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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回答让·饶勒斯
拉法格
（1895年1月10日）
1895年1月10日拉法格对让·饶勒斯于1894年12月间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所组织的集会上就这个问题作的演讲的回答。——编者注
公民们！
你们自己明白，把回答饶勒斯[1]的任务承担起来我不是没有犹豫，因为这个人的热烈的辩才甚至使最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原理也饱含热情。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当然你们也想：有这个魔法师同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啊！卡尔莫的矿工，当他们把饶勒斯从大学里拉出来并把他投入政治舞台的时候，已慷慨地向那引导他们的罢工获得胜利的社会党付清了自己的债务。
但是你们今天晚上被邀请到这里来不是参加演说竞赛，而是参加思想斗争：饶勒斯把辩论提到哲学的高度，假如你们不能要求我有饶勒斯的辩才，然而你们却有权要求我把辩论保持在这个高度上。我正要这么做。现在就让我们言归正传罢。
一
笛卡儿学派的哲学家劝告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应该先确定争论的范围。因此我们就在这里提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所有民族，不管他们的文化水平达到如何的高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的起点：所有他们的祖先都是野蛮人。
这些野蛮人栖息于森林之内，靠自然界自生自长的产物糊口，为了比较容易地获得食物，像野马一样由三十到四十人结成一小群。这些野蛮人怎样能够发展成为文明民族，住在聚集几千、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用煤气和电力照明，用铁路交通，在那些城市里居民分为敌对的阶级和从事无数不同的专业？
这个问题又被另一问题弄得复杂化了。当饶勒斯对你们说所有语言虽然彼此之间极端不同，但是可以归结为同样的语法形态时，他已经向你们指出这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我们谈到语言问题，我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现象。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词，开始时在创造它们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在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则只作牧场、住宅解。法语的“droit”一词在现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语言学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们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吗？
饶勒斯在语言中所证实的那种统一也表现在人的精神创造的一切形态里面，即表现在宗教、哲学、文学里面。例如我们的保姆用以激发我们幼年的想象力的童话在地球上的一切民族中间都会遇到，它多半是产生在野蛮或半开化时期；又例如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说，——这是最新的，但不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无例外地在一切资本主义的民族中繁荣昌盛。
各民族的比较史向我们指出他们全都经历过家庭和政治的同样的形式。公正地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说，存在着“一个所有民族在一定的时期都要经历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即由野蛮、凶猛和兽行的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状态。”但是既然不是所有民族都已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于是马克思补充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而我国天才的拉马克的伟大的学生若弗卢瓦·圣伊雷尔认为植物和动物构造“图形一致”。
人、动物和植物按照同样的图形进化的原因应当在世界本身里去寻找还是应当在世界之外去寻找呢？
自然神论者同伏尔泰一起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有钟表存在就有钟表匠存在，同样的道理，有世界存在就必然有创造者存在。但是这种过分简单的解答野蛮人就已想出来了，它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推开，因为假如世界的存在就预定着创造者的存在，那末这个创造者的存在反过来又需要另外一个创造者的存在；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的诺斯替派信徒曾断言假如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那末耶和华本身也是某个不知名的上帝的儿子，尽管野蛮的犹太人禽兽般的卑鄙的情欲玷污了他。自然神论的解释什么也不能说明，不能满足科学工作者。不管你打开一本什么样的科学书籍，你在那里我不到上帝的名字。化学家、生理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不求助于关于上帝的简单的假设来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现象，而力图完全用物质的特性来解释这些现象。每个学者都从他自己的科学领域中驱逐上帝，而这甚至也发生在他需要用上帝来解释不属他的研究的专门领域内的现象的场合。既然历史还不是科学，那末历史学家就常常求助上帝，以便找到解释那些他不能找出原因的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从上帝的最后的避难所，就是从历史中把上帝驱逐出去。而我们正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创造出科学的历史。
