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五章 阶级斗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总则部分最后几段写道：
“这种社会变革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在现状下受尽苦难的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阶级，尽管它们的利益互相冲突，但是它们都是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并以维持现代社会基础为共同目标。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
使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统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随着国际往来和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日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同样参加的事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宣布自己同其余一切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而奋斗。从这些观点出发，党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反对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的。”
第一段的头几句话，大概不必解释了。我们早已经详细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符合一无所有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也符合有产者和剥削者的利益[1]。要知道，他们也备受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那些矛盾的折磨。他们有些人由于游手好闲而没落，另一些人则把一切精力消耗在永无休止的利润追逐当中。他们所有的人都仿徨在濒于破产以及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有产者和剥削者不仅对社会主义抱着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而且怀着猛烈的敌意反对社会主义。
这是不是单纯由于缺乏知识和见解而造成的呢？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当中，主要的人物恰恰是那些在政府中、社会中和科学界所占的地位能够最快地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
现代社会的状况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致凡是愿意认真地从政治或科学方面考察这种状况的人，都不敢再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的根据了。相反地，所有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头脑清醒的人士都承认，这种批判包含有“真理的颗粒”；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只有在社会不是经过突然变化或突然改进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只要这些政党中的某个政党赶快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极其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决定性关头，甚至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那些最能理解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也仿效这种办法，借助于不彻底的逻辑，避而不从这种批评中作出结论。可是，我们知道，从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得出结论，却是必要的。
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虽然有产者的某些不可低估的利益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他们更切身的、为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一些利益却要求保卫生产资料私有制。
当然，这首先与富人有关。他们不能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直接得到任何好处。就算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会对整个社会带来有利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对他们也有好处，可是这毕竟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相反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给他们带来的不利，是早就可以清晰看到的。他们必然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荣誉，根据社会革命进行的情况，有些人也许会牺牲自己的安乐和荣华。
对有产阶级的下层，特别是对他们中间本身就是被剥削者的那些人，即对小手工业者、农民等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和荣誉可损失的；至于福利问题，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他们的眼界必须高出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观点。小资产者或小农民根据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可是他们的狭隘观点，却使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生产方式，至于对现代的社会主义，就更不能理解了。然而，有一点他们确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他的经营方式是必要的。
只要手工业者仍然感到自己是手工业者，小农民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农民，小商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商人；只要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很强烈，他们就要死抱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肯抛弃，而且不管他们的生活怎样坏，仍然不会理解社会主义。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紧紧地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束缚在他们的落后的经营上面，甚至当这种经营已经不能保证他们好歹度日，而去从事雇佣劳动却能保证他们改善境况的时候，他们也不肯放弃这种经营。
由此可见，私有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把一切有产阶级都束缚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上面，甚至把那些身受剥削而他们的财产不过是“私有制”的辛酸讽刺的人，也束缚在这上面了。
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间，只有那些对于本阶级的继续存在感到绝望并且再也不能怀疑他们据以为生的生产形式注定要灭亡的人，才会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必然形成的无知和眼光狭小极其严重地妨碍着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生活贫困和对可能使他们免于贫困的方法的狂热追求，使他们很容易成了夸夸其谈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冠冕堂皇的诺言的一切蛊惑分子的战利品。
有产者中比较站得高的阶层，文化水平较高，眼光比较远大。许多有教养的人士，还保留着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时代，即启蒙时代的旧的理忍主义的残余。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残余的引诱而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而实现这种思想的资产者，是可悲的！他们必须赶快选择：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切断直到今天不仅束缚他们、甚至支持他们的一切社会纽带。只有少数人具有走到这个分岔路口所必要的充分勇气和独立精神，而在他们当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坚决地切断同本阶级的联系。但是，甚至这少数中的少数人，到今天为止一般都很快地消沉下去：感到自己“年轻时过于热情”，而终于“明哲保身”起来了。
在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有资产阶级的理想家一般说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对大多数这些社会关系及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有较深刻理解的理想家说来，他们的这种理解，只不过使他们徒劳无益地把他们的精力耗尽于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上面罢了。这种解决方案，目的在于把他们所有的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知识的要求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调和起来。然而，他们这种企图，正像寻找潮湿的火，或寻找燃烧的水一样，毕竟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些资产阶级理想家，不仅有必要的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至少和资产阶级割断了内部的联系，同时又有勇气和力量去切断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外在联系。只有这些人才能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寄过多期望于有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能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然而这只限于他们当中那些按其思想意识已经不属于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之有联系的那个阶级的人。他们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除非是在革命时期，天秤上将开始倾向于社会主文方面。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队伍中才真正会开始绝望的逃跑。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大军的唯一丰富的补充来源，并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虽然非常少）可以失去的阶级，而是那“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阶级。
第二节 佣人和仆人
但是，社会民主党决不认为一切贫苦阶层，都是补充自己的拥护者的良好泉源。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叙述无产阶级的自然发展史。这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叙述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时说过了。这里，我们只想作几点补充说明，而这对于阐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尽管庸人们惯用的格言，即穷人似乎永远存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必须承认贫困和商品生产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不错，在最初的时候，贫困通常只是个别的现象。例如，在中世纪，没有为自己营生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人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为数极少的穷人当中，大多数人仍然很容易在有钱人的家里找到充当助手、雇农、帮工和佣仆等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希望将来独立经营和建立自己的家园。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和家庭的主人或其主妇一起工作，和他们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由于他们是有产者家庭的成员，所以他们完全不是无产者；他们感到自己同这个家庭的财产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家庭的兴衰都要影响到他们。这种现象，在至今还保存着这类家长制关系的偏僻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在这种地方。佣工成了自己主人家庭的成员，尽管他们没有财产，他们却维护着私有财产，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手工业中的帮工，也处于这种地位。（参看第二章）
除了雇农和帮工之外，又出现一类特殊的仆人。有一部分穷人，在大的剥削者的家庭里找到工作。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这些大的剥削者主要是贵族、诸侯、高级僧侣和富商。穷人到这些人的家庭里来服务，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劳动，而是作为他们的佣兵或奴仆来保卫他们和侍候他们。这里，同劳共食这种家长制关系，已经消失了。所以由这种关系产生出来的主人和佣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出现了另一种连带关系。凡是在仆人数目很多的家庭里，仆人中间就有地位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提升，加薪，增权和沽名。这一切完全以主人的好恶为转移。仆人越会迎合主人，越能俯首听命，越能在这方面比其他仆人表现得突出，他的前途就越有希望。由此可知，受宠的仆人感到自己与主人有连带关系，可是，对自己的同事则心怀敌意。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还形成另一种连带关系。这就是：主人的收入越多，他的势力越大，荣誉越高，他的仆人由此得到的残羹剩饭也就越多。对于那些专供显示荣华或“排场”的仆人，尤其是如此。这类仆人的使命就是炫耀主人如何富有，使主人尽快地和尽情地挥霍金钱，勇敢而“忠实地”为主人的一切恶劣行为和罪恶勾当服务。因此，在对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上，仆人感到自己同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密切的连带关系，甚至往往以比主人还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要知道，一个主人，如果他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他是不会杀死给他孵金蛋的母鸡的。保护这样的母鸡，不仅可以为他自己，而且也可以为他的后代带来好处。但是，仆人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一般人非常憎恨奴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残暴无情，已被人编成谚语。人们把“奴才天性”看成最下贱的品质的总称。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着下层出身的穷人的性格，而且也影响着上层出身的穷人或者略有资财的人的性格。例如为寻求自己的幸运而到王公的府邸充当随从的没落的小贵族这类比较高级的奴仆，也有这种性格。[2]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只是就下级仆人说的。因此尽管同小贵族出身的仆人作比较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不应当再继续比较了（其实他们类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要把比较进行到底并不困难）。在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尽管仆人属于穷苦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补充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良好的源泉。相反地，他们倒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剥削的加强，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以及为这种增加的结果的奢华的加甚，都促使奴仆人数增加。就是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一个没有财产但对社会主义运动说来却不是可靠的补充源泉的阶层的成长。但是，社会发展还算有幸，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兵，自从法国革命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以后，即自雇佣军队被普遍兵役制所建立的军队代替以后，大大衰落了。当然，雇佣兵还没有完全废除。直到今天，“武装的人民”远没有成为民主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现代军队仍然保存着雇佣兵的残余。
尽管奢华不断加甚，但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压制着这种特殊仆人和各种普通佣人的增加。这种趋势就是过时的家庭形式不断解体和分工日益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把各种家务劳动和服侍私人的劳动变为专门的独立的职业，比如出现了理发、司厨、赶车和信差等职业。诚然，这些从佣仆工作中分离出来的职业，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的前身的特点，但也逐渐地具有产业工资劳动者阶级的特性和养成这个阶级的观点。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尽管为了经营管理或奢侈生活而使用的仆人数目很大，尽管帮工和佣兵的人数很多，可是这些职业通常仍不能把所有的穷人都吸收进去。穷人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小孩、老人、病人和残废者，当然不能依靠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来维持生活。我们已经说过，在近代的初期，还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应当加在这里面。这批人主要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或因不堪虐待而逃走的农民。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得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沦落到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相等的地位。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只好去求乞、行窃或卖淫。他们不得不在饿死和不顾一切关于廉耻、荣誉和自尊的传统观念之间进行抉择。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们顾了自己的迫切需要，就顾不得自自己的名誉。这种情况必然发生极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腐化作用，还因为失业的贫民成为社会的最大负担而一直在增强，他们不但不为社会所需要，相反地，把他们消灭掉，还可以使社会解除这个不必要的负担。然而，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成了累赘，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必要的职能，就必定堕落。这种情况，不论是对上层阶级还是对下层阶级，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们即使用自己骗自己的办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他们根本想不出他们的阶级曾经对社会有过什么功劳；他们也没有力量迫使社会供养自己的寄生生活。
