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农民耕作业中出现的大量使用机器的现象和富裕农民经营规模的显著扩大，使我国农业生活进入新的阶段，而今年艰难的经济条件无疑地将给这一阶段的发展以新的刺激。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机器的使用，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家庭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一点在确定每一农民家庭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时一直是被忽视的……
　　农民经济中使用机器引起了生活上的重大变化：缩减了农业对人手的需求，使农民更锐敏地感到我国存在着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促使那些在村里显得多余的家庭增多起来，它们必须外出做零工，实际上成为无地户。同时，农民经济中采用大机器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现有的耕作方法和粗放的条件下达到了以前想都想不到的高度。这种情况是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之所以有力量的保证。本书的首要任务就是指出并阐明南俄农民中的这种变动。”（序言第Ｘ页）

　　“可见，随着经营规模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民用于养活劳动力即人和牲畜的支出（这是农业中一项最主要的支出）就依次递减。种地多的各类农户用在每俄亩播种面积上的这项支出几乎只有种地少的各类农户的一半。”（第117页）

　　“这张表说明，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大农具（耕具和运输工具）数量是随每户播种面积的增多而递减的，因此，上等户用于耕具和运输工具的支出按每俄亩平均要相对地少些。种地不满10俄亩的农户有些例外：它的耕具比另一类种地16俄亩的农户少些，这只是因为这一类农户有许多不是用自己的农具而是用租来的农具种地，而这绝不会缩减农具方面的支出。”（第318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十分清楚地表明，农民经营规模愈大，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农具、劳动力和役畜就愈少。”（第162页）
　　后面波斯特尼柯夫又指出：“前几章已经说明，在塔夫利达省的几个县里，各类农民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看来，在其他也是以耕作业为农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的省份里，农民经济中也显露出这种现象。可见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象是一种规律而且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为这个规律使小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经济意义。”（第313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每一个自成独立单位的农户，它的土地面积由下列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生产养活劳动者家庭和住在该农户家里的工人的食物，就狭义来说，这是农户的食物面积；第二部分是供给为农户干活的牲畜的饲料，也可以称为饲料面积；第三部分包括宅地、道路、池塘等等以及提供种子的那部分播种面积，可称为经营面积，因为它是为全部经营服务的；最后，第四部分是生产由农户拿到市场出售的未加工的或加过工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这是农户的商业面积或市场面积。在每一单个农户里，土地分为上述四部分不取决于所种植的作物的种类，而取决于种植这些作物的直接目的。
　　农户的货币收入取决于它的土地的商业部分，因此，这部分面积愈大，从它得到的产品的相对价值愈高，农户户主向市场提出的需求就愈大，因此国家在本国市场范围内能够保持的非农业的劳动数量就愈多，农业对于本国的行政（税收）和文化的意义就愈大，户主本身的纯收入和他用于农业支出和农业改良的资金也就愈多。”（第257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上述各类农户在货币收入上的差别足以说明经营规模的意义，但实际上各类农户在庄稼收入上的差别一定更大，因为应该估计到上等户每俄亩的收获量更大，出售粮食的价格更高。
　　在对收入的这一计算中，我们纳入计算中的不是农户的全部面积，而只是耕地面积，因为我们没有塔夫利达省各县农户的各种牲畜所使用的其他农业用地的准确数字；但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南俄农民的货币收入几乎完全取决于播种面积，所以上述数字相当准确地描绘出各类农民从农业所得的货币收入上的差别。这些数字表明货币收入是怎样随着播种面积而剧烈地变化着。种地75俄亩的家庭每年得到的货币收入达1500卢布，种地34½俄亩的家庭每年有574卢布，而种地16⅓ 俄亩的家庭只有191卢布。种地8俄亩的家庭只得到30卢布，也就是说，如果不搞副业，这笔收入是不够抵补经营上的货币支出的。当然，上述数字还没有表明从经营上得到的纯收入，要算出纯收入必须从上述数字减去农户用在捐税、农具、建筑物、购置衣服鞋子等等方面的一切货币支出。但是，这些支出的增加并不与经营规模的扩大成正比。家庭开支的增加与家庭人数成正比，而家庭人数的增加，从表内可以看出，比各类农户播种面积的增加慢得多。至于各项经营支出（缴纳土地税和地租，维修建筑物和农具），它们的增加最多不过同经营规模成正比，而经营上的货币收入总数的增加，如上表所表明的，却不止与播种面积成正比。而且所有这些经营支出同农户用于维持劳动力的主要支出比较起来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现象：农户经营农业从每俄亩土地上得到的纯收入，随着经营规模的缩小而递减。”（第320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为了更概括地把居民划分为几个经济类别，我们要利用另一标志，这一标志虽然在各地区并没有同类经济意义，但是，它更符合农民自己所采用的分类法，而且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也曾指出各县都有这种分类法。这就是按户主在经营方式上的独立程度即按每户役畜头数来分类。”（第110页）
　　“目前南俄地区的农民，可以按户主的经济独立程度和经营方式分为如下三大类：
　　（1）有畜力的户主，即有全套的犁或代替犁的其他耕具，不租牲畜、不需插犋[12]而用自己的牲畜足以进行田间工作的户主。这些户主使用曳引犁或多铧浅耕犁，自己有役畜2—3对或更多些，与此相适应，每户有成年劳力三个，或至少有成年劳力两个和半劳力一个。
　　（2）畜力不够的户主或插犋户，即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牲畜来独立驾用而靠插犋进行田间工作的户主。这种户主每户饲养1对、1.5对、在某些场合下甚至2对役畜，与此相适应，有一个或两个成年劳力。这种户主在耕种难耕的土地和必须使用3对役畜曳引的犁（或代替它的多铧浅耕犁）的时候，即使有2对役畜也必须插犋。
　　（3）没有畜力的或根本没有牲畜的‘无马的’户主，或有1头役畜（大多数是马，因为耕牛通常总是成对地养，只有两头套在一起才能耕地）的户主。他们租别人的牲畜种地，或者出租自己的土地以换取一部分收成而根本不种地。
　　农民自己通常就是按农民生活中的根本经济标志来这样分类的（这种经济标志在这里就是役畜头数和驾用方式）。但是这样分类，无论在上述三类的每一类中或各类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第121页）

