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法国的阶级斗争 （1894年8月） （一）贵族和资产阶级法国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1830年起，法国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相互争夺权力的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家庭纠纷，而现在不同了，它具有了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拿破仑的英雄史诗以滑铁卢失败而告终，法国贵族和资产者把这当作挽救命运的胜利，对此大加庆贺。这时已丧失了封建特权和变得政治影响不大的贵族随着路易十八的上台而重新获得了政权。当然，它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单独进行统治，而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分享国家的领导权。帝国时期已经停止的政治斗争在议会形势下重新开始了。贵族力图恢复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秩序，而资产阶级方面用尽一切力量排挤贵族，以独占政权。随着1830年的革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宣告结束。1830年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居室的绝对主宰。贵族最终被击败了，不仅如此。它最终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它的所有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再也分不开了。从前彼此敌对的两个阶级的成员化干戈为玉帛，联合成友好的同盟，以便通过投机和金融诈骗来剥削工人阶级，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 （二）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从1830年起，实际上再也谈不上政治阶级斗争了。政权始终掌握在资本家阶级一个阶级的手里：路易-菲力普时期，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时期和1871年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情况都是如此。政治斗争一直只是同一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直到最近几年，还没有另外的阶级争夺这个阶级手中的权力。1830年之后，自由派声称，不再存在阶级了。他们当时是对的。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灭亡，而那些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时还处于形成状态，还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1848年6月和1871年3月先后两次爆发了威胁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大规模起义。这两次起义是被压迫阶级的猛烈反抗。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也可以说，它的行动是盲目的，本能的，是由于收到形势的逼迫。六月起义者和公社保卫者像古代的奴隶一样完全是为了暴动而暴动，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他们所提出的要求甚至同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六月战士发难，不是要求资本，而是要求劳动权。其实，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任何财产，正是为了把他们束缚在劳动上；资本家不是用奴隶主的鞭子，而是用饥饿来迫使工人们为了可怜的一点工钱而进行最劳累、最沉重、对健康最有害和时间最长的劳动。成为巴黎主人的1871年公社保卫者对资本主义财产表现得非常恭敬。公社本来应当占领法兰西银行，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派人在银行大门口警卫，以保护资本家老爷的财宝。尽管如此，银行还是背叛了公社，向梯也尔提供了他供养围攻巴黎的士兵和宪兵所必需的数百万费用。起义政府专门开了几次会议来讨论两个公告，一个是延期三个月支付期票，另一个是在三个月之内废除房租，1848年的资产阶级和1871年的凡尔赛分子谩骂、诽谤和攻击者两次无产阶级起义，硬说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这两次起义取得胜利，或者至少坚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末它们最终必然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那时它们不自觉地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资产阶级把六月和三月的起义者说成是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是为了在对这两个词的意义一无所知的公众心目中败坏他们的声誉。因此这是纯粹的诬蔑之词。但是这种诬蔑最终会成为实情。1848年起义者要求得到资本，从而完成自己对劳动的要求，而1871年的公社保卫者必定会夺取起初受到公社保护的资本家财产。与此相似，中世纪的民间的异教徒是从批判教皇的宗教权力开始，结果攻击了教会的世俗领地和一般财产。他们虽然考虑的是灵魂和天堂的利益，却开始致力于肉体和人间的利益。所有曾经震荡过社会的人民运动，——无论是希腊和意大利国家的内战还是中世纪城市的流血斗争，宗教改革的斗争，还是近代的起义——都包含着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问题。 曾经是巴黎两次起义的见证人并积极参加过在他们失败后进行的镇压的梯也尔先生能够两次宣布：“社会主义被消灭了”。因为即使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些起义的预想和有意识的原因，那末看来它也必定会是这些起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不是人们预料的和追求的。 （三）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六月起义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从1830年到1848年路易-菲力普在位时期存在出色的和引人瞩目的社会主义宣传，甚至“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和一些最著名的改革家在1848年以前提出的并为他们的门徒所传播的社会理论既不符合他们希望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工人阶级的需要，也不符合它的利益。 各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们否定革命的传统。他们不满足于象已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那样单纯宣布一下，“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走得更远，谴责1789年的革命是狂热病的发作，因为它的流血斗争只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摆脱一切束缚，从而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他们从反动的观点出发批判现存关系，并且仿效教权派和贵族用中世纪来对抗现代社会。这使他们在工人的心目中成为可疑的人。虽然工人们也吃了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苦头，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贫困归罪于革命；他们以为，革命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是因为阴谋家歪曲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大革命本身是好事，而人类的贫困只有在人们决心实现一次新的1793年的情况下才能够消除。因此，他们开始不信任社会主义者，而倾向于那些为了通过革命途径建立共和制而搞密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路易-菲力普在位时期的秘密团体从工人中间招募了大批积极成员。布朗基由此相信工人不信任社会主义者，这个事实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使他在帝国时期不再传播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并劝说自己的朋友不要从事社会主义宣传。 各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对革命的厌恶使得他们坚决拒绝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甚至谴责经济领域里的斗争。他们害怕一切激烈的宣传活动，如果说他们相互争论自己的社会药方的优点，那末他们在劝告工人不要考虑政治和不要举行罢工这一点上确实非常一致的。无政府主义鼻祖之一、现在被人奉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权威的蒲鲁东，最初重复布里索的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使得善良的资产者惊骇万分。后来他却创造出一个天才的思想：号召工人罢工，但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他的这个逻辑是了不起的，不愧为最正统的官方政治经济学。因为提高工资必然会使物价上涨，所以工人们作为消费者所损失的要比他作为生产者所得到的大两倍或三倍；相反，因为降低工资会使物价下跌，所以工人们作为消费者所得到的要比工人作为生产者所损失的大两倍或三倍。 社会主义改革家不懂得，他们伤害了工人的政治本能，并且在想要保障群众的未来的福利的口实下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当前的利益。他们对周围的现实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沉溺于自己的空想，并对称地安排自己的理想社会。他们不自觉地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资本家一掌握政权，就竭力地把政权垄断在自己的手里，只给那些拥有一定的、相当可观的收入的人选举权。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从事政治很满意，正象现在资本家对那些建议无产阶级放弃利用普选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到称心如意一样。他们对社会主义者不同意罢工也同样感到满意。取缔一切工人组织曾经是革命的最初法令之一；从那时起，资产阶级严禁工人组织任何旨在提高工资或罢工的团体。据我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们在1848年以前——至少在欧洲大陆——就懂得并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同时也懂得罢工的重要性，认为罢工是保卫工人的生存，使之免受他们的剥削者的压榨，组织无产阶级，使之同资本家阶级对抗和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 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们之所以不考虑工人的政治本能和他们的当前物质利益，是因为他们在改造社会的问题上对无产阶级不抱任何期望。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是畜群，资本家是它的牧人。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和呼吁书中诉诸一切社会阶层的有产者；他们力图让这些有产者相信，依靠他们的帮助就能够实现他们预言的奇迹。罗伯特·欧文的在亚琛召开王公和资本家的代表大会并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未来社会的计划的主张同法国空想主义者的愿望和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傅立叶、圣西门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鼓吹资本、才能和劳动的联合；可见，他们认为后者不论在才能上和资本上都是贫困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证明，有产者在改造社会中不会失掉任何东西，不会有任何强盗去侵占他们的资本，他们的利润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改革家似乎只是希望改善资产阶级社会，其目的是首先给资本家带来利益，其次附带也给工人带来利益。他们希望社会摆脱它的最激烈的对抗和不协调。但是他们期望消除的弊端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无法根除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必然结果，而它们的发展为改造社会做好了准备。社会主义者寻求社会和平并希望消除任何冲突的原因。 傅立叶、圣西门和其他改革家所招募的信徒几乎全是看不起普通工人的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的最有教养的阶层。除了少数例外，在他们周围还集合了一些认为社会对自己的贡献估价不足、重视不够和酬劳太少的有教养的人，他们逐渐变得老练和成熟起来并成为大胆的企业家、奸猾的商人和不怕任何风险和丧失良心的投机家。例如，——只举这伙人之中的一个人为例——果丹先生在吉兹（埃纳省）按照傅立叶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法伦斯泰尔。他开办了一个搪瓷器皿厂，让大批工人住在一座宽敞的玻璃房顶的四角形宫殿周围的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除了住处，工人们在这里还得到一切消费品（肉类、布、食品杂货等等），可以上剧院看戏和参加音乐会，有子弟学校等。总之，果丹先生关心工人的一切精神的和肉体的需要，不仅如此，由于他的高明的傅立叶的学说能够吸引精明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必须用对社会环境的尖锐批判和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图景来掩盖资本主义理论，这些学生正是抓住这些理论，并用自己的未来的行为和活动，用自己经营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惊人的本领来阐明这些理论。 