人们不过是容忍他们罢了，所以恭顺就成了乞丐的首要天职，同时又被人们看成是穷人的最高美德。也同奴仆一样，这种无产者对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节，而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表示反对。相反地，他们依靠富人食桌上抛下来的残羹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想消灭富人呢！他们本身不受人剥削。然而工人所受的剥削越重，富人的收入越多，富人越慷慨，乞丐也就越有希望以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同奴仆一样，他们也参与分享剥削的果实。既然如此，怎么能要他们去反对剥削呢？在德国，在宗教改革[4]初期，天主教会由于以前剥削社会的各阶级，深为这些阶级憎恶，但是这一类的无产者却继续尽忠于教会，因为他们从教会得到的施舍多于从吝啬的市民或破产的农民那里得到的施舍。
这一类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悟还从来没有自愿地反对过剥削。但是，他们也同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军队一样，当然不是剥削制度的支柱。他们胆小怕事、毫无原则，一旦给他们施舍的人失去财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人，而不管他们死活。这类无产者也从未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但是每逢社会动乱，他们却从来没有放过混水摸鱼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帮同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加以最后的打击。一般说来，在革命时期，他们专门乘机掠夺，败坏革命，而到后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日益扩充他们的队伍。特别是在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性格和观点方面也非常接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信心，可是仍然企图依赖上层阶级的布施来勉强维持外表。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大工业，也非常乐意从上述这些阶层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所需要的不是受过训练的工人，而是善于忍受和不会反抗的工人，它使这些工人毫无意志地变成现代工厂中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这种大机器，只有当它的无数齿轮中每一个都能精确地不断地按规定转动的时候，才能正常地工作。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使用的基本工人群众，主要来自地位与流氓无产阶级接近的各劳动阶层，而且有一部分来自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所以这些阶层甘心忍受的待遇，一般就成了资本家打算给予一切工人的待遇的标准。至于劳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道德家非常喜欢谈论它的教化作用，然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劳动本身首先是使他们进一步堕落的根源，而不是使他们上升的根源。由于工人无力反抗，使资本家能够将劳动时间极度延长下去。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多的。如果不对资本加以强迫，它是不会给予无产者以过私人生活和受教育所需的时间的。凡是资本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它就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筋疲力尽为止。即使在劳动和睡眠之间还有一点余暇时间，也完全被工人用去作短暂的享乐，或沉溺于酒色，使得对自己所处的贫困境遇的认识日渐消失。男女共同劳动，成人和儿童共同劳动，在乐观的、自由自在的和有义务观念的人们中间，本来可以成为高尚的精神鼓舞和对这些人施行道德上的教化的源泉。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中，由于工厂的败坏道德和使人堕落的作用，这种共同劳动反而使道德败坏的危险更加增大，使无产阶级的堕落更加迅速了。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阶级相差无几，这是不足为奇的。无产者如何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深深地陷入犯罪、酗酒、颓废和堕落的泥沼，从恩格斯向我们作的关于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叙述中[5]，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第五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当时，“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同极端堕落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现在也还有人抱着这种看法，而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有人自命为“先进”人物。但是，在劳动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还在外表上保存着许多共同点的时候，两者之间就已形成了一条鸿沟。
不论流氓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作为大量的现象出现，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现代的伦敦或柏林的流氓无产阶级，同古代罗马的流氓无产阶级并无不同。相反地，现代的劳动无产阶级却是世界史上从未见过的完全独特的现象。
首先，在流氓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无产阶级之间有极大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寄生虫，后者是社会的根基之一，同时这个根基不仅日益成为社会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工人无产者尽管没有财产，可是他们决不是依靠施舍维持生活的乞丐。他们不仅不靠社会供养，反而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社会。不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工人无产者还感到自己是被救济的穷人，并把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看成是给了他们以工作，从而给了他们以面包的恩人，看成养育他们的人，他们的雇主。这种“宗法”关系当然非常适合于资本家的心意。就是在今天，资本家付给工人以工资，不单要求工人完成规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求他俯首帖耳和表示感恩。
但是，如果不使初期的这种美好的宗法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管工人如何卑躬屈膝，他们早晚会发现正是他们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他们。当他们照旧贫困不堪，而有时此以前更加贫困的时候，资本家却越来越富有。而当他们请求工厂主这个假家长给他们以更多面包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只是一块石头。
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者和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依靠剥削者的剥削所得生活；他们同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参看第二章）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是跟剥削者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因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他们说来是不存在的。他们住在残破不堪的贫民窟里，却为他们的剥削者修建华丽的宫殿。他们忍饥挨饿，以便剥削者大吃大喝。他们尽力劳动，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以便给剥削者及其喽罗们创造着消磨空闲时间的手段。
这种对立，与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富人和“小人物”即穷人之间的对立相比，性质完全不同。旧时代的穷人羡慕富人，他们用惊叹的眼光仰望富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理想。他们希望自己也成为富翁，也成为这样的剥削者。他们也不会产生消灭剥削的思想。工人无产者却不羡墓富人，不希望得到富人的地位；他们憎恨和鄙视富人，憎恨富人是剥削者，鄙视富人不劳而获。最初，他们只憎恨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资本家，不久以后就开始明白所有的资本家都完全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于是，他们的最初的私人憎恨，就发展成为对全体资本家阶级的有意识的敌视。
对剥削者的这种敌视，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最早的特征之一。阶级仇恨决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宣传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以前很久。仆人、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度的阶级仇恨的。在从事这些职业的成员和其“主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仇恨是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当然，在这些职业中，工资劳动者和企业主（或业主）之间也有不少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往往以和解而结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会对企业主怀着最激烈的敌意，然而丝毫不会因此而破坏生产；企业主甚至可能不会觉察出这种敌意。
最初，这种仇恨情绪只是畏畏缩缩地在个别情况下表露出来。但是，如果说等到无产者终于明白工厂主给他们以工作完全不是出自高尚的目的，需要相当时间，那末，等到他们拿出勇气同自己的“主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流氓无产者深感自己无用，又没有任何物质保证，所以他们既胆小又驯服。最初，工人无产阶级也保存着这种品质，因为他们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以及与其接近的各阶层的。不错，工人无产阶级是体会到所有那些加在他们身上的凌辱的，但是他们只是暗中加以反抗——在衣袋中握紧拳头。然而一些更有毅力、更热情的人的愤怒情绪，还表现在偷偷的犯罪行为上。
只有当我们所谈到的工资劳动者这几个阶层都认识到他们的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滋长出反抗精神来。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情感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开始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同时，劳动无产阶级也开始脱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泥潭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条件，就向无产者指出了紧密团结一致的必要，个人服从整体的必要。在旧时的手工业中，每一个人独自生产一个完整的物品，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一切都建立在共同劳动上面，即建立在协作上面。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工人如果没有伙伴的帮助，就不能有丝毫作为。但是，如果他们团结一致，按照计划从事劳动，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可见，劳动本身就使他们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自觉而愉快地遵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既是协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无产阶级为反对剥削而进行各种有效斗争的前提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教育着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准备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对于唤起无产阶级的团结情感说来，劳动条件的一致，也许比协作发生着更为有力的作用。在中世纪的行会中，国际主义已见端倪，不过当时各种行业还是严格分开的。我们曾说过，在奴仆之中，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在现代工厂中，一般而言，工人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之别，没有任何地位的不同。无产阶级要想升上较高的地位，一般是不可能的，何况高级职位极少，以致大多数工人对此连想都不敢想。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会受到这种肥缺的引诱而腐化下去。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劳动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能单独地仅仅为自己而改善这些条件，他只有通过全体工人、即他的全体劳动伙伴的境况的改善，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不错，工厂主企图在工人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故意地造成劳动条件的不相一致。但是，现代大工业促成一致的作用甚为有力，以致要采用计件工资、奖励制度之类的办法才得以长期麻痹工人，使他们意识不到利益的一致。资本主义生产越继续维持下去，无产阶级的团结也就越紧密、越巩固，也越是成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在这方面，劳动无产阶级和奴仆有多大不同，我们只须指出前面就奴仆所谈到的各点情况，就可以明白。在这方面，农业中的农奴和手工业中的帮工，远远不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
手工业中的帮工的团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停止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则远远超过这一点。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工人的团结，并不限于在同一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手工业的帮工，也同无产阶级一样，逐渐体会到劳动者到处都会碰到相同的敌人，到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资产阶级还固守小城市和小国家的分散状态的时代，手工业帮工就已经组织起包括整个国家的全国性机构。现代与国之间的最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在统治阶级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了。
我们从手工业帮工那里就已发现国际性组织的萌芽；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逾越国家的界限。可是，他们没有能够逾越职业的界限。德国的制帽匠或铜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可以得到瑞典或瑞士的同行的礼遇。但是，他却受到本国，甚至本乡的鞋匠或木匠的冷淡。手工业中的行业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学徒在没有成为帮工以前，要一连学习许多年，而且得终生忠实地守住自己的本业。他个人的幸福也取决于手工业的繁荣和壮大。如果说帮工对本业的行东怀有敌意，那末，他对其他手工业的行东和帮工所怀的敌意也不小。在手工业全盛时期，各种手工业的帮工组织之间就有过激烈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把各种各类的行业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同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大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人共同协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完全消除生产中的行业观念的趋势。机器把以前劳动者所需的数年学习时间缩短为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机器使每一个工人能够由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而没有特别困难。机器甚至往往使工人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变成无用，把他们抛到街头，迫使工人不得不另找工作。庸夫俗子们唯恐在“未来国家”中会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事实上，对今天的工人说来，这种选择职业的自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逾越过去手工业帮工所越不过的界限。因此，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一方面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又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中间。
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同样地，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不过，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工资劳动者才结合成一个阶级。他们完全体会到自己利害的一致，他们日益使自己的个人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甚至本行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这种利益），服从阶级的伟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工资劳动者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同时，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一斗争才有可能具有更高更远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限于消除当前的弊害，工人运动也才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
