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5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92]

（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



1
讲话


（记录）


　　同志们！
　　我们首先谈谈关系到这次代表大会成败的问题。
　　作为《火星报》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提一提我们同其他组织的关系的历史。《火星报》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它仅仅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有思想上的联系，它是根据国内许多同志的委托进行活动的。《火星报》在创刊号上就已经声明，它将不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3]内部发生的组织分歧，并且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曾建议我们举行代表会议，以便同国外组织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说明，“联合会”里有一批人赞成我们提出的原则，因此可以指望“联合会”也会接受这些原则。“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94]，不顾除原则分歧外还存在着组织分歧，还是同意了这个建议。遗憾的是，“联合会”拒绝进行谈判。后来又出现了发起团[95]，“联合会”这才表示同意进行谈判。“联合会”的面貌很不固定，在“联合会”里出现了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别，因此可以指望，有可能达成原则协议。《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再次表示同意，在这以后就召开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克鲁格洛夫同志在我们会议一开始就宣读了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对这个决议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联合会”里也没有人发言反对这个决议。
　　我们认为，《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示反对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协议，而“联合会”显然是同意那次会议的方针的。
　　因此，我的批评所针对的将是《工人事业》编辑部，而不是整个“联合会”。
　　让我们把日内瓦的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对照一下。
　　日内瓦决议的特点是写得十分详细，而且着重指出了一些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原理。
　　原则协议的第1条写道：“我们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同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96]等等。”显然，这是有所指的，显然，在机会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过斗争的。不管《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如何，它绝对无法抹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日内瓦代表会议已经举行了，会议通过的决议可以作为统一的基础。例如，日内瓦决议第3条就认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过去显然也是有过分歧的。决议为了竭力避免机会主义，几乎要闹出笑话来（见第5条（5）[97]）。可见，就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是有过分歧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对照一下。遗憾的是，我只有三天的时间浏览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详细地揭示了我们之间观点的差别；文章中对《曙光》和《火星报》的某些正确意见，我们也准备加以采纳，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点。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文章立论的原则。《工人事业》第10期的原则立场推翻了“联合会”代表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这两种立场是无法调和的。必须揭露两者的分歧，才能了解“联合会”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才能了解是否有可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在《工人事业》第10期第32页和第33页上，文章作者不满意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提出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对立[98]。请看一下日内瓦代表会议，难道这次会议不就是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一次交锋吗？难道《火星报》不就是山岳派吗？难道《火星报》编辑部在它的第一篇声明中没有说过它不希望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以前实现任何组织上的统一吗？《工人事业》第10期说：甚至最坏的伯恩施坦分子也是站在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决议对伯恩施坦主义作了专门的论述，为了驳斥伯恩施坦主义，与会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现在《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竟又弹起老调来了。这是什么呢，是挑衅还是嘲笑？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这完全是在嘲笑我们为奠定理论基础所付出的劳动。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其次，那篇文章还表示要更加扩大我们分歧的范围。例如在第33页上作者说：“我们的分歧也许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一遍：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
　　日内瓦决议第4条（3）指出必须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斗争，而这里有人却说，也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本就不一样。
　　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一切都伴之以关于禁锢思想的危害等等的议论，这恰恰是一切伯恩施坦分子的言论。这种言论在吕贝克党代表大会[99]上就已经有过了，现在饶勒斯分子[100]也在反复地说这种话；但是协议的条文恰恰没有这样说，因为协议是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批判主义的表现，就会导致完全的破裂。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讨论意见的实质，而不是讨论发表意见的自由。这里拿德国人和法国人作榜样是十分不恰当的。我们还在争取的东西，德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有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掌握着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而我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者，相反，我国的其他革命流派倒是相当活跃。从《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中不仅看不到在原则上同机会主义彻底的决裂，甚至更糟糕的是，它对自发运动占优势的情况赞不绝口。我并不是爱抠字眼的人。我们所有的人，《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同志以及我本人，注意的只是文章的基本倾向，但是这些字眼，正象德国人所说，臭气刺鼻。关于这些条文，日内瓦决议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久前出现的“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101]也在和这些文章唱一个调子。
　　请注意一下文章对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的著名区分。作者说，策略－计划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他认为可以谈策略－“过程”，他把策略－“过程”理解为同党的成长一起发展起来的党的任务的增长。依我看，这简直是不想讨论问题。我们为了拟订一定的政治任务曾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日内瓦代表会议关于这些任务进行了那么多的讨论。可是现在突然有人向我们说起“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来了。我认为，这是《工人思想报》的伯恩施坦主义特殊的狭隘的产物的再现，《工人思想报》曾经断言，应该只进行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的斗争。我们说，这只是变本加厉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日内瓦决议说，转入政治鼓动无需经过任何阶段，可是在这以后突然出现一篇文章，把“揭露性的刊物”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对立起来。马尔丁诺夫谈到大学生和自由派时写道，他们自己会关心民主要求。而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特点就在于，自由主义民主派没有表现出政治斗争的主动精神。如果自由派自己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而且能够自行去做，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文章作者甚至认为，政府自己将会采取具体的、行政的措施。
　　关于恐怖行动问题，大家知道，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曾经发生过某些分歧。在代表会议以后，“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崩得分子[102]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恐怖行动。而文章作者在第23页上写道，我们“不想阻挠恐怖主义情绪”。这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声明……［注：记录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69—275页


2
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提出的问题


　　1．三个组织在原则上是否都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
　　2．背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对我们的运动极其危险，“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否打算，是否能够保证通过写作活动来制止这种倾向呢？向隐蔽的和公开的伯恩施坦主义献媚，崇拜运动的初级形式和运动的自发性，必然会把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否打算，是否能够保证通过写作活动来消除这种现象呢？


载于1901年12月日内瓦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出版社出版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76页


　　注释：

　　[92]这一组文献包括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提出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列宁（化名弗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包括崩得国外委员会的5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进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实行统一的代表大会，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由上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上。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可看出，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代表大会宣布了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245。
　　[9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245。
　　[94]“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246。
　　[95]指由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组成的团体，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1901年5月取名为斗争社。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246。
　　[96]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
　　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米勒兰主义问题。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这个决议虽谴责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却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做。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利用这项附带条件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246。
　　[97]指六月代表会议所达成的原则协议第5条（5）：“社会民主党在选择同现存制度进行斗争的手段时，应当考虑政治上的适宜性和使斗争方法同必须保持运动所具有的阶级性相一致。”——247。
　　[98]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47。
　　[99]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即1901年9月22—28日在吕贝克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大会否决了伯恩施坦的拥护者提出的决议案，并通过决议对伯恩施坦提出直接警告。但由于多数领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248。
　　[100]饶勒斯分子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分子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分子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分子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248。
　　[101]“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明斯克成立的民粹派组织。这个组织联合了近40个工人小组，共有成员约200人，其中一些小组分布于比亚韦斯托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日托米尔和其他一些城市。该组织的领导人是Л．М．克利亚奇科（罗季奥诺娃）。它的纲领性文件是1900年在明斯克出版的小册子《自由》，其中提出了主要通过恐怖活动求得政治自由的任务。1900年春，该组织被沙皇保安机关破坏。保留下来的小组于1902年夏加入了统一的社会革命党。——248。
　　[102]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