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五章 塔博尔派


一 教会大分裂
二 胡斯战争爆发前的波希米亚社会状况
三 胡斯运动的开端
四 胡斯运动中的各派
五 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
六 塔博尔派的覆亡


一 教会大分裂


  威克里夫运动的兴起对教廷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如果教廷继续充当法国的工具,那就势必危及它在整个欧洲的地位。因此,教廷开始渴望挣脱法国的羁绊,企盼从阿维尼翁迁往罗马,因为它在罗马比较容易揺脱法国的控制。
  同时,威克里夫运动还向教皇们表明:作为教会的君主,他们的地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这场运动使教皇认识到,必须设法使世俗统治机构成为自己的可靠支柱。随着教皇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日益丧失操纵教会和利用教会的权力,随着这种权力日益明显地落到各国君主的手中,教皇就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必须在控制世界各国的同时,加紧控制自己统治下的世俗国家,即教皇国。这一点,也使教皇深感迁居罗马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出于这种种原因,教皇迫切希望迁往罗马;而就在这时候,意大利人也渴望教皇返回本国。按庶他们的说法,教皇在阿维尼翁“受到了巴比伦式的囚禁”。这一事实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让教皇在意大利定居,这对他们的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教皇一旦离开意大利,这个国家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罗马,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明显地出现了衰落的征象。
  彼特拉克在他的作品中最出色地表达了人们要求教皇重返罗马的热望。他在诗歌和书简中,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罗马皇宫和圣坛在教廷迁走以后呈现的一派衰飒萧条、垢积尘封的景象,描绘了这座不朽之城象一个弃妇那样穷愁潦倒的情景,指出只有等到罗马的合法统治者重新归来,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愁云惨雾才会一扫而空。诗人还写道,如果教皇敢于摆脱法国的羁绊,他就会流芳百世,罗马城就会时来运转,意大利就会得到和平;相反,如果教廷继续留在阿维尼翁,它就势必在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的生活中自取灭亡,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憎恨和蔑视。
  从1326年到1352年,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因此,他对教廷的腐朽生活了如指掌。从下面这首描写阿维尼翁的十四行诗[1]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这座城市是多么痛恨:

  “愿雷霆击中你那诡计多端的脑袋!
  你为非作歹,聚敛了大量的钱财,
  忆往昔,你箪食瓢饮,清苦度日,
  而现在,你敲诈穷人,见钱眼开。

  这里是叛徒巢穴,孕育一切祸胎,
  这里的流毒正在对世界造成危害,
  这里的人们花天酒地,蝇营狗苟,
  这里的生活荒淫无耻,极端腐败。

  魔王率领着老老少少的女妖,
  在你的殿堂跳起疯狂的舞蹈,
  凤箱吼,魔镜闪,火苗跳跃。

  从前你赤身跣足,头戴荆冠,
  如今却穷奢极侈,纵情享受,
  你臭名昭著,愿上帝将你诅咒。”

  彼特拉克对教廷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不过,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削弱乃至摧毁教廷的统治,而是为了促使教廷迁回意大利。在他看来,教廷的可鄙之处并不在于它用极端无耻的手段对全世界进行了剥削。他认为,教廷之所以可鄙,是因为它不在罗马、而在阿维尼翁挥霍了那些通过剥削得来的果实;是阿维尼翁的环境气氛摧毁了教廷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健全机体,一旦教廷迁回罗马,它必将迅速地恢复健康。
  意大利人当时对教廷如此眷念,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些原因)之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民族意识的觉醒同商品生产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时候,这种生产本身的利益(首先是资本家的利益)就要求建立一个尽可能实行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可以保证资本家在本国范围内拥有可靠的市场,而且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为资本家争得足够的地盘和活动自由。诚然,直到17世纪,人们在这一方面才具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可是,现代民族意识早在14世免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当然,在14世纪,这种民族意识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的引发之下才会公开地显现出来,它在当时还远远没有那种自然的本能的力量。
  在商品生产素称发达的意大利,人们最先表现出这种民族意识。这个国家在14世纪亟需实现统一,亟需在一个政府的统辖下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各个小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和平安定、秩序井然的局面,从而为市民致富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国家不再成为异族侵夺的对象。不过,意大利后来实际上还是遭到了异族的劫掠,直到19世纪为止,它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命运。
  在当时,只有教廷才能使意大利实现统一,也只有教廷才能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地君主之上的权力机构。因此,对于意大利的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主义者来说,促使教皇从阿维尼翁返回罗马就更显得刻不容缓了。
  除了上述各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造成这种趋势的因素之一,这个事实就是法国在对英战争中遭到了失败。法国的失败使人们日益明显地感到,毋需对这样一个敌国怀着恐惧心理。
  于是,在威克里夫运动兴起以后,教廷里的人们就开始认真考虑迁回罗马的问题了。乌尔班五世最先采取行动,试图离开阿维尼翁。他不顾法国的查理五世和一大批充当法国走卒的红衣主教的反对,竟于1367年5月在马赛乘船经热那亚前往罗马。抵达罗马后,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到了1370年,法国的红衣主教们又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在阿维尼翁可以更惬意地优游度日(据吉本说,这些红衣主教主要是贪恋勃艮第出产的葡萄酒,这种酒在意大利是无法搞到的),这样,乌尔班五世便重新回到了阿维尼翁。
  1376年,格列高利十一世再次采取行动,离开阿维尼翁,移居罗马,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为止(1378年)。此后,罗马民众十分担心法国红衣主教再次选举一名亲法分子担任教皇。于是,他们拿起武器,举行暴动,包围了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厅,强迫红衣主教们把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选为教皇。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必须选举意大利教皇,否则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法国的红衣主教后来一得到机会便立即离开罗马,声明这次选举是在威逼之下进行的,其结果无效,他们又重新选举了一位教皇。这位教皇就是克雷芒七世。
  这就是教会内部出现大规模分裂的过程。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分析这场分裂的原因,是由于这一事件在教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异端教派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同一时间出现两位教皇,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罕事。可是,两位教皇都带有某种民族色彩,这倒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中一位教皇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另一位意大利籍的教皇则受到德国和英国的支持。后来,除了这两位教皇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位教皇,这位教皇几乎只得到西班牙人的承认。由此看来,天主教瓦解为一个个国家教会的崩溃过程,早在这次教会大分裂的事件中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这里,决定事变进程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教义,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动机,而是民族矛盾和政治矛盾。
  自此以后,互相敌对的教皇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参与较量的教皇及其后继者们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取得压倒对方的优势。整个教会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从而使社会也濒于土崩瓦解的危境。在那个时代,各种尖锐的矛盾已经对社会形成威胁,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的农民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人们感到有必要结束这种纷乱扰攘的局面,重新组织教会,或者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对教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可是,教廷根本没有能力来进行这项事业,因此,其他各种势力就不得不为此而操劳。当时,人们举行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名为教会会议,而实际上与会的世俗君主代表同各种教会组织的代表一样享有发言权。
  1417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宗教会议上,马丁五世当选为教皇,取代了其他各位教皇的地位,结束了教会的分裂局面。当时选举马丁五世担任教皇的不仅有红衣主教,而且还有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除了二十三名红衣主教以外,还有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这五个基督教国家的三十名代表。
  由这类宗教会议推举产生的教廷在权势方面远远比不上当初曾经击败过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那个教廷。诚然,从这时起,教皇已经不再象阿维尼翁时代那样俯首帖耳地听从一个国家的摆布了,可是与此同时,教皇自己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也大大地削弱了。国家教会业已形成,这些教会都受本国君主的管辖。从此以后,教皇就只能同这些国家的君主分享操纵教会和利用教会的权力,否则,他就将完全丧失这些权力。教皇所获得的那一份权力是有限的,一些专门的国家条约(即某一国家政府与罗马教皇签订的协定或国事诏书)对教皇的权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情况都是如此。在意大利,罗马教会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教会。
  只有德意志帝国在上述宗教会议召开的时代没有建立起国家教会。当时,帝国四分五裂,情况十分严重,以致没有力量去干预和限制教皇对德国教会的操纵权和利用权。于是,德国从此就成了教皇争权夺利时瞄准的主要目标,而且,在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德国始终是处于这样的地位。
  可是,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有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例外,这就是波希米亚王国

二 胡斯战争爆发前的波希米亚社会状况


  在14世纪,除了英国之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方面能同波希米亚并驾齐驱。英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羊毛贸易和侵法战争的胜利;而波希米亚经济的发展则得力于本国的银矿企业。在波希米亚的银矿企业中,最著名的要数库特纳—霍拉银矿。这座银矿于1237年开始采掘,从那时起直至15世纪,它的产量在整个欧洲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4世纪初,那里的白银产量每年约为100000马克(1马克=12磅)。除此之外,波希米亚的许多内河流域还建立了淘金企业,例如摩尔多瓦河和卢日尼采河流域都有这样的企业,塔博尔城就位于卢日尼采河畔。[2]在那个时代,正是因为有这些矿山企业作后盾,波希米亚的权势才得以迅速增长,奥塔卡尔二世(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3]的劲敌,1253—1278年在位)的政府才能够声震遐迩,查理一世(登上德国皇位以后称作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的政府才能够煊赫一时。而查理一世之所以能登上皇帝的宝座,除了因为教皇对他表示支持之外,主要也是因为库特纳—霍拉银矿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使他有可能用钱财去买通各位选帝侯。后来,他的儿子温采尔也采用了这一套在当时司空见惯的伎俩,才当选为德国皇帝。[4]
  库特纳—霍拉银矿的收益使波希米亚的商业、工业、艺术和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布拉格,更是欣欣向荣。这座城市当时被人称作“金光灿烂的布拉格”,城里到处都矗立着金碧辉煌的建筑。1348年,那里又建成了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第一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自然不会一无所获。众所周知,教会素来贪得无厌,其嗅觉又极为灵敏。它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捞到钱财,同时也懂得用什么方法去获取这些钱财。因此,波希米亚的寺院和教会变得非常富裕,尤其是在皇帝查理四世的统治下,寺院和教会更是殷实富足,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那样,查理四世本人就是一位“僧侣皇帝”。
  布拉格的大主教们“在波希米亚占有十七处宽广的领地,除此之外,摩拉维亚的科耶廷和巴伐利亚的吕厄也是他们的领地;他们还拥有为数甚多的小型庄园。他们的宫室富丽堂皇,可以同帝王的殿宇媲美;成群的奴仆侍立左右,随时供他们驱遣。”单是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的教士咨议会就有三百名教士,“一百多座村庄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划归他们所有,变成了他们的寺产。大教堂教长一个人就独占了沃林地区的整片领地,此外,他还拥有大约十二座小型庄园。”(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41页。)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对教会的财产状况十分熟悉,他在《波希米亚人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教堂象波希米亚教堂那样星罗棋布,那样恢弘雄伟,那样富丽堂皇。在波希米亚,一座座教堂巍然耸峙,气势凌云。……高大的圣坛上放着金箱银匣,里面供奉着圣徒遗骸。神甫的法衣上缀满了串串珍珠。整个陈设十分华贵,各种器物价值连城。……这些景象不仅见之于城市,而且也见之于乡村。”