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当然只能给那些正在发展的机械大生产的竞争击垮了的手工业以精神上的满足并使那些沽名钓誉的和不安分的资产阶级堕落分子的贪欲如愿以偿。相反，它不可能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它极端蔑视工人阶级的本能和需要，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改善无产阶级地位有实际意义的改革。1848年革命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们由于没有意识到本身的阶级利益，没有明确的目的和领袖而听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有了工人们从路易-菲力浦那里夺得的政权；他们听凭资产阶级把这个政权变成一个堡垒，以便从那里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宽宏大度地决定“用三个月的贫困来为共和国服务”，象乖孩子一样，天真地去听临时政府成员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进行的社会主义说教。大家知道，这个政府为了安抚资本家，按照银行家古德肖的建议提前支付了国债的利息，但是拖延向储蓄银行支付欠款，因为没有钱！1848年曾经欺骗过工人的社会主义流派的首领路易·勃朗，1871年成为梯也尔摧毁巴黎和公社的同伙。 当三个月的贫困结束之后工人们向共和国要求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共和派用枪弹、混合委员会和流放来回答他们。1848年革命埋葬了空想社会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名字被人遗忘，他们的著作，除了个别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外，再也没有人看了。只有互助论这种反动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社会主义还继续存在。他们象船舶失事的遇难者紧紧抓住船的残骸一样，绝望地死抱住自己的经济独立性，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在他们的脚下动摇和瓦解。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借助于低息或无息的互助信贷来对抗大机械工业的强有力的竞争。他们象现在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向国家要求这种贷款。在德国，舒尔采-德里奇曾经希望通过信贷合作社向他们提供这种贷款。 （四）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虽然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已经分化成为无数的种类和亚种、学派和小学派，但是总的来说信奉者并不多。它没有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只吸引了一些手工业者和资产者。因此，资本家阶级并没有理由对这种社会主义感到惶恐；它把这种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看成是奇特的圣徒，无害的幻想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信奉者本身也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的怪人。他们装束稀奇古怪（例如，圣西门分子穿的衣服的扣子在背后，在穿衣服时好让同伴帮忙，借以证明联合的必要性），帽子特别大，留着大胡子等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互相争夺统治权，好象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者。六月起义使它们看到还存在着一种与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它们看来是一切怪物中最可怕的怪物。资本家象相信福音书一样相信一切报刊所散布的关于起义者的拙劣而又无耻的诽谤。报纸宣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要分财产。资本家信以为真。个人主义的资产者千方百计想把一切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对他们来说，分财产——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曾经冒充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拿破仑亲王，现在为了拯救社会免遭共产主义之害而为资产阶级效劳。不懂得组织政党和启发工人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成了波拿巴主义野心家手中的政治工具，他利用这个工具推翻了共和国和建立了帝国，以“维护秩序、家庭和财产”。社会主义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给反动政党提供了武器，它们借此来阻碍政治发展和镇压无产阶级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帝国的最初几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原因是建立了动产信用公司、土地信用公司和其他现代信用机构，建设了铁路、农业有了发展等等。这个繁荣局面使人忘记了六月起义和这次起义给资产阶级人士带来的不安。那些还记得暴乱的人把它看成是由特殊原因引起的特殊事件，认为用不着担心它重演。同样，社会主义也被人遗忘了，不再有人提起它。人们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怪物，就象路易-菲力浦当政初期资产阶级曾经热烈拥护的国民自卫军一样。 但是拿破仑第三没有忘记他是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政治表现登上王位的，当工商行业萧条的年代来临的时候，动产信用公司的破产造成的大批银行倒闭使得资产阶级一切阶层的人纷纷破产的时候，共和派又抬起头来并向帝制展开了进攻。于是，拿破仑认为这是重新点燃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有利时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应当互相厮打；而政府可以作为兴高采烈的第三者坐山观虎斗和享受靠计谋获得的安宁。拿破仑出于这种打算恢复了从政变时期已经废止的集会权，但是只限于讨论经济问题的集会。警长必须禁止一切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这种限制的结果同他们预定的目的恰恰相反。拿破仑把政治变成禁果，反面引起公众的热烈兴趣。相反公众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和漠不关心，而皇帝本来打算使经济问题成为公众注意中心，以便唆使工人反对资本家，把共产主义和平分财产的“赤色怪影”召唤到惊恐的资产阶级的眼前。 工人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了，甚至连这个词的意义也不了解，可是“共和国”、“自由”等等字眼象响亮的号召在他们耳际鸣响。演说家们在集会上为了迎合听众的热烈兴趣，不去抨击企业主和资本，而是抨击政府，并且在演说中影射皇帝和皇后，有时直接攻击他们。演说家们不去描述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的贫困和公有财产的美好，反而浪漫主义地诉说政治压迫的可耻、自由的欢乐，共和国的革命的伟大。为了重新使政治生活平静下来，拿破仑决定再次禁止公共集会，但是已经晚了——巨石已经往下滚动了。 从上个世纪的大革命以来——不算六月起义和1831年里昂暴动——第一次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真正的人民运动。这一次工人们参加了运动，他们冲击帝国政府，为共和国而斗争。工人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共同行动。工人阶级遵循事实的逻辑进行活动，不自觉地遵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这第一次政治行动表明，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者的反政治策略是行不通的。无产阶级迫于形势所采取的行动使资本家更加确信，不再存在阶级了。他们陶醉于一种甜蜜的幻想；工人们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把有产者看成是自己的“天然的”领袖，并忘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马前卒。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不反对成立国际，相反，参加国际，企图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象马志尼一样把国际当做反对帝国的工具。而国际实际上证明自己是这样的工具。当茹尔·法夫尔和共和派领袖们向政府献殷勤，得到政府宠爱的时候，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高傲地和轻蔑地驳回了皇帝的代表鲁艾[1]的建议。他们明白，首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政治关系上实行变革，为了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地位，必须推翻帝国并建立共和国。 但是，当时人们能够提供给工人的社会主义还不是能够满足工人并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以互助论的形式，以蒲鲁东在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动的理论中已经深入阐述过的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工人的面前。它以自由的名义公开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力，以及美国南方各州为了保持奴隶制而脱离联邦的权利。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如象瓦尔兰和马隆都曾经是蒲鲁东的互助论者，他们在国际的一些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些反动和傲慢的言论。托伦、利穆津、舍马勒和其他蒲鲁东分子抱有特殊的野心，妄图领导国际的运动并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强加给国际，虽然他们甚至不能为工人所理解。他们总是以少数票反对共产主义提案。帝国的倒台使工人阶级感到措手不及，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巩固的组织和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它的奋斗目标除了建立共和国没有别的。被近年来的政治鼓动推到前台的少数工人和手工业者也缺乏社会主义信念。因此，1870年资产阶级共和国象1848年把奥尔良派排挤掉一样平平稳稳地取代了波拿巴分子的地位。1870年9月日，在法国只有一个在政治上起作用的阶级，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固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六月起义的大规模的重演，它清楚地表明，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都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阶级斗争。凡尔赛成为资本家利益的体现者。在那里聚集着一切政党的代表，他们在事件面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此相反，公社的巴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现代阶级斗争以其最尖锐和最可怕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1848年的无产阶级起义曾经象雷电一样突然地和不祥地在地平线上闪亮一下便消失了，没有留下痕迹。在第二帝国时期，六月起义者象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一样被人完全遗忘了。而公社，虽然它只是巴黎人的一次起义，却震动了整个民族并使工人们确信，在巴黎城下进行了一场争取他们的最切身事业的斗争。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而这个感受是无法磨灭的。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必定加深这种感受并教育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促使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组织成为政党。 （五）工人阶级组成政党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使法国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从1863年同英国缔结贸易协定时起缓慢发展的大机械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法国工业不得不解决一个困难的任务，它必须医治好战争给他的三分之一国土带来的创伤，它必须拿出钱来建立庞大的武装，建立庞大的军国主义组织，最后它必须填补由于割让1870年以前的法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阿尔萨斯而造成的空白。几年的工夫，它就解决了向它提出的任务。在全国各地工厂像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它们消灭了小工业并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过去实际上只是在法国东北部的若干城市这个唯一有巩固的机械大工业基础的地区才有工业无产阶级。战后过了十年，在全法国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 六月起义埋葬了空想社会主义，公社最后结束了蒲鲁东主义的互助论。傅立叶分子和圣西门分子变成大的工业和金融业的老板，而互助论者进了参议院，如托伦，或到更糟糕的地方去了，如夏尔德伊、弗里布尔、皮埃尔·德尼。一些人参加了新的社会主义运动。 