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衰落的预兆很早便出现于各统治阶级中了。这些统治阶级是绝无活动，绝无工作，甚至连学问和政治工作也交给奴隶去做的。在希腊，奴隶劳动最初使主人获得空闲的时间以执行管理国家及默想大部分的重要人生问题的职务。可是，剩余产品愈多——这些剩余品因为土地集中，大地产扩大，奴隶增加的缘故，逐渐汇聚于个人的手中——一般富人便愈趋于把享乐的习惯，耗费这些剩余产品的习惯认为是统治阶级的最贵族的社会职责，便愈好作浪费的竞争，愈好赛宏伟，赛奢侈，和赛懒惰。在罗马，这种程序自然比较在希腊较易完成，因为希腊在达到这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其文化程度已略为退步了。希腊的军事势力之发展是以野蛮部落为主要牺牲品的，而它在中亚细亚和埃及又已碰到强有力的切实反抗了。他们的奴隶是野蛮人，他们断不能由这些奴隶学得什么，也不能把管理国家的责任交托他们。他们所能够取自野蛮人的财富又是比较无足轻重的。罗马的统治便不同了。这种统治很迅速地普及于东方的古代文化的中心地点，直至巴比伦（或塞琉细亚Seleucia）为止。罗马人不特由这些新征服的地方取得大宗财富，并且由这些地方取得许多学识高出他们的主人之上的奴隶，他们可以从这些奴隶那里学识许多东西，并且可以把管理国家的责任交托他们。国家的行政人员旧日原是据有大幅土地的贵族，到了帝国时代，却渐次为皇室的奴隶，和旧日原是王帝的奴隶，这时仍忠于故主的被解放者所继承了。
大地产的主人和他们的各种寄生从员所仍有的唯一社会职责就是享乐。可是人类对于过长的刺激是会变成没有反应的，无论那种刺激是快乐还是痛苦，是淫佚的冲动还是害怕死亡的心理。没有劳动以为调剂的纯粹的不断快乐所最先引起的结果就是：由于不住地追寻新的娱乐，借以制胜旧日的经验，重新刺激已疲的神经，因而引起种种最不自然的罪恶，最精巧的残暴行为，并且引起最高程度和最无意识的浪费。然而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种限度的，人类一旦达到不能再复增加其快乐之点——或是因为欠缺资财，或是因为欠缺能力，或是因为财力或身体魄力已陷于破产——便变成极端厌恶快乐，甚至完全厌恶人生了；一切世间的思想和影像这时都似乎是虚幻的东西。结果便是绝望，求死，并且渴望一种新的和较高尚的生活。然而许多人的厌恶工作的心理已根深蒂固了，所以即就这种理想生活而论，他们也不把它视作一种欢然工作的生活，而把它视作一种绝对不动的极乐状态，因而绝对脱离肉体要求和肉体享乐的一切痛苦和幻灭而获得的极乐状态。
可是剥削阶级中的上流人物对于他们那种以消灭无数的自由农民，以虐待数以千计的矿场和大地产中的奴隶为根据的快乐，也有一种羞耻的感觉。他们的良心内疚也引起一种表同情于奴隶的意识——这种同情意识和当时一般人所持以对付奴隶的生命的残酷态度极相矛盾。最后，这种不快的良心又引起一种厌恶金钱欲——这时已经支配着整个世界的金钱欲——的心理。
普林尼在所著《自然史》第三十三卷中强调地说：“我们知道，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一种奴隶暴动的领袖）是不准其党羽占有金银的。我们的逃亡奴隶的思想真比我们高超得多了！雄辩家麦舍拉(Messala）曾说过，安多纽斯（Triumvir Antonius）是以金器来应付他的最下级的肉体需求的。……这么样损害了金的价值，而使之变成自然界中最下贱的东西的安多纽斯实应被摒弃于法律之外。然而可以把他摒于法律之外的却只有斯巴达克斯一类的人。”
在这个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寻乐如狂以自害，酷爱金钱和残暴行为，另有一部分人则充满同情于受苦者的心理，厌恶金钱和快乐，甚且渴望死亡。在这个阶级之下的是无数的苦工奴隶，他们所受的虐待比畜牲所受的还较厉害，他们是来自各种不同部落的人，他们因为受到主人不断摧残，因为工作于锁链和鞭笞之下的缘故而变得卑贱和鄙野，他们充满着抑郁无言的愤怒、复仇的欲望和绝望的心情，常常都准备举行激烈的暴动，但因为大部分都是落后的野蛮分子的缘故却不能打倒强有力的国家制度而另设新的制度——虽然特出的领袖也许存有这种野心。他们所能够获得解放的唯一方法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而是脱离那个社会，投身于罪犯阶级或土匪中——他们不住的扩大罪犯和土匪的人数——或脱离帝国的疆界而投身于帝国的敌人中。
