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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
1863年3月1日
先生们：
你们在来信中请求我以我认为方便的任何方式，跟你们谈谈我对工人运动的看法，以及为了改善工人等级在政治、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状况你们所应采取的手段，特别是关于合作社对于整个贫苦人民阶级的意义。
我毫不迟疑地满足你们的愿望，并为此采用最简单的、合乎事物情理的形式，即公开答复的形式。
不过我要说明一下，目前由于必要的工作占去了我很多时间，我写这封信不得不尽可能地简短，这大概符合你们自己的目的。
去年10月，当我恰好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在柏林举行了关于召开德国工人代表大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报上公布的材料，我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次大会。会上提出了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你们根本不必关心政治运动，它跟你们没有关系。
相反地，另一种看法认为，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普鲁士进步党[1]的追随者，应当给它充当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和共鸣器。
假如我当时出席了你们的会议，那末我会对这两种看法都表示反对。
认为工人不必关心政治运动和发展，这简直是愚蠢透顶！
恰恰相反，工人只有通过政治自由才能满足自己的正当利益。你们可以怎样聚集起来，讨论自己的利益，建立维护自已利益的联合会及其分会等等，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取决于政治状况和政治立法的问题，因此不值得多费笔墨去驳斥这样愚蠢的看法。
但是，硬要你们在政治上只把自己看作进步党的追随者的那种相反的荒谬主张，也同样是错误的，同样会使人误入岐途!
普鲁士进步党当时在同鲁士政府的冲突中，由于坚持预算批准权和反对普鲁士的军事改组，为争取政治自由树立了一定的——尽管是有限的——功绩。诚然，否认这一点是不公正的。
但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即使在当时也要完全拒绝实现那种荒谬主张：
第一，这样一种立场根本不适合于德国工人党应当成为的那样强大的、独立的、追求比普鲁士进步党更有原则的政治目的的党：而普鲁士进步党在原则方面仅仅把坚持普鲁士宪法当作自己的旗帜，而且仅仅把反对片面改革军事组织——在德国的其他各邦人们从来不企图进行这种改革—一，或者把坚持预算批准权——在德国的其他各邦人们从未争论这件事——作为自己斗争的内容。
第二，无论如何不能肯定，普鲁士进步党是否会以只有工人等级才配有并能指望得到它的热烈同情的那种尊严和毅力把同普鲁士政府的冲突进行到底。
第三，同样不能肯定，普鲁士进步党一旦取得了对普鲁士政府的胜利，它会利用这一胜利来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还是仅仅用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也就是说，不能肯定它是否会利用这一胜利来实行民主原则和工人等级的合法利益都要求实行的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
在后一种情况下，显然它不可能指望引起德国工人等级的丝毫兴趣。
这就是当时我要就那种荒谬主张对你们所说的话。
今天我还要补充一点，这在当时自然是不难预见的，而自那时以来也以事实表现出来了，普鲁士进步党完全缺乏为了体面地，胜利地结束同普鲁士政府无关紧要的冲突所必需的那种毅力。
尽管预算批准权事实上被政府所否认，普鲁士进步党却继续出席会议，并且同被它自己宣布为应刑事责任的内阁一起进行议会事务，它由于自相矛盾而使它自己丢了脸，而且通过软弱无能和恬不知耻的表演也使人民丢了脸!
尽管它自己宣称宪法到了破坏，它却继续出席会议，参加辩论，而且同政府一起处理议会事务，它自己在为政府效劳，甚至帮助政府维持立宪状态的假象。
它理应宣布议院会议长期休会，直至政府宣布停付被议院否决的开支为止，这样一来政府就只能二者择一：要么尊重宪法赋予议院的权力，要么抛弃立宪状态的任何假象和机构，搞成一个公开的、赤裸裸的专制政府，承担与此有关的严重责任，并且亲自挑起作为公开专制制度的后果必然会逐渐到来的危机，——它却不这样做，反而使政府有可能把专制权力的一切利益同装点门面的立宪状态的一切利益结合起来。
它不是迫使政府实行公开的毫不掩饰的专制制度，不是使人民通过事实认识到不存在合乎宪法的状态，却甘心在这出虚假的立宪制的滑稽剧中扮演角色，为维持一种假象效劳，这种假象，正如建立在假象的基础上的任何政府制度一样，一定会模糊人民的理智，败坏人民的道德。
因此，这个党已经表明，它在果断的政府面前，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极其软弱无能的。
这个党已经表明，正因为如此，它完全没有能力去促进自由利益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发展。
这个党已经表明，它不要求得到居民中民主阶层的同情，它对工人等级具有的那种政治自尊心丝毫也不理解。
总之，这个党事实上已经表明，它无非是声名狼藉的哥达党[2]改换名称、乔装打扮以后的复活。
这就是今天我要向你们补充的东西。
今天跟当时一样，我最后还要跟你们谈一淡的是，这个党捧出“普鲁士的领导地位”这种教条，把普鲁士政府看作是德国复兴的当之无愧的教世主，而实际上包括黑森在内，没有一个在政治上落后于普鲁士政府的德国政府，实际上包括奥地利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不优越于普鲁士政府的德国政府。仅仅因为这一点，这个党就没有任何资格代表德国工人等级，因为仅仅这一点就暴露了这个党沉溺于幻想，自我吹嘘和满足于夸夸其谈的庸碌无能，因此，期待它对德国人民自由的真正发展有所作为的任何希望都必须抛弃。
从以上所述可以明确了解，工人等级在政治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对进步党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
工人等级应当建立独立的政党，而且应当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这个党的原则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代表资格——这是它能够在政治上满足自己正当利益的唯一的东西。为此面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这就是而且应当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
工人党应当怎样对待德国进步党，这是显而易见的。
随时随地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党，并且建立一个同进步党分道扬镳的党；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和问题上支持进步党，但是只要它离开了共同利益就坚决抛开它，反对它，从而迫使它要么向前发展，提高进步的水平，要么越来越深地陷入它已不能自拔的无聊和无力的泥潭之中；一―这就是德国工人党对进步党所应采取的简单的策略。
关于你们在政治上所要做的事情，就讲这么多。
现在谈读你们提出的、你们有理由更加关心的社会问题。
当我在报刊上读到，迁徙自由和行业自由的辩论应当列入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真感到啼笑皆非。
怎么，先生们，你们要辩论迁徙自由吗?