国际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完成了重要的任务。它的成果该收获了。惊恐的资产阶级想象国际是一个强大的庞大团体，似乎它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支配着数以百万计的经费，盲目地和绝对地服从发布罢工命令和准备类似巴黎公社那样的起义的伦敦总委员会。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荒唐的了。国际不曾起过这样的作用，也不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它实际完成的任务虽然不是那样富于浪漫色彩，但还是非常伟大的和重要的。国际的使命是使原来被政治疆界彼此分割开的和因民族仇恨和民族偏见而互相隔绝的欧美各国工人彼此接近和建立联系；国际的使命是制定应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信条的社会主义理论；国际的使命是在除德国以外还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创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只有象卡尔·马克思那样的革命的和科学的天才才能够表达关于这样的组织和思想，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当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国际过了几年完全退出了舞台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它的成员面临的任务就是在各自的祖国建立民族的社会主义政党。 当凡尔赛反动势力的第一次狂暴发作稍微平息下来的时候，国际的会员在法国从公社曾经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从国际在它的各次代表大会上指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总宝库中吸取自己新的社会主义信念。公社失败后十年，由法国各地工人阶级代表参加的马赛代表大会，不顾相当大的少数派的反对，通过了把工人组织成一个阶级政党的决议。这个政党应当通过支持罢工参加经济斗争，而在政治斗争中利用选票夺取政权，从而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变成全民族的财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党找到了自己天然的活动领域并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对它来说，剩下的只是集合和组织自己的部队了。他们已经积极地和欢欣鼓舞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 ※ ※ 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了解或不重视战后出现的对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人士产生深刻影响的经济事件，照旧继续自己的议会斗争。资产阶级报刊连续好几天对马赛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决议吹毛求疵和冷嘲热讽，然后就把它们完全置之脑后。因为把工人阶级组织成政党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资产阶级政治家用不着对此多费脑筋。在他们看来，这是永远不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空中楼阁。这些老爷们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议会视野以外的一切东西，以致他们真的以为不再存在阶级了，政治同过去一样永远只是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有产阶级的政党充满了活力；每一个政党都力图取得政权，彼此斗得筋疲力尽。保皇派由于麦克马洪当选总统而认为自己是形势的主宰，试图进行王朝复辟。他们被击溃并不得不让位给机会主义者。在此之前共和国的权力掌握在保皇派的手里，这时共和国开始由共和派来统治。人民在反动统治时期期望共和派掌权后会实现所允诺的改革，但是他们完全失望了。人民对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再信任，但又不知道应当指靠谁。社会主义政党刚一形成就发生内部派别斗争，在人民看来，不能保证取得胜利。因此，人民便追随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冒险家。曾经对布朗热将军的异乎寻常的威望感到震惊的保皇派，后来才想到把这位前陆军部长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利用它作为复辟的工具。 布朗热主义给社会主义帮了大忙。它起了所谓的最后一滴的作用；它使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希望破灭了；布朗热主义出现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在舆论中就永远声名狼藉了。在布朗热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一切派別都当过政。他们无一例外地清楚表明自己存心不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改革。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击败将军这位世界末日的可悲的凯撒。只有一个政党能够继承人民以前给予共和派的信任和它糊里糊涂对布朗热表示的信赖，这就是社会主义政党。 在马赛代表大会之后，社会主义者立即向资产阶级共和派宣战。他们知道，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和加强它的有目的的行动，必须使社会主义政党独立，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党明确划清界线。因此，社会主义者不仅应当阐述自己的纲领，而且还应当经常用这个纲领同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相对抗，要求这些政党的领袖出来就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公开辩论。一些律师和资产阶级政客依仗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即在此之前自己对劳动群众所拥有的不可争辩的影响，出来参加这些口头的论战。他们坚信，他们一定会对社会主义者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一露面和高唱雄壮的自由歌，就足以使被甘必大称之为“喝醉酒的奴隶”的人们躲到地底下去。但是，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听众们却对甘必大喝倒彩。这些老爷们大失所望。经过几场对他们不顺利的论战之后，他们停止了同社会主义者的争论，因为后者虽然在声誉，甚至常常在口才上都不能同他们相比，但是却成功地“唆使”工人听众去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当共和派不再参加社会主义者召集的会议时，社会主义者开始在自己的会议上攻击资产阶级政客，在这里，敌对阵营的中心，他们不断地取得胜利，以致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实际上宣布自己战败了，因为不论在巴黎，还是在任何一个有社会主义组织的城市，他们再也不敢举行公开集会了。工人党剪掉了律师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的舌头。经过这个初步的胜利，社会主义者可以自由地接触以前只听资产阶级政客的声音的工人居民。 这个胜利増强了社会主义者的勇气，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宣传热情。成百上千的富有口才而缺乏金钱的宣传家走遍全国各地，深入城镇和乡村，根据自己的力量和理解讲解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所有地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都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基础。工人群众完全失去了生产资料；他们仅仅靠工资维持生活；他们聚集在工厂里，共同进行劳动，因此，由个体所有制产生的一切本能和观念都丧失了。小资产阶级由于经受不住大工业和大商业的竞争而破产了，并被世界性的金融势力掠夺得一干二净。宣传家只需要把在几十万和几百万人头脑中模糊不清的思想说出来并用明白的、虽然并不总是科学的和学院式的方式表迖出来就够了。马隆和盖得把拉萨尔的口号，诸如“铁的工资规律”和“第四等级”等变成了流行的说法。虽然在科学和历史方而它们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们在法国象在德国一样是有效的。 除口头宣传外，还进行了实际工作。1843年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所追随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始终反对罢工。他们向工人们说明，罢工即使取得胜利也不会给工人带来好处，不要进行罢工，最好用自己的钱来建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但是，他们的说教等于在沙漠叫喊：没有人理睬他们，罢工仍旧举行。不过，他们的高明的劝说很符合这些家伙的利益；这些话使得政治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可以不考虑罢工问题和不反对政府用国家的一切镇压力量来为企业主服务。现代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不去劝说或劝阻举行罢工，而是如果举行了罢工，就加以支抟，因为他们知道，罢工是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必然表现。最初，他只是用自己有限的资金支持罢工者，但是当议院里出现了社会主义者议员后，他们就为罢工者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因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单独地决定赋予议员什么权利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给议员们提供了相当大的特权。法国议员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他佩带三色绶带，就不受官方的逮捕或侵犯；除非他严重违法时被连场拿获；只要他出示自己的议员证章，警察和宪兵要给他让出一条路来；在缴纳一百二十法郎后，议员在一年内可以在所有铁路线自由地旅行；最后，他每年可以得到九千法郎的津贴。曾经为自己提供了这些优厚的议员特权的资产者先生们没有想到，有一天议员们会利用这些特权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当社会主义者议员用自己议员特权为罢工者服务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惊愕，大为恼火。1885年第一批进入波旁宫的两个社会主义者巴利和卡梅利纳，最先以议员的身分干预了德卡兹维耳罢工。1889年由于博丹、费鲁耳、茹尔德、拉法格等人当选，社会主义者议员的人数增加了，他们都认为学习自己的两位先行者的榜样是自己的职责。现在议会里已经有五十名社会主义者，任何一次比较重要的罢工，都受到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干预。当发生罢工时，他们轮流前往罢工地区，所以罢工者始终可以当场得到一个或几个议员的支持，使他们免遭奸细的罪恶干涉和警察以及武装力量的残酷迫害。从前，工人们在罢工时被形形色色共和派政客可鄙地置于不顾之地，他们听凭工人们遭受企业主的专横恣肆，而不加保护，政府动用国家的一切权力手段来支持企业主。而现在工人一次又一次体验到，在罢工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出现一种新的力量：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威信。德卡兹维耳、卡尔莫、亚眠、加来海峽、特里尼亚克、格赖塞萨克等地的罢工引起了广大的居民阶层的热情关注，并使工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者议员是他们的利益的唯一保护者。社会主义者在许多地方取得了胜利，这明显地表现在1892年市镇选举和1893年议会选举上：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各地都当选了，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被击败的地方也得到非常可观的少数[2]。 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客已经明白，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它有明确的纲领和明确的政策；他们已经明白，过去和现在使社会主义者发生分歧的纷争并没有妨碍他们取得选举的胜利；社会主义先锋战士的宣传热情丝毫不因受到惩处而减弱，相反，法律判决使他们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最后，从1848年起不断重复的诽谤社会主义者的陈词滥调连资产者都已经不相信，更不用说工人了。 （六）教士和社会主义教士首先理解了由于保皇党的失败、布朗热主义的垮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破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而形成的新的政治形势。现在，凡是有组织人民群众和引导他们参加政治斗争的政党的地方，政权最后必定会转入拥有普选权的人民群众的手里。神父们回想起教会在中世纪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回想起他们当时在城市和乡村对人民群众有过多么大的影响。为了逃避封建贵族和城市权贵的压迫，群众曾寻求教会保护。神父们幻想恢复过去的时代。因此，他们决定与社会主义者争夺工人。根据罗马下达的指令，修道院长、教区牧师和修士们开始参加资产阶级共和派早已不露面的公开集会。他们的讲话比律师和资产阶级政客巧妙将多。他们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讲演者，而是决定用机智来战胜这些人。他们情愿无保留地承认，工人的处境是不堪忍受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评是公正的。当然，他们补充说，这种不幸的原因似乎是人们离开了教会所指明的道路，没有听从它的圣诫。