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第二章 工业中的社会革命
社会政治革命
从我们刚才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九一八年的俄国革命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大不相同，它不是标志着农业的进步，而是农业的不断衰退，这种情况引起了集体农庄化的愚蠢行动。
真正能挽救俄国农业的办法在于扩大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较为集约地耕种土地提供生产资料。
不幸的根子就在这里。怎样才能拔除这个根子呢？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苏维埃俄国工业上的一些特点。
世界大战不但导致了沙皇政权的垮台，而且也导致了东欧的三个大军国主义君主国家的垮台。这次大战到处都是以一场政治革命而告结束。通过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使工资收入者的处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采取设立工人委员会的办法来施行工厂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及发给失业保险金等。每一项这样的改革都加强了工会的力量，而要把这些改革贯彻到底，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会。
对某些名为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成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算不了什么革命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是革命性的成就，首先，因为它们是政治革命工作；其次，因为它们不是像通常的社会改革那样一步一步逐渐取得的，而是一下子取得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那就不要同我们正在争取实现的未来国家的理想图景相比，而要同前此所存在的情况相比；这些革命成就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些成就改进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其程度也许不下于法国革命之使得工人阶级免除了参加行会的一切义务。
俄国革命为工人带来了我们正在这里探讨的这些好处。如果在俄国发生一次政治骚动，使一个一心想要掠夺工人们的这些革命果实的政党得以掌握政权，那肯定是代表一种反革命势力，而我们是必须同这种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但是，在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想使工人的情况恶化下去；当然，苏维埃的特权阶级是例外，长时间以来，这个特权阶级一直就在进行这种使工人的状况恶化的活动。
但是，这难道不是恶意的诽谤吗？他们难道不是用七小时工作制来代替八小时工作制吗？这难道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还大大地超过一步了吗？
如果采取这种措施而使工作时间真正得到减少的话，那当然应该是这样，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曾经指出过，把七小时夜班制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制度，这是不是一种聪明的办法，是值得怀疑的，而在俄国新创立的许多制度中，这种办法还并不是最恶劣的一种。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办法也许对解决失业问题有好处；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纳罗—福明纺织厂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情况只不过是一个例子。
“在过渡到七小时工作制以前，这家工厂雇用了六千五百七十七名工人，而在采用七小时工作制以后，增加了一千一百六十九名新工人，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1]，受雇工人的总人数达到八千零四十六人。但是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就只有七千三百六十三人，而到十一月，便只有六千五百五十八人了，比刚开始采用七小时制的时候的人数还少了一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并不比以前需要的人多，新雇用的一些人后来都被解雇了。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经验，于是后来跟着采取七小时制的工厂便在开始的时候不再招收新工人。除此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进一步推行赶快制度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强迫工人进行更长时间的劳动。但是，如果要更加详细地阐述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会扯得太远了。
有人曾经对七小时工作制表示欢迎，认为者可以消除可怕的失业现象，而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能制止这种现象。在苏维埃国家，缺乏工作是无产阶级的灾难，其情况正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不是从俄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情况就显得很丢人呢？且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根据去年见到的数字，失业救济金每月平均为十四点八四卢布（包括家庭救济金在内），而每个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为七十四点三三卢布。这样，失业工人所得到的救济金便为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参阅斯瓦尔兹就这个题目所写的文章：《共产国际、苏联和反对失业的斗争》，载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三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公报》）。
十五个卢布名义上等于三十个先令，实际上要少得多，因为由于过去几年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结果，在俄国，卢布的购买力已大大降低。因此，这里的失业工人一个月的救济金，比德国失业工人一个星期的救济金还少。
失业者拿到这一点点救济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可是，凡是得到这笔救济金的人，还算是幸运者，因为并非所有的失业工人都有领取救济金的权利。据估计，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度中，得到救济的失业工人是七十一万三千五百人。
官方宣布的数字要高一些，为八十五万三千七百人，但是斯瓦尔兹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实际数字要小得多。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宣布的接受救济的人来说，也比登记的失业人数要少得多，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官方宣布的平均失业人数为一百二十二万三千七百人，因此，根据官方的数字，接受的救济的人仅达百分之七十（实际还要少得多）。
然而，就今年来说，这个数字还将进一步减少。按照为此目的所拨付的款项来说，只能救济五十四万一千六百个失业者。另一方面，还远远不是全部失业者都已经登记。很大一部分在职业介绍所中登记过的人都不在救济之列，由于在救济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这些人也就干脆被排除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政策之外了。
“没有工会会员证，什么人都不可能在这里（苏维埃俄国）找到工作。另一方面。一个失业工人要想成为工会会员，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会拥有给予失业工人以会员证或工作的权力，也有任其饿死的权力。”（费·唐：《苏维埃俄国真相》一九二六年布拉格版第81页）
根据在布拉格用俄文出版的《经济公报》上关于失业问题的一篇文章（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俄国被压迫者》曾予转载），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期间，俄国的失业人数是二百九十一万两千八百名——将近三百万人，因此，按照这个数字，在一千二百万挣工资的人口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据说去年的失业人数已大大减少，但是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呢？[2]