饶勒斯曾部分地釆用黑格尔的唯心的理论，黑格尔并不认为上帝先于世界存在；相反地，在他看来，上帝存在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在他看来，观念的存在先于一切，不过它一开始是采取原子的形式。当自己同自己发生矛盾并同自己的对立物结合时，它创造了第一个合题，这合题反过来又成为正题和反题，然后再成为合题；而这第二个合题又成为新的三段论式的出发点，如此类推。这样自动地发展起来的观念获得了外在的表现，产生与自己相似的世界。
饶勒斯没有向后退得这么远：他使用柏拉图的方法，柏拉图在分析观念和划分观念的等级时，溯源到善的绝对和最高观念。饶勒斯在对我们这些文明人所掌握的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分析和分类时，并没有达到正义和博爱的绝对观念，而是达到它的最低程度的表现，他把它放进野蛮人的头脑里去，在那里这观念处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但是当它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它就与外在世界发生矛盾并与之进行斗争，直到矛盾解决为止；因此，历史不过是不间断的冲突的系列，总是以正义的观念的胜利告终。
我对饶勒斯的理论的第一个异议是这样的：它不能解释世界，因为并不是什么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在指导着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机体的进化，而现代的哲学应当包括整个宇宙。
其次我向饶勒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停留在野蛮人的头脑上？为什么不再降低一级而到动物的头脑里去找寻观念？牧羊狗或看家狗有明显的责任感和很清楚地认识自己过错的能力。你们会对我说，这些责任观念不是狗本身固有的，而是被人灌到它的脑子里去的。但是须知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例如水中和乌鸦也有它们自己的责任感。公牛宁可自己被杀来保护母牛和牛犊，而充当哨兵的乌鸦细心地观察四周的动静，给那些在啄食农夫播种的谷粒的伙伴预报危险的到来。
因此在动物中也能找到饶勒斯认为在野蛮人头脑里是无意识的观念的有意识的形态。但是为什么要停留在动物身上，而不在细胞所由形成的无定形的原形质中去寻找原子状态（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观念呢？细胞是有机序列的出发点，而人则是有机序列的最高成就。
我还要问饶勒斯：为什么限于寻找道德观念，为什么不从事科学观念的起源的研究？为什么不自问一下，那个只存在于几千化学家头脑里的原子论是否以无意识的状态潜伏在没有头脑的牡蛎身上？为什么不同唯物主义者一样说：一切应当存在在一切中间，因为思想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物理—化学的现象，只不过是运动的特殊形态而已？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为我们说明人脑中的观念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饶勒斯对我们说，视觉和听觉是高级的感觉，因为有视觉和听觉的动物都能享受自然的和谐和太阳的光辉：他把这些感觉的作用放在手（手的拇指可以同其余的指头相对，是猿猴和人的特征）的作用之上！手创造了人。但是可以这样回答他：视觉和听觉归根结底只是触觉的局部化和特殊化，没有眼睛的动物就用自己的整个皮肤的表面来感受光线，甚至连植物的细胞也只因为太阳的作用才产生叶绿素；这一切说法没有向我们说明感觉器官是怎样形成的。
正象你们所见，饶勒斯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打结为关于观念的起源和形成的争论。过去哲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将来还会有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
笛卡儿认为我们生下来就带着一般、原因、效果等等的先天观念。最初是洛克，后来是孔狄亚克以及感觉论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理智中所有的一切首先存在与感觉中。狄德罗说，理智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自然的现象在它上面留下印记。在各种思想领域处于发端阶段的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争论过观念的起源问题。柏拉图认为我们的关于正义的观念是对绝对的善的观念的回忆；而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克拉奥斯说，你在其中生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是道德观念的泉源。实际上可以看到，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奴隶制被法律承认，那末最不安分的人也都顺从它。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阿克拉奥斯和洛克的论点，假如文明人不能准确地确定他究竟在什么时候获得某些观念，那末它们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靠我们祖先的经验获得的，我们从我们的祖先继承了经过许许多多的世代锻炼的脑力，以致我们可以说是自发地获得某些观念，因此它们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先天的。
二
人和动物之所以能思想只因为有脑子；脑子把感觉变成观念，正象发电机把传给它的运动变成电一样；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是自然环境（这是为了不使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那种会把自然理想化为形而上学的实体的说法）造出脑子和其它器官。我故意说“和其它器官”，因为唯心主义者把脑同其它器官分开以便使脑的活动，即思维，服从于类似巫术的原因，正如唯灵论者把人从动物界分出来，以便把他描写成神奇的有生之物，上帝为了他下降人间并让自己被钉上十字架。
