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克鲁普斯卡娅

任建华译徐鸣珂校

　　俄语原文来自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79年俄文第4版第136-140页）。
　　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5辑。

　　今年，我们将纪念一九〇五年革命三十周年。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进行集体革命斗争的一次非常宝贵的尝试，这场斗争是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进行的。
　　第三次代表大会于新历4月25日至5月10日召开，会议是在国外即在伦敦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和动摇分子的反对，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当时俄国已经掀起革命运动的高潮，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这场运动，而不应当听其自然发展。
　　当时之所以一定要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全党必须共同来讨论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加以领导。现在看来，孟什维克在当时那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是多么可鄙，多么渺小！
　　孟什维克的领袖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只有那些“变野了的群氓”才能参加武装起义，然而，从俄国却不断传来群众正在拿起武器、准备斗争的消息，关于反映工人群众中发生的情况、各处不断爆发的罢工以及同警察发生冲突的新闻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向布尔什维克的国外报纸《前进报》。
　　在俄国，1905年的五一节是在情绪激昂的气氛中度过的。工人到处都已动员起来，并极力设法瞒过警察的耳目。罢工的浪潮席卷南方。大多数城市里都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华沙，列韦里警察的暴行十分猖獗，在一些边远地区，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各地五一节活动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巴库的传单写道：“让我们最后一次作为奴隶来迎接五一节吧！”这很好地表达了工人们的情绪。群众的热情很高，但是感觉得到缺乏党的统一领导。
　　在这个时刻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表明，党的组织还很薄弱，还不够团结，党的成分也很复杂，党对由于革命不断发展而全部提到自己面前的任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只有一名正式的孟什维克卡姆斯基（奥布霍夫）参加了会议，然而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当时对许多根本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调和派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才决定参加代表大会。为了弄清当时需要从怎样的组织混乱状态中解脫出来，有必要回忆一下大会召开之前那个时期的情况。组织问题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研究的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之一。革命日益迫近，党应当是战斗的、团结的，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却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根据这个条文，任何一个同情党的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成为党员。党员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只要对党表示同情就行：党员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也可以不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都随自己的便。这就不能不削弱党的战斗力。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两年中，马尔托夫的条文使党受到很大损害。
　　所以，撤销马尔托夫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和通过列宁的条文没有发生特别的争论。
　　党的组织也是如通常所说的各行其是。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报纸，因而不再起指导作用；它不仅不起指导作用，反而把人引入歧途。这对于各种色彩的布尔什维克来说都是很清楚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的两年，在缺乏党的统一领导的两年，党的各个组织已经习惯于单独活动。各委员会都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充满自我牺性精神的工作，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然而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就是他们这些人，大会只有一名工人代表。委员会领导群众、作指示、发传单，但是委员会成员同群众的联系却是薄的（不管这在现在听来有多么荒诞）。当时要严守秘密，却又往往搞得过分。事情竟弄到避免把工人选入委员会的地步。当然这也是由于工人在如何对待党内意见分歧方面还缺乏知识。例如在彼得格勒只有一名工人进入委员会。这是非常不合适的。这特别使伊里奇感到情怒，他简直要把一只茶杯打碎。他在辩论中常常发出愤怒的“驳斥”，坚持要求工人加入委员会。伊里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由于保卫各委员会而引起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广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具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为二比八。如果著作中所提出的建议——尽量使工人参加委员会——仍显不够，最好是以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这种建议。”^[1]
　　没有通过关于这方面的专门决议，因为孟什维克围绕这个问题大肆进行蛊惑宣传，然而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却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有关宣传和鼓动的决议里，其中第二条讲道：“……尽可能多地吸收那些和运动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把党和运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觉悟工人担当运动的领导者（作为鼓动员、宣传员，特别是作为地方组织的核心和全党中央机关的成员），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今还可以看到的党中央机关中知识分子占优势的情况，正是由于工人当中缺少这样的政治领导者……”又接着指出：“……只有大力扩大和改善宣传鼓动工作，才有可能给党培养出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需的党的工作者骨干。”^[2]
　　委员会缺乏工人成分还表现在委员会成员们不大清楚各阶层工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了解他们的情绪如何。委员们关于这方面的报告都说得非常笼统。他们经常说：“情绪是各种各样的。”对于群众情绪的革命性，一些人估计过高，另一些人却又估计过低。我还记得奥尔洛夫的代表彼得罗夫的发言。他发展了悲观主义。他的结论是：工人中还存在很强烈的保皇情绪，工人们所谈论的武装起义不过是一般的骚动，如此等等。很显然，情况不明，进行具体领导是很成问题的。
　　伊里奇着重提出了具体领导的问题，这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关于鼓动和宣传的决议、关于中央机关报的决议中都反映了出来。还有一个使列宁感到很不安的问题就是委员会成员对工人的约束太严。伊里奇非常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善于抓住当前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同群众谈话总是那样“认真”。伊里奇在这方面的才能是有口皆碑的。这种才能使他成为一位同群众心连心的受人爱戴的领袖。当时他已经是一位这样的领袖。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伊里奇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题为《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3]的论文，但是为了避免给孟什维克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蛊惑宣传以可乘之机，后来他决定不发表了。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组织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革命浪潮如此迅速掀起的时刻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党的组织问题、同群众的联系问题以及具体领导问题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我能够把这些谈话和争论一一回忆起来，还由于我当时做的正好是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当时的阶级关系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斯塔罗维尔关于对待自由派问题的决议，决定“……要向工人阐明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以土地所有者、工厂主的广泛阶层为代表的温和自由派到以解放社和人数众多的自由职业者团体为代表的比较激进的派别——的反革命性质和反无产阶级性质”^[4]。关于对待农民问题的决议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伊里奇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极其重视农民问题。他始终强调，工人阶级应该领导农民，成为全体劳动人民的领袖。
　　我们党在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农业结构的事业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列宁为这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在这篇文章中不想再谈第三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中心问题，即党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有专门的文章来谈。
　　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三十年，对于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全部意义和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所起的作用，我们看得特别清楚。所有这些问题至今看来仍然同我们密切攸关。在这三十年间，每当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我们党的巩固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问题总是在新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式一再出现。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8卷第378—379页。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6月记录）俄文版第456页。

^[3] 《列宁全集》第8卷第421页。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6月记录）俄文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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