“工人阶级”的概念日益扩大。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指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但是，随着产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企业中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的情感和思想方法，对全体工资劳动者也日益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并且，手工业越是失去它的最初的特性，越是和工场手工业接近，或越是沦落到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地步，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就会越迅速地掌握手工业中的劳动者。
城市中的非工业的劳动者，即在商业、运输业和旅店业（按德国职业统计术语来说，就是“住宿和休息”〔Beherbergung und Erquickung〕的行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也逐渐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中来。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瓦解农业中旧的家长制经营形式，并使农业变成利用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利用作为主人的家庭成员的奴仆来从事生产的产业时，农业中的劳动者也逐渐体会到自己与其余的工资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后，团结的情感开始打动生活没有保障的独立手工业者，而在情况有利的时候，甚至会感染农民。于是，一切的劳动者阶级日益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灵魂就是人数不断增加和经济意义不断增长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大工业无产阶级所固有的友爱团结精神，共同的纪律和对资本家的敌视态度，日益在这个阶级中间普及开来。同时，无产阶级所固有的那种无厌的求知欲（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也日益在他们中间增长起来。
于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便在被轻视、被虐待和日益沦落的无产阶级中间成长起来。旧的势力开始在它的面前发抖。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新的道德和新的哲学，人数日益增多，团结日益加强，经济意义日益增大，自觉性日益增强和眼界日益扩大的新阶级，成长起来了。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脱离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完全不是和平的从容不迫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无产阶级日益沦落。无产阶级要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只有通过对这种趋势及其代表人——资本家展开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生，除非加强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内部造成的反对力量和反对趋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因时间、地点和工业部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决定于市场的情况，各企业间的相互竞争的程度，该工业部门的机器技术发展水平和资本家对其利害关系的认识水平等等。同样地，在无产者各阶层内部发展起来的反抗行动，也决定于各式各样的条件：决定于这些无产者的主要补充来源的各阶层人民的习惯和要求，在他们从事的工业部门中劳动所需要的熟练程度和体力情况，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普及程度，各部门中人数不等的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工人的觉悟程度，最后，决定于该劳动部门是使工人分散或孤立，还是使工人团结或集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条件，因工业部门和工人阶层的不同而非常悬殊，并且由于技术和经济革命不断发生，而经常变化。遭受资本剥削和无产阶级化的新地区和新职业，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生产部门每天都在增加，原有的生产部门则在不断发生变革。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初期，或是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不断有着新的阶层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随着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的占上风而不断发生变动：一些阶层上升，另一些阶层则下降。
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说来，幸运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阶层迟早都要进入上升趋势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一旦这种趋势在这一阶层或那一阶层的无产者中间强大到足以唤起他们的自觉，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对本阶层成员相互之间和他们与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坚强的团结产生的力量；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经济发展上所不可少的，鼓起他们的自尊心；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确信工人阶级正在走向美好的未来；一旦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要再把他们拉回到堕落而愚蠢的人群中去，则是无比困难的。这一群堕落的人虽然也能产生憎恨，但是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他们对本身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醉生梦死，没有从自己的苦难中养成愤怒的情感和反抗的愿望，而只是养成胆小怕事的俯首听命的恶习。一旦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扎下根来，几乎就无法把它铲除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发生很大的作用，正如在某些衰落的家庭工业部门所见到的那样，只要这种压迫不使这一阶层灭绝，而仅使他们下降，则它就只能使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下降，而不能使他们在精神方面下降。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压迫只会引起反抗，而它的作用不会使人颓丧，反而只能使人更加坚强。压迫不能使更多的无产者沦为流氓，而只会使更多的无产者上升为殉难者。
第七节 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如果无产阶级的每一阶层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末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这一上升过程就要比实际上所有的开始得晚得多，而且进行得缓慢得多和痛苦得多。一切事情的开端，都有其固有的困难。无产阶级中现在处于值得尊敬的地位的某些阶层，在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他们推进的泥潭中拔足上升的开端，也有这种困难，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克服过这种困难。无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所得到的外援，来自地位比他们高的社会阶层，即一部分来自劳动无产阶级的上层，一部分来自有产阶级。
这后一类援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是具有某些意义的。
在中世纪，贫困的现象并不严重，以致公共的（主要是教会的）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不难把它对付过去。当时，贫困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加以注意，也只是出于劝人行善的想法。他们认为贫困是上帝的一种教育手段。如果贫困降在行为不端的人的头上，人们便把贫困看成是惩罚；如果贫困的牺牲者是虔信宗教的人，人们便把贫困看做一种考验，其目的是要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神。而对富人说来，贫困为他们开辟了练习行善的场所。这种行善，就像锻炼身体所必需的操练一样，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所必需的。
但是，当旧的封建农业因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当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相率奔向城市、而城市开始“人口过剩”，城市中的失业和大量的贫困普遍起来的时候，这种新的、可怕而又危险的现象，才引起一切有思想和有情感的人注意。举办慈善事业这种中世纪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对付大量的贫困了。此外，宗教改革又消灭了一个最重要的是施舍来源——天主教会的贫民救济。照顾所有的贫民，这对社会说来，越来越成为力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即消灭贫困的问题。人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许多方法。这些方法，因发明者的见解和人格各异，而极不相同：从通过消灭穷人本身（比如把穷人处死或流放）[6]来消除贫困的便利方法，直到经过周密考虑的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计划。后一类计划，得到有教养的人士极大的同情，而各国的统治者和政府贤达则只能理解“方便”方法。但是，无产者被斩首或被污辱的越多，贫民的人数也越多。
但是，贫困问题逐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并开始日益广泛地传播，越来越在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认为，消灭贫困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消灭无产阶级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进行。大量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大量财富的基础；谁想使大量的贫困缩小，就等于侵犯财富。谁在今天想要消除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的这种状况，谁就是在摧毁私有财产，也就是社会的颠复者和敌人。
不错，某些资产阶级人士所怀的同情和恐怖，仍然对无产阶级有利。要知道，贫困对整个社会有危险，因为它在制造瘟疫和犯罪。贫困迫使一些头脑比较清晰和具有同情心的资产者为无产者做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没有勇气又没有力量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大多数资产者说来，问题已经不在于消灭无产阶级，而在于改善无产者的状况了。无产者应当是能够工作的人，而且应当是永远甘愿效劳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博爱），也不会超出这个限度。
当然，在这个限度内，慈善事业是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大多数方法，不是完全无用，就是至多只能使人得到暂时的慰借。
但是，这个概括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我指的是劳动立法。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当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先是纺织业）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带来它所能产生的一切可怕灾难的时候，一些眼光远大的慈善家开始确信：唯有一个方法才可以阻止大工业的工人完全沦落，那就是国家实行劳动保护，最低限度对工人当中的最没有自卫能力的阶层——女工和童工实行这种保护。
当时，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家，还不像今天这样在有产阶级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产阶级中的非资本家即地主和小资产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限制大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其次，由于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会使英国工业繁荣的基础——工人阶级趋于灭亡，也赞同这种限制，而且这种想法不能不使有产阶级中头脑比较清晰和能够看到长远利益的一切代表人物倾向于赞同劳动保护。最后，个别大资本家的个人利益，甚至也支持这种限制。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限制转嫁出去，并使生产适应于这种限制，而他们的力量较小的竞争对手，只是依靠对工人作最残酷剥削的办法勉强维持下去，如果实行劳动保护，这批小竞争者就得完全破产。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工人阶级本身展开了要求劳动保护的强大运动，第一批的、甚至十分小心谨慎的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后来对它的增补，也还是经过一番顽强斗争才取得的。
即使初期所获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无产阶级中那些由此受益的阶层来说，却是促使他们由糊涂状态中觉悟过来，以及在他们当中推动那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的趋势发生作用的动因。即使在还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以前，这个斗争本身也足以启发无产者，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如何重要、如何必要的，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多么强大。这个斗争已经把他们激发起来，唤醒了他们的自觉和自尊，粉碎了他们的绝望心情，并为他们提出了一个超越日常需要的长远目标。
在资产阶级也加以支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手段当中，另一种手段就是开设国民学校。详细研究这个问题，会使我们超出本书范围之外。学校确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不可低估它的意义。但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这个手段毕竟不如彻底实施的劳动保护立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大工业越排挤其他的生产形式，或者改变后者的性质，也就越需要不断加强劳动保护，不仅需要把劳动保护立法推广到大工业的一切部门，而且也需要把它推广到手工业、家庭工业甚至农业中去。但是，随着工业资本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影响的增长，非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地主也沾染了资本家的思想，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则由资产阶级的有远见的领导者，变成了决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眼前利益的仆从。
资本主义生产使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遭到可怕的蹂蹒，以致只有最贪婪和最无耻的资本家及其伙伴才敢于拒绝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定的劳动保护。至于超过这种狭小范围的比较广泛的劳动保护，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具有的意义，相当于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行的十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今日在有产阶级中间只有少数人支持。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越办越缩手缩脚，越来越使工人走上为争取全面的劳动保护而独立斗争的道路。目前争取通过立法手续来缩短劳动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已与英国在上一世纪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展开的斗争完全不同了。如果说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成维持标准劳动日，但这也不是出诸仁爱之心，而只是因为他们的选民——工人迫使他们如此。为争取劳动保护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变成纯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争取实行劳动保护立法的斗争，比英国开始的晚得多，但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在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不能再期望得到有产阶级的支持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即首先依靠本阶级中最先具有斗争能力和斗争企求的人数众多的阶层的力量。
第八节 工会运动
工资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决不是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末叶，我们就已经在手工业中看到帮工和行东之间展开这种斗争了，因为行东在当时商品生产和世界交通发展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资本主义的潮流和趋向。早在十五世纪，某些行东就已力图增加帮工的人数，以期自己可以不劳动，而依靠剥削帮工的劳动生活，或者至少把大部分工作推给帮工去做。行东越来越想延长劳动日，限制帮工的假日，甚至取消星期日休息。同时，一些有钱的行东极想在生活方面同帮工分离，而帮工也只得满足于粗茶淡饭的生活。以前的家属关系削弱了。最后，行会的行东开始禁止帮工升为行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行东的儿子或女婿，就很难上升为行东，而且往往根本不能成为行东。于是，帮工这一阶层不再是处于由学徒上升为行东的过渡阶段，而变成独立的阶层。
随着行东开始扮演资本家的角色，就必然出现如下的结果：他们和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像后来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那样，变成非常尖锐了。但是，帮工同大工业开始时期的备受压迫和苛待的无产者无法比较。准备反抗和展开斗争的帮工，不仅抵抗加诸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种打击，而且力图给予对方以更加有力的打击。当时，城市的观模还小，每座城市的每一行业的帮工，人数也比较少。通常，一种行业都集中在一定的街区，所以帮工们能够容易团结起来。当然，劳动把帮工们彼此分离开来，因为一个行东至多雇用两名帮工，超过两名的时候极为少见。但是，劳动并不是帮工的全部生活内容。一年之中，假日很多，进行社交活动的要求当时在每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下于劳动，而社交活动也确是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当时，小酒馆成为他们的组织中心，即成为他们酝酿展开斗争的场所。凡是在生活上和行动上同他们不一致的人，都受到排斥。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行业彼此隔离的情况，那末，受到同行的这种排斥，对于帮工说来，就等于受到社会排斥。因此，一种行业的帮工团体——行会，都包括从事这种行业的全部帮工在内。当时几乎还不知道产业后备军是什么。由于种种原因，一个行业要从其他行业中吸收工人也还不可能。因此，就对行东的关系而言，帮工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用的武器是罢工和抵制，而且被应用得极为广泛。当时热烈拥护行会制度的人，幻想中世纪的手工业能够复兴，他们以为中世纪的手工业复兴了，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就能够和平共处。因此，如果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主要手工业中发生的罢工也像今天的罢工这样，随着当前工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和顽强起来，恐怕他们一定会怒发冲冠吧！
