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9卷 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49] （1904年10月30日和11月8日〔11月12日和21日〕之间） 仅供党员阅读 刚刚发表了一封由《火星报》编辑部签署的给各党组织的信（“供党员阅读”）。编辑部声称，俄国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具备立宪的条件，并且详细叙述了“政治运动”的整个计划，即影响请求立宪的我国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的整个计划。在分析新《火星报》的这个颇有教益的计划之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是怎样提出对我国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的态度问题的。谁都知道，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出现，“经济派”和革命派之间就展开了斗争。“经济派”竟完全否认俄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忽视无产阶级影响反政府的社会阶层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又缩小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范围，有意无意地让社会上的自由派分子起政治领导作用，而让工人“同业主和政府进行经济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在旧《火星报》上同这种倾向进行了斗争。这个斗争分为两大时期：自由派的机关刊物《解放》出版以前的时期和它出版以后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们主要是抨击经济派的狭隘性，“促使”他们注意他们没有觉察到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的事实，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展开全面政治活动的任务，无产阶级影响一切社会阶层的任务，以及它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队的任务。目前，新《火星报》的拥护者们愈是粗暴地歪曲这一时期（见《火星报》编辑部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我们的政治任务》），愈是利用今天的青年对我国运动不久前的历史不熟悉的情况，就愈应当和愈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一时期和它的基本特点。 《解放》出版以后，旧《火星报》斗争的第二个时期就开始了。当自由派有了独立的机关刊物，提出了单独政纲的时候，无产阶级影响“社会人士”的任务自然也就改变了：这时，工人民主派就不能只限于“震动”自由主义民主派，激发他们的反政府精神，而主要是应该对自由派在政治立场上明显暴露出来的不彻底性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影响自由派的方式，就是经常指出自由派先生们的政治抗议是不彻底的和远远不够的（只要援引一下《曙光》对司徒卢威先生为维特记事写的序言的批判［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以及《火星报》的许多文章就够了）。 在快要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对公开进行活动的自由派的这种新的态度已经表示得相当明显，相当肯定了，甚至再没有人会产生俄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反政府运动应不应该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和什么样的支持）的问题了。问题只是如何表述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里，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旧《火星报》的观点在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决议中，比在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含糊不清的决议[50]中，表述得要明确得多：前者着重指出了自由派的《解放》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性质，后者一方面极力要（完全不合时宜地）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不现实的、自由派显然不能履行的协议条件。 一现在，我们来谈谈新《火星报》的计划。编辑部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有关自由主义民主派的不坚定性和不彻底性问题以及有关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问题的全部材料，而且应当“根据我们党纲的原则要求”来利用。“但是，——编辑部继续写道——在同专制制度斗争的范围内，也就是在目前阶段，我们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是由下述任务决定的：使他们增加勇气，使他们赞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将要提出的〈？还是已经提出的？〉要求。”我们把这段怪论的几个特别奇怪的字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确，把批评不彻底性和分析利益的敌对性同提出任务，要使他们增加勇气，使他们赞同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两方面对立起来，又怎能说不奇怪呢？我们不对自由主义民主派在民主问题上的不彻底性进行无情的评论和严厉的批判，又怎能使他们增加勇气呢？既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打算以民主派的身分出现，而且不得不以这样的身分出现，他们就必然力求依靠尽量广泛的人民群众。这种要求必定产生如下矛盾：人民群众愈是广泛，他们中间要求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彻底民主化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的代表就愈多，而这种民主化势必摧毁任何资产阶级统治的极重要的支柱（君主制、常备军、官僚制度）。