创造了人的器官和人脑的自然环境使它们发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它们具有最不寻常的和惊人的适应能力。例如，基督教徒和文明人在许多世纪以来从非洲沿岸掠夺黑人，并把他们贩卖到殖民地当奴隶。这些黑人是半开化人和野蛮人，比文明人的文化落后几千年，然而他们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学会文明人的手艺。
耶稣教徒在巴拉圭曾作过一次社会试验，就我所知这是最著名的一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一个民族一移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就能以多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耶稣教徒，这些无比的教育者和精明的劳动剥削者把十五万以上野蛮人训练成为文明人。
他们把瓜拉尼人安置在巴拉圭的居民点里，这些瓜拉尼人赤身露体在森林里游荡，他们用的武器只有弓和木棒；他们只懂得最原始的农业，只种玉蜀黍；他们的智力是这么不发达，以致他们只会数二十个数，并且还得靠手指：一个手指表示一，两个手指表示二，一只手表示五，一只手加上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表示六，两只手表示十，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趾表示十一，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表示十五，两手加两脚一起表示二十；二十以上就太多了。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的野蛮人常常靠手指和脚趾来计算。因此，数，这个存在于文明人的头脑中的最抽象的概念，最初在野蛮人的头脑中是有形物的反映。当我们说或想一、二、五、十时我们并不看任何物件；而野蛮人却要看一个手指、两个手指、一只手、两只手[3]。在阿拉伯数字输入之前如此长期地被文明民族使用的罗马数字是模仿手的形状而来：I是指一个手指，II是指两个手指，III是指三个中间的手指屈下而大拇指和小指伸直的一只手，X是指两个V或两只交叉的手。由此也可看出以上的说法是多么正确的。
耶稣教徒把巴拉圭的野蛮人变成能担任最复杂的工作的熟练的工人。沙列乌阿在谈到他们时说：
“传教会中的印第安人有最高的模仿才能。例如，只须把十字架、蜡烛台、香炉指给他们看，他们就可以立即复制出来，并且他们的仿制品与原模型很难分得清。他们只要看一看模型就能制造出自己的乐器，最复杂的风琴、地球仪、土耳其式的毡毯和手工业的最复杂的产品同样也能制造出来
[4]”。
但是，所有这些技艺和美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在野蛮的瓜拉尼人的手和头脑里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们可以说是装进去的，正象维尔第[5]的曲调可以装进手摇风琴一样。由于接受了耶稣教徒的教育，他们才能获得了这些技艺和这些不同的思想。在这里就给我们提供了人对人的直接影响的事例。但是，难道对人的器官和脑子就没有其它的改善方法吗？难道社会坏境的现象，难道经验不会发展人的器官的技术能力，不会改变他的思想吗？
照饶勒斯所说的那种无意识地沉睡在野蛮人头脑中的那个正义的概念，只是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钻进人脑中去。
野蛮人没有任何正义的概念；他们甚至没有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概念的字眼；他们至多知道同等报复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变形的反射运动，每当有物威胁眼睛时，都迫使我们眨眼，每当受到拍打时，就迫使我们放松肢体。甚至生活在相当发达的、但私有财产还只是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环境里的半开化人，也只有十分模糊的正义的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引用萨姆纳·梅恩的意见，对于他的意见的高度哲学价值大概饶勒斯也不会有异议的。
梅恩说：“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印度的乡村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一个受损害的人，不申诉个人所受的损害，而是申诉整个小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再者，习惯法没有得到承认。在不服从村议会的决议的偶然的场合，唯一的惩罚，或者说唯一的可以肯定的惩词，看来也只是一般的谴责。”
[6]
假如正义的概念象洛克所说只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能出现，作为它的产物，那末盗窃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你所需要的或你所希望的东西的本能的占有欲，则相反地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前就已很发展了。共产主义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正如我们的学者和作家对待精神财富一样；他们，照莫里哀的说法，看到哪里有财富就向那里去取。但这种自然的习惯一到公有制被私有制代替之后便成为盗窃、犯罪。
公有制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的那些观念和感情，在资产阶级基督教徒（这是私有制的可悲的产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海克威尔德，摩拉维亚的传教士，在十八世纪曾在北美洲那些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和资产阶级的文明所腐化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十五年之后说：
