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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一九一七年
克鲁普斯卡娅
李永全 译 张秀姗 校
原文摘自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34年11月11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于《论列宁》（1979年俄文第4版）第42—53页。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8辑。
在瑞士
1917年1月，在苏黎世（瑞士）有许多从各国来的革命青年，他们都了解，当前进行的这场战争是掠夺性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从战争一开始，列宁就竭力明确地揭露战争的这种掠夺性质，阐明战争的起因。他写了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1]，收集了一些特别能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实质的材料，并且从战争一爆发，他就经常不断地谈到必须举起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旗帜。我记得，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就作为侨民住在瑞士。我们向一个鞋匠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很小，窗户朝着院子，正对着香肠铺的窗户。根本无法开窗。我担心伊里奇会生病。房东家人都非常好。 他们把一些房子租了出去。在他们的住宅里住有各个不同民族的人。那里住有德国人、法国人和我们这些俄国人。当然，住宅很简陋，而我们生活得也很俭朴。不得不自己做饭。大家都挤在厨房里。
那里有一个煤气炉。我们这些妇女在这个煤气炉旁经常讨论各种国际问题。女房东，鞋匠的妻子，对这场战争非常不满，有一次她说：
“当兵的应当调转枪头和本国政府拼。”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非常满意，从此以后他就怎么也不想离开这所住宅了。在我们居住在瑞士的这段时间里，列宁不得不做很多工作……。要同其他国家的一些同志谈话，并证明无产阶级奋起的时刻已经来到。于是， 1917年1月在我们居住的苏黎世举行了一次青年大会，各国青年的大会。列宁在这次会上发了言[2]，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系列国家发生，无产阶级将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现在这个时刻就要来临了，但很难确定在什么时候。”他还忧郁地补充说：“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年人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俄国发生了革命！
这是一月的事情，而二月就爆发了二月革命。我还记得我们得知二月革命时的情景。刚刚吃过午饭。我洗好了餐具。接着我们准备到图书馆去。突然来了一位波兰同志，他说：
“你们怎么还呆在这里，俄国发生革命了！”
当然，我们当时把其它一切都忘记了，直奔苏黎世湖边，有一块带檐的招贴板，上面贴着各种电讯。我们看到真的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一革命当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沙皇被推翻了，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依然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给同志们这样写道：现在应该更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唤醒群众的觉悟，并指出，不能就此止步不前，应当继续斗争。
通过瑞士同志的努力，终于让我们取道德国回国，这并不是一下子就办到的，而是花费了一定的时间。俄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已经从电讯上知道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们大家还不能更具体地想象出俄国发生的这场变革的全部细节。当时，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还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诚然，这个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没有采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没有把自己当作政权，但是，它对群众产生了什么影响，它能够发展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仍然是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的。这是巨大的革命高潮。在我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同志们在白岛车站迎接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他们谈话时问道：
“你们认为我们会不会被逮捕？”
谁也没有回答他，大家只是微笑。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彼得堡的时候，他看到，革命军队在欢迎归来的人，并且组织了仪仗队，整个广场都挤满了人。此刻伊里奇感到，他朝思暮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大家把他安置在卡车上，他面向群众说道：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布尔什维克为和平而斗争
从这时起就开始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列宁非常留心观察周围所发生的情况。他注意倾听群众在讲些什么。要知道，这段时间大街上白天黑夜都在谈论着各种问题：战争问题、革命问题。我们就住在我们的人的家里，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姐姐的家里。晚上一打开窗子就看得到：对面坐着一个士兵，一些工人、女清洁工、这座房子的女仆人、还有一些少年聚集在他的身边，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苏维埃，它将来会怎么样，革命会不会继续向前发展，战争情况怎么样，应不应该把战争继续下去，等等。群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这是群众的革命高潮时期。但是当时列宁指出，群众还不懂得必须夺取政权。在三个星期以后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3]，列宁说，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解释工作，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利用群众的这一革命高潮，使群众了解布尔什维克在为什么而斗争，了解布尔什维克在为和平而斗争。为和平而斗争这一口号是联合全体劳动者的口号。这一口号也传到了农村，因为士兵主要是从农村来的。这些挤满彼得格勒所有街道的士兵们热烈拥护和平。但是，列宁说，应该讲清楚，我们将怎样实现和平，我们想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列宁当时写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时候，应当总是很具体的，不要提一些笼统的口号，而应当对一切问题进行解释，作出通俗而又实在的答复。列宁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善于非常具体地对待每一个群众。他从不许愿，不许下任何诺言，而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因此，工人们关于列宁说道：
