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第四章 俄国另一次革命的可能形式
农民起义
在探讨了苏维埃俄国当前的局势和造成这种局势的因素以后，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种局势的后果以及因此而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向社会主义国际所提出的任务。
毫无疑问，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俄国国内进行活动的力量。在这个时刻，俄国的流亡人士将不可能在这方面进行很多的工作，社会主义国际能做的更少。对于像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只有靠从人民群众的自发地产生的具有原始力量的运动，才能使政策有所改变。
我们所期待的从苏联各族人民本身产生的运动，必然对于我们的立场具有决定意义。
不幸的是，这些运动都不能够很容易地加以肯定。将来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基本动向以及经济发展的各种趋势，的确是能够差不多完全准确地预测出来的。根据这些推测所作的“马克思主义预言”通常总是为事实所证实。但是，要想推测一下将来会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时间发生事变（这些事变是总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说这并非不可能的话，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就目前的俄国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俄国的现实的情况是极其独特的，不可能拿其他国家目前的情况来比较。同时，自从日本和中国在上世纪中期开放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此隔绝；除了俄国以外，还没有哪个国家像它那样由政府垄断消息的来源。今天，了解任何国家的内部情况，都要比俄国容易。
然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多少还是可以弄清楚一点的。他们总不能把所有的情况都掩盖起来。可是，要弄清楚受到当前经济情况影响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活动，那是困难的；单是这一点就使人无法准确地预见到他们将采取怎样一种行动来反对农业方面的衰退。
这种衰退将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宣言所希望做到的事情，这倒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宣言说，布尔什维克受到了那么强烈的威胁，以致他们——“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将“加入到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他们将给予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并从而领导他们“和平地”走向“完全的民主”。
在其他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中，这无疑是最能博得人们赞同的办法，它比其他任何办法更能把俄国从痛苦中和内战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仅看到人们所希望的是什么，而且看到从前的经验，看到事物的性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靠不住的办法。
从来还没有一种君主制度是和平地转变到民主制度的。大战以前，在俄国和奥地利甚至俄国，都比今天的苏维埃共和国具有更多的理由做到和平演变，尽管这样，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把我们中间的一些相信可以和平长入民主共和国的人形容为空想家。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更多地相信奇迹。
由于一九二一年春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才使列宁作出了巨大的让步；由于一九三〇年发生了其规模不亚于那次起义爆发时的情况的反抗行动，才使得斯大林放松了他的步调。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只是在经济方面作出了让步，对民主的压制却没有放松，相反地，从其后果来看，倒是更加厉害了。
从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以及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所受到的那种可悲的待遇上，便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这种情况。
关于把共产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的期望，不拟作认真的考虑。
我们倒是准备探讨一下另一种可能：对即将使俄国受到威胁的饥荒——除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遇到无比幸运的好气候——将不会出现任何表示反抗的行动。饥饿的确是会使人走向绝望的，但它也能削弱、损伤和耗费人们的全部精力，迫使他们陷于一种呆呆地听天由命的境地。
不久前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成百万人死于饥饿，可是完全没有反抗饥荒的行动。他们不是奋起反抗，而是一声不响地忍受痛苦到死。一八九一——一八九二沙皇俄国也曾经有过一次严重的饥荒，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又有过一次。可是每次都平静无事。
是不是还会发生同样的饥荒呢？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在由于集体农庄试验的破产所引起的各种可能的后果当中，饥荒不仅对俄国人民来说是可悲的，而且对俄国的共产党人主子来说也是最可悲的——尽管这是共产党人所最高兴看到的事变过程，因为这种过程会使得他们的主子地位得以保全。
这样一种饥荒将不是由于夏季气候的恶劣条件或特大干旱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气候不正常的情况，总不会是那么容易自行重复出现的。在一次坏收成之后多半会有一次好收成。在这种情况下，饥荒的痛苦不会延长一年以上。
