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8卷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28]
（1903年10月）
1
对议程的意见
（10月13日〔26日〕）
（1）
没有必要预先限制有关章程方面的工作。章程将是新的，因而可以保留“制定章程”的提法。[29]
（2）
我的报告时间一个小时不够。当然，我可以草草了事，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对会议没有好处。请主席征求大会的意见：是给我增加时间还是我把报告加以压缩？
（3）
同盟选出了两名代表。马尔托夫同志放弃了自己的代表权，所以现在合法代表只有我一个人。既然取消了对发言人的一切时间限制，那我就不明白马尔托夫的提议[30]有什么意义。这里参加过代表大会的人很多，因此，我想那样就不会只有一个补充报告，而会有一系列的补充报告。
2
对《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预先说明
（10月13日〔26日〕）
（1）
列宁对自己的报告作了几点预先的说明。他说，首先我建议保留在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别名，因为我对它们已很习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省得每次都要考虑某某代表是属于哪个组织的。其次，我还想谈谈《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会议的间歇期间举行的所谓非正式会议。我想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第一，同盟是《火星报》组织国外部，第二，《火星报》组织现在已经解散，第三，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我就更难说明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真正意义。
（2）
马尔托夫同志反对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因为会上没有作记录，可是现在连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还没有，因此我也无法引证。好在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不确切的地方，他可以提出修正。既然《火星报》的非正式会议具有实际意义，那我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会议的情况，马尔托夫同志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哦！”）。当时我不允许谁参加这种会议，谁退出了会场，我记得很清楚，因此我在这方面有很多话要谈。当然，错误是会有的，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最重要的事是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当然，关于每一次表决所反映的派别划分，我只能回忆起大致的情况，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划分我是完全清楚的。向同盟隐瞒有关已经解散的《火星报》组织的情况，隐瞒已成为党的财富的东西，是没有好处的。至于记录上用了别名，那当然更好，但我没有看过记录，因此也不知道这些别名。
（3）
马尔托夫同志担心，如果谈论《火星报》的非正式会议，便会落到说谎的地步。我不打算来谈是否说谎的问题，但“我们要看一看”，究竟谁能够坚持原则性的争论，谁一定会落到这种悲惨的地步（“哦！”）。“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看一看！”我认为我完全有自由来谈论编辑部的会议，如果马尔托夫同志也要谈，我决不反对。但是我还应当指出，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专门的编辑部会议。
（4）
的确，是我自己要求召开会议的，而且谁也没有阻止过我。我认为，把一切都敞开来谈一谈是完全合适的。私人谈话与《火星报》组织的会议之间有很大差别。无论如何，希望召开会议来谈。在同盟认为我有必要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以前，我先不谈这个问题。
（5）
我的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同志犯了错误，但是他作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暗示，我认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31]我记得我在党代表大会上就一件事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会议上又说另一套的人，总是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4页。——编者注］暗示这种行为，这已经不是讨论政治行为，而是转到个人问题上去了。至于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某某人走的时候根本不了解情况，我可以证明这完全不是事实。[32]他本人曾写信告诉我，在他看来在这整个分歧中有许多个人的东西，而很少原则的东西。由此我可以断定，他是了解情况的。由于他要求我发表自己对大会的看法，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写信给他。
3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0月14日〔27日〕）
在开始报告以前，列宁谈了上次会议上的争论，即关于火星派分子在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可以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他是这样解释昨天的大会决议的：报告人只能在最低限度内涉及记录上没有记载的事实[33]。因此，当他谈到《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所举行的会议时，只打算谈表决的结果。
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叙述了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那一段时期的情况。他说，在负责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中，火星派分子占优势，因此它的活动是遵循火星派方针进行的。但还在大会筹备期间，就已暴露出组委会远不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首先，这个委员会内有一个崩得分子，他竭力利用各种借口阻碍召开遵循火星派方针的代表大会；这位组委会委员始终执行他自己的路线。组委会里还有两个“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虽然他们也自称为火星派分子，他们在经过长时间谈判之后甚至声明拥护《火星报》，但是毕竟不能承认他们真是这样的人。最后，就是参加组委会的火星派分子本身也不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指出组委会关于限权委托书问题的决定也很重要。这个问题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发生了，当时决定限权委托书必须取消。编辑部也很明确地表示对这个问题抱有同样的看法。这项决定对编辑部本身也是适用的。当时决定：在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上，任何党员和任何编辑部成员都不应当受他对委派他的组织所负的任何义务的约束。鉴于这项决定，我给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议程草案，并附有说明；这个草案我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在这个草案第23条的页边，我作了各选3人到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说明。[34]同这一条有关的还有一件事。由于原来的编辑部由6人组成，所以一致同意通过下列决定：如果在大会期间需要召开编辑部会议而票数双方相等，那就邀请巴甫洛维奇同志作为有表决权的一员参加会议。
