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文坛的一头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脚，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对人民表示悲观，其实这篇短文除对高利贷行为和金钱的腐蚀作用表示悲观外，并没有什么悲观的东西；而后来，当格列·乌斯宾斯基为自己最近几篇特写作了解释（1878年《祖国纪事》第11期）时，自由派泥潭就完全象童话中说的那样激荡起来……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民卫士，真叫我们惊异，我国人民竟有这样多的朋友……我不能不同情……提出农村这个美人和文坛少年（或者确切些说，不是少年，而是贵族老爷及其奴仆中间的老色鬼和年轻的商人）对她的态度问题……对农村唱小夜曲，‘对她流连顾盼’，完全不等于爱她和尊敬她，正如指出她的缺陷，完全不等于敌视她。如果去问问乌斯宾斯基本人……他倾心于什么，他认为未来的寄托是什么，是农村，还是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是农村’。”

　　“比许多农村崇拜者更为透彻，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农村不过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这种时代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分证”。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第132页）

　　“那些把农村当作抽象的概念、把农夫当作抽象的纳尔苏修斯[80]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和肯定农村，就说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拼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斯马[81]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维护现状，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自由放任，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理想、公民理想等等——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

　　“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确切些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克·土·〉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

　　“他们（小市民）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其他生活场所把它们（科学、道德准则）确立起来。〈我们从前面看到，他们已经把它们在农村这样深邃的“生活场所”确立起来了。——克·土·〉他们首先是找不到进行这项工作的十分合适的人才，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具有其他传统的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人才”吗？！这是不值一驳的，而且作者在下面就会自己驳倒自己的。——克·土·〉。这些人都不是内行〈俄国资本家吗？！——克·土·〉，他们的步伐不老练、动作不敏捷〈他们十分“内行”，足能取得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十分“老练”，足能把实物工资制[82]推行于各地；他们十分机敏，足能获得保护关税。只有不直接感受到他们压迫的人，即只有小资产者，才能产生这样的幻想。——克·土·〉；他们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埋头学习〈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缈，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粉饰真相”，把敌人形容得软弱无力，没有根基，“总是多余的”。——克·土·〉；他们时而惋惜过去，时而忧虑将来，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种喊声，说小市民不过是厚颜无耻的权贵，说他们的科学经不起批评，他们的道德准则毫无可取之处。”

　　“然而，总得找条生路。小市民并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当民粹派说我们俄国是“小市民命令人去做工”时，那就是真理。而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那瓦·沃·先生就要高叫，说马克思主义者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民主〈原文如此！！〉制度了”。］。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个退伍的上尉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器终于开动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各种零件似乎还凑合可用，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平板愈来愈弯，螺栓在松动，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湮灭。”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快些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用国产材料做的机座、平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道德在这一时期败坏不堪。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

　　“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惯例，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每一种书刊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纪，不仅苏沃林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爱人民，说‘我生平所爱的并至死不渝地爱着的就是人民，我自己就是来自民间的’（这什么也不能证明）；甚至连《莫斯科新闻》不知怎的也另眼看待人民了……不知怎的也关心——自然是按自己的方式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了。现在，象业已停刊的《信息报》那样公开对人民不友好的报刊，连一个也找不到了。其实抱公开不友好的态度倒好些，因为这时敌人的原形毕露：可以看出他在哪方面是个笨蛋，在哪方面是个骗子。现在人人都是朋友，同时人人都是敌人，一切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了。正如乌斯宾斯基所说，人民完全堕入使初涉旅途的人迷失方向的大雾中。从前他们看到社会上根本没有天理国法。现在别人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已象地主一样自由，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在抬举他们，扶持他们。其实，在这一切由一条结实的细线包缠起来的关怀之中，贯串着无尽的虚情假意。”

　　“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立奖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苦农民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

　　“……人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重分制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苦农民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以便使农民能按高得出奇的价格向地主购买土地，如此等等……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朋友……大概当铺掌柜和酒店老板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据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永世沉沦的。”