“印第安人相信大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中包含着人的共同的福利的一切；他使人类在大地上生殖繁衍，使森林充满野兽，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而是为了一切人的幸福。任何东西都属于一切人共有。在地上呼吸和在田里生长的一切，在河里和水里生活的一切都归一切人共有，因此每人有权享有自己的一份。
好客在他们中间被认为不是美德，而是不容推却的义务。他们宁愿饿着肚子去睡觉也不愿因忽视自己的义务，未能满足外地人、病人、穷人的需要而受到非难，因为后者与一切人一样有权得到公共基金的援助，因为野兽（假如在森林里被捕获，就用来款待他们）在被猎人捕获之前是大家的财产，因为给他们提供的蔬菜和玉蜀黍是在公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耶稣教徒沙列乌阿也在尚未受过基督教的和有产者的道德的美德教育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在他的《新法兰西历史》里也是这么说的：
“红种人的博爱精神无疑地有一部分可由野蛮人还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些如圣让·克里佐斯托姆所说的冷酷的字眼来解释。他们对孤儿、寡妇和体弱多病的人的关心，他们的如此惊人好客不过是他们相信一切都应当属于一切人公有的结果。”
私有财产在我的和你的之间造成差别时，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引起正义的概念，而且也给人的心中灌输种种感情，这些感情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先天的，如果我把它们列举出来，就会使你们吃惊。毫无疑问，当人们还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7]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嫉妒，什么是父爱；那时男子和妇女一样，实行多偶制，妇女想要多少丈夫就可以要多少，男子想要多少妻子就可以要多少。旅行家们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些正直的人比可悲的和利己的单偶制家庭的成员生活过得更满意和睦。但是从私有制确立时开始，丈夫为自己买妻子，把她作为繁殖后代的工具来专供自己享乐。嫉妒是一种变态的所有主的感情。而父亲只有当从他有私有财产可遗传的时候才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充满文明人头脑和建立在“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观念之上的正义观念，只有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时候才会象恶梦一样归于消灭，
饶勒斯对我们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但是假如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因为人永远不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正义的观念，而且在这阶段上博爱的感情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表现出来。
正义的观念并不与社会环境的现象相矛盾，反而与它相适应，
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实证主义者，断言说正义和道德的观念是在不断进步中。这种理论是为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把他们在工商业中所作所为都说成德行。但是要赞同被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同样空谈玄理、眼光短浅的深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此喜爱的这种正义和道德的逐渐进化的理论是困难的。
许许多多的事实反驳了这个动人的理论。在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里，在那里人们生产的产品或靠奴隶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家庭的消费，商业受到莫大的鄙视，西塞罗说；“商店里还能出什么好人吗?”只有被鄙视和可鄙的人才做金钱的交易。那时有息借贷等于盗窃，要受到道德和宗教的谴责。耶和华本人就曾禁止犹太人贷钱收息，只有对被认为是敌人的外地人，才能允许使用这种方法。现在已变成为资本家的利益百般效劳的奴仆的天主教教会过去曾经宣布高利贷罪该万死。但是这种道德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时起就变了。贷钱收息变成了神圣而又神圣的事业；1789年革命后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宣布利息的合法性，而在以前利息只是被容忍而已。公债的大账簿成为金书——资产阶级的圣经。高利贷者、银行家的职业成为可尊敬的和被尊敬的；靠食利，亦即靠金钱利息生活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成员最大的奢望。
因此，有息贷款就成为道德的高级形态，如来不是孔德、斯宾塞和其它正义和道德的“可改善的至善境界”的崇拜者所说的最高形态的话。做金钱交易的资本家在这问题上同意自己的惊人肤浅的哲学家的意见，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这些希望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封建领主和古代希腊罗马的贵族对道德的见解略胜一筹，因为那时候他们把高利贷者看作窃贼。
假如正义和道德是不会前进的，那末它们终归要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随着一个历史时代变为另一历史时代而发生变化。马克思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里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8]