远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代表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了。组委会给他们提供了预先认识各位编辑的机会。很自然，火星派分子希望在代表大会上能够团结起来，步调一致。为此，同报到的代表进行了个别交谈，还召开会议以求得观点一致。在这些会议上，某些代表的面目便充分暴露了。例如在一次会议上，当我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35]以后，一位矿区的代表以波兰社会党[36]的观点发言，暴露了在看法上极端混乱。
这就是大会召开以前的情况。
现在我来说明一下，既然同盟选出了两名代表，那我怎么会成了同盟的唯一代表。本来《火星报》国内组织[37]也应该派遣两名代表，但是一个代表也没有到会。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召开的一次火星派的会议上决定：同盟选出的两个代表之一应该把代表委托书交给另外一个代表，而自己充当《火星报》组织的代表，持有该组织的两张代表委托书，如果国内选出的代表到来，则将《火星报》组织的两张代表委托书交出一张给这个代表。由于同盟起的作用不大，我和马尔托夫自然都愿意当《火星报》的代表。这个争执我们用抽签方法解决了。
第一个预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代表大会主席团的选举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和马尔托夫之间一些分歧（尽管分歧不大）。马尔托夫坚决主张选举9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个崩得分子。而我则认为必须选出一个能够执行坚定不移的政策、在必要时甚至能够使用所谓“刺猬皮手套”的主席团。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巴甫洛维奇。
除了5个崩得分子以外，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两个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以及几乎经常跟着他们投票的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一个代表。这些人一开始就竭力拖延讨论。仅仅讨论大会的议事规程一项，就花了很多时间。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也争论不休，接连开了好几次会。一个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崩得分子，也同样拖延时间。他处处阻挠会议的进行，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同意该委员会（我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总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有人指出这样会使大会拖延的时候，这位崩得分子回答说，“就让它拖延好了”，并且表示准备在委员会内坚持开会，无论开多少时间都可以。因此代表资格审查的工作一直拖到深夜才结束。
在代表大会头几天的会议中，就发生了组委会事件。按照组委会所拟订的章程，只有“党的著名活动家”才能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被邀请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拒绝了“斗争”社提出的关于承认它的代表委托书的请求。在这个委员会内有两个组委会委员，他们坚决反对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当委员会的报告人把这项决定向代表大会传达时，引起了一场“赞成”和“反对”的长时间的争论。有一位火星派分子在会上发言，认为决不应当邀请“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因为这个社一味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钻空子，到处制造纠纷，等等。（托洛茨基：“你何必不说出发言人的姓名，这话是我说的。”帕·阿克雪里罗得：“显然，报告人认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不错，这样尖锐地评论“斗争”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是否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争论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没有赶上大会开幕而刚刚到会的“南方工人”社代表[38]要求休会5分钟，以便了解有关争论问题的全部情况。在大会决定休会以后，组委会的委员在窗子旁边就地举行了会议。应当指出，还在大会开幕以前，组委会的某些委员就已经对编辑部有些不满。例如，组委会中的那个崩得代表，对于编辑部事先未经组委会许可而用自己的名义并代表组委会送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500马克作为选举经费这件事，就曾经感到非常愤慨。在不能及时同国内同志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本来是十分自然而没有过错的，但这个崩得分子认为这是国外编辑部不征求组委会同意而任意使用它的名义。当时有人甚至向组委会建议对编辑部提出警告，组委会也这样做了，因为《火星报》组织的一个原来的成员NN同志赞同这个崩得分子的意见。当我把这件事告诉马尔托夫的时候，他很气愤，说这真是“卑鄙无耻”。（马尔托夫：“不，我没有用过‘卑鄙无耻’这个词”）准确的说法我记不清了。当时马尔托夫还说，他“决不就此罢休”。我劝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好保持缄默，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组委会在窗子旁边开过会议以后，它的成员之一巴甫洛维奇同志便告诉主席团的其他两位委员说，根据那个迟到的“南方工人”社代表（也是组委会委员）的提议，组委会以多数票（除他反对外）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邀请“斗争”社的代表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巴甫洛维奇同志坚决反对这项决议，由于已经取消限权委托书，他认为自己有权在大会上对这项决议提出异议。我们这些主席团成员以及编辑部成员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对组委会的这项决议都感到非常气愤。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组委会委员NN同志，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自己曾反对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而现在在组委会的会议上却同意邀请他出席大会。