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品格

克鲁普斯卡娅

刘燕明译张秀珊校

　　原文原载于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79年俄文第4版第81—83页）。
　　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6辑。

　　列宁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他的一生和他的整个活动都是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这一点表现在他的全部情感和思想上。小私有的个人主义者所特有的一切小狭隘妒忌、怀恨、报复和虚荣心等都是与列宁格格不入的。
　　列宁富有斗争性，提问题不顾情面，但是从不把任何个人的东西掺杂到争论中去，他总是从事业的角度出发对待问题，因此同志们对列宁不顾情面这一点一般都不见怪。他很留心地观察周围的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努力掌握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善于通过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情看到人的品格，善于很关心地对待人，发现人们身上一切好的、能为共同事业服务的有价值的东西。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当他常到伊里奇这里来，就逐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因此同志们都喜欢伊里奇，而伊里奇自己也从同他们的交往中吸取到其他人很少能吸取到的东西。向生活学习，向人们学习，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伊里奇却能这样做。他对任何人都不使计谋，不耍手腕，他不欺骗任何人，人们都感到他真诚、坦率。
　　关心同志是他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坐牢的时候，还是在生活的时候，在流放当中，在国外侨居的时候，以及在他当上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后，他都关心着同志们。他关心的不只是同志们，而且还有那些同他很疏远的、需要他帮助的人。我这里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封伊里奇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时常有人给你来信求你帮忙，这些信我看了，我尽可能努力去作。”^[1]这是1919年夏天的事，当时要伊里奇操劳的其他事多得不得了。正在全力进行国内战争。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克里木好像又落到白匪手里了”。^[2]要办的事非常之多，但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从来没有听伊里奇说过他没有时间。^[3]
　　他时常对我说，要更多地关心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有一次，在清党期间，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受到了毫无根据的攻击，他于是就抽出时间査阅旧的书刊，找材料来证明这个工作人员虽然是个崩得分子，但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捍卫过布尔什维克。
　　还有些人说列宁是个善良的人（Добрый человек）。但是，从旧词美德（добродетель）演变而来的“善良的”（Добрый）这个词，用在伊里奇身上还不大合适，还有点不够份量和不确切。[3]
　　伊里奇从来不搞家庭和小团体的小圈子，而小圈子习气在旧时是相当盛行的。他从来不把个人的同社会的分隔开来。在他身上，这已溶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从来不会喜欢那种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不能成为同他在一起丄作的同志的女人。他对人非常热诚，他同普列汉诺夫的相处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曾经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从未使他受到妨碍，当他发现普列汉诺夫不正确的时候，当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危害事业的时候，他就全力同普列汉诺夫作斗争当普列汉诺夫成为护国派的时候，他就同普列汉诺夫彻底决裂了。
　　事业上的成就总是使伊里奇感到异常高兴。事业，这是他生活的源泉，是他所热爱和迷恋的东西。列宁总是力求尽量接近群众，而且他也善于这样作。同工人们的接触使他自己学到许多东西。使他能够真正了解无产阶级在每个阶段的斗争任务。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列宁这个科学工作者、宣传家，鼓动家、编辑和组织者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就会了解他这个人。从散见在列宁的文章和演说中的成千种见解，甚至从他的某些提法和说法中，都可以看出伊里奇这个人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是一个为工人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作一个为工人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是最大的幸福。人们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他对生活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广阔，他的工作能力越来越提高。他自己却觉得，他是随着群众的成长而成长，随着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口所以，他才那样颇具感染力地大笑，那样尽兴地开玩笑，那样热爱“常青的生活之树”，因为生活给了他乐趣。如果列宁不是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而是生活在其他的时代，他就不可能成为他那样一个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深信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使他具备了必不可少的远见卓识；把他同无产阶级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和斗争，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培养了伊里奇，使他具有一个未来的人的特点，这种人的品格同那些严重脱离人群，脱离群众的贵族英雄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英雄的品格是根本不同的。
　　了解伊里奇这个人，就等于更深刻、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就等于看见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品格。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37卷第522页。

^[2] 同上。

^[3] 手稿中接着写道：“说得更确切些，列宁是以一个真正的集体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关心着人们。如果翻一下伊里奇的家书，就可以看到，他在值中愈来愈多地使用‘我们’这个代词。他在谈到家庭、编辑部和人民委员会的时候都用‘我们’这是小的地方，但是这些小的地方是能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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