当前俄国的失业情况是十分严重的（甚至比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还恶劣得多），且不管这种情况将如何一年比一年地更坏下去，但是，至少就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情况难道不是要好得多吗？以工作时间而论，肯定不是这样，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可是，难道不是由工人委员会来控制生产过程，难道俄国的工会不是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工会都更强大吗？
事实上，差不多每一个工人都是他所隶属的工会会员，因为，正如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他获得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入工会；但是，苏维埃俄国的工会只不过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会具有共同的名字而已。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为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带来了充分的民主，凭借这种民主才有可能使工会大大发展起来。同时，作为既是一种政治力量，又是一种经济力量的工人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民主革命优先出来的，也是在布尔什维主义来到以前就存在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才得以产生；情况刚好相反，因为正是由于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力量，以及由于彼得格勒（那时还不叫列宁格勒）的士兵和水兵的力量，才首先帮助布尔什维主义取得了政权。
一旦布尔什维克对自己的新的地位感到放心以后，他们便对国内那些不能靠官僚主义的办法去管理的每一个自由组织嫉视起来。因此，凡是他们所不能加以利用的组织，或者是那些以反对派的地位建立起来的组织，便被摧毁了；他们力图笼络那些曾经作为他们的垫脚石和为他们所需要的组织。要是他们干得很顺手的时候，他们便让这些组织继续存在下去。
对工会、合作社和工人委员会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组织仍然存在并继续活动，而且在俄国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他不被现在仍然保存的名字所迷惑，能稍微仔细地看一看，他就会发现，这些组织今天的职能，同最初建立起来的用意是刚好相反的。它们已经不再是保护自由工人的利益的独立组织，而是国家官僚机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驯顺的工具，共产党把这些组织控制在手里，规定这些组织必须在会议上通过什么决议。任何人在任何集会上说出反对统治制度的话，甚至在任何一次选举中以反对派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就会丧失其自由人的资格。第二天政治警察就会把他逮捕起来，如果他还只是被送到北极地带的索洛韦茨基岛，而不是送去枪毙，那他就算是幸运的了。
目前，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只是政府百依百顺的附属机构。它们的职能不再是监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再是去尽可能地考虑工人的利益；相反地，它们倒是每当工厂的情况不景气的时候，每当要削减工资的时候，同工人的争吵就越来越多，而且它们总是强迫工人去接受延长工作时间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做法。
这是从革命和社会政治成就中所产生的结果。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在这方面提出我们的问题：究竟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分辨革命，从什么地方来分辨反革命？使革命受到威胁的是怎样的一种反革命？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来挽救革命？
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谁会认为这种社会政治成就有什么重大意义呢？这种社会政治成就只不过意味着一种令人感到不幸的改良手段而已。苏维埃俄国没有在这方面同资本国家进行竞赛，没有，它只是在真正的社会革命方面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竞赛，在这方面，苏维埃俄国倒显示出它获得了其他任何国家所不敢试图得到的成就。连一九一七年的“资产阶级”俄国革命也都对这些成就感到惊骇。这些成就全部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业绩。
在一次民主革命中，也可能会把大地主的土地加以没收，就像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做的那样，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但是，将资本加以没收，几下子就将任何资本都加以没收，这样的事情，只有胜利的共产党才敢做。民主革命给予工人以组织强有力的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自由，而只有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才能给予他们无上权力。这就是它所完成的真正的社会革命。据布尔什维克说，当布尔什维主义一旦垮台的时候，受到反革命威胁的也就是这种革命。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所要捍卫的是不是就是这种革命，是不是为了捍卫这种革命，也必须去同反革命作斗争。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宣言中说：
“反革命的胜利将不仅是对苏联人民的巨大灾难，使他们享受不到伟大革命的果实，不仅是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巨大灾难，使他们的英勇斗争付诸流水，而且是对劳工运动、民主和世界和平的巨大灾难。”
我们是不是最后已经达到收获“伟大革命的果实”的阶段，而它是如此的宝贵，以至一旦为反革命所勾销，就会甚至成为对民主和世界和平的巨大灾难呢？
毫无疑问，现在的问题是牵涉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特性的问题，是如果共产主义的无上权力一旦终止，就会产生怎样一种受到威胁的情况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政权是扬言要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订的纲领的，纲领要求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或者至少是把今天那些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公有化。
这两个要求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要求。
我们是肯定不能同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办法的。除了一些很小的企业，他们一下子就把整个俄国的工业企业变成了国有。
仅仅改变所有权，肯定是可能一下子做得到的，但是，也只有在不改变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和让一切事物保持老样子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到。如果在实行公有化的过程中，除了原来的所有者将所有者的名义交给国家以外，其他不作任何变动，那么这种改变肯定是可以立即在各工厂实行而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的。但是，如果原来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经理人员，困难便马上来了，就像在成立有限公司以前所经常要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把一家私营企业转变为一个公司并非总是很便当的；它往往必须依靠某些条件，而且总是应当做出细致的安排。
这同样适用于企业的国有化。所有权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但工作情况不可能这样。没有准备的、广泛的、粗暴的和突然的改变，最低限度也会造成影响深远的混乱现象，甚至往往可以使整个组织垮台。