现在他自己把梁赞诺夫拉到大会上来。这样我们就上了圈套。因此我们决定坚决反对组委会这项令人愤慨的决议。许多代表都表示反对这项决议。我在就这件事发言时说：“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在欧洲的代表大会上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我当时说这句话是指《火星报》组织的成员NN。当巴甫洛维奇同志通知大会说他反对组委会的这项决议时，“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认为这是破坏纪律，是瓦解组织的行为等等，并要求大会对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这种行为给以应有的惩罚。但是我们驳倒了所有这些说法。组委会的多数被击败了。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代表大会已经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之后，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已无权干预大会的组成。邀请梁赞诺夫的提议被否决了。但是在大会闭幕以后，我还听到某些火星派分子质问为什么不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捷依奇：“我在大会上就说过这样的话。”）一点不错，在其他问题上（这我以后还会谈到），捷依奇同志有时也不和其他所有火星派分子一起投同样的票，例如在语言平等问题上就是这样。现在某些火星派分子还发表这样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见，认为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应当反映出党内的种种动摇倾向和幼稚观点。某些不坚定的动摇的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如果认为一切自称火星派分子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火星派分子，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还有些火星派分子甚至以火星派分子的称号为可耻。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给《火星报》设置种种障碍，阻挠《火星报》的活动。《火星报》已经享有声誉，火星派分子的称号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这并不妨碍许多人依然故我，还是《火星报》被许多委员会承认以前那个老样子。这类不可靠的火星派分子给《火星报》造成了许多危害。如果他们直接地公开地同《火星报》作斗争倒还好……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
党代表大会的第2项议程是讨论党纲。《工人事业》的支持者、崩得分子和在大会期间被取名为“泥潭派”的一些代表，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关于党纲的辩论拖延得令人难以置信。光是阿基莫夫一人就提出了不止10条修正案。争论几乎都发生在个别词上，发生在该使用这个还是那个连接词上。参加纲领草案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崩得分子完全有根据地问道：我们究竟审查谁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呢，还是阿基莫夫提出的？——当时要讨论的修正案实在太多了。这些修正案都是无足轻重的，结果党纲未作任何重大修改而被通过了。可是，关于党纲的辩论却用了将近20次会议。可见大会的工作效率由于各种反火星派分子和冒牌火星派分子采取反对立场而低到了什么程度。
继组委会事件之后，在大会上发生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关于语言平等的事件，或者象人们在大会上用讽刺的口吻所说的“关于舌头自由”的事件。（马尔托夫：“或者叫作‘关于驴子’的事件。”笑声）不错，也可以叫作“关于驴子”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党纲草案中规定，全体公民，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等，都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崩得分子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在党纲中规定每个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学习以及在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内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一个能说会道的崩得分子在发言中拿国家种马场做例子，普列汉诺夫针对他的意见指出，谈论种马场没有必要，因为马不会讲话，“只有驴子才会讲话”。崩得分子为此感到不快，显然认为这是拿他们开玩笑。
在语言平等问题上，第一次出现了分裂。除了崩得分子、工人事业派、“泥潭派”以外，赞成“舌头自由”的还有一些火星派分子。在这个问题表决时，捷依奇同志的表现使我们感到惊奇、不满和气愤；他一会儿弃权，一会儿又投票反对我们。最后，这个问题总算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友好地得到了解决。
一般说来，在大会的前半期所有火星派分子是一致行动的。当时，崩得分子说有人在制造反对他们的阴谋。一个崩得分子在发言中用“紧密的多数派”来形容代表大会。为了回答这种说法，我表示希望我们全党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多数派。［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8页。——编者注］
大会的后半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这时起开始了马尔托夫的历史性的转变。这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无足轻重的分歧了。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马尔托夫对当时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马尔托夫同志背离了他过去所遵循的路线。
议程的第5项是讨论党章。关于党章第1条，我同马尔托夫在委员会内就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坚持不同的条文。我提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但马尔托夫认为，除了前两个条件以外，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监督下进行工作就够了。我坚持自己的条文，并指出，除非放弃集中制的原则，否则我们决不能给党员下其他的定义。承认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是党员，就等于反对党的任何监督。马尔托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同《火星报》原则完全抵触的新原则。马尔托夫的条文扩大了党的范围。他的理由是：我们的党应当成为群众的党。他给各种机会主义者敞开了大门，把党的范围扩大到了完全模糊的地步。在目前条件下，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难划清革命者和空谈家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必须缩小党的概念。马尔托夫的错误在于：当已经发现甚至在代表大会上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搞阴谋的时候，他给各种坏分子敞开了党的大门。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机会主义。他的条文把杂音加进了党章：每个党员都应当受组织的监督，以便使中央有可能了解每一个党员。我的条文则是要促使组织起来。马尔托夫同志贬低了“党员”的概念，而我认为必须把它提得很高很高。《工人事业》、崩得和“泥潭派”都倒向马尔托夫一边，在他们的赞助下，他的党章第1条条文被通过了。