对此我可以用席勒的诗句来回答你们：
“多少年来我用鼻子嗅气，
可是怎见得它是属于我的?”
关于行业自由的问题不也是完全一样吗?
所有这些辩论至少有这样一个缺点：大约晚了五十年以上!
迁徙自由和行业自由是人们要在立法机构中悄悄地予以颁布而不要再去进行辩论的问题，
难道德国工人等级也要重复那种满足于以无的放矢的、冗长的讲演来进行自我陶醉的会议的把戏吗？
德国工人等级的严肃精神和毅力懂得要避免这种可怜的把戏!
但是，你们不是要建立储蓄互助会，伤残互助会、急难互助会和疾病互助会吗?
我乐意承认这些机构的相对的好处，尽管是非常次要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好处。
不过我们要把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区别开来。
你们的目的是不是要使工人个人的病苦境况变得稍微好一些呢?是不是因为轻率度日、疾病、衰老和各种不幸事故使得某些工人个人偶然地或必然地比工人等级的正常状况更加槽糕，从而要反对这些现象呢?
如果是这样，那末疾病互助会、伤残互助会、储蓄互助会、急难互助会是完全适合的手段。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用不着在全德国掀起一个运动，用不着在国内的整个工人等级中进行普遍的鼓动。完全不需要这样小题大做!
这个极为狭隘的、无关紧要的目的宁可放心地变给地方联合会和地方组织去实现，它们定能实现得更好。
或许你们的目的是改善整个工人等级的正常状况并使它超过现有的水平?
这自然是而且也应该是你们的目的。但是只要有了一条把我在决不容许互相混淆的两个目的之间划出的严格的分界线，你们就能比通过冗长的议论更清楚地认识到，那些机构对于达到第二个目的是完全不中用的，因而同目前工人运动是完全不相干的。
请允许我只引证难一的一个权威，极其保守、极其保皇的胡贝尔教授的自白，此人既研究社会问题，也研究工人运动的发展。
我喜欢引证这个人的话，而且在这封信中我将一再引用，因为他在政治上站在同我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在经济上又站在同我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引证他的话定会最好不过地消除这种嫌疑：仿佛我低估那些机构的价值，只是由于带成见的政治倾向造成的；另一方面，还因为：正如胡贝尔教授同我的政治观点格格不入一样，他同自由主义也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他会以必要的公正态度在国民经济方面提供真诚的自白，而自由主义学派的所有追随者，为了使事物同他们的倾向保持一致，在国民经济方面都不得不欺骗工人，或者为了更好地欺骗工人，先欺骗自己。
胡贝尔教授在他的《和谐》中说，“因此，不必对储蓄互助会、急难互助会、疾病互助会等实际上具有的相对的好处作任何否定，但这些好的东西本身恰恰也带有严重的消极的弊病，因为它们是产生美好的事物的障碍。”
当然，只有当它们吸引伟大的全德工人运动的力量，或者哪怕仅仅是吸引一部分力量时，它们才会更进一步暴露出这些严重消极的弊病，成为产生美好的事物的障碍。
但正如你们来信所说，许多报纸都认为，而且几乎各地都向你们建议，你们应当采用舒尔采-德里奇[3]的各种组织，采用他的信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原料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来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
我冒昧地提请你们更加充分地注意这个问题，
舒尔采-德里奇这个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考察。
在政治上他属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进步党。
第二，他也自称为国民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作为理论国民经济学家，他向来完全站在自由主义学派的立场，具有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切谬误、弄虚作假和自我吹嘘。他到目前为止给柏林工人所作的一些报告，就是对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颠三倒四的叙述，同前提毫无联系的结论，这就是报告的内容。不过，你们的目的和我的意图，都不是要我在这里去批判舒尔采-德里奇的理论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和报告，去证明他那些自我颗骗和错误结论是同饱在理论和国民经济学方面所追求的整个自由主义学派相一致的。不言而喻，我将不得不在下面回到这些学说的主要的内容上来。
第三，舒尔采-德里奇还具有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他的理论国民经济学立场的实践性质。
他是他的党，即进步党中唯一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的党员，正因为这一点才给他以这样高的评价。
由于孜孜不倦的活动，舒尔采-德里奇虽然独自一人而又在最困难的时刻，还是成了德国合作社事业之父和奠基人，并且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合作社事业，使之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后果。尽管在理论上我是他的敌人，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为了他的功劳，我要在内心热烈地跟他握手。对敌人也要讲真理和正义，这是人的天职，工人等级首先应该将这一点深刻铭记在心!
现在德国工人运动已经在讨论一个问题，即按照我的观点还是按照他的观点来理解合作社——这主要是他的功劳，这也正是他的真正的功劳，对这一功劳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的。
我热情地承认这一功劳，但是，这不应当妨碍我们以尖锐的批判态度对待下面的问题：
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即信用合作社和信货合作社、原料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充竟能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最坚决的否定!
