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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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我们已经注意到，民族国家的观念，正如民主的观念那样，对资产阶级说来也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从一定的发展高度开始越过它的国界向外扩张，即使它从而会把异民族分子兼并进来。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显示出从一个民族国家变成多民族国家的趋势。
　　产生髙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扩张要求的新动力，就是帝国主义。我并不打算把已经讲过无数次的话在这里再重述一遍。关于帝国主义的原因和现象方面一般地应该讲的，已经充分阐述过了。除此之外我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我已经在我所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篇文章（《新时代》第32卷第2期第908页起）中论述过了，请读者查阅。在那篇文章里，我是这样说明这个命题的理由的：

　　 “帝国主义是髙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体现在每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要求中：即征服和兼并越来越大的农业地区，不管其中居住着哪些民族。”（第909页）

　　对帝国主义说来，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并吞的那些农业国家，在经济上是落后的。它们因而在政治上也是落后的。它们还都处在原始公社或村社民主阶段，还没有能力建立现代的、民族的、大国的民主制度，这不是由于任何种族特性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这种民主的物质前提条件。它们倒不是那种需要监护的、不能维护自己利益和不能管理自己的小孩，而主要是还没有能力在大国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征服和奴役这种公社，对于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来说是很容易的事：不仅在民主公社和村社仍然完全独立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公社已经统一成原始国家的地方，情形都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欧洲的专制统治取代了本地的专制统治。
　　用这种扩展国家的方式，不会建立任何多民族国家，只会建立殖民国家。那些被兼并的新的分子，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来参加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用民主方式对其政治生活发生影响。他们只希望它能让他们安静生活。对于宗主国来说，这种扩大国家地域的方式不会引起国内政治上的困难。
　　虽然如此，但是这种方式却是与无产阶级的民主感情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背道而驰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与任何剥削和压迫都不相容的。即使在它们与无产阶级没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它们也会间接地使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获得加强。而且无产阶级是不能靠这种方式来求得解放的：即让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的无产阶级个别成员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受益者。这往往意味着无产阶级地位的削弱。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当然不存在这种考虑。如果资产阶级一旦下决心要把民族国家扩展为殖民国家，那末这种努力除了遇到其他殖民国家的对抗之外不会遇到任何其他限制。
　　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有其一定的限度。任何想要把已经达到民族国家阶段的国家扩大到超越这种限度的征服企图，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即使它们在军事上是胜利的。
　　兼并那些享有或者至少正在争取发达的现代民主的并且富于生动活泼的民族生活的、说别种语言而又不甘心被兼并的民族、借此来扩大民族国家的那种努力，会遭遇被兼并者的反抗；而且这些民族的地域愈广泛，其经济和政治愈高度发展，他们的反抗也就愈强烈和愈无法战胜。甚至在俄国，对那些说别种语言的西方分子实行俄罗斯化，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发达的现代国家里，甚至非常小的少数民族都知道去维持他们的特点和坚持他们的反对。即使是军事上最大的成就，也不再能使这种情况有什么改变。
　　至于要取得或扩大殖民地的那种要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殖民地并不引起多民族国家的那种困难。但是殖民国家当然也不会显出民族国家的那种巩固和团结。殖民地能够很容易地丧失给别的殖民国家，正如很容易从别的殖民国家那里取得那样；殖民地可以出卖和交换。估计土著居民大概不会对这种改变进行顽强的反抗。在这里，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殖民地占有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一个殖民国家进行扩张的限度也只是在于这个国家同其他殖民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方面。
　　反之，民族国家则在其居民的髙度民主生活的条件下，对于异族征服国对其疆域所作的任何侵占和变更，会给以强有力的、持久的、几乎无法制服的抵抗；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连成一片的民族地域范围方面也有限度，这个限度是不能逾越的，除非使它自己的疆界也受到损害。这一切就使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力量，对于它的生存来说，比它的军队的力量更为重要；它的军队对于一个连成整体的民族国家来说具有纯粹防御的性质，如果它要继续保持是这种完整的民族国家的话。随着现代民主观念和多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民兵军队的观念也产生了。这三种观念都是由同样的政党和人民阶级所主张的。
　　相反地，大约在一个世代以前开始的帝国主义时期，则是以所有资产阶级完全抛弃民兵观念开始的；这个时期变成了一个不仅在陆上、而且特别在海上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时期。
