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考茨基 -> 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农民共和国——印象和观察（1921）
第六章 社会革命
新政府的头等要务是清除封建残余。1864—1870年，格鲁吉亚废除了农奴制，解放了农民，比俄国略晚。俄国则通过剥夺农民土地来废除农奴制。他当农奴时耕作的土地，只有一小部分归他。封建地主仍掌握最大最好的土地。农民要想活命，就必须把土地租给封建地主。所以格鲁吉亚出现了类似于爱尔兰和意大利南部的小租赁制。这种体系不允许农业生产合理化，农民生活也变得十分拮据。
革命的任务就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土地，将其分配给贫农，把承租者变成所有者。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因为形势所迫而发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认识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我们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行动。
格鲁吉亚有一系列类似于俄国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开展土地革命。无论是在民主制度还是独裁制度下，土地革命目的不变。但是，民主制度下的革命更加和风细雨、有条不紊和自觉，不会一塌糊涂，也不会特意照顾单个农民阶层（无论是受过惠，还是遭过残酷对待）的特殊利益。
1917年12月16日，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第一个临时政权——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从俄国真正独立出来，然后建立，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开始推进土地改革。随后，1918年2月，社会民主党团向外高加索议会提出土地法。1918年3月7日，土地法正式通过，适用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但只在格鲁吉亚施行，因为格鲁吉亚很快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分裂了。法律没收了所有大地主的土地。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但尽可能保留一块中等大小的土地，和家人一起耕种。一个家庭最多可拥有不超过7俄亩（1俄亩比1公顷稍微多一点）的花园或葡萄园、15俄亩的可耕地，或40俄亩的牧场。所有超过这个范围的土地财产都归国家所有，形成土地储备。土地管理得当，就能尽量保持大规模集约化种植。这些工作要么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要么移交给地方政府。剩下更大的部分，包括园林和耕地，用来增加贫农的财产。原先是佃农的农民获得了他的耕地。牧场主要用作公共用途。
1918年3月7日通过的法案规定，贫农要获得土地，只能租赁一部分国家土地储备。但1919年1月29日通过的一项新法案规定，他们可以以适中的价格购买国有土地。这不是社会主义政策，是迫于农民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人们还期望，农民成为土地主人时会比当佃农时更容易改进和采用合理的耕作制度。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得不采取这种解决办法。格鲁吉亚和俄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大革命初期的法国一样。但格鲁吉亚农民不能完全享有所有权。凡出售土地，国家有权优先购买。国家以这种方式没收了约200万俄亩的花园、耕地、牧场和森林，其中耕地约50万俄亩。牧场约100万俄亩。此外，原沙俄国家和皇室的森林和领地已归还给格鲁吉亚国家，因此格鲁吉亚国家占有了一大片林地。如果算上以前属于沙俄国家或皇室的森林，格鲁吉亚共有200万俄亩森林。国家掌握并控制其中的三分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的大型示范企业，还有许多矿泉，其中有一部分（比如博尔若米[1]）已经配备了足够的技术设备。这些也已经移交给国家。国家还掌管了所有的水力。后者将成为未来巨大财富的来源。它的平均功率约为250万马力，其中只有3400马力得到开发。国家掌握所有的港口。最后还得提一点，革命使国家掌管所有矿藏。至今，国家还未能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和设备来开发矿藏，但能直接开发特基布利煤田。其他矿山也被租借，例如奇阿图拉锰矿和阿拉韦尔迪[2]铜矿被租借给法国公司，巴统地区的一些矿山被租借给德国公司舒克特[3]。
制造业尚未像矿业和农业那样积极自觉推行国有化。它们目前的发展阶段不高，还不太适合国家管理。只有少数企业被国有化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则，而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一般来说，现有条件下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但没继续推进。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数据，1920年格鲁吉亚有73, 486名工人在大企业上班。其中38, 743人（52.7%）在国企；市、合作社和省企业有20, 592家（28%），私营企业只有14, 151家（19.3%）。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格鲁吉亚的私企微不足道。
在商业方面，垄断企业进军出口领域，出口物资涉及锰、烟草、丝绸和羊毛等。这些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措施，不如说是财政措施。这些出口企业还有待观察。出口贸易最不适合让国家官僚机构来管；格鲁吉亚官僚非常缺乏经验，他们的沙俄官僚前辈留下了最糟糕的传统。目前世界市场比过去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繁荣格鲁吉亚，贸易和工业有必要新设分支。按格鲁吉亚目前状况，建立新分支时少不了私人资本。
省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参与重建经济时大有可为，它们的机构比国家笨重的经济机器能更灵活、更主动推进重建工作。
革命让格鲁吉亚各省市完全自治。这种自治必须从头开始，以取代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年轻的自治机构经验不足，有时还缺乏必要的资源，但已方兴未艾。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大型农企已转移到城市。地方政府还建立了自己的配药所、磨坊、纺纱厂和其他企业，以生产和完善本省的原料产品。此外，他们还负责工程。医疗服务按同样方式管理。21个委员会合并成一个联盟，该联盟举行大会，交流经验，收集信息。工会任命了专家委员会，负责监督地方政府的个别工作，并提供建议。
这些机构太新，决断不了这些事务，但它们热忱，未来可期。
