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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An Essay
卡尔·马克思：一篇短论
哈罗德·拉斯基
1921年
来源：《政治思想史》第十三期；译者：夏清。
一
在社会思想史上，没有一个人的地位会比卡尔马克思更加崇高。除了马基雅维利和卢梭，也没有一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遭到如此毫不留情的责难；和卢梭一样，马克思也是幸运地在去世之后才以他的名义深刻地影响了一场革命。马克思的书被列入书籍审查名单，受到了如之前《圣经》和《罗马法学说汇纂》所遭遇到的那样严格的审查。然而，如何在众多社会主义者中准确地给马克思定位，则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复杂的问题。价值理论早已被一群英国前辈们完全解决了，马克思只不过做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改编。而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哈林顿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理解不会比他逊色。马克思对于阶级对抗事实的理解也曾被圣西门详细地预知。甚至，他对工人阶级那伴随着难以言喻的期盼的深切同情，也并不比查尔斯·霍尔、欧文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厚。
的确，除非从历史的视角观察，否则马克思的地位是不能被很好地把握的。出生于两次革命[1]之间的马克思，运用法国大革命中由过激行为影响所产生的方法，服务于其基本原则。作为黑格尔的信徒，马克思深受其师影响，并首次将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事实的分析。马克思所运用的材料也同样重要。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全部本质逐渐显现的时期开始自己的写作，他利用对资本主义本身经济后果的描绘来证明其在道德上不适当。他所使用的证据令人印象深刻且十分充足，并由此推导出一个截然全新且无法规避的社会秩序，巧妙地契合了他那个时代的渴望。
黑格尔派运动的主要后果导致了对哲学保守主义的新认可。革命战争的冲击似乎将其缔造者的思想转变成为对现存秩序合理性的辩护。就此而言，黑格尔是反动的浪漫主义的首要代表，他和柏克、萨维尼这些人的相似性也是明显的。然而同时，在另一方面，黑格尔主义的精髓在于演进的观念——在一个对德·梅斯特尔来说主要关注是寻找一种永恒社会方案的基础的年代，演进的观念无疑是激进的。因为黑格尔坚持制度的非永久性，每个时代都应对前一个时代有所损益，这表现在一种社会风气和面貌的改变，以及一种强调前一时代特征的“反题”的趋势：一段时期的宗教狂热之后紧接着是一个宗教淡漠的年代；波舒哀造就了伏尔泰，就像埃尔登勋爵预示了亨利·布罗汉姆对改革的热忱。生活的法则是矛盾的斗争，并以发展作为它的结果。黑格尔把这个过程叫作辩证法，它看起来像是这样一种有规律的往复：从某一确定观念的有形实体向其对立面运动，再经由其反作用力转向一种“综合”——其中前两个阶段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观念。
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中占主导的方法。显而易见，这种观念提供了一种方法，凭借这一方法人们能够对任意一个已有社会体系的基础进行本质上的批判。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对一个时期的任何解释都必然是一种不全面的见解，那么，我们只有加强它的“反题”从而唤起一种可能的新的出发点。比如说，黑格尔主义可能坚持普鲁士王国在道德上的充足性，但正是在黑格尔主义的旗帜下，“青年德意志派”才有可能对那些对自由的严密封锁表示抗议；当黑格尔主义学说强调出身和地位时，“青年德意志派”却指出这些导致了对才能的阻碍和贫困的悲剧；当黑格尔主义坚持宗教的价值时，新的思想者就可能质疑信仰本身的基础。黑格尔的信徒们实际上是用导师的武器来为他否认过的原因服务。大卫·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海涅，在本质上都是这一共同的普遍趋势的一部分（马克思则是这一趋势在社会观念上的代表）；他们是反抗反动派的先锋。他们与马克思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未能认清自己地位的政治意蕴——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些，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手里就成为一种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
时代确实不可思议地与马克思所提倡的观点相吻合。两次法国革命的阴影像巨人一样雄踞欧洲大陆；革命所激起的反应使各国被迫作出勉强让步以苟延残喘。到处弥漫着苦涩与不满，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受到了广泛和热切的欢迎。在法国，圣西门、傅里叶和昂方坦的著作表明了革命遗留的新奇事物是多么丰富；它同样明显地影响了西斯蒙第的新自由主义和拉梅内的天主教实验。在英国，痉挛的剧痛并不因其静默就有失丰富。边沁最后获得了成功：在他急迫抗议的压力下，英国的制度被转变成为中间阶级的国家。封建制度残余最终在李嘉图及其学派的攻击下屈服了，即使在敏锐的观察家看来，新生的工业主义就像是被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加尔文的严厉教条，彻底地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氛围。
的确，革命并不是没有付出一丝代价就达到了目的。早在1850年，查尔斯·霍尔对这一新文明可能产生的结果就发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些几被遗忘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把边沁的个人主义与欧文的合作主义结合起来，以社会公平的名义将这一新文明的保护性盔甲弄得千疮百孔。大众将1832年改革法案看成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最大限度幸福的前奏；他们表达了对贸易联盟的革命活动和宪章运动的失望。威廉·汤姆森和布莱这样的思想家，弗朗西斯哥·布雷斯和威廉·劳伦特这样思想高尚的鼓动家，完全就像兰开夏郡与约克郡的巨商和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机器一样，预示着新资本主义的到来。工业革命收获了它之前所播下的种子，将整整一代人置于难以忍受的绝望之中；而其受害者唯一的避难所便是憧憬它的毁灭。这些憧憬正是使马克思的出现成为可能的大背景，并为其社会哲学提供了基础。
二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市[2]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都是希伯来人的后裔。不论是他身为律师的父亲，还是他的母亲，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能力；在众多孩子中，马克思也是唯一拥有超群智力的一个。6岁那年，马克思全家皈依了基督教——这看起来并非是出于想要摆脱与犹太教关联在一起的恶名的愿望，而是受基督教浪漫主义理想化影响的结果（夏多勃里昂就是最著名的代表）。要准确地衡量这一转变对马克思的影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之后向他敞开的大道相反一直对他关闭，他将不可能从中受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马克思始终保留着一些反犹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溯源到其早年叛教的任何情感。
马克思的童年是在一个普通的爱国律师的家庭氛围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位狂热的普鲁士人，拿破仑的战败给了他一个热情地赞美普鲁士胜利的机会，他的儿子却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马克思在当地小镇一所语法学校上学，他的才能很快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在那里，马克思结交了枢密顾问官冯·威斯特华伦，后者的住所专门为特里尔市的知识青年举办沙龙。无论如何，马克思在那里发觉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他博士论文的致谢词就证明了对这位未来岳父的感激和敬重之情。甚至在1835年去波恩大学前不久，他便秘密地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她的美貌和思想的力量唤起了他的爱情，这份感情在他往后的生命中没有丝毫的消减。
马克思在波恩学习了一年法律，但是他在那里似乎沉浸在大学更为欢宴的一面；直到1836年搬到柏林，马克思才将自己置身于脑力工作之中。柏林大学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黑格尔的影响在教学上仍处于首要地位。然而，似乎没有什么知识对马克思是不合时宜的：历史和哲学、地理和法学、文学和美学，所有这些都能唤起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探寻全智全能所特有的热情；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诗歌创作——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如果诗作是他思想状态的公正指标，那就表明他充满着对知识永不满足的渴求和对解决宇宙问题的强烈渴望（至少这肯定是从长时间愉快的工作中获得的）。他着手尝试创建一套哲学的体系，试着去构建法学体系的框架。他几乎不事交际，直到1837年冬天他的所有尝试才被归结为一个固定的体系。他放弃了康德的新唯心主义，转向完全接受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一转变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了他一次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激昂得也许有些夸张的信表明了这一点。在信中他这样概括了他所经历的激烈挣扎，想要“一头扎进深海中……捧出许多圣洁的珍珠呈现在阳光底下”[3]。他陷入疾病和麻烦之中，并且烧掉了创作的诗歌和短文；他曾试图逃避与博士俱乐部成员探讨黑格尔的诱惑，却发现自己愈发完全深陷其中。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炽热的思想历程一——对一些伟大的力量念念不忘，并且渴望获致一个研究世界的立足点。
这自然对马克思的父亲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尤其期盼卡尔到律师事务所工作，或者能在政府中服务则更好。为什么马克思不像其他学生一样好好听课，交往一些正当的人，开始他未来的职业？马克思的父亲看到的只是他身体日益虚弱以及大量时间用作门类混杂且完全与法律无关的阅读，却不能理解马克思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但是马克思的理想已经超出了如此庸俗的现实；他的父亲似乎在这一新追求上跟他达成了妥协。马克思决心在大学里谋求一个职位，为此他投身于法哲学的研究之中。与布鲁诺·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科本这样的朋友一起，他沉浸于研究和讨论之中。之后，马克思写作了一篇有关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的毕业论文，并且于1841年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再次与鲍威尔在波恩会面，并且等待大学讲师这一职务申请的答复。如果这份申请批准了，那么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就非常不同了。但是普鲁士的教育系统并没有垂青这位观点与正统教育不一致的急迫的青年。马克思的职位申请并没有得到回复，并且显而易见它是不会得到回复的。这条学术之路也因此被截断。于是，马克思打算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以维持生计；1842年，一个诱人的机遇自己出现了。