于是，马尔托夫就说有人散布关于他的“可耻的谣言”。但是，指出马尔托夫同谁联合，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当我同布鲁凯尔同志联合的时候，我自己也遭受过同样的谴责。当马尔托夫给我一张写着“看看是谁和你投同样的票”的纸条时，我丝毫不以为是侮辱。其实，我同布鲁凯尔的联合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可是马尔托夫同崩得的联合是长期的。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因为它意味着陷入泥潭。这一点我曾提醒过马尔托夫，而我们的反对者们则象一个人似地跟着马尔托夫走，以各种动听的理由为这个错误辩护。但最危险的并不是马尔托夫陷入了泥潭，而是他偶然陷入泥潭之后不设法爬上来，而且愈陷愈深。崩得分子觉得自己成了左右局势的人，因此便把自己的烙印打在党章上。
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多数派，只是这个多数派是由马尔托夫分子加“泥潭派”加《工人事业》和崩得中的紧密的少数派组成的联盟。这个紧密的多数派是反对火星派的。一个崩得分子看到火星派内部发生争吵便说：“当领袖们打架的时候进行争论，那是很痛快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崩得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会场。他们乃是左右局势的人，他们还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很可能他们是受到限权委托书的约束。
党章第1条遭到破坏以后，我们不得不打个双结把被打破的罐子尽可能紧地扎起来。我们自然担心我们会受到暗算，陷于困境。因此有必要实行中央机关成员的相互增补，以便保证党中央机关行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斗争。必须做到，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再发生组委会所发生的事情。必须组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忠实的火星派内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失败了。关于中央机关成员的相互增补的条款被否决了。在“泥潭派”支持下的马尔托夫所犯的错误，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这时起，他们的联盟便完全形成了，而我们面对失败的威胁，不得不把我们的枪炮装上双倍的弹药。崩得和《工人事业》坐在那里运用自己的投票权决定大会的命运。因此就发生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
现在来谈一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主要是讨论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在《火星报》组织的整整四次会议上，都是就NN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一部分火星派分子主张对NN表示政治上不信任，但这不是就这个词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的，因为根本没有人把任何污辱之词加在NN头上，而只是就NN是否适于当火星派内阁成员这个特定的意义讲的。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在最后一次16人参加的会议上，有9人反对NN，4人赞成，其余的人弃权。在这次会议上也讨论了内阁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
马尔托夫和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三人小组名单”，我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不希望代表大会上的票数分散，因此决定提出一个折中的名单。我们作了种种让步：我同意把两个马尔托夫分子列入名单。少数派不同意这样做。此外，“南方工人”社的代表不愿意列入我们的名单，而同意列入马尔托夫派的名单。于是，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竟要由“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这个局外人来决定。在火星派分裂以后，我们不得不集合自己的同道者，大力进行鼓动。崩得的突然退出，立刻改变了整个形势。由于他们退出大会，又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成了多数派，因此我们把自己所需要的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这就是造成分裂的情况。马尔托夫知道我会坚持选举编辑部的主张，便向代表大会提出批准《火星报》全部原来的六位编辑部成员的问题，真是太笨拙了。这等于把选举编辑部的问题变成对编辑部的某些人表示不信任的问题。
选举在星期六5点钟结束。接下去我们开始讨论决议案。我们只剩下几个小时来进行这项工作了。由于“泥潭派”的阻碍和拖延，我们不得不从议程上取消许多重要项目；例如，我们就根本没有时间讨论所有策略问题。
大会对各个决议案的态度非常一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调和情绪占了优势。我们觉得，马尔托夫并没有把已经发生的分歧看作一个重大问题。当“南方工人”社的一个代表提出选举的合法性问题时，他甚至说少数派是服从大会的一切决议的。所有的决议案都和平地友好地通过了；只是在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上发生了分歧。这项决议案含糊不清，而且又表现出了机会主义。我们表示反对，并力争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项决议。
对代表大会的总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在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我们曾陷于不能工作的境地。结论是：“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样的朋友”，就是说摆脱冒牌火星派分子。马尔托夫完全不了解这种形势。他把他的错误立场提高为一种原则。马尔托夫关于多数派造成了“戒严状态”的断言，显然是同党的真正需要抵触的。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妨碍工作的分子，使他们不能给党造成损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党的中央机关之间要完全一致的原因。