资产阶级民主派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因此，他们按其本性来说必定是不坚定和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批评这种不彻底性来不断推动自由派，使愈来愈多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还有一部分小资产者，脱离自由主义民主派而转到工人民主派方面来。怎么能说，我们应当批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但是（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又是由使他们增加勇气这一任务决定的呢？这显然是思想混乱，这种混乱要么表明，它的制造者们在倒退，即回到自由派还没有公开进行活动，还需要启发他们、推动他们、促使他们发表意见的时期；要么表明，这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可以通过减少无产者的勇气来使自由派“增加勇气”。 不管这种思想多么古怪，但在编辑部的信的下面一段话中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但是——编辑部又有保留地声明说——如果我们抱定目的，要用有力的威吓手段，马上迫使地方自治机关或其他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在惊慌之下正式答应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那我们就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种策略会败坏社会民主党的名声，因为它会把我们整个政治运动变成反动派的杠杆。”（黑体是编辑部用的） 原来如此！当沙皇专制制度特别明显地摇摇欲坠，对它特别须要给以沉重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特别有效和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打击，而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给予这种打击的时候，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在那里唠叨起反动派的杠杆来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思想混乱，简直是庸俗。一个编辑部居然说出这样庸俗的话，为了谈到反动派的杠杆，竟特地编造了这样一套骇人听闻的鬼话。请想一想：有人竟在给社会民主党各党组织的信中，煞有介事地谈什么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和强迫他们在惊慌之下正式答应的策略！就是在俄国的高官显宦中间，在我们的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之[51]流中间，也难找到会相信这套吓人鬼话的这种政界黄口小儿。我国的革命者中间，有激烈的恐怖分子，亡命的暗杀分子，但就连最荒唐的暗杀主义者，到目前为止，看来都没有要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和引起……反对派惊慌。难道编辑部没有看到，它编造这套可笑的吓人鬼话，散布这些庸俗的论调，必然会引起误解和疑惑，会模糊意识，造成战斗的无产者的思想混乱吗？要知道，关于反动派的杠杆、关于败坏名声的威吓策略等言论不会飞到天空去，而是落到最适于莠草生长的特殊的俄国警察制度的土地上。现在确实到处都有人在讲反动派的杠杆，但讲这种话的是新时报[52]派。确实有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这个败坏名声的威吓策略，但这不是别人，正是胆小怕事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 就拿大学教授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来说。看来，他是个很有“教养”的，而且作为一个俄国合法的活动家来说，也是个很“勇敢的”自由派。然而，他在自由派的《法学》[53]（第39号）上，却大谈“内部危险”即极端派的危险，这真是庸俗！这才是真正感到惊慌的活生生的典型，这才是真正恐吓道地的自由派的鲜明例证。他们怕的当然不是《火星报》编辑们想象的计划，不是逼迫地方自治人士正式答应提出革命派的要求的计划（如果把这种计划告诉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他只会捧腹大笑），他们怕的是“极端”派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他们怕的是街头传单——无产阶级采取独立革命行动的先声，而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会罢休，不会放下武器的。这种恐惧不是由于荒谬可笑的吓人鬼话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实际性质产生的。这种恐惧是无法从资产阶级（个别人和个别团体当然不在此例）的心中消除的。正因为如此，新《火星报》谈论这个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败坏名声的策略，才使人听起来感到非常虚伪。害怕街头传单、害怕一切超出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措施的自由派先生们，永远都会害怕“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全民武装起义的号召。但觉悟的无产阶级会愤怒地驳斥这样一种想法，即以为我们可以抛弃这个口号和这个号召，以为我们总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的惊慌和恐惧来支配自己的活动。 就拿《新时报》来说。它以反动派的杠杆为主题唱出了多少美妙动听的曲调啊。第10285号（10月18日）的《札记》写道：“青年和反动……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然而，考虑不周的行动，冲动的热情，不管怎样也要立刻参与解决国家前途的愿望，——会把青年引进这个死胡同。近日来维堡监狱前的示威，随后首都中心区为某事举行示威的尝试，莫斯科200名大学生举着旗帜抗议战争的游行……可见，反动就是由此而来的……学生的学潮，青年的示威游行，这完全是捧场戏，是落到反动派手中的一张求之不得的王牌。对反动派来说，这真是一份可以利用的厚礼。不应该去送这份礼物，无须拆毁想象中的〈！！！〉栅栏：现在，门已打开〈也许是维堡监狱和其他监狱的门吧？〉，已完全打开了！” 这些论调用不着解释了。只要引证一下上述论调，就可以看出，现在谈反动派的杠杆有多么荒唐，因为现在全俄监狱没有一扇门为斗争的工人稍许打开，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作出任何一个能使无产阶级稍微感觉得到的让步，现在全部精力都应该用来准备同俄国人民的敌人进行真正的决定性的搏斗。当然，只要一想到这个搏斗，特鲁别茨科伊之流先生们和数以千计的“教养”较差的自由派先生们就会感到惊慌和恐惧。