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万人的安乐

Ⅰ

　　万人的安乐并不是梦想。我们的祖先为着增加我们的生产力的世世代代的劳动，便证明出来这是可能的，实实在在做得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实际从事生产的人数虽仅有文明国家的居民的三分之一，然而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却是很多的，能够使家家户户都得着相当的安适。我们更知道假使现在那些以耗费他人劳动的结果为生的人，一旦把他们的闲荡时间用来制造有用的物品，那么我们财富的增加，当然是以生产者的人数为比例的，或者还有更多的增加。人类的生产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过他的生殖力，这恰和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教主马尔萨斯^[1]的学说相反。一个地方的人口愈稠密，他们的创造财富力的生长便愈速。
　　因此英国的人口从1844年到1890年之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而其生产力的增加，就以最小的数目来计算，也是二倍于人口的增长率，即是百分之一百三十。法国的人口增加最迟缓，然而其生产力的增加也是很快的。虽然农业常常遇到恐慌，虽然国家常来干涉，还有什么所谓“血税”（即征兵）以及投机商业和财政等等的限制，然而过去八十年间法国小麦生产量的增加却有四倍之多，工业的生产更增加到十倍以上。至于美国，则这种进步更是显著。美国的财富并不因欧洲过剩的工人的移往而减少，反而因为这个缘故增加了十倍。
　　但是这些数字还不足以指出在将来更完善的社会情形之下，我们的财富应该增加到怎样地步；现在的推算恐怕还达不到将来的财富的百分之一。因为现在我们的生产力虽是增加得很快，然而一方面游民和中间人的数目的增加，也是很惊人的。一般社会主义者预料资本会渐渐地自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只要把几个大富翁的财产充公便行了。然而这种预料不惟不能实现，并且发生了相反的事实，就是那些依靠他人劳力而生活的寄生者还是不断地增加。
　　在法国每三十个居民中，实际的生产者还不到十个人。统计全国的农产，不过是不满七百万人的劳力的结果。在矿业和纺织两大工业中，工人的数目还不到二百五十万；然而掠夺劳力而生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在英帝国从事于纺织业的工人，合女工童工在内仅有一百万人；从事矿业的不到九十万，耕田的不到二百万。据最近工业调查的结果，在全部工业中被雇佣的男女工及童工仅有四百余万^[2]。那些统计学家要在四千五百万居民中算出八百万生产者的最高额，便不得不夸大其说了。严格的说，从英帝国输出于全球的货物，也不过是六七百万工人制造的。至于那些股东和中间人，他们直接间接敛取劳动者的精华，又插身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坐收厚利，这种人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呢？
　　不但这样，并且那些拥有资本的人还不断的限制生产，以减少货物的产额。我们且不必说那些专门供富人吃的牡蛎，宁可一车一车的抛在海里，只为了免得它变成平民的食品。我们更不必说起象牡蛎那样地处置了的千百种奢侈品——织物、食品等等。我们只要记着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限制人类最必须的物品的生产便够了。无数的矿工准备着，并且也很愿意来天天挖煤，送给那些冷的打颤的人；然而通常他们里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做工到三天以上，因为老板要维持煤炭的价格，不愿因煤的出产加多而使其价格减低。成千成万的织工也同样地被禁止使用纺织机，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只穿着破布，虽然全欧洲四分之三的人都穿着不象样子的衣服。
　　时常有几百个熔矿炉；几千所工厂休息着不开工，又有许多只做半天的工——然而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都有二百万以上的失业工人；他们到处寻找工作，却始终得不到一个！
　　倘使叫几百万人来开垦荒地，或把瘠地化为收成很好的沃土，他们将会是何等的欢喜！一年间的方法得宜的劳动，可以使英国数百万英亩荒废着的象现在所谓绝对不毛之地，生产出五倍多的东西来；更可以使现在一英亩只产出八英斗的小麦的法国南部的干地，增加五倍多的出产。然而这些勤勉的愿意去开垦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仍不得不过着闲荡生活。这实在是因为那些土地，矿山和工厂的主人喜欢把他们从公共社会掠夺来的资本，投到土耳其和埃及的公债里，投到巴达哥尼亚的金矿中，使埃及的农夫，意大利的移民，中国的苦力作他们的工钱奴隶。