这还特别适用于与实行公有化有关的那些改变工作方法的问题。企业的职能已不再像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下那样去谋求利润，而只是尽可能地去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同时照顾到工人的福利。生产成果不再只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要求，也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和工人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工人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和它所采取的市场政策。
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妥善地作好准备。并不是任何一种生产、任何一种机构和任何一种工人，都可以进行这种改变。尽管企业的一部分能够立即实行公有化，其他部分暂时还是应当继续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生产。但是，如果企业的所有者看到总会有那么一天自己的企业有被没收的危险，那他们是不会这样继续干下去的。
在实行公有化的时候，为了使生产过程得以继续进行而不受任何搅扰，最得体的办法是妥善地作好准备，将工作一步一步地推进下去，并给予被没收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补偿。这样做不是为了资本家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一旦整个生产过程陷于停顿，就会带来可怕的痛苦，而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影响，照例要比资本家严重。
事实证明，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是如此地缺乏任何经济眼光，以至于他们只能盲目地对待这方面的事物。他们不敢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〇二年，我在我写的一个小册子《社会革命》的一章《没收或补偿》中（第75-78页），就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在沙皇政权崩溃以后采取了没收大庄园的手段，于是相应地采取了直接地和普遍地没收一切工厂的措施；这样做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获得解放的工人也许真是那么无纪律、无知识，以至不能使他们同意采取一种更为合适的方式来实行公有化。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取得政权，肯定是由于他们对群众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总是回答一个“是”字和一声“阿门”。但是从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列宁也是绝对没有意识到他所面临的任务的伟大意义的，他以为这些极其困难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于是，除了农业部门以外，将所有大小工厂都收归了国有。
他们采用的方法是野蛮的和原始的，这表明条件还没有准备好。采取这种办法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用这种办法所取得的结果和他们就此所作的吹嘘，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他们自己应当对这些结果负责。
不管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强烈地反对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它却用不着非要反对这种结果不可。除了少数例外，俄国已经完成了整个工业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难道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它在这方面不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先进吗？整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及其一切组织，不管属于哪一党派，它们所必须加以捍卫和不使受到任何反革命破坏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革命吗？
这里存在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指出来的一个很大的误解，而一些一知半解的人在不知不觉中都接受了这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凡是将一项工业收归国有，也就是社会主义。
他在他所著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3]一书中说（德文第三版第299页）：
“自俾斯麦开始了国营以来，出现了某种伪社会主义，它时常导致这样的谬见，认为任何一种国有，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都是直接地社会主义的。如果国家的烟草专卖也算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措施的话，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必须要算在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之中了。如果比利时政府，因最平常的政治的和财政的理由，自己去建造主要的铁路，如果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营，其唯一目的，是为着使铁路更适于战时的应用，是为着驯服铁路人员，使他们顺从地投票拥护政府，而且主要的，是为着不求助于议会即能有新的进款的来源……所有这些，直接地、间接地、自觉地、不自觉地，都丝毫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4]
苏维埃俄国所采取的国有化措施的确是与俾斯麦所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根本不同的，这些措施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它们是由工人阶级来实行的，其目的是为了谋求工人阶级的福利和自由。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实现了这种愿望，而实际的结果又是什么。
在开始的时候，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工人是不缺少自由的。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曾经向工人发出号召说：
“把工厂和矿山夺过来！随你们自己的意思去经营管理它们。你们具有足够聪明的头脑，知道如何做。这是一点不难的！”
这的确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巴枯宁思想。列宁给它加上一点点马克思主义并无济于事。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工厂就属于在工厂中做工的工人。列宁所希望的不是这个。工厂应当是由工人来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这就是说，工人所希望的是，除了拥有无政府主义者那种充分的自由外，应当由国家付给他们工资。这就比无政府主义还要美妙得多，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来照管你的工资。
“普梯洛夫工厂在某个时候接受国家的补助金达九千六百万卢布；在这笔经费中有六千六百万是用于工资，而全部产品的价值却不到一千五百万卢布。”（加朗斯基博士：《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结果》，柏林一九一九年版第68页）
事实上，工人们发现要担负起维持工厂生产的任务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为了使这一点能博得大家的热烈拥护，于是进行了极其原始和粗糙的宣传工作，他们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的俄国工人发出呼吁，把这说成是劳苦群众的福音。不光是资本家，连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也被看成是令人厌恶的“主子”和多余的懒汉，因为这些人要不是立即被杀害的话，也都给赶跑了。