适应统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正义和道德被统治阶级强加于被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终于接受它们，虽然它们与被压迫阶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是相对立的。
我们谁没有听到工人们说过：“总得让老板的钱有利可图”。所有的无产者，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全都这么想。工人——利润的牺牲者——承认它的合法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剥削神圣化，资本主义剥削每天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使雇主得以从自己的资本取得利润。
被压迫阶级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不是用最高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而是用流行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它要求的只是适应压迫阶级利益的正义所承认的权利。举一个历史的例子：
人们说在好战的社会里劳动是被轻视的；这并不完全确实。《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放牧自己的畜群和耕种自己的田地；他们常常以能耕出笔直的犁沟而自豪。罗马的贵族和希腊的世袭贵族放下剑和盾就拿起犁头。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当他们在某一贵族家庭里充当侍卫和仆役时，就开始了骑士的训练。在这些时代受轻视的是出卖劳动。出卖自己的劳动和由此而取得工资的人就这样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象奴隶一样出卖自己，于是就失掉自由人的尊严。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人天天都采取这种使自己地位下降的行动。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只关心一件事：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出卖思想这个神圣的东西。塞克西斯[9]赠送自己的画是因为，象他所说，甚至用波斯王的全部黄金也不能偿付它们的价值；而我们的梅松尼埃[10]之流则把自己的画廉价卖给芝加哥的养猪商或麦凯之流，他们往往把它们扔到厕所里。
无产者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理想：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公平的劳动日，公平的工资”——这是全世界工人的工会的口号。无产者只有当他们不能按公平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才发出怨言。只有当资本家阶级的有损尊严的和污辱人格的正义不能兑现时，工人阶级才开始想到反抗。
三
自然环境已把人锻炼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们既能在温度达四、五十度的赤道上，又能在水银可以冻结的两极附近生活得很好；不错，老鼠也有这种卓越的能力。自然环境的不同就把人类分为彼此不相似的种族。
但是人，也象蚂蚁、海狸和其它的动物一样，为了自己的生活，创造了人为的环境，即人工的产物。这个人为的环境继续自然的事业；它改变自然的人，使他的品质的一部分得到改善，压抑其它部分和创造出社会的人；此外，它还抵消自然环境的多样化的影响并恢复人类的统一。
在同一纬度上的自然环境有差不多相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经济生产方式相似的人为环境在人们的风俗上、在他们的家庭的和政治的组织上、在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上都表现出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寒冷的加拿大和炎热的意大利，甚至在新开发的澳大利亚地区，——到处都能碰到议会制（先是建立在限制选举上，而后又为普选所代替），到处都能碰到被通奸削弱了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这种类似不仅在那些许多世纪以来经过同一社会发展道路的民族中间可以观察到，而且在欧洲的运动范围以外进化的、飞越一些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种的民族中间也能观察到。例如日本人一旦输入机械工业就一跃而由先前的封建制度进到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因此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法律、甚至自己的服装！他们已戴上我们这种骇人的高顶大礼帽，请你们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巴拿马丑闻和自己的鲁维埃[11]。
因此，人靠着他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帮助而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创造者和主人，但是他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和他的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人常常达到他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而这结果又是同他的意图相反的。例如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阶级的财富而采用和发展大的机械工业，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破坏小生产的同时，也破坏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起缓冲作用的中等阶级。在1848年国民自卫军从巴黎附近的城市大批大批赶到巴黎，屠杀参加六月起义的“均产者”，保护贝列拉和富尔德[12]之流，而正是这些贝列拉和富尔德后来在财政上绞杀他们。但是在1871年，尽管梯也尔一再号召，没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去参加反对公社的斗争，当时只有我们的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来报到：他从哈佛尔带了一个水泵，去熄灭凡尔赛分子放的大火。金融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在吞并小资产阶级时也把自己的最好的保卫者吞下去了。人民的智慧已了解这个历史规律，并用自己的一个谚语把它表现出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这场合下，经济生产是天。