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者也象他们所攻击的共和派-共济会会员一样不能消灭人民的贫困，在当今时代只有教会才能改善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命运，就象它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但是教士很快就对公开集会感到不满了，因为他们尽管老奸巨猾，却常常被社会主义演说家驳倒。他们开始在教堂里宣讲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在那里象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他们用不着担心遭到反驳。但是，为了使教堂里的会议能够象公开的人民集会那样具有吸力，他们采取中纪惯用的一个办法。让一个反驳者——在中世纪这种人叫做“魔鬼的律师”——出来同宣讲基督教社会主义纲领的布道者唱对台戏，为非基督会主义思想作辩护。当然，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讲了一堆非常荒唐的活，而上帝的律师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些话驳倒了。 但是，神父们很快就明白了，尽管他们非常狡猾，还是走进了死胡同。他们未能诱使工人离开社会主义者，而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工人推向社会主义者一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仍然还是某种荒唐可笑的怪物。正象在1848年一样，人们还是经常把社会主义者看成是“喝人血的”，发狂的、暴戾的人，他们不善于提出论据和进行辩论，总是恶语伤人和动辄大打出手。当教士们参加公开集会时，总要有一群忠实信徒伴随着，给他们捧场和必要时保护他们免遭粗暴的袭击。现在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亲眼看到社会主义者集会上的情景。他们听到社会主义者心平气和地和实事求是地阐述无可辩驳的论据；他们看到社会主义者的同志们在神父讲话时平心静气，因此他们从这些会议上带回去对社会主义者的新的认谀。这种认识完全不同于他们以前在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的圏子里议论的传统看法。这样一来，教士们就通过他们在公开集会上的讲话给社会主义者帮了大忙。他们力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散布的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诽谤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甚至违反自己的意愿而使得社会主义组织的银库充实起来。只要一宣布某某集会上将有教士同社会主义者辩论，会场就会挤满人，利尔的跑马场可以容纳八千人，但是对所有从邻近各省拥来参加公开集会听修道院长诺代和拉法格演讲的人来说便显得太小了。这次晚会使利尔的同志在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盈余二千八百法郎。 如果一个党是该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产物并与之相适应，那末它就会诸事如意。教士们想要消灭社会主义，对它进行讨伐，反而促进了它的发展。他们对这种徒劳无功的角色感到厌倦了，他们在公开集会上的演讲是短时间的现象，他们很快就仿效资产阶级给他们作出的榜样；他们逃避公开集会，以免再受人讥笑。 （七）警察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还要战胜一个比敎士可怕得多的敌人，这就是警察。 资本家阶级既无力靠劳动获得财富，也无力保护自己的财富，所以它是第一次使警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牢固的支柱的有产者阶级。在这方面，它毫不吝惜地花费重金；资本家阶级用基督教的仁爱的外衣掩盖警察的一切肆无忌惮的和违法的暴行；如果有时本阶级的某个成员被“法律的眼睛”惩治了，它甚至会感到某种欣慰，因为这样它就可以稍微领略一下警察对那些不幸落入他们沉重的和总是非常肮脏的魔爪的穷人和社会主义者所能采取的手段。 警察被当成娇生惯养的孩子，所以它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它自作主张把无政府主义引进法国，为的是用它来同社会主义相对抗，同时还要吓唬一下善良的公民，以此取乐。前警察局长安德里厄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警察当局出钱在法国创办了第一家无政府主义报纸，向大家介绍制作爆炸物和炸弹的配方。安德甩厄接着透露说，众所周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梯也尔先生的雕像的第一次袭击是在警察的同意和帮助下进行的。但是，警察局在资本家心目中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杌构，它干的任何事淸都不可能是坏事。安德里厄先生不仅没有被触动——虽然他自己供汄他策划过无政府主义密谋，而且政府中和抱有良好意愿的报刊上没有任何人因他干了这件事而对他提出轻微的指责。他们感到最大的遗憾是他自己毫无顾忌地把事情透露出来了。不过，资产阶级报纸总是流露出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情，甚至是温情，鼓励它攻击社会主义。去年《费加罗报》得意洋洋地刊登了无政府主义者科亨反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篇谩骂性文章。顺便提一下，这家“抱有良好意愿的”报纸向科亨先生的诽谤性谰言支付了一笔优厚的稿费。 警察满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听从它的任意支配。它打算利用这些先生专门去反对社会主义者，阻止他们的宣传活动，破坏他们的集会，携带凶器闯入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部并用匕首和枪弹对付社会主义者编辑。只要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和为社会反动派服务，他们是不会受到打扰的。警察曾接到命令，如果某个无政府主义匪帮袭击社会主义者，哪怕他是巴黎市参议员，也要袖手旁观。例如，现任议员，前巴黎市参议员鲁瓦奈有一次遭到—群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为首的是奸细马蒂内，他们把他打倒在地并用脚踩他。目睹这个事件的警察却不闻不问，以哲学家的超然态度说了一句“让这些先生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便扬长而去。 警察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宽容态度使无政府主义者更加嚣张了。他们首先把自己的关于财产的个人主义理论变为行动，抢劫了一些橱窗内陈列的商品和店铺，开始闯入富有资产者宅院进行抢劫，如果遇到反抗，便诉诸刀枪。资本家感到这种强盗行为过于野蛮，对此表示反对。警察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喽罗们无政府主义者逮捕起来，送交法庭、法官不得不把他们当作一般的骗子和盗贼来审判。“伙友们”对此大为不满，便开始袭击法官，不论他们是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开始向上瞄准：瓦扬向众议院投炸弹，而卡泽里奥打死了卡诺。 大臣们和政客们曾经鼓励警察利用无政府主义者打击社会主义者，当匕首和炸弹的骑士们抢劫私人并用炸药把法官和证人从尘世送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他们无动于衷。但是，当无政府主义者危害政客的生命时，他们才发现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吓得发抖的议员要求制定惩治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律和增加警察预算。这些先生们非常清楚，他们国家的警察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所有这些使勇敢的资产者心惊肉跳的谋杀有牵连。尽管如此，他们非常敬畏这个可尊敬的机抅，以致不能对它表示任何一点非难和要求追究它的行为。他们唯恐得罪警察，不仅如此，还急忙赋予它以新的特权和优惠。他们合掌祈求“可敬的人”保护他们免遭无政府主义者的炸药和匕首。 当警察放出无政府主义者破坏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时，政客和资本主义报纸“完全一致地”为警察鼓掌喝彩。资产阶级报纸津津有味地最详尽地报道无政府主义者“伙友们”破坏社会主义者集会的激烈场面。它们报道这些场面时幸灾乐祸地高呼：“请看啊，社会主义者彼此是怎样对待的”。它们非常起劲地在公众当中散布一种看法，似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说，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逻辑结论；无政府主义者是勇敢真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变为行动；而社会主义者是伪善的、不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怯懦和爱好虚荣，因而不敢从自己的理论中引出全部结论。这种策略曾经得逞一时，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长期把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罪行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尽力消除资本主义报刊恶意编造和支持的这种不良的概念混淆。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理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后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必然产物，无政府主义者放纵个人行动，而社会主义者期望通过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取将胜利；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反对选举权，而社会主义者利用选举权来参加立法和行政机关，使得资产阶级政客惊恐万状；无政府主义者谴责罢工和五月一日的示威，而社会主义者支持罢工并参加五一示威；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和谋杀专制的个人来进行宣传，而社会主义者只承认思想宣传，既不同意鼓吹凶杀的演讲，也不同意使用火药罐，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抢劫行为和他们的盲目的和野蛮的爆炸行径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反，必然会延缓这个问题的解决，激起一切正直的无产者的愤怒。但是政客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愤怒上，以败坏社会主义者在舆论中的声誉，把他们送交法院当作一般罪犯来审判。当1882年盖得、多尔莫瓦和拉法格被交付木兰城的轻罪法庭并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时，共和国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宣读了一家由警察资助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的文章。 这种曾经给社会主义宣传带来极大危害的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混淆持续了相当长的时候。如果不是最近的谋杀事件使社会人士看清了事实真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从前一向被人忽略的事实真相大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一切实行或赞助“行动宣传”的爆炸英雄，表现出对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辱骂这些战士，把这些战士说成是“头目”和“教皇”，就象资本家方面把这些人叫作“煽动者”—样，他们甚至扬言要杀死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从一些书本上吸取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的。这些书是一些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和哲学家，如达尔文、海克尔和赫伯特·斯宾塞所写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社会主义著怍家。现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如埃利泽·勒克律和克鲁泡特金，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样，流露出对卡尔·马克思的科学贡献的极大蔑视。在他们的多愁善感、辞藻华丽和矫揉造作的著作中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如果有什么学说应当为无政府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打败的和被践踏的人们的绝望心灵中滋生和发展起来负责的话，那就是关于生存斗争的自然科学学说。这种学说不过是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自由竞争的理论的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无政府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指出，对人和社会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关系怎样向前发展并自然必然地导致共产主义。 警察本身也对消除它非常愿意保持的概念上的混淆作出了贡献。1893年1月1日，瓦扬谋杀案发生后若干星期，内务部长雷纳耳下令搜查，逮捕了两千人。所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住处都突然受到彻底的搜查，被发现的所有文件都被没收。内务部长希望用这种办法搜寻可使人相信有社会主义者参与的大密谋案的事实材料。他本来以为，在没收的文件中总可以找到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的信件，从中发现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内部协议和秘密联系。雷纳耳非常失望。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就连社会主义者的一封普普通通的信也没有找到，相反，尽是无政府主义者谩骂和威胁社会主义者的信件。