俄国的工人群众既缺乏各种知识，也缺乏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习惯，而在没有资本家的压力的情况下，要使一项企业得以继续维持生产，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教导工人群众具有这种纪律和使它们受到教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会；通过工会一般要比通过社会主义政党更为方便，至少在欧洲大陆上的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人群众的接触，还没有能达到工会同他们接触的同样程度。工会的任务不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在好几十年中深入开展工会运动，乃是对人类进行教育的必要基础，只有通过这种教育，才能使人们以自觉地遵守纪律并在生产过程中尽到自己的义务。
沙皇政权是不让在俄国有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的，因此绝大多数工人都缺乏这种初步的基础，而没有这种基础，要想顺利地自由地进行大规模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受过最好的工会训练，也决不能排除在工厂中进行经营管理的必要性。这种经营管理对于商品流通来说，比对生产过程更加必要。工人在必要时可以管理企业中的技术部门，但是，如果不能不断获得原料和其他辅助性材料的供应，不能获得新的工具和机器的补充，他们是不可能继续进行生产的。而且，大规模企业中的工人不能单靠它的产品过活，他们必须把一部分产品用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或者是将产品变卖出钱以后去购买粮食。
关于采取经济计划的办法来调整所有这些过程的说法是谈得很多的，但是，由于在实行国有化的时候杂乱无章，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计划，而那些很可能将供应和销售方面的问题处理得有点头绪的人又恰恰被清除掉，于是整个工作机器很快便陷入无比混乱的状态。这种情况大有招致全面崩溃的危险。
在已经多次引用的尤果夫的著作《苏俄的经济趋势》一书中，作者根据官方文件，提供了关于俄国大工业生产总值的如下数字（按战前价格）：
| 年份 | 卢布 | 与1913年的百分比 |
| 1913 | 5,621,000,000 | 100 |
| 1916 | 6,831,000,000 | 121 |
| 1917 | 4,344,000,000 | 77 |
| 1920-1921 | 981,000,000 |
17 |
尤果夫还补充说：
“有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已经全部停止。炼铜下降到十万分之一，铁矿开采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七，铸铁生产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四，建筑材料的生产下降到百分之二——三，等等。”（第45页）
据尤果夫说，造成这种生产混乱局面的原因，是由于“大战、革命、内战和强迫实行的国有化”。上面的数字并没有显示出由于大战所造成的灾难性生产缩减的情况。
毫无疑问，革命总是要引起生产失调的，但是民主革命——如果数字可靠的话——却还没有显示出灾难性生产下降的情况。只有在内战期间和实行“强迫性的”国有化，也就是实行那种猝然开始的、乱来一气的和无政府状态的国有化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情况。如果对那种无政府状态不加以制止，工业很快就有陷于完全停顿的危险。
由于布尔什维克强迫解散了立宪会议，于是带来了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布尔什维克仍旧是胜利者。在此以前，他们就已经部分地取得了政权，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军队全部加以解散；在长期的和失利的战争中，这支军队原已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了。但是现在，在内战期间，他们建立起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新军，用这支军队消灭了那伙反革命的“白卫”将军们。农民和工人群众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因为在白卫分子当中，有人不但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要摧毁自从一九一七年三月以来的全部革命成果。
建立这支军队是世界上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那般推动这一事业前进的精神不是来自一个军事专家，而是来自一个文职人员，甚至不是来自一个由于本身的职业而必须从事实际组织工作的人，而是来自一个书呆子——托洛茨基。当然，正如加尔维在他的关于赤色军国主义的小册子中所说的，托洛茨基曾经得到过沙皇政府的将军们的帮助。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抱有一种布朗基型的阴谋目的，它建立在一种使党员对其专制领袖表示盲目服从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主义和军国主义是一致的。因此，凡是布尔什维主义获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在军事方法使用得上的方面。
布尔什维主义在依靠建立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军队来克服军事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后，便企图用同样的方式来克服被收归国有的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
就像它从前做过好几次，随后又时常那样做一样，布尔什维主义总是十分突然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而不经过任何中间阶段。它从工厂中的毫无限制的自由一下子转变到极其严格的纪律，在很多情况下还转变到正式的军国主义。
列宁也许没有像托洛茨基所希望的那样走得那么远。但是，工人们还是被迫接受了各式各样的纪律，那就是——这是主要的一点——他们要服从那些并非经工人挑选出来的管理人员，甚至是一些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员，而是那些由执政者从上面委派下来的管理人员。
由于不断采取这种办法，那些可能在工厂中为工人说说话、由工人挑选出来的可资信托的人，便越来越多地被那些由政府直接委派和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所代替，或者说政府硬把这些人塞给工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制度甚至曾经被应用到工会和合作社中去。
现在控制生产的是国家官员。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博得执政者信任的人。革命对待从前的管理人员太粗暴了，人们不可能期待他们满怀热忱地拥护革命。即使是对于那些逆来顺受的人，也还是表示不相信。但是，这里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没有这些人便生产不了。而且还不得不给予他们领导地位。
除了依靠从旧政权接下来地这些人员以外，执政者力图尽可能地把经营管理任务交付给共产党人。但是，在他们所担负的职务的可能引诱下，这些人是不是仍旧能避免贪污腐化和骄傲自大的毛病呢？
如果在工业中和政治生活中发扬高度的民主，原是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它可以保证使任何罪行都隐藏不了，使每一件罪行都受到这种惩罚；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越来越变得同民主背道而驰，它力图在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独揽大权。而这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这使得它要乞灵于业已由君主专制国家创造出来的同样的方法：建立一支在极其严峻的纪律控制下的军队和一个在同样严峻的纪律控制下的官僚机构。依靠这两件东西，便把全国人民压服下来，可以拿鞭子来驱使他们。
由于人民被迫绝对保持缄默，要揭露领袖们可能造成的偏差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专制政权不是通过公开监督，而是不得不去建立一些特殊的监督机构，而这些机构的本身却又必须有人去对它们进行稽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在政治警察统治下的那种无休无止的猜疑和经常受到侦察的局面；而政治警察虽然具有上帝般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本领，却没有上帝般的慈爱为怀和聪明睿智的品质。
苏维埃制度把君主专制的办法从政治上转移到工业上，这种制度一方面逐渐增加工厂厂长统治工人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些厂长置于经常受到政治的和经济的司法权限的控制和约束下，使他们不能发挥任何主动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任何事情。工厂中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必须通过同领导机构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公文往返手续。为了监督那些负责经营生产事务的人员，于是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其结果只能是使这些人员和整个生产机构归于瘫痪。