“他同我们谈话非常认真……”
列宁知道农民的处境非常艰难。因此他在提出和平号召的同时，还说必须提出另一个口号，即使土地成为公有财产的口号。他说，必须夺取地主的土地。我们俄国的农民可能比其它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更加憎恨地主，这不仅因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而且因为地主在这块土地上经营，并且在经营时竭力压迫农民，所以农民憎恨地主不只像恨财主，而如同恨自身的直接压迫者……。因此，士兵们（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民）特别热烈地拥护必须夺取地主土地这个口号。帝国主义战争明显地表明，帝国主义者、资本家们并不考虑群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宁可牺牲千百万工人的生命。这一点已为群众所理解。最后，是关于政权的问题，关于必须夺取政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所以列宁说，必须进行这一解释工作。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解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为选用的口号都是一些特别能鼓舞群众的口号……。当时各家各户，到处都已经在谈论着必须赶走资本家部长的事。甚至小孩子们也都听到了成年人的谈话。一个大约六岁的孩子在院子里玩。也摆上十块小石头，一边向它们冲去一边说：
“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
七月事件
我还记得七月事件。当时我在维堡区工作。我们确定在这一天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恰巧机枪团的代表要来，想共同讨论如何在机枪手当中更好地开展文化工作。我等了好久。一个人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到克舍申斯卡娅大厦去，那里是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我看到，机枪手们在武装行进……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个场面：这个机枪团在行进，一个老工人迎面走来，挡住机枪团的去路，向他们鞠躬致敬，并且说：
“同志们，你们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吧！”
对于党来说，这一发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当时讨论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党决定制止这一发动。于是中央委员会指示我们所有的鼓动员制止这一发动。大家知道，要动员发动，这容易办到，但要制止发动，这就困难得多。所有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都知道，当你去鼓动和号召起来行动时，往往会收到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而且能做得到。但当人们想要发动时，却要说：“不行，同志们，应该拆除街垒，暂时还不能修这个，要等一等再发动”，——这就难办了。布尔什维克就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做到这件事的。我记得，有一个恰巧在机枪手中间工作的维堡区的同志，曾躺在沙发上面对天花板呆望了很久，思考着怎样去说服机枪手们，使他们相信应该让步。但是，党的纪律是强有力的，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进行鼓动宣传，说应该取消这一发动。结果就做到了这一点。
在此以后，逮捕和搜查开始了。七月事件后，列宁不得不躲藏起来，因为到处都力图抓住他和探出他的行踪。有一个时期他仍旧躲藏在维堡区，随后躲藏在谢，雅.阿利路也夫的家里，后来又决定把他送到离彼得格勒更远一点的拉兹里夫（在芬兰铁路线上）去。我们的一个老党员尼。亚·叶梅利扬诺夫的家住在那里，他在1905 年就参加过战斗组织。尽管他的孩子很多，年龄大的、小的都有，但孩子们都受过秘密工作的训练，因此他们谁也不会说出这里住着一些陌生人。
夏末和秋天列宁是在拉兹里夫渡过的。夏天时，大家都以为他们[4]是工人：他们刈草，楼干草——干得很自然。但到冬天就必须搬到其它地方去。[5]于是一个芬兰同志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火车头里，把他送到了芬兰的赫尔辛福斯。
伊里奇在芬兰
我这个时候在维堡区工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送到芬兰躲藏起来以后， 他是通过维堡区进行联系的，通过芬兰的同志传递一些便函，起初我们决定，我不去芬兰，而是留在这里，进行观察，然后把情况告诉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化学信，即用化学方法把要写的东西写在字里行间。他在信中写上自己的地址，为的是让我不用向任何人打听便能到他那里去，还告诉我他住在那里用的是什么姓，都在哪些同志那里。可槽糕的是我烤这封信的时候，给烤坏了一个角，使我无法看到应该走的路线。叶梅利扬诺夫夫妇为我安排了过境事宜。给我弄来了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婆阿塔玛诺娃娅的护照。我戴了块包头巾，边境上的卫兵没有注意，放我过去了。我来到赫尔辛福斯。在那里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但是我没有向任何人打听。我们谈了各方面的问题……
我第一次去过那里以后，过了两个星期，这时已经是九月份了，我又用上次那种办法去了一趟，还是用阿塔玛诺娃娅的护照，坐士兵的车厢。不过这一次车用里谈话的内容完全不同了。例如，一个士兵走进来，述说他们在维堡区如何把军官们从桥上扔下去。当时那里坐着一个携带公文包的先生，他在火车开到第一站时就立刻离开了。一路上，士兵们都在谈论应当怎样夺取政权问题。在走近车窗的时候，看见一个报贩在卖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言论报》，可以看出，士兵是多么鄙视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报纸，一个士兵对报贩说：
“这一瓶我不喝”。
到了那里以后，我向伊里奇谈了士兵的情绪，谈了维堡区工人的情绪，把同志们想对他说的一切都向他转达了。看得出来，他当时在全神贯注地思考：不失时机、举行起义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前夜