第一期《莱茵报》在1842年1月1日发行，马克思是编辑[4]的挚友，他们之前在柏林的博士俱乐部见过面。由于被邀请来帮忙，马克思写作了一些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使他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其中包括费尔巴哈和莫泽斯·赫斯之类，同时也确保了他在翌年10月第一编辑退休之后获得了该日报的管理权。自此，马克思不得不第一次直面眼前的政治问题：他开始接触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继而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莱茵省有关土地问题和税率问题的讨论“第一次刺激”了马克思，促使他去调查经济问题。当时的报纸已经开始讨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但是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对其价值发表意见——他一贯的风格是在彻底把握了问题之后才作出判断。一位需要些时间才下决定的编辑显然是失败了；日报的董事会决定对报纸的管理作一些调整。新婚不久的马克思似乎不带任何遗憾地辞了职，他在随后的两年中埋首于经济学研究，并由此演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们对这段时期的历史内情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确定的是，早在1843年5月，马克思就发现社会中存在一种“旧体制不能治愈的裂痕”。不久，他在信中就表现出对傅里叶、蒲鲁东和卡贝等人的学说了如指掌。虽然他已经与乌托邦主义决裂，但问题是“如何才能阐明当时的斗争和向往”。1843年冬马克思和妻子在巴黎定居后，他开始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也许至今仍是他最深刻的一篇批判性文章。马克思已经从革命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且坚持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将自己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中解救出来。他很早就认为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为的产物；因此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否定就成为他心目中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不过我们能捕捉到的只是这段时期的一些瞬间，所有能够被确定的就是这一事实，这一观点使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同样，他也意识到虚无缥缈的法国社会主义的不足。他已经看到，在任何时期，政治国家总是那个新时代的观念在组织结构上的反映。他已经觉察到当务之急就是向大众明确说明国家的本质，以及他们半自觉的斗争能够将他们指引到何方。事实上，他的思想也十分空洞，同时依旧囿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但是不管怎样，它是在向前推进着。
与此同时，对马克思来说，怎样维持生计这一问题一直亟待解决。1843年10月，马克思在巴黎担任了《德法年鉴》编辑——尽管这一期刊只出版了一期，然而对马克思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却是刊登了一篇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撰写的长篇（平心而论，不怎么好）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促成了两人鱼雁往返。随后在1844年秋，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正是这次会见开启了两人一段至死不渝的友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莱茵兰一个富有工厂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附近拥有一座棉花工厂。1842年，恩格斯奉父命到那里研究英国商业现状。这时恩格斯已经是一个急切的社会批评家；他非常仔细地观察身边的生活，1845年出版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英国宪章运动的支持者和欧文“新道德世界”的捐助者，恩格斯恰好处于接受马克思思想的框架内。同时，恩格斯的个性又极好地使他与马克思相得益彰：彻底的忠诚、无私、慷慨，同时又谦逊、务实并且精力旺盛——总之他具有作为马克思的忠实朋友所需的一切特性。恩格斯在写作上慷慨的帮助，和他经常性的经济援助一样，在日后的岁月中成为马克思事业的决定性基础。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将这两人的工作分开。毫无疑问，马克思将自己对作为其经济理论来源的英国蓝皮书的了解和对英国社会主义学派的介绍归功于恩格斯。同样，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从事的由《资本论》第一卷所见证的那项研究就会变得无比艰难。恩格斯为了纪念这位他充满敬意的大师，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了《资本论》后两卷。毫无疑问，没有恩格斯，马克思也能够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恩格斯给予的帮助却使马克思得以在伦敦能够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这与巴枯宁这些悲惨的背井离乡者所遭遇到的无止境的放逐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德法年鉴》的意外停刊促使马克思转向立场更为坚定的作品。《神圣家族》（1845年）影响重大，不仅仅因为它第一次明确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且因为它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证明了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了界限：他转而完全将自己的所有信念建立于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之上；而鲍威尔则持有这样观念，即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不能寄希望于来自广大群众的如此肤浅的认识，人类的胜利应该依靠伟人们的努力。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回应了卢格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攻击，慷慨激昂地捍卫了社会主义与革命。马克思用魏特林作为工人阶级美德的例证，来反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学著作的平庸。在与卢格的论战中，马克思坚持认为，政治革命——德国资产阶级唯一能够胜任的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德国的地位取决于其工人的地位，社会革命才是马克思所要真正关注的。
巴黎时期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恩格斯的到来。住在巴黎期间与德国工人的交往，使得马克思很自然地遇到很多早已赞同他观点的人。通过他们继而认识蒲鲁东也是很自然的过程，因为蒲鲁东当时已经是法国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感兴趣，他与马克思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但是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这种颇有成效的交流因法国政府（1845年1月）对马克思的驱逐而中断。马克思从巴黎迁至布鲁塞尔，在那里作了短暂停留，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恩格斯从自己的图书馆里挑选了一批精品赠送给他，马克思则致力于撰写一篇显示他奇特才能、同时对蒲鲁东也相当不客气的评论。1847年出版的这部著作[5]可以说是马克思的这一充满活力的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蒲鲁东作为一位社会哲学家的声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经历了一次有趣的重塑。[6]但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在马克思的条分缕析之下几乎无地自容。蒲鲁东曾经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人，1840年因发表了一篇获奖的论文《什么是所有权？》而一举成名。在这篇才华横溢又不拘泥于悖论的论文中，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反复揭示了那些对社会组织批判的本质——这些卢梭已经在另一篇获奖且同样著名的文章中表达过。但是蒲鲁东的抱负没有被他的才识限制。尽管拥有毋庸置疑的能力和洞察社会的天赋，他仍缺乏对知识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没有了这一点，想要产生一个逻辑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对黑格尔著作的研究，蒲鲁东尝试运用辩证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但它在总体上只是众多组织混乱的晦涩术语和一些精彩旁白的大杂烩。《贫困的哲学》这本书是他在与马克思交往的同时撰写的，该书所阐述的恰恰是某种激怒马克思的“兜售的乌托邦”。该书主要将共产主义的成功归因子自觉地与那些决定最复杂的经济问题的因素相契合，并且不顾一切地确信它自己的结论。不过事实上，这本书的确非常具有吸引力。和马克思一样，蒲鲁东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同样急切地指出一条通往以自由和公正作为推动力的经济秩序的道路。在《联邦原理》和《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中，他确实地提出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联邦主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来源是可以追述到蒲鲁东的著作中的。
然而，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基本上，蒲鲁东的理想是一种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农民社会主义。无论他语言表达的气势如何，思想观点上蒲鲁东是一个改革主义者，同时他的经济观点一直从属于某种道德假设。马克思是新工业主义的典型代表，对他而言，变革的动力只能被溯源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虽然在观念上和气禀上同为权力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此外，马克思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对他来说，蒲鲁东的推论从来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事实陈述。马克思能够毫不费力地证明蒲鲁东对价值理论和生产过程一窍不通。实际上，就像马克思坚持的那样，蒲鲁东除了呼吁劳动是一种有价的资源以及富裕与贫穷是共生的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无作为。蒲鲁东虽然清楚经济上不平等的根源存在于生产体系之中，但是他不能清晰地解释它的发展过程。尽管马克思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抨击蒲鲁东，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看，马克思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回应之作《哲学的贫困》同样值得注意，不单因为他坚定地把握了历史的经济进程，也因为他强调在任何建立于阶级对抗之上的制度发展中被压迫阶级一直扮演的角色。但是这本书包含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所宣称的任何明确的学说，而在于它所散布的气氛。它绝对是革命性的，它的革命性也是因为它的历史性。它的教训是关于社会演变蕴含着经济革命的论断，这是一个冲击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崭新的注脚。
三
这次与蒲鲁东的论战是《共产党宣言》自然的前奏。有迹象表明，早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就很清楚欧洲正处于反抗的边缘：英格兰正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激烈动乱；社会主义在德国飞速发展；虚情矫饰的拉马丁[7]肯定也比基佐和路易斯·菲利普[8]庸常的堕落要合巴黎工人们的意。马克思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政治环境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用统一的术语来解释。主张民主民族主义者如马志尼之流，而勒德鲁·罗兰等人则坚持个人共和主义，科苏特控诉王朝压迫的深仇大恨，而路易·勃朗则是高唱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和势力混乱交织在一起并且势同水火，以致不能容许任何持续性的合作。由于工人可能深深地憎恨工业主义带来的后果，马克思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为经济目的而获取政治权力对他来说是一个值得去实现的理想。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被某种不切实际的思想所吸引——在这方面罗伯特·欧文曾有丰富的著述，幻想着当代的种种困难都能被超政治的组织所规避。马克思意识到，这种态度肯定是非建设性的；夺取政权对马克思来说是获取成功的第一步，当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847年2月宣布召集联合议会时，马克思确信行动势在必行就再自然不过了。