  不过,波希米亚的教会越是富裕,教皇对它的剥削就越是加重。
  在这个国家,除了教会和国王及其下属臣僚之外,库特纳—霍拉的矿业公司股东也赚取了巨额利润。在14世纪,雇用矿工为自己干活的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矿业经营者,而是布拉格和库特纳—霍拉的商人,亦即资本家。这些资本家通过矿山的收益积累了财富,提高了声望。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发展,波希米亚境内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与其他各地相同的现象:在那里,除了教皇属下的教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刻矛盾之外,又出现了商人与消费者、师傅与帮工、资本家与家庭工业经营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地主和佃农的矛盾也势必日益激化。而同这些事实并行不悖的另一个事实是:波希米亚也出现了当时在各地普遍流行的那种趋势,即把农民从农奴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用单纯的租税制来取代农奴制。关于这一现象的根源和性质,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进行过分析(参看第二篇第二章第四节)。在14、15世纪之交,农奴制在波希米亚实际上已经消亡。可是,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波希米亚,地主们也力图重新恢复农奴制,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不满。[5]
  这种不满情绪大概在低等贵族的成员中间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其收入水平并不比富裕农民高出多少,而且,他们也不象地位显赫的男爵那样拥有权势,可以对自己属下的农民大肆进行敲诈勒索。可是,随着商品交易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他们却很快就失去了自己那种旧式农民的俭朴本色,他们希望象富商和男爵那样,过上一种“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这个阶级在14世纪末期迅速地陷入了颓败潦倒的境地。当时,王权已经十分强大,尽管骑士们有时也大张旗鼓地进行劫掠,但毕竟成不了什么气候。况且波希米亚从属于德意志帝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无法进行一场有利可图的民族战争。这样,波希米亚的骑士们就只好到雇佣军中去服役,这条途径几乎成了他们弥补经济亏空的唯一出路。
  波希米亚的农民也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民一样,为雇佣军输送了大量的兵员。
  银矿开采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从而导致了上述矛盾的产生,而且必然引起一场价格革命,使上述矛盾变得格外尖锐。
  一种商品的价格就是人们为换取这种商品而支付的贵金属(金或银)的数量。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贵金属的价值越低,在生产这种贵金属的过程中付出的劳动越少,人们为换取商品而支付的贵金属数量就越多。15世纪末期,萨克森和蒂罗尔的矿山采掘业曾在德国引起一场价格革命;从16世纪中叶起,美洲金银矿的发现和开采也曾在整个欧洲引起一场价格革命;同样,波希米亚那些储量丰富的银矿在当时一旦被发现和开采,就必然会在这个国家导致一场价格革命,促使各种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我们虽然未能在波希米亚历史中找到若干实据作为佐证,但是,只要“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一定理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能怀疑,波希米亚在14世纪确曾面临一场价格革命。
  当然,不同的阶级在这场价格革命中的遭遇也互不相同;有些阶级受到了损害,有些阶级则得到了利益;有些阶级只受到轻微的影响,而有些阶级却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可是,在任何一种通过货币支付活动而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中,价格的上涨都会使包藏在这种关系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必然是那些依靠货币收入来维持生活,而又无力迫使别人相应地提高这种收入水平的阶级,具体说来,在城市里,受害最深的是那些从事雇佣劳动的下层民众;而在农村,受害最深的则是低等贵族。
  但在这一切社会矛盾之上,还有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民族矛盾;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波希米亚,民族矛盾也同教会矛盾交融汇合在一起。
  在13世纪,波希米亚在经济上还很落后,而位于它西部的德意志邻邦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远远地走在它的前头。波希米亚的君主想方设法吸引德国移民前来定居,只是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波希米亚的工业、商业、艺术和科学才在库特纳—霍拉银矿建成以后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在这一方面,功绩最为卓著的要数奥塔卡尔二世和查理一世(即后来的查理四世)这两位深受波希米亚爱国者拥戴的君主。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德国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艺术家和学者们才纷纷来到波希米亚定居。
  当时,库特纳—霍拉率先变成了一座纯粹由德国人居住的城市,其他一些矿山城市(如德意志布罗德和伊赫拉瓦)也是如此。[6]此外还有许多城市或者被德国人重新改建,或者迁进了大批的德国人,以致各个城市的政府都由他们把持;况且,德国人又是富裕阶层、即商人和上层手工业者的代表,这就更有利于他们掌握各地的权力。在这些城市里,地位低微的手工业者、大批的短工以及其他下层民众都是土生土长的捷克人。[7]
  布拉格大学也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这所大学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全校分成了四个同族会。学校设立了一个联合的自治机构,每个同族会在这个自治机构中都享有一票表决权。不过,由于巴黎大学是由法兰西皮卡第诺曼底英格兰这四个同族会组成的,所以法国人在巴黎大学自治机构中实际上享有三票表决权;而在布拉格大学,波希米亚人却只有一票表决权,因为这所大学分成了波希米亚、巴伐利亚、萨克逊和波兰这四个同族会,而波兰同族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德国人(他们来自西里西亚等地)。表决权问题绝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在那个时代,大学是学术界和政治界首屈一指的权威机构,其影响相当于现代新闻出版业和高等院校的总和。[8]而且,就外观来说,大学也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布拉格,大学的高楼广厦和师生的宿舍公寓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城区,甚至可能还筑有专门的城垣,[9]早在15世纪初,就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在校学习。
  据1408年的一些资料记载,布拉格当时有博士和硕士二百名,学士五百名,大学生三万六千名。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无可否认,当时大学生的数量确实十分可观。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波希米亚人的历史》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1409年,当德国大学生离开布拉格时,在同一天内就有两千人告别了这座城市,几天后,又有三千人相继离开布拉格,后来,他们创建了莱比锡大学。因此可以肯定,当时在校学习的学生总数绝不会低于一万人。[10]
  那时候,许多慈善团体也同大学建立了联系,人们向教授和比较贫困的大学生馈赠钱财和房屋,供他们使用,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给大学提供薪金和奖学金。大学的一切财产、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捷克籍的教师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在乡村学校任教,只能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而他们的德国同行却占据了大学里的一切肥缺;每当捷克民族同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学总是站在德意志民族一边。
  除了上述各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教会也变成了一个有利于德国人的剥削机构。当然,人们也允许捷克人去担任那些卑微的牧师职务,但是,寺院以及寺院以外的高级教职多半是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例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布拉格大教堂的教士,这些教士多数都是德国人。布拉格的大主教康拉德·冯·贝希塔也是“一个来自明斯特兰地区阴暗角落的狂热的德国人”(施洛塞尔语),胡斯起义就是在这位大主教任职期间爆发的。
  这样,在波希米亚的各个地方,整个民族的多数成员(从城市的下层民众,到地位寒微的牧师,直至乡村的全体居民,即农民、骑士和地主)都感到德国人在对他们进行剥削,或者感到德国人在剥削活动中同他们进行着竞争。先前,人们一方面进行斗争,以反对教会的剥削,一方面提出要求,以期获得教会的财产;现在,这种斗争和要求已经同反对德国人剥削的斗争以及对德国人财产的要求交融汇合在一起。
  因此,在14世纪,波希米亚境内也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当然,在各个国家,由于唤起民族意识的特定条件互不相同,这种意识在刚刚萌生时所表现的形式也迥然而异。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意识主要产生于对民族国家统一的渴望,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推动下,意大利的爱国者对教廷顶礼膜拜,而德国的爱国者则对强大的皇权梦寐以求。在法国和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对敌对民族的仇恨;而在波希米亚,民族意识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阶级仇恨
  这种阶级仇恨大概在《波希米亚历史述略——愿忠实的波希米亚人引为鉴戒》一书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这本书虽然在胡斯战争以后(1437年)才刊行于世,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胡斯运动中风行一时的思想。书中写道:

  “波希米亚人千万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绝不再受德国人的统治;因为波希米亚的历史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波希米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最凶悍的敌人。”

  接着,作者引证了捷克的历史事实,对这一论点作了详细阐述。书中指出,查理四世皇帝“虽然提高了波希米亚的地位,扩大了布拉格城的规模,并在那里发展了科学事业和其他事业,但是,他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庇护了德国人。试问,在波希米亚国王属下的所有城市里,究竟是谁在担任市长和议员呢?是德国人。是谁在担任法官呢?也是德国人。人们在什么地方向德国人宣讲教义?在主教礼拜堂。人们又在哪里向波希米亚人宣讲教义?在教堂庭院和普通民宅。这一切都是确凿不移的铁证,它证明这位德国籍的皇帝企图让德国人来占领波希米亚。并企图逐渐清除波希米亚人,例如,在他的统治下,当局已经规定,凡向市政府提出诉讼者一律不准使用波希米亚语,而必须使用徳语。……”[11]
  在援引了上述事实之后,我们对于这种民族矛盾同教会矛盾交融汇合的过程就很容易理解了。在传教士中间,在寺院内,在大学里(从根本上说,大学在当时还是一种神学机构),德国人处处都享有获取各种肥缺的优先权。在这种情况下,捷克人当然要起来遏制教会的剥削行为,并要求获得教会的财产,而德国人面对这种斗争,也势必要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在14世纪,各地都出现了要求改革教会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会在捷克人中间找到适于发展的肥壤沃土。这样一来,那些德国血统的波希米亚人也就必然会以更加坚决的态度对这种斗争进行反击。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一场反对教皇、反对德国人的运动勃然兴起了。运动的最卓越的理论代表是扬·胡斯,因此,人们就借用他的名字,把这场运动称作胡斯运动。

