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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和布朗热主义

〔法〕保尔·拉法格

(1888年)



  * 本文首次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劳动解放社”出版,1888年日内瓦版),并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以下注释:
  “我们请我们的朋友保尔·拉法格在《文集》上阐明自己关于布朗热运动的意见,因为它是法国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他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是我们在供俄国读者阅读的刊物上发表他的文章时,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
  该文对议会制的抨击决不应当成为一种借口,以此推断出我们俄国人没有必要争取议会制度。保尔·拉法格用社会主义观点批判议会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同专制制相比,议会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只要它保证工人阶级得到哪怕是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自由,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组织成一个独特的党,这就够了。而这种自由的规模取决于该国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注意,在从专制制向议会制的过渡中要使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捍卫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利益。当然,议论议论‘夺取政权’的好处、我们村社制度如何‘和谐’,是决不能达到这一点的,同样,现在在我们某些反政府刊物上提出‘暂时’从社会主义者转变为自由派,也是达不到这一点的。”——编者注


  议会制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会有一种幻想,似乎是人民亲自管理国家事务,而实际上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甚至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某些阶层手中。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不懂得,或者说得确切些,感觉不到需要给人民制造自治的幻想。因此,欧洲的所有议会制国家开始时都实行有限制的选举制。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议员选举来左右国家政策的权力起初只属于较大的有产者,而后才逐步扩大到不太富裕的公民,直到在某些国家把这种权力从特权变成全体居民的普选权。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财富的数量越大,占有者的人数就越少;权力也是这样:随着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人数的增长和选举产生的执政者人数的增加,实际的权力日益集中,并为越来越少数的一帮人所垄断。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国家政权掌握在金融家手里,虽然选举权很广泛,而且在其中两个国家中甚至还实行普选制。
  选民以拟定纲领为乐事,他们的候选人宣誓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些纲领而努力,但是当选的候选人已经不属于自己,更不属于选民,他被对金钱的贪欲所吞没,变成了金融家的仆人,金融家们付给他现钱,或者,在议员具有卡托[注:卡托(公元前231—149) ——罗马政治活动家。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监察官,相传监察极为严格。——编者注]的廉洁性时,就赏以金融公司的肥缺。政治活动家可以收买是议会制的特征;政治成了职业,并且有利可图。在共和制的法国和美国以及在君主制的英国,周期地爆发的丑闻可能使天真的人们感到惊奇,但实际上这只是损害议会制度的深刻的本质上的毛病的外部表现。况且,买卖是每个资产者最主要的社会职能,——因此既没有沙糖又没有皮革出售的议员为什么不拿自己的一票做买卖呢?
  在专制制的国家里,国家元首的统治是粗暴而又无理性的,他说:“我要”——这个理由就足够了;他既不用适应被统治者的需要,也不用符合被统治者的愿望,但是自称是专制的人民的仆人、人民的命令的执行者的议员们,却必须采取巧妙的手段,以便统治人民而又不破坏他们的幻想。议会制的把戏五花八门:给选民提供无害消遣的投票权和请愿权,充当回避重要和困难问 题的最迅速和最可靠手段的议会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对种种无谓琐事进行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辩论,来消磨时间和弄得选民糊里糊涂,等等,等等。[注:为了不让无政府主义者有理由以为,我一定同意他们的理论(这种理论归根到底不过是资产阶级陈腐思想的严重夸张而已),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在断定议会制度有缺陷后(做到这一点毫不困难,因为这些缺陷是明摆着的),天真地以为,通过宣传反对普遍投票,利用有魔力的“消灭国家”的公式和其他同样天真的不足道的东西就能结束议会制度。但是消灭议会制并不那么容易;使无政府主义者极其愤怒的议会制诡计,抓住了公众并且使他们不注意对金融家们最有利的事情,从而使金融家能迅速地悄悄地把重大的事情办妥,如租让铁路、津贴各种被宣布为公益事业的企业、殖民地的考察、关税等等,
  当一个民族分成各个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时候,保证有产者阶级的特权和使工人阶级屈服的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专制制是军人和贵族阶级的国家形式,议会制是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国家形式:在消灭阶级本身之前要求消灭一切形式的国家是荒谬的。一旦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它必须组织革命政权,并且用专政的手段管理社会,直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为止,也就是直到完成生产资料(银行、铁路、工厂、矿场、制造厂等等)的国有化为止。——拉法格注]

  最复杂和最成功的议会把戏是把议员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彼此交替执政,来轮流掠夺人民和为有产者谋利。这种玩弄议会平衡把戏的制度只有在英国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国会议员们分成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他们的争吵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激起了公众的热情。但是,不管哪个党执政,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而对生产者的剥削照样顺利地进行。同时必须指出,历届自由党内阁对爱尔兰采取了最残酷的镇压措施,而保守党人却把工厂法强加于工厂主。
  在法国,只是在路易—菲力浦朝代有过这种制度的类似情况。那时,通过激昂慷慨的演说和鼓动,权力轮流地从梯也尔转到基佐、再从基佐转到梯也尔手中,而资产阶级事业的进程丝毫没有变化。在法国,议会的钟摆无法正常地摆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无能和他们对权力盲目的,荒诞的酷爱;他们就象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地抱住部长职位不放,而为了保住地位,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保守本能和反对最无害的新措施。如扩大选举权这种对有产者毫无危险的纯政治的改革,在英国是通过和平途径达到的,而在法国议会中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夺得。
  这些革命危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因为革命者利用这些革命来坚决要求实行社会改革。有产阶级那时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而投入了独裁者的怀抱。1848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独裁者是卡芬雅克和路易·拿破仑亲王,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独裁者是梯也尔。因此,同一平衡的制度在法国是在另外的形式下建立的:它从比较完全的议会制的高度落到在某种程度上被议会机关有所减轻的个人统治的地步,以便以后一旦摆脱个人的专权,重新回到纯粹的议会制。但是,在法国的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从符合天意的人物,秩序和社会的救星那里来寻求摆脱社会或政治困难的出路。
  继拿破仑第三的个人独裁之后的第三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俾斯麦的参与下通过巴黎的大屠杀登上了舞台;共和制形式成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犯罪活动最合适的形式。共和制的议会没有能力实现任何改革,只会损害财政状况,增加税收,从事残酷掠夺殖民地的远征使国家民穷财尽并用国家力量去为老板们镇压工人罢工服务。
  在1848年和1871年,有产阶级从独裁者那里寻找摆脱经济和政治困难的出路;现在,工人、农民和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由于对议会失去了任何希望,为了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而投向个别人物,投向布朗热将军[注: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对反德国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动在法国建立军事专政。——编者注]。布朗热主义是一种不自觉的、却又令人不安和可怕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的病态和那些破灭了幻想、对议会共和派的言行丧失了信心的、备受压迫的阶级的不满情绪。
  布朗热将军还并不危险,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布朗热主义却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社会革命的预兆。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88—92页.
(董荣卿 译)

(感谢 郑东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