执政者在工业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官僚专制制度，其毛病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的搞法那样很快地暴露出来。在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精神”状态下，这种制度比无政府主义产生了较好的结果。但是所谓较好的结果只是坏得好一些，并不是真好。破坏性的后果虽不是那么很快地显示出来，然而它还是会慢慢地通过其他方式同样严重地显示出来的；这些办法同样肯定地毁灭俄国的工业。它们不是把工业加以支解，而是用一个铁箍把它扼杀。
很早以前，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很好地恢复过来，它们的生产力和工业都有了增长；而苏维埃俄国则尽管大战和内战都已停止，享受了十年和平生活，但一直到最近才超过战前的生产水平。如果说它以巨大的努力，在数字上提高了自己的生产力，像五年计划所显示的情况那样，那么，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这在极大程度上是牺牲产品质量所取得的结果。当然，究竟产品数量上的增加使质量降低到了什么程度，是难以用统计数字来加以证明的。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那就是产品之得以增加，完全是靠采取这种办法：使工人的意志越来越消沉，使他们的工作能力越来越削弱；而这样一来，就使得生产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遭到了损害。斯大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鉴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上述情况也就意味着俄国的工业越来越无力满足国家的需要。这也就是说，俄国已越来越贫穷了。
如果说苏维埃的统治者的诺言没有一个兑现的话，那就是由于这种贫穷的景况，而不是由于他们缺乏良好的意愿。当他们出其不意地在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开始了惊人巨大的计划。他们吸收了整个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们同我们原是拥护这个纲领的。凡是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能实现这个纲领的，布尔什维克便归结为他们的背叛和胆小怕事，有时候甚至归结为他们在向资产阶级讨好。至于布尔什维克自己，他们现在希望向全世界先试一下社会革命意味着什么，它可以产生怎样的奇迹。
他们具有最美好的意愿，他们拥有宏伟的计划，但是由于国有化工业的没有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这不光是造成俄国这种痛苦的现实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为什么俄国统治者不断采取反复无常的政策的主要原因；俄国统治者老是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突然改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他们宣布前此的政策是错误的，跟着便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可是这样做并无补于事，而且还总是使自己愈陷愈深。苏维埃俄国好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他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辗转反侧。但不管他采取什么姿势，向右边躺着也好，向左边躺着也好，病并没有减轻。病魔继续伤害着他。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将工业收归国有时所采取的各种办法中，究竟哪一种办法是真正革命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并提高无产阶级的地位呢？
他们的这些办法和我们的社会民主的目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民主的目的并不无条件地要求国有化，而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要求工业的公有化；要做到工业的公有化，并不只是靠采取收归国有的办法，还可以靠采取收归市有和合作的办法。而且我们的纲领还进一步要求采取民主手段来实行公有化。一个民主国家是按照充分的民主精神来进行管理的，它的一切公民都是具有充分的自由权利来进行政治活动的；这样的国家应当在事先就制订出实行公有化的计划，而且无论在政治方面或者生产方面，都应当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来实行这个计划；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由工人，另一方面是由消费者来对生产进行民主管理。
苏维埃国家的执政者在第二阶段做法的特点是：起先是对苏维埃工业采取不正常的和漫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做法，后来是采取扼杀这种工业的官僚主义做法。上述民主的目的，和这两种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我们确信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实行国有化的办法将破坏而且一定会破坏无产阶级的事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我们是不是还认为他们的这种办法是一种社会革命呢？如果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结论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必须肯定一下，俄国真正的社会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开始于无政府主义的放纵办法呢，还是官僚主义的强迫办法？这两种办法是相互对立和搞不到一起的。究竟是哪一种办法是真正的革命，哪一种办法是反革命呢？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当认为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革命的，是不是只要布尔什维克还坚持这种做法，不管它右也好，左也好，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来这样做，我们便认为应当保全这种革命？
很明显，什么是革命和什么是反革命的问题，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成为大家所十分关心的问题。
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布尔什维克认为，正如通过生产资料的全盘国有化就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一样，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分派到国家机关、工业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各个岗位上去，就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他们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统治阶级的地位，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是由于看到周围环绕着他们的悲惨景象，以及由这种景象所引起的愤怒，才产生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感到憎恶的是贫困和奴役，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这一悲惨处境在上一世纪的前半叶是很明显的，并且因为十分新鲜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心的还不光是工人的情况。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公开参加斗争的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摩塞尔种植葡萄的农民所遭到的危机[5]。 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后为“国际”所写的第一个宣言，就是对林肯释放黑奴的行动的祝贺[6]。