　　这不过是直接的有意的限制生产。此外还有间接的，无意的限制生产的方法，这便是把人类的劳力耗费在制造绝对无用的，或仅能满足富人的虚荣心的物品上面。
　　财富遭受着间接的限制到怎样的程度呢？应该用于生产上的精力，并且特别用于生产所必须的机械的设备上的精力，又被耗费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简直不能用数目字算出来。我们但看欧洲每年耗费在军备上的那笔大款，其目的不过是为着攫取各国市场的支配权，使自己的货物畅销于邻近的地方，俾国内的掠夺更见容易。又每年要耗费数百万金钱来供养各种官吏，他们的职务却仅仅是来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即是几个富豪的权利），少数人操纵国民经济活动的权利，并且还要耗费数百万金钱来维持裁判官、监狱、警察，以及一切所谓“正义”的装饰品，这完全是耗费于无用之地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大都市中的贫乏稍微减轻一点，犯罪的事也会因之而减少的。最后我们还要说每年耗费在宣传毒言邪说的印刷物上，以及为党派，为政治家和投机的公司等等的利益而出版的造谣的报纸上面的金钱，也有数百万之多。
　　然而还有前面未举出来的劳力的浪费。譬如保持富豪家中的马厩、狗窝、奴仆等等的事；助长交际社会的新奇流行和迎合庸俗的大众的低级趣味的事；又如强迫那些消费者购买他们所不需的物品，或利用夸大的广告来把劣质卖与他们的事；此外还有制造者为着贪图厚利的缘故，去生产绝对有害的物品的事:这样的浪费是很可惊的。假使把这种浪费完全用来生产有益的物品，那么，我们的财富又要增加一倍以上。假使把这种浪费用来置备机械，放在工厂与制造所里面，那么现在三分之二的国民所缺乏的物品又会充满在商店中了。在现今的制度之下，各国的生产者中，差不多整整有四分之一在一年中间有三四个月是得不到工作的，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力（其实甚至可以说是二分之一）的结果完全造就了富人的娱乐和公众的掠夺而已。
　　因此倘使我们考察一下现在的情形，看见一方面各文明国内生产的增加异常迅速，一方面又看见现在情形下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生产，我们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倘使把经济制度改良一下，使他更为合理一点，那么，不到几年的功夫，必要的生产品便会积蓄了很多。到了那时，人人都要说：“够了！够了！我们的煤炭，面包，衣服等等都很够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考究怎样才能够好好利用我们的闲暇，发展我们的能力！”
　　从此，我们可以相信万人的安乐不是梦想了。诚然，在上古时代，人用尽他一身的力量耕种一亩土地，只得着几斗小麦，并且还要用手来制造农业上，工业上的器具时，这算是梦想的。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现在人们已经发明了发动机，只用少量的铁和几包煤炭，便能运转复杂的机械象驾驭柔顺的马一般，在这时候，万人的安乐不再是梦想了。
　　但是要实现万人的安乐，就不应该将这莫大的资本——城市、房屋、牧场、耕地、工厂、公路以及教育等等——认为一种可以由少数垄断者自由支配的私产。
　　这些由我们的祖先在困苦艰难中所获得，所建筑，所创造，所发明的丰富的生产工具，应该成为一种公共财产，俾万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由众人的共同利益中产生。
　　应该要有充公的创举。应该知道万人的安乐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Ⅱ

　　“充公”，这就是历史放在我们二十世纪^[3]的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一切能够用来创造众人幸福的东西皆归众人所有，这就是近代人的最大要求。可是，这个问题却不能靠立法解决。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想。穷人和富翁一样，知道非但现在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是将来任何政治革命所产生的政府也不能够解决它。人们已经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了，无论贫人还是富人，大家都公然的相信这个革命已经逼近了，它是时时刻刻可以爆发的。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人类思想有了一种大的变化；这种新的精神被少数人（换言之，即有产阶级）箝制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所以它必须以强力冲破藩篱而爆发为一个革命。