但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力量的状况，是人民的激愤和不满情绪的增长，是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直接进攻同一个自发的和自然发展的运动相结合的时机。 二上面谈到我们的编辑部编造的吓人鬼话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他们的论调还有一个特点。编辑部猛烈攻击那个败坏名声的策略，说它想逼迫地方自治人士“正式答应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除了上述种种荒谬言论以外，要自由主义民主派去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即工人民主派的要求，这个想法本身也很奇怪。一方面，自由主义民主派正是由于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就根本不能接受“我们的”要求，不能真诚地、彻底地和坚决地捍卫这些要求。即使自由派正式答应，而且是“自愿地”正式答应提出我们的要求，他们显然也不会履行这个诺言，而会蒙骗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很有力量，能够严重影响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那凭着这种力量我们就完全可以自己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 编辑部的奇怪想法不是一时失言，而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贯采取的自相矛盾的立场的必然后果。请听：“中心点和主导线……应当是下面这样一个实际任务：……给予资产阶级反对派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影响”；在“工人给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刊物的声明草案”中，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工人不向政府，而偏偏要向这个反对派的代表会议呼吁”。这样提出任务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应该“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地大力地捍卫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最近要求，我们也应当极力向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宣布这些要求，但对我们来说，中心点和主导线并不是影响地方自治人士，而是影响政府。《火星报》编辑部把中心点问题恰恰给弄颠倒了。资产阶级反对派之所以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只能是反对派，是因为它不能自己进行斗争，没有自己绝对要捍卫的纲领，它站在斗争的双方（一方是政府，一方是革命无产阶级加上拥护他们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间，它考虑的是如何使斗争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因此，斗争愈激烈，离决战的日子愈近，我们就愈应该集中精力去注意和影响我们的真正敌人，而不是去注意和影响本来就是有条件的、成问题的、不可靠的、不彻底的同盟者。无视这个同盟者，是愚蠢的，一味想要威吓和恫吓他们，是荒唐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再来谈论这一点，就会使人感到奇怪了。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鼓动的中心点和主导线，不应该是影响这个同盟者，而应该是准备同敌人进行决战。为了讨好地方自治机关，政府向它作了些微小的（而且几乎仅仅是口头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向人民作任何让步，它还完全可能重新采取反动手段（确切些说：继续采取反动手段），就象过去在俄国，在某个专制君主作出的自由主义姿态转瞬即逝之后所发生过的几十次几百次的情形那样。正是在政府讨好地方自治机关，转移人民的视线和用空话安抚他们的时候，应当特别提防狐狸尾巴，特别坚决地提醒人们注意敌人还没有打垮，特别坚决地号召人们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并且百倍加强这个斗争，而不是把重心从向政府“呼吁”转到向地方自治机关呼吁。就在目前，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坐享其成分子和自由的叛徒拼命把社会和人民注意的重心转向地方自治机关，要人们相信地方自治机关，而后者实际上根本不应该得到真正民主派的信任。拿《新时报》来说，从上面引的文章中，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调：“谁都明白，如果可以大胆地公正地讨论我们的一切缺点和毛病，如果每个活动家都可以自由进行活动，那么毛病很快就能克服，俄国就会毫无顾忌地走上它非常需要的进步和改良的道路。就连取得这种进步的工具——组织，都用不着去考虑，这种组织已经有了，这就是地方自治机关，只要〈！！〉让它自由发展就行了；这种机构是实行真正独特的而非外来的改良的保证。”诸如此类的论调不仅“把实现有限君主制和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要求掩盖起来”（如编辑部在这封信的另一处说的），而且直接准备一种前提，使一切工作只限于向地方自治机关点头微笑，甚至对君主制也不加任何限制。 把影响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影响政府作为中心点提出来，自然会产生成为斯塔罗韦尔决议的基础的那个倒霉想法，也就是想立刻毫不迟疑地去探求同自由派达成某种“协议”的基础。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说道：“对现在的地方自治机关，我们的任务归结为〈！！〉向它们提出革命无产阶级的某些政治要求。它们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才能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和指望得到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不用说，把工人政党的任务规定得太好了！当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温和的地方自治人士很有可能同政府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编辑部自己也承认这种联合是可能的）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的任务“归结为”加倍努力地去反对政府，而是“归结为”制定同自由派达成互相支持的协议的诡辩性条件。