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
第六章 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
在媾和时，关税问题还具有另一重意义。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探讨的起点，回到了国家的扩张问题。这一问题据说已经成了欧洲诸国的迫切任务。对它们来说，民族国家的范围已经不够了。
这里面合含着不小的一点真理。强大国家的形象已经出现，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中欧各国应该怎样在这些强国旁边维持存在呢？
这三个第一流大国（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跻入它们之列）的面积对它们本国工业的增长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并非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这三个大国都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一点它们谁也做不到），而是因为它们都向本国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样的市场给工业奠定了基础，使它得以在这种基础上组织起巨大的康采恩；这些大康采恩能够以最强大的财政力量和巨型企业所具有的种种工业优越性来在国内外从事竞争。中欧的工业也需要有这样一种广阔的国内市场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如果它要同别国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的话。迄今为止，德国的国内市场还一直能对它的工业提供足够的基础，供它在世界市场上顺利地扩张经济势力。这种情况开始在发生变化。不仅对于德国工业而且对于邻国的工业来说，它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正在于此，而不在于获得新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成多民族国家呢？这就等于说，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同民主的需要背道而驰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只有在民族国家里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表现。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它在任何情况都决不能放弃民主。于是它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不就必须努力阻挠经济的发展，要不就只有用阻挠政治发展的方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幸好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通过征服毗邻的其他民族地区来把民族国家扩展成多民族国家，仅仅是扩大国内市场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所要求的代价和所包含的危险都最大，它同广大群众的民主要求完全背道而驰，它阻挠政治的发展，而且朝这个方向走得越远，其所引起的内部和外部的反抗和摩擦也就越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采取一个村社不断壮大和并吞毗邻各村社的方式，而采取各村社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在这个共同体里，各村社都依然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并且保持着处理村社事务的自治权。
扩大国内市场的最好和最有前途的办法不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把各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大帝国的形式应该是国家联盟，不是多民族国家，也不是殖民国家，这种大帝国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形态所需要的，而无产阶级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级形态中夺得权力。
这种联盟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可以是一个由若干联盟组成的联盟。它表现为这样一种富于伸缩性的国家形式，它可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最终可以一直发展到世界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已经组成第一个这样的联盟。不列颠帝国之所以强大，应归功于及时把它的最强大和发展最快的殖民地变成联邦。要使俄罗斯帝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就必须同时使它从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变成一个由若干自治民族国家组成的联盟。
奥地利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位于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却有更紧密联合的必要。
德意志帝国同它的邻国组成一个关税同盟，会成为欧洲合众国的起点。
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目标，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它呢？
有人提到1833年在普鲁士领导下为准备建立德意志联邦而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中欧关税同盟的目前这些赞助人却往往忘记注意到：德意志关税同盟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并且发挥作用的。它所规定的关税是最低限度关税；它对于德国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不在于排除外国，而在于消除国内贸易的一切限制和障碍，从而创造了德国工业所需要的国内市场的广泛基础。
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德意志关税同盟才得以成立。
对任何产品所征收的任何较髙的关税，固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生产者，但却不利于它的消费者。如果这种产品是一种生产资料，那还会损害其他生产部门。因此每一项关税都会促使受其影响的各生产部门要求补偿由于提高对本身产品的关税而受到的损害。要实行任何保护关税，都会使各工业部门竞相争取立法因素方面的优待。要同样满足所有部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通常最多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势力最大而且大多也正是经济上最强大的部门才能获得发展。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还适用于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门的情况来决定其本身繁荣与否的地区。在这方面，也是那些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才最有前途。保护关税本来应该用来保护弱者，可是它却使强者在牺牲弱者利益的情况下享有特权。
因此，凡是规定较高税率的关税，都会产生一种最终只有依靠国家暴力才能加以解决的矛盾，它们与自愿协议恰恰相反。
就因为这一点，德意志关税同盟要建立在保护关税的基础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同时，普鲁士的对手奥地利也企图建立一个把全德国和奥地利都包括在内的关税同盟，但却建立在保护关税的基础上。这个计划因此就失败了。奥地利只有依靠单独实行保护关税，它因此就同德国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并且从而为它在政治上脱离德意志联邦作了准备。
今天的情况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确，德国正面临着决定命运的时刻——这里特地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如此经常被使用的字眼。德国需要扩大它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需要取消德国和邻国之间的一切贸易限制和关税限制。但是，如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在自由贸易式的关税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欧洲各小国在缺少巨大国内市场方面的缺陷。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这种基础。