如果粮食缺乏的现象是由于并无改变的和在一场饥荒中一定会受到巨大损害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所造成的，必然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影响。除此以外，还必须记住，在过去几年中，俄国的农业地区，即使是农业生产没有受到损害的地区，也没有生产出多余的农产品，足以用来弥补灾区的不足。一切迫使景况较好地区的农民交纳较多的农产品来接济贫苦地区的做法，都必然只会加深农民的不幸，并使农业生产更加下降。长时期以来，那些仍然生产多余农业品的地区，一直还没有能养活城市，它们就更谈不上养活那些必需照顾的凋敝的集体农庄和遭到破坏的个体农户的广大地区了。
如果产生当前这种痛苦的原因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由这些原因所造成的饥荒就会使农业生产力更加降低，从而使在前些年开始的农业崩溃的过程更其加速。
这就必然会导致迅速限制一切文化事业，也就是减少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学校；使本来就营养不良的工人生活更加恶化，使成百万城乡群众死于饥饿。
共产党和红军最后也不会不受到这种痛苦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即使是饥饿不堪的俄国，也还是一直在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福利条件的。
如果共产党人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转向民主——希望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如果这种民主不是靠无产阶级运动或农民运动来强制实行，那么，在衰亡着的俄国中的衰亡命运就会威胁到共产党。
所幸的是，这种偶然的事情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并非必然如此，甚至也许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说，在过去十二年中，独裁政权曾经企图彻底扼杀可能成为反抗行动的任何苗头，以致它本身变得是那么混乱一团和声誉扫地，从而引起那么多的不和，造成那么一种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要使这个政权失去其基础，也许是并不需要十分巨大的力量的。
反抗分子所展开的声势不大的运动本身就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力量。
这样一种成功的反抗运动，最初可能是从农民当中迸发出来。城市居民通常的确是比较机动的。但是，城市也是整个国家的镇压机器——军队和警察的集中点。而农村则鞭长莫及，比较难于应付。
因此，最近一些年来，尽管在痛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没有什么动静，而骚动的消息往往来自农村，甚至更为经常地发生恐怖分子对共产党员采取恐怖行动和在农村中暗杀共产党代理人的事情。
在俄国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反抗精神看来在农村比城市有更强烈的发展，或者说，在农村，要比在城市更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来发泄大家的怨气。
毫无疑问，农民的这种骚动和反抗行动至今还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只是加强了政府对农村所采取的恐怖手段，在苏维埃统治的初期，这种恐怖手段在农村是并不怎么明显的。只要农民的起义行动仍然是地方性的行动——有时候只限于个别的村庄，为的是发泄本村所受到的某些冤屈或者矛头也许只是针对一个特别凶恶的官吏，那么，这种起义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央政府的武装力量一到，起义自然会很容易地被镇压下去。但是，如果好几个州的所有村庄同时一齐闹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将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去进行镇压。
如果军队本身或者即使只是军队的一部分表现出靠不住，或者是跑到起义者队伍中去，或者是拒绝向反叛者开枪，那么，政府的出境便会变得特别危险。
如果在个别村庄受到的种种局部的冤屈以外，再加上一个使大家同时对政府感到深切的失望，发生上面那种事情是很有可能的。而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就不能不对“穿上军装的农民小伙子”发生影响。在一个村庄里产生的局部性抱怨情绪，还不足以激动这些农民小伙子到那种可以冲破军纪锁链的程度。但是，如果一个团队中的全体农民都从自己的村庄听到同一种失望的呼声，然后又接到命令要去向自己的父母开火，那么，对农民的压迫者所含有的共同愤怒就会激发出他们一致反抗这些压迫者的勇气。
只要农民同“赤色”士兵联合在一起，能在同政府的战斗部队交手时获得一次胜利，那么，在普遍紧张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事态的发展，雪崩的现象就会出现，道路上的任何障碍物都将被压得粉碎。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俄国农民的起义将会达到怎样一种规模和具有怎样一种无往不胜的力量，早已由那个具有反抗性的哥萨克人斯顿卡•拉辛的起义作出了证明。斯顿卡•拉辛在一六六八年纠集了一帮千多人的强盗，他就利用这帮强盗进行了正规的战争；他的攻城掠地的胜利很快就把一群群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卷到他的阵营。甚至沙皇的一些团队也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当时所处的地位，足以使他征服诸如阿斯特拉罕、萨马拉和萨拉托夫等大城市。
“光从这样一次哥萨克起义，就显示出已经席卷下、中伏尔加广大地区的一次普遍革命的威胁。”（普拉托诺夫：“《俄国史》第211页。）