比这千百万最痛苦的人类的地位较高一点的就是那百数十万往往有奢侈和丰富生活的奴隶阶级。他们常常目击各种最过分的和最残暴的欲情，并且为这些欲情所苦，他们是各种人类可以想得到的邪恶行为的从犯，他们或者变成这些邪恶行为的牺牲者，因而好像他们的主人那么堕落，或者——又好像一部分的主人那样，并且比主人来得较早，因为他们之蒙受快乐生活的恶果的痛苦是必然远比主人较早的——憎恨堕落和只是求乐的行动，而热烈地期望着一种新的、较纯洁的、较高尚的生活。
伴随着这一切人们存在的还有无数已被解放的公民和奴隶、许多已贫穷化的残余农民、厄运的佃农、处境困苦的城市手艺匠和搬运工人，以及大都市中的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具有自由公民所有的魄力和自信心，但在社会中已变成经济上的过剩人口，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安定的感觉，要绝对依靠大富翁由于慷慨，或惧怕，或求和平心理而掷给他们的余屑以过活。
《马太福音》曾代表耶稣论及自己说：“狐狸有罂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第八章第二十节）这句话所表现的只是一种盛行于当时的思想，革拉古（Tiberius Gracchus）在基督未出世之前一百三十年早已替罗马的整个无产阶级表现过这种思想了：“意大利的野兽有它们所可以栖息的洞穴，可是为意大利的光荣而奋斗和死亡的人所仅有的都只是日光和空气，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劫掠去的。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住，带着妻子随处流荡。”他们的困苦和他们的生活的恒久的不安定性必然使他们对于他们所天天目击的大富翁的日益无耻和奢侈的情形倍加愤恨。贫民对于富人因此便存有一种剧烈的阶级仇恨心理，可是这种阶级仇恨心理是和近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心理绝不相同的。
现在的社会完全建基于无产阶级的劳动之上。它只要停止工作，社会便根本摇动了。古代的被摒弃的无产者却不事劳动，甚至残余的自由农民和手艺匠所做的劳动也并不是不可少的东西。当时的社会并不依靠无产者来生活；无产者却要依靠社会来生活。无产者完全是过剩的人口，是可以完全消灭而无妨害于社会的。反过来说，无产者消灭适足以使社会制度变成愈加固定罢了。当时的社会的基础原是奴隶的劳动。
现在的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各种冲突系发生于工厂和工作场所。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来掌握产品，生产工具的主人还是劳动的主人？这种斗争包括整个生产制度在内；它是一种力求以较高级的生产方式替代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斗争。
古代的贫穷化的无产者和这种斗争并没有关系。事实上，他并不工作，也不想工作。他所想的只是分享富人的享乐，把各种娱乐——不是生产工具——另行分配过，劫掠富人的财富——不是改变生产方式。他对于矿场和大耕种场所的奴隶的痛苦，正好像对于一般动物的痛苦一样，并没有丝毫的感动。
农民和手艺匠更不能想到要建树一种较高级的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些阶级甚至在现在也不希望实现这种东西。他们的梦想充其量也不过是恢复旧况。然而他们是和流氓无产者有密切关系的，流氓无产者的各种希望是极能引动他们的，因此，他们所仅有的想望或野心也就是这些贫穷化的无产者的想望或野心：一种以牺牲富人为基础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以劫掠富人为前提的共产主义。
所以，在共和国末期及帝国时代中的罗马社会也许有许多社会冲突，许多阶级仇恨心理，和许多阶级斗争、暴动及内战，一种无限地渴望不同的较好生活和废除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心理；可是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会稍为致力于引入一种新的和较高级的生产方式的工作① 。