三 胡斯运动的开端


  胡斯运动在刚刚兴起的时候,袭用了威克里夫运动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论据和要求。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学说一传到波希米亚,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胡斯就曾坚定地把威克里夫的思想作为自已的依据。不过,如果断言胡斯运动是由威克里夫的学说造成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威克里夫学说充其量不过给胡斯运动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论据,并对胡斯运动表述自身要求的过程产生过影响,至于胡斯运动的原因、动力和目标,却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不是一场从外部输入的运动,而完全是一场在本地诞生的运动。早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这场运动就已经初露端倪,其代表人物是克罗姆涅日什的米利茨和雅诺夫的马提亚,而在那时候,威克里夫的著作还没有传播到波希米亚,直到这位拉特渥斯的教士[12]进入暮年之后,他的著作才传播到这个国家(1380年左右)。
  查理四世的儿子温采尔(他是第四位以“温采尔”为名号的波希米亚国王,1378—1419年在位)千方百计地调和各种矛盾。他对德国皇位十分冷淡,甚至有些鄙夷不屑,因为皇帝没有什么权力,鉴于这个原因,他没有必要象自己的父亲那样去当一名僧侣皇帝。他力图征服教会,将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这方面,他同捷克爱国者和教会改革派的斗争有着共同之处。可是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看到,德国人为波希米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本人的权势奠定了基础。他支持捷克人的斗争,但又不希望德国人因此而遭到损害。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温采尔政府采取左右摇摆的立场,它今天可以对捷克人和改革派表示支持(例如在大学的问题上),明天又会对他们进行压制。当然,温采尔也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在他的统治下,德国人的权势和声望每况愈下,但是,由于他实行了左右摇摆、矛盾重重而又常常令人难以捉摸的政策,在他的有生之年,各种矛盾几乎都没有出现激烈冲突的局面。
  只是当外国强权势力出面干预波希米亚政局的时候,各种矛盾才发展到激烈冲突的地步。这些外国强权势力主张用铁腕政策取代摇摆政策和妥协措施,并试图用强硬的手段一举朴灭那里的烈火,结果却使整座大厦都陷入了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
  在这场反对教皇、反对德国的运动中,最杰出的理论代表是扬·胡斯。从1398年起,胡斯在布拉格大学担任教授,尔后,从1402年起,在伯利恒教堂担任教士,深得温采尔的宠信,温采尔曾委派他担任王后索菲的解罪神甫。当时,布拉格大学的权力还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在胡斯传播威克里夫学说的时候,这所大学对胡斯和威克里夫起初持反对态度,并把威克里夫的四十五条论纲称作异端邪说。大学校园里的这场争端日益演变成了民族争端,捷克人和宗教改革派在对方多数票的压力下处于劣势。最后,温采尔终于在1409年出面干涉,规定波希米亚同族会在该校享有三票表决权,其他各个同族会合在一起只有一票表决权。这一规定公布后,大多数德国籍教授和学生便纷纷离开波希米亚。这时,布拉格大学公开宣布拥护胡斯,并聘请他担任校长。
  从此,胡斯就遭到了布拉格大主教的憎恨,最后甚至遭到了教皇本人的仇视。斗争日益尖锐,胡斯与教会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尤其是当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聚敛钱财而在1411年再次推销赎罪券的时候,双方的冲突更是发展到了极其剧烈的程度。1412年,布拉格城里也开始推销赎罪券。胡斯慷慨激昂地声讨这种行径,谴责教皇的剥削行为,并把教皇称作基督之敌。于是在布拉格城里,拥护胡斯的捷克人同追随天主教会的德国人就发生了武力冲突,捷克人焚毁了教皇的训谕,并对僧侣进行了威胁。
  早在那时候,各种迹象就已经表明,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营垒要进行一场公开的较量。可是,温采尔严格奉行不偏不倚的政策,再一次巧妙地维持了和平局面。他先把胡斯逐出布拉格(1412年12月);不久以后,他又使四名拥护教廷的神学家遭到了相同的命运。与此同时,他还规定(1413年10月21日):在布拉格市政厅的全体议员中,捷克人今后应占半数,这样,他就打破了德国人在这座城市的优势地位。
  1414年,康斯坦茨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宗教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会议的任务是重新统一和组建教皇属下的教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废黜当时在位的三名教皇,任命一位新的教皇,而且还必须把波希米亚的异教运动镇压下去。温采尔的兄弟西吉斯蒙德(1410年起任德国皇帝,是温采尔在波希米亚的预定继位者;温采尔本人的皇位早在1400年就已经被德国选帝侯褫夺)对镇压胡斯派特别热心,因为胡斯派不仅会迫使波希米亚脱离教会,而且还会使它脱离帝国。
  胡斯应邀去参加这次宗教会议。1414年10月,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前往康斯坦茨的旅程。他所依凭的首先是自己的正义事业,而不是国王西吉斯蒙德给他签发的那张安全通行证。同前代以及后世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把那些无法调和的深刻矛盾仅仅看成是意见的分歧和彼此的误解,以为只要消除了误解、驳斥了谬论,他的思想就必定会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试图使神甫们相信,基督的后人必须象使徒那样恪守清贫;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统治者,只要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就丧失了合法的地位,即使是教皇或国王也不例外。可是,胡斯的说服工作没有荻得成功,神甫们拒不接受这些观点。
  胡斯提出的这种民主主义的原则也使西吉斯蒙德大为恼火。
  波希米亚人(特别是那里的贵族)掀起了声援胡斯的巨浪。这一事实证明,波希米亚人所拥戴的这个人物十分危险,于是,宗教会议便进一步下定了剪除这个危险人物的决心。本来,宗教会议试图通过长期的囚禁或威胁迫使胡斯幡然改悔,但经过努力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宗教会议便在1415年7月6日把胡斯及其学说定为异端,并将胡斯送交世俗法庭惩处。西吉斯蒙德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背弃自己的诺言,不顾自己先前为胡斯的自由和安全所作的保证,悍然下令将胡斯活活烧死。
  这样一来,波希米亚人就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作出抉择:或者奋起反抗,或者俯首屈从。他们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早在当局对胡斯一案进行审理期间,胡斯的一些比较坚定的拥护者就已经公开宣布同教会实行决裂。他们重新提出了雅诺夫的马提亚曾经提过的要求,主张在圣餐礼中让民众同领饼与洒。原来,在天主教会内部有一种习俗,即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不是把饼和酒一起授予在俗教徒,而只是把饼发给他们。只有僧侣才有权使用圣杯。胡斯的拥护者所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主张取消僧侣特权的教义,这种教义对象征僧侣特权地位的外部标志也持否定的态度。自此以后,圣杯,亦即在俗教徒的圣餐杯,就成了胡斯派的标记。在历史著述中,有一种广为流行的传统说法,认为人们在胡斯战争中之所以展开大规模的拼杀,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解决在俗教徒在圣餐礼中能否同领饼与酒的问题;那些“思想开明之士”也抓住这一点,洋洋自得地指出当时的人是多么狭隘,而当今的自由思想家又是多么通达。
  如此评述胡斯运动,其运思之聪明,论据之雄辩,大概就象若干世纪以后,有人站在历史角度这样来评述我们今天的革命斗争,说19世纪的人愚不可及,居然象迷信者一样对某些颜色顶礼膜拜,结果,法国人为了决定旗帜的颜色是用白色,还是用蓝、白、红三色或单用红色,竟展开了极其残酷的流血斗争;匈牙利人为了决定旗帜的颜色是用黑、金二色,还是用红、白、绿三色,也进行了同样残酷的斗争;而在德国,有一段时间每个佩带黑、红、金三色袖章的人都被判以重刑,投入监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各种旗帜在今天与各个民族、各个政党的关系,就象圣杯在当年与胡斯派的关系一样;圣杯是胡斯派的战斗标志,他们集合在这一标志的周围,为捍卫它而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这一标志本身并不是他们进行斗争的目的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圣餐仪式,这些仪式的意义也同上述情况一样。
  在扬·胡斯被处以死刑之后,波希米亚各地都掀起了同天主教组织实行决裂的运动,在俗教徒的圣餐杯成了运动的象征。这时,坚冰已经打破,人们在同教会决裂以后,紧接着就采取了实际步骤。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步骤也是当时的全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在布拉格,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已经时时起来进行斗争,他们不仅进行示威游行,而且有时还奋起驱逐传教士和僧侣,袭击教堂和寺院。不过,最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的还是贵族,他们确实没有白白地充当胡斯学说的热心拥护者。胡斯死后,他们为了报仇雪恨,曾向主教和寺院僧侣发出挑战书(自然是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热忱),同时,他们开始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去占据教会的财产。
  在这场风暴面前,温采尔没有招架之力。教皇和西吉斯蒙德曾催促他对造反者采取果断的措施,可是毫无结果。温采尔认为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装聋作哑,对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最后,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向他的兄弟进行威逼,他声称,如果温采尔还不采取对策来制止胡斯派兴风作浪的行径,他就要兴师问罪。西吉斯蒙德的威胁果然奏效。温采尔开始反对胡斯派,并企图招回被驱逐的僧侣。在这种情况下,布拉格的下层人民群众举行了一场暴动,他们在扬·瑞日卡的领导下占领了这座城市(1419年7月30日)。
  在这之前,温采尔慑于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暴,已经逃到他的温采尔施泰因城堡里隐匿起来,布拉格城被民众占领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据说,他当时由于盛怒而中风,几天之后就丧命了。
  在王位空虚的情况下,波希米亚成了期斯派异教运动蓬勃发展的天地。