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6]一文谈的就是这个时期，即九月份的情况。这是一篇出色的论文。文章写得特别激烈。文中阐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理论。
目前，我们在教育方面发出了重新学习《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的指示，因为根据这篇文章很容易做解释工作——解释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当然，我们的青年是准备为苏维埃政权作牺牲的，但是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我们的青年还不是每个人都彻底了解的。因此，现在召开许多青年会议。例如，我曾经对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一些已经有表决权的年满十八岁的姑娘们讲过话。她们想的是怎样建设地下铁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什么是苏维埃政权这个问题，她们现在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就需要做一些解释工作。当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关于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当你读到《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时，仍然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怎样解释问题的实质的。列宁在九月份所写的正是苏维埃政权所包含的内容。
后来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信[7]，他在信中说，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夺取政权的时候，因为德国资本家想同英国单独媾和，临时政府想放弃彼得格勒，不想保卫革命城市，现在不应该错过时机。后来，伊里奇决定搬到彼得格勒。他开始搬到更近一点的地方。从赫尔辛福斯搬到了维堡区……。在漫长的侨居年代里，他研究了其它国家发生革命的情况，这使他得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例如，列宁多次阅读马克思关于起义的论述。他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巴黎公社的经验，因此，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作了具体的指示：不能把起义当儿戏，如果决定进行起义，那就必须进行到底。他谈到了哪些据点应当占领，哪些桥梁应当占领，谈到应当占领电报局、电话局，谈到怎样和军队联系，怎样占领政府，详细描述了应当怎样组织革命……。从前，我们革命者曾认为，“人民一旦起义，专横暴政就会垮台”，一切都将自发地发生。而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却在于，他们是按照周密考虑好的明确计划来讨论和进行起义的。
列宁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用化学药水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让我给他找一个住宅。我给他找到了。我们维堡区的一位同志玛·瓦·福法诺娃有一个合适的住宅，这个住宅在工人们居住的一座房子里；除福法诺娃外，住宅里没有住任何人。她能够完成伊里奇的一切委托。我们可以使这个住宅隐蔽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注意时时不忘秘密活动的老办法。在1917年革命中，在准备十月革命时，他就运用了老办法。用化学方法写信就是这种老方法之一。住宅准备好了。芬兰同志把他送到了彼得格勒。当时立刻就有一个同志埋怨说：“没经允许就回来了”；但这不是埋怨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8]。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必须实行革命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表示赞成……
因为这时苏维埃都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它们已经被相当多的宣传给说服过来了。苏维埃已经赞成起义。这也是表明起义的时刻已经到来的因素之一。10日召开了会议，15日各个区，各个党组织的代表又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会议。[9]值得注意的是同志们终究违背了秘密活动的老办法。例如，我们在斯莫尔尼宫聚会，周围即有孟什维克，又有社会革命党人，什么人都有。当时讨论了是否举行起义的问题。我们维堡区来了八个人。所有的代表一致投票赞成起义。其他区多数也赞成起义。我现在还记得弗·埃·捷尔任斯基的发言，他坚决赞成必须举行起义；还有丘德诺夫斯基的发言。这是个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他说：
“要说死，那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去死掉，但这样苏维埃政权就能保持住吗？”
他有些动摇。当然，后来他参加了起义，并且不久就在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牺牲了。但当时他有些动播。然而，问题解决了。所有彼得格勒的党组织都赞成起义。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与工会共同举行了扩大会议。[10]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起义的整个计划，选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且首先要使军队做好起义的准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有临时政府存在，但所有的军队却决定，它们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当然，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临时政府决定……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而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拆桥，切断各个区的联系。然后开始把那些仍然忠于临时政府的士官生集结到冬宫前。政府成员都集中在冬宫。总之，很明显，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或是捍卫苏维埃政权，或是被消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呆在福法诺娃的住宅里。只有埃·阿·拉希亚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情况，还有我去。住宅非常秘密，甚至连中央委员都不知道伊里奇躲藏在哪里……