这次起义没有取得结果，因为它没有什么纲领，它不是反对沙皇政权，而只不过是反对掠夺他们的商人和地主。新的国家秩序是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不存在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因此一六七一年拉辛被沙皇的一支军队击败以后，这次运动便垮台了。但是他的起义证明，只要发难者在同统治者的军队对垒的时候打上几次胜仗，俄国的起义运动是能够多么迅速地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心意。在这一点上，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条件是对农民的起义甚至更加有利了。一九一七年以来整个俄国的持续不断的动乱局面，必然要对农民的思想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同由单独一个强盗头发动的和以抢劫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所能给予十七世纪的保守的农民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事实上，集体农庄的试验在农民中、特别是在高加索地区的农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行动，甚至连红军中都发生了深刻的波动，以致斯大林自己，如我们所看到的，都不能不感到要制止一下集体农庄化运动。但是，即算是他把在开始时是那样残暴无情地执行的没收农民土地的办法停止下来——这是未必可能的事情，他也无论如何不可能消除这个运动已经带来的经济灾难。灾难仍将顽强地走自己的路。然而，可以这样期望，一旦经济灾难的后果显示出来，使得斯大林后退的农民和红军部队中的反抗运动就会满有力量地重新爆发，而且范围要广泛得多。
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运动获得胜利的可能性，不是产生于那种能够加以揭露和使之无伤于人的密谋活动，而是从苏维埃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灾难的必然结果，而对于这种灾难，不论是苏维埃制度的警察也好，还是恐怖手段也好，都无法使它不发生作用。
农民和工人
通过农民起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是十分可能的。但是将由什么来代替这个政权？农民从来没有处于一种单靠自己就能建立起一个伟大国家的地位。今天，他们就像斯顿卡•拉辛当年的情况那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农民能够摆脱身上的枷锁，但是，建立新的政权形式的因素却差不多总是来自城市。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起义的农民同城市联合起来，而决不是不要城市或者反对城市，就能获得巨大的和持久的胜利。
在今天的俄国城市中，统治阶级是产业工人阶级，农民的起义一旦爆发，那就要看这个阶级的态度怎样，是要使俄国获得自由，使其不受今天苏维埃制度的阻碍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呢？还是要使这个起义在整个俄国的毁灭中同归于尽？
如果工人们自己能够同农民联合在一起，那么，使俄国获得自由这件喜事就会有来到的一天。不过，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光是工人和农民也还是不能建立起一个国家的。
但是，只有当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能把自己放在民主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具有共同的利益。在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下，对知识分子也好，对农民也好，这一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幸的是，对工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已经上升为特权阶级。
所有这一切，要看无产阶级是不是能认清他们所具有的特权的骗人的假象，是不是能认识到在为被征服的阶级制造一场灾难的同时不可能做到使自己不承受这种灾难；是不是能认识到只有当他们为所有的人带来自由时，才能为自己赢得永久的自由。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当他们放弃自己的特权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这种特权的确使他们比国内其他阶级的人要少受罪一些，但是它却使得为苏维埃制度所不断加深的痛苦无法完全制止。如果无产阶级具有远大的眼光，能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也就是说，首先是在争取举行普遍和平等的选举，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并使共和国的全体人民都获得充分自由的斗争中，同知识分子和农民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俄国已临近一个较为愉快的日子，它将摔脱迫害它和力图扼杀它的梦魇。
但是，如果工人们认为他们必须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不能不为了捍卫苏维埃制度而反对农民和知识分子，那是令人痛心的。另一个更为卑劣但是却十分值得重视的事情，也会造成不小的灾难。粮食普遍缺乏的局面已经使得不少成群结队的工人冲进村庄里抢走农民的存粮。如果这样的事情普遍发生，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激起农民的起义。如果这种搞法在起义中继续下去，那么起义就会更加剧烈。不论怎样，到那个时候，农民的起义就会成为一场反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战斗。
饥荒年头所可能造成的心灰意懒的状态，必然会逐渐在俄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在一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搏斗中，就会迅速地产生同样可怕的后果。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究竟谁将取得胜利，是无产阶级呢，还是农民？那还是一个问题。而取得这样一种胜利的结果又将是什么呢？是由于工人的一场暴力行动而使共产党人得以重新巩固他们的政权，还是由于农民的胜利而给各式各样反动的江湖骗子敞开大门？但是，如果从这场搏斗必然会产生的灾难的严重性来看，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很重要的，在这场搏斗中，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会遭到蹂躏，而俄国看起来就会像是一个被帖木儿[1]的军队扫荡过的国家。
毫无疑问，所有俄国的朋友，一切以人道为怀的朋友，必然会希望我们不致遭到这种惨祸。工人们愈是能同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制度，那么，实现这种希望的时间就会愈快。内战的危险就是从这个制度中产生的。这个制度存在的时间愈久，内战的危险性就愈大。保持这个制度可能稍微推迟这种危险的到来，但绝不能消除这种危险。苏维埃政权施行暴政的时间愈长，将来爆发的大风暴就愈可怕。人们可以痛惧起义。但是如果起义一旦到来，就必须决定自己对待这种起义的态度。