　　“这比在政治上保持武装中立还要坏，其所以坏，是因为这总是给强者以积极的帮助。无论消极朋友在感情上多么真挚，无论他在生活舞台上怎样尽量保持不显眼的地位，他仍然会使朋友受到损害……”
　　“……对于那些比较纯正和真心爱人民的人［注：“消极朋友”的特征是什么，规定得太不明确了！要知道他们也是“纯正的”人，他们无疑也是“真心”“爱人民”的。从前面的对比中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把参加“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人，拿来同消极者作对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种情况终究是讨厌得不能忍受的。他们听到这种絮絮不休令人厌烦的爱的表白，觉得可耻和厌恶。这种表白年年重复，天天重复，在衙门里，在上流人的沙龙里，在小饭馆喝香槟酒的时候一再重复，但永远也不见诸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对这一切杂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终于出现了一定的公民信条，对正直性的一定的断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因此，喜欢黑暗中的广阔天地而忘记黑暗的逻辑渊源的博爱的自由派，对它们就特别讨厌。”

　　“不管这些信条在分别来看时实际上是多么狭隘，但对总的要求至少是无法反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变成公开的敌人！’
　　目前我们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即第三等级形成的过程。在我们眼前，代表人物正被挑选出来，准备管理生活的新的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

　　“这一过程在欧洲开始得远比我国为早，它在许多国家内已告结束［注：“已告结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已经看见了过程的尽头，“新的力量”已在聚积汇合吗？那它在我国也正趋于结束。或者是说那里已不再产生第三等级了吗？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那里还有小生产者，他们还在产生出极少数资产者和大批无产者。］；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一过程则因封建主义残余和工人阶级反抗而受到阻碍，然而就在这里，历史车轮也在年复一年地把这些残余碾碎而为新的制度铺平道路。”

　　“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由两种元素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一种元素从上面沉下来，一种元素从下面升上去，二者好象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样比重似的；这两种元素紧密地在一起混合着、化合着，经受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并开始改变上层和下层，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这一过程本身极有意思，而对我们来说，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三等级的统治是否是每个民族文明化命定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呢？……”

　　“……不进行那些过分小心的庸人处处都觉得是冒险的活动，不听信那些把历史只是看作命定的顺序、因而认为第三等级的统治对一个国家就如生老病死对一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者的话，国家就不能由一个阶段直接进到另一个阶段吗？……”

　　“……最后，难道不能减轻一下即将来到的制度的弊病，设法使它有所改变或缩短它的统治时间吗？难道国家真是一种呆板的、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的东西而不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难道它真是一种天帝放出的陀螺，只按一定的路线转动，只转一定的时间，转一定的转数，或者是一种意志力非常有限的机体吗？难道操纵它的真是一个巨大的铁轮，任何敢于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最简捷的途径的勇士都要被它压成齑粉吗？！”

　　“……我们注意的仅仅是第三等级的组成过程，甚至仅仅是来自民间而晋身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们执行着异常重要的社会职能，资产阶级制度的强度直接以他们为转移。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这种制度就离不了他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人数不足，那就必须设法从人民中造就他们，必须在人民生活中创造条件以促进他们的形成和分出，最后，必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直到他们壮大为止。这里我们遇到最有毅力的、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对历史命运的直接干涉。这些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业进步（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以工厂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以更合理的耕作制代替旧的耕作制）的必然性，有一定人口密度和一定国际交往的国家没有工业进步确实是不行的；一种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歧。机敏的人通常把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绝对必需的变化，与自己、与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但毫无疑义，这些人会被别人代替，而且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只要别人比他们现在更聪明，更有毅力。”

　　“在西欧，第三等级的历史是异常悠久的……不管宿命论者的学说怎样，我们当然不会把这历史全部重演；我国第三等级的开明代表也当然不会全部套用以往用过的那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定会因时因地从中选择最合适最适当的手段。他们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和造成工厂无产阶级，当然不会采用粗暴的武力或同样粗暴的清洗领地的手段……”