四 胡斯运动中的各派


   当异教在波希米亚还是一种受压制的教义的时候,人们突出宣传的仅仅是它的民族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内容。当时,人民群众中的各个阶级面临着共同的民族仇敌和宗教仇敌,正是这种同仇敌临的情绪促使他们互相联合起来。
  而当国内的共同敌人遭到痛击,“上帝的箴言”获得胜利的时刻,便发生了下述现象:尽管大家所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箴言,但各个不同的阶级基于互不相同的利益,却对箴言作出了迥然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对立的解释。
  从总体上来说,胡斯运动分成了两大派别,每个派别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同样,天主教会在波希米亚的少数余党也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这三个城市分别是:布拉格塔博尔库特纳霍拉
  当时在波希米亚,除了布拉格以外,库特纳—霍拉是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城市。毫无疑问,该市矿业公司的德国籍股东和矿工自然要坚持天主教会的立场。如果胡斯派获得胜利,这些德国股东和矿工遭受的损失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惨重,因此,当时在他们中间,对天主教的信仰也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狂热。任何一个胡斯派成员,只要落到他们手中,都会遭到杀害。那时候,确有许多胡斯派成员陷入他们的罗网。波希米亚人甚至断言,库特纳—霍拉人曾拿出钱财,用以悬赏缉拿胡斯派:如果抓获一个普通异教徒,可得赏金六十个布拉格银币,如果抓获一个传播异教的教士,赏格则为三百个布拉格银币。
  除了库特纳—霍拉以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城市也被德国人控制着,这些城市自然也忠实地维护天主教的事业。在胡斯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这些城市大都落到了胡斯派手中,并在他们的推动下完成了捷克化的过程,就连库特纳—霍拉也不例外。1422年,库特纳—霍拉彻底脱离天主教的事业,自此以后,天主教势力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比尔森[13]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城市之外,当时还有一小部分贵族也忠心耿耿地坚持着原有的信仰。这些贵族之所以要这样做,部份是因为他们希望日后在朝廷谋求比较称心的职位,部分是因为他们憎恶胡斯运动中出现的民主倾向。
  但是,大多数贵族都坚决支持胡斯派的事业,因为他们强占了教会的财产,所以不能不采取这种立场。这些贵族(特别是高级贵族)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贵族共和国,并推举一名傀儡皇帝来充当元首。由于西吉斯蒙德不可能担当此任,贵族们便企图在波兰和立陶宛物色一个人来顶替这个角色。可是,没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王侯愿意到这个马蜂窝里来自寻烦恼。
  布拉格市民往往也站在贵族势力一边。诚然,那里的下层民众在举行了一系列起义,驱逐了德国僧侣和贵族以后,已经掌握了大权。布拉格除设立市政厅之外,还举行城区全体居民大会,任何一个在本市有独立谋生手段的人在会上都有投票表决权。市政厅的议员可能就是在这种会议上选举产生的。可是,过了不久,布拉格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地位较高的市民阶级。当时,这座实力雄厚的城市自然也同贵族一样,乘机强占了教会的财产。那些掳掠来的财产数量非常可观,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布拉格的两个城区、即新城和旧城互相争夺的目标。这批没收充公的财产或被出卖,或被瓜分,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抛售出去;除此之外,人们还掠取了教堂和寺院的财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财富都给那些投机钻营者提供了良机,使他们有可能飞腾发迹,出人头地。库特纳—霍拉被占领以后,当地的矿业开发权落到了布拉格居民手中,矿业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情况自然也给那些狡诈的投机分子创造了发财致富的有利条件。这样一来,布拉格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由捷克人组成的城市贵族,这个新贵族不久就同原有的贵族意气相投,并对“城区广大居民”的统治深为不满。
  不久以后,同情贵族的倾向必然也在布拉格手工业者中间,甚至在最底层的民众阶级中间滋长起来。这是因为,布拉格是一座生活奢华的城市,那里的工商业之所以会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是由于朝廷和显贵们在那里挥霍他们从全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因此,正如罗马市民当初把教皇赶走,后来却一再热切盼望教皇归来一样,布拉格市民现在也开始感到,整个社会最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王权和一群从事剥削活动的贵族。这时,市艮中的民主势力越来越弱,而贵族势力则越来越强。虽然历次的暴动、阴谋活动和外来干涉有时加强这一派势力,有时又助长另一派势力,但是,布拉格在与民主派结盟时,却始终都是一位不可信赖的盟友,而当它与民主派为敌时,则是一位十分强硬的敌人;到了胡斯战争后期,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变成了与民主派敌对的营垒。
  布拉格市民和胡斯派中的贵族(特别是那些高级贵族)合在一起,组成了“温和派”(这样称呼他们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们在没收教会财产时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极端的),亦即卡利克斯廷派或饼酒同领派。[14]
  同温和派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派,根据这一派的人员构成和总的倾向,可以把他们称作民主派
  民主派在农民中间争取到的拥护者。当时,在这个国家,农民是民众中的最庞大的阶级。
  胡斯革命促使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呈现出公开对抗的态势。对于贵族来说,如果那些隶属于教会的农民不给他们纳租税、服徭役,他们从教会那里没收来的地产就毫无用处。可是,这些隶属于教会的农民之所以起来进行反抗教会的斗争,却并不是为了在抛开原来的主人之后,给自己换上另一个更加苛刻的主人,他们的愿望是成为自由的农民、自由的财产所有者。其他农民的情况也同他们一样。上层革命势必唤起下层革命。先前还勉强阻挡着各个敌对阶级发生武力冲突的一切藩篱如今已被拆毁;先前迫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严格照章行事的传统如今已被抛弃;先前对男爵和农民还有几分约束力的王权如今已被推制。农民们感到,如果他们现在不能成功地根除贵族的统治,并彻底摧毁贵族的势力,日后他们就会在贵族的极权统治下备受煎熬。他们现在只能选择一条道路:要么就彻底争得自由,要么就完全沦为农奴。
  同农民携手并进的还有小资产者和无产者。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布拉格,但大部分人都住在小城市,在那里,他们驱逐了德国的“名门望族”,即地位较高的市民阶级。从实力来看,所有这些城市都远远比不上布拉格,它们不可能象首都那样独自抵御那些大肆搜刮、欲壑难填的男爵们的优势兵力。于是,就象德国城市早先在王权衰落的情况下被迫结成联盟,以抗拒掠夺成性的贵族一样,波希米亚的小城市现在也实行了联合——当然,少数拥护天主教的城市不在此列。
  低等贵族在经济上的地位介于农民和高级贵族之间,就象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介于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样,他们的立场动摇不定,令人无法信赖,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同现代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相似。同比较富有的自由农相比,这些低等贵族的地位其实高不了多少,他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同样是有得有失。如果农民获得解放,那就会使低等贵族从租税和徭役中获取的收入进一步减少;可是,如果打倒了高级贵族,那就为低等贵族扫除了危险的竞争者,肃清了日益强横地压迫他们的仇敌,因此,抢夺高级贵族的财物不仅符合农民的心愿,而且也必定正中骑士的下怀。当时,在低等贵族中,一部分人投靠了贵族派,一部分人投靠了民主派,而绝大多数人则动摇于两派之间,谁暂时赢得了胜利、获得了战利品,他们就对谁表示拥护。
  在那些矢志不移地忠于民主派的骑士中间,特罗茨诺夫的瑞日卡是首屈一指的杰出人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他作为雇佣军的士兵,曾同波兰人、土耳其人打过仗;在英国军队服役时,也曾同法国人交过锋。他把自己的作战经验贡献给民主派,成了民主派中声名赫赫、威震敌胆的首领。可是,不管他多么坚定地站在民主派一边,对于民主派来说,他始终只是一个军人(民主派当时建立了一支无敌的军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同其他的许多骑士以及布拉格的大部分小资产者一样,他的政治立场介于民主派与卡利克斯廷派之间。
  瑞日卡逝世后,他的那些特别坚决的拥护者们就同民主派分道扬镳了。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中间派,即“孤儿派”——他们自称“孤儿”,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慈父一般的瑞日卡。
  而民主派则被称作“塔博尔派”,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城市塔博尔是民主派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共产主义者成了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

五 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发展,波希米亚势必也同其他各地一样出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公元14世纪,波希米亚的毛纺织业首先在布拉格、伊赫拉瓦和比尔森兴起。毛纺织业的发展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可能起了特殊的推动作用。
  早在1337年,布拉格就已经出现了织布业雇工,他们独立操作,生产出成批的布疋。由此可以断定,当时那里已经有了较大的企业主,这些企业主以家庭工业经营者的身份雇佣帮工从事劳动(参看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第104页)。
  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在那里产生了影响。当时,波希米亚境内已经出现了伯格德派(这个教派在那里被称作“皮卡尔特派”)。德国的一些手工业者前来定居以后,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的优待,这些手工业者的到来,对于伯格德派思想的传播可能也起了促进作用。
  据记载,韦尔多派成员在当局对他们施行迫害的初期,就纷纷逃离法国,前往波希米亚并在那里找到了避难之地。他们在波希米亚进行秘密活动,传播自己的教义。[15]
  当波希米亚人同教皇属下的教会发生矛盾时,教会的反对者们在波希米亚不仅受到了宽宥,甚至还得到了支持,这时,共产主义的异教徒们自然也就扬眉吐气了,周围各国遭到迫害的共产主义者也纷纷到波希米亚来寻觅安身立命之地。共产主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得到发展,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共产主义和其他异端教派有着相同的论据,在许多方面甚至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们都主张回到原始的基督教去,都希望重新恢复纯洁的教义。只是到了后来,在对这种教义进行解释的时候,它们之间才开始出现斗争。
  教会和帝国用烈火烧死了扬·胡斯,并以这种行动向波希米亚人宣战,结果导致人们在波希米亚没收和攫夺教会的财产,从而推翻了世代沿袭的财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对于各个共产主义教派来说,这是一个大好时机。现在,他们可以昂首挺胸、公开活动了。过去,这些教派一直处于隐秘状态,其组织鲜为人知,只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勉强撑持局面,有时,因为某个成员叛变投敌,外界才了解到还有这样一些组织存在。[16]而现在,他们公开地登上了舞台,这时人们才看到,这些教派已经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
  当然,在布拉格,共产主义者力量太弱,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敌人力量太强,以致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但在一些较小的城市,情况却截然相反。
  共产主义的传教士们宣告,建立基督千年王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布拉格将象罪恶的渊薮一般被天火焚毁,而在其他各个城市,正义者将受到庇护和保佑。基督将以非凡的威仪降临人间,建立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既不存在主人和仆役,也不存在罪孽和贫困,而且,除了自由圣灵的法规之外,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规。到那时,幸存于世的人们将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天堂一般纯洁无邪的境界;他们不会产生肉体的痛苦和欲望,也不需要举行种种圣礼以达到超凡入圣的目的。[17]
  当时,许多城市都创建了共产主义的组织。至于农村,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有关史料谈到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从各种迹象来看,共产主义思想只是在城市里被人们付诸实践。在这些城市当中,最著名的要数皮塞克沃德尼亚尼塔博尔。在塔博尔,共产主义者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切权力。
  塔博尔城当时建立在卢日尼采河畔,位于小城奥斯蒂附近。我们知道,卢日尼采河以它两岸的淘金业著称于世。黄金富源可能大大地促进了奥斯蒂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与工商业相联系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可以肯定,自1415年以后,那里的共产主义鼓动家就受到了庇护。据记载,当时对他们进行庇护的主要是一位名叫皮特尔的富裕的织布厂主兼布疋商人——这一事实也说明,当时那里已经居住着大批的织工。从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一封信中披露的情况来看,后来在塔博尔生活的居民主要也是织工。关于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这封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1419年,在温采尔的统治下,当局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采取过反动措施,在此期间,由于奥斯蒂的天主教势力十分猖獗,共产主义的鼓动家们被逐出了这座城市。后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座宽矿的山丘上定居下来,这座山丘地势险峻,屹立在卢日尼采河上,只有一条狭窄的沙嘴与陆地相连,形成了一个半岛。共产主义的鼓动家们选中了这个易守难攻之地构筑自己的营垒,并使用旧约圣经的语言把这座山丘命名为“塔博尔山[18],因为他们同后来的再洗礼派和清教徒一样,对旧约圣经的语言怀有一种偏爱。
  共产主义者象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塔博尔,以便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举行集会。据记载,在1419年7月2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出席者总数竟达四万二千人,这些人来自整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各个地区。这一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

  “甚至敌对的一方也把这次集会的整个进程描绘得象一次激扬士气、振奋人心、富有宗教色彩和田园气息的民间盛典;会议在极其宁静而又井然有序的气氛中进行。大批朝圣者高举旗帜,以圣体为前导,从四面八方列队前来;当地的人也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前往迎接,向他们欢呼致意,并一一指明在山上为他们安排的位置。每一个前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兄弟’或‘姐妹’,大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牧师们分头进行工作:有的在指定的地点向男子和妇女分别宣讲教义;有的听取人们的忏悔;有的则以而包和酒两种形式向人们分发圣餐。这些活动一直进行到中午为止。接着,人们便去共同享用由客人们带来并在人群中分发的食品;如果有人感到食品不够,别人就会拿出多余的食物进行支援,塔博尔山上的兄弟姐妹是不分彼此的。由于整个集会始终洋溢着感人肺腑的虔诚气氛,所以绝不会有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而且,那里根本就不允许奏乐、跳舞和嬉戏。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大家进行交谈,互相勉励,以增进团结,加深友爱,坚定为‘圣杯事业竭忠尽力的信念。在这种场合,人们自然会控诉和声讨敌对势力,尽情抒发满腔的激情,并商讨各种方案,以便在全国范围重新争得传播‘上帝箴言’的自由。最后,会议在静穆的气氛中结束。这一天,一些农田受到了践踏,散会之前,大家还筹募了一笔钱,绰绰有余地赔偿了这些农田所有者受到的损失。”[19]