　　温尼希和那位哈勒人士对此却只字不提。他们只是宣称，国家超越现有疆界向外扩张具有无法避免和必不可缺的必然性，因为否则的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就不再可能了”。他们不仅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努力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还因而认为它们同时也是必不可缺的。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地不谋而合。我们党的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宣称，对于现存的生产方式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必然性。有些人当然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支持帝国主义。另外一些人则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同它对立起来，这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半世纪来就是把这种宣传同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对立起来的），而且要立即实现社会主义。
　　这看来似乎很激进，但其结果只能把那些不相信立刻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推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这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者来说是火上加油：他们说，我们是要社会主义的，但只要我们还没有得到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是帝国主义者，因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违抗“总的发展趋势”。在一定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资本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因而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愈迅速，无产阶级的景况就愈好；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停顿时期受害最重的。
　　如果有人要用经济必然性的概念来进行论争，那末他必须首先防止把经济过程理解成僵硬的机械体。社会不是一个机械体，而是一个有机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伸缩性的概念和适应能力的概念。比起动物有机体来，社会有机体在还要高得多的程度上具有上述特性，因为它的成分不是无意识地对刺激发生反应的细胞，而是思维着的人，人在刺激与刺激所引起的行动之间往往有考虑，在这种考虑中，有时有意识地，有时无意识地不仅运用个人的经验，而且还运用整个社会成千上万年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以或多或少的不完整的方式积累下来。这种经验的积累在个人的脑海里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以致于这种积累及其效果不是随时都能用我们的方法来加以估计的。只要它是无法估计的，那末意志就显得是自由的，虽然它实际上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条件的。社会的整个过程，是无数个人意志活动的结果，这种意志有时在朝同样方向起作用时是互相加强的，而在朝相反方向起作用时是互相阻碍和抵消的。
　　虽然在天资和经验方面个人与个人之间有种种差别，但是所有的人的机体当然基本上是一样的，因而只要在同样条件下，对同样的刺激，也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反应。只要我们在经常重复出现的过程中去观察广大群众，这种现象就到处可以看出来。从这种观察中就产生了对于包含着自然必要性的人类社会内部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广大群众在一定情况下将会发挥什么作用。然而这种预见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能确切地认识到在那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一切因素。如果其中某些因素发生变化而我们不知道或者对这种变化估计错误，那末群众的行动就会不像我们所预见的那样。
　　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是最难被估计到的因素之一。每个阶级的利害关系可以用理论分析来确切地弄清楚，但是它们的力量却不是随时都能弄清楚的。这方面要考察到许多所谓无形因素，也即精神影响，这种影响是不能静止地加以断定的，它很容易随着千变万化的形势而发生变化。譬如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矛盾是可以在纯粹经济的基础上来加以明确认识的，还比较容易地能使工人们意识到这种矛盾，而且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再把工人组织在一个以反资本主义为宗旨的特殊的工人政党里，这也是可能的。
　　然而，这还没有破除统治阶级在那些不直接涉及到切身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通过宗教组织和习惯或者通过传统的民族感情而对工人阶级所施加的影响。决不应这样设想，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人都会在同样的程度上毫不犹豫地拥护社会民主党整个纲领中的每一项。他会比较关心纲领中的某些项目，比较不关心另外一些项目，有些项目甚至不合他的心意。因此，社会民主党可以随时根据形势的改变；把纲领中的不同项目提到首要地位，因而就能形成很不同的力量。譬如在国会选举时争论涉及到新税收问题，那末拥护我们的群众的人数一向比在反军国主义和反殖民政策时多得多。也许可以把1907年的霍屯督选举与1912年财政改革以后的选举比较一下。
　　一个阶级的思想独立性，也即不受人们的情绪和暂时利益所左右的有充分根据的坚定信念，这就是首要的力量因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根据钱包来解释一切政治力量，这种看法是再荒谬也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一切政治和社会现象，首先是根据物质条件，然而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根据物质利益。使城市无产阶级显得与小农有所不同的那种学习要求，应该归因于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的特点，而不应该归因它的经济利益，而且这一点也适用于满足这种要求的可能性问题上。如果我们指望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胜过从前的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取得的，那末就必须同时把今天工人阶级的较髙的教育要求和较高的教育可能性看成是主要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种认识决不是不相协调的：即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使斗争阶级的头脑从敌对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恰恰这个因素是很难确切地看清楚的，这里很容易会产生幻想。虽然经济理论和统计方面有种种进展，但是阶级之间和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仍然是难于估计的，尤其在反常的形势之下。