如果我向另一个人提出要求，而他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才能有权得到我的支持，那我正是在签订协议。我们倒要问问大家：斯塔罗韦尔在自己的决议［注：我们要提醒读者，代表大会（不顾我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通过的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提出了同自由派达成临时协议的三个条件：（1）自由派“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宣布，在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中，他们坚决站到社会民主党一边”；（2）“他们不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同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派的利益相违背的或使工人阶级的意识模糊的要求”；（3）“他们把争取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也在上面签了名）中拟定的、我们在自己的书刊中已预言过不能兑现的那些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条件，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关于这些条件，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编辑部要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就是为了事后把它扔到字纸篓里去。刚一着手解决实际问题，立刻就可以看出，提出斯塔罗韦尔的“条件”，只会引起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哈哈大笑。 再进一步问：向工人政党提出任务，要它向自由主义民主派（或地方自治人士）提出某些政治要求，“他们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才能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一般说来，能不能承认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呢？不，提出这样的任务，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这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只会导致毫无结果的诡辩。代表人民说话，就是以民主派的身分说话。任何一个民主派（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有权代表人民说话，但是，他只有一贯地、坚决地和彻底地坚持民主主义，才能享有这种权利。因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因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他是民主派，就都坚持某种民主要求），但同时，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权利全面代表人民说话（因为目前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能把民主主义坚决贯彻到底）。当《解放》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司徒卢威先生有权代表人民说话；当《解放》东摇西摆，只想求得有资格限制的宪法，把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派态度看成斗争本身，离开彻底的明确的民主纲领的时候，司徒卢威先生就没有任何权利代表人民说话了。当德国民族自由党人[54]为争取迁徙自由而斗争的时候，他们有权代表人民说话；当德国民族自由党人支持俾斯麦的反动政策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代表人民说话了。 因此，向工人政党提出任务，要它向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提出某些要求，如果他们支持这些要求，就有某种权利代表人民说话，——这就等于编造荒诞无稽的任务。除了我们纲领中载明的要求以外，我们没有必要编造任何特别的民主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纲领，我们必须支持任何（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坚持民主主义的民主派；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任何离开民主主义（例如在农民自由退出村社和自由出售土地的问题上）的民主派（也包括社会革命党人）。企图事先确定比如说可容许的卑鄙行为的尺度，企图事先规定民主派可以离开民主主义多远，还能有某种权利以民主派的身分说话，这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任务，使人不禁要怀疑：这个任务是不是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是唐恩同志帮助我们的编辑部臆造出来的。 三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阐述了一些指导性的政治见解之后，接着，就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伟大计划。 省地方自治会议请求立宪。在N、X、Y等城市，委员会的委员再加上先进的工人，“根据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拟定了一个政治运动计划。鼓动的中心点是影响资产阶级反对派。选出组织小组。由组织小组选出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选出特派发言人。尽力“使群众同地方自治会议保持直接接触，使游行示威集中在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开会的大厦前面。一部分示威群众可以进入会议大厅，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特派全权发言人请求会议〈？请求主持会议的贵族代表吗？〉准许他向会议宣读工人的声明。如果遭到拒绝，发言人就对这个代表人民说话的会议不愿倾听人民的真正代表呼声的行径大声抗议”。 这就是新《火星报》的新计划。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编辑部自己对这个计划的意义所作的估价是多么谦逊，但我们还是先把编辑部对执行委员会的职能所作的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说明摘引一下： “……执行委员会应该事先采取措施，使几千名工人出现在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开会的大厦前面，几十名或几百名工人出现在会场，不致引起地方自治人士的惊恐〈！！〉