在影响将要来到的俄国的运动的性质的许多因素中，共产党的态度当然是最关重要的一个。十分可能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以前，它将会发生分裂。在从前，当一个专制制度受到革命的威胁的时候，这一制度的党羽总是处于非常神经质状态。他们一方面认识到事情不可能照过去的老样子继续下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牺牲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任何基本东西。为了既要洗干净脏衣服而又不弄湿它，于是提出了一些极不相同和极为矛盾的方案。这些方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采取让步和宽大的办法，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分子的行动；另一类是采取更加严酷的措施，以此来威吓反对分子。
共产党人的情况也将是这样；事实上，他们在过去一些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那些摇摇欲坠的专制君主所作的让步，都只是一些出于半心半意的图谋，而不是出于坚定的决心，因此很快就被摒弃。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本身也就是这种情况，例如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很好地研究一下路易十六政府在其改革的努力中所作出的让步的命运，这些让步是在大革命以前，却没有制止那场革命。
赞成让步或者主张加强严酷措施这两种办法的人，在彼此进行攻击的时候，都是各有理由的。镇压只能使反对处在威胁中的政权的那些人更加失望和愤怒，而不能改善原来的处境。可是，要让步，又不敢放手，因此也是于事无补。这两种办法都只能使政府的反对者更加得势，给他们以更多的活动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尽管可以愿意怎么转来转去就怎么转来转去，但是它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向右还是向左，都是错误的。只要政府所依据的并且它不惜任何代价都不肯放弃的那一制度，成了使政府垮台或者社会破坏的明显原因，那么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失败。
由于没有什么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处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政府的特点便是越来越不稳固。有时候政府作出了一些小小的让步，但是，它很快就发现，即使它可以因此而暂时赢得人心，但是统治者愈是不能改进痛苦的处境，反对分子就愈能利用这些让步来为自己取得好处。然后，政府里面赞成另一种办法的人便会占据上风，原来已经作出的让步宣告取消，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便必须采取严峻的措施。这种来回折腾的办法，只能比那种仅仅是一成不变的老办法造成大得多的痛苦，并加速最后的结局的到来。
如果在共产党集团中真正发出了苏维埃民主化的号召，并且要觅致支持者，那么，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不去支持他们，那的确是荒谬的，这种号召作为专政发生了动摇的一种征象，作为加剧其动摇的一种方法，它可能是具有意义的。这种号召决不是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种明确、一贯和界限分明的政策的结果，而只不过是由于它所采取的来回折腾的办法和预告共产党的垮台的那些日益严重的分裂局面所造成的许多互相矛盾的结果之一。
现在还不可能预言俄国将要来到的革命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可以完全有可能地期望：它将不仅仅采取一种形式，而是许多种形式，事实上也许是采取我们在这里所考虑到的一切形式以及最后还有其他许多我们梦想不到的形式。历史总是要带来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的。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各个地区都发生同样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可能有些地区的人民，由于饥饿和所受到的虐待，已经变得十分麻木，绝对无法采取行动。而有些地区，农民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拒没收他们土地的行动。还可能有少数城市的产业工人要同农民作对，压制和掠夺他们。而在其他城市中，工人则同农民和知识界的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共产党的团结可能会四分五裂；在有些地方，它可能使苏维埃民主化，给予人民较多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有些地方，它可能加强恐怖手段和政治警察的无上权力，来恣意进行最残暴的镇压。
一个差不多拥有一亿五千万居民的国家——这里的居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机会（哪怕只是一年）使自己组织到具有全国规模的团体中去，他们从来没有过机会在多少长一些的时间内从自由的报刊上获得消息，也从来没有过机会看到由他们在国家的代议机构中的各个大党提出和施行的政纲；——这样一个国家，当它的群众一旦开始行动的时候，最初是必然会造成一片明显的和难以制止的混乱景象。这是可悲的事情，但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企图在被推翻的专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专政，那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那只能意味内战没有个完。
唯一能够迅速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为渴望安全和自由的俄国群众带来休息和安全的前途在于：城市的工人和服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农民一道，大家合作，争取选举一个新的国民议会，而由国民议会来制订一部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宪法。
注释：
[1] 十四世纪蒙古帖木儿汗国的建立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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