　　作者说：“我们看到在南俄有畜力的户主是很不同的：富裕农民畜力很多，较贫苦的农民畜力很少。前者又分为畜力充足的（有6—8头役畜）和不充足的（有4—6头）……‘无马的’户主在富裕程度上也是很不同的。”（第124页）

　　“一般说来，在塔夫利达农民中（不包括移民），种地多的占农户总数的1/6左右，中等的占40％左右，种地少和不种地的占40％多一些。而在塔夫利达省各县的全部居民（包括移民）中，种地多的占居民的1/5或20％左右，中等的占40％左右，种地少和不种地的占40％左右。”（第112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实质上，不种地的户主和租别人牲畜耕种自己土地的种地少的户主，在经济状况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把自己的土地全部租给同村人，后者只出租一部分，但是二者不是给自己同村人当雇农，就是去挣外水，而且主要还是农业方面的外水，不过是住在自己的家里。因此，不种地的和种地少的两种农民可以合在一起研究，二者都是失去自己的经济的户主，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已经破产或正在破产的、没有种地所需的牲畜和农具的户主。”（第135页）
　　稍后，波斯特尼柯夫又说：“如果不经营的和不种地的农户多半是已经破产的农户，那么，出租自己土地的种地少的农户就是前者的候补者。每次大的歉收或偶然事故，如火灾、丢失马匹等等，都会使这一类中的一部分户主下降为不经营的农民和雇农。因为某种缘故而丧失役畜的户主开始走向衰落。租别人牲畜种地，含有许多不稳定的、混乱的因素，往往被迫缩小耕地。地方的农村信贷所和同村人都拒绝贷款给这样的农夫［注：“在塔夫利达省各县有许多信贷社设立在大村庄里，它们靠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业务，但是只有富裕的户主才能得到它们的贷款”］；他要得到贷款，其条件通常比‘有钱的’农民更为苛刻。农民说：‘他什么也拿不出来，怎能借给他呢。’他负债累累，一旦遇到事故，就会丧失土地，尤其是在他还欠国家税款的时候。”（第139页）