上述方式同样适用于合作社。许多社会主义者瞧不起合作社，因为它们被主张和谐的人视为治疗资本主义恶疾的灵丹妙药。这是无稽之谈。无产阶级只有主导国家权力，才能对付资本主义的大垄断。但在资本尚未彻底垄断的领域，消费者创建的生产组织则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这些消费者组织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前景，则被掌握在自觉参与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工业不发达、但已拥有自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消费者合作社也许意义非凡。这种地方的农民尚未敌视自觉的无产阶级，也许能被吸引进合作社。在西欧，合作社事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在建立合作社时提升购买力，也许会限制后者的发展，乃至影响到每位工人和消费者。
在俄国这种国家，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意义非凡。这也适用于格鲁吉亚。俄国合作社最初形成于沙皇时期，但直到革命后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早在1916年5月，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消费者合作社就已发展到126个，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批发购买公司。1917年有565个消费合作社加入了这个公司。1919年，仅格鲁吉亚就有989个消费合作社，总共约30万名会员。
1919年合作社联盟开始独立生产。建立了丝绸厂、香肠厂和农具制造厂；然后是蔬果保鲜厂，最后是印刷厂。这些企业没亏本，而且多半还能盈利。
合作社谨小慎微地奠定生产活动的基础，很不错。暴风骤雨式的运动符合革命的性情，出现在打倒敌人的时刻。但是，建立经济组织时，就不能开展这种运动了。也就是说，建立经济组织之前务必认真准备，稳步推进，量力而行。经济问题跟打仗不是一回事。在战争中，风暴攻势往往取得最好的结果，但不能是普遍做法。把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重组设想为军事战术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方法，通常注定要失败。在经济领域，草率的行动总是搞砸事情，特定条件下可能危及整场运动，会让人们付出沉重代价。
格鲁吉亚人推进社会化方式时，集中全力，完全没有出过大乱子。他们本着民主方法，避开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兵营社会主义。所谓兵营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强力集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服从一小撮人的专政，排除所有的自治形式。
我们格鲁吉亚的同志们知道，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通向罗马的道路一样多。可以从多方面入手解决社会生产问题，而国家控制只是其中一个小开端。最后，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就需要工人能力高度发展。要实现工人能力高度发展，必须实现政党、工会、合作社、市和省的完全自由。把所有这些机构都放在压迫性的、影响范围极广的中央集权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上，就意味着那种象征无产阶级解放的社会主义灭亡。后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让工人个体和整个阶级自由而全面发展。
共产党人认为自己谈“形式民主”时是在表达深刻的智慧。他们告诉我们，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平等只是形式平等，因为没有消灭经济不平等。不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选票都是空洞的形式，因为没有变更经济权力关系。当今的共产党人尚在襁褓之中时，我们就很清楚这些道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民主而斗争。民主，意味着调查、讨论和宣传的自由；公共集会和结社自由；最充分参与地方自治，参与国家的立法，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决策。
只有傻瓜才会断言，所有这些自由和机会只是流于形式，不影响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境况、能力和力量。
共产党人在清醒的时候也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并相信民主有利于自己，并说无产阶级需要民主——他们认为民主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才需要民主。然而，根据共产党人的教条，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权力，民主就不再是提升无产阶级力量和能力的手段了。无产阶级就陷入了危险；从此以后，无产阶级必须放弃一切独立，盲目服从它掌握的政权的绝对统治。按这个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在战斗时期才需要民主，掌权后就需要专制主义，而这种专制主义跟沙皇专制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共产主义启蒙。除俄国人外，没人会信这些话。但要记住，过去开明专制的俄国懂得如何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的天真灵魂中唤起对西欧社会制度和成就的热情。
如果说狄德罗和伏尔泰热心于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为什么远不如这两人聪明的加香[4]和洛里奥[5]不能无视布尔什维克的波将金村，并且在莫斯科政党领导人对欧洲的专制统治中看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呢？
当然，这种幻觉无论如何都不会持久。
[1] 波尔若米（格鲁吉亚语：ბორჯომი）位于格鲁吉亚中南部地区，距离第比利斯160千米，盛产优质矿泉水。——中译者注
[2] 阿拉韦尔迪（亚美尼亚语：Ալավերդի）是亚美尼亚东北部城市，是亚美尼亚北部的重要经济城市和工业中心，有铜矿。——中译者注
[3] 舒克特（Schuckert & Co.）曾是德国的电力公司，位于纽伦堡，1885年成立。创始人为德国电气工程师约翰·西格蒙德·舒克特（Johann Sigmund Schuckert，1846年—1895年）。1903年，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收购了舒克特公司，建立西门子—舒克特公司。——译者注
[4] 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5] 费尔南·洛里奥（Fernand Loriot，1870年10月10日—1932年10月12日），1905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6年加入法国总工会。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1915年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20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起在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1926年退党，在莫纳特的《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工作。1930年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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