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思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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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思想的产生

Ⅰ
英雄理想的形成

　　在主要的欧洲的语言中都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财富和精神的善。可以不必害怕被谴责为不合规律而作出结论说：这种现象一定会在一切已达到某种文明程度的民族的方言中碰到，因为现在都知道，所有他们都经历过物质和精神进化的同样阶段。维科预感到这种历史的规律，他在《新科学》中肯定说在“自然中和在人的事物中必然存在着对一切民族共同的精神的语言；这语言用同样的形式来表示那成为社会生活的动因的事物的本质；事物有多少种不同的形态，它就形成多少种不同的样式。这有事实为证：谚语——这些人民智慧的格言——就本质上来说，在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民族中都是同一的，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我在前面“关于抽象思想和正义思想的起源”的论文中指出了人类精神，为了在埃及象形文字中用老鷹的形象来表示母性的观念和用倒拐尺来表示正义的观念，所曾经历过的转变和曲折。在这篇论文中我想研究人类精神为了把财富同精神的善，同“善”融合在一个词里所走过的艰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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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用来表示财富和善的词开始都是形容人的品质的。
　　agathos（希腊文）——强有力的、勇敢的、宽宏大量的等等。
　　ta agatha——财富、财产。
　　to agathon——善；to akron agathon——最高的善。
　　bonus^[1]（拉丁文）——强有力的、勇敢的等等。
　　Bona——财产，hona patria 祖遗财产。
　　bonum 善。
　　agathos和bonus是示性的形容词;带有这个外号的半开化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具有一切为英雄理想所需要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这些形容词（aristos，esthlos hellistos和optimus）的最高级的多数也被当作名词用来表示优秀的和头等的公民：历史家维列伊·巴德克拉（Velleius Paterculus）把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拉克^[2]的罗马的贵族和富有的平民称为Optimates（优秀者）。
　　力量和勇敢是处于经常不断的彼此斗争和同自然作斗争的原始人的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3]。野蛮人和半开化人除了强壮和勇敢之外，还富有他们的理想的其余许多美德，因此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示一切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力量和勇敢经常代替当时的一切美德，以致拉丁人本来创造出来为了表示肉体上的力量和勇敢的词virtus当作美德的意义来使用。希腊人也相继地给予areté一词以同样的意义，而投枪，原始武器，希腊文称为kalon往后也用来表示美的意思；这词在拉丁文称为quiris，也作罗马公民解。瓦朗（Varron）吿诉我们罗马人最初是用投枪的形式来描写马尔斯（Mars）神。
　　力量和勇敢后来必然体现出美德的全部总和，因为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准备战斗，为了获得与危险作斗争的勇气，为了发展体力来应付疲劳和困乏，和发展道德力量，以便在当俘虏受拷刑时能支持得住。从儿童时代起，他们的身体靠体操而变得灵活和健壮，靠斋戒和拳击来练强身体，他们常常因练拳击而毙命。伯里克利（Périclès）在伯罗奔尼撒（Péloponèae）政争第一批牺牲者的葬仪演说中把在斯巴达还很盛行的、保存着古风的英雄教育，同已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雅典青年所受的教育加以对比。他说；“我们的敌人从孩稚之年就用最严格的锻炼来发展勇敢精神，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起来的人，甚至连想也没想过使自己经受这样的危险。”李翁斯顿（Livingstone）在非洲部落中也碰到同样的英雄风俗，他给这些部落的酋长留下一个印象，即英国士兵和黑人的战士之间也有类似的对比。
　　既然勇敢在古代被认为是一切美德的体现，那末懦弱就必然成为恶德；因此，希腊文和拉丁文中的kakos和malus除了作懦弱解之外也作恶、恶德解^[4]。
　　当半开化的社会分化为阶级的时候，——贵族把勇敢和保卫祖国垄断了起来。这种垄断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河来说是“自然的”，虽然对于资产阶级再没有比派遣工人和农员去远征殖民地，假如可能的话，甚至把保卫祖国委托给既无一寸土地、又无一个机器齿轮的无产阶级更自然的了。贵族把保卫祖国当作特权保留起来，因为当时只有拥有一片土地的人才有祖国。住在某个古代城市里经营工商业的外乡人，就是对那所由父传子用以进行交易的房屋也不能占有，他们终究是外乡人，虽然在这城市里住了几个世代之久。罗马的平民，——在阿文丹（Aventin）山吃了败仗之后一为取得他们建筑房屋的地基的所有权曾作了三个世纪的斗争。外乡人、无产者、手工业者、商人、佃农、农奴和奴隶不得服兵役，无权佩带武器，甚至无权占有勇敢，因为勇敢是贵族阶级的特权^[5]。塔西佗（Thucidide）说，斯巴达的贵族忘恩负义地屠杀了二千个伊洛特人（Ilotes），只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勇敢拯救了共和国——斯巴达。自从平民被禁止参加保卫他们的祖国和因此而具有勇敢之时起，懦弱就必须成为平民的占统治的美德，正如勇敢是贵族的占统治的美德一样。因此希腊文的形容词kakos，——懦弱的、低劣的、恶的，——成为平民的特点，而aristos， agathos的最高机级，却意指贵族阶级的成员。拉丁文的malus也是作丑陋的、不成样的解，奴隶和手工业者在贵族眼中就是这个样子，照克塞诺芬（Xenophon）的说法，这是被他们的职业毁坏了，而体操却均匀地发展了贵族的体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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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罗马的贵族是bonus（勇敢的），而荷马时代的希腊的世袭贵族是agathos（勇敢的）因为不论前者与后者都具有英雄理想中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美德，——这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社会环境所能产生的唯一理想：他们是勇敢的、宽容的，身体壮实，意志坚强，又是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是那占有他们所居住的领土的部落或种族的成员^[7]。