，因为在惊恐情绪的支配下，地方自治人士会立即奔向〈！〉警察和哥萨克去求得可耻的保护，从而把和平的示威变成不成体统的斗殴和残酷的血战，歪曲示威的整个意义……”（很明显，编辑部自己是相信它所编造的吓人鬼话的。从这句话的字面上的意义来看，编辑部甚至认为，似乎是地方自治人士把示威变成血战，并且歪曲示威的意义。我们对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的评价并不很高，但编辑部对地方自治会议的自由派会召唤警察和哥萨克感到惊恐，这倒使我们觉得十分荒唐。哪怕是参加过一次地方自治会议的人，也会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所谓破坏秩序的事情，召唤警察的要么是主持会议的贵族代表，要么是坐在隔壁房间的非正式出席会议的警官。或许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还要就这件事向派出所巡官解释，说新《火星报》编辑部的“计划”根本没有包括把和平示威变成残酷的血战吧？）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执行委员会应该事先告诉自由派议员们……〈为了让他们“正式答应”不召唤哥萨克吗？〉正在进行准备的游行示威以及游行示威的真实目的……〈即事先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目的决不是要去挨顿毒打，从而歪曲阿克雪里罗得计划的意义〉……此外，它还应该设法去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请听！〉，要他们对我们的政治活动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要表示同情。它当然要以党的名义，按照工人小组和工人会议的委托，去同他们谈判；而在工人会议上，不仅要讨论政治运动的总计划，而且要听取关于运动的进展情况的报告，——当然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的确，我们亲眼看到，斯塔罗韦尔关于根据严格规定的条件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伟大思想，正在迅速地发展和巩固。诚然，所有这些规定的条件都被“暂时”束之高阁（我们可不是形式主义者！），但协议实际上是达成了，立刻达成了，这就是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 不管你把编辑部的信翻来复去看上多少遍，关于同自由派达成的臭名远扬的“协议”，除了下面我们指出的内容以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内容：或者这是关于自由派在什么条件下有权代表人民说话的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达成这种协议的想法本身就会使提出这种想法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声誉一落千丈）；或者这是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同情和平示威的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纯粹是废话，不必认真谈论。认为影响资产阶级反对派，而不是影响政府会具有中心意义，这种荒谬思想除了导致荒唐行为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举行威严的群众性的工人示威，那我们当然要举行（尽管在我们有力量组织群众性的示威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这种力量“集中”到警察局、宪兵队或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厦前面”，而不是到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厦前面”）。但这时，还要按照不引起地方自治人士惊恐这样一种考虑行事，还要就此举行谈判，那就再愚蠢再可笑不过了。一个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说内容本身总是会而且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俄国地方自治人士惊恐的。事先告诉地方自治人士，要他们不要这样惊恐，就会使自己处于极虚伪的不光彩的地位。残酷的血战或认为这种血战可能发生的想法，也必然会造成另一种惊恐。就这种惊恐同地方自治人士进行谈判，是极愚蠢的，因为就连一个最温和的自由派分子也决不会挑起血战或赞同血战的，但这完全不取决于他。这里需要的不是“谈判”，而是脚踏实地积蓄力量，不是影响地方自治人士，而恰恰是影响政府及其代理人。如果没有力量，最好还是不要去高谈阔论什么伟大的计划，如果有力量，就该用这种力量去跟哥萨克和警察较量。尽量把群众集聚到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便击退或至少是阻止哥萨克和警察的进攻。如果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能够“给予资产阶级反对派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影响”，那当然不是靠关于不引起惊恐的极愚蠢的“谈判”，而只是靠威力，靠群众抗击哥萨克和沙皇警察的威力，靠能够转为人民起义的群众性冲击的威力。 新《火星报》编辑部的看法却不同。它非常满意自己的协议和谈判的计划，真是不胜欣赏，赞不绝口。 ……积极的示威者应该“充分了解，通常的反对警察或政府的游行示威，同目前〈黑体是编辑部用的〉时期在革命无产阶级对自由派分子的政治策略施加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原文如此！〉以反对专制制度为直接目的的游行示威，有着根本的区别。……要组织通常的、所谓一般民主〈！！〉形式的、不以革命无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反对派资产阶级这两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具体对立起来为直接目的的游行示威，只要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有强烈的不满就够了”。“……我们党必须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哪怕是组织这样的姑且说是低级形式〈听吧！听吧！〉的动员，来发动这些群众反对专制制度。”“……我们在政治活动的新〈！〉道路上，在组织工人群众〈请注意〉有计划地干预社会生活的道路上，正迈出第一〈！〉