是生产的必然性而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观念引导人类前进。奴隶制的历史最明显不过地说明这一点。
据唯心主义者说，奴隶制有这种双层的运气，它是从博爱中导引出来的，又因博爱而消灭。——自从对邻人之爱启迪了他们的心智的时候起，人就停止吃自己同类的肉！然而把邻人吃掉就是爱他的最好的证明，天主教徒认为他们所能给予上帝的爱的最大证明莫过于以圣饼的形式把他吃掉。
实际上，吃人肉的宴会的停止只能归因于经济的原因和妇女的影响。最初的时候，全部落的人——小孩、妇女和男人——参加这种宴会；他们吃掉某一个年老的亲属，为的是把他从衰老和野蛮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这种生活对于那些失掉了健壮的体魄和灵活的四肢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定居在野兽和鱼类丰富的地区，牲畜的饲养和土地的耕种创造了供养老年人的可能，使他们得以终享天年。可是人们还是继续吃战场上打死的敌人的尸体以及战俘的肉体。参加这种人肉宴的只限于战士，妇女则被排斥。无疑地，正是因为妒嫉的缘故，妇女开始对人肉发生厌恶并且也开始以厌恶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参加人肉宴的男人；男人们因为受到妇女的舆论的影响，终于废除这些宴会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保留下来；天主教徒的圣餐就是人肉宴的一种纪念。
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还有某些剩余可供别人夺取，这时候奴隶制才能产生。
当野蛮的和半开化的部落由于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人口显著减少时，他们就收养战俘来补充自己战士的队伍；如今他们收养他们，为的是迫使他们为自己劳动。这种收养奴隶的办法甚至还保留在文明民族中。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家庭祭坛前举行宗教仪式之后就把奴隶收入家庭之内。奴隶甚至把自己的名字给予家庭：家庭（famille）一词源出古奥斯克语“famel”，意指“奴隶”。父权制家庭实际上是建立在妇女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
奴隶制在开始时带着温和的性质：奴隶被当作同伴，甚至是朋友。阿萨拉，曾充当葡萄牙和西班牙领土的划界委员，他在上个世纪曾在巴西和巴拉圭的野蛮部落中住过十多年，得有机会观察奴隶制度的初生形态。
他写道：“门巴牙人（M’bayas，巴拉圭的最好战的部落）使用瓜拉尼人充当仆役和让他们耕地。的确，这种奴隶制带有非常温和的性质，而瓜拉尼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使唤。主人很少指定工作，任何时候也不使用强迫命令的口气，与奴隶分享一切，甚至肉体的愉快也是一样。我看见一个门巴牙人冷得发抖，但是仍让他的瓜拉尼人盖他自己预备盖的被子；门巴牙人甚至不让人看出他想要盖自己的被子。”[13]
如象《奥德赛》给我们所描写的那种奴隶制虽然还显出主人同奴隶之间的友谊关系，但是已经失掉自己原始的人道的性质。而当文明不断前进时，当哲学启发人们时，当正义对自由公民的权利起调节作用，而道德以清规戒律来防止他们的恶德时，奴隶制就越来越成为非人道的，而在雅典和罗马的鼎盛时期它就变成不能忍受的了。
可是甚至最有理想的哲学家也不反对非人道的不能忍受的奴隶制度。柏拉图把奴隶引入自己的乌托邦的共和国，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预先指定某些人要当奴隶。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凶神则指定含[14]的后裔提供奴隶。但是耶和华预感不到的东西，希腊的思想家却预见到了：当机器转动并且象武尔坎[15]的三脚供桌一样自己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时，奴隶制就要消灭。
天主教的牧师，他们在研究神学中汲取了扯谎的技巧，不厌其烦地反复宣称基督教已经废除奴隶制。而事实上正是基督教把奴隶制带进美洲和使它在旧大陆保存下来。圣保罗曾把逃亡的基督教奴隶送还他们的主人，并且象圣彼得、圣奥古斯丁以及最初几个世纪那帮圣徒一样向奴隶说教，说他们只有服从地上主人和忠实地为他们服役，才能邀得天主——奴隶主和暴君的天生的庇护者——的惠爱[16]。
哲学和基督教从来都没有想到同奴隶制度作斗争，更没有想到消灭它。但是生产工具一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奴隶制已成为对人的剥削的靠不住的和赔本的形式，它就归于消灭。拿雇佣劳动制同奴隶制比较一下。奴隶主必须买自己的奴隶并在他生病和死亡的场合承担一切损失；他在奴隶生病和在不劳动的日子里必须养他；他还必须操心他的养老问题，因为不能像狗一样把他杀掉。资本家解脱了所有这些操心的事。他不用解囊，要多少工人就可以得到多少工人。他付给工人的工资大体相当于奴隶主为养活他的驮畜所花的钱数。巴黎的公共马车公司维持一匹马的费用比一个马车夫的工资还要多，而他们的四脚的奴隶所做的工作却比他们的自由的雇佣奴隶要少。
为什么无情地剥削自由的男女工人的资本家会成为废除奴隶制的热心的战士，这不是用感伤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能够说明的，这只有用经济理由才能说明。
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压迫阶级也认为正义和道德所赞扬的奴隶制是神圣的和自然的制度。古代社会的不幸的奴隶甚至预见不到消灭奴隶制度的可能性。奴隶制窒息了他们心中一切反抗的感情，正象它阻碍一切正义观念在主人头脑中产生一样。例如在北美南北战争时征集不到足够数目的黑人来组成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军队。