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生活之初，他就与那里信奉社会主义的德国居民相交往。他开始与正义者同盟接触——这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欧洲主要城镇的德国工人组织，成立于1836年，或许是为了躲避政治警察令人厌恶的监视，1840年将总部迁至伦敦。受巴黎和布鲁塞尔成员的影响，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的组织将注意力转移到马克思身上，伦敦分部受委托打听马克思的情况。当第一次同盟代表大会于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时，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夫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后者是马克思的信徒，通过恩格斯出席了会议。恩格斯花了一年时间在巴黎和莱茵兰进行革命宣传——也可能主要归功于他，正义者同盟才得以改造成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也为马克思在1847年11月参加同样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好了准备。恩格斯早已就那些将要带到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与马克思协商一致，同时，他也给马克思准备了一份提交给大会审议通过的纲领概要。恩格斯的这份纲要包括了这个著名宣言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个纲要还缺乏对其继任者的强有力的号召和稳固的把握。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一份纲领，他们已经为这一成就作好了准备；随后不久，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几天出版了。
过高估计《共产党宣言》的意义并非易事。它给予了此前不过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很不成熟的抗争一整套指导和哲学；它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将一开始分散的没有继承关系的组织衔接成一个组织严密且有卓著影响的党；它把社会主义从早期被阴谋者所强调为无视政府的学说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并且即刻给予它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历史背景。通过这些，它几乎创造了一种无产者的意识；这是工人第一次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有了很高的觉悟，并且意识到隐含于他们使命中的尊严。它狠狠击碎了社会主义不需要长时间准备就能取得胜利的看法和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组织都是可能的希望（除了那些隐含在当时实际之中的组织）。它坚决认为，没有所谓的自然权利，它不主张任何形而上学——相反，它主张将制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仔细的批判性的历史考察。
坚持认为《共产党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是非得将其视为一份原创的或终极的文件，也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矛盾。很明显，这份文件应大部分归功于4年前出版的一份由孔西德朗所撰写的《民主宣言》[9]。尽管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过乌托邦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无疑也不处于其最终阶段。对自由权利的信仰在每个充斥着不满的时代都会复活，自然权利的观念必然隐含于社会主义的司法结构中，这一点也是能够得到证明的。另外，它对待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不都是适当的：在有的时候，中产阶级遭受严厉无情的辱骂，以致它看起来像是所有社会恶魔的保护伞；在另外一些时候，其伟大的历史作用又被赞美得无以复加。它对直接行动的规划，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来自那些受到其毫不留情谴责的早期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他用“一种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事实、进程和普遍结果进行的批判性洞悉”代替了其前辈人的体系，这一说法也不能被完全接受——因为毕竟，傅里叶和圣西门对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情况的描述，几乎和马克思一样的严谨精准。甚至将阶级对抗作为历史关键，也是圣西门在其《日内瓦书信》中率先天才地加以预言了的。
然而，《共产党宣言》相比较之前的社会主义著作，其整体上的优长是无可质疑的。总体来说，宣言包括四组明确的观点。宣言以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作为开端，详述了其对封建特权的胜利，其至资本主义企业充分发展的崛起，以及其所导致的革命无产阶级兴起的必然结果。宣言第二部分着力处理对历史的哲学解释：它认为阶级斗争的学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的且不可避免的斗争，与随之而来的历史为后者指派的革命角色，都是通过清晰的演绎后得出的结论。随后讨论的是将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纳入国家控制范围以及实现这一主要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再接下来是对此前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尽管语言雄辩而有力，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其中许多评价都是不准确的、整体上是不公正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很公正地描述这一辉煌而充满活力的整体。任何一个对它描绘的尝试都是一种挑战，这些著作大部分具有一种共同的能打动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将《社会契约论》的序言与一篇来自类型迥异的论战性文章—— 拉梅内的《一个信徒的宣言》[10]区别开来。这是一本属于那些从至高点来看整个历史进程，并且在那里发掘了必然规律的人的书。宣言既是结语，同时也是预言：它是对1789年革命中工人遭受欺骗这一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人们仍然期望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预言。一项运动能够如此深刻地引．发一场挑战，以至于它所实现的与所摧毁的是差不多的。
《共产党宣言》刚一发表，革命就在巴黎爆发了。为了防范起见，比利时政府将马克思驱逐出布鲁塞尔。这时法国临时政府却发出了邀请：“暴政将你驱逐……但是一个自由的法国却向您敞开了大门。”马克思前往巴黎，但是只在那里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德意志正备受反抗情绪的煎熬，对他来说天然的优势地点显然是莱茵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们聚集在他周围。马克思接受了一份革命报纸《新莱茵报》的委托，到科隆担任编辑。信仰可以说是这份刊物的生命，它不仅主旨鲜明，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策略的象征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同时弗莱利格拉特和拉萨尔也寄过一些诗歌和散文。梅林已整理出版了一本马克思发表在该报上主要文章的选集。它们明显地坚持三个观点：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起革命的恐怖“用以集中社会垂死挣扎时的恐怖并缩短其周期”[11]、创建革命军队。除了可能将之作为终极制度，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给民主制度留下空问。革命反对反革命，通往胜利的道路就是实施恐怖统治。作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理想，自由阻碍了无产阶级向它的目标前行，不再予以考虑。应当补充的是，尽管马克思对革命将会遇到的困难和它破坏力之迅速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是仍然强调普遍暴动的观点，提议俄国与法国联手、柏林与维也纳联合。这份报纸仅仅存在了一年，当审查制度带来的麻烦使其无法继续生存时，马克思离开科隆返回了巴黎，不料却目睹了发生在六月那段时间的血腥镇压。[12]1849年7月，法国政府再次将他驱逐到布列塔尼一个遥远的角落。于是马克思决定举家搬迁到伦敦；此后，除了一两次短暂的间隔，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余生。
四
马克思在伦敦这段极具创造力的时期是他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但同样也是他在困难和不幸中挣扎求生的时期。他的作品都是依靠他英雄般的毅力才得以完成的。在第一个10年里，马克思全家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他甚至不得不典当自己的衣服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费用。物质上是如此，精神上的境遇同样不易。那些失望的革命制造者们从来都不是一群让人舒心的仁慈之徒；马克思的小册子《福克特先生》就证明了德国社会主义者与他们在法国或俄国的同伴并没有什么不同。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问（1851—1860年），马克思担任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这是唯一一份能带来稳定收入的职位，然而其报酬却非常低。埃莉诺·马克思在马克思去世后将他发表在该报的文章选辑出版。如果出版的这些文章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话，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860年代之后美国的读者在喜好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一因为马克思在他所写的通讯中一点也没有减弱他的信念，他的阐释风格也是属于哲学家的而非记者的。
除了这项收入，马克思在伦敦生活的前10年中没有其他一种稳定的谋生手段。他还曾经得到来自一两个家庭的遗产和一份来自威廉·沃尔弗的慷慨赠与，此后恩格斯就通过自己的渠道让马克思每年获得大约350英镑的资助。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如此拮据，但并不意味着那些年他们过得不开心。他的妻子似乎具有一种能从困苦中获得满足的真正天赋。海涅和保尔·拉法格这些人对她表现出深厚的敬意和赞赏。孩子们渐渐长大，马克思对他们充满了热切的疼爱。管家海伦·德穆特常常带给他们无穷的帮助与安慰，她一直坚信革命事业必然会取得胜利。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承受1848年革命失败后降临到自由派头上的沮丧。他将自己关在大英博物馆，有时候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致力于创作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他写了一些小册子：其一是对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不遗余力的谴责，他将之取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其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这篇文章十分重要，一方面因为这是写作《资本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展示了有关马克思对方法论理解的有价值的线索。但是除了与第一国际的联系，那些年马克思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资本论》的写作——这是需要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并且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从开馆直到工作人员将他赶走，马克思整天呆在大英博物馆。一群被流放的同伴被选为马克思的助手，曾与他为伴并在他指导下协助进行一些研究——不过可能要补充一句，这些人不但要表明与马克思一致，同时还要通过特定的头颅测试，才能被接受为马克思的助手，颅相学不单只在社会主义乌托邦时期非常典型。此外，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舒适的生活来取代信仰；当很可能是代表俾斯麦的布赫尔来试探他，并附上一个送上门来的职位时，马克思并没有想过要放弃。我们肯定找不到任何其他为知识探索而牺牲的伟大例子，能够比马克思一生的记录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达尔文的确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试验他的假说，但是他有足够的资源供他使用。马克思被重重困难包围，最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是自己强加的任务导致了他的妻子和家庭要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不论是马克思还是他家人似乎都没能逃避这一影响——我们也许能够不失公正地断言：家人们为其工作骄傲，对马克思而言是最为幸福的成就。