大会前半期与后半期的情况恰恰相反。整个大会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四大类，这就是：（1）组委会事件；（2）关于语言平等的争论；（3）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4）党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的斗争。
在大会前半期，我们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组委会、崩得、《工人事业》以及“泥潭派”，大会的后半期马尔托夫偶然陷入了泥潭。可是现在，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已经不是偶然陷入泥潭，而是真正陷入泥潭了。（掌声）
4
关于马尔托夫的报告的声明[39]
（10月15日〔28日〕）
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斗争手段，反对马尔托夫提出谁在叙述我、他以及斯塔罗韦尔之间的私人谈话时撒了谎和耍了阴谋诡计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手段全然违背了马尔托夫自己昨天的声明，昨天他说，他不屑于提出对于私人谈话的叙述是否真实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声明，马尔托夫对这里涉及的私人谈话的叙述是完全错误的。我声明，如果他要指责我，说我的行为与在党内所担负的重要职务不相容，那我愿意接受任何公断，并要求同马尔托夫对质。我声明，马尔托夫不能象现在这样不提出直接的责难，而只是作些隐晦的暗示，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要有勇气在全党面前公开地和负责地坚持自己的责难。而我，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以整个编辑部的名义建议马尔托夫立即把自己的一切责难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如果马尔托夫不这样做，那就只能证明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不过是无理取闹，而不是从道义上弄清党内问题。
5
关于马尔托夫的报告的声明
（10月16日〔29日〕）
我声明，自从马尔托夫昨天的所谓补充报告把讨论转到不体面的基础上以后，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参加这项议程的任何讨论，因而我也拒绝再作自己的总结性发言；尤其是，如果马尔托夫有勇气提出明确和公开的责难，他就应该在我昨天正式要求他编写的小册子里向全党提出这些责难。
6
讨论同盟章程时的发言
（10月17日〔30日〕）
（1）
我主要谈一个问题，即报告人认为同盟有制定自己章程的自主权。据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按照党章第6条，中央委员会既然有权组织各委员会，它就是唯一可以制定同盟章程的机关；因为组织首先就是制定章程。在中央还没有认可同盟的章程之前，同盟就没有章程。自主权的概念在这里完全不适用，因为它与党章背道而驰。我再一次特别强调指出，在未经中央认可以前，同盟就没有章程。至于党代表大会对同盟加以认可，那不是着眼于它的工作，主要可能是着眼于它坚持原则的精神，而不管它有多少各种各样的缺点。
（2）
对这些理由无须多加反驳。[40]第6条规定有权组织，从而也就有权改组，而改组后的同盟仍然是同盟，是国外唯一的党组织。
（3）
对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负责人员是否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选入领导机关的人员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这样做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碍。
7
就关于同盟章程的决议的表决结果所作的发言
（10月17日〔30日〕）
……列宁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和他投同样票的同志提出声明，认为否决科尼亚金同志的决议案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的决议案是粗暴地违反党章的行为。[41]（“这一表决究竟违背党章的哪一条？”）我拒绝回答这类问题，因为这在讨论过程中已被充分阐明。（“请指出我们通过的决议违背党章的哪一条。”）党章的解释权属于党的中央机关；它们也一定会作出解释的。
载于1903年10月底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3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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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8]这是有关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再三要求下召开的。他们想以这个代表大会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国外同盟代表大会。
出席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代表15名（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埃·鲍曼、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马·李维诺夫等），共18票（未出席代表大会的同盟成员可以委托他人表决）；少数派代表18名（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共22票（从第2次会议起多数派代表为14名，少数派代表为19名）；既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的代表1名（康·米·塔赫塔廖夫），2票。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列问题：同盟领导机关的报告；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的报告；同盟章程；选举同盟领导机关。
大会议程的中心问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的代表列宁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说明，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及其在代表大会上的无原则行为。反对派利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通过决议，让马尔托夫在列宁报告之后作副报告。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为孟什维克作辩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污蔑性责难。为此列宁和多数派代表退出了大会的这次会议。孟什维克就这一项议程通过了三项决议，反对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并号召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大会通过的国外同盟章程中有许多条文是违反党章的（如同盟出版全党性书刊、同盟领导机关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等），孟什维克还对中央委员会批准同盟章程的权利提出异议。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弗·威·林格尼克要求修改同盟章程使其符合党章规定。他在反对派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宣布这个大会是非法的。林格尼克和多数派代表退出大会。党总委员会随后赞同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这一行动。