这很容易简短地加以说明。
首先，关于信用合作社或信贷合作社以及原料合作社的问题，两者在下列情况下是一致的，它们只是对那些自己出钱开业的人，即只是对那些小手工业来说是存在的。对于狭义的工人等级，对于从事工厂大生产的工人来说，这两种合作社都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经营的企业，有了企业才能利用贷款和原料。
因此，它们的帮助从一开始便仅仅适合于小手工业。
但是，在这方面你们应当掌握并记住两种基本情况。
第一，我国工业的必然动向是：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大工业取代小手工业或所谓的侏儒式的行业，从面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手工业工人转到从事工厂大生产的真正的工人等级的行列中去。在经济发展上走在我们前面的英国和法国，比在同一道路上每天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德国在更高的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你们亲身的经验将向你们充分证实这一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舒尔采-德里奇的信用、信贷和原料合作社，即使能够帮助手工业工人，那也只能有助于因我国工业的必然发展而日益消失、人数日益减少的那些人，由于我国文化运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将被排挤到不能获得达种帮助的真正的工人等级中去。然而这只是第一个结论。与这个结论有密切联系、但更加重要的第二个结论是，工厂大生产正在日益代替小手工业，面对着工厂大生产的竞争，正在挣扎着的手工业者决不会受到信用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的保护。为此我想再次引用胡贝尔教授的自白来作证。同我一样，他在赞扬了舒尔采-德里奇的信用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之后说：“可惜，认为侏儒式的行业因此可以同大工业竞争的那种假设是完全没有充分根据的。”
但是，我讲的这件事的内在原因会比任何证据都更加使你们信服，这些原因是不难说明的。
信用合作社和提供廉价优质原料的合作社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呢：它使没有资产的手工业者能够同有资产的手工业者，即拥有足够的小资本经营小手工业的那种手工业者进行竞争。所以，它最多只能使没有资产的手工业者和拥有足够资本经营自己手工业的那些师傅不相上下，处于同等地位。但事实也恰恰是这样：拥有足够资本的手工业师傅也敌不过大资本和工厂大生产的竟争，这既是因为大企业能够使各种生产费用降低，也因为大规模的企业还需要压低每一个别产品的利润率，最后，还因为大企业具有一些与此有关的优点。总的说来，既然信用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最多只能使没有资产的小手工业者和拥有足够资本经营小企业的手工业师傅处于同等地位[4]，既然手工业师傅本身也不过工厂大工业的竞争，那末任何靠这些合作社的帮助而营业的手工业者就更会落得同样的下场了。
因此，对小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合作社只能使这场殊死的斗争迁延时日，在这场斗争中，小手工业必定会被大工业压垮和取代，因此，这些合作社只会加重这场殊死斗争的痛苦，并且徒劳无益地阻碍我国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这些合作社对小手工业者等级造成的全部后果，它们与从事大工业的日益成长着的真正的工人等级则毫不相干!
再来看看消费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的影响也许遍及整个工人等级。
尽管如此，它们完全没有能力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有三个原因向你们证明这一点，实质上是一个原因。
(一)正如第二条援引的经济规律所表明的那样，工人等级并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作为生产者而受到损害。因此，不把工人当作生产者、在他真正受压榨的方面去帮助他，而是把他当作消费者来进行帮助，这是一种完全虚伪的帮助。
总的说来，作为消费者，我们今天已经是完全平等的了。正如在宪兵面前一样，在卖主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要付钱就行。
的确，工人等级由于支付能力有限，在这方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附带的损失——但是这与它所遭受的主要的，致命的损失是不相干的——，这个损失就是：它必须零星地购买必需品，因而要受到小店主的盘剥。消费合作社有助于免受这样的损失；但是，尽管你们在第三条将会看到，这种帮助能够持续多久以及它在什么时候必然终止，而这种有限的帮助也只能使工人的悲惨处境变得稍堪忍受一些而已，完全不能与工人等级所追求的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手段相提并论。
（二)在现今的关系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同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的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工人结婚和繁殖后代就会增加，工人人口就会增加，从而人手的供应就会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
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必须不断返回的那个重心来回摆动，时而高些(在一切或个别劳动部门的繁荣时期)，时面低些(在或多或少普遍贫困和危机的时期)。
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服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我给你们重复说一下，这是在现今条件下支配着工资的严酷的铁的规律。
这一规律是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为此我可以向你们举出同国民经济学中著名的大人物一样多的权威人士，即自由主义学派本身中的权威人士来作证，因为发现和证明这一规律的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本身。
先生们，这一严酷的铁的规律，你们应当首先牢牢地铭记在心，你们的一切考虑都应当以它为出发点。
趁此机会我可以向你们、向整个工人等级推荐一种最可靠的手段，它使你们能够一劳永逸地避免犯各种错误和迷失方向。
当有人跟你们谈论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时，你们必须首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承认不承认这个规律。
如果他不承认这个规律，那你们一开始就应当明白：这个人不是有意欺骗你们，就是对于国民经济学一窍不通。因为我已经向你们说明过，甚至在自由主义学派中，也没有一个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否认这个规律。亚当·斯密和萨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巴师夏[5]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这个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科学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如果那个跟你们谈论工人状况的人，在回答你们的问题时承认这个规律，那你们就进一步问他：
他想怎样排除这个规律?