步；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是把工人群众作为一种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对抗，这种力量按其阶级利益来说是同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对立的，但同时又向他们提出联合起来积极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哪些条件？〉。” 这些高论的全部奥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罗斯托夫的游行示威[55]是向成千上万的工人解释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工人民主派的要求，这是“低级形式的动员”，是通常的一般民主形式，这里并没有把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具体对立起来。而由委员会委员和积极工人组成的组织小组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所指派的特派全权发言人，与地方自治人士进行预备谈判之后，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对不愿倾听他的呼声的行径大声抗议，这才是把两种独立的力量“具体地”“直接地”对立起来，这才是对自由派策略的“直接”影响，这才是“新道路上的第一步”。别太放肆了，先生们！就连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最不景气的时期，也未必提出过这么庸俗的论调！ 在南方各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工人群众集会，数十名工人发表讲话，同沙皇专制制度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都是“低级形式的动员”。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协议，要我们的发言人发表和平讲话，不要引起自由派先生们惊慌，这却是“新道路”。这就是新《火星报》通过编辑部的巴拉莱金[56]向全世界冠冕堂皇宣布的新的策略任务、新的策略观点。但有一点，这位巴拉莱金无意中说了实话：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确实隔着一条鸿沟。旧《火星报》对那些把装饰门面用的阶级协议当作“新道路”来加以赞扬的人，除了说些轻蔑和嘲笑的话以外，没有别的话好说。这条新道路，我们早就从法国和德国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要人”的经历中了解到了：他们也把旧的革命策略视为“低级形式”，并且把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左翼谈判之后达成的关于工人发言人要发表和平的、谦逊的讲话的协议，当作“有计划地直接地干预社会生活”而赞不绝口。 编辑部看到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惊恐，自己也感到惊恐，于是竭力奉劝参与执行它所编造的“新”计划的人要“特别小心谨慎”。信上说：“作为一种非常做法，就是说在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做到对外小心谨慎，我们想把工人的声明寄到议员的家里，并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大量散发。只有从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原文如此！〉的观点出发，才会对此感到不安：从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来看，表面效果就是一切，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主动精神的有计划的提高过程则是微不足道的。” 对分送和散发传单我们并不感到不安，但是对浮夸和空洞的辞藻我们却总是感到不安。在谈到分送和散发传单的时候，竟一本正经地谈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主动精神有计划的提高过程，这只有一味散布自鸣得意的庸俗论调的英雄才会做得出来。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新的策略任务，把问题归结为分送和散发传单，——这真是妙极了，这是我们党内知识分子气味浓厚的党员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们的组织方面的新论调破产以后，现在又疯狂地追求策略方面的新辞令。他们还以他们特有的谦逊态度，大谈什么表面效果是无济于事的。先生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在你们的所谓新计划完全成功的情况下，工人在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面前发表讲话，也只会产生表面效果，至于说这样的讲话会对“自由派分子的策略”发生真正的“有力的”影响，那只能使人发笑，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事情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对自由派分子的策略发生真正有力的影响的，不正是你们所谓的“通常的、一般民主的低级形式的”群众性的工人示威游行吗？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必定还要影响自由派的策略，那请相信，他们会通过对政府的群众性的冲击，而不是通过同地方自治人士的协议来施加这种影响的。 四经警察当局恩准而开展起来的地方自治运动[57]，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和政府的半官方刊物的委婉动听的言论，自由派刊物调子的提高，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活跃，这一切都向工人政党提出了极其严重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在《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却被完全歪曲了。正是在目前，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中心点，应该是对政府而不是对自由主义反对派施加有力的影响。正是现在，工人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协议是最不恰当的，这种协议必然变成单纯追求效果的轻松喜剧；而最需要的是团结无产阶级的先进的革命分子，准备去为自由进行决战。正是现在，我们的立宪运动开始明显地暴露出一切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别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固有的缺点：空话连篇，信口开河，言行不一，十分庸俗地轻信政府和一切玩弄狐狸政策的政客，——正是现在，说什么不要威吓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不要使他们惊慌，以及反动派的杠杆等等空话，就显得特别不妥当。