这样一来，警察的搜查最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私生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没有任何联系，相反，他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彼此敌对的。不过，如果说警察要把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牵连在一起的努力遭到惨败，那末它并不是一无所获，而是发现了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在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件中发现有神父，交易所大王、公爵和其他反动头面人物的信件。这些信件中有表示谢意和通知寄款的内容。看来，巴黎交易所经纪人的联合会里有一笔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专款，用来防止几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卡拉瑟枪击交易所的事件重演。无政府主义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机灵的人就靠狂热者的罪行所引起的恐慌进行敲诈勒索。从前在一个交易所经纪人那里当差的塞巴斯蒂安·福尔是交易所经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中间人。能够说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是他经常兑换显然来自及时防止爆炸事件基金的面值五百法郎的银行券，因为人们几年采一直猜不透福尔以什么为生。警察因而抓获了一些无政府主义银行家。它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显然是为了开脱它似乎向瓦扬供给了制造炸弹所需的一百法郎的指控。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曾非常谨慎地和小心翼翼地询这一百法郎的来源，使得听众对指控的正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报刊和政客们解释说，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导，人们一开始是集体主义者，只要他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勇敢的和真诚的，最后必定会成为炸药的信奉者。这种杜撰并不成功。几乎所有靠思想宣传或行动宣传发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教会培养出来的，这可能是惊人的不幸的巧合。能说会道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家塞巴斯蒂安·福尔在法国各地举行集会，激昂慷慨地号召釆取暴力行动，这个人就是在圣亚田的神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父亲死时，二十五岁的福尔在他应当献身作教士的时候离开了这所学校，投身于商业生活，把他妻子的财产挥霍殆尽。尽管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轰动一时的活动，但是他始终同教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他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城市里同当地的教士聚会。现在还在服苦役的西沃克参加过里昂天主教联合会，当他开始充当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时候，他还是圣文桑·德·保罗协会的成员。拉沃肖尔和瓦扬都受过宗教教育；卡泽里奥以狂热的上帝信徒而著称，他在他童年读书的神学校里被叫作“圣徒”；十五岁以前，他在弥撒仪式上当童子合唱团员。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因公开赞扬谋杀卡诺而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却有一些教士。其中的一个人大肆吹捧卡泽里奥的谋杀行动并对不能寄钱给卡泽里奥表示遗憾。教士仇恨卡诺，是因为他们把他看成是“共济会会员”；早在卡诺遇刺当天，天主教报纸《北方十字架》就刊登了一篇反对共和国总统的文章。这篇文章曾经预言：“他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教会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它有权审判国王和公爵并作出判决。在中世纪，它曾经推翻过君主；耶稣会教徒把匕首交给了杀害法国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凶手；正象巴斯噶在他的著名的《一个外省人的信》中所指出的，他们的最有名望的学者支持这样一个论点：“要让那些准备迫害我们的人活不成”，而且还要让“那些损害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名誉的人，反对我们的伪证人和对我们作了不公正判决的法官”活不成。谁知道这样的学说现在是否还对某些人继续发生作用呢？无论如何，这些以巴斯噶为代表的著作并没有遭到教皇的谴责。话又说回来，难道《旧约》不是赞扬犹滴委身于亚述统帅和罗孚尼，把他灌醉，然后将他杀死的行为吗？谁知道不是卡泽里奥在虔信宗教的少年时代读过的这本悲剧故事给了他杀死卡诺的勇气呢？ ※ ※ ※ 无政府主义者自己竭力扩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他们仰仗人们对他们采取的宽容和姑息态度在实践的理论方面走到了极端。当政府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打击的矛头指向议员和国家政权的代表的时候，它当然认为有必要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并打碎它本来打算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斗争手段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它们一个个都被打碎，或者不得不被抛弃，因为它们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策划者。当社会主义者开始使资产阶级政客感到不偷快的时候，这些政客决定利用1870-1871年的失败给法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国际主义成了滔天大罪，人们把他们称作普鲁士的同盟者，因为他们高举着资产阶级在1789年曾经举过的向暴君宣战和宣布一切民族友好的理想旗帜。1880年抛出这种诽谤的机会主义者不可能把它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的领袖费里和甘必大自己不得不寻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接近。他们向俾斯麦卑躬屈膝，甚至向他讨教他们的殖民政策口号，布朗热主义之后对沙皇的幼稚而又无意义的崇拜成了一种时髦，爱国者把沙皇看成是保护法国的天使，这时有人认为再一次指责社会主义者是没有祖国、背叛祖国的人的有利时机到了。这是1893年选举前的情况。俄国要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揭露了它在亚洲的野蛮行为，它企图让欧洲流血，使沙皇俄国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奉行它的巴尔干政策和向君士坦丁堡挺进。俄国大使馆收买了资产阶级报刊并把早在布朗热主义时代就已经为其效劳的戴鲁累德们和米尔瓦们放出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似乎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无祖国”的人，而且还把自己出卖给了普鲁士，而普鲁士从韦耳夫王室基金中拿钱酬劳他们。他们从柏林得到组织罢工和通过宣传制造政治混乱局面的命令。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建立选举基金而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的二千五百法郎被说成是几十万法郎。人们指望，通过报刊和广告散布这些丑行必定会永远败坏社会主义者在选民心目中的名誉。因此，当“祖国的敌人”、普鲁士的帮凶在法国各地得到七十万张选票，即占所有选票的十分之一，还有三十名社会主义者被选入议会时，资产阶级政客大先所望。这个事实犹如晴天霹雳。一开始，他们就向全世界宣布，他们要求宣布所有在竞选中从徳国社会民主党得到资助的人当选为议员都是无效的。但是在选举之后他们却很机智，不敢贸然地把这个威胁付诸实施。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只剩下一个手段了，这就是凭借国家权力采取野蛮的暴力；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决心同它争夺政权并夺到手。 （八）社会主义和农民尽管无耻的敌人设置了无数的障碍和困难，社会主义政党仍在继续发展和日益壮大。经过它的成员的不倦的和积极的宣传，它逐渐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连敌人部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而以前他们说这个理论是异邦的、德意志的思想成果，既不好理解，又难以捉摸。社会主义成了时髦，而因为时髦在法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人人都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敌人也开始对社会主义表示有保留的赞同，说什么在大量错误的和幻想的思想垃圾下面埋藏有一些应当加以挖掘和实现的实际真理。有人甚至说，应当用实现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改革的办法同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这样可以剥夺他们借以对无产阶级群众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的手段。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了这个计划，但是它带有浓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因而未能实现。不仅工业中心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队伍，而且乡村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接受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政客认为，农民是反动派的后备军。当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取得成就时，他们认为主要的选民群众最终来自农村，土地共有的学说必然会在“反集体主义的农民脑壳”上碰得粉碎，以此自我安慰。他们认为，农民任何时候也不会容忍土地共有的思想，因为农民对自己一小块土地的眷恋之情非常深厚和强烈，以致于这种感情在农民的心灵中排挤了一切其他的激情，迫使农民拼死地劳动，以满足这种感情。但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三十年来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缺乏认识。帝国初年在铁路建设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的农业导致了地产的集中，而地产的集中又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和改进的农业机械，外国谷物的竞争和法国酿酒业地区的葡萄根瘤蚜灾而加快。当然，在法国土地所有者的人数依然很多。如果仔细地分析1884年最近一次人口统计结果，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地产正在非常快地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 当时四千九百五十万公顷可耕的和纳税的土地分属于八百三十四万六千个所有者，其中五百零九万一千个农民占有二百五十七万四千公顷，也就是说，每个所有者平均占地半公顷；而二万九千二百零一个所有者占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公顷，即占法国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占法国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半以上的五百万农民仅占有可耕地的二十三分之一。自从前面提到的那次人口统汁以来，美洲和印度谷物的竞争愈加激烈，葡萄根瘤蚜使葡萄园一片荒芜，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事件和大金融资本家的其他世界性的掠夺使成千上万的人破产。结果，地产的集中越来越快，因为上述种种情况使大批中等所有者消失了，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人数不多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而是大量小农，他们只占有一小块土地，靠这块土地根本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为了能够活命，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需要“人手”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因为需要小农，才容忍他们在自己身边存在。这些小农仅仅名义上是自由的所有者，对他们来说，占有一块土地等于一条把他们拴起来为大土地占有者干活的锁链。农民的小块地产类似阿尔萨斯的慈善工厂主建造的“工房”。工厂主把它们廉价租赁给自己的一部分骨干工人，好让他们终身为自己的工厂干活。 铁路和现代金融资本从1852年起对农业关系起了革命作用，但是有产阶级不知道或不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铁路使农村生活发生了变革。铁路把从前必须在产地消费的农产品运到了外地市场。铁路把农村居民运进远离家乡的城市，而从前农民从生到死都没有离开过故乡。因此，农民逐渐摆脱了他们从前的迟钝和笨拙的特点。他们已经不再过祖辈时代那样与社会隔绝的生活了。他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加入了全国的生活。把每个健康的人变为士兵的义务兵役制和渗透到最边远村落的廉价报纸更加强了铁路的上述作用。铁路本身也许是我们的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世纪的最伟大的革命因素。