　　只从事畜牧和原始农业的半开化人为了给自己过剩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精力找出路和为了占有财产，除了抢劫，他们不懂得也不能用其它方法获得，所以他们非常热心于抢劫和海盜生涯。在一首希腊人的诗（Le Scolion d’Hybrias）中，其中只有一节流传下来，半开化人的英雄唱道：“我的财富是我的枪，我的剑和我的盾牌，它们是我的防身之具；我靠它们耕松土地，我靠它们收获，我靠它们挤出甜美的葡萄汁；因有它们我才被称为mnoia（公社的奴隶群）的主人。”（亚尔希洛格（Archilaque），一个靠战争为生的雇佣的冒险家也同样唱着：“我靠枪尖获得很好地烤熟了的饼，我靠他枪尖获得伊士马洛（Ismaros）的美酒；要想喝酒，我就靠我的枪。”^[8]
　　凯撒说瑞夫人每年派出男性人口的半数参加抢劫的远征；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播种完毕之后就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欧洲沿岸去行劫.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时放弃围城而去抢劫。塔西佗说：“海盜行当当时已不是耻辱的事，它引到光荣。”资本家非常尊敬这个行当，殖民地的远征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掠夺的战争而已；但是假如资本家是利用无产阶级来实现海盜袭击的目的，那末半开化的英雄为此却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当时只有以战争之道致富才被认为是光荣的，因此罗马家庭的子弟的积蓄有peculium castrense（战争中所获得的财产）之称。后来，当这些积蓄因加上妻子的嫁妆而增大时，它又得到peculium quasi castrense（好像战争中获得的财产）的名称。统帅们奖励抢劫：伊非克拉特（Iphicrate），这个佛雄（Phocion）时代的雅典的统帅，据普鲁塔克说，他“宁愿雇佣的士兵贪求金钱与享乐。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会用更大的热情去冒一切危险。”这种普遍的劫掠使中世纪的一句谚语——谁有士地，谁就要战争——带有准确的真理的性质。畜群和收获的所有主从不放下武器；他们手执武器完成共同生活的一切职务。英雄生活是长期的战斗，他们年轻夭折，像阿基列，像海克托。在亚什人的军队中只有两个老人——纳斯托（Nestor）和菲尼克斯（Phenix）人能活到衰老之年当时是这样罕见的现象，以致年老竟成为一种特权，——出现于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特权。
　　贵族既然担负着保卫祖国之责，自然也把参加国家管理之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这权力只委托给家族的族长。但是当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在城市中引起为数众多的富有的平民阶级形成时，经过了无数次的内战之后，他们也不得不让这阶级在政府里占一个位置。塞尔维·都利雅斯（Servius Tullius）在罗马从估值不低于十万塞士特尔士（sesterces，约值五千二百五十法郎或二千卢布）的财产所有者的平民中创造了骑士阶级；骑士阶级的成份每五年要重新审査一次，假如他们的财产估值低于法定数额，不管由直接的原因或由于负债，他们便要失去骑士的称号。经商致富的梭伦（Solon）在雅典为那些能供养一匹战马（hippeis）和两头牛者设立了元老院和法庭。在一切有历史记载的城市中都能发现类似的变革的痕迹，有财富就能供养战马，能供养战马就能获得政治权利，到处都是一样。靠工商业和特别是靠高利贷聚敛财富而兴发起来的新贵族，只有使自己适应于贵族的英雄理想和参加他所参加管理的城市的保卫工作，才能获得地位和保持自己的优越性^[9]。
　　在古代时期要想成为财产主人而没有军人的德行是不可能的，正如在我们现代要想当矿山或化学品制造厂的经理而又没有行政管理才能或者没有各种科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的。财产当时是严格要求的东西；它要求自己的占有者具有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占有财产这件事实迫使人们预先就得具有英雄理想的德行，因为只有在具备着这些品质的条件之下才能获得财产和保住财产。英雄理想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德行在某些氏族中是体现在物质财富里面，好像是物质财产把这些德行传给它的所有主。封建时代也正是这样的，贵族的称号是同土地相联系的；失去了自己的城堡的男爵就失掉了自己的贵族的称号，这称号就转给他的胜利者；徭役和赋稅也和这相同：它们是按土地的质量而不按土地占有者的人品来规定^[10]。因此，再没有比半开化人赋予物质财富以道德品质的拟人观更自然的了^[11]。
　　财产主人所保有的保卫祖国的职务不是坐领干薪的闲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著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海上和陆上的失败使得雅典的富有阶级的人数减少了。在同雅比吉人^[12]作战时期，达朗特（Tarente）的上层阶级丧失了这么大数目的成员，因而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而在此三十年以前，亚哥士^[13]的公民的数目因展次战败的结果而大为减少，以致不得不把公民权授与皮利埃克（Perioeci，住在城垣之外的佃农）。战争在好战的斯巴达的贵族的队伍中间产生了这样大的灾难，致使他们害怕参加战争。富人的财产和身家性命无条件地、无限制地处于国家的支配之下。希腊人把他们区分为leitourgeoi，trierarchoi，他们必须担负公共节日和武装帆桨船队的费用。当希腊波斯战争后必须重建为波斯人所破坏了的雅典城垣时，为此曾不得不拆毁公共建筑和私人房宅，以便取得重建的材料。“
　　既用只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主才能允许成为勇敢的和具有英雄理想的美德；既然不占有物质财富这些道德的品质是无益的并且甚至对于它们的占有者是有害的，——前面引举的二千个伊洛特人的被屠杀便是证明；既然物质财富的占有是道德的美德存在的基础，——那末，因此，把道德的品质同物质财富融合在一个字里是再合逻辑和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Ⅱ
英雄理想的解体