  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的第八天,布拉格爆发了起义。这场起义铲除了天主教反动势力,使国王温采尔一命呜呼,从而揭开了胡斯战争的序幕。这时,人们就不只是组织单纯的示威活动或举办共产主义的野餐了。他们已经着手组织共产主义的教区。
  塔博尔派奉行的基本原则在布拉格大学起草的一篇文稿中概述得十分清楚。按照当时的风尚,布拉格人和塔博尔派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一场辩论加以解决(这场辩论于1420年12月10日举行)。为此,布拉格大学的教授起草了一份辩论纲要,其中至少列举了塔博尔派的七十六个论点。在教授们看来,这些论点证明了塔博尔派的教义是一种异端邪说,或者至少也是一种谬误的思想。当然,辩论纲要中列举的论点大都属于神学范围的问题,这一点完全投合教授先生们的兴趣,同时也符合当时那种思维方式,可是其中也有两个论点含有共和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塔博尔派宣称:

  “到了那时,人间将不再有君主,不再有统治者,也不再有臣仆,而且,一切贡赋和捐税都将被取消,再也没有人强迫别人去干某种工作,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兄弟和姐妹。
  就象在塔博尔城里大家不分彼此、共拿财产一样,各地财物也应全部变为公有财产,任何人都不得占有私产。如果有人占有私产,那就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塔博尔派由此得出了下列结论,人们不应当再拥戴某个君主,也不应当再推选某个君主;上帝将亲自担任人类的君主,政权应当交给人民掌握;要象铲除杂草一样推翻和消灭一切王公、贵族和骑士;要取消各种贡赋、捐税和租金;要废除一切有关诸侯、国家、城市和农民的法规,因为这些法规的制定者是人,而不是上帝,等等。
  至于那些单纯涉及教会问题的论点,其中有的是要求拆毁所有的教堂,有的是禁止在教堂里对上帝进行礼拜,有的是禁止绘制或崇拜各种圣像,有的则是批驳那种相信炼狱存在的观念,如此等等。此外,塔博尔派还对钻研学问(或者也可以说对科学)持反对的立场,他们认为:

  “凡是在圣经中没有明确表述的东西,基督徒都不应当相信或坚持。除了圣经之外,任何道貌岸然的博士或导师之流(指教授)以及哲学家们所写的著作都不准翻阅、讲授或宣读,因为这些东西会使人误入迷途;所以,如果有人去钻研那七种人文学科[20],在这些方面获取导师的地位,或让别人称自己是这些领域的导师,那么,此人就在步异教徒的后尘,他就是一个虚浮不实之徒,从而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这条教义大概更加尖刻地刺痛了教授先生们的心。关于基督教共产主义者对科学所持的反对立场以及他们所奉行的苦行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从另一个角度作过分析和说明(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四、五节)。
  那时,共产主义当然只能按照原始基督教所提供的那种方式来实施,而且,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当时的生产水平。
  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公共储金处,人们把这种储金处称作“钱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蓄上缴给公共储金处。据记载,这样的储金处一共有三个,一个在塔博尔,一个在皮塞克,一个在沃德尼亚尼。兄弟姐妹们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家产,然后把所得的钱款放在储金处管理者的脚下。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普施勃拉姆的著作,1429年,这位作者在一篇攻击塔博尔派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们(指塔博尔派的牧师)还设下了另一个卑鄙的骗局:在皮塞克城的民众上山投奔他们之后,他们竟向这些民众下达命令,责成所有的兄弟把自己的钱财统统汇集起来,接着,他们设立了一两个钱桶,教区群众交给他们的银钱几乎塞满了钱桶的全部空间。负责管理银钱的是皮塞克城的无赖马蒂亚斯·劳达,此人和钱桶的其他一些管理者以及牧师们自然要从桶里大捞油水。从这种令人作呕的把戏中可以看出,他们使用何等卑劣的手段来攫夺民众的财产和收益,并借此机会发财致富、中饱私囊。”[21]

  连帕拉茨基也不能不承认,普施勃拉姆所作的这种指责纯属无耻的诽谤。
  我们看到,大剥削者及其辩护士们(忠心效力的普施勃拉姆也跻身于这种辩护士的行列)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象今天一样善于散布流言蜚语,借以攻击被剥削者的先锋战士;他们指责这些先锋战士“靠骗取劳动者挣得的几文钱来中饱私囊”,同时声称自己对这类中饱私囊的行为感到无比愤慨。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他们都很善于摆出这种姿态,其实,他们自己才真正是靠损人利己来大发横财的剥削者。
  不过,无论那些储金会的管理者是多么正直无私,用这种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毕竟是难以持久的。同早期的基督徒相比,塔博尔派更不可能坚持实行这种共产主义,因为早期基督徒的核心成份是一些具有乞丐意识的无产者,而塔博尔派却不是这样,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从来没有也绝不愿意靠富人的施舍来维持生活。在当时那种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每个人都变卖自己的生产资料,把钱存入公共储金处,再由储金处拿出钱来为大家购买消费资料,那么,人们就无法再从事劳动了。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的塔博尔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普遍地实行上述措施。这种措施肯定很快就停止实行了。同早期的基督徒一样,塔博尔派最后实际上是采取下列形式来实行共产主义的:每个家庭都为自己而从事劳动,仅仅把多余的劳动收益上缴给公共储金处。
  当然,这种做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遭到了比较热心和坚决的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采取别的做法,就不可能持久地实行单纯的消费资料公有制。因此,那些比较急进的共产主义者就要求实行全面的共产主义,并要求取消家庭。而要取消家庭,只能采取两种方式:或者是实行独身主义,或者是取消固定的个体婚姻,推行所谓公妻制。塔博尔派中的急进的共产主义者比较倾向于选择后一种方式,这是因为他们同天主教会和僧侣制度势不两立。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对教士所奉行的那种独身主义也采取鄙弃的态度。
  对于我们来说,人们在那个历史阶段得出上述共产主义结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原始基督教中,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共产主义结论,在论述僧侣制度的时候,我们也对这种结论作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曾指出,无论是公妻制,还是男女修道士的独身主义,都不是人类心灵出现的“迷误”,而是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
  急进的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这种目标,在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又坚定。有关这个教派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在波希米亚,这个教派也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当地的人只要提到皮卡尔特派(即伯格德派),几乎都是指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这个教派的主要传教者是一个名叫尼古拉的农民,因此,人们也把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在胡斯教派中衍生的这一组织称作尼古拉派。不过,这个教派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称还是亚当派,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亚当式的生活方式(如果用18世纪的语言来说,就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是纯洁无邪的生活方式。据说,他们在自己的集会地点(即所谓“伊甸园”)举行会议时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的。这种说法究竟是否是一种谣传或恶意的诽谤,我们至今还无法断定。
  据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亚当派居住在卢日尼采河的一个岛上,他们不穿衣服,裸露着身体。可惜西尔维乌忘了说明,这些人是时时刻刻都赤身露体,还是仅仅在特定的场合才脱去衣衫。

  “他们过着公妻制的生活;但在没有得到自己的首领亚当允许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同某个女子相识。不过,如果一个男人钟情于某个女性,内心充满了炽热的情欲,他可以拉着这个女子的手到首领那里去,对首领说:‘我的心灵已经为她而燃烧起爱的烈焰。’这时,首领就会回答他说:‘你们一同去吧,去开花结果、生男育女,为人间增添苗裔吧。’”[22]