只是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权力，才把帮工压制住了。压制劳动阶级是国家权力对资产阶级的最早的效劳，而且迄今仍为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于是，限制工资（即规定最高工资）、禁止工资劳动者的一切组织、或者至少是用警察力量来压制这些组织的时代，便开始了。但是，国家也并不能把帮工完全压制住。帮工也像他们的敌人那样很清楚地知道，团结起来将产生何等的力量，而没有组织就会怎样地没有保僵。所以，他们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到处保卫自己的组织。凡是不能成立公开组织的地方，他们成立秘密组织。他们为此而受到残酷的惩罚和迫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破坏他们之间的联系。反对社会党人的法令[7]（不管这项法令本身多么残酷）加诸德国无产阶级身上的迫害和痛苦，比起过去数世纪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劳动者所受到的苦难，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他们最后仍然战胜了这一切迫害，而成为胜利者。
但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却没有手工业帮工那么大的反抗力量。如上所述，在工场手工业中，制造一件成品所需的工序，是分配给许多劳动者承担的，其中的每个劳动者只需做一种或几种比较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学徒期限缩短了，女工和童工开始涌入工业部门。其次，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工业城市聚集了庞大的劳动者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就不可能像中世纪小城市里的帮工那样，可以不通过任何劳动而能互相结识了。当然，手工业的帮工也因大城市的发展而受到一些痛苦，不过，这些痛苦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敌人——行东的人数也增加了，从而行东之间的纠纷也增加了。反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仅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同少数的企业主对立着，这些企业主却能容易互通声气。
此外，行会的限制也妨碍了古老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曾经不得不设在行会制度管辖地区之外，大部分设在农村地区。在这里，对劳动者容易加以监督，而劳动者得不到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任何支持，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最后，由于中世纪的许多假日被取消，劳动者的社交集会时间大大减少了，而这种集会是团结和由此而来的行动一致的手段。
诚然，工场手工业集合了弄多工人群众，并迫使他们共同劳动，即实行协作。但是，对工人的团结可能发生影响的一些有利后果，有一部分被消除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人是由居民中的各个阶层招募来的，而且还因为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种工序的报酬特别悬殊。在这里，正如豪门的奴仆有等级之分一样，工人之间也被分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虽然工人属于哪一等级主要决定于他的生产活动的性质，而很少决定于他个人的机灵程度，从而这种等级不会使奴才根性在工人中间滋长起来，但是，它却使同一企业中的各个工人集团的利害关系大不相同，因此，他们难于认识到他们的利害是一致的。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虽然他们的学徒期限比手工业工人短得多，可是他们的工作全凭熟练和灵巧，而这非经长时期的训练是达不到的。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是不容易被别人所排挤的。况且，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发展阶段，尽管失业求职的无产者为数很多，其中熟练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却很少。产业后备军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人来说，一般还没有重大的意义。
只是机器的使用，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机器使全体失业者听从工业的摆布，把无产者的妇女和儿童一批一批地送进劳动市场。这种变化，对工人的反抗能力发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自从在生产中应用机器以来，整个工业以异常迅速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并不是说在一切生产领域，资本主义主义企业都立即变成使用机器力量进行生产的工厂。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工场手工业，像排字业就是如此。也有一些产业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只要不是为大量生产服务，仍然可以长期维持手工生产，比如裁缝业就是这样。而仍处在手工业阶段的任何工业之施行资本主义剥削，通常都引起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而不致引起大生产。但是，家庭工业的劳动者的反抗能力则是最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尽管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占统治地位，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工业部门（这样的工业部门正在日益减少）需要经过训练而掌握一定技巧的工人。大工业本身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劳动部门，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一些劳动部门，这些劳动部门需要某些特殊能力、特殊技艺和专门知识，因此不怕未经训练的工人或女工和童工的竞争。例如，金属开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某些部门，过去和现在情况都是这样。
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事劳动的无产阶级就被分成两大阶层。一为上层的无产者，由经过训练、或有一定技艺的（英文叫做skilled）熟练工人构成，他们的条件比较有利。在他们下面，是大批与日俱增的普通工人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生产部门不需要特殊的知识、熟练或技能。在这些工人当中，尽管有些人富有生产知识，有相当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被看作未经训练、没有技艺的不熟练（unskilled）工人。他们很容易被别人所排挤，谁也不注意他们，他们的反抗能力也不强。
条件比较有利的工人，也就是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那一部分先进无产阶级。当他们实行罢工时，雇主们难于找到代替他们的人，这一事实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优势。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能够先于其他人起来反抗资本家。他们已经在许多次冲突中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
他们的地位，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帮工大致相似。他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着帮工的传统，比如仿效帮工的组织和斗争的方法。工人组成的（最初只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新的经济组织——工会，往往就是旧时帮工组织的直接继续，至少在工会运动的初期，这种工会常常是仿照工资劳动者从行会帮工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而组织起来的。
工会运动继承了行会帮工运动的传统，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会的反抗精神和抵抗能力上面；帮工的行会精神有时表现在这些方面，有时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一种行会的故步自封的倾向，即片面地只追求本行业的狭降的利益，而不顾全体工人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有时十分严重，以致熟练工人的工会不仅忘记了自己同全体工人阶级保持团结的义务，而且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余的工人，比如限制本行业的学徒人数，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依靠这种限制，确实使本行业的劳动力的供给有所减少，但这只是牺牲了其他劳动部门的工人，因为其他劳动部门没有可能实行类似的限制，所以反而使更多的劳动力向这些部门蜂拥而来。
不过，有组织的工人以劳动“贵族”自居而与“苦力”分开，并高踞于这些人头上的这种意图，仅仅见于个别的劳动部门。比如在德国，大多数的排字工人不久以前就曾采取过这样的立场。而在英国，所有的熟练工人都与不熟练工人分开。受到工厂法保护、从而条件比较有利的劳动部门的工人，也属于熟练工人之列。在英国，这种工人直到最近都是与广大的工资无产阶级群众分离的工人贵族，其中一部分至今还是这样。
凡是工会运动使行会的片面的狭降观念，以及处境比较有利的工人的贵族化日益加剧的地方，工会运动不仅不会促使整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这种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工会运动比起历来英明的政治家们所喜欢采取的愚蠢而荒谬的压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为对付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反击压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无知的政治家还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无产阶级。今日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态出现而不是以敌人姿态出现的人，迖些人企图通过工会运动来分裂无产阶级，使先进战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压迫防卫能力薄弱的那部分人的压迫者。工人阶级的这些假朋友，在德国也很出名，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大部分只是在大学里活动。但是他们也力图影响工人。幸亏占居统治地位的政党眼光过于短浅，德国工人又深具远见，而经济条件也十分发达，使得这些先生还不能发生太大的危害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阶层处于较有利的条件，他们自高自大，脱离无产阶级群众，但是，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他们不得不很快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和他们团结起来。这些工人阶层，由于他们的觉悟程度、该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它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作用各异，他们的贵族化倾向的消除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倾向迟早要从这类工人阶层中消除的。
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技术革命。披术革命的结果，使得不熟练工人能代替熟练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够与男工竞争。尽管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等等，虽然各行业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业的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已。未参加组织的熟练工人，也不断增加。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廉，所以能够用他们来对付有组织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钱的、而且组织得十分坚强的工人都越来越确信：分散的个别的工会无力单独反击资本主义使他们沦落的影响，更不用说完全战胜这种影响了。他们认识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薄弱，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们的地位，归根到底决定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也会认识到：骑在陷入泥坑里的入们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们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谬的。如果他们真要往上爬，并在高处站得住，他们就必须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巩固地盘。但是，如果不帮助他们下面的阶层爬出泥潭，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工人的“贵族阶层”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认识到，他们反对剥削的斗争并不是只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而进行的特殊斗争，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伟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其他阶层所从事的斗争，决不是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一斗争也是为他们而进行的，因此，他们有义务帮助和促进这一斗争，并且要尽可能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也认识到，应当尽可能保护本身无力自卫而至今仍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那些无产者阶层的利益。
同时，不熟练的工人阶层，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抬起头来。看到熟练工人的伟大斗争场面，许多“不熟练”工人兄弟都为之振作起来并得到鼓舞。前面已经说过，为实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也起了相似的作用。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条件的巧合下，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激起各个工人阶层参加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不熟练工人的斗争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们的斗争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恩格斯语）[8]。但是，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9]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论斗争的结局如何，斗争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发扬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的那些品质。甚至在这种斗争没有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的时候，斗争本身始终有促进无产阶级在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于是，从熟练的无产者和不熟练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席卷的阶层，造成工人运动。这是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由于原来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贵族”、以前的愚蠢无知的“苦力”以及陷于无能为力的绝境的下层工资劳动者的参加而日益壮大。我们已看到，劳动无产阶级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知道，劳动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日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后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强烈影响。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日益壮大的工人大众中间，它的战斗队伍，不仅绝对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对地增加了。尽管无产阶级成长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战斗队伍壮大得还要迅速。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最重要和最丰饶的补充来源。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日益与社会民主党合一的趋势；在德国和奧地利，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两者合而为一了。[10]
