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帝国主义（1914）
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摘录）
四、帝国主义的概念
库诺在这本小书[1]中所使用的仅仅限于暗示的方法，在他谈到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并且斥责那些否认帝国主义必然性的同志的那一章中，恐怕是表现得最讨厌的了.没有几个词像现在的帝国主义一词这样被如此普遍地、当作某种不言而喩的东西来处理和提到。的确也没有几个词像帝国主义这个词一样在理解和使用上如此多种多样。如果库诺由于某一作者对帝国主义的观点而同他论战，那他至少必须说清楚这个被攻击的人对帝国主义一词所下的定义。但是库诺不仅忽视这点，而且他根本回避任何逐字逐句的引文，对所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一视同仁。我简直没有把握断定，库诺在论战时心目中是哪几个作者。库诺的分析会促使不熟悉我们的书报的广大公众得出结论，认为整个社会民主党内不但在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上、而且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上都是惊人地混乱不堪。不过，难道库诺打算造成的不就是这种印象吗？
在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一定会使人相信我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是一窍不通的。他说：
“我不得不承认，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论述：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同过去那些发展阶段例如大的机械工业的形成一样，也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的、金融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发展时期，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过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原来的工业资本，而是当权的金融资本”。 （第14页）
读者很容易从这段阐述中看出这样的责难：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我们的理论忽视了研究“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原来的工业资本、而是当权的金融资本”。
但是“金融资本”这个用语就已经使人想到希法亭的书，正好是在这本书中，对库诺所要求的东西作了最详细的、最彻底的探讨，并且创造了“金融资本”这一技术名词。这些探讨已经得到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一致承认，而库诺却出来抱怨说：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一类论述！他倒是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的书报中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闻述，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时期的理论研究方面已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科学。库诺不谈这点，却让人得出我们的理论已经破产的结论！
他继续说：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然阶段，那么‘我们不应当容许帝国主义兴起；我们必须铲除它’这一要求就同如果人们在机器大工业初期说这样的话一样愚蠢了：‘不能容忍人和机器。我们要毁掉机器，而且我们要规定从今以后只许用手工业方式生产’！”
我们又一次不知道是谁说过被他这样论证的“蠢话”。库诺把狭隘的手工业师傅拿来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相比，这些手工业师傅以为死守过时的行会制度能够使他们抵抗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胜利进军“如果认为可以简单地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道路，并且阻止它的兴起，这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地可笑吗？”
关于帝国主义这一“经济阶段”，他继续这样说：
“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的准备阶段，它使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日益落入巨大的资本眹合的手中，使生产领导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脱离，使技术上互相关连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工作，使剥夺过程加速和集中，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创造了某些组织上的前提条件……”
“如果帝国主义在当作经济现象来理解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受经济历史条件制约的发展阶段，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它阻止或者铲除——对于这一点，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中的个别聪明人也是懂得的（自然他们的多数是完全看不见这种矛盾的）。但是他们拘泥于资本主义彻底破产的教条，不放弃他们的幻想，却声明说，经济历史的必然性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历史必然性，或者不是充分的历史必然性，而仅仅只是一半的，也许甚至只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历史必然性——最后他们通常是在大大地把概念引伸和扩展了一番以后得出结论说，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不是必然性，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 （第15页）
我们还是不知道，在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之中，发表这种愚蠢看法的而且还是“聪明的”人是谁。库诺继续说：
“但是究竟为什么虽然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是以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得到充分发挥的内部生命力为基础，却不算是历史必然性呢？他们说，这是因为人们还可以对发展作另一种设想，因为资本主义除了通过总是会招致新战争危险等等的殖民扩张的道路以外，也许的确也能通过别的道路来同样发展它的力量。”