晚上，我在想：“伊里奇在做什么呢？他真的还呆在福法诺娃的住宅里吗？”于是晚上我就到福法诺娃那里去。她说伊里奇走了。拉希亚来找他，告诉他说桥被拆掉了……。他和拉希亚决定，伊里奇去斯莫尔尼宫。他化了装，头上裹了一块围巾。这一切都做得非常笨描。亲爱的伊里奇把帽子都给丢了……总之，他们好容易才走到了斯莫尔尼宫。伊里奇一到，就开始直接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而我不知道这些。我来到福法诺娃的住宅，按照预先约定的暗号敲了门。她对我说，伊里奇走了。于是我和区委书记热尼亚·叶哥罗娃[11]搭上一辆卡车到斯莫尔尼宫去。当时起义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我都不记得我在那里看没看到伊里奇了。我在想起义的事情……
由于作了这样的准备和周密的考虑，没有付出多大的牺牲便夺取了政权。临时政府的成员被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应当说，大家当时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的赤卫队员有时这样议论说：
“没什么，他是临时政府的成员，但可以放他过去，他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成员。”
就这样，不知怎么就把克伦斯基给放跑了，而他在几天以后便开始进攻彼得格勒。的确，他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但是国内战争毕竟是开始了。
在斯莫尔尼宫
这一切是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发生的。我记得伊里奇在就土地问题发言。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革命者。他穿着皮袄，农民打扮。当他听到列宁的演说，脸上现出一种特别兴奋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感到他多年来朝思暮想并为之斗争的东西就要实现了。总之，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得群情激奋……
我搬到斯莫尔尼宫伊里奇这里来了。拨给了我们一个房间。这从前是贵族女子学院，拨给我们的是一个女学监的房间。楼上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办公室的对面是会客室。一进屋就会看到，房间非常小，没有坐的地方。伊里奇背朝窗户站着，倚着墙或窗户。从前线来的士兵和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伊里奇向这些代表团做大量的解释工作。
应该说，当时谁也不认识列宁的面孔。晚上，我们常常走出斯莫尔尼宫，在斯莫尔尼宫周围散步，从来没有任何人认出他来，因为当时没有肖像。今年，我收到一个曾保卫过伊里奇的士兵[12]的来信……。起初，他是一个食堂的负责人。这是沃伦斯基团的一个最不开化的士兵。他从未见过大城市。一进屋就看见他蹲在那里往煤油炉上浇酒精，看酒精怎样突然燃起。他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东西。现在，十七年过去了，他还经常回忆起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
沃伦斯基团的这个士兵非常热爱伊里奇。他决定，应该给伊里奇吃白面包。可当时哪里也弄不到白面包。他回忆说，于是他便到自己的沃伦斯基团去，说我们没有白面包给伊里奇吃。那里立刻给弄到了白面包。他还说：“伊里奇吃这种白面包吃得很香”。
兄弟般的团结
十月革命以后，党不得不为苏维埃政权进行非常大量而广泛的宣传。不得不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当时列宁说，应该改变整个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当时的文章中经常谈到文化生活条件，谈到应该关心儿童，谈到应该使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工作……
现在，当读到列宁当时的文章的摘录时，这些摘录所得到的反应，当然是在1917年所未曾有过的。十月革命的方针涉及所有的问题。但实现这些方针就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列宁当时主要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工作。他只是指出了他认为今后应该怎样进行工作，而党却是在他已经不在的情况下进行这一工作的……
如果我们不注意以往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我们的十月革命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发生。
十月革命，这不仅是我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国际主义的胜利，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也是这样……
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些普遍的经验不仅仅对我们一个国家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国家是一切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战士的故乡。我国共产党员在读到和了解到其它国家所发生的情况时所产生的感情，是一种兄弟般的团结的深厚感情。
注释：
[1] 这里指的是弗·伊·列宁于1916年上半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列宁选集》第2卷第730-845页）。
[2] 指1917年1月9日（22日）举行的瑞士青年工人大会,会上弗,伊,列宁用德文读了《关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2-259页）。
[3] 指1917年4月24-29 日（5月7—12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
[4] 弗·伊·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一起躲藏在拉兹里夫。
[5] 1917年8月9日（22日）弗·伊·列宁秘密地移居芬兰。
[6] 《列宁选集》第3卷第294—341页。
[7] 这里谈的是关于《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页，《列宁选集》第3卷第277-283页）。
[8] 指1917年10月10日（23日）专门讨论准备武装起义问题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9] 这里指的是1917年10月15日（28日）举行的党的彼得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会上提出了根据1917年10月10日（23日）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来准备武装起义的措施。
[10] 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于1917年10月16日（2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的代表，工会的代表，工厂委员会的代表，铁路工人的代表和党的彼得堡郊区委员会的代表。
[11] 叶·尼·叶哥罗娃是党的维堡区委员会的书记。
[12] 指С·П·热尔蒂舍韦。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