　　“完全靠农业为生而不闹亏空的、人口和富裕程度都是中等的农民家庭，在普通年成时，自己应该有4俄亩播种面积供给全家6.5人的食物，4.5俄亩供给3匹役马的饲料，1.5俄亩供给播种用的种子，6—8俄亩生产向市场出售的粮食，一共16—18俄亩。……塔夫利达省的中等户每户约有播种面积18俄亩，但塔夫利达省三县中，有40％的居民每户的播种面积不满10俄亩，如果他们仍然从事耕作业，那只是因为他们靠外水和出租土地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居民的经济情况是不正常的、不稳定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有备荒的存粮。”（第272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根据力学定律，三匹马驾在一起的牵引力并不等于一匹马的牵引力的三倍，由于同样道理，插犋户的耕作面积标准也要[比用自己牲畜耕种的农民]低些。插犋户可能住在村子的两头（插犋的大部分都是亲属），而且两个户主（也有三户插犋的）的地块要比一个户主多一倍。这一切都增加了往返上的支出。［注：“在分配土地时，每户按自己的人口在一定地段分得连在一起的地块，因此，人口少的农户的地块要小些。在塔夫利达省，插犋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插犋户中谁有多铧浅耕犁就替谁多耕种1俄亩，例如替一户耕种10俄亩，替另一户耕种11俄亩；或者由没有多铧浅耕犁的户负担工作期间修理多铧浅耕犁的全部费用。插犋的牲畜头数不等时也是这样的：如替一户多耕种一天，等等。在卡缅卡村，多铧浅耕犁的所有者一个春天可以得到3—6个卢布。插犋户之间常常发生不和。”］为了求得和睦，同样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有时工作未完就闹起纠纷来了。在另一种情况下，插犋户没有耙地的马匹，于是把马从多铧浅耕犁上卸下来，用几匹驮水，用几匹耙地。在尤兹库伊村有人告诉我，插犋户用多铧浅耕犁往往一天最多耕1俄亩，即比标准少一半。”（第233页）

　　“农具除少数外，都和德意志移民的农具一样，但式样较少，一部分质量较差，因而价格比较低廉。只有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人烟稀少的西南部分是例外，至今还在使用小俄罗斯的原始农具，如笨重的木犁和带铁齿的古式木犁。在塔夫利达省各县的其余地区，农民都普遍使用改良的铁犁。与犁同样在耕地中占首要地位的，还有多铧浅耕犁，在许多场合它甚至是农民唯一的耕具。但多半是犁和多铧浅耕犁并用……耙地普遍使用带铁齿的木耙，把有两种，一种是用两匹马拉的耙，可以耙10英尺宽的一块地，一种是约1俄丈宽的用一匹马拉的把……多铧浅耕犁是一种有3个、4个或5个铧的工具……在多铧浅耕犁前面常常装一个小播种机，它随多铧浅耕犁的轮子转动而转动。它撒播种子，多铧浅耕犁同时把种子覆盖起来。在农民的其他耕地工具中，偶尔还可以看到一种播种后用来平地的木磙。收割机近10年来在农民中特别流行。据农民说，在富裕的村庄里有收割机的农户几乎1/2……农民的割草机比收割机少得多……农民也很少使用马拉搂草机和脱粒机。普遍地使用风车……运输完全是用现在俄国很多农村都会制造的德国式轻便马车和大车……脱粒各地都使用长短不同的有齿的石磙。”（第213—215页）