除了铁路的革命作用之外，金融资本也发挥了革命作用。它用自己的魔力把农民世世代代积聚下来的所有金钱都集中到它的贪婪的、掠夺者的手里。它用不亚于魔术的巧妙手段把农民的黄金和白银变成了巴拿马投机公司的股票。金融资本通过这个办法完成了铁路的事业并在农村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基础，正象大机械工业在城市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基础一样。 社会主义者在城市开始进行宣传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向农村派出一些某种意义上的前哨，深入到那里的一些地方，以便熟悉这个领域。最初向农村传播社会主义信息的尝试是谨慎的。社会主义者面对着新的居民成分，他们不知道如何接近农民，如何向农民交谈。他们不了解农民的习俗，农民的最切身和最迫切的需要，农民的思维方式。他们害怕向农民讲那些在工人那里受到热烈同情的理论而把农民吓跑。很明显，社会主义者必须经受一段对期的考验，他们必须交一些学费。尽管如此，他们已经着手在乡村进行宣传活动并为这种宣传在农村能够被接受而感到非常惊异。保守派曾担保说，只要他们一提起社会主义，农民一定会用链枷和叉子对付他们。但是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农民恰恰要求宣传家讲解社会主义；农民津津有味地和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讲解：农民抱怨他们为什么不早点来，他们注重城市而长期忽视农村；他们发现农民嫉妒他们以前把在城市居民中进行宣传放在首位[3]。 社会主义者在1882年5月1日市镇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七百三十六名社会主义者被选入各个市镇参议会，象鲁贝、蒙吕松、纳尔榜等这样的大城市的行政管理权转入社会主义者的手中，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认为着手在农村居民中开展经常的和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的时机已经到来。全国委员会在马赛召开党的年度代表大会，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市镇参议员参加。在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问题中“土地问题”占首位。曾经邀请农民派代表——虽然他们还不是党员——参加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要讨论他们的利益。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全国委员会举行了关于农民的状况和改善这种状况所必要的最迫切的改革的调査。全国委员会希望代表大会在听取农民本身的意见之后再通过决议[4]。 两次马赛代表大会在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历史上都是重要的里程碑。1879年第一次马赛代表大会曾经通过决议，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夺取政权，以便把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转交给社会。在1892年第二次马赛代表大会上，党制定了代表农村居民的利益的改革纲领。这是法国一个现存的政党第一次以农村劳动者的保护人的身分出现。从前似乎为了发展农业而提出和实施的一切改革都只是为了帮助大地主老爷。这个“马赛土地纲领”——人们通常这样称呼1892年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要求进行有利于三类农村劳动居民的改革。这三类人是：1. 短工，他们同城市工业工人一样，按天、月或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 佃农或分成制佃农，他们耕种资本家的土地，付给资本家一定的租金，或者一定数量收获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所得只占收获物的规定的份额；3. 小农和佃小农，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收入低微，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为佃农和自己经营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干活。全国委员会以小册子形式发表了马赛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全国委员会还在每项改革要求后面附上一个简短而重要的说明。这个小册子共印刷了十万份并散发到全国各地。法国工人党的农业改革纲领非常符合上面列举的农村居民阶层的切身的需要，所以许多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议会选举时从这些居民阶层那里得到了他们击败和战胜自己对手所需要的选票。社会主义者在农业地区所得的选票主要是要归功于工人党的改革纲领。 自从工人党开始根据这个纲领在农村居民中进行宣传工作以来，有产者已经注意到它将会起什么作用。在议会选举之前很久，为了一开始就抵制社会主义者，村庄和小村落到处都有很多重复1848年的陈词滥调的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传单，说什么社会主义者是“均产者”，想要抢夺农民的财产，破坏社会秩序和家庭等等。但是时代不同了。这些无稽之谈不再起作用了。曾经被巴拿马运河公司和其他同样显赫的企业的骗子手和投机者抢夺一空的小农现在认清了真正的“均产者”是谁；他们开始明白，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均产者”的敌人。 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社会主义政党不仅仅在城市居民中吸收自己的支持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参加它的队伍。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所有那些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或思想发展而必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将加入党的队伍。 （九）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几年以前才参加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党当时没有期望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而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宗旨，现在开始准备进行争夺政权的合法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后必将战胜自己的所有对手。它经过在市镇、省和议会的选举中对自己力量的检验，不久前试图向参议院进攻，争取在那里得到席位和选票。今年年初在塞纳和阿利埃两省举行参议院选举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龙格和提夫里埃。甚至在许多党内同志看来，社会主义参议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参议员是根据有限制的选举权当选的，参议院是反动化石的收藏室，是残废人收养院，被普选权抛弃的政客的养老院。因此，必须使党的拥护者懂得，社会主义者必须占据一切阵地，如果将来罢工时在罢工者当中出现一个保护他们的参议员，那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这两位社会主义候选人落选了，但选票相差不多，而一位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阿利埃省取胜。无论如何，用不了多少时间，社会主义者就会进入参议院，它的成员是由众议员、省议会议员以及各省的市镇参议员选举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这些机抅中有了代表，面且代表人数一天比一天多。 正当社会主义者广泛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争取到人们承认的时候，正当来自体力和脑力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资产阶级队伍的拥护者人数增长的时候，正当各个社会主义流派之间从前存在的纷争平息下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政党在继续瓦解，在公众的心目中越来越失去影响。布朗热主义击败了保皇党，促使激进派在工人当中失去了拥护者。那些从前还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抱有某些希望的无产阶级群众，现在准备转向社会主义。曾经使得一切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威信扫地的巴拿马丑闻最彻底地破坏了机会主义政党的声誉。但是由于还有相当多的机会主义者进入新议会，所以他们组成最强大的议会政党。在他们周围集聚了一批反动分子（保皇派和波拿巴派）——其中许多人倾向共和制，以及左翼和极左翼的成员，他们害怕社会主义更甚于最残暴的专制制度。进入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大约有三十人。但是议会开幕不久，就有米勒兰所领导的大约二十名激进派分子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些人并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一切理论原则，但是承认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实际改革的必要性并支持这些改革。目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共同组成社会主义联盟这一议会集团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为一方同得到右翼和左翼议员支持的机会主一派为另一方之间，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极左翼拥护者，他们没有固定的立场，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倒向另一边，今天同这些人一起投票，明天又同另一些人一起投票。这个中间集团必然会消失，或者至少越来越缩小并失去作用。实际上，在法国议会只有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和互相对立的党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政党，另一个是机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政党人数不多，但实际上是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对它有利。它的成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形势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它还由于自己的党员的才干、毅力和威望拥有很大的影响。机会主义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票。不过，即使所有参加该党的议员不都是骗子，那末它的最有影响的成员无疑是投靠了金融大王，参加过最肮脏的和最奸猾的投机活动。头目们的无耻和出卖灵魂的行径损害了整个党的形象。这个党被人们痛斥为巴拿马分子的党，并将永远保留着这个烙印。 1893年10月议会一开幕，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菅就展开了斗争。四万采煤工人在加来海峡省举行了罢工，杜毕伊部长动用宪兵、军队和行政机关支持煤业公司，企图强迫工人下井干活。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当选虽然还没有得到确认，他们就急忙前往罢工地区支持罢工者。而多数议员对这种行为竭力表示不满，同时，以选举昂赞煤矿的最富有的股东卡季米尔-佩里埃当议长来表达自己的反动情绪。他们用这个办法给内务部长杜毕伊指明了行动方针。他在以内阁的名义宣读的文告中放肆地叫喊：“社会主义就是敌人！它的拥护者想要废除私有财产，用匿名的国家暴政来代替公民的个人主动性和自由合作；他们宣扬阶级斗争，其实从大革命以来已经不再存在阶级了，财富已经在一切社会成员结中分配得越来越平均，个人财产已经普遍化，从个人财产代替集体占有的程度可以衡量文明的进步，”等等，等等。“……我们坚决镇压任何煽动和无秩序行动；并以祖国的名义无情地严历打击一切暴乱首领，不论他是谁！”中间派听了这个文告之后欣喜若狂和拍手称快。它终于找到了消灭社会主义多头蛇的海格立斯。 在这种情况下，饶勒斯站出来了。他逐点批驳了政府的纲领，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他指出“你们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可是你们对你们自己想要实行的改革只字不提。你们的改革纲领不过是一系列否定，不过是你们连试行也不愿意的改革的清单；至于你们提出的改革，你们自己一开始就宣布说是不能实行的。你们给我们端出的一道菜是一个零。你们想在改革问题上用宣布讨伐社会主义来抵销你们的零，这是办不到的。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刚才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荒诞无稽。你们这样做是反对整个现代经济的发展，反对机器，反对铁路，反对工厂，反对生产资料的集中化。你们不明白，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从那些通常被称为煽动者的人的头脑中产生的，而是在经济关系本身的内部发展起来的。你们主张义务教育，普选权，而同时却攻击社会主义！但是，教育会启发人民的头脑，使他们理解社会不可阻挡地向社会主义发展，而普选权正在使无产阶级成为政治关系的主人，而且不久就会使它成为经济关系的主人……你们是些什么人，竟想要阻挡历史的道路？你们和你们的同僚不过是议员大家庭的内阁神甫。你们可以用刺刀对付罢工者，可以把他们的领袖关进监狱，但是，你们将会象欧洲的胜利者俾斯麦一样不得不为无产阶级清扫道路，使它能够朝着夺取政权的目标前进，以便借助于政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剥夺资本家阶级。” 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的讲台上竖起了自己的旗帜。饶勒斯以道地南方人的奔放热情和扣人心弦的言辞阐述了社会主义宣传家在人民群众中已经传播了十二年的思想。在他的非常精采的讲话之后，中间派席位上发出了不是同意而是愤怒的喊声。