“而且人们还说这种空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察方法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且对于每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学说来说，需要探讨的问题完全不是在别的情况下也许可能发生什么事物以及人们是否能够设想发展朝另一方向进行，需要探讨的仅仅是存在的事物，就是说，由历史地现存的前提所产生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贯彻的事物。凡是在发展系列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的事物就是历史地必然的事物。个别人是否能够对这种发展作别的设想，个别人是否喜欢它，它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念，它是否会招致战争危险，这同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和必然性都没有关系。” （第16页）
库诺的话引到这里为止。我之所以详细地引述他的话，是因为读者只有在根据双方自己的话来精确地了解双方的论据时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库诺的论证是由于他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而产生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不过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阶段”，这个阶段的本质在于资本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们认为这个定义正确，库诺对于“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把他们看成同那些想用手工来代替机器的人一样。没有一个帝国主义的消灭者要求现代资本主义向落后的方法倒退。库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是以关于“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的“教条”或“幻想”为根据的。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想用资本主义的个过去的阶段，而是想用一种更髙级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最现代阶段。可见那些反帝国主义者毕竟不是同“狭隘的手工业师傅”“完全一样地可笑”。
但是当真人们必须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吗？难道这样做也算合适吗？
许多帝国主义的消灭者，连我也算在内，不赞成这样的等同。库诺尽管可以认为这是错误的，不过他就必须针对这一点进行批评。他的目前这种形式的全部辩论都没有打中我们，而且也不能帮助人们弄清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些辩论没有使公众看清基本的分歧。
关于帝国主义一词的意义的问题，看来也许是单纯的字眼争论或者完全是咬文嚼字。但是我们除了通过词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互相了解。而且只有我们大家都将同一个概念与同一个词结合起来时，才能够了解。因此个人也没有权利任意选择个别现象和概念的名称。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个人在选择自己用的名称时是受语言习惯和社会机体的活动约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个人要确定一种在他以前没有人知道、或者至少是辨别得不够精确的新现象或新概念时，他才有权自由选择名称。但即使在这时，向来的语言习惯也会给他立下一定的准则。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我们就必须问问自己，这个词是怎样产生的，它一向表示的是什么东西。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它表示同一个世界帝国或是凯撒帝国（imperium）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图。就我所知，它最初在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统治下的法国出现，人们用它来表示帝国的政策。如果法国同志们今天还把帝国主义这个词按照相似的意义用于德国，用来表述他们相信能够在德国发现的帝国政权取得世界霸权的意图，那么，原因多半是在此。库诺理解错了，他认为法国同志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德国帝国主义的，即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最现代阶段只限于德国。其实，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使用这个词同我们例如说法国波拿巴主义或是俄国沙皇制度的意义是相似的。
这个词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还有另一种意义。人们用它来表示通过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结成紧密联盟来用大不列颠代替小不列颠的意图。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大帝国（empire）。因此人们也还用它来说明一种特殊类型的帝国政策，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殖民地的兴趣。特别要通过关税政策的特殊措施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紧密结合。但是这一来，不断增长的对殖民地的兴趣也要导致新地区的占领，从而导致同其他强国的对立和建立海军军备。
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强国中，这种追求一个殖民地大国和军备的相似意图也出现了，一部分国家早一些，一部分国家与英国同时。英国没有首创这种新政策，不过给它起了名字。这种政策一般称做帝国主义。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描述这种意图。既然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出现，我们认为其中有一种规律性，并且研究了它们的原因。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做了库诺现在在我们著作中找不到的那件事的人，即研究新的帝国主义如何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条件生长出来。在我的发表于一八九七-九八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组论文《老的和新的殖民政策》[2]中，我已经指出，帝国政策或世界政策的新类型是工业资本发展、财政巨头的重要性的增加和资本输出的结果。然后希法亭一九一〇年在他的关于金融资本的著作中第一次指出，资本的最现代阶段怎样导致货币资本特别是银行对于工业资本的支配，从而完全改变了工业资本的性质。他称这一新时代为金融资本。他用这个词来说明：“银行资本，即货币形态的资本，它用这一方式在现实中转化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第283页）。他非常注意避免用人所共知的“帝国主义”一词来表示资本主义的这一最新阶段。他也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表示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表示一个“经济阶段”。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偏爱的政策。
