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拥护者也许会说，这种情形只是一部分的情形，所以并不是实在的情形。我们必要承认，基督教徒也不过是人类，他们断不能绝不为他们的环境的各种堕落的势力所影响，不过，这只是基督教的一方面罢了。从其他方面说，我们又必要知道，它所提倡的道德原是一种远超于古代道德之上的东西，它主张以一种高尚的人道，一种无限的怜悯心来看待一切具有人形的动物，无论是上等人或下流人，是氏族的外客或同伙，是敌人或朋友；它所宣传的是博爱一切阶级和一切人类的教义。这种教义是不能够以基督教出现的时代为根据来解释的；正因为出现于一个道德极堕落的时代的缘故，它便变得愈加可惊；唯物史观在这里实不能对于我们有所补助；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现象只能为一个个人的高尚性所解释，那个人就是一个与时间和空间的一切条件绝无关系的人，一个“神人”，亦即近代所惯说的“超人”。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主义者”的见解了。

　　但什么是事实呢？我们且首先把惠及穷人的慈善事业和惠及奴隶的人道拿来说说；这两种现象真的是见于基督教中么？不错，我们在古代中找不出很多的慈善事业，其原因并不难寻：慈善事业是以大规模的贫乏现象之存在为前提的。古代的理智生活以共产主义的各种条件为根据，以氏族土地、团体、家庭之公共所有权为根据，各人都具有分享公共的产品和公共的生产工具的权利。当时并没有什么施济的需要。

　　读者实不应把殷勤的招待和慈善事业混为一谈。殷勤招待原是古代的一种很普遍的特色；可是它和慈善事业不同，它是一种平等人之间的关系，慈善事业则含有一种社会的不平等性。殷勤招待是使主客俱欢的；慈善事业则有表扬施与者而鄙夷接取者之意。

　　在事情的变化进程中，大都市逐渐产生一大批的无产者，这是我们所已说过的。但这个无产阶级并没有政权，也得不到政权，因此便无从利用它来为本身获取一部分的粮食，因为利用奴隶劳动及剥削属土而流入富者和国家的仓中的粮食之一部分。幸而当时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当时的政权是民主政权，所以连这些无产者也不需要有慈善事业。慈善事业不特要有民众的贫乏性为前提，并且要有一个没有政治权利和权力的无产阶级为前提，这两种条件在帝国时代以前还未普遍。慈善的见解之只能到了帝国时代才开始支配着罗马社会，原是无足为奇的。然而这种见解并不是基督教的超人的道德的结果。在凯撒（罗马的国王）统治初期，一般凯撒还以为利用面包和娱乐来收买军队及京都中的无产者，实是一种可取的计策。尼罗之施行这种计策尤著成效。在许多大的属土都市中，统治者也应用这种方法来缓和下层社会的民众不满。

　　可是这种手段是不能持久的。社会日渐贫乏，国家的用费便不能不减少了。各个凯撒所最先减削的费用自然就是他们所不复再怕的无产者的费用。希求能对于劳动力的日益缺乏的趋势有所补救的心理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对于无产者没有从前那么慷慨的一种原因。如果不把谷赐给他们，则可以作体力劳动的无产者便不能不寻求工作，甚或不能不受缚于大地主而变成他们的“佃农”或租户了。可是新式的布施之所以出现却正是因为这种欠缺充分的劳动力的缘故。

　　在帝国时代中，一切古代社会组织都逐渐崩解，不特各氏族如是，并且连大家族的家庭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各种家族的束缚和政治的束缚渐渐消灭，个人已不复为亲属牺性和为团体和国家效忠了。孤儿们因为这种情形而受的痛苦尤为厉害。无父无母的他们这时已变得毫无依靠；没有人是会顾念及他们的。没有亲属愿意料理的孩子的数目更因为下列的事实而日渐增加：普遍的贫乏现象和牺性精神逐渐减少的情形使力求回避家庭责任的人数日渐众多。有些人以不结婚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们以娼妓替代妻室；当时男妓之风异常盛行，这是我们所应附带说及的。有些则虽然结婚，也力求避免生育子女。这两种习尚都自然足以减少国家的人口，引起劳动力欠缺的情形，因而增加一般贫乏的程度。有许多有子女的人则觉得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抛弃他们。这种绝妙的办法非常普遍；法律的禁制并没有丝毫的效果。当时有两个日渐迫切的严重问题：管理那些不为亲属所照料的儿童的问题，和管理那些仍和父母居住的贫穷儿童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当然引起初期的基督教徒的很大注意。这些基督教徒常常都关心于孤儿的料理。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力求养育孤儿弃子和无产者的孩童，不单是由于怜悯之心，并且是因为需要劳动力和兵士之故。