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把同盟变成了反党的据点。——33。
[29]列宁的这一意见是对列·格·捷依奇关于第三项议程的提议的答复。捷依奇提议将“制定章程”改为“修改章程”。关于同盟章程究竟是“制定”还是“修改”，不仅仅是个字面的问题，而是具有原则的意义。同盟的旧章程（1901年）是在还没有统一的党的时候产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情况已经变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同盟享有委员会的一切权利，唯一的例外是，对国内运动的支持，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特别指定的个人或团体来进行。为了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要求制定与党的章程相适应的同盟新章程。——33。
[30]指尔·马尔托夫提议由他作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副报告。——34。
[31]指尔·马尔托夫断言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党代表大会期间的行为是矛盾的这件事。他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的非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说的是另一套。——37。
[32]看来是指国外同盟的成员米·尼·列曼或彼·格·斯米多维奇。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回俄国去了，并且将自己的表决权转托给了尼·埃·鲍曼。——37。
[33]这个决议是根据尔·马尔托夫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决定请列宁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的报告中涉及他们认为需要涉及的一切东西。”——38。
[3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草案中，第23条后来被列宁改为第24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7页）。——39。
[35]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后来由列宁整理成一篇文章《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发表于1903年7月15日《火星报》第44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8—226页）。——39。
[36]这个代表是约·尼·莫申斯基。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9。
[37]《火星报》国内组织是指在俄国活动的火星派的组织。早在《火星报》筹办时期和创刊后的第一年（1900年12月—1901年12月），《火星报》代办员网就在俄国建立。《火星报》代办员有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彼·阿·克拉西科夫、亚·米·斯托帕尼、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斯·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亚·德·瞿鲁巴、尼·埃·鲍曼、伊·瓦·巴布什金等。在彼得堡、普斯科夫、萨马拉、波尔塔瓦等城市还建立了《火星报》协助小组。当时，火星派活动的内容是：筹集出版经费，投寄通讯稿，运送和传播报纸，解决在俄国印刷《火星报》的技术问题；火星派小组和代办员主要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联系，彼此很少来往。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范围的扩大，列宁提出了建立全俄《火星报》组织的计划（参看《从何着手？》和《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和第6卷第1—183页））。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弗·威·林格尼克、米·亚·西尔文、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德·伊·乌里扬诺夫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等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除确定了《火星报》组织成员之间以及同《火星报》编辑部之间联系的方式、筹集经费和分配资金的方式外，还规定了火星派在对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地方报刊的关系方面所担负的任务。为了实现使各委员会加入《火星报》组织并承认《火星报》是全党机关报这一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决定派人到俄国各个地区去进行工作。结果到1902年底，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宣称自己拥护《火星报》。《火星报》国内组织积极参加了组织委员会，为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火星报》国内组织不再存在。——39。
[38]指大会代表叶·雅·列文（叶戈罗夫）。——41。
[39]这个声明是列宁在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听完马尔托夫的副报告后当即向大会宣读的。后来，马尔托夫不得不在1903年11月16日（29日）的信中声明他不怀疑列宁的善意和真诚，于是关于成立仲裁法庭审理马尔托夫的污蔑性指责问题也就撤销了。——49。
[40]指列·达·托洛茨基的发言。他借助于种种诡辩和对党章的任意解释，企图证明国外同盟完全有权不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而自行批准所讨论的同盟章程草案。——51。
[41]列·叶·加尔佩林（科尼亚金）的决议案中写有：同盟章程只能从中央委员会批准之时起生效。这一决议案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拟定的，它维护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布尔什维克坚持这一决议案。马尔托夫的决议案则认为：国外同盟有权通过本组织的章程而无须经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案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为机会主义多数通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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