第九节 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是仿效手工业帮工的组织而组织起来的；同样地，当无产阶级作为团结一致的群众展开斗争的时候，它最初采取的斗争手段，到处都与帮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样。这种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罢工。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采用这两种斗争手段。构成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越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岀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单是纯粹的工会斗争需要，就已经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们说过，现代国家认为自己对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让工资劳动者有任何可能组织起来。秘密组织只有不能公开结社时，才能代替公开组织，但这本来是不够的。要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群众越多，越显出秘密结社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越发展，它越需要团结的自由，即结社的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要得到最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组织的机会，单有结社自由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过，手工业的帮工是很容易团结一致的。在每个城市里，从事于某一种职业的人，为数都比较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彼此交往。同一行业的全体帮工，都会聚首在一个小酒馆里。每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一个整体。交通道路极为简陋，城市与城市之间甚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漫游各地的各个手工业者，就足以维持各城市组织间的联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业中心，都有好几千名工人在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只和少数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来，而和广大的同事没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为了在这样庞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认识他们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们参加以保卫他们的利益为宗旨的组织，就需要有机会同广大的同事自由交谈，就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业的帮工不需要出版书刊，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须口头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现代工资劳动者团结在一个组织里面，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没有出版物的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代的交通工具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有必要。交通工具是资本家阶级反对工人的有力斗争武器，比如，有了交通工具，资本家就能够迅速地把大批工人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其他地区招来一批工人，来换掉原有的工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人之间，事先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因此，随着交通的发达，日益需要将各种职业的工人的分散的地方性运动结合成全国的，以至所有工业国家的全体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工人运动。但是，工资劳动者的这种全国性团结和国际性团结，比地方性的组织工作更加需要出版物。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决不亚于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的这种行径是出自恶意，还是出自无知，都需要像反对无产阶级的公认敌人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
有时，人们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把这两种斗争分开：或者单独进行政治斗争，或者单独进行经济斗争。事实上，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几项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的，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比如，当斗争涉及捐税和劳动保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仅是专门和直接牵涉到工人阶级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数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也应当和其他一切阶级一样，必须努力增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政权，努力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
在现代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个人对国家元首的直接影响，在专制国家，就曾经是（现在也是）影响国家政务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容易亲自接近国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宠爱，能使元首依存于他们，或者为元首效劳的阶级有利。因此，这些阶级，即宫廷贵族、高级僧侣、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以及大信贷者和金融界牛耳，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的拥护者。
在现代大国内，其他一切阶层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选出的议会，才能对国家的治理发生影响。议会决定征税条款，在议会有代表的各阶级根据这些条款才会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赋税。凡是名副其实而不是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议会，都应当有立法权、否决权和倒阁权，而拒绝纳税的权利和可能性则是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发展的基础。
关于人民的直接立法，这里可以不谈。最低限度，在现代的大国中（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指的这种国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议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只能在个别情况下与议会一起，补其不足。国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处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犹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来监督国家的政务工作和必要时对国家作这种或那种指示一样。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
议会制度的最后结果，就是代议制共和国。至于这种共和国作为装饰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国）还是不保留君主，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议会掌握着钱袋，而钱袋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正像它是一切现代企业的灵魂一样。在今日，没有金钱的国王的处境，比没有领土的国王还要恶劣。
在现代国家中，过着强烈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但毫无希望通过个人对国家元首发生影响的办法来迅速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一切阶级，都力图一方面增强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他们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既依存于为它撑腰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又依存于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首先取决于选举权的性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当然不可能有代表参加议会。再者，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个阶级在选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后，这个力量也视该阶级的议会活动能力为转移。
对于头两点，是无需说明的。只是最后一点，尚需我们说几句。从事议会活动，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它需要一定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只有依靠长期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演讲活动，才能得到。此外，它还需要有广阔的眼界，远大的眼光，能够理解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农民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都缺乏这些参加议会活动的先决条件。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阶层的精力完全用于劳动上了。劳动使他们孤立，把他们彼此分开，使他们每个人的交往只限于不多的一些人。因此，他们的眼界必然极其狭窄，对于具有极为普遍意义的一切问题，他们都用个人的至多是局部的、一时需要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仅阻碍了他们中间议会政治活动家的成长，而且也妨害了这些阶级结成坚强的全国性政党（指包括全国范围的整个阶级的政党）。他们形成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群众。他们不仅不能从本阶级中间选出代表参加议会，而且也无力对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加以严密监督。手工业者或真正的农民，在议会里不过是白色的乌鸦。农民或小资产者为了在议会中有代表，他们不会推选地位与他们不相上下的人；如果他们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律师或是教授，如果他们具有保守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大地主、僧侣或高官。显而易见，这样的代表，即使心地诚恳，也不能真正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何况他们的心地往往并不诚恳。一旦他们进入议会，他们就要为所欲为，而他们的选民，则毫无办法制驭他们。选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下一届选举中使叛徒落选，但是，在一届选举中他们不过又选出另一个叛徒而已。
因此，农民和小资产者对议会制度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资产阶级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拥有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他们可以在竞选期间和在议会当中维护自已的利益。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金钱，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精通世界知识的有教养的人士，这些人习于管理庞大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知识和演讲艺术为职业，比如律师、教授等等便是。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和资产阶级相比。因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支配着议会。所以，议会制度是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迫使下层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的最合适和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不打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怀有激进情绪的小资产者，喜欢把议会制度看成是维持奴役下层并使这种奴役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他们对议会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想倾听一下，而确信只要完全取消议会制度，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要求用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和议会制度是彼此分不开的，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活动。这看来也许是很革命的，而实际上，不外是承认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的破产而已。
就对议会制度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比起农民和小资产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已经说过，现代生产方式怎样使无产阶级提高，使它摆脱屈辱的状态，以及怎样唤起无产阶级的求知欲，使它理解社会现象的整体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单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作为政治家就高于小资产者和农民。他们能容易地掌握政党的原则，欢喜原则的政策，而不至受一时情绪、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广大同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行动。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他们要求自己的先进战士遵守，同时，先进战士也要求他们本身遵守。所以，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进行的活动，以及在这种组织中的活动，是从事议会活动的最好学习场所。这种活动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议会的方式，为无产阶级培养演说家、法律专家和组织人材。
因此，无产阶级现在所处的地位，能够组织自己的不依赖于其他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在德国每个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无论是农民，还是小资产者至今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恐怕他们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善于控制他们的代表，并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1]最后，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能够卓有成效地代表本阶级出席议会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正是这种斗争才是唤醒无产阶级中的对斗争抱着消极冷淡态度的阶层并使他们产生自信和对美好未来抱有希望的最有力手段。这种斗争，也是使无产阶级各个不同阶层日益巩固地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最有力手段。最后，它还是无产阶级现在拥有的影响国家政权，使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并迫使国家政权作出在现存条件下能够做到的让步的一切手段中的最有力手段。简而言之，这种斗争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摆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
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议会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坚定的精神一方面促进议会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资格进行活动的力量。
除了结社权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平等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普遍选举权，也是无产阶级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第十节 工人党
并不是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差不多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它们，几乎到处都有企图重新剥夺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东西的倾向。现在，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并维护必要的政治权利，正面临着一场长期的、需要很大牺牲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开始政治斗争的初期，由于有产阶级内部发生斗争，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业资本家，商人，地主，宫廷官宦和专制统治阶级等等，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倾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的每一集团都努力于寻找同盟者，给后者以少许让步，使他们加入自己的一伙。但是，在斗争胜利之后，进行分赃时，同盟者却往往受骗，得不到什么。另一方面，某些政党，为了能继续获得某一下层阶级为它服务，也常常被迫给予这个阶级以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事实。
统治阶级最常诉诸无产阶级，它们本身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政治斗争舞台上来了。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独立，统治阶级就把它看成是“有投票权的家畜”，而它本身也像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自愿为剥削者利用。实际上，无产阶级也不止一次地为剥削者效了这种劳。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是极端对立的，以致它们之间的政治意图无法长期一致。在每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以后，都迟早必然要导致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起来组织独立的政党——工人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需多加解释，因为，我们已就这个阶级的利益、意图和观点，作过详细说明了。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必须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即所谓必须切断把它同自己的母体——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联系起来的脐带，这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团结，主要是由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也有其他一系列条件，对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迟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两个条件：工人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势的认识水平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就徳国而言，这两个条件至今都特别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分离，而且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工业国，都有利得多。因此，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德国的工人运动，就摆脱资产阶级政党而独立来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