中世纪的情形就不一样。封建主只有用不断斗争的方法才能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全国：他们必须把暴动一个接一个镇压下去和把生活在集体主义的农村里的农民对平等和独立的渴求淹没在血泊里。请听十世纪的农民的这个反抗的呼声，请告诉我你们是否听过更豪迈的呼声：
“主人对我们无恶不作；他们占有一切，享用一切，一切都干得出来，而使我们生活在贫乏和痛苦之中……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呢？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也有四肢，也有身体，也有病痛的感觉，……而我们是以一百个对付一个……让我们起来保卫自己反对骑士，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任何一个人就不能奴役我们，这么一来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砍伐树木和在树林里猎取野兽，在河里捕捉鱼虾，统治树林、沼泽和牧场的只是我们的意志。”
[17]
但是火药一走出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并进入工业的领域，它便恢复了战场上的平等并宣布封建制度的死刑；但是当火药把欧洲从封建领主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锁链——常备军。
资产阶级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耀武扬威的军人，它为不分民族差別地剥削一切人的雄心壮志所鼓舞，宣布一切民族的博爱并声称在它的社会统治之下将出现和平和商业的统治。为了加速这种和平统治的到来，欧洲资产阶级的巨头们建立了“国际和平同盟、他们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大会还派遣代表到各国国王和专制君主那里去向他们述说战争的恐怖和列举出消耗在维持常备军队的巨额款项来恐吓他们。这些正义与博爱的使徒，当他们看到欧洲常备军的数目日益增长，战争日益成为大规模屠杀的战争的时候，终于不免感到失望。于是他们决定装扮成热烈的爱国者；假如他们现在在宣传了他们的博爱福音之后没有号召各国人民互相残杀，这是由于恐怖：今天资产者也免不了成为炮灰。
人们可以像艾米尔·奥利维耶那样轻松地投票赞成侵略达荷美的亚马孙女人或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的殖民远征，因为派往那里去送命的只是农民和工人；但是在欧洲战争时，资产者自己必须参加战争和付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件事他们是完全不喜欢的，特别从改善的武器和新的炸药使战场变为几平方公里的非常大的屠场之时起，在那里几十万人不光荣地和不英勇地遭到杀害。
屠杀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饥荒。事实上一次欧洲战争势必把一切健壮的男人都征召入伍：工厂都要关闭，谷物在收割前就烂在地里，没有耕过和没有播种的田地不会有收成。在这样的战争——不管哪一方胜利都一样——之后交战国双方的人口减少，面包缺乏；武器落入工人之手。布朗基说：“谁有枪，谁就有面包！”。一次欧洲战争将会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革命。
只有蠢人或罪犯才会希望欧洲战争。破坏工具的发展和改善以及全民军事化使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了；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废除常备军的时刻于是来到了。
但是经济现象比资产阶级的意志更有力，不允许实现它的理想。目前保留着常备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促进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假如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想废除军队，那末服务于军事的一切工业就要破坏，在劳动市场上一下子就会拋出三十到四十万青壮年！这就会引起普遍的失业，这就会引起社会革命。
假如可怜的资产阶级也偶然有过合理的理想，从它取得社会统治之时起就力图付诸实现，那末就在这里可以看出，由它自己发动起来的经济力量是反对它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它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它必须服从经济领域的力量。
四
理想在人的头脑中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不是正义的理想，而是和平和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理想里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分，在那里一切属于大家，在那里平等和博爱是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纽带。在动乱的历史时期，高尚的思想家——柏拉图、莫尔、康帕内拉——把这个理想的社会描绘为令人心醉的乌托邦，英雄们为了它的实现而起来斗争，不惜牺牲性命。
这个理想不是人脑的自发的产物，而是对于宗教告诉我们的那个黄金世纪，那个人间天堂的回忆；这是对于人们在达到私有财产之前所必经的那个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久远的回忆。我曾引用过的海克威尔德和沙列乌阿的报告书也证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假如希腊城市的穷人和平民为恢复财产公有而发动的许多次反对贵族和富人的暴动失败了；假如中世纪的异端的民众的教派恢复世上的平等和博爱的多次尝试失败了，那是因为在希腊和罗马崩溃时期也罢，在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也罢，经济现象都不允许恢复财产公有；它们不但不想恢复财产公有，反而致力于破坏共产主义的最后残余和准备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因素。