如果说我们的导师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雇佣工人方面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个阶段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他们所观察到的阶级中，没有其他哪一个受到剥削、奴役和不为法律所保护的阶级，有本领靠掀起一场社会革命来使自己获得解放。流氓无产阶级也好，奴隶也好，都不能进行这种革命。即使是农奴和其他遭受奴役的农民，也必须由城市带给他们自由。所有的农民起义都遭到了失败。
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它不仅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阶级的其他阶层的发展要快得多，而且具有较好的条件来组织自己和教育自己。这个阶级的祖先所处时代的各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连根铲除，它很少受到传统的束缚，比较不带成见，同时比较适合于接受新思想。
九十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仅已经看到产业无产阶级当前的悲惨处境，而且看到了这一阶级的伟大前途。他们当时就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所将获得的本领和力量；由于重要工业的不断发展，这种阶级斗争就将成为取得政权的手段，而凭借这种政权，就可以使整个生产过程适合工人阶级的需要。
我们的导师还从产业无产阶级的身上看到更多的东西。好几个阶级都已摆脱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获得了自由并取得政权。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的痛苦已有所减轻，而只是生活在这种痛苦中的人起了变化。无产阶级是一切阶级中居于最底层的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将不会利用所取得的政权来使自己上升为一个统治阶级其他阶级的新阶级，来压迫它们，而只是利用这种政权来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和奴役。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使无产阶级成为特别可贵的就是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任务。这一任务还使得它在聪明才智方面和道德方面，都超出其他一切劳动阶级之上，特别是在道德方面要超出剥削阶级之上。产业无产阶级在善于领悟新的思想方面，有时候要胜过这些属于剥削阶级的所谓知识分子，人都是随着自己日益提高的目的而前进的。
然而，一个人要前进，只有靠自己确定某些伟大的目的或已经确定了某些伟大的目的才行。最初，无产阶级处在劳动阶级的最底层，它被蹂躏到那样一种屈辱的地步，以至成了全部人口中最没有文化和最粗鄙的分子。
唯有在它进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首先是由于它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才使它得以从它所陷入的泥坑中拔出来，从而攀登人类理想主义的最高峰。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在阶级的盲目崇拜者。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动人地描述过无产阶级的成员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被迫陷入的那种卑鄙的堕落境地，也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出无产阶级的伟大性，由于无产阶级具有这种伟大性，便使它自己得以提高到成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伟大理想的唯一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心那些深深遭到屈辱和残害，但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提高了地位的无产阶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摆脱了从属地位而一心只想到自己的产业工人；对于那些不极力利用他们所取得的权力去使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得以提高，而是力求以牺牲不如他们幸运的人作为代价，来确保自己作为具有特权的劳动贵族这一美好地位的产业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齿的。对于那些只顾自己眼前的个人利益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更加看不起；这些人一点也不在乎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利益，他们可以用向资产阶级个人讨好卖乖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利益，也可以用掠夺他们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利益。
所有这些自我打算的表现，一定会使无产阶级偏离使它从原来那种极其心灰意冷懒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崇高理想；一定会使它的某些成员从一个解放全人类的工具，变成一个压迫人的工具，从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以至有可能使无产者重新遭受压迫，甚至使整个阶级，包括劳工贵族在内，都重新遭受压迫。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比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早——就认为工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当他们看到英国一些工会为了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贵族制度，因而脱离群众，阻止新会员加入工会的时候，他们是不满的。
我们今天还必须批评美国少数工会的那种不让黑人加入工会和对移民加以限制的政策；批评南非的白种工人不给予有色工人以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政策。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那些加入黄色工会或者将自己出卖给法西斯组织的工人表示同情；不幸的是这样的工人为数还很不少。
我们希望得到政治统治权，但我们的这一希望不是寄托在这样的无产阶级身上，而是寄托在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身上，也就是说，寄托在那种已经觉悟到要实现其伟大历史任务的无产阶级身上。我们是靠民主的大多数人的力量来争取实现这一希望的。这些人应当部分地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这一希望——经济的发展使大规模生产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则应当通过各个被压迫阶级对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抱的信心，来实现这一希望，因为这个政党由于它本身的阶级利益，能够保证所受到剥削和奴役的各族人民的利益。
在关心无产阶级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怎么会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致呢？
首先，他们采取激烈的没收方式，消灭了一切由资本家和大地主所进行的私人剥削。不管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多么错误，但是从结果来看，似乎同西欧社会主义所努力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的确，不少的同志曾经断言，我们和共产党所不同的只是我们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是不适合于国有化的。而且，如果更加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对于消灭阶级差别的问题也应用不上。
从一开始，没收的作法就搞得太厉害。例如，为了消除小农土地的阶级差异，就必须做到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土地来进行农业生产。格鲁吉亚实行了这一原则。在这里，大地主降低到了农民的地位。任何农户都不许拥有十五俄亩以上的可耕地（一俄亩约等于二点七英亩）。俄罗斯的情况则不一样。在这里，大地主的任何东西——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庄稼——全部被剥夺掉，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甚至不可能在最小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而且，甚至连大地主的房屋，所有的钱财，以及仅仅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如衣服、布料之类，都被剥夺掉了。他们不止是被降低为农民，而且被降低为乞丐，从而使他们处于比农民阶级本身还低的地位。