　　革命从何发生呢？革命怎样爆发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那些能够观察而又能深思的人决不会看错它的兆候；劳动者与雇主，革命者与保守党，思想家与实行家，大家都感到革命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做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用心研究革命的戏剧性的一方面，而少注意到实际的革命工作，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只见到这些大运动的舞台的效果，如起初几天的战斗、障碍物等等。但是这种战斗，这种开始，不久就完结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旧政府倒坍以后，才能说是开始。
　　旧的统治者已经无能为力，而又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即刻会被暴动的烈焰疾卷而去。1848年有产阶级的帝政只在几天内就消灭了；并且在国王路易·菲力普坐着马车逃出法国以后，巴黎就完全忘了它的废王^[4]。同样梯也尔政府在1871年3月18日那天几小时内就不见了^[5]，让巴黎去决定它自己的命运。然而1848年与1871年仍只是暴动而已。在民众革命之前，旧的统治者逃遁之快，更是出人意料。这班旧秩序的主持者逃匿到外国去，在安全的地方躲着，图谋再举，设法卷土重来。
　　旧政府消灭了，军队也在舆论的怒潮之前迟疑起来了，他们再不肯服从他们的指挥官；那些指挥官也很聪明，很谨慎地逃开了战地。于是军队交叉着双手让革命党人自由行动，或者去和暴动者连成一气。连警察也垂着双手不知道应该打革命党人呢，还是应该高呼“公社万岁！”有的便回家去，“等待新政府的成立。”富有的人收拾他们的行李，逃到安稳的地方去。只有平民留在城里。——看，一个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在许多大城市，公社制度宣告成立了。几千几万的人在街上游行，夜间自己跑到各种临时的俱乐部里去问：“现在应该做什么？”并热烈地讨论公共事务。一切的人都很关心社会的变动；昨天的中立者或者就是今天最热心的人。到处都有自愿牺牲者，每个人都希望着维持胜利。崇高的献身的行为就在这时发生了，群众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向前迈进。
　　这一切都是极美妙、极崇高的。但这还不是革命。革命的工作不过从这时候开始。
　　自然这时不免有乘机复仇的事情。象瓦德林、托马士^[6]这类的人因为名声太坏，不免要受着惩罚；但这不过是斗争中偶然的事，并不是革命。
　　社会党的政客，急进派，新闻界的失意分子，中产阶级与工人中的竞选演说家，不免兴高采烈地跑到市政厅和政府机关里去占一个空位置。有些挂起金银的带子，心满意足，对着部里的镜子，而且用心学习适合于他们新地位的威仪去发号施令。他们要是不挂起赤色的饰带，戴上锦绣的制帽，装起官僚的模样，怎么能够威压从前在工厂和事务所中的旧同事呢！又有一些人却埋头在档案中间，费尽力气，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个头绪。他们要制造法律，还要发布夸大的告示，然而这时再没有人来奉行这些了，因为革命已经发生了。
　　这些人想使自己握着他们从来未有过的权势，他们依旧去求助于旧的形式的政府。他们便成立了如“临时政府”、“公安委员会”、“市长”、“县长”、“公安委员”等等名目，有的是选出的，有的是推举的，他们都会出席委员会或公社的会议。这一群人一共包含着一二十种意见不同的党派，对于革命的范围、态度，各有不同的概念，“实行派” ^[7]、“集产主义者”、“急进党”、“雅各宾派”^[8]、“布朗基派”^[9]，同聚于一室，虚耗时间于口舌的争论中。诚实的人和野心家聚在一起，那些野心家只梦想着攫取权力，他们一旦得势，便会排除人民。大家怀着正相反对的意见聚集在一处，组成暂时的联盟，为着要造成多数，然而这多数的寿命只能够维持一天。他们彼此争论，互相骂为反动派、官僚、流氓等等；一遇重要措置意见便不能一致；平时只就极其微小的琐事争论；除了发出夸大的布告而外，什么事都做不出来；大家都以为自己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其实革命的真正力量却是在街巷之间。
　　这些事在那些平素喜欢看戏的人，倒觉得快意，但这决不是革命，什么事都还没办到！
　　在这个时候只有人民受苦。制造所停办了，工厂关门了，商业也全部停顿了。工人甚至不能够再获得他从前的那样微小的工钱。食物的售价却一天一天地增高起来。但是民众有英勇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每次临到绝大危机，便愈见崇高：他们要坚忍地等待着。在1848年革命时，他们曾这样地说：“我们要忍耐过这三个月的艰难困苦，以致力于共和；”而同时“他们的代表”与新政府的大人先生以至于最卑劣的自负多能的小官僚，还是要按期支付薪俸。