　　波斯特尼柯夫说：“农民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耕作制和耕作性质。可惜我国农民经济研究者至今还很少研究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他们往往还是把农村居民各阶层的农民经济看成是同类的。我先撇开耕作制不谈，而尽量简短地概述我在塔夫利达省各县旅行时调查清楚的各类农户经营中的这些技术特点。
　　用自己牲畜耕作而不需要插犋的户主，每户有4头、5头、6头或更多的役畜［注：富裕农户每户有6—10头役畜（见上文）。］，而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有许多差别。四铧的浅耕犁需要套上4头牲畜，五铧的需要5头牲畜。耕地以后紧接着就要耙地，如果户主没有多余马匹，他就不能马上耙地，而要在耕地结束以后再耙，就是说，要用已经有些干燥的土来覆盖种子，这对种子的发芽是不利的。如果在离村很远的地方耕作，就需送水和饲料，没有多余马匹也会使工作中断。在这种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套的役畜，就会错过时间，耽误播种。有大量役畜而又使用多铧浅耕犁时，农民能较快地播种，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天气，用较湿润的泥土覆盖种子。可见春耕技术上的优越性属于每户有6头、更好是有7头役畜的‘设备完善的’户主。有7匹马时可以用一架五铧浅耕犁和两副耙同时耕作。农民们说，这样的户主‘是不会停工的’。
　　如果收成好，在庄稼收完后，当本地经济需求劳动力最紧张的时候，这些户主的经济状况上的差别就显得更为重要。有6头役畜的户主，一面运回庄稼，一面脱粒，用不着把庄稼堆成垛子，这当然就节省时间和劳动力。”（第277页）

　　他说：“目前份地已成为南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投机对象。立下字据，用土地作抵押取得借款，这种做法在塔夫利达省农民中很通行；而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偿清债务以前归放款者所得，土地可出租或出卖一两年，或长达8年、9年和11年，这种份地的出让要在乡公所和村公所里取得正式证明。在较大村庄里，每逢星期天或节日，我都看到村公所门前聚集着大群闹哄哄的人。问到聚集的原因时，人们总是回答说，这是在请客，由村政权注册证明出卖份地……把份地典给别人使用的现象，不仅在按登记丁口分配土地和根本不彻底重分土地的村庄里有，而且在按现有人口分配土地和彻底重分土地的村庄里也有，不过在后一种村庄里典押的期限通常短些，而且典押时估计到重分土地的期限，因为近来这里重分土地的期限大部分是在村社重分土地的决定中预先规定了的。目前份地的典押在南俄村庄中集中地表现出当地富裕农民（在这里，特别是在塔夫利达省各县，他们为数很多）的切身利益。这种典押是富裕的塔夫利达人大量扩大耕地并得到很大的经济利益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目前富裕农民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变化都很敏感，因为这些变化会使他们失掉这种通常租金低廉、地点又近的土地。”（第140页）以下说到的是：梅利托波尔县的县农民事务会议[16]要求每次出让份地都要得到村会的同意，这个命令使农民受到束缚，以及“这命令的后果只是使农村审判所里没有土地契约登记册了，虽然作为非正式的登记册大概还在登记”（第140页）。

　　“目前村信货所和信贷社在我国有些地方很普遍（例如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就很多），它们主要是帮助富裕农民。可以说，它们的帮助是很重要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这种信贷社的地区的塔夫利达农民说：‘谢天谢地，我们现在摆脱了犹太佬。’但说这种话的是富裕农民。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找不到保人，享受不到贷款。”（第368页）贷款的这种垄断化不是什么意外事情，因为信贷业务不过是一种延期支付的买卖。很自然，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支付，而在南俄农民中有钱的只是少数富裕农民。

　　“不能指望目前在土地占有制基础上正进行着的农村生活中的残酷斗争，在将来会促进居民中的村社原则和协调原则的发展。这种斗争不是偶然的条件引起的暂时的斗争……我们认为它不是村社传统和在农村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斗争；由于缺少土地，这种斗争必然以一部分居民的不幸结局而告终。”（第ⅩⅩⅩⅡ页）

　　“经营面积有一定的最低限度，农民的经营不能低于这个限度，否则就会无利可图，甚至无法维持。为了养活家庭和牲畜〈？〉，农户需有一定的食物面积；没有从事或很少从事副业的农户，还需要一些市场面积，以便销售产品，获得货币来缴纳税款，购置衣服鞋袜和支付经营所必需的工具、建筑物等等方面的开支。农民的经营规模如果低于这个最低限度，就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会认为放弃经营去当雇农更为有利，因为雇农的开支比较少，即使总收入少些也可以较充分地满足需要。”（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