正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使革命无产阶级坚信：目前的“社会人士的解放运动”，如果没有能够举行起义并且准备举行起义的工人群众的参加，必然会象以前历次运动一样，变成泡影。 人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激愤是举行起义的必要条件，是起义获胜的保证，是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得到支持的保证；这种激愤正在不断扩大、增长和加剧。因此，如果有谁现在还打算叫喊立即进行冲击，号召马上组成冲击队[58]等等，那就太愚蠢了。整个形势的发展表明，沙皇政府最近将要陷入更加狼狈的境地，对它的怨恨将会更加强烈。政府在它已经开始玩弄的地方自治立宪的游戏中，也将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论它作些微不足道的让步，还是不作任何让步，不满和激愤的情绪都必然蔓延开来。政府在它所进行的可耻的罪恶的满洲冒险勾当中，也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论是在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还是把俄国无法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这种冒险都会带来政治危机。 工人阶级的任务是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组织，大大加强对群众的鼓动工作，利用政府的每次动荡，宣传起义的思想，举出现在大肆宣扬的所有不彻底的和注定要失败的“步骤”的实例来说明起义的必要。不用说，工人应当声援地方自治人士的请愿，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在力量充足的地方，组织示威游行，以宣布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要求，不管特鲁别茨科伊之流先生们如何“惊慌”，也不管那些庸夫俗子怎样叫喊反动派的杠杆。但如果过早地而且是从国外冒冒失失地谈论可以和最好采取高级形式的群众性的示威（因为不是群众性的就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涉及应该把示威群众集中到哪座大厦前面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指出，应当集中到办理迫害工人运动的警察事务的大厦前面，集中到警察局、宪兵队和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厦前面，到监禁政治“犯”的所在地。工人对地方自治人士的请愿的真正支持，不是表现在达成关于地方自治人士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代表人民说话的协议上面，而应当表现在打击人民的敌人上面。毫无疑问，举行这种示威游行的想法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同情。工人现在从各方面听到浮夸的空话和响亮的诺言，看到“社会人士”的自由得到真正的扩大，虽然是微乎其微，可毕竟是真正的扩大（如放松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控制，召回被贬黜的地方自治人士，减轻对自由派刊物的迫害等），但就是看不到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自由有丝毫的扩大。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的压力下，政府允许自由派谈论一下自由了！资本奴隶的无权和屈辱地位，现在无产者看得更清楚了。工人没有遍及各地的组织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俄国的角度来看）讨论政治问题，工人没有集会场所，工人没有自己的报纸，工人的那些被监禁、被流放的弟兄没有得到释放。工人现在看到，在他们还没有把熊打死，但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即无产者已经把它打成重伤的时候，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就开始分起熊皮来了。工人看到，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刚一着手分他们将要占有的熊皮，就开始对“极端派”，对“内部敌人”——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安宁的无情敌人，呲着牙厉声狂吠开了。因此，工人们将会更勇敢地站起来，聚集更多的人，把这只熊打死，用实力为自己夺回有人答应恩赐给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的一切——集会自由，工人的出版自由，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展开广泛的公开的斗争的完全政治自由。 我们发表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在上面注了“仅供党员阅读”几个字，这是因为《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发表的时候，也注了这样几个字。其实，这个计划要分发到几十个城市，由几百个工人小组进行讨论，在鼓动性的传单和呼吁书上进行解释，对它还要“保密”，这简直是笑话。这是加廖尔卡同志早已指出的（《踏上新的道路》）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实际采用的公务保密的一个典型例子。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向自由派隐瞒编辑部的信是正当的，就是这封信大大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 取消对本书读者范围的限制，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党报编辑部对本书作了答复，这个答复似乎是给党员的，但实际上，只在少数派的会议上宣读过，没有通知多数派的知名党员。 如果《火星报》决定不把我们当党员看待（又不敢直说），我们只好听天由命，只好从这个决定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注释： [49]《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这本小册子是列宁为分析和批判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1904年11月印发的给各党组织的信而写的，由日内瓦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于1904年出版，共印了3000册。