　　民众受着痛苦。他们有着小孩的那样的信仰。他们有着那些迷信领袖的群众的好脾气，他们还以为在“那里”——在议院，在市政厅，在公安委员会——有人在争取他们的权利。然而实际上在“那里”讨论的，什么事情都有，独民众的福利一层却未提起。在1789年饥馑蹂躏了法国全境，使革命遭受挫折；当人民陷于贫困的深渊的时候，在香榭丽舍还是华丽的轻车相连，满载着那些饰珠玉，竞艳装的美女丽人，罗伯斯比尔^[10]还催着雅各宾党^[11]讨论他个人关于英国宪法的意见。当1848年劳动者因工商业停顿而受苦的时候临时政府与国民议会却在讨论军人的饷银和囚徒的工作，反把那些处在可怖的危机中的人民的生活置之不顾。又如那在普鲁士炮弹之下产生出来的巴黎公社^[12]，虽仅仅支持了七十日，也犯了这同样的错误——这失败证明出来：民众饿着肚子去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个人每天只得着三十个“苏”（一个苏值五生丁，共合一个半法郎）要他同时在街垒上作战并且养活家庭，是办不到的事。
　　民众受着苦，他们常常自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免除这种灾难呢？”

Ⅲ

　　在我们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们必须承认并且高声宣言：每个人不管他在旧社会中的等级如何，不管他是强、弱、巧、拙，而且社会中所有的衣、食、住等等维持生存的必需品都应该没有差别地分配给万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要高声宣传这个，更要去实行这个。
　　我们必须这样地处置切事务，使工人在革命的第一日，便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横在他们的眼前。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会蜷伏在高楼大厦附近的桥下了；也没有人会在食物堆积的地方挨饿绝食了；更没有人会在皮毛堆积如山的衣店旁边冻死了。万物为万人所有，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最后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真正革命终于成功了。这革命要先考虑了民众的需要，然后才来叫民众尽义务。
　　这决不是“议会的法令”所能办到的，我们必须直接地并且有效地把那保证万人安乐的一切必要物品占有了，这才算是唯一的真正科学的进行方法，这才是唯一的多数民众所能了解并且希求的方法。我们必须以民众的名义去占有谷仓、衣店、住宅。不要使一件东西被浪费。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组织起来从事拯救饥饿，填补缺乏，应付一切需要；不为某一一个人的利益而生产。应为保全社会全体的生活及其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从事生产。
　　“做工的权利”那一类的暖昧的语句，是在1848年的当时用来欺骗民众的，到现在还有人想用它来欺骗民众，然而这类的语句我们不要了。让我们来大胆地承认:万人的安乐既是今后可以实行的，我们就必须使它实现。
　　当1848年工人要求做工的权利的时候，国有和市有的工厂便设立起来，工人被驱到那里去做苦工，每人每日仅得着四十个“苏”(英币一先令八便士)的工资。当他们要求“劳工组织”^[13]时，政府便回答说：“朋友！忍耐着，政府正在给你想法。这里有今天的四十个苏。我勇敢的工友们！你们为着蝴口奋斗了一辈子，现在稍为休息罢”。同时政府又修理大炮，召集预备兵，用尽中产阶级所熟习的方法，使工人自己分裂解体，后来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便下令叫工人到非洲去殖民，要是不去，便处以枪毙的刑罚:这时是在1848年6月，离前政府推倒之期不过四个月罢了。^[14]
　　反之，倘使工人去要求安乐的权利，其结果必然两样。所谓要求安乐的权利，即是要求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利，——这含有适应各家庭的需要占有住宅，把食物的仓库收归公有，在熟知饥馑的苦况以后，再来认识富裕的意义。他们主张他们对于一切社会财富的权利(这财富是过去和现在世世代代民众的劳力的结果)；并且还要利用这财富来使他们也享受资产阶级独占去了的科学和艺术的高等快乐。
　　他们主张过着适意生活的权利，同时他们还主张更重要的权利，要有权利来为他们自已决定如何才是适意的生活，要保证这种适意的生活须生产何物，何种东西是无用而应该排斥的。
　　“安乐的权利”便是说要能够过着人过的生活的意思，要能够养育子孙，使之成为比较我们现在这社会更优美的社会的一分子的意思；而“做工的权利”的意思，不过是使工人成为工钱奴隶和苦役者，他们的子孙将永受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支配罢了。“安乐的权利”是社会革命，而“做工的权利”不过是商业制度的踏车^[15]而已。
　　现在是时候了。工人应该起来主张对公共遗产的权利，并且应该占有这个遗产。

　　