但是，当杜毕伊出来答辩的时候，这种愤怒变成了沮丧。在议会里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人象这位不久前还是非常神气的内务部长这样张惶失措和无可奈何。他说：“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空谈”，接着又改口说：“它是一种宗教，是某一种东西，它分解为被煽动者们利用的社会主义和我们力图实行的可能的改革。”这时，所有刚才还兴高采烈的面孔都流露出失望和绝望的神色。杜毕伊这个同大象一样有力的海格立斯只不过是一个空皮囊。两天之后，他便辞职了。 形势急转直下。在上届议会里，只要社会主义者一登上讲坛，就引起一场哄闹，把他的声音压倒。现在可以讲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议会中已经有了足够的代表，使自己的演说者受到尊重。有一天，多数派想故技重演，用大声喧闹来压倒瓦扬的讲话声音。但是社会主义者议员以牙还牙，阻止部长的讲话。人们对此表示愤慨，把他们的行为称为胡闹，这给了多数派有益的教训，现在他们只好听社会主义者讲话了。 不过，杜毕伊内阁的垮台不是社会主义议员的第一次胜利。1893年11月19日的《时报》报道说：“议会里的社会主义集团已经取得了某种成果，这就是，他们使得埃纳省的议员无法提出一项爱国主义提案，如果通过了这个提案，新议会就可以对上月的法俄宣言表示支持。上述议员认识到，如果他提出这个提案，那末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会利用这个机会来阐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果展开这样的辩论，就不能不使非常崇高的感情受到十分轻率的攻击，从而遭到玷污。因此，这位尊敬的议员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可见，由于某些对自己的国际主义朋友负有责任的社会主义议员出席，在法国议会谈论法兰西祖国成为一件难事”。可见，只有社会主义者反对骇人听闻的法俄同盟和共和制的法国对沙皇的亚细亚式专制主义的卑躬屈膝，社会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来遏止议员先生们的亲俄热情。 小小的社会主义集团使得资产阶级政客战战兢兢，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想成为杜毕伊的继承人，卡诺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卡季米尔-佩里埃出面组阁。曾经欢天喜地选举佩里埃当议长的议会多数派，由于社会主义者的坚决态度而发生分裂；惶恐不安的议员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第一次投票结果，新内阁只得到三十票比二十六票的微弱多数。最微小的事情可以使内阁失去这个多数。当瓦扬的炸弹爆炸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不远的将来佩里埃内阁将垮台。惊惶失措的议员们集聚在卡季米尔-佩里埃的周围；他曾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给予警察八十万法郎经费和实行报刊管制法。这个法律甚至不容人们仔细地看一看，一提出来就立即通过了，如果内阁总理要求取缔棉布睡帽，因为棉布可以用来制造炸药，那末议员们也会同样盲从地投票赞成这个提案。 卡季米尔-佩里埃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来纠集自己的多数。警察奉命破获一件重大密谋案件。警察在全法国进行住宅捜査。每天早上报纸都报道说，警察逮捕了二、三十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通常在第二天必定把他们放了。而所有这些警察措施都没有妨碍艾米尔·昂利、帕弗尔斯和假拉巴尔迪的炸弹一个跟一个爆炸。警察在散布关于大密谋案的消息时，不得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总是个别人的行动，而且只有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之后，才能查明肇事人。但是，因为最近的一些谋杀已经不是针对议员的了，所以他们的极端恐惧心理逐渐缓和了一些，这使卡季米尔-佩里埃深为遗憾。 预算的赤字已达到一亿四千万。为了消灭赤宇，财政部长比尔多提议在税收制度力面进行某些修改——铸造低价值的银币和把国债的利息由四厘五减为三厘五。这后一项措施可以多收入六千八百万。在议会讨论这个提案的时候，社会主义者阿弗兹对部长说：“因为你们缺钱，所以我愿意向你们提出一个再多收入三千万的办法。不是把四厘五的国债券变为三厘五，而是变为三厘。你们可以实行这个办法，因为三厘利息的国债是平价”。如果阿弗兹提出的办法被通过，那就会危害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所以这个办法被否决，虽然只是以微弱的多数。比尔多一获得这个多数，就危言耸听地指责社会主义者想要通过降低利息来废除国债。饶勒斯针对这次表决回答说：“好罢，就请你们把国债变为三厘五的利息吧，因为你们不愿意破坏交易所投机者的自私打算，那末我要求把节省下来的这六千八百万给农村居民。每次降低利息时你们都许诺给农民减税；请你们这一次履行自己的诺言，利用这六千八百万来废除自耕农的土地税”。不论议会或内阁都没有料到这个切中要害的打击。一向冒充小农的天然代表的右派和中间派议员发现，他们别无出路，只有投票支持饶勒斯的提案，以免引起自己选民的强烈不满。公共工程部长不敢投反对票，而是弃权。这个提案赢得了压倒多数，如果表决有效的话，内阁就要垮台。绝望的比尔多跑去打电话，乞求卡季米尔-佩里埃赶紧来挽救危局。卡季米尔-佩里埃采到议会声称，如果议会不改变自己的决议，他就辞职。狼狈不堪的多数派为了不制造新的内阁危机而不得不屈从，在一小时内终于揭穿了自己的虚伪。这对多数派是多么大的耻辱！对社会主义集团是多么大的胜利！各式各样的庸人，从共和派自由思想者到天主教保皇党，都喋喋不休地对农民说，社会主义者是“均产者”，他们想要抢夺庄稼人的土地和金钱。但忽然间发现，这些“均产者”变成小农的支持者，井且保护他们免于向国库交钱，而资产阶级议员可耻地出卖小农居民，以免得罪卡季米尔-佩里埃先生。 无知、缺乏主动性而只会俯首听命的多数派的涣散状态同小小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的干练和智谋相对照更加引人注目，并使舆论感到惊愕。保皇派报纸《太阳报》发表了如下的具有代表性的议论。我在这里援引它，因为它是出自敌人之口。 《太阳报》写逍：“社会主义者取得了他们有充分理由为之自豪的成就。从议会开幕以来，他们几乎在一切重大的辩论中都总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他们以无与伦比的榜样证明，干练的、无畏的和有好的领导的少教派能够做出怎样的事情。
议会制度的这些敌人利用议会制度给他们提供的一切手段来使议会机构瘫瘓和受辱。他们在议会程序的最繁琐的和自相矛盾的规定下活动自如，就象在家里一样，他们在一次会议中可以几十次援引议会程序来破坏、阻碍和拒绝辩论，要知道，这个程序是为了正确地进行辩论而制定的。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有很好的纪律。在精明的领袖的领导下，当需要鼓掌、打断、叫嚷、沉默或捣乱的时候，他们行动一致，令人佩服。而一群配角没有想到要笨拙地掌握主动权。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他领袖们放弃在自己内部进行斗争直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者不是相互勾心斗角，而是相互协商、相互分工和真诚地相互帮助。 在共和国的议会里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党。 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充当反对党，因力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毫无限制和保留地作出最极端的结论。在波旁宫里，他们不受‘社会’关系或同外界的任何事务性联系的束缚。他们不出入俱乐部，不签署条约或不同他们打算在讲坛上加以攻击的那些部长本身一起投机取巧，因此他们大胆地公开地反对这些人。 的确，如果谁看到这些人的工作情景，一定会嫉妒。如果人们用攻击社会的劲头来保卫社会，那末社会就不会这样虛弱。” 政治局势对卡季米尔-佩里埃的内阁作出了判决，而社会主义者来执行这个判决。1894年6月，公共工程部长若纳尔在议会宣布说，国家雇员（例如铁路工人）不得罢工。当时，茹尔德和米勒质问这位郎长，一切法国人在法律面前是否平等，他是否打算为国营企业的工人规定一种不利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不能享受一切公民所固有的罢工权。然后，他们要求议会敦促这位部长不要破坏工会法。但是若纳尔坚持己见，而且还得到整个内阁的支持。这种观点十五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国家收买铁路以后便出现这种观点并已经根深蒂固。因此，这位部长深信，议会这一次也象在以前类似场合一样一定会支持政府的立场，但是，自从在议会里有了社会主义集团，多数派议员们已经变得非常谨慎，不敢十分公开发表违背自己的城市和农村选民的利益的意见。当要投票的时候，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表示反对内阁的立场，支持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第二次被击败的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提出辞职。从本届议会开幕以来，即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内，小小的社会主义集团搞垮了两届内阁并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获得了多数。 议会不得不象圣经里所说的狗一样吞下自己吐出来的东西，杜毕伊又当了内阁总理。当他重新把权柄抓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每个人都怜悯地笑一笑，预言内阁只有几个月的寿命，如果说它现在还存在，那末象当年的佩里埃内阁一样应当归功于无政府主义。卡泽里奥的匕首杀死了到目前为止领导第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当中最可尊敬的总统，同时也巩固了杜毕伊的内阁并把佩里埃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因为议员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又要谋杀政治活动家，所以他们再次惊慌失措起来。 杜毕伊希望从谋杀卡诺的事件上捞到好处并使自己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遭到了惨败，但他自我安慰说，他为了反对自己的政治敌人而制定了一项残暴的法律，废除资产阶级共和派从路易十八登基开始为之奋斗的一切政冶权利。尽管如此，那些无耻地向议会提出和兜售这个法案的人们却称自己为共和派，而那些仅仅从共和国成立时起才在政界崭露头角和现在到处跟在内阁后面的比较年轻的政治家当中行某些人甚至属于资产阶级极左翼。例如，饶勒斯不久前提醒杜毕伊，1888年他曾经同他一起提出过旨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法案。杜毕伊提出的所谓惩治无政府主义的法案在法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为了找出一个相似的法律，果布累不得不提到提比利乌斯皇帝的亵渎帝王法！它同1789年革命产生的一切立法相矛盾，并且在重要问题上修改了这些立法。无政府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不再由陪审法庭，而是由轻罪法庭审理，也就是由那些其任命、提升和薪俸都决定于政府的法官来审理。这个法案规定法官有权全部或部分地举行公开审判，也就是消灭了行使审判职权的公开性。诚然，公众仍旧有权参加审判，但是警察随时可以派它的暗探占满法庭大厅，这样，国家官员不再在舆论的监督下进行审判，可以任意判决任何人一年单独监禁，即一种在法律上招致终身流放的惩罚。甚至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家庭里说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告密，都足以触犯这个法律。在三年的时间内任何流氓都可以无耻地告发别人偶尔说的一句活。这项法律规定可以拆看邮寄的书信，不仅写信人，而且收信人都要为在书信中发现的违法言行负法律责任。 杜毕伊提出的这个法案没有确切地和明确地规定应受惩治的过失的性质。口头上说是要惩治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要制造一打击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统治者的人的致命武器。杜毕伊在辩论中愚蠢地引用一家幽默讽刺杂志《喧闹报》上的一篇文章来说明，谁可能成为犯法者，这样也就泄露了这个法律的意图。这篇文章是反对死刑的！在巴拿马事件中最声名狼藉的议员之一费里大吵大嚷打断米勒兰的发言，他说，这个法律正是针对象米勒兰所领导的攻击一切政治活动家并给他们脸上抹黑的《小共和国报》那样的下流报纸的。《法兰西报》报道了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主任同保尔·拉法格的谈话。这次谈话透露，卡季米尔-佩里埃也认为，这个法律不仅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也是计对一切反对当前统治者的人的。 据报道，保尔·拉法格似乎说过这样的话：“行动宣传不可能和不应当惊扰名符其实的国家活动家……只有正在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前布朗热分子、狂热的文人和新闻记者以及陆军、海军和教士当中的不良分子才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只要通过无情地打击闹事者的总参谋部和他们当中的最活跃分子的办法来瓦解这些分子的无政府行动——唯一可怕的无政府行动，就可以使法国重新安定并继续繁荣。如果我们坚定地和无情地将四、五千名煽动者一网打尽并使之不能为害，那就一切好办了。六个月之后，再不会有人想要闹事了，国家就将在二十年之内肃清一切制造混乱的分子。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找到手段”。哈瓦斯通讯社[5]批驳了这篇报道，但是《法兰西报》的消息提供者，外交部前武官，坚持自己提供的消息，并且补充说，“难道保尔·拉法格先生甚至没有建议一位高级海军军官去访问卡季米尔-佩里埃吗？后者曾打算同他商谈利用海军和军舰进行即将到来的大批运输。”人们不敢追究这个直接把共和国总统牵扯进去的新闻记者。 甚至连多数派议员也对应当如何运用这项法律表示惊慌。诚然，他们准备同意内阁所要求的一切惩治措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措施只能用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煽动者。他们绝对不愿意把政府可以用来打击一切它所不满的人的非常危险的武器交给政府。