这不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所要求的仅仅是废除属于生产资料范围的私有财产，而不涉及到大众消费品。
资本家也是像地主那样遭到剥夺，不光是生产资料被没收，消费资料也被没收了。
有人可以满有理由地争辩说，在革命时期，当群众无所拘束的时候，是不可能按照纲领办事的。针对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欧产业无产阶级的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掠夺行为。相反地，正是无产阶级认为这种行为是他们所不屑去干的。他们不但拒绝采取这种行为，而且还阻止群众利用机会去干这种事。如果说俄国无产阶级不那样做的话，那证明它还没有达到法国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达到的高度，或者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打破了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忌讳，推崇无产阶级的那种放纵行为。
直到今天都还是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派到农村进行“没收富农”运动的“突击队”，内战后的十年的今天仍然在掠夺农民，其情况正同大地主和资本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遭到的掠夺一样。但这并不是说，今天在俄国已没有什么地方存在“资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这种生活标准只不过限制在共产党内而已。
至于说到“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不光是剥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权利，而且剥夺他们的一切奢侈品。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能采取合理的和并非过分严厉的方式，那无论如何也还是可以造成一种革命风气的。可是，布尔什维克连把属于从前的富有阶级的一切文化资料如书籍、乐器和艺术品加以没收或摧毁以后，都还感到不满足。他们往往剥夺掉富有阶级人士的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干脆公然把他们杀掉。
即使是像这样把这些人打下去，使他们陷入一般群众的最贫苦的处境，也还不够。解放了的无产阶级显然要求更多的东西。从前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但被推入最贫苦的生活中，而且还被剥夺掉一切法律上、政治上和公民的权利，使他们处于一种毫无保障和受专横权力摆布的地位。这种做法不仅是对人民的压迫者的一种惩罚，不光是使资本家和地主受到打击，连那些被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也蒙受其害。
但是，资产阶级是一个社会阶层，而并非属于一个经济范畴。资本家和地主是具有明显特点的，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的概念则远没有那么明确。有时候，它仅仅指同地主处于对立地位的资本家——如果这个地主是一个贵族的话。而有时候，它却把凡是享受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人都包括进去，不管这些人的收入来源是由于拥有资本或土地，还是由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教授、艺术家、公务员或雇员的独自工作。在这种意义下，在苏维埃俄国，凡是不能以劳动者的粗硬的双手相夸耀的人，便都算作是“资产阶级”。
属于这一范畴的“资产阶级”，即使他们曾经或给正在给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也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并受到虐待；这是作为对他们从前在生活方面所处的地位的一种惩罚，这种生活使他们提高到了无产阶级之上。不但拥有财产的人有罪，受过教育的人也有罪——如果他们并非共产党人的话。而且他们还不光是在内战期间那种动荡不定的日子里有罪，不，他们的这种罪行决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不再计较，它今天仍然可以招致公民权的被剥夺。
在需要进行强迫劳动来从事令人厌恶的工作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从前那些资产阶级分子是找来干这种活的，不管他们年老也罢，体弱也罢，患病也罢。在粮食缺乏的情况下，食品的供应是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食品只能凭定量证配给；劳动工人是的确能获得这种定量证的，但从前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得不到，他们只能饿死。谁会劳神去管这些罪犯们的闲事呢？
所有这些被抛弃于苏维埃社会之外的人生来就是罪犯，从这些人身上，人们可以推断，他们这种罪恶的本性还将进一步遗传下去。资本家或知识分子的子女也还是同他们的父母一样，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在学校容纳不了更多学生的情况下（这也是常有的事，因为学校的数量十分不够），便必须把“资产阶级”父母的子女打发走——如果说他们曾经确实获准进入学校的话。
然而，难道不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不到工厂去当一名靠工资生活的人？不难了解，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者一位作家是不能轻松地担负起这种工作的；但是只要能允许他们去做这种工作的话，许多人都是十分乐意担负起这种工作的。
在苏维埃俄国，工资劳动成了一种特权行业，就同每一个得宠的阶级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就靠阻止别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谁要想成为一个赚取工资的工人，便必须获准加入工会。谁会允许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工会呢？他也可以希望自己成为工人，但是他只能是一个失业的工人，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权利，被排除在任何失业救济计划之外。
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是靠制造出了一个贱民阶层或奴隶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在城市里为数是不少的。目前，这一阶层的人在农村也日益增加，这是由于“富农”遭到了剥夺，剥夺他们的方式就同十年前摧毁城市资产阶级的情况一样。
在看到存在这样一个充满深切痛苦和绝望情绪的阶层的时候，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会感到无比愤怒呢？对于一个处心积虑、蓄意要制造出这种痛苦和绝望情绪的政权，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不应当表示极大的憎恶吗？我们是不是由于看到在这个政权统治下的工资工人获得了优越的地位，便对他们这种横蛮地嘲弄一切社会主义情感的行为表示赞同？
即使是无产阶级的这种优越地位也是有问题的。在经济方面，最近几年来俄国劳动者的地位肯定是降低了，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情况比较——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同俄国本身的战前情况比较也是恶化了。由于受到官僚主义扼制的国营工业的失败，无产阶级的情况只能是每况愈下。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只不过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那些属于地位比无产阶级高的阶级和阶层的人，现在都比无产阶级低了——如果说这些人居然还存在的话。这表明，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本身比其他阶层的人提高得快，而只是因为其他阶层的人的地位比过去降低得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的对比下，无产阶级便感到自己有所提高，而这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某些满足，甚至使他们同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认为自己地位的这种显著提高，就是由于有了这个政权的结果。但是，即使是最狂热的无产阶级分子，也终于不能不认识到，在苏维埃俄国越来越贫穷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贵族地位是成问题的，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实际的改进。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劳动者是一种贵族，也就是说，是一种最低级的贵族——小贵族。在许多封建国家，这种小贵族都是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往往为了保持贵族的那种高贵气派，，而不得不装作听不见空肚皮里面发出来的咕噜声。