这种运动所必要的道德上和知识上的条件当时并不具备；没有一个阶级具有为求努力朝着新生产方式的方向而前进所必要的知识、能力、乐于劳动的心理和不自私的德性；并且，各种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连这种东西的观念也是不能出现的——也不存在。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蓄奴的经济在技术上并不是一种进步而实是一种退步，这种经济不但使主人柔弱起来和不适于劳动，不但增加社会中不事生产的工人的数目，并且还减低生产工人的生产力和阻滞实际技术的进展——某些奢侈品职业也许是例外。无论什么人，如果把蓄奴经济之下的新生产方式拿来和它所代替和压制的自由农民的生产方式比较一下，都不能不说，它是一种衰落，而断非一种进步。一般人都开始觉得，已往实是较好的日子，实是“黄金时代”，而每一代和上一代比起来都是一种退化。资本主义时代有一种显著的观念，那就是，人类有无穷的进步的观念，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力求改良其生产工具因而使人类有把已往认为黯淡及只把将来视为光明的趋势；在罗马帝国中，我们却看见相反的见解，以为人类是不住地愈趋堕落及不断地渴望恢复已往的盛况的见解。在帝国时代中，即使各种社会改革和社会理想对于生产情况之改良发生关系，这些改革和理想的目的也只在恢复古代的生产方式，自由农民的生产方式；这种目的也是很对的，因为自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的确是比较高级。奴隶劳动把社会引入迷途。社会是必要再次放在农民的操作之上，才可以从新上进的。可是罗马的文明却连这一个步骤也不能采取，因为它已经失却这个步骤所必要的农民了。别些国家必要把大批的农民移殖于罗马帝国，然后可以使罗马帝国所创造的文明的残迹再复变成新的社会进化的基础。
古代的蓄奴经济正掘着它自己的坟墓，好像任何以互相仇视的心理为根据的生产方式一样。这种经济，就它在罗马帝国所最后达到的形式而论，是以战争为基础的。只有不断地打胜仗，不断地征服新的国家，和不断地扩张帝国疆土，才可以供给它所需要的大批的廉价奴隶。
然而战争是不能不靠兵士的，兵士的最好的来源就是农民。惯于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的地方，做着不断的劳苦工作的农民最能够忍受战争的困苦。贫穷化的都市无产者——不复惯于劳动的无产者——及熟练的手艺匠、纺织工或金匠或雕刻家，均远不及他们那么适用。自由农民之消灭就是罗马军队的士兵之消灭的意思。罗马渐渐愈加必要以受雇的志愿兵，过了当兵时期之后还愿意服务的职业兵士，来替代有投军责任的兵士。不久之后，这些兵士也不够用了，因此便不能不连非罗马公民的人也要收容。在提庇留时代，罗马的国王早已向元老院宣布过，良好的兵士已不敷应用，一切暴徒和流氓都不能不与以收容。罗马军队中来自各属州的被雇的野蛮人的数目日渐众多；及至最后，军队中的缺额且不能不由外人——帝国的敌人——补充。在凯撒时代，我们早已看见罗马军队中有条顿人了。
由统治民族中征募军士的机会既渐减少，士兵既渐稀罕和昂贵，罗马的爱好和平的心理便不能不随之日渐增加，这并不是因为道德观念有什么变迁，而实是因为各种物质的缘故。罗马不能不爱惜它的兵士，但同时又不复再能扩充帝国的疆土了；它只求能找得充分的兵士保持原有的境界，便已心满意足了。罗马的攻势大体上陷于停顿的时候正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即提庇留时代。罗马帝国此时正在开始力求保存它的领土，使不至为境外的敌人所侵犯。并且，这种形势的各种困难这时又正开始变得较为严重，因为罗马军队中的外人——尤其是条顿人——的数目愈众，则罗马的野蛮的邻人便愈加熟识它的财富和它的战争方式——且不说它的弱点——并且愈加怀着以胜利者和主人的资格而不是以受雇者和奴隶的资格攻入帝国的野心。过了不久，罗马的主人便不仅不敢再从事于征伐蛮夷的工作，并且不能不在蛮夷之前休战或惧怕他们了。于是，在第一世纪内，廉价奴隶的川流便猝然变成干涸。主人们渐渐愈加要生殖奴隶了。
然而生殖奴隶实是一种很破费的手续。训练奴隶那种事业可以获利的只能以高等的家庭奴隶，可以做技巧工作的家庭奴隶为限。应用有训练的奴隶来经营大地产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应用奴隶于农场中的情形日渐少见，甚至采矿事业也日渐衰落了，许多矿场都因为无足惜的奴隶——战时的俘虏——的供给断绝的缘故而变得无利可图了。