我们对马克思在伦敦的精神境遇知之甚少。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人物他从没有见过，尽管他与英国主要的工会主义者像奥哲尔和阿普尔加思相处融洽——不过马克思与后者没有密切的政治关系，他在当时英国劳工历史上也不占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也很正常，因为当时英国工会主义是一个折中的体系，与马克思的革命教义没有什么关联。马克思大部分都是与恩格斯和在伦敦的德国流放者联系，不过看起来只有恩格斯得到马克思完全的信任。马克思甚至与那位神秘人物——半狂热和半游侠式的戴维·厄克特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看来完全共享了对于俄国的厌恶；他们都经受过遍布每一街角的密探监视，而且每次都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马克思一度认为海尔维格和巴枯宁是政府的密使。诚然，一个被流放者在成为警察关注的目标之后必然生活在一种紧张多疑气氛中，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但这是马克思指责海尔维格和巴枯宁、认为他们属于异己的社会主义党派的令人遗憾的推论。马克思从来不欢迎对抗或者与他较劲；他太过倾向于认为，怀疑他观点的正确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反对者的诚信可疑。美国内战期间，工人阶级对北方表现出的同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马克思的影响，这也必须归功于那些年他可靠的信誉，是马克思建议劳工领袖科布登和布莱特联合起来去唤起工会的热忱。同样，也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提议在林肯重新当选美国总统时向他表示祝贺。马克思在促成工会抗议俄国对波兰1863年反抗的残酷镇压方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除了为《资本论》的写作做准备，马克思在伦敦的主要工作与第一国际的早期阶段有关。1862年，一群巴黎工人造访了同年举办的伦敦展览会。工人联合委员会接待了他们，之后就成立了国际联合协会。1863年波兰抗争爆发时，正是这一协会组织了庞大的抗议集会来反对俄国的暴行，尽管这次抗议失败了，却代表了英国工人第一次介入外国的政治事务。正是通过与这次运动的接触，五人团体成员奥哲尔意识到：工人阶级需要参与到定期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中来。这一建议被热情地采纳了，1864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一次重大的会议，旨在组织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在最初阶段对参加这一组织颇有些许不愿，但此时也出席了大会并且加入了刚成立的创始人委员会。他立即注意到新运动的意义，同时，尽管他似乎有些藐视这一组织的领导者，但还是接受委托起草一份成立宣言。这个委员会为他提供了一份由法国代表准备的宣言，其主体已获得原则上通过。个性十足的马克思另起炉灶，代之以一篇详述过去30年英国工人阶级发展进程的宣言，并且坚持认为其意义必须按照他的理论来解读。马克思用革命时期的工联主义代替世界历史作为推论的基础，这事实上是一部新版的《共产党宣言》。然而，这篇宣言的特殊关注在于马克思运用《工厂法案》的历史作为证明工人阶级抗争价值的依据。“在明亮的阳光下”，他说，“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征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工厂法案》事实上直接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放任政策的不足，在这一意义上是革命性的；但是法案的通过显然不能归因于马克思所认为那种影响。至少，在其他情况下，他不会把沙夫茨伯里勋爵称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从此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第一国际；因为是他匆忙将第一国际从襁褓中抱了出来，所以也可以说是他加速了它走向坟墓。第一国际的起源就开始于争执——马志尼唯心主义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的革命与具有阶级意识的攻击性之间的斗争。马志尼在马克思获胜后退出了；可是出于自私的个性，他建议他的追随者继续保持对他的支持。马克思从此在第一国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他为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进行着持续的斗争。对马克思来说，这场运动本质上是传播《共产党宣言》理念的一种努力，进而为革命铺平道路。但是对英国的成员来说，第一国际本质上是一个宣传工联主义的组织。当奥哲尔从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捍卫中领会到组织目标的实际转换时，他从组织中辞职了。英国分部一直远离总委员会，因为那种或许是以威廉·洛维特为最佳代表的激进主义的特殊“品牌”才是他们真正要着力培育的。英国分部也不是唯一的麻烦。在最初的两年中，蒲鲁东的追随者们也是值得注意的对手，他们对马克思主张的立竿见影的政治革命毫无兴趣，他们甚至对共产主义抱有敌意，种族的差异也在其中作祟。即便当蒲鲁东主义被打败之后，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们也还存在。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地反对马克思所倡导的中央集权式的独裁领导；他们与马克思在关于在财产达到何种程度就应该被充公的问题上也存在巨大的鸿沟。必须承认，巴枯宁和马克思一样不擅长人际关系；但他成立了一个敌对组织，并且当他遭到抛弃又被重新接纳后，策划了许多针对马克思的阴谋。到1872年时，巴枯宁的影响增长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对他的正面攻击都是不可能的。于是马克思在那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提出将总部搬到纽约。这一议案被通过，但从一个3,000英里外的地方指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到1875年，第一国际停止活动。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充满敌意地监控着这一组织，但更确切地说，它的解散是由于内部纠纷、由于两种强大且对立的个性之间的斗争，而主要不是因为外部力量的攻击。
然而，在第一国际还没有提供一项优质的服务之前，第二帝国就在色当战役中覆灭了。梯也尔组建的临时政府不仅仅对民主的重建怀有敌意，甚至期望重建一个君主政体。巴黎的工人们当然不同意这些理论，巴黎公社就是他们的回应。这一努力仅仅维持了7个星期，公社遭到史无前例的屠杀镇压。马克思的确在公社成立初期对其抱有敌意——对他来说，工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加强他们自己的组织，从而为即将到来的自由作准备；但是当公社成员在他们英雄般的讽刺剧中牺牲时，当他们被一场充满谎言且致命的攻击追捕时——就像更为晚近的历史也在追捕他们一样，马克思开始创作其可能是除《共产党宣言》之外最杰出的小册子，为他们辩护。《法兰西内战》是作为第一国际的官方声明而出版的，它对这一复杂事件的叙述当然是不公正、不完整的；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文章能够如此出色地描述出那些曾经激励过公社成员的思想和情感，也没有任何文章能够如此不辞辛劳地揭露出公社成员们被施加的野蛮暴行。当马克思提及他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不赞赏的态度时——也就像他坚信法国政府在色当的失利是波拿巴帝国主义付出的代价一样，马克思的捍卫行动变得更为有力。甚至在他欢度胜利的时刻，他也在一份宣言中要求德国工人阶级给予那些失败者一个公允的满怀敬意的位置。
与此同时，马克思花费了大半辈子心血的成果——《资本论》第一卷部分在1867年完稿并且出版；但是可以说，它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当然，因为它是用德文写成，在结构方面尤其冗长且难懂，这对大众来说必然太过高深。《星期六评论》意识到书中所使用的材料的价值；可是即使贝斯理教授颇具说服力的言论也没能够诱使乔治·哈利·路易斯在《双周刊》刊登一则由恩格斯执笔的长篇报道。俄文版和法文版的译本紧接着出版了一一特别是在俄国，这本书很快占据了它从未失去过的权威地位。必须提及的一点是，这时马克思已经在俄国享有盛名了：别林斯基过去就曾赞赏过《德法年鉴》；安年科夫出版了马克思撰写的对蒲鲁东的长篇评论；马克思和赫尔岑、巴枯宁的关系也使得他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者中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在德国，这本书似乎也在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尽管非常缓慢：第二版（1873年）收录了马克思撰写的一篇抗议那种被他视为有组织保持缄默的阴谋的长文；当然，《资本论》当时不得不经受一场无可避免的抨击，连带伴随着所有有学识的德国人的争论——在其学说所预期的战场上；马克思被荒诞地认为抢走了罗德贝图斯的风头；但出版后不到5年，《资本论》就已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著作的中心；马克思的名字占据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不得不对之加以研究审视的这样一种重要的位置。
然而，马克思注定无法完成这一巨著。长期与贫困的抗争在他的身体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他生命的最后12年从未间断过与疼痛和疾病的搏斗。哮喘和肺炎使得他很少有机会进行连续性的工作一一尽管通常是这样，他还是用他剩余的一部分时间来学习俄语以使他对俄国农业问题的发言更具权威，另一部分时间则用于生物学和高等数学之类的消遣。他还在1875年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可能包含了马克思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态度的最为明确的阐释。他本来可以在1877-1878年进一步准备《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但是他那极度疲劳的身体没有在卡尔斯伯德和阿尔及尔两地的疗养中得到改善。自从他妻子在1881年9月2日先他而去后，马克思就再也没能振作起来。恩格斯曾告诉我们：为了纪念燕妮，马克思打算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完善他的学说架构中去；但是他已经没有体力来做这项工作了。1883年5月14日，马克思在轻微的肺部出血之后安详地逝世了；他多年的看护海伦和恩格斯都陪伴在他身旁；3天后，马克思长眠于海格特墓地。恩格斯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墓前发表了讲话；前者用自己生命的最后12年来完成这位大师未竟的伟业——没有比这更能让马克思满意的祭奠了。
五
分析马克思的个性并非易事。在他的遗传特征中，我们找不到丝毫的反叛迹象。与其说早年的教育使他承担了这一事业，不如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成为欧洲破坏性的力量的领袖和中心，那也是他出生于反动政体之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他无疑也会通过坚持“破坏是重建的基础”来反对这样的表述。他努力探寻革命的永恒动力的历史基础，以及解放血肉之躯免受奴役的唯一武器——像他意识到的那样——就是暴力。这一观点使他成为与达尔文这位经济演化的普遍法则的揭示者并驾齐驱的人，其中暗含不少真理；但是如果将他与卢梭和卡莱尔这些人类的伟大先知放在一起，这一论断就没有那样准确了。
因为实质上，马克思得以出类拔萃正是由于他具有先知的特性。除了他自己，马克思对其他预言无动于衷。他不能容忍差异，就像对待蒲鲁东和巴枯宁一样；他对所有和他的思考方式不同的人予以轻视，就像他在与恩格斯的信中表现出的那样——他从来不懂得同事之间相处必不可少的艺术。马克思太轻易将与自己敌对的观点当作他人道德罪行的证据。他十分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发现，没有丝毫的热情去对之加以优先的考虑。同时，他也很少大方地赞誉那些对他有启发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参与一项运动就意味着要占据领导权；他不太能够甘居第二。马志尼这样描述他：“憎恶，在他心目中超过了爱。即使憎恶有它的事实基础，这也是不合适的。”这一评论说明了一个一针见血的事实。马克思深陷那些非继承性的错误的泥沼，这无疑遮蔽了他对人性的整体性了解。他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匡正它们，以致他不能很好地评估其他替代性道路的价值。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依据他自己的结论得出的观点是多么偏颇、多么不完整；他所着手做的研究太过庞大亟须耐心，以至于他并不总能精确地衡量他所运用的证据。