　　经济的过程和由它所产生的政治事件破坏了英雄的理想和取消了道德的美德同物质财富的联合，——这联合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中。原来由全氏族成员共有的可耕地的划分奠定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的基础。土地，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集中到几个家族的手里去，最后甚至落归外乡人所有；因此数目越来越多的贵族都失掉了自己的领地；他们逃进城市，在那里过寄生虫的生活，像苏格拉底说的，不劳而食的生活。除此也不能有别的出路。在古代的以及在一切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社会里体力劳动以至脑力劳动都是由奴隶负担；报酬微薄的劳动被认为是卑下的，只有农业劳动和看守畜群的劳动是例外。
　　对经济过程所造成的政治形势，柏拉图在《共和国》的第八卷中作了描述，观点是这么有力和鲜明，赞扬它是不嫌过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扰乱了希腊城市的安宁。寡头政治的国家，也就是建立在资格限制之上的国家，据苏格拉底说，“就其本性而言不是单一的，它必须包括两个国家：一个是由富人组成，而另外一个则由穷人组成，两者都住在同一块土地上；这两个国家彼此争斗，互相倾轧。”苏格拉底所说的穷人不是指手工业者或更低一点的奴隶，而只是指破产了的贵族。

　　“寡头政治的国家的最大缺点是自由，有了自由，每个人便准许出卖自己的财产和获得他人的，并且还准许那些出卖掉财产的人居住在国家里，他们不从事手工业者的或者商人的、骑士的、甲兵的劳动，就是说除了贫民的称号之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称号^[14]……制止这种混乱是不可能的，假如要防止它，那末一部分人便不得占有过多的财富，而另外一部分人也不应引到极端的贫困……统治阶级的成员责成政权只对他们拥有的巨大的财富负责任，因此他们避免采用严格的法律来阻止游荡青年的败坏行为和防止他们由于挥霍而破产。他们反而力图买进他们的财产或者靠高利贷的方法去吸收它借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权力。”