　　在亚古士督时代，我们便已经看见人们向着这个方向而尽力；到了第二世纪，这种努力便首先取得实际的形式。尼尔华王（Nerva）和图拉仁王首先在意大利的各属州中设立这种机关，由国家购买大宗地产以分租给人民应用，或以抵押品为担保而把它们转给人民应用。所得的地租或抵押品的利息便拿来作训练贫民，尤其是孤儿之用①。

　　哈德良登极后，即马上依照图拉仁所拟定的计划扩充这种机关，使可以收容五千个孩子，其后的各个国王更把这种机关继续扩大。伴随着这种国家慈善事业一并发展的更有团体的慈善事业，正如在其前之有私人事业一样。据我们所知，最早的私人慈善事业见于亚古士督时代。曾任司法官的巴锡拉（Helvius Basila）曾捐出22,000元给拉丁姆（Latium）的阿佗那城（Atina）的公民，以购买谷米来分给那里的孩子——其数目之多少惜乎不见于记载②。

　　后来，在图拉仁时代，也有这类的机关。塔拉沙那（Tarracina)的一个富有的妇人马克赖那（Caelia Macrina)，在她的儿子死了的时候，曾送出一百万昔司脱塞（50,000元以上）作为基金，而以其利息为供养一百名男女孩子之用；小普林尼又于97年在他的故里科蒙姆城（Comum)——即现在之科摩（Como)——中设立一间贫穷孩子的膳宿所，以一幅值500,000昔司脱塞的地产的常年收入作为经费。他又设立种种学较和图书馆等。

　　这一切组织自然不足以抵消帝国的人口日减的趋势；因为这种人口日减的趋势的各种原因实深藏于经济情况之内；所以它是随着经济衰落之进展而进展的。一般贫乏化的情形一路进展，直至消灭了为继续这种儿童幸福事业所必需的财力的田地；贫乏不特使各种给养机关陷于破产，并且使国家本身也陷于破产。米勒论及这些给养机关的发展情况说：

　　“它们已差不多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了。哈德良改良过儿童的住所。庇护（Antonius Pius）曾为这种用途而筹措新款。在公元145年中，匹西那谟（picenum）的一个都市的男女儿童，受库柏拉蒙佗奴（Cupramontano）的恩惠的人，为他建立一个感恩的碑铭，安布立亚（Umbria）的塞斯佗那谟城（Sestinum）的儿童在161年中也有同样的举动。拉丁姆的菲古里亚（Ficulea）的同样的碑文可以证明奥理略也有同样的政绩。奥理略的这种事业似乎在他的统治之初期便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自此以后，帝国的一般崩解程序便伴随着这种组织的历史比肩并进了。不断的战争使奥理略陷入财政的困境中，甚且使他不能不投卖王朝的王冠珠宝、徽章及别的贵重物品；因为这种缘故，他似乎竟至于没收这种组织的基金而担保由国库支付这笔基金的利息。在高摩达（Commodus）时代，国库曾试过九年不执行这种义务，巴替拿斯（Pertinax）因为无法支付欠款的缘故竟干脆把它们宣告无效。可是这种组织的命运后来却似乎较有进步。据记载所说，掌理这种事业的官吏到了第三世纪还依然存在；不过，这种官职大概就止于此时了。到了君士坦丁时代，我们便不复听见有这种东西了。”①

　　贫乏之增加也许足以消灭慈善事业的机关，却不能打破慈善的见解，慈善的见解是随着痛苦之增加而渐渐变得愈加强有力的。可是这种见解并不只是基督教的一种特色；基督教只不过是和它的时代分享这种见解。那个时代之所以趋尚这种见解不是因为当时的道德的高尚性，而是由于当时的经济衰落的现象所致。