我相信，我们有一切理由坚持对于作为原因的金融资本同作为结果的帝国主义的区分.这一区分符合把帝国主义理解为政策的一种特殊体系的这一语言习惯。论述帝国主义的不同作者对这一政策的细节理解不同，但是几乎全体一致把帝国主义看成政治制度，不是“经济阶段”、不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层的政策。
帝国主义正像它所代替的曼彻斯特主义一样，是资本主义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曼彻斯特主义也并不表示某一个“经济阶段”，虽然它也必然是同一个经济阶段相联系的。
库诺直接把这个词用来表示“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我不能认为这是改进，因为它的表述某一种政策用途仍旧保持着。对于我们称为帝国主义的那种政策，库诺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名称，因此他的见解仅仅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两个不同的现象有着相同的名称。由于二者彼此处于密切的联系即原因同结果的联系之中，这就更加容易造成混乱了。
如果人们与此相反，坚持对金融资本和它的政策即帝国主义作出准确的区分，那么问题就不是像库诺所提出的那样了：难道我们想跳过那一由工业资本的集中和它同货币资本的融合而产生的经济阶段吗？问题应当是：无产阶级是应当参与或完全支持由金融资本家执行的政策，还是应当反对金融资本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执行自己的特殊政策？
人们如果这样提问题，那么库诺也就只会像“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一祥回答，如果人们可以根据他一向的态度来判断的话。他自己也隐约地提到过，他说：
“这根本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耐心地和不加反抗地忍受帝国主义的统治。对于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也一向没有这样做过！不如说社会民主工党负有这样的任务：尽可能抵制帝国主义的有害后果，另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利用那些能给工人争来某些东西的经济改组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扩展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如有必要的话，改造这些组织来适应新的目的，一句话，通过新的发展时期使工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尽可能保持元气。另一方面，必须使工人阶级不断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或者像通常所讲的那样夺取政权，并且把这个政权用于以下的目的：使经济发展的好处不仅对资本寡头政治有利，而是也由国家和工人分享愈来愈大的份额，此外还使国家日益加强对大生产的最重要部门和财政经济的最重要部门的监督，并且在一旦条件具备时，把这些部门纳入国家管理。”
“但是，不让资本寡头政治得到供它的利润贪欲进行活动的场地的政策，是和无论如何不许帝国主义得势、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等等废话完全不同的。这种空话同那些认为根本不应当容忍大工业、金融、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要求完全处于同样的水平。” （第19页）
可惜，库诺在这里的说法仍旧没有使人看清他对真正的问题的态度。从上面的阐述看不出他对殖民政策、军备竞赛、关税政策采取什么态度。因此我们在这里也要担心，在围绕这些当前问题的斗争中，他的小册子所起的影响同它所希望起的影响刚好相反。它不会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见解阐述得更加明了，反而会被金融资本及其政策所利用，特别是因为它十分有力地强调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五、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的概念已经是众说纷纭的了。但是必然性的概念也是一样。只要一谈到帝国主义的必然性，那么即使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人们中间也有可能产生极其多种多样的误解。简短的暗示一定会在他们中间造成不折不扣的误解。但是在像帝国主义问题这样一个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此重要和如此争论纷纷的问题上的误解可能成为十分致命的。
在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怎样判断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以前，我们必须就对它的理解取得一致。
让我们回想一下上一节里的引文。库诺坚持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并且用下面这些话来论证它：
“凡是在发展系列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的事物，就是历史地必然的事物。个别人是否能够对这种发展作别的设想，个别人是否喜欢它，它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念，它是否会招致战争危险，这同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和必然性都没有关系。”
他在这段话以前说，需要探讨的“仅仅是存在的事物”。（第16页）
如果人们想到的只是历史性的解释，那么完全可以承认这一点。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必然地成为它现在的样子的，它只能被看成处于它的必然的联系中的必然性事物。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就这一意义来说，“只要是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不仅帝国主义是必然的，而且保守党、三级选举制、拉狄克和博尔夏特同志以及他们对于帝国议会党团的批评都是必然的。如果说，想“铲除”某一必然的事物就是“愚蠢”，那么人们也就不应当尝试“铲除”上述现象中的任何一个了。
但是按刚才确定的这一意义说来，必然性概念同铲除以及一般同任何行动都是不相干的。这一意义只适用于观察着的人，不适用于行动着的人，它是从经验、就是说从对于过去的研究得来的。但是人在其中生活的现在形成了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分界线，而过去和现在是两个十分不同的世界。（参看我的《伦理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6页，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