事实上，马克思是一位高尚的但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友人们可以证明马克思本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然而公共生活中的马克思并非这样。马克思攻击其早期的朋友如布鲁诺·鲍威尔，或如他一样热忱追逐光明的探索者蒲鲁东，这其中带有一些不健康的怨恨。他对蒲鲁东的指责——即便被提及到他具有某种破坏的欲望——仍是非常狭隘的。虽然学识广博、充满胆识、心怀对普罗大众深厚的同情，马克思却从未能掌握和个人相处的奥秘。毫无疑问，对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舒适的生活并且经常将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于危险境地的流放者来说，这大都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马志尼却能够从与马克思同样困苦的经历中体会到生活甜蜜的芬芳。马克思也不能适应政治生活中一些必要的妥协——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马克思将反省局限于对待他人，从来不去尝试对自身进行认真地审视，而这常常是政治智慧的开端。
以上对马克思个性分析的尝试毕竟是非常根本性的。对于一位思想家个性的未曾注明的假定是更为重要和急迫的，因为它们并不呈现在印刷的世界里。每一个伟大的哲学诠释说到底都是一部精神的自传；马克思不会想到他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人们能够从中了解其个人经历历史的原始手稿。他早年的激进主义应该被证明是他从事大学教育事业的障碍——这一点对他的著作意义重大。同样重要的是，他本应该了解被放逐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利。同样不无关系的是，在伦敦住了30年之后，他最终还是以一个德国陌生人的身份来体验事实，并且构建了一套语境与他周围环境迥异的理论。他的思想中那些不易被人理解的阴影部分从未引起他的足够重视——甚至当这些被他用于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时，也不过是其一块潜意识里的试金石罢了。因此，当他用超凡深刻的语言描绘出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时，他很少会洞察到人类内心生活的实质。因为他的学识对这些比较陌生，所以对有关这些经历的文章（例如宗教）他既不能同情也不能理解。他构建了一种——总体说来——对人类抱有强烈愿望的哲学；但这还不是如卢梭哲学那样直接从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中喷涌而出的体系——尽管具有它所有的缺陷。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观念中假定的逻辑具有欺骗性，这部分是因为他未能很好地测试自己的假设，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笼统看法正好和全部的事实完全相反。
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部分，它们在其文章中被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并没有必然的相互依赖性。它们核心的经济学立场是价值理论，马克思尝试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被剥削的方式；作为一个推论，他从对未来的预言的重要结论中得出了资本日益集中的观点。从历史层面来看，这是一次完全用经济学术语来解释运动和制度发展的尝试。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坚持阶级之间的对抗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驱动力；也正是这种推动力作用于满足经济的需求——所有变化都应该追溯到它。从哲学层面来看，这一见解导致了一种完全将人性物质化的观点；应当注意的是，后一观点与功利主义学派通常的观念有十分明显并且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从政治层面来看，马克思的学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为工人用以获取权力的方式——革命辩护的学说；另一部分是有关专政作为工人巩固政权的方式且并用以保证人类普遍自由状态的学说。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上。这一理论经受不了批判的检验；它与事实相违背，且远不能自圆其说。它本质上是对李嘉图某些不严密的语句进行狭隘的解释；后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商品的任何价值应该按照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来计算。然而，马克思忽视了这些限制条件；他用以支撑他理论的证据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李嘉图的。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不是商品所固有的单一特性，交换价值是一种具有和所有其他特性一样的能够被交换的特性。因为人的劳动是所有商品都具有的唯一特性，劳动就成为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劳动是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是一种有关量的而非质的等量。它是一种只针对生产耗费时间而非针对最终耗费或最后产出的测量标准。劳动被有差别地支付仅仅与在一定的既有的商品生产中“凝结”有差别的劳动多少有关。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就是满足生产劳动者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此便可清楚得出，工资就是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如果我们假定工人每天工作6个小时就能生产出他的生活必需品，而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那么他所生产的价值用8小时算，比上6小时，也就是说有1/3富余——马克思将这种额外的生产叫做剩余价值，他认为资本家就是将这些从工人手中抢夺而来的剩余作为自己的利润。因此，通过按市场价格购买劳动力，资本家马上变得富裕并开始剥削他的工人。在任何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别是自由竞争的地方，情况一定是这样的；当然，这就必然得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才能停止对工人的剥削。
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花时间细想在这分析中暗含的谬论。逻辑上，除去其他的区别，马克思没有理由认定劳动的质量就是衡量的普遍依据。他也没有理由提出，除了劳动，所有的商品想要有价值都必须至少有一共同点，即满足某种需求——也就是说实用是价值的必要因素；我们不可能制造飞机，除非我们断定有人想要用它来飞翔。马克思同样没有理由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价值的计算标准。工资的差别不仅仅由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已经是经济学上的陈词滥调了。培育一位手艺差的木匠的花费不会比培养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少，但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生产出产品的质量具有一种与劳动耗费很不相同的价值：它具有一种经济学家叫作“准租金”的价值，这种“准租金”发生在产品的价值交换中。
这还不是全部。无论哪里存在一种产生地租现象的生产，价值的计算不是依据平均成本，而是依据边际成本。马克思没能注意到这一局限，这就导致他没能认识到地租的特性，并由此导致明显的矛盾。[13]他也同样没能考虑到需求波动的影响。他似乎将需求看成处于完全的静止的状态，结果陷入所有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强调的难题中。更进一步说，对马克思而言，“购买劳动力的花费是社会最必要的花费”，也就是保证劳动力能够被生产出来的最低花费。这一理论被立即运用于对他的假说范围的测试中，而这一假说在之后的运用中彻底的失败了。因为如果工资代表了生活必需品的花费，而无产阶级他们的工资高于必需品的净花费，那么这一阶级的实际存在就明显使得整个进程失效了。事实上，工资水平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难题，在这里逻辑思考并不能扮演全部的角色。例如社会良知，就劳资协商会来说，可能坚持认为工资率应当历史性地高于“社会必要花费”，贸易联盟可以通过联合他们代表的力量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选择采取一项以最小限度文明生活为基础的政策——在其中工资标准是固定的，那么马克思从他的价值理论中推导出的工资铁律将会立即失效。
而且不能忘记的是，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以非工资形式出现的任何收益都被看成是不劳而获。对于租金和利息，这可能不是不公平的描述，但是如果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掌管生意，不是劳动并且不创造价值，这就是与事实不相符了。甚至当马克思对这件不可能的事渐渐产生怀疑时，他还是简单地认为管理收入是诈骗[14]不屑一提，并且认为所有利润都包含了将企业家的利息、工资和报酬区分开来的剩余价值这一因素。但是如果利润不是工作的报酬，那么就应该紧接着认为：资本家也必然要拿走这些，否则就意味着他天生具有一种节制的品质——而通常情况下，马克思并未将这一品质赋予资本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从商业现实，还是从纯理论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了整个社会阶级的赞同、被奉为真理。因此，我们值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探究它拥有什么样的魔力，他的思想从何获得稳固的支撑。或许前面已经暗示过，这一魔力其实很简单。对专业的经济学家来说，利润和租金之间的区分是基础。李嘉图和纳索·西尼尔这些人从收入中看出两者之间的自然区分：布莱特这些制造商的收入，无论他的财富大小，其中既包括了辛勤工作的磨坊主的合法收入部分，以及作为一名土地所有者——公爵的非劳动所得的非法收入部分。当他们在为将自己的生意从敌对的地主阶级的控制下解救出来而斗争的时候——就像在马克思自身的成熟期一样，他们将看得更为清晰。但是对劳动者来言，就像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这样一种区分与实际目标无关。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划分为以工资为生的穷人和那些以非工资收入为生的富人。假设，就像马克思假定的那样，剩余价值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些不以工资为生的富人的存在是因为那些靠工资为生的穷人。工人清楚自己很贫穷，他们同样清楚他们生产了超过他能够消费的财富，只是过剩的产品被那些相对少数的富裕阶层——通常是无所事事的人瓜分了。诸如马克思这样的理论，作为对他们受压迫处境的自然解释通常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马克思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是利用逻辑判断的理论自洽性，而是因为它概括了马克思所知道的最能打动人的体验。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工资的定律得利于这一理论的本质特性，将会在每一个商业萧条期获得新的拥护者。任何时候，当有效的商品需求呈现衰退，或者当贸易联盟的抵制力量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对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的影响将会与马克思认为的那样非常相似，这就是他们通常的关系。因为很少有商人具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够意识到，除了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削减价格，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振兴市场。因此，工人的认同将不可避免地从剩余价值转移到马克思按照其物质状况建构的哲学上来。