在小贵族的上面站着大贵族（封建国家的情况是这样，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苏维埃俄国，代表这种大贵族的是统治着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党员要比其他“臣民”自由一些；他们可以发行报纸，积累财富，采取资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在俄国，原则上是对这些事情不加禁止的，但是，唯有那些旧“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后代不许这样做。共产党员是统治阶级，他们可以随意摆布其他的居民，而在全体居民中，共产党员不过占很小的比例。
毫无疑问，比起工人无产阶级那种要捍卫自己的优越地位的心情来，共产党员就更加要严加戒备地捍卫这些巨大的特权了。
在其他国家，任何人都是允许加入工会或政党的，只要他愿意承认和实行工会或政党所规定地原则。在俄国，从前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农民要想获允加入工会，却极为困难。而要想加入到共产党员的行列，那就更难了，而且即使取得党员资格，也决无保障。“清洗”活动是不断进行的。
这里，苏维埃贵族制度和封建贵族制度存在着基本不同点。封建贵族制度是世袭的，它被赋予了在国家所处的某种特权地位；它往往强烈地显示出它那种与统治当局对立的情绪，它不但对人民群众，而且对君主都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尊荣和独立性。
在苏维埃俄国，没有什么人有选择自己职位的权利，因为他的岗位不是像在民主制度下的那种情况，是依靠人民的信任和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只是依靠执政者的信任和恩宠。这个执政者不是一个世袭的朝代，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攫取了苏维埃全部机器，它的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和政治警察，它就依靠这些机器，不光是对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而且也对共产党进行独裁统治，这也就是说，它具有无限权力来对它们进行统治。它的这种权力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可以从最近托洛茨基所遭到的命运看出来；托洛茨基是继列宁之后布尔什维主义最重要的领袖，他和列宁一道，曾经领导这个党取得党的绝大部分胜利。
在苏维埃俄国的残暴现象中，这种无限权力是最可怕的一种，最使全体人民堕落的也就是这种权力。
无产阶级的道义伟大性，产生于它那种要消灭奴役和剥削的历史性任务的伟大性。当无产阶级从一个争取人类解放的战士，变成一个骑在别人头上的主子和自己特权的捍卫者的时候，它便丧失这种伟大性，成为冷酷无情和粗暴残忍的角色。
这些结果已经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身上表现得很清楚。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在沙皇政权下所处的历史地位，它的那些积极有为的成员便不得不为自己树立起一个特殊崇高的理想。这就很快使俄国的斗争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响。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却使俄国无产阶级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这种地位使它由热烈同情一切遭到遗弃和遭受压迫的人们，变成对许多遭受不幸的人抱着一种幸灾乐祸和渴望复仇的心理；俄国的无产阶级甚至已经把这些遭受不幸的人降到了贱民和奴隶的地位。
从这个时候起，俄国劳动者的精神面貌便改变了。甚至苏维埃俄国的报刊也不安地和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无产者地那种日甚一日地暴虐行为和麻木不仁，酗酒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虐待同他们共事的犹太人，轻视妇女。
更坏的是共产党的性质起了变化。从前。布尔什维克同俄国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也是一些具有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人；能够交到一个布尔什维克朋友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事情。但是，人数肯定不会太多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仍然留在共产党里面积极进行工作的已经寥寥无几了。许多人已经死去，其他许多人则认识到不可能继续按过去的规矩办事。许多人由于感到失望而自行引退，要不然便是被闲置。在这些好议论短长的同时当中，充其量能有一些很少一些人作为摆摆样子的对象而被安置在某种位置上，而他们在这种位置上是既不可能发生政治影响的，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影响的。任何人要是对这种消极被动的角色感到不满足，或者谁要是企图为反对派积极工作，那就会被放逐，或者干脆被杀掉——只要能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任何不想使自己遭到这种不测之祸的人，以及任何感到自己还具有充沛的精力，不愿就此无所作为的人，那就除了推翻自己的真正信念，公开承认错误，谴责原来的观点并表示忏悔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便成了一个教育人们成为没有原则的伪君子的学校。
与这一点有连带关系的是，他们还不知羞耻地选择了列宁在很早以前曾鼓吹过的武器，那就是向自己的同志撒谎。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越糟，就越是需要撒谎，为的是要使共产党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如果说连那些仍然留在党内积极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在道德方面和才智方面都受到了这些影响的压抑，那么对人数要多得多的新的共产党员来说，就更加是这种情况了。在这些新的共产党员中，无疑有许多品德高尚之士，他们热忱地听信他们领袖的话；但是在他们中间，占绝大多数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是野心家，他们从最低下的水平开始自己在党内的事业，而老一辈的同志们是经过长期的挣扎才堕落到这一水平的。
共产党员比劳动群众所受到的制约要少得多，而他们所拥有的权限则要大得多，这样他们就把趋于腐朽的无产阶级的缺点发展到一种更为严重的程度。他们还用谎言文过饰非和在那些掌权者的面前露出一副阿谀奉承的奴才相，他们的生存依赖于那些掌权者的程度要大得多。
从那种令人鼓舞的伟大精神，堕落到这种十分可悲的境地，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所造成的社会条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种堕落中，在造成这种堕落的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分化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应该被我们看作为我们必须加以承认和捍卫的社会革命呢？
注释：
[1] 德文版作十月一日。——中译本编者
[2]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据说失业现象差不多已经完全消除，这是由于城市里发生了饥荒，把许多工人感到了农村，农村的生活虽然困难，但向亲戚们弄点食物毕竟要比在城市容易。同时劳工保险制度已经完全被废止了。——作者注
[3] 即《反杜林论》。——译者
[4] 本段引文与德文原文有出入。参看《反杜林论》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中译本编者
[5] 参看《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10-243页。——译者注
[6] 参看《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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