我对于将来毫无经验。我能够把过去的经验延伸到将来，我能够根据这一假设，即同样的原因在将来会像在过去一样产生同样的结果这一假设，为将来作出结论，对将来抱有期望，但是只有在我已经精确地认识历史地形成的、决定将来的那一切原因的时候，我才有绝对的把握认为这些结论和期望会实现。既然任何人都不具备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只能以较大或较小程度的精确性认识将来的必然发展。这时我们要探讨的不是确定性，只是可能性和盖然性。
库诺取笑“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中间的那些他没有指名的“聪明人”，因为他们说，经济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不是正确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半的、也许甚至只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必然性——我却不知道有谁会发表这样荒谬的意见。但是他心目中所有的并且漫画式地复述了的这一思路，显然不是说的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而是说的它的将来。没有人想否认，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仅就这一点来说是必然的。这是仅仅凭帝国主义是存在的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的。争论的问题是，它在将来是否必然的，而对于这一问题，不能以绝对的确定性，只能以较小或较大的、用库诺的话来说就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盖然性来回答。仅仅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存在着并且是从既定的条件必然地像它现在这样地产生出来，因此它同随便什么别的现存事物一样，不是偶然的产物，这一认识还不能帮助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将来得到丝毫的了解。
必然性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迄今只从认识着的人的立场来讨论它。这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采取的立场。相反，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人类只要不是作为单纯的哲学家来对待世界，从来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必须这样做。人不仅在过去和将来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生活，而且始终在两个世界中生活，他同时也不仅是一个认识着的个人，而且也是一个行动着的个人。他必须行动，不管他是否愿意。世界以敌对的和友好的现象面对他，他只有通过利用或支持后一类现象，防御或消灭前一类现象，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
在这一活动中，仅仅确信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必然的，对他毫无用处。他在这一方面的任务不如说是在于，对他来说什么是必然的或者不是必然的、有时是有害的。“必然的”一词恰好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两种意义必须严格分开，但是容易彼此混淆：有时它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东西，有时是指为了满足我们的一定的需要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我们的行动中对于两种类型的必然性都必须加以考虑。一种必然性决定行动的目的，另一种必然性决定行动的条件。对于过去的一定的必然联系的认识是行动者所不可缺少的。由于他的经验向他指明，一定的原因引起一定的结果，这就推动他通过“不让”引起不偷快的结果的那些原因“发生”或者把它们“铲除”的办法来避免不偷快结果，通过为受欢迎的结果造成原因的办法来导致受欢迎结果。
斑疹伤寒和体虱是和帝国主义同样“必然的”，尽管如此，人们能够干这样的“蠢事”，即通过要求“铲除”虱子而打算“不让”斑疹伤寒“发生”。这一反对有害结果的已知原因的斗争，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或集团，无论对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行为还是对社会现象的行为，都是适用的。对于那些仅仅研究“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的哲学家来说，这一制约性肯定是同“是否招致战争危险”这一问题毫无关系的。但是对于实践的政治家的行动来说，某种确定的政策是否适于“招致战争危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从实际政治的立场来看，关于帝国主义的必然性的问题并不是说它是不是在历史过程中以必然性形成的一一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而是说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构成一个必然性，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否需要它。帝国主义的捍卫者今天是这样主张的，他们断定，工业以及从而无产阶级没有殖民地、没有强大的舰队、没有高额关税就不能存在，因此帝国主义是必然的。库诺一直反对这种必然性，他一直同我们联合起来捍卫这样的见解：那种类型的政策对工业害多利少。如果说他现在热烈地为帝国主义的必然性辩护，那么这就显然很令人担心，担心所有把帝国主义理解成一个实际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的人会认为，库诺在战争的影响下背叛了自己。他所嘲笑的已经破灭的幻想是他自己的见解，他在战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主张这种见解的。
他肯定不是打算通过他的阐述来取得这样的结果的。
但是如果我们反对一种现象，我们往往不应当满足于单纯的否定。把这一现象从必然的联系中取出来时，不可能不留下一个必须加以填补的缺陷。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反对坏东西，我们必须建议用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这一更好的东西当然必须是可能的，就是说是可以根搌现有的物质条件达到的。在这一方面经验即对于过去的必然联系的认识也帮助我们。经验使我们认识，为了造成合乎愿望的结果，我们必须排除什么原因或者导致什么原因。但是它也向我们指明，这一方面的前提具备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行动的出发点必须始终是存在的事物，就是说必然的事物，但是我们的活动的目的必须始终超出此外。
但是如果我们事先没有认识到，就是说想到那一目的是可能的，那么它是根本不能达到的。任何新的机器，任何社会改良，都不可能在被人设想以前实现。固然经验也许还可能导致多种多样的变化，使它们最后成为和原来设想的不同的样子；但无论如何它们必须首先经过设想。
这是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致我根本不会想到要特别说明，如果库诺没有嘲笑那些根据以下的理由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