　　财富的集中在国家中创造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像蜜蜂一样是用刺武装起来的。其中一部分不胜债务之累，另一部分丑声四溢，第三部分则财产与名誉同时丧失;他们处于经常敌对和密谋反对那些使他们破产而发财的人们和反对其余公民的状态之中，他们除了革命之外什么也不爱……可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低着头好像没有看到那些被他们弄到倾家荡产的人们，继续用高利息的借款使其余落进他们手里的人们受到重伤；当他们的收入加多的时候，同时也使国内加多了不劳而食的人和乞丐的数目。”
　　当不劳而食者因数目日增和纠纷迭起而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安全时，他们就被遣送出去建立殖民地；当这办法也不行的时候，国家的富人想分一部生活资料和金钱来平息他们。伯里克利^[15]只是靠遣送和供养不劳而食者才能维持其政权。他遣送了一千个雅典公民到雪尔松列士（Chersonèse）去开拓殖民地，遣送了五百个到纳克梭（Naxos）去，遣送了二百五十个到安得罗（Andros）去，遣送了一千个到特拉士（Thrace）去和遣送了同样数目的公民到西西里的都里（Thurium）去开拓殖民地；他用抽签的方法把爱琴那（Egina）岛的土地分配给他们，岛上的居民或被屠杀，或被驱逐；他把那些不肯离开雅典的不劳而食者包下来，甚至发钱给他们去看戏。正是他开创了一种风俗：给六千个担任法官（dikastes）职务的公民发薪水，也就是说差不多占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的半数^[16]。法官的薪水开始时是一天一个阿波列（obole），以后被煽惑家克列翁提高为一天三个阿波列（约值十五个戈贝克），每年这笔钱的支出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个塔伦（talent）（约值百万法郎）。这一笔钱甚至对于像雅典这样的城市也是相当可观的^〔19〕。因此，当毕桑得尔（Pysandre）废除了雅典的民主政权时，他也废除了法官的薪给，并规定只有士兵可以领薪水，而公共事务的管理只委托给能用自己的财产和亲身为国家服务的五千个公民。为了维持和满足与不劳而食者利害一致的手工业者，伯里克利曾大办公共工程。
　　使一部分贵族阶级失掉他们的财产的经济过程创造了失掉阶级性的、破产的和革命的阶级，这阶级在由于滨海地位而成为工商业中心的那些城市里迅速地发展起来；由商业、工业和高利贷而发财致富的平民阶级随着破产了的和成为寄生者的贵族的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起来。为了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这些发了财的平民同失掉了财产的贵族联合起来;但是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就同当权者联合起来同贫穷了的贵族和穷人或小有产的平民进行斗争；但是穷人一旦夺取了城市的政权；他们就废除了一切债务，驱逐富人和分掉他们的财产。被放逐的富人求援于外国人（干涉者），以期重回自己的城市，重新又轮到他们来屠杀自己的战胜者。——这些阶级的斗争把希腊城市投入血泊中和准备了马其顿和罗马对它们的统治。
　　经济过程和因它而生的阶级斗争使英雄理想所依以形成的生活条件产生变革。
　　经济过程使作战方法产生深刻的改变。海盜行为和抢劫，——半开化人的英雄所喜爱的行业，自从堡垒防护和城市保卫得到改善之后，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了。梭伦虽然是一个商业城市的首脑和本身又是商人，为了迎合根深蒂固的习惯而不得不在雅典创设海盜的学校。但是地中海沿岸的许多殖民地的建立和作为其后果的商业的发展迫使沿海城市都设海上警察和追捕海盜，海盗的行业随着获利的减少也就失去了当年的赫赫威势。
　　在海陆军的组织中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像后来打劫大西洋欧洲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荷马时代的英雄当出海远征时不带桨手和水手。据荷马说，他们的平底船只能载运五十到一百二十个人，只能由战士管理；他们轮番地划桨和作战；战斗只在陆地上进行，《伊利亚特》从没有讲过海战的事情。哥林甸（Corinthiens）对造船所作的改良和船的吨位的增加使得使用雇佣的浆手和水手成为必要的；这些人已不再参加重甲兵和轻装战士在海上和他上所作的战斗。雇佣制度一旦在舰队中适用起来，便也带进陆军中去。开始时这些军队只是由带着三、五天干粮参战的公民组成;粮食、马匹和武器都由他们自己供给。以后当他们的粮食吃完时，他们就靠抢劫敌人养活，通常都是为期很短的这种出征只要一结束，他们就回家去。但是当战争是在远距离之地进行，要求军队长期保持着战斗准备，国家便不得不供应战士以粮食。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第一次在雅典给战士关饷，战士于是就成了士兵，就是说成了雇佣者；重甲兵每天饷银是两个特拉克木（dradime），相当于两个法郎或七十五个戈贝克。西西里的第奥多（Diodorus Siculus）说正在围攻威伊（Veies）时罗马人在自己的军队中实行饷银制。从这时起打仗开始关饷，战争像在荷马时代一样再度成为有进益的职业；这就形成了一支兵士的队伍，被召入伍是贫苦的公民，失掉了阶级性的和破产了的贵族，他们很像已经存在过的雇佣桨手和水手的劳动组合一样，谁肯出更多的钱就给谁服役^[17]。