可是蓄奴经济之没落并不足以使农民从新再生。当时并没有充分的农民，有经济力量的农民，并且土地私有权又是一种障碍。大地产的主人不肯抛弃他们的所有权，他们只是减缩他们的大经营的规模。他们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小佃农，租给佃农或Coloni① 耕种，而以他们必要把一部分的劳动力用于主人的农场中为条件。因此便发生一种甚至到了封建时代仍然为大地主所采取的农作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到资本主义时代才为资本家的租地制所替代。
“佃农”所来自的劳动阶级一部分是农村奴隶和贫乏农民，一部分是大都市的无产者、自由手艺匠和奴隶——他们已不复能在大都市中谋生活，因为自从蓄奴的农业经营和采矿事业日渐衰落，富人的阔绰和奢侈程度已渐次降低了。此外，这些劳动势力又为附近各属州那些其土地为野蛮部落所侵占因而逃入帝国内地的居民所扩大，这些居民到了帝国内地之后，也就变了“佃农”。
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并不能阻止为欠缺奴隶所引起的经济衰落的进程。从技术上说，这种新方法和自由农民制比较起来，也是落后的，它并且是技术发展的障碍。“佃农”所要做的农场工作仍旧是一种强迫工作，他之对工作表示抑郁不快和玩忽的心理，他之视牲口及工具，正好像旧日的奴隶一样。不错，“佃农”是工作在自己的农场中的，可是他所有的土地只是一幅极小的土地，主人断不怕他会变成不恭，他断不会获得超出仅足以维持生活的程度以上的东西。并且，以物品支付的地租又是苛重到使“佃农”要把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程度以外的一切产品尽数交给主人的。“佃农”的惨状也许可以和爱尔兰的小佃农，或今日的意大利的农民的情形相比——同样的生产方式现在还流行于这两处地方。
可是现在的农业地区最少也有一条安全的后路，它们实可以把人口移殖于工业发达的地方。罗马帝国中的“佃农’，却没有这种方便。当时的工业并不注重生产工具的生产，它的主要目的在制造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为大地产和矿场的主人的剩余所得日渐低减的缘故，城市中的工业便随着衰落，而其人口也随着迅速减少了。
然而地方区域的人口也渐次减少。小佃农不能维持大的家庭，因为他们的农场的出产通常只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一旦失收，他们便没有供给来源，又没有可以用来购买生活品的金钱了。饥荒和悲苦的现象必然普遍；“佃农”的队伍大批地死亡，尤其是他们的子女。爱尔兰在上一世纪中的人口渐减的情形正好与罗马帝国的人口渐减的情形相匹。
“我们很容易便可以明白，使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的各种经济原因必然对于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城——发生最显著的影响。读者如想获得数字的说明，那就请他注意下列的各种数目罢：罗马城在亚古士督时代约有人口1,000,000，在帝国时代的最初那一百年中并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塞弗拉（Severi）时代便减为600,000；其后便继续迅速减少了。”①
迈尔（Eduard Meyer）在他的杰作《古代经济进化史》（1895年）中曾把第奥·克立索斯吞（Dio Chrysostom，约生于公元前50年）在他的第七篇演讲词中述及优卑亚（Euboea）的一个小镇——他没有把镇名说出——的情形的话载在附录里面。这段话把帝国的人口减少的情形很有力地表现出来。