如果他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们满可以不理他。他是一个空谈家，他想自欺欺人，他想以高谈阔论来迷惑人。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考察一下这个规律的作用和性质，换句话说，这种作用和性质是：
从劳动所得(产品)中首先扣除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并在工人中分配(工资)。
产品——劳动所得——的全部剩余归企业主所有。
因此，这个严酷的铁的规律造成的后果是：你们甚至必然被由于文明的进步而提高了的生产率，即被高了的劳动所得，被你们自己劳动的提高了的所得的能力排挤出去!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你们来信所提到的工人小册子[6]里，才把你们称为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阶级。你们始终只能得到生活必需品，而企业主则始终能得到除此而外劳动所生产的一切。
但因为伴随着生产率(劳动效能)的巨大进步，许多工业产品降得极为便宜，于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由于产品便宜，你们就不是作为生产者，而首先是作为消费者，从劳动效能的提高中得到一定的间接的好处。在你们作为生产者的活动中，这种好处根本不涉及你们，它不涉及也不改变在劳动所得方面属于你们的份额。它只涉及你们作为消费者的状况，如同它改善作为消费者的企业主和所有作为消费者而根本不参加劳动的人们——当然远远超过改善你们状况的程度——的状况一样。
但是就连你们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普通人所得到的这种好处，也由于那个严酷的铁的规律而化为乌有，因为它归根到底总是使工资降低到维持生活所必的消费数量。
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劳动生产率突然提高而有些产品也因此突然变得极其便宜的时候，其次如果这种情况又出现在一个相当长的、对工人人手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时期，那末，现在已变得极其便宜的产品就会列入一国人民按服习惯所要求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
总之，工人和工资永远围绕着按照每个时代的需要，属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这个极限波动，时而稍微高于这个极限；时而稍微低于这个极限。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但是，在不同时代，这个极限本身由于各种情况的凑合而有所变化，因面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要是我们把不同的时代相互比较，就会发现，近百年或这一代工人等级的状况比上一世纪或上一代工人等级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因为按照习惯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已经有所提高。
先生们，我之所以不得不插入这一小段离题的话——虽然这原非我的目的——恰恰是因为这种要经过几世纪和几代人才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始终是所有想欺骗你们的人按照巴师夏的先例用廉价的高谈阔论纠缠不休的问题。
先生们，请确切地记住我的话。我说，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把不同的几代人互相加以比较，则工人等级的必需的生活费用的最低限度和它的状况已经有所提高。是否真正如此，在各个世纪中，工人等级的总的状况是否真正不断得到了改善，——先生们，这是一个很困难、很复杂的问题，是一个要进行大量学术研究的问题，那些不断地用上世纪的棉布多么贵，现在你们又消耗多少棉布衣服这类说教，以及用从随便什么教科书里抄来的类似的老生常谈来安慰你们的人，要对这个问题作某种解决，即便是大体上的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我不打算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这里我只展于向你们交代那些不仅绝对明确而且也是非常容易论证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妨就此认为：在不同的几代人和几世纪当中，工人等级的最低的生活需求和状况的不断改善是存在的。
但是，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指出一点，有人总是利用这种老生常谈向你们偷换问题，把它搞得面目全非。
先生们，他们欺骗你们，他们愚弄你们!
如果你们谈论工人状况及其改善的问题，这就是说，你们是将你们的状况与同时代的国民的状况相比较，也就是与目前生活习惯的标准相比较。
但是他们却把你们的状况同几世纪以前的工人状况进行所谓的比较，想以此来安慰你们！
假如按照习惯的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提高了，那末你们今天是否比八十年、二百年、三百年前的工人处境更好一些呢?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有什么价值，它又能使你幻得到什么样的满足呢?这完全是等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你们今天的处境比保托库德人[7]和吃人的野人要好一些!
人的每一种满足永远只取决于满足资料与在一个时期内按照习惯经必不可少的生活需求的对比关系，或者同样地取决于满足资料超过一个时期按照习惯所必不可少的最低生活需求的剩余额。一种提高了的最低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就会产生过去的时代里未曾有过的困苦和匮乏，如果保托库德人不买肥皂，这在他们算得上缺少什么呢?如果吃人的野人不穿象样的上衣，这在他们又算得上缺少什么呢?如果在发现美洲以前工人不抽烟，这在他们又算得上缺少什么呢?如果在发明印刷术以前工人不能买到一本有用的书，这在他又算得上缺少什么呢？
因此，人的一切困苦和匮乏都只取决于满足资料对当时已经存在的需求和生活习惯的关系。人的一切困苦和匮乏以及人的一切满足，也就是说人的各种状况，只能通过和同时代其他人在习惯所决定的生活需求方面的状况的比较来衡量。因而一个阶级的状况，永远只能通过它与同一时代其他阶级的状况的对比关系来衡量。
因此，要是情况确实表明：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水平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有所提高，一些过去没有过的满足成了习惯上的需求，因而也就随着出现了过未曾有过的困苦和匮乏——而你们作为人的状况在这些不同的时代总是依然如故，即永远围绕着各个时代习惯上需要的生活费的最低限度波动，有时比它高一点，有时比它低一点。
你们作为人的状况依然如故，因为你们作为人的状况，不是通过与原始森林中的野兽、非洲的黑人、中世纪的农奴、二百年前或八十年前的工人的状况的对比关系来衡量的，而只是通过与你们同时代的本国人的状况，同其他阶级的状况的对比关系来衡量的。
但是，他们不研究这些，不考如何改善这种对比关系、不考虑如何改变把你们经常固定在每个时代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内的那个严酷的规律，却在那里寻开心，巧妙地在你们面前偷换问题，以回顾非常成问题的文化历史上工人等级的状况来安慰你们；面 由于越来越便宜的工业品在工人的消费品中所占的数量极少，构成工人主要消费品的粮食却根本不为经常跌价的同样趋势所支配，这种回顾也就更成问题了!最后，这种回顾只有对各个不同时代的工人的总的状况从各方面加以研究才有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极为困难，要具备极全面的知识才行，而那些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却连进行研究的材料也不具备，所以他们应当将研究工作交给真正的学者去做!
（三）现在我们抛开这些尽管是必要的离题的话，回过头来研究这个问题∶按照第二条阐述的决定工资的规律，消费合作社对工人等级的状况有什么影响。答案现在已经很简单了。
只要加入消费合作社的是个别的工人团体，只要工人的一般工资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那末，消费合作社只能通过向加入合作社的工人提供较便宜的消费品，稍稍减轻我在第一条里讲过的工人的困难处境。但是一当消费合作社开始越来越多地将整个工人等级都包括进去，由于上述规律，就会产生一个必然的后果∶工资一定会因为消费合作社降低了生活费用而有同样程度的降低。
因此，消费合作社永远也不能对整个工人等级有什么帮助；对那些加入合作社的个别工人团体，消费合作社能够提供上述的次要的帮助，也只是在这些工人的榜样尚未受到充分仿效的时候。随着消费合作社的日益推广，它包括的工人等级中的群众也就越多，参加合作社的工人得到那种微不足道的好处也就越少，最后，在消费合作社将整个工人等级的绝大部分都包括进去的那一天，这种好处就化为零。
既然这种手段完全无助于工人等级，而对工人等级的个别成员，又只有在工人等级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掌握它以前，才能提供如此微不足道的好处，那末怎么能够一本正经地谈论要工人等级去注意这样一种手段呢?