“这是因为人们还可以对发展作另一种设想，因为资本主义除了通过总是会招来新战争危险等等的殖民扩张的道路以外，也许的确也能通过别的道路来同样发展它的力量。”
这种嘲笑看来的确简直像是为殖民政策辩护！
为了已经形成的、并且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以致不再能为将来带来任何实际后果的事物去问是否曾经有可能设想另一种发展，当然是多余的。但是库诺难道竟打算断定，对于将来来说，除了金融资本的政策以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可以设想的政策吗？全部社会主义如果不是依靠把未来的发展设想成与过去的发展不同才能成立，那么是依靠什么呢？
当然现实可能违背我们的期望，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我们毕竟打算设想未来的发展，并且没有这种设想我们就会一事无成，那么我们必须把它设想成与过去的发展不同。因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间地确定的：不管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它必然会带来与迄今存在的事物不同的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就达到了对必然事物的理解中的一个新观点。人们只能以绝对的确定性认识将来的一个必然性：一切存在的事物或迟或早要毁灭。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已经形成的事物将要并且一定要消失。当然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库诺自己也把帝国主义称为一个阶段，就是说一个暂时的现象。它将要消逝，它将被“铲除”，它的灭亡是一个必然性，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灭亡。
这一问题事实上是库诺的小册子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全部论述的唯一基础。他的论战的核心是针对个别“帝国主义的消灭者”的这一假设的：资本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帝国主义已一筹莫展了。库诺认为这是一个大幻想，他对此表示反对。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就帝国主义是存在的、因此是必然的这一说法进行争论，并不能使我们朝着阐明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末日估计成多远或者多近这一问题前进一步。
对于后一问题我必须再说几句话，虽然我的批评已经达到不恰当的长度了。它比它所批评的对象更长了，但是如果我像库诺一样只限于用简短的暗示来解决他所提出的那些重要的、有争论的和复杂的问题，那么我就要犯这一次使库诺的著作大为逊色的那一同样的错误了，这时我也一定不会达到我的目的，即起阐明问题的作用。
六、资本主义的破产
（上略）每一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合起来能够造成极其多种多样的综合情况，这些情况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时期的各个阶级的力量，始终是变化不定和无法估计的。一个政党或者阶级在某一时期所能支配的实际力量，不能根据理论来确定，只能根据事实来确定。当然，在这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会一再得到贯彻的，而在这一限度内理论也能使人洞察政治的前途。但是理论只能使人认识必然会使这一个或另一个政党或早或迟取得胜利的那些趋势，却不能确定胜利的期限。这种说法不仅对于那些指望明天就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而且对于那些指望在一百年后才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都是适合的。
对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实践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我们前进的确定的期限，而是我们对于发展趋势的见解。我们的策略是不是幻想，将取决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我们是否已经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趋势。我们党内的“聪明人”一向在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一点，而不是我们胜利的确定期限。可惜库诺没有研究这个主要问题。但愿这是因为他还在坚持我们过去的“幻想”。
特别是这两种趋势变得重要起来：阶级对立尖锐化的趋势和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破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和它在经济上的破产是有点不同的。我怀疑无产阶级是否会容许经济破产有一天来到；在这以前资本主义的道义破产一定早就出现了。我把资本主义的道义破产理解成一个对当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政策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受它们剥削的、本来就对它们抱敌视态度的阶级即雇佣工人中发生，而且也在那些并没有直接从这一剥削获利、但是也没有直接受害的广大居民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中发生。这种介于无产者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的敌对态度比起雇佣工人的敌对态度来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但是它也削弱了维护现存事物的因素。
我从这两种趋势中看到了希望，一九〇九年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以如下的方式表述了这个希望：
“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难以预言即将到来的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因为一切需要考虑的因素，除了无产阶级之外，都是这样地不确定和不可估计。”
“能肯定的只是普遍的不安。能肯定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个普遍不安、力量经常变动的时期。不管这个时期的形式和期限如何，在无产阶级有力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从而揭开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以前，它不再能以较长久的平静状态吿终。”
“这一革命时期是否会像从一七八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一八七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长，自然是不能逆料的。虽然今天的一切发展都比过去迅速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战场也无比地扩大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场只是西欧。今天全世界都变成战场了今天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战斗不仅在斯普雷河畔和赛纳河畔进行，而且也在赫得逊河畔和密西西比河畔、在涅瓦河畔和达旦尼尔海峡、在恒河畔和黄河畔进行。”