　　“……而会去消灭村社土地占有制，去造成农场主这一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阶级［注：即使不消灭村社，那也能顺利实现，因为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证明，村社丝毫不消除农民的分裂。］，总之是会采用那些使经济上的弱者自行灭亡的手段。他们今天不会成立行会，但将建立信贷社、原料供应社、消费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社说是要为全体谋幸福，实则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他们不会为组织财产继承法院而操心，但将为制定鼓励勤劳、戒酒、上学的法令而奔命，在这些方面活跃的只有年轻的资产阶级，因为群众仍将照旧酗酒，愚昧无知，并为他人劳动。”

　　“这个阶级（即来自民间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军的前哨、散兵线和先锋队，可惜它的作用很少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注意。其实它的作用，我们再说一遍，是非常重要的。村社被破坏，农民被剥夺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只是贵族和骑士，而且还有自己的兄弟，即也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有行动机灵和阿谀逢迎的本领，深蒙贵族惠爱，以浑水摸鱼或明火抢劫的方式掠得了若干资本，上层等级和立法机关都伸手援助他们。他们被称为人民中最勤劳、最能干、最清醒的分子……”

　　“……这甚至不是散兵线和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是编成队伍的作战士兵，指挥他们的，是校官、尉官、各部队长官以及由政论家、演说家和学者［注：应该加上行政官、官僚。否则，“总参谋部”的成员就列举得不完全，而这种缺陷是不应有的，特别是从俄国情况来说是不应有的。］组成的总参谋部。没有这支军队，资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为数不足三万的英国大地主，没有农场主的帮助而能管得住几千万的饥民吗？！农场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战士，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实行剥夺的细胞……在工厂中，起农场主作用的是领班和帮工，他们得到很高的薪金，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技术较为高超，而且为的是要他们监督工人，要他们最后下工，要他们不让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要求，要使厂主能指着他们说：‘看，我们对好好干活并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付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在工厂中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与厂主和厂方关系最密切的小店主、办事员、各种各样的监工以及诸如此类血管中还流着工人的血而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踞的小吸血虫。〈完全正确！——克·土·〉当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完全正确！在俄国也一样可以看到。——克·土·〉在某种场合下，在局部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就是这些方面多半也是一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或者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民的胜利，从人民中挑出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帮助掠夺而且自己也掠夺人民，把人民交给冒险分子支配……当著作界向法国人民高唱颂歌的时候，当他们赞美人民伟大、宽宏和热爱自由的时候，当这些崇敬人民的袅袅香烟弥漫于法国全境的时候，资产阶级这只猫却在一旁吃小鸡，而且把它几乎吃完了，给人民只剩下些骨头。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少得微不足道，甚至往往不足以缴纳捐税……”

　　“但在这方面对我们特别有教益的还是德国，它也和我国一样较晚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而它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而当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了别国的经验。”作者转述瓦西里契柯夫的话说：德国农民成分复杂，农民按权利、财产和份地面积分成不同的类别。整个过程使得“农民贵族”即“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产所有者等级”形成起来，使群众由“业主变为小工”。“最后，1849年颁布的半贵族、半小市民的宪法，把选举权只给了贵族和有产的小市民，这样就大功告成，而且切断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切合法道路。”

　　“德国当时有许多人都在为解放纵情狂欢，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纵情狂欢，他们认为对改革的任何怀疑和不满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予以诅咒。他们当中老实的人认为人民好象是脱缰之马，仍然可以关进马厩，重新负起邮政运输的任务（这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这里也有一些骗子，他们对人民阿谀奉承，而在暗地里进行相反的活动，他们对痴心热爱人民的呆子表示亲近，为的是这些人可以欺骗和利用。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一旦内争兴起，他们决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的，决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的。”

　　“我们，主要是我国农民，现时也经历着这种第三等级的形成过程。俄国在这方面落后于整个欧洲，甚至落后于贵族女校的同学，确切些说，落后于女校毕业的实习生——德国。在欧洲各处，城市是繁殖第三等级的主要温床和酵母。在我国则相反”，城市居民少得不可比拟……“其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土地占有制使居民固守在农村中。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与剥夺人民的土地和工厂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和充分的劳动供应。当欧洲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的时候，我国农民只要还有力量就固守着土地。人民土地占有制是农民阵地上的主要战略据点和主要制高点，小市民的首领们深知它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使出全副本领和全部力量来对付它。因此，也就产生了对村社的种种攻击，也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使耕作者与土地脱离关系的方案，以便合理经营农业，繁荣工业，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光荣！”