如果德国工人等级只想脚踏磨车团团转，那末要真正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就会遥遥无期了!
我向你们分析了舒尔采-德里奇的全部组织，并且指出了，它们对你们没有帮助也不会有帮助。
怎么回事?难道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的原则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吗?
当然能够，——但只有通过将这项原则应用和推广到工厂大生产中去才行。
使工人等级成为它自己的企业主，这才是——如你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消除那个决定工资的严酷的铁的规律的唯一手段!
如果工人等级是它自己的企业主，那末工资和企业主利润之间的那种区分就会消失，纯工资也会随之而完全消失，代替它的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劳动所得!
以最和平、最合法而且最简单的方式，即工人等级通过自愿建立的合作社成为自己的企业主，来废除企业主利润，以这种方式，而且仅仅以这种方式来废除工资规律——在今天的生产条件下，这个规律从生产所得中作为工资分配给工人的只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东西，而把全部剩余分配给了企业主——这是对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真实的、唯一适应工人等级合理要求的、唯一不是幻想的改善。
可是怎么做呢?请你们看看铁路、机器制造厂、造船厂、棉纺厂、棉布厂等等，以及这些设备所需要的千百万资金，再看一看你们空空如也的口袋，并问问自己：你们这辈子到哪里去弄到这些设备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你们这辈子又如何能自行经营大工业?
当然，如果你们完全孤立地作为个体工人单独地进行各种努力，那末你们就永远也不能做到，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
正因为如此，国家的事业和任务就是使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把工人等级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的伟大事业抓到国家手中，促运它，发展它，就是要把向你们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合作社提供资金和可能性当作国家最神圣的义务。
有人向你们说，国家的任何这种干预会取消社会的自助，请你们不要被这种叫嚷所迷惑而晕头转向。
如果我给人一个梯子或一根绳子，就说我妨碍他自力去登高塔，这是不对的。如果国家为青年设置教师、学校和图书馆，就说国家妨碍青年自修，这是不对的。如果我给人一个犁，就说我妨碍他自力耕田，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交给人一件武器，就说我妨碍他自力去打败敌军，这也是不对的。
虽然，不用绳子和梯子爬上高塔的，确有人在：没有教师、学校和公共图书馆而自修成功的，确有人在：虽然万第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没有武器也打败过敌人；但所有这些例外不是推翻了而恰恰是证实了常规，在英国，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一些个别的工人团体通过完全靠他们自身努力建立的合作社，在大生产的某些小部门中，在一定的小范围内稍微改善了他们的状况，虽然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的，但下列规律却依然存在：工人所正当要求的工人和整个工人等级本身的状况的真正改善，只有通过国家帮助才能实现。
在这里有人大叫大嚷，说什么这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想以这种廉价的说教来抵制你们的要求，你们也不要为这种叫嚷所迷惑而晕头转向。你们应该坚决相信：他们只是想欺骗你们，或者，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个要求同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天壤之别，按照这个要求，劳动阶级完全跟今天一样，保留着个人自由、个人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劳动报酬，劳动阶级同国家的关系无非是国家向他们的合作社提供必要的资本即必要的信贷。促进和推动人类的巨大的文化进步，这正是国家的任务和职责。这就是国家的使命。国家为此而存在；它永远为此服务而且必须为此服务。我本可以向你们举出成百个例子，如运河、公路、邮政、邮船航线、电报、地租银行、农业改革、新生产部门的建立等等，国家必须对所有这一切进行干预[8]，但我现在只向你们举一个例子，它抵得上成百个例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子，当我国修建铁路的时候，在德意志各邦——在大多数的外国也一样——除去一些很短的和不连结的线路以外，国家曾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干预，主要的方式是，国家至少要保证股票的利息——在很多国家还要承担更多的资助。
利息保证也是企业主——大股东——与国家为下列目的而订立的最重要的契约，如果新的企业不盈利，那末亏损应由国家负担，即由所有的纳税者负担，也就是说，先生们，特别要由你们，由伟大的贫苦阶级来负担!与此相反，如果新企业有盈利，那末盈利——巨额的股息——就要装入我们大股东的腰包。这并不因下列情况而被排除：在有些邦，例如在普鲁士，曾经规定把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将来才能获得，当时还完全没有把握的盈利交给国家，而工人等级的合作社会很快地大量地为国家提供这种盈利。
如果没有国家的这种干预——其最起码的形式是我已经讲过的利息保证—一，那末在整个大陆上，也许今天还没有铁路!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国家必须这样做，利息保证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是对富有的、有产阶级的，这个阶级本来就掌握着全部的资本和信贷，因而它能够比你们更容易地不要这种干预，可是整个资产阶级却要求这种干预。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叫嚷，要把利息保证当作一种“不能容忍的国家干预”来反对呢?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声称：利息保证威胁了股份公司的富有企业家的“社会自助”呢?为什么人们不把国家的利息保证当作不好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显然，国家的那种干预是符合社会上的富有的、有产阶级的利益的，因而这种干预自然是完全能容许而且永远能容许的了!但只要一谈到有利于受苦阶级，有利于绝大数的人的干预——那它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
请你们就这样回答那些向你们胡扯什么不容许国家干预、干预会妨害社会自助，干预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吧，要求干预丝毫也不会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你们再向他们补充一点：如果说，铁路上那种利息保证和上面约略提及的别的事例就表明，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里生活了这么久，那末我们宁愿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此外，不管铁路引起的文化进步多么巨大，它同劳动阶级的合作社所能造成的极其巨大的文化进步比较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文明所积累的一切财富和果实永远只为少数人所享用，而绝大多数人却永远充当根本得不到这些果实的唐达鲁士[9]，那末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比唐达鲁士更糕，因为他最迫切地渴望果腹却又得不到的东西，至少不是他自己创造的。