　　苏格拉底说，寡头政治的国家，——就是说由富人管理的国家，——“不能进行战争，因为它必须武装群众，而它害怕群众更甚于害怕敌人。这样的国家或者不该使用这样的军队，或者它必须同真正寡头政治的军队面对面作战”，就是说这种军队只是从富有的公民中取得补充。但是战争的新的需要迫使富人停止自己的恐怖和破坏古代的风俗；新的需要迫使他们武装穷人和甚至奴隶。雅典人征募奴隶加入舰队，许诺他们自由，他们还解放了曾在亚金吕斯（Arginuses）（公元前406年）勇敢地作过战的奴隶。斯巴达人也不得不武装和解放伊洛特人；他们曾派出一支由伊洛特人和重新赦免的奴隶（neodamodes）组成的有六百个重甲兵的队伍去援助被雅典人围困着的西拉居山人（Siracusains）。斯巴达共和政府对那些在斯发克得（Sphactérie）缴械投敌的斯巴达人羞之以耻辱，虽然他们中许多都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反之他们却给那些在雅典入围困斯发克得时曾以粮食相助的伊洛特人以自由。
　　军饷，把战士变成为雇佣者，变成兵士^[18]，若干时期之后又成为社会解体的工具。希腊人在柏拉得（Platée）发誓；“他们要把对波斯人的仇恨传给子子孙孙，河水一天不停止流注大海，就让这仇恨一直继续下去”；可是就在这傲慢的誓词半世纪之后，雅典人、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争先恐后地去向波斯王献殷勤，为的想得到到津贴来给水手和兵士关饷。伯罗奔尼撒战争加速了贵族党的崩溃和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那由经济过程悄悄地准备起来的英雄的风习全都捣毁了。
　　以持带武器和保卫祖国作为其第一种特权的富人很快地就养成了用雇佣兵来代替自己参加军队的习惯。在伯里克利的改革之后一个世纪，雅典军队的大部分都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德摩士台纳（Demosthenes）在他的奥林雪克（Olynthiacs）^〔20〕演说之一中说，在开去攻打奥林雪克的军队中有四千个公民和一万个雇佣兵，而色诺勒（Cheronée）为菲力普所击败的军队中有二千个雅典人和德班人（Thébains）和一万五千个雇佣兵。富人不参战而坐收战争之利。西拉居山的煽动家亚大拉哥拉（Athanagoras）说，富人是非常好的守财奴；他们把危险让给大众，并且不满足于夺取战利品的大部分，还想全部占有。”
　　半开化人的贵族自幼就受到军事训练，是出色的战士;反之，新兴的富人却很难耐得住战争的危险。因此苏格拉底说；“当富人和穷人同在一支军队之中，在陆上或在海上；当他们在危险环境下彼此互相照看着的时候，这时富人没有任何理由去轻视穷人；反之，当干瘦的和被阳光晒焦了的穷人在战场上同娇生惯养长大的和满身肥肉的富人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当他看见他气喘和不堪体胖之累的时候，你想在这时刻他的脑筋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难道他不会自言自语说这些人之所以发财只因为穷人的儒弱吗？而当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是彼此互吿说：富人的确是些非常无用的人!”
　　富人在逃避了兵役和把保卫祖国之责交给了雇佣兵时，这就失掉了英雄理想之肉体的和精神的品质，而只保留了作为这些品质之基原的财富；于是就发生了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情况，“财富完全不再是对美德的奖赏，它免除了成为美德的义务。”^[19]
　　但是不再为富人培植的英雄美德成了不占有财富的雇佣兵，被释放的奴隶和奴隶的事业;这些美德，曾经使半开化人的英雄得到财产，如今却只给雇佣兵以维持可怜生活的薪饷。经济过程就这样地命令以前亲密结合在一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品质的联合解体。^[20]
　　在这些怀着英雄美德的雇佣兵当中有相当数目的因高利贷和内战而失掉了财产的贵族；而在富人当中却增加了因商业、高利贷以及由别人去打的战争而发了财的人们。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当哥林德（Corinthe）准备出征去打哥西尔（Corcyre）的时候，据塔西佗说，国家会许诺应征入伍的公民瓜分夺得的土地，不参加远征而交纳五十个托拉克的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英族的理想是破灭了，却在道德思想中散下无秩序和混乱的种子；这种变革也反映在宗教思想里。最粗卑的迷信即在雅典也继续在繁荣。在雅典判处了阿拉克萨哥拉、第亚哥拉（Diagoras）、苏格拉底的死刑，在雅典就焚毁了普罗塔哥拉的亵渎神灵的著作；然而在这里喜剧的作者向神和更勇敢地向信神的牧师作了最危险的和最无耻的挑衅；煽动家和暴君污辱神庙和劫掠他们的神圣的库藏，，而浪人则在夜晚侮辱和推倒立在街头的神像。远古的宗教传说因它们与周围的道德融洽无间而被纯朴地接受下来，现在则因为它的粗卑而成为可厌的东西了。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要求消灭宗教传说，虽然为此而不得不糟蹋荷马和赫雪得，甚至禁止读他们的作品。伊比鸠鲁宣称相信传说及其复述是无神论的行为。最初几世纪的基督教徒只不过把多神教徒所指责的和多神教时代所作的东西普遍化和系统化了。
　　对于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之上的社会，形成一种与经济过程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的时刻到来了，希腊的诡辩哲学的永久光辉是在于它划出了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理想的主要轮廓。苏格拉底和柏拉祖的道德创作至今还没有超过^[21]。