资本日益集中这一规律是建立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复杂程度越高，管理生产设备的人数将会越少。人们所作的一切都会促进这一过程的加剧。新的交往方式已然建立，很多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小资本家的能力范围：重要机械的发明超出了他们的财政能力；领土统一摧毁了他们曾经享有特权的本土市场。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即刻的也不是直接的。资产阶级花了三个世纪来剥夺工匠，并且创造出无产阶级；然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过度的生产造成了一群新的预备工人；土地的使用方式由耕种代替了放牧，这一点使得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迫使一向独立的生产者们沦为工薪阶层；资本主义制度也由国家的成为国际的，整个世界都成为它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包括日益增强的集中化，直到对生产力的控制达到一个临界点，即它在私人手中不可能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财富积累发展而来的是工人阶级的壮大。工人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政权带来的苦难。他们成为受难者这一过程的原理使他们从训练中学习纪律变得十分必要。“资本家私有财产的丧钟随后敲响。剥削者被剥夺。”对大资本家来说，他们接替的政权被工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夺取了。资本主义的最后结果实际上就是它的自我毁灭。用黑格尔的范式解释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它的发展状态恰恰应当包含一些暗含着它必将毁灭的规律。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坚持这一论证过程中所包含的重要真理而接受它的结论。大规模企业之间竞争所带来的损耗是现代商业的常态。托拉斯或者卡特尔是工业发展的典型性症状。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些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简单性的重要局限。联合股份制公司增长的收益在更广泛的圈子中进行分配，惠泽了那些对收获利润感兴趣的人，即使它限制了那些实际掌控工业化进程的人。然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小产业，以摄影业和摩托车修理业为例，这些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增加小公司而不是发展那些规模大的。但是，和这一发展并行的是一场十分显著的信贷集中化，地区财政持续不断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当然，除了美国西部大规模的耕种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外，农业在特性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15]然而在调查权衡之后，否认出现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对工业的反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它毫无疑问地引发了那些具有某些所谓规范的工人们的需要，这些规范源自一种工商企业的条件被日益强调的状态。但这也不是全部。由于某些产业自身的特性，它们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不能将它们置于个人行为可能导致混乱之中，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剥夺者实际上没有被剥夺，那么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一种对某种国有化形式的需求（如煤矿和铁路那样）；或者就像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研究产生了《工厂法案》，由此可以合理地认为：1919年煤炭委员会和1920年码头工人的调查结论，很可能给私人企业继续存在设定了一个期限。实际上，资本主义为垄断作了准备，后者直接影响了迈向某种形式的国家管理的共同体。
如此看来，这一观点当然不包含被马克思看成是资本主义日益集中下不可避免的论断——革命理论。的确，它完全没有必要包含有关社会主义政权转变这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看来意味的是：要将一些对社会福利十分重要的产业从被个人利益剥削的危险中解除出来。有关资本集中必然会导致斗争这一逻辑是马克思从其他材料中获得的。它是马克思历史解释的推论——泛泛而言，这可以用“所有历史现象都是经济环境的结果”来概括。而对于这些，法律和社会的制度与每一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一样都能做到有迹可循。生产体系是一个最终的因素，简言之，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写道，新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所以同样在封建时代，我们会预见立法反映的不是普遍的权利，而是那些与维持封建制度相共存的权利观念。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观念变了，那么变化的原因就要到经济制度之间的变革中去找——一个新的外部世界带来新的内在观念。让妇女大量地参加工业生产，就像伯兰特·罗素先生指出的那样，甚至是一些柏拉图和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也不能阐释清楚的观念，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200年以前，贵族应该去城市居住是不可想象的；今天，金钱将政治生活纳入它的范围，以致直到贵族阶层在城市有他们的代理人时，公司的开张计划书才完整。
没人怀疑这一见解很大程度上的真实性。没人能写出英国清教主义的历史、争取信仰自由的历史、或者美国革命的历史，除非他们能为作为其历史解释基础的经济动机作辩护。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坚持将经济背景作为全部解释的方法也是根本错误的。经济环境不能够解释巴尔干半岛自杀性的民族主义。1914年的世界大战可能很大程度上出于商业帝国主义的争斗，但是那里也存在着国家观念的竞争，这和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从历史上看，宗教在决定社会观念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在《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订之前，与物质条件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重要的。路德代表的不仅仅是对罗马教廷经济勒索的抗议。事实上，人们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单个的原因产生冲动。爱的力量、群体心理、竞争和炫耀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和用来解释物质环境力量的占有欲几乎同样重要。恩格斯看来确实意识到这一正统观念的狭隘，因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将社会发展的主导角色归因于经济动机，主要是因为其对手对此的忽略，“而且不是总有时间、空闲和机会来公平地对待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但对马克思而言，经济动机不仅是决定者，它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麦迪逊说，“派别产生的唯一永久性根源就是财产”，马克思也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就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开始。紧接着，社会将被划分为拥有和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两种人——一种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力量被揭示出来。至于那些有产阶级则根据他们自身的喜好塑造这个社会的文明：他们控制政府，他们制定法律，他们构建与他们想法一致的联邦社会制度。奴隶和自由人，主人和仆人，这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永久对照。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斗争立即被简化，然而也更加激烈。从这以后，开始了阶级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问的斗争。恰恰就像每一个过去的社会秩序里都秘密蕴含着它继任者的萌芽一样，就像封建主义孕育出资本主义，所以后者也在自己体内蕴含着它的继任者——社会主义的萌芽。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在他看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苦难，而胜利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不能继续当权，因为它不能保证它的奴隶的最基本的生存。”反抗的思想在工人们中不断蔓延，最后他们通过革命获得统治的权力。
这一解释的基本内容在很大意义上是准确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老生常谈；并且不妨补充一句：否认这一点的重要性就会陷入历史不可知论。马克思与其前辈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他从对阶级斗争意义的认识中得出的推论：对麦迪逊和基佐这些人来说，斗争的事实催生了一种对其意涵的恐惧感，以及对一种能够解除危险的方法的探求；而对马克思来说，斗争是根本的，无论是斗争的方式还是最终的结果对他而言都同样明显。麦迪逊对一场正义的胜利是否能避免遭受出卖，或者我们追求的是否是一个错误的目标一直存在某种不确定；而马克思认为整个过程都是决定好的，除了在1870年这一短暂的时期，他的思想中似乎没有闪过一丝动摇。
无产阶级用以获得政权的方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学说中，或许已经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来源。这种方法就是革命。钢铁般严厉的独裁统治将会巩固这一新体系，直到过渡时期已经有效地缩小了与共产主义的差距。马克思并没有对所有这些暗示视而不见。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在每一阶段对所有权进行持续无情地捍卫的历史，它们是通过在任何时候排斥道德要求的方法来维持的。如果斗争和1848年6月那段日子一样极端，或是像巴黎公社那样从其反对者身上一丝不剩地榨取痛苦，那么资本主义或能得以保存。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可能导致社会改革的让步，但是这仅仅是欺骗。一旦工人的需求触及了一个真正重要的关键点，他们将会遭到武力的镇压。这当然就意味着，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武力介入，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必须抓住革命的有利时机；但是直到这一时机到来之前，工人阶级必须在他们权力范围内做一切努力来扰攘现存的政权。即使在具有自由思想的资本家帮助下获得了很小的胜利，“从胜利的第一时间起，工人们必须唤起他们的警惕来对抗他们之前的盟友”。他们必须创建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人委员会、地区工人会议，建立无产阶级制度并扩大他们的影响用以对抗那些中间阶级国家的影响。共产主义者必须武装工人阶级，并且尽全力削减资产阶级掌握的作为主要防御力量的国家军队。在有工人参加民兵组织的地方，他们必须在其中成立秘密组织来掌握领导权。同时必须建立起他们自己独立（如果能够隐蔽）的军事力量并且利用各种途径获得武器装备。对那些在工人阶级中有煽动力和影响力的民主主义者，必须提高警惕。实际上，必须对旧社会秩序的每一处进行打击。共产主义者只有两种职责：为革命做准备；或者当其已经准备好的时候进行成功地巩固。他们不能将这看成是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只能看成是将孕育于旧制度中的新社会的各个因素释放出来。