^[1] 马尔萨斯(Thomas-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人类的生殖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过他的生产力，即是：人口按照等比级数(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则按照等差级数(算数级数)增加。为了调济这种人口过剩的现象，便产生“预防的障碍”(如节欲，避妊，堕胎等)与“实质的障碍”(如战争，饥馑，杀婴等等)两种制止方法。克鲁泡特金在本书和其后的《田园工厂手工场》中反复申述，证实了马尔萨斯学说的错误。——译者
　　
^[2] 在五十三种不同的工业的各部分（连军用品制造业在内）中雇用劳动者的总数为四百零一万三千七百十一人；在铁道的敷设与保线事业中有二十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人。他们的生产总数价值达到1,041,037,000镑，而他们的净产数是406,799,000镑。——著者（英文本）
　　
^[3] 法文原本出版于1892年，故作“十九世纪末叶”。——译者
　　
^[4] 指法国二月革命的事。——译者
　　
^[5] 指巴黎公社革命的事，梯也尔（Ad．Thiers）在六十几天以后又攻进了巴黎，参看本章注[12]。——译者
　　
^[6] 托马士（ClémentThomas）被称为1848年6月革命时的“屠夫”，最为巴黎人民所憎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他任国民军总司令，被群众杀害。——译者
　　
^[7] 实行派(Possibilistes)，即法国社会主义劳工会会员的名称，又称为布鲁斯主义者(Broussistes)，以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1854——1912)为领袖。——译者
　　
^[8] 雅各宾派(Jacobins)，如今用来称呼一般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革命政府的人；不是指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译者
　　
^[9] 布朗基派，即布朗基主义者，这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布朗基的信从者，反对帝国及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译者
　　
^[10] 罗伯斯比尔（M．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中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恐怖时期的独裁者。——译者
　　
^[11] 雅各宾党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左派，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比尔是他们的领袖。——译者
　　
^[12] 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指1871年法国的工人革命。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国内资产阶级另组织号称国防政府的临时政府，以梯也尔为领袖。次年（1871）3月18日巴黎民众暴动，推翻临时政府，梯也尔等逃往凡尔赛。巴黎民众另组工人政府，即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5月22日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经过一个星期的屠杀后，巴黎公社完全毁灭。——译者
　　
^[13] “劳工组织”属于路易·布朗的社会改造计划，布朗在1848年的临时政府中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还是临时政府劳工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所组织的国民工场便是模仿布朗的计划而组织的，但布朗所筹划的社会改造计划并未能实行。——译者
　　
^[14] 2月24日法王路易·腓力普逃亡，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四个月后发生6月的革命，这6月事变可以说是当时的国民议会促成的，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反动派占了优势，它选出后的第一炮便是发布停闭国家工厂的法令，更激起工人阶级的恶感。6月23到26日四天中巴黎工人与国民军在巴黎市内外巷战，事败，工人被捕者有一万多人，其中多数被枪决。——译者
　　
^[15] 踏车是从前设在监狱内令囚犯踏磨的东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