既然如此，那末这个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文化进步中最巨大的进步会证明国家有益的干预是正确的。
再说，国家通过巨大的信货和流通机构(银行)能够最容易地向你们提供这种机会，而不必承担任何任何更重大的责任，象通过铁路的利息保证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细谈[10]。
最后，先生们，国家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且看一看统计，即由政府公布的官方统计，因为我不愿意把我个人的描述和计算塞给你们。
普鲁士皇家枢密顾问迪特里希教授主管的普鲁士王国官方统计局，根据官方的税收清册在1851年公布了按照收入划分的人口调查统计表[11]，我逐字逐句地、分毫不差地向你们如实提供这个统计的结果。
根据统计，普鲁士国家的人口中：
收入超过1000塔勒者占人口的0.5%
收入超过400—1000塔勒者占人口的3.25%
收入超过200—400塔勒者占人口的7.25%
收入超过100—200塔勒者占人口的16.75%
收入低于100塔勒者占人口的72.25%
这种收入是属于人口中有纳等级税义务的人，据迪特里希的估计，每一纳税人平均代表一个五口之家，因此，这种收入是属于平均每家有五口或至少有三口以上家庭的[12]，德意志其他各邦的情况自然也大体相同。
这些不会说话的官方数字，比几厚册巨著更能说明问题，尽管它们是平均统计数字，完全谈不上数学上的精确性，况且在纳税问题上，人人都会乐意将自己的收入说得少一点；但丝毫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说有根本性的，这里值得注意的差别。72.25%的人口收入不到100塔勒，即处于极贫困的状况!还有16.75%的人口收入在100到200塔勒之间，稍微好一点，也始终处于贫困状况，另外7.25%的人口收入在200到400塔勒之间，也始终处于困苦状况，3.25%的人口收入在400到1000塔勒之间，也就是部分人勉强过得去，部分人处境富裕，剩下0.5%的人口是大大小小的富豪。由此可见，仅仅最后两个处于最受压迫状况的阶级就占了人口的89%，如果再把那个占人口7.25%、始终是贫困的、受压迫的第三个阶级加上去——也应当加上去——的话，那末就有96.25%的人口处在受压迫的贫困的状况。因此，先生们，国家是属于你们受苦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我们上层等级的，因为国家是由你们组成的!我问过：什么是国家?现在你们可以从少量的数字中比从几厚本书籍中更明确地找到答案：你们贫苦阶级的合作社——这就是国家!
为什么你们的大合作社不应对你们较小的合作社组织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呢?
你们应当拿这个问题去反问那些向你们胡扯什么不容许国家干预、要求国家干预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
最后，如果你们需要一个特别的例证，说明除非借助那种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干预和通过自由的合作社，要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是不可能的，那末我可以以英国为例，正是这个国家，人们经常援引它来断言：那种仅仅靠工人单独的力量组织起来的个别工人的合作社可以改善整个等级的状况。事实上，基于英国的特殊情况而产生的一些原因，英国应当是最便于贯彻这种实验的，但不能因此就证明在别的一些国家里也有同样的可能性。
这个特别的例证恰好与英国的那种工人合作社相联系，到目前为止，英国工人合作社常常被引用来作为这种论断成功的证明。我现在要说的是罗契得尔的先锋。这个于1844年成立的消费合作社在1858年办了一个纺织厂，拥有资本五千五百英镑(约为三万八千塔勒)。按照这个工厂合作社的章程，凡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不管他是不是合作社的股东，除了通常的工资以外，都象股东那样，保证能从工厂所得中分到一份同等的红利，章程条款规定：每年的红利既要按照工资也要按照股本加以折算和分配。但这个工厂的股东为数达一千六百，面在工厂做工的只有五百工人。因此有很多股东不是工厂的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全都是股东。因此，不在工厂做工的工人股东和既是工人又是股东的工人们共同进行鼓动(1861年)，反对非股东的工人分得一份企业盈利——劳动所得。
工人股东完全公开而干脆地提出这样的原则：按照整个工业界的通常习惯，劳动是以工资来补偿的，面工资又是由供求来决定的(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通过什么规律!)。胡贝尔教授在谈到这件事的报告中说：“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无需进一步说明和论证的自然的状态而起作用的，它与非常特殊的、任意的、尽管是章程上的变更完全不同。”合作社的创始人和主管人向修改章程的提案勇敢地进行斗争，但是仅仅是以非常模糊的感觉为理由。实际上工人股东中八分之五的大多数赞成修改章程，完全同资产阶级企业家的所作所为一样。而章程之所以暂时没有修改，只是因为按照章程规定这要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胡贝尔教授继续说：“但是谁也不会误认为事情将就此了结。相反地，合作社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内部斗争，其结局也许是这个提案在明年又会再度胜利地被提出来，这尤其是因为反对派决心要在合作社的职务选举中施加他们的影响，在选举中绝对的多数决定一切，这样他们很快就能掌握对领导机构的控制权。”胡贝尔教授接着说：“大多数工厂生产合作社一开始遵循这种通常的习惯，显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虑，也没有理论上的觉悟！只有少数合作社采用了有利于劳动的合作原则。”接着，胡贝尔不得不违心地、心情非常沉重地承认(因为他主张纯粹依靠单独的工人来建立合作社)：“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不久就会在所有别的生产合作社展开讨论和作出决定，因为那里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从竞争的工业大宇宙(即全世界范围)转到合作社小宇宙里(即为工人合作社所表现的小世界)再现出来的。”
先生们，如果你们认真思考这个事实，你们就会看到：大问题永远只能在大范围里，而绝不能在小范围里解决。只要一般工资由上述规律来决定，那末小合作社也就不可能摆脱它的支配性的影响。工人是为工人企业主还是为资产阶级企业主劳动，整个工人等级，工人本身从中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小合作社只是把从你们的劳动所得中得到好处的企业主化整为零而已。但是劳动和工人并没有解放!工人等级得到了什么呢?它所得到只是堕落、腐败，这些现象正在沾染工人等级本身，使工人反对工人，使工人变成剥削人的企业主!企业主的人员更换了，但是事情依然如故，劳动，一切所得的唯一源泉，过去一样仍然是为了取得所谓的工资，即为了延续生命。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概念的混乱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连那些不在工厂做工的工人股东都不了解：他们要把他们的红利归功于做工的工人的劳动，因而他们是从做工的工人的劳动中得到好处的人，相反的，他们却不愿意将工人亲身劳动所得的一部分分给工人，不愿意将劳动完全有权要求得到的那一部分归工人所有。
工人拥有劳动资料和具有企业主思想——那些工人就变成了这样一幅令人作呕的讽刺画。
最后还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强有力的重要例证。