共产主义的理想以新的光辉在我们的脑子里复生。但是这个理想已经不是一种回忆，它是从现实的深处产生出来的，它是经济世界的反映。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梦想家，象英国的洛拉尔特教派[19]和罗马的平民那样；我们是相信科学的人，我们不臆造新的社会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引出它们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
我们被谴责制造阶级，恰恰相反，我们要求消灭阶级，因为我们知道那迫使人们分裂为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生产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亚里士多德这个思想巨人曾预见到当机器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时，自由的公民便不再需要奴隶给他们创造闲暇的可能。而我们则预见到雇佣劳动制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末日，因为我们知道人掌握着铁的奴隶——自动的机器。
在古代，在任何历史时期，自由的公民从来没有拥有这样多数量的奴隶。
这里有从1890年商业部出版的《统计年鉴》中摘下来的几个数字。
1887年法国工业、农业、铁路和水上运输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数目达到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八架而提供九百万匹马力。
按照矿场主管部门的计算，每匹马力相当于二十一个工人的劳动力。因此，这九百万匹马力等于一亿八千九百万个奴隶的劳动力。
据1886年调查，法国有三千九百万人，因而每个法国人可以摊到四点八个铁奴隶或者每个家庭以五口人算可以摊到二十四个铁奴隶。
这一亿八千九百万的铁奴隶的工作由一个没有能力指挥和控制它的阶级所独占，它在非常的富饶中间创造出生产者的贫困。
但是当生产资料一旦从资本家阶级的懒惰的和无力的手里夺过来而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时，和平与幸福就会重临大地，因为社会将征服经济力量，正如它征服自然力一样。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人才会是自由的，因为他将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主人。
无意识的统治便要宣告寿终正寝。
选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王子野译）
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23页。
感谢 文祥 录入及校对
[1] 饶勒斯的演讲载于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泽）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4—38页。——编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3] 文明人的小孩子在计算数目时像野蛮人一样往往也想到有形物，这也是常有的事。——拉法格注
[4] 沙列乌阿《巴拉圭的历史》巴黎1757年版。——拉法格注
[5] 维尔第——十九世纪意大利大作曲家。——编者注
[6] 梅恩《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拉法格注
[7] 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编者注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
[9] 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时代的著名的古希腊的画家。——编者注
[10]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编者注
[11] 莫里斯·鲁维埃（1842—1911）——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和总理，1892年作为巴拿马舞弊案的参加者被揭发后被迫辞职。——编者注
[12] 贝列拉和富尔德均为法国银行家。——编者注
[13] 阿萨拉《1781—1901年南美洲旅行记》。——拉法格注
[14] 含是《圣经》中挪亚的二儿子。由于他对父亲不尊敬的言行而被挪亚诅咒他的后代必将成为奴隶。——编者注
[15] 古罗马人的火神和金神。——编者注
[16] 假如天主教的牧师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而公开谴责奴隶制，那末他们在神学院的私人讲授中则保护它。
五十年前故世的耶稣教士古里曾写过一本《道德的神学》，它是经典著作，所有的神学生都人手一册，按照巴黎大主教基贝尔的评语，它“近三十年来成功地改进了法国的宗教界的心灵”。古里在这本书里说：
“问：人是否可以有对别人的所有权？
答：人按照自然法可以当作有用的财产永远卖给别人。因为假如他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这财产转让给别人，他就可以永远转让它，因为他可以出让他所占有的东西。
奴隶制或永久的从属，同自然法在原则上是并不矛盾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劳动让给别人，是为了换得食物。”
（古里《道德的神学概说》，第二章《财产的原则。——论正义和权利》）
耶稣教士古里作为精明的逻辑学家，他从雇佣劳动和自然法中引出奴隶制。他的论点在一切卫护资本家阶级或承认某种自然法存在的人们看来是无可辩驳的。——拉法格注
[17] 《卢的故事》（Le roman de Ron）。据说这部书产生在九世纪或十世纪（这部书又名《诺尔曼人的英雄事迹》，系十二世纪盎格鲁—诺尔曼诗人罗伯特·韦斯所作。——编者注）。——拉法格注
[18] 指十四世纪残酷镇压扎克雷农民起义的纳瓦尔国王查理二世。——编者注
[19] 十四世纪在荷、英、德等国主张激烈改革教会的下层教士运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