“四周的区域完全属于这个市镇，并且把贡物送给这个市镇。一切土地如果不尽是，也差不多是富人的属品。他们是分散于各处的地段，可以用来做草地和耕地的地段的主人。可是这些土地完全是荒凉而无人使用的东西。有一个公民曾在‘公民大会’中说过，‘我们的土地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无人耕种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用来耕种，又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少。我自己所有的土地也好像任何其他人那么多，我不仅在山岭中有土地，并且在平原中有土地。假如我可以找到愿意把它们用来耕种的人，则我不仅愿意交给他而不收他的租钱并且很欢喜为此而与他以金钱酬报……。’那个人还继续说，现在在城门之前的土地也变成荒芜了，土地绝对赋闲并且露出一种忧愁的神色，大有处在沙漠中间而不是正在城门前之势。……运动场已变了一幅草地，因而使赫克利（Hercules）和别的神像和英雄遗像在夏天便为草花所掩藏，正在我之前说话的那个人天天早上都把他的牛群赶到市立大会堂和市政厅之前吃草，结果便使来访问我们的外宾无一不笑我们或为我们叹息。
“因此，我们便看见，在这个市镇中有许多住屋都是阗然无人的；市镇的人口显然是日渐减少。有少许紫衣渔夫住在卡化力石那里；要不然，我们便在这个辽远而广阔的区域中找不到一个人了。从前，这幅土地尽属于一个‘拥有大群牛马、许多草地、许多肥沃的耕地和许多别种财产’的富有公民。为着他的财富，国王曾下令把他杀死，他的家畜尽被驱逐，连那些属于他的牧者的牛畜也被驱逐，自从那时起，他所有的土地便变成荒芜了。只有两个牧者，自由人和市民，留存在这里，他们现在以打猎及少许的农作和牧畜事业来维持生活。……
第奥在这里所描写的情形——即在帝国时代的初期中，希腊全国的情形也大致与此相同——和以后数百年中的罗马及其附近地方的情形并无二致，这种情形并且把它在坎判纳（Campagna）所留下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现在。在这个区域中，我们又看见，各地的市镇已经消灭，各处的土地已经变成空旷，只供牧畜（及在山边种葡萄）之用，及至最后，罗马城本身也变成空无居民的城市，它的屋宇没有人住并且日渐崩塌，它的大市场和卡匹托山上的各种公共建筑品已变成牧畜的草场。爱尔兰在本世纪（十九世纪）中也开始发现同样情形，这是任何来都柏林和游历本国的人所必然看见的。”（第67——69页）
土地的肥沃性也渐次减少。厩中饲养的方法当时还属罕见，并且，在蓄奴制之下，必然是很少被人采用的，因为这里的人是把这种方法认为苛侍家畜的。然而没有厩中饲养法便是没有肥料了，而不施肥料于土地，或不作深入的耕种，其结果必致减少土地的继续生产的能力。这种耕种方式只能在最肥沃的土地中获得有利的收成。可是这些肥美土地的数目是不断减少的，这些土地的能力是随着耕种时期之愈久而渐趋穷竭的。
美国在十九世纪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那些实行蓄奴制的南部各州中，一般人并没有把肥料施于土地，因此那里的土地很迅速地变成瘦瘠，奴隶的应用只有在最肥美的土地中才变得有利。在那个国家中，蓄奴制度之能够继续存在完全是因为不住向西扩充、渐次使用新的土地和把已经用过的贫瘠土地遗弃在后方的缘故。罗马帝国的情形正与此同，而这就是罗马帝国的主人之所以常常存有一种土地欲，和极力利用战争征服新地的一种缘故了。南意大利，西西里，希腊，在帝国时代的初期，早已变成农业上的荒地了。
土地能力既日趋穷竭，同时，工人数目又日渐欠缺，对于工人又没有合理的使用方法——这些情形的结果只有使收成不断地减少。
然而同时，国家由外地购买食料的能力又日渐减少。金银日渐少见，因为，我们已经看见，劳动者既少，矿场的出产便随着大减了。而已有的金银又渐渐流入外国，有一部分为着那些仍然留存的富人要购买奢侈品的缘故而流入印度和阿拉伯，但大部分却当作赏赐而流入附近的野蛮部落中。我们已经说过，来自这些部落中的兵士日渐众多；服务期满之后把薪金——最少也把所余的那部分——带回故里去的兵士的数目也日渐众多。帝国军事力量既然衰落，它便渐渐愈要缓和危险的邻人，及设法使他们保存好感，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给以赏赐。因为没有这样做的缘故，帝国的疆土就曾屡次被那些以劫掠为目的的敌意的部落所侵犯。这种情形也足以减少帝国的财富，因此，这种财富之最后的余数便花于自卫的企图。帝国的军事力量日渐削弱，本国的士兵日渐减少，由外地募集军队的需要日渐迫切，而由外地流入的敌意的野蛮人又随之日渐众多——这一切原因都引起受雇兵士的需要日渐增加，而同时兵士的供给却日渐减少，于是要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便日渐提高。自从凯撒时代起，兵士的工资便已为225丹拿利（50元），此外每月又另加食谷四穆的（即三分之二梅德麦或36公升），其后这种按月津贴的食谷且加到五穆的。杜密善王（Domitian）把工资提高到300丹拿利（65元），以后的国王且准许兵士免费领取军用品。塞弗拉斯（Septimius Severus）和后来的卡刺卡拉（Caracalla）又复增加兵士的薪金。