尽管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国工人运动，因不同条件的影响，进入组织独立的工人党的时期迟早有所不同，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必然按照自然观律，使其中的每个国家进入这个时期。
任何一个政党，都必然以取得政治统治权为目的。它们必然要力图使国家政权从属于自己，即服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们必然要力图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同样地，工人阶级组织独立政党，也自然而必然地为自己规定出这种目的，而经济的发展也将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这个目的得到实现。但是，这里也同工人与资产阶级政党决裂一样，开始实现目的的时期，不仅决定于该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同时，其他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条件，也起着作用。同样地，实现目的的方式，也各种各样，极不相同。但是，凡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别是对最近一百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过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自然而必然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人数、精神力量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长；随着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养成团结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扩大它的眼界，它的组织也就不论在其范围与团结方面都不断加强；随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日益成为最重要的阶级，即成为整个社会归根结底要依靠它的活动来维持的唯一的劳动者阶级，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各阶级，将在人数上不断减少，明显地失去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它们不仅变成多余的东西，甚至有一部分有害于生产的进展。在他们领导之下，生产越来越乱并陷入日益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一方面将最后得到胜利，是昭然若揭的。很早以前，有产阶级就已经为它们的末日迫近而发慌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所感到的胆战心惊，却不肯承认，企图以假装镇静和故作欢喜来麻痹自己的这种情感，闭着眼睛不看他们所奔向的深渊，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通过这种盲目行为加速自己的灭亡，并使这种灭亡更加无法挽救。
但是，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流氓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它属于寄生阶层），不能像其他阶级历来所做的那样，利用它取得的统治权力，把被剥削的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肩上，使自己变成一个剥削阶级。它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消灭自己被剥削的状况，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剥削现象。但是，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既然无产阶级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能使它废除私有制，那末，它的被剥削状况，将迫使它废除剥削，并以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只要商品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社会的共同生产就不可能成为一般的生产形式，为了用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废除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而代之以为社会并在社会的监督下而进行的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如果无产阶无意利用它在国家中的统治来达到这种目的，就是：借国家政权的帮助来掌握生产资料和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那么，事理的逻辑最终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出现，不过，事先可能会遇到不少失败，发生许多错误，付出不少无谓的牺牲，无益地浪费了精力和时间罢了。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到来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到来。只要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须设法利用自己的胜利来消灭剥削，而且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大企业、卡特尔或国营企业中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出发点，它将促使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并粉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胜后打算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的一切企图。这样，即使无产阶级最初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图，它最终也必然会自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指望随便那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会对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否定态度。只会出现如下的情况：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都已完全成熟，并有力量和能力战胜强敌并使它听从自己的支配，但是，在意识和知识方面，还处在幼稚阶段。然而，就是发展中的这种不平衡，对无产阶级说来，也是很难得有的。我们已经一再指出，一旦无产阶级从最初的被压制状况中解放出来，由于机器的帮助，理论思维和理解超出眼前利益的伟大任务与远大目标的能力，便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而我们在站在无产阶级上面或先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其他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中间，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形的。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又进行得极其迅速，成为非常显著的普遍现象，以致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有人加以指点，都能够马上看得出来。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指针，因为马克思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始的工作，同时就使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进程和整个经济机构的理解空前深入和扩大了。
这一切合在一起，促进战斗的无产阶级极其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不幸的消息，而是吉祥的消息，即新的福音。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实行精神的自杀，他绝对不会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从社会主义中吸取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得到鼓舞和希望。对这种学说，无产阶级能够按期漠不关心或甚至抱着敌对态度吗？
凡是组织了独立工人党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党迟早自然而必然地要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来，即使它最初没有这种倾向，最后也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变成社会民主党。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补充来源的精确轮廓。简言之，可以把我们以上所述的结论，总括成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达到政治自觉的战斗阶层。但是，无产阶级对其相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越扩大，对这些阶层的思想和感情越发生强大的影响，这些阶层也就越卷入社会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在这种生产建立以前，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同无产阶级最后一定成为统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无容置疑的。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决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应承担的使命的。当然，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以前，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种使命。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无产阶级的历史古老。在无产阶级作为普遍现象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告诞生了。但是，无产阶级存在了很长时期，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生活的任何标志。当时，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和唯一的来源，是上层阶级中的慈善家对贫苦不幸的人民表示同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这些人类朋友中的最勇敢和最有远见的人士；他们知道得最为清楚，产生无产阶级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不怕由此作出一些极端的结论。社会主义曾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最坚定、最透彻和最伟大的表现。那时，还不存在像目前这样社会主义者可以用来号召人们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斗争的阶级利益。他们只能求助于上层阶级中的理想家的热心和同情；他们试图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作诱人的描写，另一方面通过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情况作鲜明刻划，来吸引这些理想家。这就是说，他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是利用和平说服的方式，规劝世上有钱有势的人出资，以便大大减轻贫困和建立理想的社会。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曾对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可以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结果大失所望。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无产阶级开始表现出独立生活的标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已经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看到强大的工人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了解这种运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使贫穷、无知和粗鲁的无产者有朝一日在精神上提高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所必要的程度和得到实现这种宗旨所必要的社会力量。同时，他们对工人运动不仅表示不信任，而且他们早就认为工人运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一运动有驳倒他们的一个最重要论据的危险。要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指望敏感的资产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他们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是至少可以减轻贫困的唯一手段；证明缓和贫困和把穷人提高的其他一切尝试，在现代社会都是徒劳无益的；证明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力提高。但是，工人运动却按照和这种想法完全相反的前提开展起来。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日益上升的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已从需要救济的可怜的不幸者，变成了需要镇压和制服的可鄙的无赖汉。于是资产阶级人士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源泉——对于贫民和不幸者的同情——开始干涸了。在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已经不是一种无害的玩具，而是一种会被群众所掌握并带来不可言喻的灾祸的危险武器。简言之，工人运动越加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中间宣传社会主义也就越困难，统治阶级也就越敌视社会主义。
只要社会主义者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手段只能来自上层阶级的看法，他们就不仅会对工人运动表示不信任，而且甚至常常会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必然倾向于认为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东西，莫过于阶级斗争了。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否定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自己的斗争中不仅得不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反而要遭到他们的反抗，如果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学说，对无产阶级不仅没有鼓舞作用，反而有挫折他们的斗争勇气的危险，那末，这就会容易使无产阶级也对整个社会主义学说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的态度，而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在现实斗争的应用上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态度。在工人运动刚开始的初期，战斗的无产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是无知和愚昧的，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也对这种情况发生了促进作用。他们的眼光狭窄，妨碍他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他们对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还缺乏深刻和明确的认识。他们只感觉到漠然的阶级本能在发生作用，它教导他们不信任一切来自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也就不信任当时的社会主义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
当时，某些工人阶层（特别是英国的）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尽管最新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态度，跟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乂完全不同，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在英国差不多没有收到成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对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响。
但是，尽管战斗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有时很深，社会主义仍然是十分适合思想日益发展的无产者的要求的，以致在群众对社会主义抱着敌意的地方，工人阶级中的最聪明人士，只要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就极其乐意归向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不必顾虑他们所憎恨和激烈反对的资产阶级。想依靠上层阶级中的善良人士的协助来拯救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在工人手中变成了要依靠无产阶级的拳头来实现的暴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也对工人运动不甚了解，并对阶级斗争，至少是对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当然，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是与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在学识方面，他们也不可能超过这些空想主义者。无产者至多只能掌握资产阶级学术界获得的一部分知识，使它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时，只要无产者继续是无产者，他们就既没有必要的余暇，又没有资金来独立发展科学，使它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水平。