　　“我国现在的村社，土地少，赋税负担重，村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本来不多，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地力的衰减而显得更少了；赋税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手工业寥寥无几；在本地找外水的机会更少；农村中的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整乡整乡的农民不得不抛下妻室儿女，远出谋生。这样，许多县份都荒凉起来……在这些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下，一方面，从农民中分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年轻的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从别人手中独力购买土地，力图从事其他的营生，如经商，放高利贷，组织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劳动组合，接受各种包工合同和进行诸如此类的勾当。”

　　“那些从利益上关心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看见自己的计划破产［注：这么说来，消灭村社计划的破产就等于战胜了“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利益！！
　　这位民粹主义者用“村社”编出一套小市民的空想，陷进想入非非而忽视现实的境地，竟认为反对村社的计划就是要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制度，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业已完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所施展的政客手腕而已。
　　在他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他以洋洋得意的神情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您说说看，您想不想消灭村社？想还是不想？在他看来，这就是全部问题，全部“确立”。他根本不想了解，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确立”是早已实现和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消灭村社或巩固村社都不能触动它，因为现在资本既统治着村社的农村，也同样统治着个体农户的农村。
　　这位民粹主义者极力把更彻底的反对“确立”说成是为确立而辩护。快要淹死的人连一根稻草也想抓住。］并不干休：他们时时刻刻向农民唠叨说，一切要怪村社、连环保、土地重分制和纵容懒汉和酒鬼的村社制度；他们为富足的农民举办信贷社，为占有整片土地的人筹集小额农贷；他们在城市中开办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上这些学校的依然只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大批儿童仍无处求学；他们用展览会、奖金和配种站出租的纯种公畜等等帮助富裕农民改良牲畜品种。这一切微小的努力聚积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对农村起着瓦解的影响，使农民日益分裂为两部分。”

　　“我国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按权利和财产分为不同的类别（国家农民、皇族农民[87]、前地主农民——其中又分为得到全份份地的农民、得到半份份地的农民和得到四分之一份地的农民——和家奴）；村社生活方式不是我国普遍的生活方式；在西南边疆区，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占有土地的情形，也就是说，看到有畜力的、无马的［注：见本卷第30页。——编者注］、种菜蔬的、当雇农的和当世袭租地户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有地100俄亩以上，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一寸土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土地制度与德国的土地制度完全相同，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情况，那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我国也是有基础的。”

　　“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增长，的确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时计，它不仅在各犹太边疆地区增长着，而且在俄国腹地增长着。要用数字来表示它的人数，目前还很困难，但只要注意到土地占有者人数不断增长，商业执照数量日益增加，乡村中控告寄生虫和盘剥者的案件愈来愈多等等迹象［注：这里还应加上：依靠农民银行购买土地，“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改良技术和耕作法，采用改良农具，种植牧草等），小额信贷的发展，为手工业者组织销售等等。］，就可想见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

　　“我们有些人谈到农民购买土地的事实，并说明农民购买土地有的是作为个人财产，有的是作为村社财产，但几乎从不补充说，个人购买的是通例，而村社购买则是罕见的微不足道的例外。”

　　“这就是我国与小地产贵族紧相靠拢紧相结合的年轻农村资产阶级。”

　　“不过它（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还远不是全部。‘寄生虫’在俄国当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它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含义，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压迫过同村人。过去的寄生虫与现在的相比，简直是宗法社会的人，这种人向来服从村社，而有时简直是懒汉，特别是不去追逐钱财。现在，寄生虫一词有了另外的含义，在多数省份，它已成了总括性的概念，用得比较少，而常为别的词所代替，如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猫皮商、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这里从一个词分出了几个词，其中一部分也不是新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全新的，甚至是农民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首先表明对人民的剥削有了分工，其次表明掠夺已经大大扩展和专门化。几乎每村每乡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剥削者。”