然而仅仅有自由贸易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经验教训我们——而且很容易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若要长久地结成一个共同体，那就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也即所有参加国都有民主的要求和民主的局面才有可能。当十八世纪末叶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的时候，它所以能组成一个自愿结合的联邦，那只是因为它的整体和局部都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大不列颠各联邦国家联盟是如何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它的扩展要取决于英国本部的民主分子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家的控制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要成立德意志帝国，不仅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式的关税同盟，而且还需要有关于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选举制度的民主特许来作为准备。
人们所渴望建立的中欧关税同盟或甚至国家联盟，其成立目前也同样将取决于各成员国国内的，特别是作为结合中心的核心国国内的那些主张自由贸易和充分民主的阶级和政党能够献出多大的力量。帝国主义政策是德国工业发展不能获得其急需的进展的最严重障碍。
对内政策足以影响对外政策；反过来，对外政策也足以影响对内政策。两方面中的一方面也可以迫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尽管世界大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改变，而且战争的后果可能引起这种改变，然而它却不需要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主张并且一直到今天还独一无二地全力主张下列这一切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将使战争以持久和平而告终，赋与所有参战国以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气氛和前景，并把德国及其邻国提高到更髙级的国家存在形式。这些要求是：放弃一切征服政策，裁减军备，国与国之间在贸易和接近方面享有最大自由，实现民主；这一切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意志最主要的基础。我们只须继续忠于我们自己，以便争取德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所能期望的结束这次战争的最美好的结局。
在这方面，我们的下一个成就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战争结束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不论真正的和平会具有何种形式，我们越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纲领，越是不使我们自己背离这个纲领，越是有力地维护它，我们就越能在战争结束后获得劳动群众的信任，获得所有争取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与持久幸福的人士的信任。
人们不应该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所显示出来的表面矛盾而产生错觉。社会民主党有责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保卫无产者的利益，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同时又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期间，这种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促进资本主义。我们在对它进行斗争的同时却又要去促进它。这怎么可能呢？
这种可能性在于：有各种不同的促进资本主义的方式。资本的动力是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烟囱冒烟”。利润增殖，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这种增殖可以通过两类方法来实现：一类是通过提髙劳动的生产力。工人生产得越多，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他的生活费用就越多，人们可以从他身上榨取的东西就越多，利润也就越大。另一类方法是：单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东西，而不去增加他的生产力。在这两类方法中，第二类方法是最方便，最唾手可得和最廉价的。它既不需要新的开支，也不需要多费心机。它只需要权力。属于这类方法的有：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髙食品价格（例如用征收间接税或农业税的办法）；提髙房租或提高不是租给资本主义租地人而是租给工人自种的土地的地租。
属于第一类方法的有：采用新机器；改善生产和企业的组织形式；用较先进的经营方式来代替较落后的经营方式；用大企业代替小企业；建造或改进交通工具；提高工人教育水平和增强工人体力；科学地安排生产过程。
第二类方法由于资本的较快增殖可以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工人的贫困化，它们最终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一类方法中的某些手段可能也会使工人阶级暂时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它们却能准备好一种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劳动才能赖以解放。第二类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实行了第一类方法，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日益提髙，尽管剥削不断加剧，但却不仅可以使资本家，而且也可以使工人在物质方面都有所改善。
我们不能也不该妨碍第一类方法中各种手段的实行。我们只能力求在这些办法实行时不但不致损害工人，而且还要让工人分享革新的好处。
与此相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第二类方法中各种手段的实行。工人的抵抗越强有力，在这方面资本遭到的障碍越是大得无法克服，那末资本就越会被迫流向那唯一仍然向它敞开着的使它得以赚取利润的另一条渠道，即提高劳动的生产力。
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民主党就解决了历史任务的表面矛盾：它一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又促进资本主义。
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帝国主义问题。按照我们的论述，对这一点已不再可能有任何疑问，即当帝国主义企图用暴力手段来压迫和剥削农业国工人的时候，它总是实行第二类方法的。这种手段可能会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最终它会变成阻挠经济发展的手段。
纵然帝国主义并不直接针对本国工人，而是针对外国工人，也即一方面针对它所占据的殖民地的工人，另一方面针对被它看作是争夺殖民地时的竞争对手的其他工业国的工人，然而，对工人阶级来说，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不因此稍减。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这样说：他们自己会从对殖民地工人弟兄的加紧剥削中得到好处，而其他工业国家里的工人同志则由于妒忌他们这种好处而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必须用暴力对待这些敌人。最富于欺骗性的莫过于获得这种好处的前景了：那些在外国被弄得一无所有的工人恰恰作为压低工资的人而到资本主义国家来。作为这种工人，他们就面临着受到当地工人敌视对待的威胁。因此，甚至对于老大帝国里由于帝国主义而获得所谓特权的工人来说，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也只能是加紧压低工资和工人阶级分裂为敌对的队伍以及妨碍工人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用小恩小惠来进行引诱，以便使工人背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瓦解他们的国际团结；这种小恩小惠即使能够兑现，也只能是极其短暂的，而且必然会以劳动阶级受到极大的削弱和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而告终。
因此，对帝国主义必须像对压低工资、对延长劳动时间和对用捐税来提髙食品价格等做法那样地进行坚决的斗争；目的不在于阻挠经济进步，而在于迫使资产阶级在扩大利润、扩张剥削地区以及增加工业品出口和食品与原料进口时，不再采用最容易和最方便的帝国主义方法，而采用那种无疑需要更多理智的民主方法和自由贸易方法；这种方法将替经济的发展开辟最广阔的前途，但同肘又会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政治上加强无产阶级。
再错误也莫过于这种意见了，即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不许人们在资本还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恰恰相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把这种反对看作是当代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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