灾难是“可怕的”，因为这一场灾难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大大加快，而资产阶级十分清楚地知道，它根据痛苦的经验知道，这种加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加速。西欧资产阶级在长期停滞的环境中，在“强大的帝国”的庇护下曾感到十分安逸，可是现在突然有一种“神秘的，还很年轻的”力量竟来打破这种停滞和摧毁这些支柱。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昨天，通过电报传遍文明世界每个角落的这几个字，使人感到沮丧，使人感到一场巨大而可怕的灾难和不幸，这种感觉是难于用言语来表达的。强大帝国的精神力量在破灭，年轻的种族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示自己，它的声望就在日益低落。整个政治制度已被判决，一连串的奢望已被打断，巨大的努力已被摧毁。当然，旅顺口的陷落早在意料之中，人们早就在为自己开脱并说些老套话来安慰自己了。但是，明显而严峻的事实粉碎了全部编造的谎言。现在，要冲淡已经发生的崩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难以补救的失败使旧世界第一次遭到屈辱，打败它的是一个十分神秘的、看来还很年轻的、昨天才来追求文明的新世界。” 的确，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是，旅顺口的陷落为什么和在什么程度上是一场真正历史性的灾难呢？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事件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对日本人来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10年以前，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并为了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而联合起来。欧洲一直保护着旧世界已经确立的关系和特权，维护着它的优惠的权利，即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权利。日本夺回旅顺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俄国占据旅顺口6年，花了多少亿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被俄国收买和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的一切欧洲报纸都曾吹嘘这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军事评论家们说，就实力而论，旅顺口等于6个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一个小小的、一直被人瞧不起的日本，却在8个月之内占领了这个要塞，而在此以前英国和法国为了攻克一个塞瓦斯托波尔，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军事上的打击是不可挽救的。关于制海权问题——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起初并不比日本舰队弱的（如果不是较强的话）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了。舰队作战的基地也被人夺走，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在白白地花费了好几百万以后，在威武的装甲舰大败英国渔船以后，只好又可耻地开了回来。据估计，俄国仅在舰队方面的物质损失，即达3亿卢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失了上万名优秀的海军人员，损失了整整一个陆军集团军。许多欧洲报纸现在正在竭力冲淡这些损失的意义，它们在这方面的热心努力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它们甚至说库罗帕特金现在“轻松了”，“用不着”再为旅顺口操心了！俄国军队也用不着再去管整整一个集团军了。据最近英国的统计材料，被俘者达48000人，在金州和在要塞本身的会战中被打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日本人完全占领了整个辽东，获得了能影响朝鲜、中国和满洲的无比重要的据点，腾出了拥有8—10万人的配备有庞大的重炮队的经过锻炼的军队来对付库罗帕特金。这支重炮队开抵沙河，将使日军对俄军的主力居于压倒的优势。 据国外报纸报道，专制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作战，并给库罗帕特金派去20万人的军队。很可能战争还要拖延很久，但战争胜利无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而一切拖延只会加重俄国人民由于容忍专制制度的宰割而带来的无数灾难。在此以前，日本人在每一次大的会战以后总是比俄国人更迅速而且更扎实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现在，他们在争得了全部制海权和全歼了俄国的一个集团军以后，就能够比俄国人多派出一倍的援军。在此以前，日本人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俄国的将军们，尽管他们的大部分精锐炮兵当时已用于围攻要塞。日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充分集中起来，而俄国人却不仅要为萨哈林岛［注：即库页岛。——编者注］担心，而且要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担心。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最好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靠被征服地区的资财和靠中国的帮助来供养军队。而俄国人却愈来愈只能靠从俄国运去的物资接济，由于无法运送足够数量的物资，库罗帕特金很快就不能进一步扩充军队了。 但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帮会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据涅米罗维奇－丹琴科证明，甚至库罗帕特金也开始懂得，这个道理不是光写在纸上的。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因此，战争的伟大属性现在表明得特别明显，这就是在事实上，在千百万人的面前揭露出一向只有少数觉悟的人才明白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不一致。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证实，这就使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专制制度的人，以至知道这一点但却一心一意维护专制制度的人，都愈来愈感到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了。一旦人民不得不在实际上以自己的鲜血为专制制度付出代价，专制制度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吏和巨头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为代价。 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就已开始暴露出来，现在它们将更加广泛地更加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87]——所有大大小小的阿列克谢耶夫都这样说，他们没有想到，而且也不相信洪水真的就要来到了。将军们和统帅们原来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根据英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权威性论断（载于《泰晤士报》[88]），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军和陆军战略基本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很不开展、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在现代战争中同进步的民族发生冲突时，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才。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陆海军士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使用射速快口径小的步枪和速射炮的时代，在舰船上装有复杂的技术设备、陆战中采用散开队形的时代，任何耐力、任何体力以及任何多数人密集在一起的战斗阵势，都不能造成优势。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原来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了按照现代最新要求组织军事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而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3章。