你们已经看到，在那个先锋工厂里有五百个工人做工，但有一千六百名工人作为股东参加。你们会非常清楚，在一个工厂做工的工人不可能从他们自己的腰包掏出这个工厂所需要的投资，除非我们把人设想为富有的人，而如果这样，那末所有的问题就在幻想中解决了。相反地他们总是不得不为此面吸收大量不在该厂做工的工人股东。在这一方面，那个先锋工厂的比例一千六百名工人股东比五百名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即3：1多一点——甚至是极为有利的，非常罕见的，这个比例是小得不值一提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先锋们完全特殊的幸运处境，这种处境在工人等级中是一个特别的例外，部分地是由于这一工业部门不属于那种要求最大投资比例的部门，部分地还由于那个工厂还不是属于那种真正大型的生产企业，否则即使在这一工业部门中，比例也会完全不同。最后还要补充一点：由于工业本身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种比例必定日益激剧地增长。因为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于：人的劳动日益为死的自然力即机器所代替，因此投资的数量对人的劳动量的比例也日益增长。因此，在先锋工厂里，如果要为五百个做工工人搞到投资，需要一千六百名工人股东，也就是1：3的比例，那末在其他工人、其它部门和更大的生产企业那里，随着文明的日益进步，这个比例就会是，例如1：4，1：5、1：6、1：8.1：10，1：20等等。让我们甚至就固定在一比三的比例上吧!也就是说，为了建立一个五百个工人可以找到工作的工厂，就需要一千六百个工人股东，才能获得必要的投资。好吧，当我想要建立一个、两个、三个……工厂的时候，这在想象中——始终是在想象中，先生们，是在幻想中——是没有困难的。我始终只是在想象中可以从工人股东那里得到三倍、四倍……数量的资助。但是如果我把合作社推广到整个工人等级中去——这里说的是整个工人等级，而不是想要向上爬的个别人——，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要建立那么多工厂，以至整个工人等级都在其中做工——那末，为了建立这些工厂，从哪里去找三倍、四倍、五倍、十倍、二十倍于整个工人等级的人数来作工人股东，成为那些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的后盾呢?
总之，先生们，你们看到：通过这条道路，即通过作为纯粹孤立的个人的工人等级成员的努力来解放工人等级，这在数学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完全不明事理、没有批判能力、想入非非的人才会沉湎于这种幻想；解放工人等级的唯一道路，废除那个置工人等级于死地的决定工资的严酷规律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国家帮助促进并发展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完全以个别工人的自发分散力量为基础的工人合作社运动，只具有这种价值——这种价值是巨大的：它明确地指出了一条能够自我解放的实际道路，它为消除一切对于获得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的真的或假的怀疑提供了光辉的实际的例证，从而也就使国家负有义不辞的义务去助人类的这一最崇高的文化利益。
同时，我已经向你们证明：国家本来无非是劳动阶级的巨大的组织，巨大的合作社；因此，国家通过帮助和鼓励能够使较小的合作社得以实现，这种帮助和鼓励无非是完全自然而正当的、完全合法的社会自助，这种自助是由劳动阶级作为大合作社本身向它的作为分散的个体的成员提供的。
再重复一遍，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但是，在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等级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
但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呢?
这里可以立即向你们提出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这只有通过的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当德国立法机构都是根据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产生的时候——那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你们才能够指定国家履行它的这一义务。
到那个时候，将在立法机构中出这个要求，到那个时候，可以通过理智和科学来讨论这种干预的范围、方式和手段，到那个时候——请你们相信这一点!——了解你们的处境并忠于你们事业的人，将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站在你们一边，知道维护你们的利益！到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事业的代表始终处于少数地位，那末你们，社会上的贫苦阶级，无论如何只能怪你们自己和怪你们把选举弄糟了。
因此，现在看来，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也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
但是，如何促使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实现呢?
在这里请看一看英国吧。
英国人民反对谷物法的伟大鼓动持续了五年多。以后谷物法不得不停止，被托利党内阁自己废除了!
你们应当组织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在德意志各邦实行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又是孜孜不倦的，不停顿的鼓动。这个联合会从那怕只拥有十万名德国工人的时刻起，它就会成为一支任何人都得重视的力量，你们要将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工场、每个乡村、每个茅屋里去!让城市工人把他们较高的见解和教养灌输到农村工人那里去。你们要象英国反对谷物法的伟大鼓动那样，在和平的、公开的集会上和私人的接触当中，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地争论、讨论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的必要性。你们的呼声越是得到千百万倍的响应，这种声音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可抗拒。
你们要建立各种互助会，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该缴纳会费，要能够拟定出互助会的计划草案。
你们要利用互助会来创办公开的报纸，虽然会费的数量很少，但互助会将成为一支为鼓动目的服务的巨大财政力量，联合会的会员只要每周交一个银格罗申的会费，那末，拥有十万名会员的联合会每年能利用的钱就超过十六万塔勒。报纸天天提出这一要求并从各种社会状况出发论证这一要求的根据。你们要用这笔经费为了同一目的散发传单。你们要用联合会的经费雇用代理人把这种见解传播到全国各个角落去，把这个号召渗透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贫农和每一个雇农的心灵中去。你们要用联合会的经费去补偿所有因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面受到损失和迫害的工人。
你们要天天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点，再重复这一点，永远重复这一点!这一点重复得次数越多，它就传播得越广，它的力量也就会增长得越强大。
取得实际成就的全部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在最重要的一点上——不要左顾右盼。你们不要左顾右盼，对一切不意味着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或者同它没有联系、不能促使它实现的事情都要置若罔闻！
如果你们能把这个号召真正传播到占全人口的89—96%的人们中去——我已向你们指出过：他们构成社会的贫穷和没有资产的阶级一一，这你们在短短几年之内可以做到，那时，请你们放心，人们就不能再长久地抗拒你们的愿望了!政府方面会同资产阶级就政治权利问题进行争吵、倾轧。如果你们对政治权利漠不关心，人们甚至会拒绝你们的政治权利，从面也就拒绝普选权。但是89一96%的人口对普选权是作填饱肚子的问题来理解的，因而也正在如饥似渴地把普选权传播到全体国民中去——请你们完全放心，先生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长久地抗拒普选权!