因此，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就必然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比如，它对经济发展毫无认识，不知道这种经济发展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因素，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培养出一个其使命在于掌握这些物质因素、从其中发展出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日趋成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这些无产者认为社会形式同房屋一样，只要有必要材料和建筑用地，就可以依照事先拟好的计划，任意建筑起来。这些精力充沛、勇敢而天真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自信具有建筑这所房子所必要的足够力量。问题只在于取得必要的用地和必要的材料。当然，他们已经不寄望于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会给他们这一切东西。一切必要的东西，要由革命供给；革命将要破坏旧的房屋，打垮旧的政权，让新建筑物设计人或设计小组实行专政，以帮助新的救世主[13]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厦。
在他们的这些论点中，没有阶级斗争容身的余地。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感到他们所处的贫困境况实在太苦，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消灭贫困。即使他们能够想到阶级斗争会逐渐提高无产阶级，使它有力量进一步发展社会，他们也会认为这个程序过于麻烦。其实，他们也不相信这种逐渐提高。他们仍停留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参加工人运动的无产者阶层，人数很少，而在这少数的战斗的无产者当中，目光超过维护暂时利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培养广大的人民大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是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些群众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把满腔的绝望，爆发出来，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现社会，为社会主义者扫清道路。这些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的处境越坏，使群众忍无可忍而起来粉碎压迫着他们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时刻，也就一定来得越快。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为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不但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因为逐渐提高所能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和转瞬即逝的改进，只会使群众苟安于现状，从而推迟他们起义摧毁现存的一切东西的时刻，也就是推迟永远根绝贫困的时刻。因此，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不以立即和彻底摧毁现社会为目的的任何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即任何一种严肃而有效的阶级斗争形式，都是对人类事业不折不扣的背叛。
这种观点出现于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它的最卓越的表达者恐怕是威廉·魏特林。它至今还没有消失。准备加入战斗的无产阶级行列的一切无产者阶层，都有倾向这种观点的趋势。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明确理解社会情况，不相信自己有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但已开始感到自己处于低卑难忍的地位，并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出现。但是，因为新的无产者阶层日益不断地从被经济发展推进去的泥潭中爬出来，许多国家相继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出现无产阶级，所以早期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可能又不断地重新抬头。这是一种幼稚病，它威胁着一切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影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目前，人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现点，叫做无政府主义，但它决不与无政府主义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来对现社会有明确的认识，而只是来自对现社会的本能愤怒；这种观点可能与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有联系。其实，早期无产者的粗野和暴力的社会主义，同今日精巧的小资产阶级的往往是非常伤感和风雅的主张和平的无政府主义有联系。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甚大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厌恶和甚至憎恨顽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厌恶和憎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有时被情势所迫积极参加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立场容易动摇，所以他们参加斗争未能导致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彻底结合，而只是引起后者排斥前者的结果。大家知道，凡是在无政府主义（应把这一词理解为上述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成为普遍现象和变成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无政府主义即使外表看来很激进，也始终要或早或晚地以变成排他的纯工会运动或排他的纯合作运动而结束。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肠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随意发明新社会，而只是从现存社会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无产阶级，使它摆脱贫困，而血当支持它的阶级斗事，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帮助它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时日能够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阐明，因为本书就是完全以他们的学说为基础的，它不外是这个学说的阐述和通俗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个学说而取得了新的性质。只要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成为已被认清的目标，只要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志向还没有超出现存生产方式的范围，阶级斗争似乎就离不开原地，在一个死圈子里打转，而无产阶级为争取比较满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阶级斗争及其结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过是减弱了一点而已。社会上的一些中间阶层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劳动者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和整个阶层经常被打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列；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欲，仍然威胁着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阶层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劳动时间的每一次缩短（不论这是由经济斗争取得的，还是由政治斗争取得的），都引起资本家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工人组织的每次改善，资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组织等等其他办法来回答。此外，失业越来越多，危机更加广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没有保证和日益痛苦。阶级斗争带来的工人阶级的提高，与其说具有经济的意义，勿宁说具有精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境况，由于阶级斗争及其结果，一般只有缓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话）；但是，无产阶级的自尊心却提高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对他们的尊敬，也随着增进了。无产者开始感到自己同上层阶级平等，并拿自己的命运与这些阶级对比。他们对自己本身，以及对自己的居住和衣着，对自己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说，他们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结果，无产者对于一切虐待和压迫更加敏感了。
无产阶级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与它向社会所表示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断增长，具有同样的意义。无产阶级在这种提高中的成长，大大快于在现代剥削制度所能容许的经济状况的一切改善。有一些人希望有这些改善，而另一些人又担心它们会使工人感到满意；不管怎样，这一切改善都必然落后于工人的精神提高所自然而必然带来的要求。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使无产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的改进大大落后于精神的提高的地方，这种不满自然就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长时间地抑制住这种不满的增长。因此，只要阶级斗争不想超出现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它最后就会变成没有目的和没有成效的斗争。阶级斗争越使无产者提高，无产者认为自己离奋斗的目标也就越远，离符合他们对人类尊严看法的美好生活也就越远。
只有社会主义生产由于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差别，才能根绝工人的要求与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之间的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从而也能消除由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所产生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强烈刺激。然而，如果消灭了这种刺激，工人的要求自然就不会超过与他们现有的满足需要的资料相适应的限度。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将如何使这些资料大量增加。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会有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不满和“渴望”。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当被剥削者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并不比剥削者差，或甚至比剥削者还优越的时候，阶级对抗和剥削制度，就自然而必然地会产生这种不满和“渴望”。如果只是被剥削阶级达到如此高度，而还没有根除自己所受的剥削，那末，它的“渴望”也不会消灭。
因此，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和社会主义相对立；只要这个斗争除了想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各种让步使无产阶级得到一个可以满足的地位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目标，它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斗争就和无止境的螺旋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一旦结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工人运动有了目标，并明确地向目标迈进；这时，斗争的一切方面，都会发生作用，即使那些不会产生直接效果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启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提高阶级的威信，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养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它们也是有意义的；这时，看来已经无救的战役，也会转败为胜，这时，每一次受挫的罢工，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每一次被否决的法案，都表明向争取人类应有的生存目标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涉及无产阶级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只要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发愤图强和精神提高，不管它们对无产阶级怀有敌意还是善意，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处；从此以后，战斗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支停滞不前、费了很大力量和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勉强保卫住一度到手的阵地的队伍。现在，就是瞎子也日益明白地看出，无产阶级是任何力量也抵抗不住的战胜者，任何东西也阻碍不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始的新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它的两个创始人，都是德国人；德国人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早的学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批著作，是用德文出版的。单是这一点（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什么最先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最初在德国生根。同时，这里所说的德国，是指一切有大量操德语的工人的地区，而不是指德意志帝国。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德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看出工人运动现在到处都力图具有国际性。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就努力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国际往来自然而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联。从简単商品生产发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世界贸易的发展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各国之间的和平往来，世界贸易是不可能进行的。世界贸易为了自己的发展，要求外国商人在他通商的国家也能像在本国一样受到保护。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也开始对整个社会的一般思想方式发生影响。但是，商人永远是漂泊无定的人，他们的原则一向就是：“哪里好，哪里有利可得，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o
因此，随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世界主义的倾向,即要求各国间永久和平与人民友好的愿望，也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了[14]。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一些离奇古怪的矛盾。一方面平等增加，同时另一方面有不平等加甚的趋势，一方面无产阶级陷入堕落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有使它提高到统治阶级的水平的趋势，一方面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使个人受尽奴役的趋势。同样地，实现各国人民友好的趋势，又与国家对立加甚的趋势携手并进。贸易往来要求和平，而竞争却引起战争。既然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资本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在彼此关系上都经常处于永久交战的状态，那末，不同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国家都力图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并把他国的商品从这个市场排挤出去。世界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普遍和平越有必要，竞争越激烈，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冲突的危险也越增加。国际往来越密切，民族闭关自守的意图也越坚强。和平的需要越迫切，战争的危险也越严重。这些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矛盾，恰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完全符合。它们早就潜在于简单商品生产之中，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它们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庞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加甚了走向战争的趋势，而又以同样的程度使和平成为必要的事情，这个事实，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灭亡的许多茅盾之一。