  这种取消婚姻的做法同当时的道德观念确实是太不相容了。在那个时代,缔结个体婚姻、建立个体家庭,这是自古以来代代相袭并在人民思想中深深扎根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也是现存生产方式和现实社会需要所提出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诚然,取消婚姻是当时的共产主义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可是,正是这一结论向人们证明,这种共产主义在那个需要实行个体婚姻的社会里是无法立足的;同时,这一结论也证明,当时的共产主义注定只能在一些小型团体和教区的有限范围内实施。塔博尔派的广大群众以十分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急进的共产主义要求。
  早在1421年春,这两个派别之间就出现了公开冲突的局面。1月29日,狂热的急进派主要代表之一马蒂涅克·豪斯卡牧师[23]被一名骑士逮捕。由于许多朋友说情,豪斯卡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此后,他便更加积极地宣传自己的教义;他的追随者们也摆出了咄咄逼人的阵势,这样,塔博尔派的主教尼古拉就只好到布拉格去求援。当时在布拉格,共产主义的异教运动也得到了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厅立即下令采取严厉措施,并按照那时通行的规矩,将两名参加异教运动的布拉格市民判处死刑,活活烧死。也正是在这段时间(3月),塔博尔的两派决裂了。急进的共产主义者只占少数,他们在遭到驱逐之后,组成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撤退到卢日尼采河畔的密林之中。
  马蒂涅克牧师接受人们的劝告,放弃了自己的“异端邪说”。可是,他的同志们却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于是,瑞日卡便对他们发起了进攻。确实,瑞日卡在内心深处一直倾向于布拉格人,对于塔博尔派所憎恶的“皮卡尔特派异教势力”,他当然怀着满腔的愤恨。他在密林中袭击了这股异教势力,并抓获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些人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时,瑞日卡便下令将他们(约有五十人)处以火刑。他们放声大笑,步入刑场。
  马蒂涅克感到自己在塔博尔派中处境窘迫,于是便决定前往摩拉维亚。可是在旅途中,他和自己的同伴——独眼的普罗科普一起在赫鲁迪姆遭到逮捕,并被押解到罗乌德尼采,交给大主教康拉德处置。这时,瑞日卡向布拉格人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设法把这两个危险分子押回布拉格,并处以火刑,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可是,布拉格的议员们对下层民众心存戒惧,因为在这些民众中有许多人拥护马蒂涅克的主张。议员们派了一名刽子手前往罗乌德尼采,这个刽子手对两名被捕者进行了长时间的拷问,直到他们供出布拉格城里的一些战友的姓名为止。接着,刽子手就把这两个人放入圆桶,用烈火烧死了他们(1421年8月21日)。
  然而,皮卡尔特派异教势力并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在内扎尔卡河(卢日尼采河支流)的一个岛上,还居住着一批亚当派成员。瑞日卡派出四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他们进击,并责令这些士兵把他们全部歼灭。遭到袭击的亚当派成员拼死抵抗,击毙了大批来犯之敌,可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最终还是战败了。凡是在战场上没有死于刀剑之下的人,后来都被烧死在烈火之中(1421年10月 21 日)。
  这样,共产主义的急进派就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据对他们进行围剿的军队后来证实,这些急进派并没有得到十分广泛的发展。确实,当时能远远超越时代限制的人仅仅是少数特别勇敢的分子,以及那些极其片面地理解共产主义的人。这些人为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史留下了有价值的史料,可是,他们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亚当派遭到了镇压,从此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但是,怀着强烈仇恨对亚当派进行追剿的瑞日卡并没有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这个教派的残余力量仍在塔博尔派中间艰难竭蹶地维持生存。到了15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他们又重整旗鼓,并试图同波希米亚兄弟会实行联合。关于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情况,我们在下文还要介绍。
  在亚当派遭到镇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有人用激进方式来推行共产主义了。相反,那种用温和方式来推行的共产主义(当然,说它是共产主义,主要是依据它的动机,而不是根据它的实际)却在塔博尔维持了近三十年之久。
  那时,人们把公共储金处(确切地说,这种公共储金处实际上是“公共储藏室”,因为人们上缴给集体的主要是实物)的收入用于何处呢?
  在早期基督徒的教区里,一部分人总是把自己的剩余财物用来帮助另一部分人克服贫困。而在塔博尔,人们却毋需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在那里,所有教区成员在生活条件方面尽管还不是完全平等,但确实已经接近于完全平等了。他们起先夺取了教会的财物,后来又夺取了敌对的封建主和城市的财物,这些财物足以使每一个成员过上丰裕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教区成员之间就更容易实行平等了。[24]
  塔博尔派不需要拿出钱财来扶困济贫,可是,他们必须赡养自己的牧师。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占有私人财产的僧侣贵族。每一个普通教徒都可以成为牧师;教区群众推举自己的牧师,再由牧师选出本区的主教。牧师在经济上依附于赡养他们的那个教区。同中世纪的一般僧侣一样,这些牧师就其作用来说大体相当于现代国家及社团中的公职人员和教师:他们负责建立和管理教区的公共机构,促进各个教区之间的联系,并沟通教区与外界的关系。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给儿童讲课。塔博尔派十分重视在民众中普及良好的教育。这是在他们那里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在当时的各个民族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在这一方面,人们至多还可以举出“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例子同塔博尔派相提并论。可是,由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具有僧侣的、天主教的倾向,这就使他们的工作表现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特征。当然,我们应当用当时的尺度去衡量塔博尔派的教育事业。他们的教育主要侧重于神学方面。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经说过:“意大利的牧师应当感到羞愧,他们当中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读过新约圣经。可是在塔博尔派中,几乎所有的妇女都通晓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内容。”在另一个地方,西尔维乌还曾说过:“那些狡诈的家伙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热爱教育事业。”
  塔博尔派这种关心民众教育的做法同他们鄙弃科学的态度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的确,塔博尔派对科学是持有一种鄙弃的态度,除了上文列举的若干事实之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把那些前来投奔他们的具有学养的人安排去从事手工业劳动。不过,上述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塔博尔派所憎恨的是那种同下层民众相脱离并与之敌对的学问,是那种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和上层阶级特权的学问,是在当时的生产状况下同普遍的平等互不相容的学问。小农生产和手工业方式的生产迫使劳动者付出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他们除非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去钻研什么高深的学问。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一种平等的要求,即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那种有可能普及的教育。
  当时经济的落后状态使塔博尔派产生了对学问的憎恨情绪。而他们所奉行的共产主义又使他们产生了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享有盛誉的现代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25]就是塔博尔派的后继组织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主教,这也许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
  不过,对于塔博尔派来说,军事教育更加重要。这个向整个现存社会勇敢挑战的小小的共同体只有在战场上不被压垮,才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环境,甚至也没有休战的机会。他们的共同体和统治势力的利益情同水火,互不相容。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可以击败自己的敌人,但却无法制伏这些敌人,因为敌对一方的根基深藏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中;而塔博尔派的共产主义却只是一根用人工嫁接在这种生产关系上的枝条,它绝不可能发展成当时社会的普遍形态。
  塔博尔派注定要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这是他们的光荣,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厄运。
  塔博尔派的整个组织越来越集中力量以应付战争。他们的人员分成了两类团体,一类是军事(作战)团体,一类是后勤团体。后勤团体的成员留守后方,从事劳动,以维持自己和军事团体成员的生活。军事团体的成员则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他们时刻披坚执锐,严阵以待,就象古代日耳曼人那样,同妇女和儿童一起迎战敌人,而且,其剽悍和勇猛的程度也同古代日耳曼人不相上下。这两种团体可能是交替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些成员从战场归来后,便开始从事手工业劳动,而另一些迄今一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成员则奔向战场,——不过,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因为我们对于塔博尔派在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同对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可惜只能进行一些推测。尽管文献中有关塔博尔派军事活动的记载十分详明,但介绍塔博尔派内部体制的史料却寥寥无几。
  这种军事团体的设立在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们一般都认为,中世期末期常备军的首创者是法国的查理七世,因为他在15世纪中期创立了一支由十五个雇佣军连队组成的常备武装部队。可是事实上,只有塔博尔派的军事团体才称得上是第一支常备军;而且,同法国军队相比,这种军事团体还具有下列优点:它依靠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来组建队伍,而不是靠召募雇佣兵来扩充力量(在法国,甚至还常常召募外国雇佣兵,即瑞士和德国的雇佣兵)。
  由于塔博尔派采取这种方式来组建队伍,他们在敌人面前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军事优势。
  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纪律和战术。那些仆役和雇佣兵今天可以被召集起来,到了明天,如果军饷停发,或出现了别的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他们就会一哄而散。在这样一群恣行无忌的乌合之众中,还能有什么纪律和战术可言呢?
  而塔博尔派的军队却是自古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出现的第一支军容严整的部队,它的成员不是那种一窝蜂地冲向敌阵的乌合之众。这支军队按照不同的武器装备分成各种战斗分队;所有这些战斗分队都在战前组织的演习和风云变幻的实践中经受过严格的训练,都在指挥中心的调遣下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并在行动中井然有序地进行穿插配合。他们是第一支善于在野战中有效地使用重炮的部队。最后,他们也是第一支擅长行军的部队。单是靠急行军,他们就屡次挫败动作迟缓的敌军而赢得了胜利。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塔博尔派缔造了一支与中世纪的军队迥然不同的新型军队。
  也许可以说,军事领域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那里的每一次巨大的进步都是社会革命带来的结果。在过去的五百年中,凡是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都是那些善于汲取革命进步成果并极其巧妙地利用这种成果的人,瑞日卡、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
  塔博尔派怀着激情,充满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就使他们格外能征善战。对于他们来说,一旦踏上了征途,就不能再妥协退让、裹足不前:他们要么就赢得胜利,要么就战死疆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欧洲成为一支威震敌胆的战斗队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以战争的威慑力量来挽救胡斯革命,就象无套裤汉[26]在1793年以自己的威慑力量来挽救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

六 塔博尔派的覆亡


  温采尔去世以后,加利克斯廷派(即胡斯派中的贵族和布拉格人)同西吉斯蒙德举行了谈判。确实,加利克斯廷派一想到自己要向皇帝和教皇宣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向整个欧洲宣战,他们就不寒而栗。况且,塔博尔派正在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加利克斯廷派就更加倾向于妥协了。如果当时矛盾的焦点仅仅在于解决普通教徒的圣杯问题,双方肯定早就达成妥协了。可是,矛盾的焦点并不仅限于此,问题还涉及到教会的金钱和财产,而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教会及其走卒西吉斯蒙德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塔博尔派也同样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强占了教会财产的加利克斯廷派只好半心半意地同塔博尔派携起手来,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叙述胡斯战争的历史。1420年3月1日,教皇马丁五世在一篇题为“镇压一切异端分子”的训谕中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出号召,要求人们组织十字军,讨伐胡斯派。此后,一支支掠夺成性的十字军便相继成立,以便对异教势力进行镇压。从1420年到1431年,十字军发动了五次征讨,每一次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塔博尔派的军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声威大震,名扬四方,以致最后在米斯进行的第四次征讨(1427年)和在多马日利采进行的第五次征讨(1431年)中,十字军一听到胡斯派逼近的消息,就吓得丧魂落魄,张惶失措,还没有等到敌军露面,整支庞大的队伍就已经四处逃散,溃不成军——所有这些史实,我们都不可能在这里详细介绍。此外,在胡斯派抗击十字军的战争间歇时期,加利克斯廷派还同塔博尔派进行过内部斗争。关于这些斗争的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一一铺叙。
  看来,从塔博尔派取得多马日利采战役辉煌胜利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什么敌人能同他们对垒抗争了。在国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敢前来同他们交锋。在国内,他们的敌人(即贵族和一些城市)的力量日渐衰歇。塔博尔派坚持实行威慑措施,使这些敌人濒于彻底灭亡的危境。
  然而,当时的事实向人们表明,如果获胜者追求的目标同经济发展的目标互相抵触,那么,他们在军事上的胜利就不可能起多大作用。当然,如果塔博尔派在军事上遭到一次严重的失败,那无疑会导致他们走向彻底覆灭。可是,即使他们赢得了胜利,那也仍然会使导致他们灭亡的各种因素得到发展。塔博尔派大获全胜之日,也就是他们开始走向衰亡之时。
  塔博尔派越是所向披靡,他们在波希米亚的反对者加利克斯廷派的处境自然就愈加窘迫,至于天主教势力的境况,那就可想而知了。贵族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如果不是惧怕教会贪求无已、蓄意报复,这些抢劫教会财产的强盗早就心甘情愿地同教会握手言欢了。在塔博尔派获得多马日利采战役的胜利以后,贵族们表现得特别殷勤恭顺。而在此期间,由于胡斯派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教皇和皇帝以及尾随其后的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也变得心虚胆怯了。他们同加利克斯廷派从未停止过阴谋活动和双边谈判,而在塔博尔派获得多马日利采战役胜利以后,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卖力地进行这种勾当。1433年,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教皇属下的教会派出的代表甚至同意不再把占据教产视为侵犯教会权益的行为,这样一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教会不仅不剥夺波希米亚人的财物,甚至还向他们赠送财物。教会派代表携带重金前往波希米亚,向加利克斯廷派进行馈赠,以便使这些新盟友有可能积聚力量来对付塔博尔派。“几年来”,贵族们“几乎已经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帕拉茨基语);而现在,他们自恃有皇帝作靠山,特别是有教会及其财富作后盾,便重新鼓起勇气,举行集会,建立组织,以便在布拉格人的帮助下,利用天主教势力提供的教会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世俗性质的)钱财,去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力。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波希米亚人的历史》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形势。不过,这里应当指出,在瑞日卡去世以后,普罗科普成了塔博尔派最著名的领袖,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评定了普罗科普的作用,但他在这一点上所作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普罗科普从未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所说的那样拥有无限的权力。下面的引文提到了普罗科普实行的恐怖统治。其实,凡是遇到这种提法,都应当理解为塔博尔派实行的恐怖统治。艾伊尼阿斯写道:

  “波希米亚的男爵们常常举行集会,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感觉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因为他们摒弃了自己的国王的统治,从而不得不承受普罗科普给他们套上的沉重枷锁。他们在会上指出:普罗科普是一个独裁者,他专横跋扈地统治这个国家,擅自提高关税标准,征收贡赋和捐税;他驱使人民投入战争,随心所欲地调遣军队,进行抢掠和屠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违背他的总志、抗拒他的命令;所有的人,不分贵贱尊卑,他都一律视为自己的奴才和仆从。男爵们还指出: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波希米亚人这样不幸:他们在疆场上度过无尽的岁月,不论是炎夏还是寒冬,他们都栖身帐篷,席地而卧,而且时时刻刻都必须披坚执锐,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到国内战争的困扰,另方面又受到国外战争的困扰;他们不是在战场上拼杀,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战斗来临,年年月月,无尽无休。最后,男爵们还指出:总有一天,他们会摆脱残忍的暴君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在他们征服了其他民族之后,他们将不再被迫为那个独夫(即普罗科普)效劳。他们决定,召集士绅、骑士和各城市的代表来会亦一个联合议会,共同就如何有效地治理整个王国的问题进行磋商。当这些人在议会中聚首时,美因哈德先生向他们指出:如果在一个王国里,民众不再游手好闲,也不再受战争的困扰,这个王国该是多么幸运。而波希米亚人至今却从未得到安宁,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他们的王国遭到了蹂躏,如果不及时采取匡救的措施,这个国家势必很快就会走向灭亡。在这里,农田无人耕种,一片荒芜;有些地方,牲畜和人已经因忍饥挨饿而丧命……”

  当然,在他们看来,只有让贵族重新上台,才能根除这些祸患。
  塔博尔派所面临的各种敌对势力由于一致反对塔博尔派的原则,因而把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结成了“反动的一帮”,组成了一个反对塔博尔派原则的联合阵线。而就在同一时刻,塔博尔派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敌人施行的诡计和阴谋相比,这些变化给塔博尔派造成的威胁更加严重。
  人们把民主派称作塔博尔派,而在这一派中,来自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始终只占极少数。这一部分人在民主派中最果敢、最坚决,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最激进,而且在军事上也具有出类拔萃的才干。然而,民主派中的多数群众却是小市民和农民,他们对共产主义纲领的态度相当冷漠。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人所受的损失就越惨重。
  波希米亚人虽然连连告捷,但在开始一段时间却无力拒敌于国门之外。他们的胜利是在居于守势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当时的战争中,人们主要是进行烧杀抢掠、蹂躏破坏,这一点同当代欧洲文明势力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大体相仿。这样的战争势必带来种种灾祸,而直到稍后一段时间(1427年),波希米亚人才把这股祸水引向国外。可是,尽管他们采取了攻势,也仍然未能免遭邻国仇敌的骚扰。况且,在本国领土上,内战还在继续。波希米亚的国力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加衰竭。当时,不仅商业深受其害,手工业和农业也遭到了损失;不仅贵族和富裕的布拉格市民日益走向破产,各地的小市民和农民也日益陷入困顿的境地。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滋长起强烈的厌战情绪,产生了对和平的渴望。那些毫不妥协的塔博尔派成员在人们眼中越是成为和平的唯一障碍,他们在国内的拥护者就越是迅速地减少,民众舆论就越是坚决地反对他们,这样一来,人数极少的塔博尔派就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实力地位。他们同广大居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贵族在同塔博尔派进行斗争的时候,常常得到民众的支持。
  在当时,就连狭义的塔博尔派也变得和原先迥然不同了。
  塔博尔的命运对于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价值。它使我们看到,米尔豪森的闵采尔派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即使当时在军事上未被压垮,他们在以后仍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塔博尔的共产主义完全是根据贫民的需求,而不是根据生产方式的需求建立起来的。今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树立必胜的信念,是因为生产的需求和无产阶级的需求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在今天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15世纪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时,贫民的需求孕育产生了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的思想,而生产的需求却迫使人们去实行个体所有制。因此,共产主义在当时绝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普遍形态,而且,贫民一旦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这些人一旦摆脱了贫民的地位,他们对共产主义的需求就必然立即消失。而随着这种需求的消失,共产主义本身或迟或早也必将销声匿迹,尤其是当人们放弃了取消个体家庭和个体婚姻的做法以后,共产主义就更难维持下去了,因为至少对于一些小型团体来说,上述做法是保证这种共产主义能够持久实行的唯一途径。我们看到,塔博尔派已经放弃这种做法:他们几乎彻底消灭了亚当派,从而为私有制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重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塔博尔派当时夺取了无数的财物,在他们那里,富裕的程度越是迅速提高,财富的数量越是迅速增长,私有制就越容易以其固有的思想方式(贪婪和嫉妒)去排斥共产主义,并压抑共产主义的互助友爱精神。人们在生活条件方面的平等开始消失,塔博尔开始出现穷人和富人,而且,富人越来越不愿意把他们的剩余财物分给穷人。
  当时,外地的人员也涌进了塔博尔,这就加速了上述进程。谁要是全心全意地信奉一种思想,准备为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一切,那么,即使他所面临的条件不利于这种思想的发展,他也不会轻易背弃这种思想。老一辈的塔博尔派就十分坚定地恪守自己的信念,为了这种信念,他们过去曾忍受许许多多的迫害,历尽各种各样的艰险。
  可是多年来,战争的重担主要压在塔博尔派肩上,而这漫长的战争岁月必然会使塔博尔派队伍的成份发生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军事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损耗的兵力很快就得到了补充。塔博尔在当时已经成为远近四方的共产主义狂热信徒向往的圣地。就连那些十分遥远的国家(例如英国),也有人来到这里。看来,招募兵员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访问过塔博尔,他对许多不同的教派在那里和睦相处感到惊异。他写道:“在塔博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坚持同一信仰,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在那里,也有尼古拉派、阿里乌教派、摩尼教派、亚美尼亚教派、聂斯脱利派、贝伦加尔教派和里昂穷人派,而最受人尊敬的则是罗马教廷的头号敌人韦尔多派。”
  在塔博尔,还有一类人的数量也在增长,而这种增长的趋势包蕴着更加严重的危险。塔博尔派由于连战连捷,因而吸引了许多乐于冒险的分子。这些人对塔博尔派的理想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一心只想沽名钓誉,同时更热衷于掠夺战利品。帕拉茨基在描述胡斯派军队的普遍状况时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中越来越缺少参加征战的本国士兵,农民和小城市的手工业者往往一听到战斗的号召就躲藏起来,即使硬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也会在军队中悄悄溜走。这样,波希米亚军队自然就要增补大量的外国兵员。几年来,不仅大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宛如潮水一般涌进波希米亚军营,就连一些德国人也试图投奔这支战绩辉煌的军队,这些人的动机不是为了捍卫宗教的信条,而是为了寻求冒险的乐趣,正是这种欲望驱使他们离开了故乡。特别是塔博尔派和孤儿派的军队在这段时间(1430年)大都是由这一类流氓无赖各种社会渣滓组成的。过去,瑞日卡曾要求他的全体战士真正成为‘上帝的战士’,要求他们全心全意、披肝沥胆地笃守自己的信仰,绝不能三心二意、犹豫徬徨,这是他所十分重视的一种素质。而现在,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素质自然已经日益明显地在军队中消失了。”[27]

  在开始一段时间,塔博尔派军队的战斗力可能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晌,尽管那种满怀热忱、勇于献身和自觉遵守纪律的基本素质正以不可逆转之势日渐消泯。可是另一方面,这支军队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可靠性。同那些雇佣兵一样,破产的贵族也出于相同的原因到这支军队里来服役,地主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塔博尔派的附庸,他们要向塔博尔派,输捐纳税,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勉强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势必要同塔博尔派进行斗争。我们在前面已经从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著作中摘引了波希米亚男爵控诉普罗科普专制统治的言论,只要看一看那些言论,我们对上述情况就十分清楚了。
  因此,当贵族起来反对塔博尔派,当他们开始集结雇佣兵,并倚恃天主教会提供的钱财,向雇佣兵提供比较优厚的临时待遇的时候,塔博尔派的各路军队中立即纷纷出现投敌倒戈事件。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内战再次爆发,当加利克斯廷派和塔博尔派背水一战的时候,为什么塔博尔派会败在敌人手下。当时,塔博尔派已经遭到农民和市民的背弃,一部分军队已经叛变投敌,而他们的敌人却把自己内部的仇隙抛到一边,结成强大的联合阵线来对付民主派的残余力量。这些残余力量当时还对某个共产主义教区(这样的教区也只是徒具虚名罢了,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保持忠诚,但他们这样做多半是由于形势所迫,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强烈愿望。
  1434年5月30日,在波希米亚布罗德附近的里旁村一带,双方进行了决战。贵族派占优势,拥有两万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塔博尔派只有一万八千人。战斗相持甚久,难分胜负。最后,贵族终于获得胜利,不过,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战术高明、勇猛善战,而是因为塔博尔派军队首领、骑兵司令约翰·卡佩克背叛了自己的战友。在战斗中,卡佩克没有去冲锋陷阵,相反却率部临阵脱逃。接着,一场血腥的屠杀便开始了,敌军对任何人都不予宽赦,据记载,惨遭杀害的塔博尔派战士共有一万三千名(这支军队总共不过一万八千人!)。自从遭到这次惨重的失败之后,塔博尔派的力量便一蹶不振了。
  塔博尔从此就不再是波希米亚的统治中心了。民主派遭到了失败,贵族和布拉格的名门望族互相勾结,得以在全国重新恢复剥削制度。国王和他的“忠实臣仆”进行了矿日持久的谈判,在谈判中,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对方蓄意进行欺骗;最后,西吉斯蒙德同意实行大赦,并允许每一个封建主和每一个教区均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以解决遭到破坏和劫掠的教会财产的问题,只是到这时,他的王位才得到承认(1436年)。
  塔博尔派的力量在里旁战役中遭到了摧残,但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他们的斗争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也越来越难以有所建树了。1436年,他们欣然同西吉斯蒙德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塔博尔城至少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截至五十年代中期,塔博尔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在这期间,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访问了这座城市,并在写给红衣主教加尔瓦雅尔的一封信中叙述了自己的观感。这是当时目睹塔博尔派内情的见证人给我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之一。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信中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这些内容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塔博尔派共同体的特征。艾伊尼阿斯写道:

  塔博尔的房屋是用木料或泥土建成的,这些房屋看上去横七竖八、杂乱无章。“那些人占有大量贵重的家用器具和数目惊人的钱财,因为他们把从许多民族那里抢来的战利品聚集在一个地方。起初,他们也打算全面地仿照教会的方式来生活,并把所有的财物集中在一起。他们以兄弟相称,如果有人缺少某种物品,别人就会提供援助。而现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自生活,一些人饥肠辘辘,另一些人却在纵情欢宴。博爱的激情转瞬即逝,(对圣徒教区的)仿效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塔博尔派劫掠别人的财产。凡是用暴力夺得的财物,他们全都划为公有财产。可是,他们不可能把这种制度坚持下去。人的秉性占了上风,所有的人都无法抗拒自己的贪欲。由于他们的力量已经衰微,对左邻右舍心怀畏惧,所以再也不可能象从前那样四出抢劫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好去谋求商业利润,从事低贱的职业。在这座城市里,有四千名男子本来可以持剑作战,但现在却成了手工业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靠从事毛纺织业为生,结果,他们就被视为毫无战斗能力的人了。”[28]