　　赞赏和羡慕慈善事业的心理也是另一种没有这么可爱的性情之出现的结果：那种性情就是矜夸自己的布施物的性情。上文所已说过的普林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我们关于他的各种慈善机关的一切消息都是由他本人传出来的：他在立意公布的书籍中很详细地述及这些机关。当我们读着这些书籍，看见普林尼陶冶着他的各种高尚情绪和表示着极端羡慕自己的人格之高贵的时候，我们觉得与其说这足以证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的道德的伟大性，足以证明它的最幸福的时代，好像格里高鲁维阿斯（Gregorovius）及其大多数的同党所说的那样②，无宁说这只足以证明那个时代的无意义的虚荣心，当时的祭司式的妄自尊大性及诚心的伪善性之一种训诲式的副本。照我们所知，对于普林尼曾给以最苛酷的批评的就是尼布尔(Niebuhr)，他在他的作品中极力责骂普林尼的“幼稚的虚荣心”和“不诚实的谦虚性”。③

　　基督教的拥护者之述及基督教善待奴隶，正好像他们之述及慈善事业一样。他们说，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是基督教的特色。

　　我们必要首先指出，基督教——最低限度也可以说，变成国教以后的基督教——永未尝企图过打倒奴隶制度的原则。它对于奴隶制之废除，永未尝与以丝毫的助力。假如我们说，为谋利而剥削奴隶的制度已消灭于基督教时代之内，其所以消灭的各种理由也与基督教的见解绝无关系。我们在上文早已说过这些理由了，那就是：罗马的军事上的衰落使廉价奴隶的供给日渐减少，因而使剥削奴隶的方法变成无利可图。但就另一方面说，蓄养奢侈奴隶的习尚却远在罗马帝国之后还继续存在；事实上，罗马世界中的另一种新式奴隶，太监(eunuchs)，是和基督教同时出现的东西。这些太监在自君士坦丁开始的基督教的国王之下所占的地位尤为重要。不过，他们早已见于尼罗的父亲革老丢（Claudins）的宫廷中了①。

　　当时自由无产者本身也永未尝存有取消奴隶的想念。他们力求向富人和国家勒索较多的金钱，借以改良他们的处境，而使他们可以不必从事于任何工作——这种目的，除非以剥削奴隶为根据，是断不能达得到的。

　　很有趣，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著的Ekklesiazusoe里所加以描写的未来共产国家中，奴隶制还继续存在。在那个国家中，有财产与无财产的人的分别已不存在，可是这仅限于对自由人而言；一切东西都变成他们的公共财产，连干着生产事业的奴隶也包括在内。自然，亚里斯多芬只不过把这种情形当作一种幻想，可是这种情形却和古代的思想完全符合。

　　我们在一本作于公元前第四世纪，论及亚的加的一般兴隆景象的来源的小书中——波尔曼在上文所已述及的历史作品中曾提到这本小书——也看见同样的态度。波尔曼说，这种争论所要求的是“由国家大大增加经常费用，借以举办运输和生产事业”，尤应由国家购买奴隶来开采各种银矿。这些国家奴隶的数目应该增加到使每个公民都有三个奴隶的地步。这样，国家便最少也可以把最低限度的人生乐趣赐给所有的公民了①。

　　波尔曼教授说，这个精巧的提议实是力求有利于无产者而以把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为目的的“集产的过激主义”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其实，这原是古代的无产者所特有的态度，他们的利益在保存奴隶制度；波尔曼关于这种要求的见解却是资产阶级的学者的狭隘性的特色，资产阶级的学问以为任一种的所有权的国有化，甚至人类（奴隶）的所有权的国有化，都是“集产主义”的一个例证，以为任何一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办法——不论这个无产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还是一个被剥削阶级——都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例证。

　　下列的事实实可以证明当时的无产者之希望保存奴隶制度；甚至连罗马的无产者的革命行动也未尝反抗过以人类为所有品的原则。反过来说，当时的奴隶又往往乐意帮忙统治者以镇压无产者的暴动。由贵族领导的奴隶曾与革拉古时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以致命的打击。五十年后，由革拉苏领导的罗马无产者又平服了在斯巴达克斯的领导之下的叛变的奴隶。

　　待遇奴隶的方法是和当时没有人与以严重注意的取消奴隶制的见解，没有丝毫关系。我们又必要承认，基督教关于奴隶的见解的确是比以前远较进步，它的确是承认奴隶实赋有各种人类的权利。这种见解和帝国时代的初期的奴隶所处的苦况——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奴隶的生命和肢体是为他的主人所极端虐待的——的确是有天壤之别。