　　“……在他们中间（在这些富农之类的人中间），没有资本的小喽罗们通常依附于贷款给他们或委托他们代购货物的大商人；资本较雄厚的则独立经营，直接与大的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发生联系，包几节车皮发往那里，并亲自去采购本地需要的商品。无论您坐哪一线的火车，您一定会在三等车厢（偶尔在二等车厢）里遇到几十个这类为生意而奔波的人。这些人您一定认得出来，他们的装束特别，对人粗鲁无礼，看见哪一位太太请他们不要抽烟就发出刺耳的狂笑，或者是笑那些出外谋生的乡下佬〈“乡下佬”，原文如此。——克·土·〉，笑他们一点不懂生意经，笑他们穿草鞋，认为这是‘没有教养’。这些人您从谈话中也能认出来。他们谈的总是‘羊羔皮’、‘植物油’、皮革、‘香鱼’、糜子之类的东西。同时，您还可以听到他们厚颜无耻地叙述他们怎样骗人，怎样制造假货：怎样把‘臭得难闻’的卤牛肉‘卖给了工厂’，‘给茶叶上色一看就会’；‘每包白糖掺水可以增重3磅，而顾客一点看不出来’等等。这一切谈得如此露骨、如此放肆，使您一看就明白这些人只是因为怕进监狱，才不偷小饭馆的汤匙，不扭走车站的瓦斯灯。这些人连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他们的道德完全建筑在卢布上，用谚语来概括就是：商人是钓者；大鱼活着就是为了吃小鱼；有空子就钻；瞅准照管不严的东西；抓住可乘之机；不要怜恤弱者；得巴结时就巴结。”接着作者举了一篇报纸上的通讯：一个名叫沃尔柯夫的酒店老板兼高利贷者，纵火焚毁了自己保了高额火险的房子。这位先生还被“一位教师和一位当地的神父认作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一位“教师为了贪酒随便替他写了诬告状子”。“一个乡文书答应他陷害莫尔多瓦人。”“一个地方自治局保险员兼地方自治局委员替他的旧房子保了1000卢布的火险”等等。“沃尔柯夫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典型。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沃尔柯夫，哪个地方不仅都可以听到这类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听到这类纵火的事情……”
　　“……然而农民怎样对待这种人呢？如果这种人象沃尔柯夫那样愚蠢、粗暴和小气，农民就不会喜欢他们，而会怕他们，怕他们陷害自己，而自己对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房子都保了险，他们厩有骏马，门闩牢固，家有恶犬，与地方当局还有来往。但如果这些人比沃尔柯夫聪明、刁滑，如果他们给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一个戈比行为披上漂亮的外衣，如果他们赚了一个卢布，同时却大叫大嚷地说少要一个戈比，如果他们对遭了火灾的村子不惜送点伏特加酒或小米，那他们就能博得农民的敬仰、拥护和尊重，成了穷人的活命恩人，好象没有他们，穷人就活不下去。农民把他们看作聪明人，甚至把子弟送到他们那里当学徒，认为孩子坐柜台是体面事，深信孩子将来定有出息。”

　　“读者，你们现在到城市看看。这里你们会碰到人数更多、种类更庞杂的年轻资产阶级。凡是有了文化并认为自己宜于从事更高尚的活动的人，凡是认为自己应当比苦命的普通农民有更好的命运的人，最后，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在农村安身的人，现在都渴望到城里来……”