当时的金钱的购买力远比现在为高。和尼罗同时的辛尼加（Seneca）告诉我们说，一个哲学家只须半个昔司脱塞（不及三分）即可以作一天的生活费。40公升酒的价钱不过六分；一只小羔羊的价钱只为10分；一只大羊的价钱约为40分。
“以当时的价格为计算标准，罗马军士的工资显然是很高。除了工资之外，他又在新王登位的时候，接收许多现金礼物；当时的兵士是每过数月即另立新王的，因此，他们便获得非常多的现金礼物。服务期满之后，兵士又在解职的时候获得一批花红，这个数目在亚古士督时为3,000丹拿利（650元）；加力苟拉（Caligula）把它减了一半，及至卡刺卡拉又复把它提高到5,000丹拿利（1,000元）。”①
并且，常备军的数目又不能不随着帝国疆界被侵的事件之愈多而愈增。在亚古士督时期，常备军的数目共300,000人，其后则增加两倍有余。如果我们记着帝国的人口原属很少——因为农业的程度很低的缘故——而他们的剩余劳动又很不充分，我们便知道这些数目是很大的数目了。贝洛希（Beloch）曾把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估计过，他说，这个数目约为现在的日耳曼帝国的人口之四倍，在亚古士督时代约为55,000,000人。现有33,000,000人的意大利在当时只有6,000,000人。这55,000,000人——他们的技术方法很是幼稚——所要维持的军队的数目正等于日耳曼帝国现在所要维持的那么多。可是虽然技术的进步已大非昔日所及，日耳曼帝国也觉得这种负担异常苛重了。何况罗马的被雇兵士的工资又远超于德国现在①的战士之上。
人口虽然日渐减少和日渐贫困，黩武主义的负担却日渐增加。所以如此，是由于两个原因所致；这两个原因合并起来，便完成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崩坏。
国家在当时的两种作用就是打仗和建筑宏伟建筑物。它如想增加战争而同时不增加税捐，便必要把建筑工程置之不顾。罗马的国家所做的正是这样。在财富丰裕，而大批奴隶的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又极众多的时候，国家具有充分的财力以进行伟大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物不特足以应付奢侈、宗教、卫生的要求，并且足以应付经济的需要。国家借助于它所可以利用的大批农民以建筑那些至今犹为我们所赞叹的伟大建筑物，那些庙宇、皇宫、水道和暗渠，及把罗马城和最辽远的帝国属土联系起来的绝好的道路系统，经济的和政治的统一及国际交通的一种有力的媒介——且不必提及伟大的灌溉和排水工作了。若提及排水的工作，我们更可以说，它因为把位在罗马之南的逢庭（Pontine）阳原的水分排去的缘故，曾使一幅肥沃的大地，面积凡10,000,000英亩的大地，变成可供农业之用，这幅大地曾一度有过三十三个市镇。建筑和修葺逢廷湿原的排水工程的上作常常都是罗马当局的一个忧虑问题。这种工程终于崩坏，因此便使这整个湿原和附近的土地变成废地一直到现在。
帝国的财政力量衰弱了之后，它的统治者宁愿把这一切建筑物的修葺工作置之不理，而决不愿减削军事的费用。因此，宏伟的建筑物便变成宏伟的废址，它们的消灭进程更因为劳动力日渐缺乏的缘故而愈加急速，因为劳动者愈少，他们便愈会在已崩坏的旧建筑物中而不在路程辽远的采石矿中采取必要建立的新建筑物的材料了。这种建筑方法之有害于各种古代艺术作品，实比侵入的汪达尔族（Vandals）和别些野蛮部落的摧残工作为尤甚。
“对于古代罗马的残迹不胜惋惜之感的旁观者很容易以为哥德族（Goths）和汪达尔族应负这种恶行之咎，但其实他们并没有余暇，也没有能力，以进行彻底的摧残工作，甚或连这种居心也没有。战争的风浪也许毁坏了某些高塔；可是彻底破坏这些林立的结构品的工作实是一种慢慢地和静静地进行于千数百年中的工作。做成帝国的宏伟性的各种纪念品已不复被人当作京都的不朽光荣而敬重了；它们只被人视为一种取之不竭的材料来源，比辽远的石矿较廉而且较便利的来源罢了。”①