　　基督教的确是极力反对那种待遇奴隶的方法。可是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因此便是反对它的时代的精神，它对于奴隶所抱的态度因此便是绝无仅有的态度。哪个阶级是自命有权可以无限制地虐待和残杀奴隶的呢？自然就是那个富有的地主阶级，尤其是贵族。可是一般平民阶级，自己没有奴隶的下层阶级，对于虐待奴隶的特权，是没有大地主那么关心的。不错，罗马人民中的小农阶级本身蓄有奴隶的小农阶级，或——最低限度的说法——这个阶级的习例，一日存在，则罗马的人民就一日不觉得有保障奴隶的必要。然而人们的情操却逐渐不同了。这不是因为道德的教训已经进步，而实是因为罗马的无产者的成分已经改变。生出来便自由的罗马人，尤其小农，日渐减少，被解放而又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的奴隶的数目却增加得异常迅速；在帝国时代中，罗马人口的大多数都是这一类的被解放的奴隶。奴隶之所以被解放是有许多种原因的。许多因为避免家庭责任而没有子女——这是常见的情形——的人都写下遗嘱，使他们的奴隶在他们死后获得释放，他们之所以如此，或是由于一时之爱恶，或是由于仁慈为怀。又有些则往往在生前解放他们的奴隶，这或者是为着报酬某种特别劳役，或者是为虚荣心所怂恿，因为当时的人是把能多释放奴隶的人认为富人的。更有些则因为政治上的作用而解放他们的奴隶，因为被解放的奴隶虽然具有各种政治的权利，却大都仍然依靠他们的故主过活，而变成他们的依赖者。因此，奴隶实增加了他们的主人的政治势力。此外，奴隶们也可以贮蓄金钱，借以赎回他们的自由，许多主人往往在他们的奴隶已变得皮黄骨瘦的时候，高索赎金借以购买另一批其能力未经用过的新奴隶。

　　奴隶在人口中所占的数目日渐众多，被解放者的数目也就日渐增加。可是自由的无产者却渐渐愈加以奴隶阶级为来源，而不以农民为来源。然而这个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反对蓄奴的贵族，而力求把各种政治的权利和权力由他们的手中夺取过来的——夺取政权实可以使他们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罗马的平民阶级之正好在蓄奴者最苛待他们的人类牛马（奴隶）的时候开始表同情于奴隶，原是无足为奇的。

　　可是我们又必要顾到别一种的原因。

　　当凯撒们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的家庭，正好像任何高贵的罗马人的家庭一样，是由奴隶和被解放者管理的。罗马人虽然已很堕落，那些生出来便自由的公民却仍然以为，即使伺候最有权势的同僚也是有损威严的事体。凯撒的家庭此时已变成了帝国的朝廷，他们的家庭奴隶这时已变成了帝国的宠臣。于是罗马帝国便产生一种新的行政方式，管理国家事务者除了那些由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官职之外更有若干由奴隶和被解放者充任的官职。这些官员渐渐掌握国家的实权而统治国家，至于那些由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吏则渐渐变成空衔，只足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不握有实权的东西。

　　帝国的朝廷的奴隶和被解放者变成了世界的统治者，并且因为盗用公款、勒索和受贿的缘故又变成了世界的剥削者。夫里德楞得在那本我们引过不只一次的杰作《初期帝国的罗马生活及习尚》中把这种情形描写得最为精到：“他们因为其特殊地位而得到的财富就是他们的势力的一种主要来源。在被解放者的财富已变成人所共知的时代中，可以和这些王仆比较的人当然是寥若晨星。那息萨斯（Narhcissus）共有400,000,000昔司脱塞（21,00O,000元），这实是古代世界所可知的最大宗的财产；帕拉斯（Pallas）共有300,000,000昔司脱塞（16,000,000元）。卡力斯特司（Callistus）、厄怕夫洛带塔斯（Epaphroditus）、多立福鲁斯(Doryphorus）等所有的也不见得较少。当革老丢有一次叹息帝国财政陷于困难境地的时候，罗马的人在闲谈中说，如果他那两个被解放的奴隶（那息萨斯和帕拉斯）肯让他成为第三个伙伴，则他便会变成财帛有余了。”