因此，多数派根据前国民教育部长布尔茹瓦的动议决定，这项法律所惩治的过错“应当是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个补充案破坏了当权的巴拿马分子的无耻计划，引起了内阁和总统的勃然大怒。 杜毕伊本来以为，这项法律在一次会上不用辩论就可以通过，就象在瓦扬谋杀案之后通过出版法一样。何是，他忽略了社会主义集团。当然，社会主义集团不可能仿效英国议会里的爱尔兰议员利用程序手段阻挠议事进程，因为法国议会程序规定多数有权通过表决中止任何辩论。但是，社会主义议员利用所掌握的唯一手段，强迫议会认真审理所提出的法案：他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修正案和一个又一个的补充案。在十四次会议上，社会主义者一个跟着一个登上讲坛；充当政府走卒的议员们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尽管如此，他们谁也不敢为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可耻法律进行辩护，只能象机器一样机械地投票赞成法律的个别条款，似乎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部长们不得不亲自不停地为这项法案辩护；他们甚至被迫求助于一个根本没有参加议会的政府委员，让他帮助他们处理社会主义者给他们出的难题。 盖得和罗什激烈地抨击警察。他们证明，警察促进了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并策划了谋杀事件。无论部长们还是多数派议员都反驳不了所举出的事实，他们甚至不敢为他们心爱的警察及其教唆者辩护。盖得援引工人党利尔全国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宣布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是站在现代工人运动之外的。只是在这之后，才有一个亲内阁的议员德夏内尔走上讲坛说，如果谁象社会主义者那样要求无偿地剥夺资本家阶级，他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盖得敏捷而一针见血地回答说，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无偿地剥夺了贵族和教士，但是德夏内尔先生却不认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米勒兰和饶勒斯把辩论引向另一个领域。他们抨击了一伙滥设企业者、投机者和大垄断者。米勒兰用如下的结束语打了这伙人一记耳光： “我现在要对多数派的渚位议员说：先生们，请你们想-想，如果你们通过这个法律，那就不单纯是满足政府的愿望的问题了。通过这个法律意味着小小的、人数不多但有影响的、很活跃的和无耻的集团的成员所要求和渴望的报复行动。这个集团十五年来一直把共和国当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东西来加以支配。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你们是十分熟悉的。你们知道他们干过什么事情：你们自已在这方面吃过苦头，你们一度曾经想要反对他们的行为。你们对他们是熟悉的，你们知道，这些人一直同大投机家保持联系，经常同一些银行家保持密切的接触，他们的名字尽人皆知，其中有一个是共和国真正的国王，而另一个向拮据的部长们提供帮助……要知道共和制的法国不很富裕，无法支付这样的债务——，第三个人虽然受到严密保护和一再地乞求保护，仍然在马扎斯监狱结束了自己的突然中断的官场生涯。我所指的那些政治家的名字在最近几年从铁路促进会的破产到巴拿马丑闻的一切交易所垮台中都反复听到过。 但是，报刊揭露政界和金融界之间的合作，政权和交易所之间的丑恶关系，揭露所有这些丑事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当事人都感到自已灾难临头，现在他们还惊魂未定。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希望，就是要让使他们胆战心寒的那股力量为其所经受的恐惧付出更高代价。这股力量就是出版自由。早在一百年前卡米尔·德穆兰就在他的不朽的檄文《老科尔德利派》中把这种自由称之为使骗子手恐惧的东西。” 这样，社会主义者用手指着那些骗子手，使他们可耻地低下了头。米勒兰的猛烈的和直接的攻击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杜毕伊不得不上台声明，刚才受到抨击的人没有一个是内阁成员。鲁瓦奈打断了总理的讲活说：“他们是支持内阁的”。巴拿马分子想利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所造成的恐怖来堵住那些在舆论面前揭露他们的肮脏勾当的人的嘴巴。社会主义者集团粉碎了他们的计划。米勒兰把巴拿马分子从暗处拖了出来，他们躲藏在那里是为了自由地进行欺骗活动。当他们的无耻勾当在舆论面前遭到彻底揭露之后，他们受到了饶勒斯代表社会主义党团加以论证的补充案的谴责。其中规定：政治活动家、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凡是拿自己的委任状做交易，接受贿赂和参加投机金融企业，不论是通过参加被法院判罪的股份公司董事会还是通过报刊或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讲话为有关企业作广告，均属挑动无政府主义宣传罪。” 人们情不自禁地要详尽地转述饶勒斯阐述这个提案的精采发言，因为它代表了社会主义政党在辩论中的立场。杜毕伊本来想把社会主义者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替罪羊，而现在他的朋友们，鲁维埃们、比尔多们、赖纳克们——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们——却被当成在道义上应为无政府状态负责的人，因为他们的无耻的和没有受到惩处的欺骗勾当造成了这种状态；现在人们要求他们受到行动宣传者同样的惩处。 饶勒斯说：“你们追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报源是正确的。这很好！但是我要对你们说，你们不可半途而废，请你们挖得深一点，追查下去，直到找出罪恶勾当的真正根源……杜毕伊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过，无政府状态首先在于蔑视任何权威。我问他，那些由于自己参加投机企业而损害了全国代表机构的名誉的人民代表是不是比某些言论更加动摇这种权威的基础！
杜毕伊先生说过，无政府主义同蔑视普选权是一回亊，我要问他，有些人仰仗普选权而获得保护公共财产免遭金融投机阴谋的危害的有约束力的委托书，但是成了不法的金融企业的同谋，这样的人是不是青年人蔑视普选权的原因…… 那些十五年来支持金融投机家造成上千上万的家庭破产和工人丧生的掠夺勾当的政治活动家却逍遥法外，而且他们还继续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来支持世界性的投机勾当。你们打算恢复法兰西银行的垄断权并把这个权力交给路特希尔德（他在这里是指众议院议长比尔多）你们不久前还给法国南部的一家铁路公司提供了无耻地欺骗国家和从国库窃取数百万的机会（他在这里是指鲁维埃、雷纳耳之流）。我可以断定，由于目前在国内不会不注意的并使法案具有自己特点的奇特的巧合，你们大家毫无例外地将投票支持上述法案。 我再补充说一句，你们让全国看到了把司法变为讽刺的一切矛盾中最惊人的矛盾：心毒手黑的巴拿马分子…… ……1793年的国民公会不得不对付社会危机。它不仅制定了惩治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狂暴分子的法律，而且还通过立法乎段非常严厉地惩治社会主义者，宣布对一切要求颁布土地法的人处以死刑。但是，它在采取这些恐怖措施的同时，还为投机商和进行欺骗的金融家规定了同样的惩罚、同样的死刑、同样的断头台。如果你们想用惩治措施严厉对待暴乱者，那末你们对待作私舞弊的当事人也要严厉。这对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即那些将来有一天耍坐到这个席位上的人来说是必要的。 你们必须承认卖身投靠的政客和滋亊生非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有一天，当同一条船把行骗的政客和无政府主义者运到辽远的，环境艰苦的罪犯流放地的时候，他们双方会彼此交谈和承认自己是冋一个社会制度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 饶勒斯演讲之后，议会顿时乱成一团。德夏内尔和鲁维埃竭力进行反驳，使得会场更加混乱。一位议员问德夏内尔，他是否有一天将会参加鲁维埃也在其中的内阁。德复内尔避而不答。当中间派鼓掌欢迎鲁维埃讲活时，饶勒斯高声呼喊道：“多数派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议员们看到，人们要求他们报告表决的结果。内阁的拥护者们非常害怕社会主义者的提案得到多数拥护。他们决定采取欺骗手法，伪造投票表决的结果，把反对补充提案的票数增加了二十五票。当议长宣布饶勒斯的补充提案被二十六票的多数否决时，议会里响起了欢呼声。在法国凡是从议会讲坛上宣布的投票结果都是有效的，哪怕第二天发现所宣布的结果是错误的。在我们所关心的表决的第二天发现，不是二十六票的多数，而仅仅是一票的多数。可见，社会主义者的提案只是被一票的多数否决了。这对社会主义党团来说是多么大的胜利！ 这项被称为“恐怖法”，“罪恶法”，“惩治嫌疑犯法”的法律的通过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道义上的破产。社会主义政党拣起了被共和派所破坏的爱好自由的纲领。社会主义政党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它面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而保卫这种自由。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正在瓦解和崩溃的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社会主义政党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全国面前，这种力量不久将会统洽全世界。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12年卷（1893-1894）第2册第613-621、641-647、676-682、705-721页。 [1] 欧仁·鲁艾（1814-188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历任部长、参议院议长，第二帝国垮台后逃离法国，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首领之一。——编者注 [2] 1892年在全法国一一巴黎和塞纳省除外一一举行市镇选举时，光是支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候选人就有十五万七千九百三十一张选票，他们的七百三十六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镇参议员。1893年议会选举时，工人党（马克思主义者）在三十一个省得到二十四万六千张选票；各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得到七十万张选票，其中有三十人当选为议员。属于议会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其余二十名议员是社会主义激进派，他们在这次选举之后加入社会党。——拉法格注 [3] 我上面说的是有切身体验的。我1885年到阿利埃省，1889年到歇尔省进行过宣传旅行。当时我到过法国中部这两个省的许多村庄，那里小农户占优势，但是也有大地产。一些大地产早在1789年革命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我访问过一些森林深处的偏僻村镇，从最近的火车站下车还要坐上四、五个小时的马车才能到达那里。许多村镇还从来没有举行过民众集会。居民只能到教堂里去听神父的布道，因此，人们常常把我叫做“布道者”。歇尔省有一个小农所有者、该村的村长陪同我到各个地方，集会的地方总是挤得满满的。附近的人们从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赶来听社会主义“布道者”讲话。妇女们特别热心和好奇，但是她们非常胆怯，不敢进会场，宁愿站在会场的敞开的大窗户下面。我从来没在这样聚精会神的听众面前讲过话。农民们静静地听我讲话，不用任何同意或不同意的表示打断讲话。开始时，这祌寂静使我感到奇怪和不安，我觉得似乎他们听不明白。但是，当我的报告结束后同会议参加者随便交谈的时候，我才发觉我的想法错了。农民有外交家的本性和素养，从来不露声色。开会时乡村听众的举止就表明了这个特点。但是，当我后来同他们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们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并要求解释我讲话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我对他们对自己处境的认识表示惊讶。他们的认识比许多产业工人更清楚。同我谈过话的农民们都很清楚，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同大土地占有者的竞争作斗争越来越困难了。我在许多地方观察到，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眷恋并不象资本家所说的那样严重，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大大削弱了这种对自己小块土地的众所周知的爱。即使农民对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并不特别热情，但是他们毕竟看到，在现存的条件下，实行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上述两次宣传旅行之后，我还到其他省的农村地区作过宣传。我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的死敌卡桑尼亚克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征服农村的预言是正确的。他写道：“除了这一切之外，如果再加上日益增长的农民不满情绪、他们的地产的缩减，几乎完全断绝收入、二十年来向他们许下的诺言（农业信贷、农业保险、老人和残废人基金，减轻租税负担等等）不兑现，那就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在这里为自己的传播找到了非常现成的土壤”（1883年9月25日《权威报》）。——拉法格注 [4] 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安塞尔作为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万-科尔作为荷兰党的代表出席了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他们对工人党党员以及从法国南部和中部各省前来参加会议的农民讨论土地问题的方式表示非常满意。——拉法格注 [5] 哈瓦斯在1835年创建的一家法国通讯社，1940年停业，1944年在原哈瓦斯通讯社的基础上改组成法新社。——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