这种荒废进程不特毁坏了各种艺术作品，并且毁坏了各种有经济作用或卫生作用的建筑物，各种道路及水道系统。这种原是普遍的经济衰落的一种结果的普遍荒废现象，又增加了那种经济衰落的速度。然而军事的负担却总是增加不已，直至最后变成不能由人民担负及完成了最终的倾覆为止。人口和财富虽然日渐减少，公共负担的总数——包括物品、劳动和现金税捐在内——却依旧好像从前一样苛重，甚或还更苛重。
国家所加于个人身上的各种负担渐渐愈加变成一种讨厌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设法把他的负担移在较软弱无能的人的肩膊上；这种转移大都以惨苦的“佃农”为目标，于是他们那种令人沮丧的处境便变为一种绝望的处境。这可以用各种暴动来证明，例如巴歌德（Bagaudi）、高卢（Gallic）的“佃农”的暴动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佃农’，最初暴动于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公元285年，其始为政府所略为压服，其后又复屡屡再谋暴动和叛变，这是他们的痛苦之深重的表现。
同时，别些阶级也逐渐蒙受较苛的压迫，虽然没有“佃农”那么惨。国库机关尽量征收税捐；野蛮部落的劫掠工作并不见得比国家较甚。社会不住地崩解，社会中的各人渐渐愈加不想并且不能为团体和为别人而尽其必要的职责。
从前为习惯和经济需要所规定的条款，现在必须由国家予以有力的干涉才能实现。戴克里先死后，各种强制执行的法规便日渐众多。有些法律把“佃农”紧缚于土地之上，因而使他变成一个农奴；有些则勉强地主分负城市行政之责，其主要作用在为国家征收税捐。更有些则把手艺匠组成各种强制参加的工会，强迫他们依照一定的价格供给他们的劳动和商品，为执行这些强制法律所必需的国家官僚便增加起来。
官僚和军队——换言之，国家的权威——因此便日渐愈加处于被人反对的地位，不特为被剥削阶级所反对，并且为剥削者所反对。国家已渐渐不复是一种保护和鼓励剥削者的组织而渐渐变成一种掠劫和摧残他们的权威了。敌视国家的心理日渐增加；甚至野蛮部落的统治都被人民认作是一种救济了。居住于边陲地方的人口很想脱离帝国而变成野蛮部落的自由农民，及至最后，他们且把野蛮部落认为是足以使他们超脱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救主而与以热烈的欢迎。有一个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作者萨文尼斯（Salvianus）曾在所著《De gubernatione dei》中论及这个问题说：
“高卢和西班牙的一大部分已变成哥德族的领土，所有住在那里的罗马人都只为‘不复作罗马人’的想望所鼓舞着。一切贫乏的人，要不是因为觉得他们不能舍弃他们的财产和家人于后方的缘故，是没有不想离开罗马的。我们罗马人也觉得，我们不能制胜哥德人，而宁愿杂处于他们之中，都不愿杂处于自己的民族之中，实是一宗奇怪的事情。”各种民族日渐移居于罗马帝国，粗鄙的日耳曼人日渐充斥于罗马帝国，这种情形并不是把一种兴盛的、进步的文明破坏得太早，只不过是结束一种逐渐死亡的文明的崩解程序，和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这种发展自然是一种慢慢地和不确定地进行于数百年中的发展——奠定基础罢了。
基督教是在由亚古士督创立帝国权威起至异族殖民移入帝国内止那四百年中所形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开端之际，古代的世界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点，财富和权力最丰富地并且最狂醉地积聚于少数人的手中；奴隶、衰落的手艺匠和最下层的无产者的困难最为严重；阶级的冲突最为激烈，阶级仇恨心理最为厉害——及至这个时代的末期，整个社会制度便完全陷于贫穷化和绝望的境地。
这一切情形都给基督教打上它们的印记，并且在基督教的形式中留下它们的遗迹。
可是基督教把起自当时的民族和社会生活——那种民族和社会生活是建筑在上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甚且从许多方面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效力的——的别些势力的印记也给保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