  塔博尔派的多数成员是毛纺织工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访问塔博尔的时间是在1451年。从他所描写的情况来看,这座城市的战斗力已经丧失殆尽,那里的共产主义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塔博尔派往昔的革命余威仍使波希米亚的当权者感到危惧。在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访问塔博尔之后,波希米亚摄政者格奥尔格·冯·波杰布拉迪即于次年麾军进击塔博尔,要求把塔博尔派的牧师全部交给他处置。只过了三天,塔博尔城就挂出降幡,人们交出了城里的牧师。在这些牧师中,凡是不愿“改变信仰”的人,全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从此,塔博尔共和国就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同时也丧失了全部的独立性。
  这个共产主义的共同体过去是何等豪迈,以致半个欧洲都在它面前战战兢兢;而现在,面对它那可悲的结局,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塔博尔与其在凄凉的风烛残年苟延残喘,还不如象明斯特那样,在共产主义青春光芒四射的时刻壮烈牺牲。
  塔博尔的沦陷使波希米亚民主派失去了最后一个避难之地。
  塔博尔派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同雅各宾派有相似之处。在下面这一点上,两者的命运也很相像:他们都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去挽救革命,然而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窃夺革命成果的大剥削者。在19世纪初的法国,他们是为大资本家和大工业贵族的利益而挽救革命,而在15世纪的波希米亚,则是为那些在国家和社会中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高级贵族的利益而挽救革命。低等贵族在胡斯战争中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没有使他们免遭破产,相反却加速了这种破产的进程。高级贵族得到了教会财产的最大份额,他们靠牺牲低等贵族的利益来发财致富,并购买了低等贵族的全部田庄。
  不过,在战争之后受苦最深的还是农民和小市民。由于国力耗竭,人口锐减,农民和小市民的反抗力量受到了极其沉重的压迫。与此同时,这种形势又促使地主向负有纳税义务的小市民提出极其苛刻的要求,并试图减少小市民在议会中的席位。当然,地主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农民。他们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有时候,横遭迫害的农民也以微弱的力量奋起反抗,举行暴动,结果,当局不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镇压下去了。在一些地区,人们虽然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却无法改变农民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那里的大地产所有者采取了下列措施:他们选择一种新的经营项目来取代农业,而这种经营项目只需要为数极少的人来充当劳动力;随着这种经营项目的发展,有时不仅能解决农民人数不足的问题,甚至还可以直接把农民赶出他们的田庄。在英国,劳动力匮乏的状况(当然,那里产生这一状况另有原因,在这一点上,英国不同于波希米亚)曾有力地促进牧场经济即养羊业的发展,最后,扩大养羊业的规模竟成了人们在英国境内剥夺农民财产、造就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而当时在波希米亚的许多地区,大地产所有者则致力于修筑鱼池。这种鱼池虽然不象英国牧场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作用却同牧场相仿。如果说,英国农民遭受的是羊吃人的灾难,那么,波希米亚的农民面临的则是鱼吃人的现实。
  帕拉茨基为了论述在15世纪下半叶波希米亚骑士和农民状况的发展过程,曾经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佐证,那就是一个名叫弗舍尔德的人留下的史料。弗舍尔德从1493年至1497年任王国的地方法院副书记官,出版过《波希米亚法律、法庭和地产统计资料》九卷。书中提到: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各个行政区都设有向导员。这些人不是法庭公差,但对地主、骑士和农民的全部田庄了如指掌。那时,农村人口还很稠密,人们通常还没有去购买整座的骑士田庄并把它摧毁,因此,其实的城堡和宫室尚未夷为平地,村庄农田和草地也没有因为修筑鱼池而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骑士和村庄比比皆是,不可胜计,一些人便充当了向导员。他们的使命并不是把某人传唤到法庭,而是把法庭需要传唤的人的田庄地址告诉公差,并为公差带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人称作向导员。可是到了后来,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村遭到了战争和瘟疫的浩劫:所有的行政区都有大量的骑士田庄被踏平、披摧毁,那些幸免于兵燹和瘟疫之灾的田庄,多半也因为修筑鱼池而变成一片荒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需要什么向导员了。……”(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4卷第1册,第528、529页。)

  在15世纪初,农奴制在波希米亚境内几乎已经绝迹。而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那里的农民却又普遍陷入了农奴境地。
  如果有人把这一现象的产生归咎于胡斯战争,那就未免荒唐可笑了。社会是以和平的方式向前发展,还是在暴力斗争中向前发展,这一点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由生产方式的演进和需求决定的。如果革命暴力斗争的结局不符合革命战士的意愿,那么,这一事实仅仅证明他们的意愿是同生产方式的需求背道而驰的。革命的暴力斗争永远也不可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当然,这样一来,它也就加剧了社会发展给被压迫者带来的苦痛。胡斯战争也起了这种作用。从15世纪起,整个欧洲各国的农民状况都或迟或早地开始恶化。波希米亚尽管经济落后,却仍然跻身于最早产生这种现象的国家行列,而且在那里,这一进程发展得最为迅速,这一切,无疑是胡斯战争带来的结果。倘若没有胡斯战争,这一重大的转折也许会推迟一个世纪,要等到德国农民战争进行之后才会发生。




[1] 引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1882年柏林版,第40页。德译者为L·盖格尔。

[2] 参看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论波希米亚民族的起源与历史。论文汇编», 1551年巴塞尔版,第109页。

[3] 即鲁道夫一世(1218—1291),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年在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者。——译者注

[4] 据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查理当时答应向每个选帝侯奉送100000古尔登的赠金。对于这种说法的可靠性,目前尚有争议。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科伦和特利尔的选帝侯每人至少从查理那里获得了40000古尔登的赠金。特利尔选帝侯在1376年7月12日写的收据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当时的人并不象韦尔夫基金的管理者那样小心谨慎(译者按:韦尔夫基金是由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我们之所以感到那个时代十分野蛮,无非是因为人们在当时毫不隐讳地从事文明社会中的各种罪恶勾当。那时候,统治阶级还充满自信,因此,虚伪矫饰之风还没有在他们中间盛行。他们不仅公开出卖选帝侯的选票,而且还公开兜售教会的职衔;他们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殴打自己的仇敌或竞争者,而不必使用和平的、合法的金融投机手段迫使对方破产和自杀;教会和世俗的王公贵族可以公开地同他们的情妇姘居(英王爱徳华三世的情妇艾丽斯·帕雷尔斯甚至还出席高等法院审理案件的会议);如果一位君主去巡视他属下的某个“奉命唯谨、竭诚效力的城市”,市政当局就会把妓女送到他身边,以便盛悄地款待这位君主,使他得到愉悦。这一切,就是我们那些“德高望重、端方正直的先辈们”的习俗。

[5] 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1册第34页及以下各页;第2卷第2册第30页;第3卷第2册第38页。

[6] 据一位古代编年史家说,自从德国人在伊赫拉瓦重新采掘旧矿,并在库特纳—霍拉发现矿藏以后,“波希米亚境内的德国人就与日俱增。国王(奧塔卡尔二世)依靠他们开采金矿和银矿,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据说,他集聚的金银盈千累万,堆积如山。”(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1册第158页。)

[7] 帕拉茨基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当时布拉格城里的一些最显赫的市民家族。从这些家族的姓氏(如施图克、沃尔弗林、沃尔弗拉姆、陶森德马克、佐·登·海南、冯·施泰因、皮克讷尔、塔弗尔隆、科尔恩毕尔、奥尔恃尔等)来看,他们几乎都是德国人。参看《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2册第24页。

[8] 阿维尼翁教廷的历史学家康斯坦·赫夫勒曾指出,巴黎大学的权势有时甚至超过了法国国王。这所大学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能同教皇和国王分庭抗礼,并能在反对教皇和国王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是依靠自己的权势,而不是象拉萨尔所说的那样,依靠什么中世纪“学术自由”的原则(拉萨尔的有关论断,可参看伯恩施坦编辑出版的《科学与工人。拉萨尔演讲与论文集》,第2卷第65页及以下各页)。其实,早在中世纪,这种“学术自由”在大学里就已经荡然无存了。那时,大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侦查异端分子的动向。

[9] 参看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第2卷第37页。

[10] 有些作者提供的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法肯施泰因在他的《爱尔福特史话》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有四万名大学生离开了(布拉格),其中两万名学生同时抵达菜比锡。”(见该书第290页;转引自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1卷第246页。)

[11] 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3册第292、293页。

[12] 指威克里夫。他曾在拉特渥斯教区任职。——译者注

[13] 捷克西部城市,西捷克州首府,重要经济文化中心。——译者注

[14] “卡利克斯廷派”源出拉丁文“卡利克斯”(Calix)—词,这个词原意为“圣杯”;这一派之所以又被称作“饼酒同领派”,是因为他们主张在圣餐礼上同领饼与酒。

[15] 参看F·本德尔:《韦尔多派的历史》,第46页及以下各页。

[16] 14世纪末,有两名传教士从韦尔多派组织据守的皮埃蒙特谷地来到彼希米亚,寻访这里的韦尔多派成员(这一史料出自本德尔:《韦尔多派的历史》,第47页。作者没有交代具体时间;不过,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事实证明,这两个意大利人是叛徒:他们向天主教僧侣透露了韦尔多派经常举行集会的地点,从而使韦尔多派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7] 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81页。帕拉茨基在记述塔博尔派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时,主要取材于J.普施勃拉姆于1429年为反对塔博尔派传教士而撰写的论战文章:《反对塔博尔的盟主》。可惜的是,这篇文章仅仅留下了一份草稿。

[18] 在福音书里,“塔博尔”一词含有“军营”的意思。——译者注

[19] 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1册,第417页及以下各页。

[20] 指中世纪大学里讲授的文法、逻辑学、修辞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这七门学科。——译者注

[21] 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297页。

[22]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论波希米亚民族的起源与历史。论文汇编》,第109页。

[23] 马蒂涅克牧师还试图按照早期教会的做法,重新恢复友爱聚餐会(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4卷第1册,第471页)。

[24] 据文献记载,甚至在贵族统治下的布拉格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城区广大市民(亦即居民大会)没收了房屋、葡萄园等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正义事业的拥护者们。当然,他们手中的财产后来往往又遭到了“廉洁的”市政厅的剥夺(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281页)。

[25] 夸美纽斯(1592—1670), 一译“考门斯基”,捷克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译者注

[26] 一译“长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原为贵族对不穿短套裤而穿粗布长裤的平民代表的讥称。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者以此自称。——译者注

[27] 见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500页。

[28]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论文汇编》,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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