　　事实上，许多国王都因为要向富有的奴隶和被解放者分享其由盗窃公款及勒索人民而得的钱财的缘故而获得大宗的收入。

　　“因为拥有大宗的财富的缘故，王廷的被解放者的奢侈和荣耀程度便超出罗马的贵族之上。他们的大厦实是罗马中最宏伟的大厦。据朱味那（Juvenal）说，革拉丢的太监波沙特斯（Posides）的大厦，比卡匹托庙还壮观，其中世界最罕见和最贵重的物品触目皆是。……王廷的被解放者又以各种宏伟而有用的建筑物点缀罗马和王国内的其它都市。克连德（Cleander）、高摩达的有权势的被解放者，曾把他的大宗财富之一部分用来建筑种种有用于个人及有用于整个都市的房舍、浴池和别些东西。”

　　如果我们比较当时的地主贵族的财政衰落的现象，则这许多奴隶和旧奴隶之忽然发达起来的情形尤为可惊。这种景况正和现在的犹太财务贵族的勃兴的景况相似。现在那些由贵族出身的破产者对于富有的犹太人是怀着痛恨和鄙视的态度的，但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却不能不向他们表示谄媚；罗马的贵族对于王廷的奴隶和被解放者也恰好一样。

　　“罗马的高级贵族不得不争着极力尊崇国王的有权力的奴仆的，虽然这些来自古代的名贵家族的后裔很衷心地轻视和厌恶这些出身微贱，带着无法可以洗脱的奴隶印迹，并且从许多方面说其法律地位都比生而自由的乞丐为低的人。”

　　从社会上说，国王的仆役的地位原很低贱，而远在那些出身高贵的贵族之下。

　　“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其实是往往恰好与此相反。地位极属卑贱的‘奴隶’洋洋自得地被‘自由的人民和贵族所羡慕和嫉妒’，罗马的最高贵的家族都五体投地地屈服于他们之前；很少人敢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当时的人因为力求阿谀的缘故竟然为帕拉斯涅做族谱，说他的鼻祖就是与他同姓的亚加狄亚（arcadia）的国王。西庇阿斯（Scipios）的一个后裔且在元老院中提出一个表示感谢的议案，他说，这个王室的后裔竟然抛弃其古代的尊荣以为国家服务，并且屈驾为王仆，实是值得感谢的。根据一个执政官的提议（在公元52年中），元老院曾把一个司法官的勋章和一笔巨款（15,000,000昔司脱塞）送给他。”不过帕拉斯却只接受前一种礼品。

　　于是元老院便通过一宗感谢帕拉斯的决议案。“这个法令公布于一个立在一个武装的凯撒像之傍的铜牌上，由此这个拥有300,000,000昔司脱塞的富翁遂被评为极不自私的模范。维忒力阿斯（L.Vitellius）是维忒力阿斯王的父亲，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虽然其卑鄙性即在当日亦为人们所指摘，却也把帕拉斯和那息萨斯的金像视为家神而崇拜之。……

　　可是最足以切实表示这些旧奴隶的地位的却是下面的事实：他们在贵族们很重视其古代血统及各种高贵的禁戒的时候，还可以和贵族家庭的女儿——甚至那些与王室有关系的女儿——结婚。”①

　　由是罗马的公民、世界的主人，便渐渐屈服于奴隶和旧奴隶统治之下和鞠躬叩头于他们之前了。这种情形对于当时的各种见解，显然必会发生很大的反响。贵族也许渐渐愈加痛恨奴隶，因为他们渐渐愈加不能不向奴隶让步；一般的民众对于奴隶渐渐表示敬重之意，奴隶本身也渐渐自负起来了。　

　　从另一方面说，专制政治早已战胜平民阶级而出现了。它——大部分由旧奴隶形成的专制政治——这时正向着大地主的贵族阶级挑战。不像莫名一钱的群众那么容易被收买的地主贵族实是新兴的凯撒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所要对付的唯一劲敌；假如我们可以说在帝国统治中有所谓反对派的东西，则这些蓄有许多奴隶的主人就是帝国统治中的共和党反对派了。可是奴隶和被解放者却是国王的最忠心的拥护者。

　　这一切势力当然引起一种对于奴隶表示友好的态度，不特无产者具有这种态度，并且连王室和随从王室的人也具有这种态度。王室的哲学家和无产阶级的游荡教师都很努力的表现这种态度。