Ⅲ
资产阶级的道德理想

　　纯朴的和合理的英雄理想把周围现实没有歪曲和曲解地反映到人类的头脑里面去。它在人类的精神的最初的美德中建立起肉体的和精神的品质，半开化时代的英雄要有这些品质才能获得和保住财富，财富的占有使他挤入第一批市民和地上的幸福者之列。
　　新生的民主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再适应于这种理想了。财富、荣誉和享乐已不再是品格高尚和英雄时代的其它美德的奖品，正如财产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再是劳动、秩序和节约的报酬一样。可是财富永远继续成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并且甚至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如此热心追求的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表现过去曾如此被重视的英雄品质。但是既然人的本性完全没有失去这些品质，虽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它们对于“给自己开辟生活道路”是无益的甚至有害的，既然它们在古代共和国中曾经是纷乱和内战的原因，因此就非常需要驾驭和驯服这些英雄的欲念，给它们以柏拉图式的满足^〔21〕，以便利用它们来繁荣和稳定新的社会秩序。
　　于是诡辩派便担负起这一任务。其中的一部分如昔勒尼学派并不打算歪曲现实，直接地承认和大声疾呼地说，财富的占有是“最高的善”，由财富所提供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享乐是“人的终极目的”。他们勇敢地宣传用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来取得财富的技巧，避免由于笨拙地破坏法律和习惯而可能引起的不愉快的后果。其余的诡辩派如昔尼克派和斯多葛派的许多人，公开地起来反对习惯和法律，希望回到社会以前的状态，——“按照本性生活”。他们卖弄自己对财富的轻蔑，“只有智慧才是财富”，他们傲慢地大喊大叫。但是这种对他们所不理解的财富的轻蔑同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感情发生过分尖锐的矛盾并且常常过分带着言过其实的味道，很难使人认真加以考虑。此外，不论这一派或另一派都不能赋予自己的学说以有益于社会的意义，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要求的。
　　其余的诡辩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多数的斯多葛派直接地去探索道德问题；他们不把蔑视财富变成教条;相反地，他们承认财富是幸福乃至美德的条件，虽然财富已不再是美德的酬报了。正人君子不应当再向外界要求自己美德的报酬，他应当在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意识中去找寻，这良心和意识应当受着现实世界以外的永恒原则的指导；正人君子应当只在死后生活里才有希望取得报酬。他们不像昔尼克派那样大叫大喊地反对法律和习惯；相反地，他们劝吿遵守法律和习惯，提议每人都安分守己和适应社会状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和教会的神父责成笃信基督教的奴隶要加倍忠诚于他们的地上的主人，以获得天上主人的惠爱。柏拉图和教会的神父担负起靠道德和宗教之助来维持社会制度的使命。
　　苏格拉底——伯里克利和柏拉图的密友，西拉居士（Syracuses）暴君宫廷的常客，——是有深刻见解的政治家，他看出道德和宗教只是管理人们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诡辩派哲学的两个精明的天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的奠基者，这种道德只能导致言行矛盾的建立，导致哲学上承认两重生活，理想上纯洁的生活和实际上不纯洁的生话，前者是对后者的奖赏。因此十七世纪的“非常高贵和非常尊荣的夫人”过着两重的爱情生活，她们一方面陶醉于同柏拉图式的情人搞灵的爱，同时又名正言顺地同自己的丈夫，有时根据需要还同一个或几个实际的情人享受着肉的爱.
　　一切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的道德都不能避免这种矛盾，它是有产者互斗的冲突的结果：为了顺利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他应当讨好社会的舆论，为此而用美德来装饰自己，但是假使想发财，他又不能付诸实行；他知道这些装样子的美德只对别人才是义务，像康德所说的“无上命令”；因此他给人家的是劣等商品，却要求人家付给他成色十足的货币^[22]。资产阶级只有靠粗野的暴力才能维持自己阶级的专政，但是为了麻痹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潜力，他们还需要使人相信它的社会秩序是唯灵派哲学的永恒原则的最完满和最大可能的实现，这种哲学在公元前四世纪部分地已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形成。
　　宗教的道德也不能避免这个致命的矛盾。“你们彼此相爱”是基督教的最高信条，但是基督教的教会为了给自己的店铺招徕顾客，却只转念头用火和剑来对待多神教徒，他们使人相信这是为了把他们从永久的地狱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引起战争和氏族共产主义的半开化人的社会环境把人的高贵品质——体力强壮、勇敢、道德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拿身家财产献给公社、城市——引到极度紧张的状态。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和商品生产上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相反地却把人的精神的最坏的一面：自私自利、阴谋诡计、爱好欺骗和弄虚作假，提升为主要的美德^[23]。
　　资产阶级的道德，虽然柏拉图说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和驾凌于卑下的利益之上，却是如此纯朴地反映了庸俗的实际，以致诡辩派不去铸造新词来表示作为；“资产阶级道德的总和”（这是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说法，他对这方面是内行的）的原则，而取用了流行的词并称这原则是“善”——to agathon。当基督教的理想与哲学的理想一起并追随其后寻找自己的用语时，它也遇着同样的需要。教会的神父同样也在它上面盖上庸俗的实际的印章。
　　beatus（愉快的）一词，多神教徒解作富有的，而瓦龙下的定义是“占有大量财货的人”（qui multa bona possidet），在教会的拉丁文中则有获得上帝恩宠的意义，beatitudo，比特农（Pétrone）和落时代的作家用以称呼财富，在圣耶洛（St.Jérôme）笔下则有天堂幸福的意义；beatissimus（最愉快的），原是多神教徒给予富有者的形容词，后来变成为总主教、教会神父和圣徒的形容词！
　　语言让我们知道半开化人用他们所习惯的拟人法把自己的德行完美体现在物质财富里。但是经济发展和政治事件的过程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和交换方法准备了基地，它们取消了道德和物质的原始联合。半开化人一点也不必为这个联合而脸红，因为他们恰恰是使用了他们所傲视一切的这种肉体的和道德的品质，所以才获得和保住这些物质财富。而有产者相反地却对他们借以获得财富的卑下动机感到羞耻；因此他们想相信，而最后终于开始真正相信他们的灵魂翱翔于物质之上而且以永恒真理和不变的原则为食料。但是语言这无可责难的吿密声却为我们打开了掩盖在最纯洁的道德的浓云之下资本家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善，财产的上帝。
　　道德，像其余的人类活动的现象一样，服从于马克思所规定的经济决定的法则：“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24]。

^[1] 在法文中也可看到同样的现象。bon（善的、好的）在古代法文中表示勇敢的；“罗兰（Roland）之歌”常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Franceis sunt bon，ti ferrunt vassalement，——法国人是勇敢的，他们拼命地攻击（XCI）。
　　说到大主教杜尔班（Turpin）时，罗艺说：Li arceyesque est mult bon chevaliers.Nen ad meielur en terre desuz ciel，Bien set ferir e de lance e d'espit.（大主教是非常勇敢的骑士：——天地之间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他很懂得用枪和用剑来打仗。CXLV）。
　　国王约安（Jean）因勇敢而得善人的称号。哥米纳（Commines）在十五世纪写的书上把勇敢的人称为bons homs （好人）。goodman（好人）这词在英文中开始是用以称呼士兵，以后用以称呼家长、房主，最后像法文的bonhomme（懦夫）一样专用来称呼农民：goodman Hodge，Hodge（傻头傻脑的人），这是对农民的轻蔑的称呼。无疑地，正是当bonhomme被用来称呼农民时，一般地用来称呼那些被贵族和军阀掠夺的农民时（vivre sur le bonhomme——靠农民为生——是当时的一句流行话），这词便带上了“滑稽可笑的”的意义，一直保留至今。按照杜甘日（Ducange）的说法，bonhomme一度曾用以称呼妻子有外遇的丈夫。通过加字尾good和bon便变成滑稽的同义语——goody，bonasseo Agathos和bonus在古代不能有这样的意义，只是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才碰到bonatus，就是指纯朴的。拜占庭时期的作家主要是在温柔的、善良的意义上使用agathos一词。雅典现代的街头流浪儿童似乎是把这词当作愚笨的意义来使用。

