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和政权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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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和政权夺取

　　民主和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有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
　　然而精确地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爱尔福特纲领》）
　　我们力求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作为最下层的阶级，不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又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中，工业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的力量、战斗力和斗争性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今天每一个真正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都必须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目的，因为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而且证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最理想地实现〈就像蒲鲁东所假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势必要摈弃社会主义，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最终目的，甚至恰恰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才不得不摈弃社会主义。
　　因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
　　两者的区别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没有民主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即使在不是民主基础的其他基础上，也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恰恰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恩格斯早在1875年谈到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到今天都保存着的那种村社共产主义时就认定了这一点。（《论俄国的社会关系》，1875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荷兰殖民主义政策曾在一段时期内，在爪哇用所谓“垦植制度”的名义，在土地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替剥削人民的政府组织农业生产。
　　但是不民主地组织社会劳动的最显著的例子还是18世纪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作为统治阶级，在那里利用专政的权力，以一种确实值得钦佩的方式组织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劳动；他们没有使用暴力而赢得了被他们统治的人的拥护。
　　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教权统治就是无法忍受的了。这种统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即统治者的知识水平比被统治者高得多，而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样高的水平上。一个从事解放斗争的阶级或阶层不能把这样一种监护制度当成目标，而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制度。
　　因此，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不能把这个命题干脆就颠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确实是很可能的。甚至于纯粹民主在没有社会主义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设想的，譬如，在小农的共同体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存在着对人人都完全平等的经济条件。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都是可能的。那些认为民主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好比手段同目的的关系的人，显然就是指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但同时他们往往急于要补充说，民主其实并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结论须极坚决地加以驳斥。这个结论如果被普遍接受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运动导向极不幸的道路上去。
　　为什么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呢？
　　这里涉及的是夺取政权的问题。有人宣称，如果在一个迄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使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暴力手段来阻止民主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而只能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人们就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条件下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后果。而它的暴力行动无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们这样劝说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么无产阶级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无论何地的无产阶级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们会驯从地放弃这些权利。相反地，毋宁说可以预料，他们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评价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么人们就愈能指望会发生上述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该认为这里所描述的事变进程无论在何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倒还不必如此泄气。国家愈民主，那么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连军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内——就愈依赖人民的意志（民兵）。如果无产阶级在数量还弱小，如像在农业国那样，或者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并且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在政治上很软弱，那么，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上述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专政”想要调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废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马克思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甚至大概会有这种事的。1872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1]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除了谈到其他问题之外，他曾阐述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凤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情况都如此。”^[2]

　　马克思的预测是否会实现，尚须等等再看。
　　在上述国家里，有产阶级中确实有某些阶层，它们想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倾向正在增长。但是另外也还有其他的阶层，它们对无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们想要通过让步来讨好无产阶级的愿望也正在增长。尽管战争状态在其持续期间无论在何处都大大地束缚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然而战争状态却大大地扩大了英国无产阶级的选举权。目前还根本无法看出，在不同的国家里，民主将如何影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以及民主在促使双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采用和平方法方面将起多大的作用。无论如何，民主的存在在这方面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或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在一个这样的共和国里，过渡的形式肯定将不同于那样的国家：其中军事专制统治迄今一直毫无限制地拥有镇压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权力手段，而且习惯于用这种手段来镇压人民群众。
　　然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内，民主对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民主对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所发挥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民主在这个时期内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主对无产阶级的成熟所发挥的影响。

^[1] 指第一国际。——译者注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考茨基使用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删去了其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