而且，巩固时期必定实行强硬的独裁统治。马克思从未有过在这一时期进行民主统治的幻想。除非这样征服的战地已经巩固，不然自由的理想是不可能维持的。革命常常引起反革命；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对反击保持警惕。革命，事实上需要革命的阶级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各种方法来确保达到目的。它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怜悯或者懊悔。革命的职责就是恐吓反对者使他们从敌对到默许。它必定要用死刑、监禁、强迫劳动和控制舆论等方式来解除对抗。因为它不能允许任何企图用暴力推翻它所建立的基础的努力，所以它必定要消除任何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攻击序幕的批判。革命是一场战争，一场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战争。必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灭亡资本主义，因为当资本主义已经将生活本身变成最便宜的商品，那么就没有任何必要对它的牺牲不满，而且无论怎样，这一结果都是值得付出的，因为它摧毁了未来被资本主义兜售的可能。马克思这样评价巴黎公社：奉行自由主义的传统形式将会成为对信任的恣意背叛。事实上，巴黎公社的终结太过伟大，以致不能很好地对待它采用的方式。我们不能期望出现一场和平的革命。尽管马克思对英国的情况持有某种怀疑，但总体来说，他还是认定一场暴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工人们可能在选票上占领国会，但是不管怎样，这种政治力量是虚无缥缈的，当这种力量被用于攻击所有权时，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武装反抗。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并且对民主公然持轻视态度：民主是与现实无关的资本主义的发明，只是被用来蒙蔽人们。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遭到背叛，马克思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一观念：信任必须建立在阶级意识强烈的少数派身上——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多数原则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地位。有关美国的记载就是坚定的少数派之间争夺权力席位的冲突。提出那些需要讨论征得一致同意的事情，踯躅于共产主义学说显著的正当性最终将说服人民接受它的信念，是完全忽视现实的。人民对于他们能够承受哪种解决方式常常持有勉强同意或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共产主义者必须按照如下的设想来行事：除了执行自己的信念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这场革命最终将会达到什么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将会采取哪些形式，这些马克思虽有论及但言之寥寥。显然，尽管他站在公正的一方，对历史长河中的遥远未来进行探索是一种最不划算的赌博。他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摧毁以及其后的那段过渡转变时期。一个新的富有成效的体系一定包括一些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新制度。当然，社会主义的一句格言所描绘的“从每个人按劳分配，变成由每一人按需分配”的社会将会成为现实，对此马克思深信不疑；他也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绩效将根据劳动时间（这可能是一种不一致的假说）来计算。但是马克思总是强调未来须由未来自己来决定。他坚持分配的标准在过渡时期必定是不平等的。像他认为的那样，诚然你可以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祸进行毁灭，但是重建却不是一个即刻或者自发完成的过程；所以他从来不对这段中间期的持续时问设定限制。我们有必要等到新的富有成效的体系产生的习惯创造出一种哲学——在其中平等的教义取代了资产阶级对个人权利的假说。而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消灭那些使得阶级差别存在并且奴役大多数人的政权。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秩序有信心——在这个秩序中整个社会劳动的力量将会谨慎地交由共同的福祉来支配使用。
六
一代人一旦见证了这个被机关枪和刺刀支持的主义，就不太可能再小觑它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的许多发展都没有偏离马克思的预测。任何了解美国科罗拉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工业斗争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而想要揭示资本主义并非一贯情愿试图去超越的非理性界限是很困难的。匈牙利和芬兰共产主义者的遭遇，也正在马克思的预见之中。像南威尔士的矿工这些孤立的团体不仅力量弱小而且常被雇主虐待，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代议制政府，至少在其经典形式上，看起来没有办法证明那些功利主义支持者的高期望的正当性。世界上每一个试验过普遍选举的国家都体验过理想破灭的感觉。甚至认为理性在政治斗争中只占很小的地位，或认为信仰只不过是寻求个人欲望满足的非理性冲动，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事。即使人类文明教化的普遍标准存在改进（例如对强加的不必要的痛苦的日益增长的抗拒），阶级斗争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相反，过去10年发生的事却直接揭示出了斗争的恶化；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根本上质疑所有权的时代。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得以存续的交易筹码就是作出这一代人以前看起来没必要、也不可想象的让步。
然而，马克思视野内总体氛围的大致情况很难证明他所依靠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的。本来，为革命做准备是与巴黎公社斗争本质上不同的一个问题。平民百姓以一种必胜的心态摧毁一个其陆军和海军都不再为其提供支持的政权是极有可能的，就像很早以前被克伦威尔证实过的那样，那些对统治者不满的武装力量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统治者的主人；但是对处于现代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政党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除非他们占据多数，由此军队对政府的敌意才是十分确定的，不然他们也不能获得任何大规模起义的必要装备。他们将不得不去控制全国的军工厂；这将意味着根据假定原本就较小的力量的（进一步）分散。他们将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至少保持默许的状态；他们将不得不保证食物的供应——在任何除了农业占主导的社会里，如果国际信用在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损害，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工业的条件下，即使我们将总罢工与革命等同起来，困难也是巨大的。一场总罢工很有可能胜利成为一场反战的抗争——因为战争的阴霾在将来可能唤起一种不可抗拒的坚定的情感；但是在其他任何不那么激烈的议题上，如果想要保证再次胜利，陆军和海军就必须掌握在罢工者手中，这似乎是非常确定的。因为现代军队能够提供所有与运输有关的服务；它能够保证食品的分配，而能源问题也变得与采矿业越来越不相关。马克思有关被秘密武装的少数人在一次行动中获取政权的看法，在现代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将意味着：不是现存的政府太过于虚弱以致它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作为一个政府而存在，或者可能就是有相当数量的群众积极地同情革命的少数人——现代文明社会的公开性资源使得像马克思那种秘密地准备庞大计划的假定成为不可能。
但是，这不过是困难的开始。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由简单的国家构成的体系的假设，贯穿着他分析的始终：国家生活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每个国家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这些假设的每一条在现代世界都只能部分适用。像英格兰这样完全依靠国外贸易的国家，除非它的邻居极具善意地看待革命的结果，不然不可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以美国为例，这种态度是不太可能的，美英贸易关系的破裂将会对这个国家的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还没完，我们十分清楚，革命带来的在操作方面的分歧，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例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必定至少有三种其他的重要因素。美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得不面对距离的问题，这一点可能在最早期的阶段使革命夭折。它也不像在法国一样，资本在国家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从美国的角度看，华盛顿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不那么大。想要控制整个大陆，意味着要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铁路系统。即便克服了这一难题，纷繁复杂的民族差异也有待平息。德国人、法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波兰人，这些人都有他们不同寻常的特征——美国的资本家已能够对之加以利用，造成对他们共同的不利因素；很难看到每个民族群体的共产主义少数派的呼吁怎样能够超越这些（民族的）差异。即使这样，宗教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拉丁人心灵中的对于教堂的信念，很难轻易地解开。对于只强调经济动因的马克思而言，容易忽略上述这些困难；但这实在是太过于狭隘的一种观念，以致他从一开始就没能认识到每一个微小的诉求都能够强烈地刺激到其他因素。即使辩称在我们的时代，可以允许马克思假设像民族和宗教引致偏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一点是可疑的），同时经济差异所造成的藩篱是唯一重要的，马克思的结论也不能遵循。因为在普选的时代，应该是有可能的通过选票来获取议席，并将反抗社会主义民主的污名抛给资本家。
不过，对于马克思未能充分考虑的问题有其他解决方法。第一，实行过暴力的社会所产生的普遍后果，特别是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实质已经印人人们头脑；第二，存在着一种产生于这类政权里的反对力量的代理人之间的特殊心理结果。马克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部分因为他认为，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因为他确信无论必须做出何种牺牲，最终都会被结果证明是值得的。当然，这种态度只不过是马克思在总体上未能充分认识到政治心理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实存疑，一点不具正当性的决定论的推论。因为如果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被任何让你碰巧深信不疑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那么显而易见就不用期待现代国家可以得到安全和秩序了。战争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残暴在和平时代被压抑的冲动一旦失控，将会彻底地摧毁现存的相当不错的基础。如果生活成为一种有组织并且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文明将很容易衰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些上了年纪的幸存者将会述说如传说一般的并不期望他们孙儿们能够理解的有组织的欧洲，就像存在于威尔斯先生[16]想象中但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景象一样。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远不能被证明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林荫大道，它将成为一种在那里共产主义政权所需要的革命动力将不再被期望出现的存在——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正是抑制那些由暴力行为所释放的欲望，而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指示过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即便撇开这一问题，一个更深层的观点必将被提出。马克思曾设想夺取政权，并且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密控制，直到人们已经为共产主义做好准备。但是他并没有指出这段时问大概要多长，也没有指出我们有多大的把握认为那些扮演管理独裁者角色的人将会愿意在适当的时间交出他们的权力。