——编者注］——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写照。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 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战争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不可避免和无法排除的伴侣的无情敌人，它不能闭眼不看击溃了专制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制度的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历史上进步的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以区别的责任。因此，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彻底和最坚决的代表，如法国的茹尔·盖得和英国的海德门，都直率地表示他们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俄国，不用说，有些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思想混乱。《革命俄国报》[89]谴责盖得和海德门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拥护工人的、人民的日本，而不能拥护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谴责十分荒谬，正象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承认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比主张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进步而受到的谴责一样。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当然是我们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懂得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新《火星报》也不能不表现出混乱。起初它大谈不管什么样的和平。后来，当饶勒斯清楚地表明，拥护一切和平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时候，新《火星报》才急忙“进行纠正”。现在它又发表庸俗的议论，说什么借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是如何不恰当，说什么“不论”专制制度是胜是败，战争总是灾难。 不是这样。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这一事业从这次使欧洲所有的旧制度维护者感到恐惧的军事破产中得到很多好处。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断地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同时要永远牢记，只要阶级统治还存在，战争就不会消除。饶勒斯之流的庸俗的和平辞藻，对被压迫阶级毫无用处，被压迫阶级对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的资产阶级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它正在竭尽全力来推翻一切资产阶级，因为它知道，就是在“和平的”资产阶级剥削时期，人民的灾难也是无穷的。但是，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和半农奴制度相比，自由竞争是有进步性的。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在宣传当中应当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严格区分开来，我们应当经常指出俄国工人被迫参加的这个历史性的战争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这场战争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它每延续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难怪最沉着、最冷静的欧洲资产阶级这样惊慌失措，它满心赞同俄国专制制度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但害怕俄国革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因为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 一家冷静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90]写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在俄国爆发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论据为这种见解辩护。例如说俄国农民不爱动，俄国农民笃信沙皇，依赖僧侣。又说，极端不满分子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可能举行叛乱（小规模的爆发）和进行恐怖性的谋杀，但决不能掀起总起义。他们对我们说，广大的不满的群众缺乏组织和武器，而最主要的是缺乏冒生命危险的决心。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大约只是在30岁以前具有革命情绪，以后他们搞到一官半职，就舒适安逸地生活起来，于是很大一部分激烈分子就变为平庸的官吏。”但现在，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许多迹象证明要发生巨大的变革。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已经不光是革命者，而且还有那些全无“狂热”的、现存制度的坚实柱石，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写给内务大臣的信现在正被所有的国外报刊转载[91]。“害怕俄国革命看来是有实际根据的。不错，谁也不认为俄国农民会拿起木叉去为宪法而斗争。但难道革命是在农村里发生的吗？在现代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早已是大城市了。在俄国，风潮正是在城市里掀起的，它正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涌动。谁也不敢预言结果将会怎样，但是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发生的人在日益减少，这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革命爆发，被远东战争削弱了的专制制度是否能对付得了，那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是的，专制制度是被削弱了。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普遍相信革命就已经是革命的开始。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的军事冒险促进革命的继续发展。俄国的无产阶级将致力于支持和扩大重要的革命冲击。
注释： [85]本卷《附录》中收载了《旅顺口的陷落》一文的提纲（见第367—369页）。这篇文章的其他准备材料——外国和俄国报刊摘录——载于《列宁文稿》第11卷第632—641页。——134。 [86]指《比利时独立报》。上文引自该报1904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报纸，自由派机关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1940年停刊。——134。 [87]“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138。 [88]《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38。 [89]《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139。 [90]指《福斯报》。此处摘自该报1905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141。 [91]指1904年12月15日（28日）莫斯科省贵族代表Л．Ｈ．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尔克－米尔斯基的信。这封信刊登于1904年12月18日（31日）《解放》杂志第62期。特鲁别茨科伊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情况时写道：“目前发生的事件不是暴乱，而是革命；与此同时，俄国人民正被卷入这场革命……”——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