^[2] Graeques-罗马的保民官和演说家。——译者

^[3] 肉体上的力量受到这样髙的重视，以致在《伊利亚特》的第三首诗中海伦（Héléne）杷希腊的领袖指给特洛亚老人时说，奥德赛同麦列拿和阿亚克西的区别不在于年龄，不在于容貌和性格，而在于他的力量，因为奥德赛的双肩比他们都宽。西西里的第奥多（Diodore de Sicile）数说埃巴米龙达（Epaminondas）的品质时，首先说到他的肉体的力量，而后才是他的能言善辩，他的宽宏大量和战略才智。

^[4] imbellis，imbecills意指：不适于作战，拉丁作家把这词主要用作懦夫解，即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软弱解。malus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被用来形容没有具备必要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美德的人。

^[5] 即在阿里士多芬（Aristophane）时代的民主的雅典，商人也不服兵役。在他的《柏吕大士》（Plutus）中的吿密者声称他之所以变成商人，为的是不去打仗。
　　普鲁塔克说马利亚士人（Marius）“为了战胜辛不利人（Cimbres）和条顿人（Teutons），蔑视法律与风俗，征募奴隶和没有氏族和部落的游民（即贫穷者）入他在他们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统帅会把这些人编入自己的军队，武器，也像一切其它的共和国的荣誉一样，他们只交给那些拥有公开的财产足以保证其忠诚的可以信赖的人。”

^[6] “手艺劳动毁坏体魄和降低智力水平，因此之故，从事这行业的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征用于公共服务。”（克塞诺芬：《经济学》）

^[7] 用来形容半开化人的英雄的形容词sloique（禁欲的、坚强的、耐苦的），只是就用语的意义而言才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这词是为芝诺（Zenon）的学生而造出来的，芝诺在柱廊——希腊文称stoa，里面讲学。半开化人具有的这种精神力量恰恰是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

^[8] 中世纪末的骑士为卜字军战争弄得家破人亡和在内讧的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只有靠抢劫为生，像希腊的英雄一样，他则也称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为“剑的收获”。

^[9] 阿里士多芬——贵族党的辩护者和雅典民主政治的死对头，——用古老的风俗来反对新风俗，井且按照奇怪的不合逻辑的做法，把自己的讽刺作品的毒箭首先指向拉马夏（Lamachus）、克列翁（Cléon）和不顾贵族反对而要求并坚持同斯巴达继续作战的煽动家。时代变换了。由血统形成的古代的贵族和由财富而形成的新贵族大都丧失了自己的好战的情感，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是财产的情感而已。战争不再使他们致富，战争夺去了他们的畜群，荒废了他们的田园，消灭了他们的橄榄树林和葡萄园，损毁他们的收获，烧毀他们的房屋。阿里士多芬本人在欧柏（Eubée）就有财产，那里曾经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战场之一。柏拉图， ——作为唯心主义者，他是财产的热烈的保护者，——在《共和国》里要求希腊人作出决定，在内讧的战争中要禁止烧毁房屋和收获；这种战争的恶习只有在半开化的国家中才能容许。

^[10] 圣-日耳曼-德-勃列（SaSaint-Germain-des-Prés）修道院九世纪时的一本账簿在1847年由格拉尔（Guérard）用《伊尔米朗修道院的土地账簿》（Poly-ptique de l’abbe irminon）的名称公布于世，在这本跟簿上把修道院共有的无数土地分成三类：自由的农庄，有临时义务的农庄和农奴的农庄；这些土地，不问经营这些农庄的个人品质如何，都一样无差别地课以徭役和实物租税。因此，经营自由农庄的农奴家庭比起经营农奴农庄的自由人所支付的力役和租税要少些span>.

^[11] 相反相反的现象产生于中世纪。贵族保有骑马作战的权利，因而在战斗中获得了这么大的优势，以致使人看来好像是马传给封建男爵以军人的光荣。因此他就像古代的富人一样，从他的坐赫而命名，自称为chévalier，caballero（骑士）等等。他的最有价值的德行都是由马（chenaleresque，caballerescos，chivalrous等等）而来的。对于堂吉诃德，马是游荡骑士的这么重要的角色，因此想出各种诡辩的理由来要求允许桑科·判扎骑在驴背上跟随着他。

^[12] Japyges，在今意大利境内，古代亚普利亚南部各部族的总称。——译者

^[13] Argos，希腊城市名。——译者

^[14] 苏格拉底想说的是：没有能力供养战马和没有钱来买全套武装的人，便不能充当骑士，也不能充当甲兵——即有全套盔甲的战士。

^[15] 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盛时期的领袖，公元前444―443年描为雅典第一个统帅。

^[16] 雅典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数目是一万四千零四十人，伯里克利为了分配从埃及作为礼品输入雅典的谷物而作的调査可以作证。