　　力量对比关系的转变，最终可以归因于经济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力量对比关系则又能够引起经济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情况下会彻底改变整个生产方式，在有些情况下会迫使生产方式很容易地适应新的条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和技术混淆起来，他们把经济关系看成是人与人所创造的物之间的关系，并且把资本与工资基金看成是物的堆积，从而就知道一定条件下的资本和劳动基金的数额。马克思则指出，经济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只不过通过物来做媒介而已，他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各个形式的伸缩性和适应能力，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对生产过程的任何干预都说成是对社会的最严重的危害。马克思指出，调节机构的干预，譬如说国家政权的或工会的干预，往往不但不损害生产过程，而且往往把生产过程提到一个更髙的阶段。譬如强制缩短劳动时间问题的情况当时就是这样的，企业主曾为此预言道，劳动时间的缩短将引起工业的衰落。
　　从那以后，生产的伸缩性和适应能力并没有减小，而是大大提高了，正如目前的世界大战所明白显示的那样。这诚然部分地应该归功于这一情况：即在工业中，科学日益替代了传统和习惯，科学使工业处在一种永恒革命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应该归因于企业的集中、企业在卡特尔和托拉斯里的组合、少数几家大银行对企业操纵程度的增长以及国家政权所具有的日益增长的经济意义。无数的个人意志在闻所未闻的新形势下很难迅速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意志，现在少数几位掌握权力的人物已经替代了这种无数的个人意志，这些人物都是同样地关心和习惯于彼此间的协调。他们很容易就能够把整个过程导向一个新的方向。
　　生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伸缩性和适应能力，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日益增强。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应该归功于这一情况：即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于那种具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色的生产形式。然而它同时又仍然保持其资本主义实质不变，利润仍然是它的动力。利润的利益还照旧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互矛盾，生产方式不得不使产品数量的增长快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这些特征是与资本主义形影不离地结合着的；正是这些特征，它们在社会上一切没有财产的阶级中唤醒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并且给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规定了限度。资本主义的伸缩性和适应能力并不能使资本主义无限地发展和存在下去，而只能使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即使在不一定引起经济灾难的情况下也会严重得足以引起政治和社会灾难，只能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在没有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实现。
　　如果人们注意到今日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伸缩性和适应能力，那末他就不再会直截了当地根据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中获得强大经济动力这一事实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帝国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想要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抵挡帝国主义就是荒唐之至。
　　问题在于现在是否存在这样的社会阶层和阶级：它们所关心的是迫使资本的不可避免的扩展现在就选择除了扩展殖民国家的途径以外的其他途径；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现在起，殖民国家的扩展只能通过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来实现。此外问题还在于这些阶层和阶级是否强大得足以抵挡帝国主义的趋势。
　　极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军的这些阶层是存在着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和毋须证明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还有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关心不及战争和军备竞赛带给他们的损害那么强烈。至于无产阶级，他们所以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除了上述的动机之外还有民主和国际主义方面的原因。
　　支持着这种关心的力量，当然是无法估计的。对帝国主义感兴趣的阶层，不仅拥有极强大的物质实力手段，他们还对广大的居民阶层，同时也对工人阶级发挥着强大的经济和精神影响。
　　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是否有力量来抵消这种影响，这决不是有把握的事。但是也不能断定就丝毫无能为力。我们已经看到，恰恰力量对比关系是有点无法估计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像现在这样的正在出现着完全新的形势的时期。
　　的确，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没有足够强烈地表明，要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来制止战争。但是也许可以说，如果战争更明显地带有帝国主义色彩，如果战争不是处处被感觉到是一种维护民族独立和完整的斗争，那末对战争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些。
　　战争的进程将对帝国主义情绪和趋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要阻挡这种影响，不是合适的办法，如果有人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阶段中，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说来是必不可缺的，只要还存在着这种生产的话。不管他在发表这种论调时抱有什么企图，他这样做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活动的，他在人民群众中提髙了帝国主义的精神影响，从而增强了它的力量。
　　同时，帝国主义只是一个力量问题，而不是经济必然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不是必要的，它对这种经济生活的意义还被漫无边际地大事夸张了。
　　可以指出，首先，帝国主义并不构成国家扩张运动的唯一动力。第二，殖民政策本身，恰恰从其最重要的现象来看，不是以帝国主义为根源的。最后，第三，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各种扩张方法当中，也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但决不是最有效的一种；除了它之外；可以采取经济意义大得多的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