　　“……这里你们会遇到店员、办事员、小商人、小贩、各种承包人（灰泥匠的、木匠的、泥水匠的等等）、售票员、清道夫头、巡警、交易所经纪人、渡口把头、小饭铺和客栈的掌柜、各种作坊的老板、工厂的领班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明显特征的真正的年轻资产阶级。他们的道德准则在这里同样极其狭隘：一切活动建筑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注：不对。小资产者不同于大资产者的地方，在于他自己也从事劳动，正如作者列举的各类小资产者也从事劳动一样。对劳动的剥削当然是有的，但不只是剥削而已。
　　还须指出一点。民粹主义者（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说，不以普通农民的命运为满足的人的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马克思主义者说，俄国农民的趋向不是村社制度而是小资产阶级制度。
　　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呢？岂不是一个提供了经验性的生活观察，而另一个则把观察的事实（这些事实反映了现实“个人”的现实“思想和感情”）概括成为政治经济规律吗？］，而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或小额资本以愚蠢地度过一生……”“……我知道许多人看到他们而心中高兴，把他们看作智慧、毅力和进取心的化身，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而文明的不平衡将逐渐泯灭。哦！我早就知道，我国已经造成了高等资产阶级，他们都出身于有教养的人，出身于商人，出身于那些经不住1861年的危机而没落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贵族；这一资产阶级构成第三等级的骨干，现在它所缺少的只是来自民间的分子，没有这些分子它就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它是喜欢他们的……”

　　“……我知道，许多古老世族的后代已从事酿酒业和卖酒业、铁路的承租和勘察，担任股份银行的董事，甚至已在著作界安下身来，并唱着新的歌曲。我知道，著作界的歌曲有许多非常委婉动人，它们倾诉着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但我同样知道，正派的著作界的职责是暴露那种不是送给人民面包而是送给人民石头的企图。”

　　“……法国资产阶级也把自己和人民混同起来，总是以人民名义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总是欺骗人民。我们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不久以前，《当代新闻》在考察改革以后在我国形成的新的经济阶级时，对它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穿着擦了油的皮靴、对小警官卑躬屈膝的旧日富翁，摇身一变而成了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甚至傲慢无礼、有时还挂上头等勋章和高级官衔的大老板。仔细看看这些平步青云的人物，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觉，今天的这些显赫人士大多是昨天的酒店老板、承包人、店员等等。这些新人物活跃了城市生活，但没有改善城市生活。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忙碌，使各种概念混乱不堪。周转的加速，对资本的需要，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这种热潮简直变成了狂热的赌博。出乎意外地造成的无数财富，使发财的欲望达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等等……
　　无疑地，这种人对人民的道德起了极有害的影响〈原来不幸在于风气的败坏，而完全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克·土·〉，如果不怀疑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更堕落，那自然不能怀疑这是因为城市工人更受这种人包围，呼吸着他们的空气，过着他们建立的生活。”

　　“俄国地主以野蛮著称，只要稍微把他刮一下就能认出他是鞑靼人，而俄国资产者是连刮也不需要刮的。俄国旧时的商人曾创立一个黑暗王国，现在他们和新资产阶级一起，定将创造一个魔鬼世界，使一切思想、一切感情归于毁灭。”

　　“一群一群的新掠夺者走向四方，在各处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地主庇护他们，看见他们就笑容满面，地方自治局人员发给他们巨额保险金，国民教师替他们写诬告状子，僧侣亲自造访，乡文书则帮助他们陷害莫尔多瓦人。”

　　“然而应当怎样来反对这种人呢？”
　　“……无论从正义方面考虑，或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国家应当从后两方面考虑），都不能寄希望于剥削者智力的发展和社会舆论的改善。”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著作界的影响毫无作用，但它为此必须：第一，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不要仅限于〈原文如此！！！〉培养富农，还要唤起社会舆论。”

　　“……第二，著作界应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接近人民的机会。”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培养和教育的影响毫无作用，但我们首先认为：（1）应当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应当仅仅让某些个人有这个机会，使他们与众不同，变成富农……”

　　“……（2）国民学校不仅应为退职的教堂下级职员、官吏和各种酒徒打开大门，而且应为真正正派的和真诚地爱人民的人打开大门。”

　　“……但这还不够，智力的发展，可惜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还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兽性的贪欲和本能。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防护农村免受掠夺的措施，首先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村社，保护这种有助于克服人性的道德缺陷的共同生活方式。应当使村社获得永久的保障。但就是这样也还不够。村社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和沉重的赋税负担下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组织人民工业。
　　这就是整个正派的著作界应当同意并拥护的反对富农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新的；但问题在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而这一点还远不是每个人都信服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