　　我们不再转引任何表示这种意见的长篇巨论了。我们只想述及一宗很具特色的事情：暴君尼罗对于奴隶和被解放者之仁慈。尼罗王是常常和贵族的元老院作对的，元老院虽然很谄媚个别的有势力的被解放者，但对于一般奴隶和被解放者却常常都要求与以最苛酷的待遇。例如，元老院在公元56年中要求与奴隶的故主以特权，使他们可以把那些对他们有“无礼”举动——即不够自卑之意——的被解放者的自由取消，借以降低被解放者的“妄自尊大性”。尼罗极力反对这个动议。他指出，被解放者这时已获得很高的地位，有许多武士——甚至元老院议员——都是由他们的行伍出身的，他又提出下一条的古代罗马原则：各阶级的人民虽然有种种差别，但自由却必须是人所皆有的东西。尼罗提出另一种动议以为替代，那就是不得削减被解放者的权利的动议，并且强逼怯懦的元老院与以通过。到了61年，形势愈加险恶。罗马城的提督塞坎得斯（Pedanius Secundus）被他的一个奴隶所暗杀。依照古代的贵族法律，这种行为是要把当暗杀时在家的一切奴隶尽行杀戮以为报复的。当这种暗杀案发现时，在家的奴隶，连男女在内，不下四百人。一般民众坚决地援助奴隶；元老院本身大有为公意所屈服之势。于是加西阿斯(Caius Cassius)元老院中的共和党反对派的领袖、凯撒的一个暗杀者的后裔，便昂然起立，作激烈的演说，鼓舞元老院不要为恫吓所屈服，不要稍向怜恤心情让步。人道的废物是只能为恐惧心理所抑制的。这个煽动者的演说词异常有效；没有一个议员反驳他，甚至尼罗也不能不让步，而以为缄默是最上的计策。于是那些奴隶便尽被杀戮。可是当那个共和党贵族乘胜大鼓勇气而在元老院中提出另一个议案，主张把曾和那些受刑的奴隶同住过的一切被解放者都逐出意大利之外的时候，尼罗却起而表示反对了。他说，虽然古代的法律也许不应为怜悯心和同情心所软化，但那种法律的严厉性却不应增重。因此，这后一个动议便失败了。

　　据辛尼加说，尼罗甚至委任一个特别法官，以“考察主人们对于奴隶的苛待情形，及规定主人的残暴性和任意性和他们对于供给食料的吝啬性的限制”。这个国王又把角斗的事件减少，并且，据斯韦托尼阿斯所说，他又坚持不准杀死那些参与角斗的人——即使他是应受刑罚的罪犯。

　　我们也有一种述及提庇留的同样的记载。上面所引的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一种含有训诲性质或政治作用的历史纪录，以为其职责在以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标准来衡量已往的人物的历史纪录，实是绝无效用的。暗杀他的母亲和他的妻的尼罗，很宽大地把生命赐给奴隶和罪犯。这个暴君在共和党大有倾覆自由之势的时候悍然为自由之保障；这个耽于淫佚的狂徒以非人道和绝不慈善的德性对待基督教的诸圣和烈士，使饥者得食，使渴者得饮，使裸体者得衣——读者还要记着他对于罗马的无产者的慷慨性——并且左袒贫民和受苦者的使命：这个历史人物实足以使一切企图以道德标准评论他的价值的人陷于失望。不过，企图断定尼罗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恶汉，还是二者兼备好像近来的人所假定的那样，虽然是一种困难而又愚蠢的举动，可是如果我们以他的时代和他的社会地位为出发点，我们却很容易了解尼罗和他的各种行为，我们所同情和我们所嫉视的各种行为。

　　王廷和无产阶级对于奴隶所表示的仁慈性必然会因为奴隶已不复是一种廉价商品的事实而变得愈加坚强。从一方面说，奴隶劳动那种一向引起种种最可怕的残暴性的形态，即奴隶劳动之因为谋利而被人剥削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所遗下的只是奢侈奴隶，这些奴隶因为其职役具有特殊性质的缘故，通常是蒙受较优的待遇的。奴隶渐渐愈少和愈贵，一个奴隶未及时而死所引起的损失渐渐愈大，奴隶渐渐愈难于为新奴隶所代替，则奴隶便相对地愈加变成较重要的分子。

　　最后，还有其他势力也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的，那就是人们之渐渐愈不愿意效劳军伍的情形——这种情形使回避流血事件的城市居民的数目日渐增加；和国际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我们在评论个人时必不可以他的族谱为根据，因而要抛却各种民族的差异性和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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