“也同战场一样巨大的、归根到底是从战场产生出来的任务是：世界经济的社会组织。”
可以看出，我小心避免宣吿确定的期限。到目前为止发展是按这里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不过发展也促成了一些现象，它们使我预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有可能首先还出现别的情况。
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衰退，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减军备的意图，战前最后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最后还有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发展的国际融合，促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否被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取代，这一政策将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斗争。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无论如何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是否也可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答这个问题。“加入发展中来的新成分”“还看不清楚”。但是我赞同库诺的看法（第11页），即发现和考察这些新成分，是理论家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也完全支持他的这一看法，即如果“把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开始时遇到的经济情况，看成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也可以说：必然的），那就完全错了。他在这里引用了恩格斯的话，虽然恩格斯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用这句话的（上面引号中的一句话是库诺从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引来的。——译者），但是我认为库诺对这句话的运用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也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并且考虑了通过金融资本本身的另一种类型的政策把它克服的可能性。
如果到了这种超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至少资本主义道义上的破产趋势就有可能暂时缓和下来。
库诺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不少现象看成资本主义破产的标志，而这些现象后来表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某一阶段的道义上破产的标志。例如受地产和货币资本束缚的工业资本的时期在将近一八四八年时就走向末日了，曼彻斯特主义的时期在八十年代也是一样。因此我们这一次可能还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而只是走向帝国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
目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将能对此起决定性作用。战争可能使金融资本家间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军备竞赛继续进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表述的预断将实现到惊人的程度，阶级对立的尖锐化以及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都将迅速地发展。如果说，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就是真正必然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计，我们将大踏步登上那一“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在历史上必要的”阶段。库诺从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推论出资本主义会维持很久，其实他所说的话的反面才是正确的。
但是战争也可能有别的结局。它的结束方式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可能加速和平时期要令人等待很久的那一发展。
如果能达到各民族间的协议、裁军和持久和平，那么战前曾经使资本主义愈来愈趋向道义上的破产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能够消失。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自然不久就会带来也许比已经克服的灾难还要坏的新灾难，不仅在资本主义的任何阶段必然要感到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要受这些灾难的害，而且比较中立的阶级和阶层也要受害。但是像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曼彻斯特主义以及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直到物价开始高涨时为止的帝国主义一样，超帝国主义暂时也可能带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
我承认，仅就这一点来说，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哪怕只是道义上的破产，是为时过早的。但是我认为，宣称这种破产长久之后都不可能出现，同样也是过分性急的。
这种破产可能比你们所认为的来得更早。
战争的结局会作出定论。战争中所争的不仅是个别国家的胜负。战胜国也会受到衰落的威胁，如果帝国主义政策在战后继续进行的话。战败国也会如释重负，如果帝国主义一蹶不振的话。
资产阶级政治家所能看到的也许只到胜利和失败为止。我们的任务是看得更远，要看到战争以后。我承认这不是轻松的任务。我们需要拿出全部理论力量才担负得起这一任务。在这一方面我对于库诺的期望比对任何人都大。我现在仍旧对他抱着期望。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三十日发表。
载于《新时代》第三十三卷（1914—1915年），
第二册，第四期，第107—116页；
第五期，第143—146页。 |
[1] 指考茨基在本文中评论的《党的毁灭吗？》（柏林一九一五年德文版）一书，本文中所引库诺言论后面注的页码就是这本书的页码。——译者注
[2] 见《新时代》第十六卷（1897—98年），第一册，第二十五期，第769—781页。——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