小册子在俄国各地党组织中广泛流传。 为了回答列宁的这本小册子，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给各党组织发了第二封信。由于第二封信只在孟什维克中间散发，于是，列宁就对业经印出并已在各个委员会中流传的这本小册子作了补充。补充的文字（即注明写于1904年12月22日的那两段话）用有色纸张单印出来，贴入布尔什维克出版社仓库里剩下的各份小册子。 列宁的这本小册子在团结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布尔什维克们得以更深刻地领会列宁的策略原则，从而在1905年1月9日（22日）的巨大事变面前不致惊慌失措。——59。 [50]这两个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都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和《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对这两个决议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27—330页和本卷第165—174页）。——60。 [51]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愚人城的市长。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用这个野蛮无知、专横凶残的恶棍的形象影射沙皇及其宠臣。——63。 [52]《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起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63。 [53]《法学》（《Пра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由弗·马·盖森和Ｈ．И．拉扎列夫斯基编辑，1898年11月8日——1917年10月10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主要登载法学问题的学术文章。从1904年秋起，该报也用一些版面登载政论作品，实际上成了解放社的一个合法机关报。——63。 [54]德国民族自由党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该党是1866年由分裂出来的进步党右翼组成的，起初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1871年起成为全德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自由党是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它的纲领规定实行公民平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工人运动加强的情况下，该党就不再为这些要求而斗争，仅满足于奥·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它积极支持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求实现德国垄断组织的掠夺纲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该党不复存在。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人民党。——69。 [55]指1902年11月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的罢工。1902年11月2日（15日），该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工人为抗议厂方克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9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举行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结束。这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告全俄公民》传单。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73。 [56]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 列宁在这里说的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的巴拉莱金”是指列·达·托洛茨基。“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中的话。——74。 [57]指1904年下半年，随着彼·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在维·康·普列韦遇刺后接任内务大臣，俄国地方自治人士明显地活跃起来一事。当时俄国正在兴起立宪运动新浪潮。为了削弱这个运动和通过地方自治机关把相当一部分自由派拉到专制制度一边来，新任内务大臣对自由主义反对派作了一系列让步：放还一些被流放的自由派人士；允许解放社的半正式机关报《我们的生活报》出版；略微放宽书报检查的尺度等等。内务大臣还表示地方自治会议应该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和权力。地方自治人士在内务大臣的庇护下，于1904年秋召开了若干个代表大会，制定了政治改革的纲领，提出要组织具有立法权的非常代议机关。但是，沙皇政府同自由派的这种调情很快就结束了。1904年12月14日（27日）《政府通报》发表了尼古拉二世12月12日（25日）给参议院的圣谕，坚持“帝国根本法律不可动摇”，同时又发表了政府通告，规定地方自治机关不得涉及它们无合法权利加以讨论的问题，警告它们必须遵守法律、维护秩序和保持安宁，威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禁止任何反政府性质的集会。地方自治运动很快转入低潮。到1905年秋，随着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成立，地方自治运动就不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了。——75。 [58]指经济派刊物《〈工人事业〉杂志附刊》第6期（1901年4月）的社论《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当时俄国一系列城市发生了工人和大学生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篇社论便发出了立即向“专制堡垒”冲击的冒险主义叫喊，号召群众加快革命步伐，马上组成突击队。——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