^[17] 塔西佗说，哥朗日（Corinthe）的大使——为了唆使感受雅典海军力量威胁的斯巴达人向雅典宣战，——吿诉他们说：“我们只要弄到借款，用提高的工薪来引诱雅典的桨手就行了。”李西亚（Nicias）从西西里的来信中向雅典的议会抱怨雇佣兵的逃跑。若干年之后水兵离开了小亚细亚的雅典舰队而转到历山得（Lysandre）的舰队去了，因为那里关的饷银更多。span>
　　为了打垮西西里的希腊军队，迦太基人把那些以战争为职业的希腊士兵召募了去。亚历山大在达里士（Darius）的军队中发现了希腊的雇佣兵，他宽恕了他们曾同半开化人一起打希腊人，并且把他们收编进自己的军队。雇佣制消灭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感情在半开化人那里是这么强烈和深刻；战斗中的希腊的雇佣兵在一切军队里都能碰到。当斯多葛派和甘尼克派早在基督教徒之前就已说到人类的博爱越出了古代城市的狭小的城垣，他们只不过是对已产生的经济事变和政治事变的事实作了人道主义的和哲学的解释而已。

^[18] 兵士一词在欧洲各国语言中代替了战土（英文是soldier，德文是soldat，西班牙文是soldado，意大利文是soldato等等），它原是由solidus（铜币）一词而来，由此而生出solde（工资）一词。战士正是从能所取得的薪金而得来自已的名字。——就历史上来说兵士是第一批雇佣者。

^[19] 类似的现象也在中世纪的末期重复出现。封建领主之所以有权向农奴和家臣征收自然贡赋和徭役是因为他的负责保护他们不受周围的许多敌人的侵犯。但是当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变导致普遍的内部和平的时候，领主已经失去了保护者的作用；但是这个并没有阻止他保留甚至加重徭役和贡赋，虽然它们存在的意义又已经消失了。

^[20] 资本主义时代看到类似的分解现象，就其革命的后果来说是这么尖锐和这么深刻。在资本主义时期开始时，在十九世纪的初年，小有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理想在舆论界获得了某种的巩固性；劳动、秩序和节约视为同财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美德当时曾引导人们获得财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还能像鹦鹉一样地重复着说：财产是劳动的果实，然而事实上它已不是劳动的报酬了。手工业者和小有产者的理想的美徳只是把雇佣者领到救济机关和医院去。

^[21] 商品生产应作这样的理解，就是说在这里面劳动者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或者为自己家庭的需要，而是为出卖才生产。这种生产形态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和在它以前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那时人们进行生产——不论使用奴隶或者农奴，或者雇佣劳动者——只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古代的贵族家庭，像中世纪的领主一祥，强迫人们在他们的土地丄和在他们的作坊里生产食料、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话，几乎包括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只是自己需要以外的多余东西才在一年的某些季节进行交换。

^[22] 多神教徒并不打算歪曲真理和把商业置于海盜之神梅尔古尔（Mercure）的保护之下。天主教徒是狡猾的耶稣教徒；他们的宗教团体的一些人不是完全致力于遗产的讹诈，他们也从事商业和工业，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唯一的职业，同时又继续肯定只信奉那个纯洁无欺的和不参与任何欺诈的上帝。
　　在1789年取得政权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行为是宣布盜窃的自由，即解除了对商业和工业的一切检査。中世纪的行会主人只在本地市场为近邻而工作；他们对生产规定了严格的监督；行会的代表有权在任何时间走进工场去检査原料和它的制作方法；为了便于它们的监视，工场的门和窗在所有工作时间内都是做开着的：中世纪的手工业者真正是在众目所视之下进行工作。商品在出售之前要受检査，盖上印章或其它记号，证明行会认可了它的质量是好的。这种不间断的检査，束缚了和压制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盗窃天才的发挥，因此成了对行会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资产阶级的作家惯于把自己的文明的一切罪恶加之于被资本家在开化的借口之下肆意劫掠、剥削和歼灭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身上；正是资本家拿酒精、梅毒、《圣经》、苦役劳动和商业把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腐化了。
　　与那些尚未沾文明之光的野蛮民族接触的旅行家都会被他们的德行完美所感动，而莱布尼兹，一切自由主义哲学家中的巨人，也不禁对他们表示敬意，他写道：“我确实地知道加拿大的野蛮人能和睦相处，和和平平地过日子。虽然在他们那里没有类似警察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地球的这一部分任何时候或几乎是任何时候也看不到争执、仇恨和战争，只有在不同部落和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才是例外。我甚至敢于把这个称为政治的奇迹，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知道和霍布士所未注意到的。甚至一起玩耍的孩子也很少打架，而当开始要冲动的时候，立刻就会被他们的伙伴劝止。然而决不要以为他们的爱和平是他们的萎靡不振和感觉迟纯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同他们反对敌人的充沛的热情相比，而光荣感在他们中间发展得特别强烈，他们为复仇而献出的热情和他们在受苦难折磨时所表现的坚忍就是证明。假使这些民族有朝一日能够把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知识同这样巨大的自然的品质结合在一起，那末我们在他们旁边就只是未成熟的胎儿。

^[24] 马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9〕一个阿波列约值五个戈贝克，一个金塔伦约值一千六百六十五个卢布；一个银塔伦约值一百六十六个卢布。——第108页

^〔20〕奥林雪克，色雷斯的一个城，雅典影响的堡垒。雅典遭受到菲力普·马其顿方面的攻击。奥林雪克派军队去帮助雅典。“奥林雪克的演说”就是德摩士台纳反对菲力普的鼓动的演说。——第111页

^〔21〕 “柏拉图式的满足”是存在思想上，而不是存在实际上。——第114页

Ⅰ 英雄理想的形成

Ⅱ 英雄理想的解体

Ⅲ 资产阶级的道德理想

Ⅰ
英雄理想的形成

Ⅱ
英雄理想的解体

Ⅲ
资产阶级的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