这就是你们应当高举的旗帜。这就是你们将取得胜利的旗帜!你们再没有别的旗帜!
此致敬礼，握手！
斐·拉萨尔
1863年3月1日于柏林
[1] 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61年6月，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境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向普鲁士王朝实行采待，这个党的头面人物是：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等。——译者注
[2] 哥达党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成立于1849年6月，这个党自于害怕革命的胜利，主张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编者注
[3] 海尔曼·舒尔采-德里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 1808—1883) ， 德国政治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首领之一，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企国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编者注
[4] 可以说，在购买原料方面，靠原料合作社的帮助面经营小企业的手工业者，由于可以分享到批发价格的好处，比拥有自己的资本经营单独小企业的手工业者，情况甚至更好一些。胡贝尔教授估计，在购置原料方面的这种好处达20一30%。我们看到，这并没有妨碍他承认.连原料合作社也敌不过工厂大生产的竟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按批发价格购置原料，这只是大生产拥有的降低各种生产费用和经营费用的一个单独的因素。但总的说来，在靠原料合作社帮助和靠自己资本经营小企业的师傅之间，这种好处最多可以起平衡作用，因为后者不需要计算他自已资本的利息，此外，能可以为自己需要的各种物品同最适合的原料产地挂钩，而原料合作社对它要出售的各种物品、特别是那些次等品，却途展不出同样的业务知识和娴熟的本领。——作者注
[5]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编者注
[6] 指《工人纲领》——编者注
[7] 住在巴西东部的印第安人。——编者注
[8] 英国通常被看作是没有这种国家干预的地方，其实英国至今还以1833年下议院法令取消在殖民地的奴隶制而自豪，这件事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有可能，并给英国带来了不下二千万英镑（一亿三千三百万塔勒）的损失。使本民族绝大多数人从决定工资的规律中解放出来，一定会比解放殖民地的异族更加使国家感到兴趣，何况做到这一点并不会带来任何括牲。——作者注
[9] 唐达鲁士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编者注
[10] 我在这里不能继续细谈，如何才能轻而易举地筹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普及于整个工人等级的合作社所需要的资本，或者更确切地说，筹集到合作社所需要的信贷，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从财政理论上探讨货币和信贷的社会职能。况且在目前，进行这样一种涉及实现手段的探讨是完全无用的和多余的。这种探讨，只有在下面要进一步提及的一定时候，也就是在可以考虑实现这一要求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价值。除了刚才已经提出的说明以外，这里再补充一下∶合作社当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将整个工人等级都包括进去。合作社首先应该在那些天然有较多数量的工人，最适合于成立合作社的工业部门开始创办。合作社也应该首先在这样一些区域和地方办起来，它们在生产活动的种类、人口密度和自愿组成合作社的意向——这三个通常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方面比其他地方更适合于建立合作社，一旦建立起一定数量的这种合作社，它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推广到别的工业部门和地方去，因为一切靠国家帮助建立的合作社都应当也一定会参加一个信用联合组织。除了信用联合组织，保险联合组织也可以把各种合作社都包括进去，以便使它们分摊可能出现的企业亏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亏损。国家根本不必充当这些合作社的独裁者，它只是批准和通过合作社的章程并为保障国家利益对经营进行必要的监督。首先要按照当地和该行业的正常数额每周向工人发放工资，在年终要将合作社的企业利润作为红利分给工人。只有无知的人才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合作社实际做到的可能性和高度盈利的生存能力。这种人不知道，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存在着大量工人合作社，它们虽然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在没有获得任何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纯粹依靠单独工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却已经办得非常兴旺。除了罗契得尔所谓的先锋之外，1861年仅在郎卡那就有三十一个进行工厂生产的这种合作社，其中多数是新近创办的，但它们当中有好几个已经获得了占资本30一40%的红利。再提一提法国几个工人合作社的情况，巴黎的泥瓦工人合作社早在1856至1857年就已经获得占资本56%的企业盈利1858年企业盈利达十三万法郎，其中三万法郎留作公积金，十万法郎当作红利分配，即将60%分配给劳动，40%分配给资本（合作社的非工人社员每人至少提供1万法郎的投资）；在制灯工人和家具制作工人等方面也有同样的兴旺情况。我们在胡贝尔教授的著作中，在科丘特、阿·莱默希埃等人的著作（工人合作社研究）中可以看到工人合作社的历史。这些合作社的章程和规章为合作社的内部组织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所有这些合作社是名副其实的“先锋”，是未来的先锋，它们以坚强的手开辟了道路，并通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而取得的令人信服的实际成果表明，如果国家帮助克服这些困难，它们将会取得多么大的完全不同的成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的全部历史和发展正在走上这条道路。推广股份企业这一活动本身，也正是把开辟这条道路作为自己最后的、真正促进文明的内容。——作者注
[11] 见迪特里希《统计局的报道》1851年第4卷第226页，并参考第3卷第243 页。——作者注
[12] 实际上，如迪特里希的第4卷第223页所表明的，当时（1850）在普鲁士的16331187人中，有3181968户，每户有5.1人。当时普鲁士（见迪特里希的第3卷第243页）应纳税的人数为4950454人，也就是说比户的数目为多。按照这个数目，平均每一个纳税者代表一个三口以上之家，同时，这也许还没有完全注意到∶正是最低层的各阶级家庭人口最多。——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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