历史上常见的是，权力会毒害腐蚀那些行使它的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者将会在这方面与其他人不同。同样根据推测，当他的政权已经排除了那些反对的可能性时，想要挫败他的恶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没有任何行使独裁者权力的集团能够保持民主责任的习惯。显而易见的是，像亨利·梅因爵士和菲茨詹姆斯·史蒂芬这些人在印度养成了专制管理的习惯回到英国之后，他们开始对民主的题中之意——缓慢的劝说程序感到不耐烦。长期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与那些被管理的人的思想与需求相脱离。因为统治阶级希望努力获得他们自身的利益，一种对永久地位的期盼，可能是一种希望保持属于他们职能的体面和自身不可替代的愿望，同样他们会付诸行动来保证这些。总之，这些不过是强调每一个政府体系都会养成一种积习的体系，并且我们进而可以推出，马克思主义的独裁也会产生一种积习，这些积习对马克思最后指望的政权的实现是致命的。每一套历史上著名的政府体系具有的特殊弊病，是一种将个人私利与公共福利等同起来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指出共产主义者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是承认了他们的人性罢了。可以补充的是，如果他们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交出了政权，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显然是出于他们非经济的本质，将会使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原理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对所涉及的道德问题考虑的疏忽。例如，显而易见，它涉及对整个历史进程彻底地侵蚀。但是统治阶级责任受到侵蚀就是对他们国民的个性的破坏。在这样的政权中，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没有容身之地。当然，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的缺陷显然使它不能为大量地位低下的男人和女人提供自由和平等。这就是说，马克思盘算着这样一种情况，即能够完整地重现资本主义主要的弊病却不用提供任何他们最终灭亡的坚实证据。因为，毕竟值得付出努力的主要工作是有关创立一种文明——其中具有蕴含于公民的本质之中的被格雷厄姆·沃拉斯先生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首创的能量”的东西。显而易见，这种能力依据什么而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是一种对权力的广泛分配。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行为被他人所支配就是剥夺了他的人格，这种缺失暗含于马克思所期望的严密的中央集权之中。毫无疑问，在坚持认为当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经济权力的分配权时，大多数人不可能享有这种个性上，马克思是正确的；然而，这种个性发生在马克思所预期的后继政权身上的可能性似乎并没有更大。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这在任何一个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主要目标和动力的国家中，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政权下，努力工作的主要目的和动力不可能都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社会能够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实现自身，直到它存在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将精神的东西看得比物质商品更为珍贵的能力。这需要一种给予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动因较低评价的社会学；显然，想要获得那样一种评估的环境，我们需要一种在广度和目的上与现有的远为不同的教育体系；我们需要一种完全转变了的价值观，在那里如对艺术的广泛欣赏，对科学和哲学的研究——简言之，释放人类现今被束缚的创造性能量的事情一一被看成是政治组织主要的并且紧迫的工作。
但是，如果历史经验有任何价值的话——如果不是对历史经验的阐述，马克思的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恰恰不可能发生在马克思向往的发展中。蛮族对罗马的入侵并没有带来繁荣的艺术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他们带来的只是黑暗时代。一直到19世纪，30年战争还阻碍了德意志的建设。我们自己的经验也不例外：在更为强大的斗争中释放的纯粹破坏性的力量面前，1914年的理想主义破灭了。我们意识到，文明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单薄和脆弱，而除了和平，任何想要加强他们之间联系的努力的可能性是多么的微小。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所设想的斗争，就像正好是引发我们堕落的灾难性先兆一样在我们面前隐约显现；它在人们面前强调了一种与文明对抗的冲动。错误能被另一错误抹去；我们将自己看成是盲目的无情的武力的受害者且无力与之抗争；人们占有欲的冲动不能够被创造性的努力超越——这些以及与之类似的事情是那些不可能的绝望的福音。在这一方面，那些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将权利、友爱和公正的教义作为信条的基础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权利、友爱、公正意味着将爱作为他们的基础；即便在最后一场徒劳的斗争下，他们也不会将教义建立于憎恶之上。
七
马克思真正的才干和影响在于他提出了一条本质上与人们的一般观念完全不同的路径。他是第一位从所有虚饰的环境中揭示出商业文明的道德缺陷的思想家。他表明在任何人们的主要工作是获取财富的社会里，那些基本品质高尚的人不能发挥他们全部的活力。实际上，他做的这些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像格劳修斯为了解决人与人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一样。马克思创建了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因为最后，他使得任何将贸易量作为全民幸福标准的经济体系成为不可能，他将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一终极问题置于社会讨论的最重要之处。马克思为他那一代人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一个在人们看来已经自甘于一群无人能逃脱苦难的不幸受害者的时代，马克思带来了希望的讯息。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们将社会进步奉为己任的国度里，马克思已经成为了灵感和预言的永恒来源。
自然，马克思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并且重要的。威尔斯先生用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总结道：“他极好地诊断了疾病，然后更倾向于提议用魔咒而不是治疗来解决。”不过，诊断是治愈病情十分必要的一步。没有人能在看到马克思描绘的有关工业革命后果的景象后无动于衷。他的轮廓是如此庞杂，每个细节却又如此严谨且具有说服力；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不管是卡莱尔还是罗斯金都没有这种能力或精力写出来。他对所描述的这一景象的解释没有经受住批判的检验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总体上看更为重要的是，他洞察到一个由商人主导的以商人富足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已经变得不可忍受这一事实。他同样出色地坚持认为：任何社会秩序都不会令人满意，除非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是用于他们共同的生活。这一观点是否影响了他人，或这种主张是否首创，这些都不重要；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够用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如此强烈的紧迫感将这一事实讲清楚。甚至他主张的那种如同大灾祸般的革命也存有很大的真实性，如果社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强加于人们身上的负担太过沉重以至于人们拒绝接受，临界点就来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不能缓和下来，他们将会下决心去破坏。实际上，人们可忍受的状态的条件是它具有使自由在每一代变得更加普遍更加深刻的能力。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坚信大灾祸本身是值得获取的，在于他强调革命最终的益处；但是同样，马克思毫无疑问正确的地方在于他预言到他那个时代的文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对于一个将被压迫者的事业看得比他自己的幸福更为重要的流亡中的革命鼓动家来说，甚至马克思预言中的错误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基本上，对于正义的热爱是驱使马克思不断前进的主要感情。他可能太过忿恨，过于猜忌同时太过骄傲；但是，想要卸下压迫在人民肩上的重负的信念贯穿了马克思的一生。他意识到，在任何时问和地点，造成统治阶级垮台的原因都不是一些偶然的或是肤浅的事件。革命的真正起因是那些掌握人民命运的人品质低劣、不称职、漠视苦难者、自私、缺乏道德高度等等这些缺陷，正是马克思对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揭发。马克思将工人的恐惧转化为希望，将工人的工作从对政治机制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基础的关注上。他并不信任法律的作用，并且总是寻求隐藏在作为表象秩序背后的灵魂。他经常犯错误，难得慷慨并且总是很尖刻。然而，当促成人类解放的那群人再次被人们记起的时候，很少人会拥有那样值得尊敬的声誉、没有人会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除了马克思。
[1] 指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译者注
[2] 地属普鲁士的莱茵省。
[3] 原文为，“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译者注
[4] 这位编辑指鲁藤堡博士。——译者注
[5] 指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而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译者注
[6] 参见爱美·贝尔多著《蒲鲁东和所有制》；布格莱著《蒲鲁东的社会学观念》；盖伊丹·皮诺著《蒲鲁东和工会改革运动》；蒲鲁东的朋友著《蒲鲁东及其所处的时代》。
[7] 阿方斯·玛丽·路易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法国浪漫派诗人，社会活动家，职业政治家、历史学家，1848年2月革命后为临时政府实际首脑。——译者注
[8] 路易斯·菲利普（1773—1850年），法国七月王朝国王，原为奥尔良公爵，1830年7月革命中被推上王位，在位期间力图强化王权，后被 1848年2月革命推翻。——译者注
[9] 虽然孔西德朗描绘的经济形势图景似手与马克恩相同，但是他抵制革命的社会主义。
[10] 又译作《信徒的诺言》。——译者注
[11] 马克思的原文为：“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转引自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6日载于1848年11月7日《新莱茵报》第136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602 页）——译者注
[12] 1848年6月22日，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随后即遭到陆军部长路易·卡劳雅克的血腥镇压。卡劳雅克被称为“六月的屠夫”。马克思正是在目踏了此次血腥镇压后，才更坚定了开展暴力革命的信念。——译者注
[13] 参见《资本论》第3册），第180-192页，这 13页中是关于两种有关租金非常不同的理论的例证.
[14] 《资本论》（第 3册），第一部分第 343 页之后。
[15] 莱维·赫尔曼∶大土地占有与小土地占有——有关英国农业经济的研究》，1911年。
[16] 指英国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H·G·Wells（1866—1946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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