无产阶级不像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那样，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成为独立的阶级，在各方面，下述事实也就越明显。这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趋势中，只有一个趋势对无产阶级有影响，而另一个趋势，则越来越失去它对无产阶级的一切作用。例如，现代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有使生产者结成一个从事共同活动的大同盟的趋势，同时另一方面又有促成一切生产者反对一切生产者的激烈竞争的趋势。但是，第二种趋势在无产阶级中间却不发生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看不到那种使资本家阶级筋疲力竭和四分五裂的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矛盾，而只看到两个对立趋势中的第一种趋势，即促进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巩固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单方面发展”的自然结果，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者越来越受到密切的国际团结趋势的显著影响，而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斗争的趋势，则任他们当中失去一切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一无所有以后，就把他们的一切基础挖掉。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也没有固定的祖国。同商人一样，他们所持的原则也是：“哪里的劳动条件好，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15]。过去手工业的帮工就已开始流浪他国，他们这种流浪的结果，产生了我们已经指出的国际团结的萌芽。但是，同在交通工具的目前发展条件下进行的现代流浪相比，帮工的这种流浪，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帮工出外流浪，还有重返故乡的打算，而现代的无产者，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浪，其目的是找到劳动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就地落户。他们不是游容，而是流浪汉。
同无产者一样，商人（至少是经营世界贸易的商人）也是要远离故土的，移居到能保证他们获得商业利益的地方去。但是，商人并不因此失去他同祖国的联系。要知道，商人在国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及能否顺利经营业务和欺驱外国同业，主要依存于他们的祖国，即保护他们的那个国家的威势和力量。因此，商人在国外仍然怀念祖国。这些先生通常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祖国的伟大对他们的钱包有多大重要意义这一点，有最直接的体会。
但是，无产阶级的情况与此不同。在国内，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国外，至少是在文明国家里，他们也不需要祖国的保护。相反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到的国家，那里的法律和行政比他们本国的法律和行政对他们还有利。他们的工作上的新同志，决不想在他们最聶要法律保护的时候，即在对剥削者的关系上，剥夺他们所享有的法律保护。恰恰相反，工作上的新同志们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去关心他的抵抗剥削者的能力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现代无产者的离乡背井，大大不同于行会时期的流浪异乡的帮工或商人。他们变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们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诚然有一些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比较好，因此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上述的世界公民会对这些造成不便，甚至带来危险。要知道，这些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在自己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将会由于要求较低和反抗能力较弱的工人的竞争，而受到妨碍，那是不容置疑的。
有时，这种竞争也与各国资本家间的竞争一样，会引起民族对立的加剧，使本地工人对外来工人产生民族憎恨心理。但是，在资产阶级之间为常见现象的民族斗争，在无产阶级之间却往往只带有暂时的性质。
要知道，无产阶级迟早必会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理解，也将根据亲身的痛苦经验体会）廉价劳动力从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先进地区，也同工业使用机器和采用女工一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力的入境，也同机器和女工的应用一样，是无法制止的。
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落后，也在另一方面受到损害。后一种国家工人所受的剥削程度，被比较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用作反对工人通过立法和“自由”协谈方式改善劳动条件的意图的最好借口，有时也成为这种反对的有效理由。
结果，留在国内的工人，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开始明白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成就，是怎样依存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成就。即使他们有时对外国工人怀有敌意，最后也会放弃这种情绪，而认识到只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消除他国的落后所发生的抑制作用，那就是消灭这种落后本身。德国工人有充分理由希望斯拉夫族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在本国和外国提高工资与缩短劳动时间，并尽一切可能促其实现。在这方面，英国工人也应当关心德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而美国工人则应当关心欧洲各国的工人。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与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密切依存关系，自然而必然地导致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的紧密团结。
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产生的民族闭关自守的残余与民族仇恨的残余，越来越消失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摆脱民族偏见；工人越来越学会承认操任何语言的外国劳动伙伴是自己的战友和朋友，并尊重他们。
在各个国家目标相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相同的无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之间，国际团结自然也必定极为密切。
既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它的目标、力量和观模方面应当超过一定的界限，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一开始就认出了这一斗争的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无产者呼吁，而以“联合起来！”的口号结束。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6]。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使这个同盟瓦解，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工人运动的再起，它又以“国际工人协会”[17]（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名义恢复。这个协会的灵魂，仍然是马克思。这个协会的任务，不仅要在各国的无产者中间唤起国际团结的情感，而且要向他们指出共同的目标、指明走向这一目标的共同道路。协会彻底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第二项任务，有一部分未能实现。第一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实现战斗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结合。第一国际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运动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辅助手段；只要无产阶级继续从属于作为它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反对派。随着人们看清这些原则的结论必然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反对派也加强起来了。在三十——四十年前，为数还较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一切拥护者，以及像行会那样排他的工人贵族的纯粹职业团体的代表者，一看清第一国际所追求的东西，便相继退出第一国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18]的失败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加速了第一国际的衰亡[19]。
但是，第一国际播下的国际团结思想的种子是不可能被压住而不发芽的。
自这时起，《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占据了全欧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然后，又占据了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结合，到处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迅速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则、目标和手段，在各地都趋于一致。因此，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间产生了日益亲密的情感，对这种运动目的的国际性的认识越来越强，只要有一个外来动因，就可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
大家知道，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上（它是利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20]一百周年的机会召开的），这一事实表面化了。以后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又促进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继续加强。这种加强除此以外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21]上。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人，不像资产阶级和平大会的代表那样是被本阶级看成怪物的孤立思想家和空想家，而是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人。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极其令人感动地表明，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心和政治生活中心，劳动人民大众都洋溢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心情，他们反对战争，并宣布所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只是人民的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国与国之间的鸿沟的这种消除，广大人民阶层的这种国际团结，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注意到这一过程是在扩军备战的叫嚣下进行的，便会觉得它更加伟大。这种扩军备战，也是世界史上前所未闻的，它想把整个欧洲置于不堪言状的压迫之下。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倍坚决地强调它的国际主义滉点。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也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社会民主党单就它的实质来说就已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然而，它同时也表现出日益变成民族政党的趋势，即表现出日益变成不但代表工业工资劳动者而且也代表一切劳动和被剥削着阶层（即一般称为“人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人民政党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无产阶级有最后成为唯一的劳动者阶级的趋势。我们也曾指出，其他的劳动者阶层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正日益和无产阶级接近。最后，我们还已经知道，在劳动者阶级当中，劳动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增强对自己目标的认识的阶级，并日益成为其他劳动者阶级的不断减少的残余成员的集结中心。劳动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越来越对全体“小人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工资劳动者承担起领导人民的責任，工人党也变成了人民的政党。实际上，在小生产的独立劳动者开始感到自己是无产者的时候；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或至少他们的子女铁定不移地要沦为无产阶级，而除了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外，他们别无其他方法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从这个时候起，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他们不怕社会民主党得胜，社会民主党得胜反而对他们有利，因为这表明将要建立一个使所有劳动者（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也有小工业的独立劳动者）不受剥削和压迫，并保证他们生活幸福的社会制度。
然而，社会民主党不但在将来，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也保护一切“小人物”的利益。无产阶级是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它不完全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因此，不管剥削和压迫采取什么形式，无产阶级都是它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也是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的先进战士。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第一国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无产阶级为支持起义的波兰人反对沙皇俄国压迫而举行的示威，成了创立第一国际的诱因；其次，第一国际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封公函，是给美国总统林肯[22]的致贺信，表示国际工人协会同情黑奴解放事业。最后，第一国际虽然成立于英国，有英国人参加，但它是第一个袒护而且是最坚决袒护被英国统治阶级压迫的爱尔兰人的团体。不管是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还是波兰人的解放运动，或者是黑奴解放，都与工资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可以举出很多。
不错，有人说，社会民主党是以经济的进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大生产尽可能完全排挤小生产；因此，小企业的灭亡，即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的沦落，对社会民主党是有利的；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促进这些人灭亡，所以它不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对这些说法，可作如下的回答：社会民主党不能制造经济发展；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并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助力，对这件事情最关心的是资本家阶级；当然，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种发展。但是，希望制止经济发展，完全不等于要维护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真正利益。要知道，为此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必然失败。如果说，这种尝试一般还可以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那也只会造成祸害，而不会带来好处。给手工业者和农民指出一些措施，使他们的小生产再回到“黄金时代”，也决不等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会使他们产生一些永远无法实现和只会使他们脱离最好保护自利益的正确道路的幻想。
虽然小生产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一定在没落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它现在通常具有的一切可厌现象。我们已经说过，小生产的消亡不过是一出长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它的前几幕所表演的，只是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缓慢而痛苦的灭亡。但是，小资产者和小农民的灭亡，对社会民主党丝毫没有好处，相反地，要是不发生这和事情，倒是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要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补充来源的那些集团越没落，也就越难把这些来源供给的新成员提高到使他们能够和愿意参加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程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力量，却依存于这支加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依存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增强。农民或手工业者的要求越低，他们越习惯于不断的辛苦劳动，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队伍时，也越没有抵抗能力，越会允许受别人剥削，并由于他们的竞争，越对原来处境良好的工人有害。在引起工人的国际团结的那些原因里，也有一部分导致无产阶级同供给它新成员的那些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至今自然照例是只由一方面、即由无产者体验到和表现出来的。
当然，如果日趋破产的小农民和小资产者试图依靠牺牲无产者的办法，比如极度剥削学徒、或阻挠工资劳动者的团结，来维持自己的原状，那末，他就会随时遭到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猛烈反击。社会民主党与此相反，它将最坚决地拥护一系列可以使小农民和小资产者境况得到重大改善并减轻他们负担，而不会给无产者带来损害甚至反而会有助于他们的那些措施。
关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由社会民主党作为要今日加以实施的直接要求提出的要求中看得出来。《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一一列举了这些要求。纲领中写道：
“从这些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有无记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而在未实施这种制度以前，依法按每次人口调査重新划分选区。依法规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和投票在法定的休息日举行。对当选的代表支付报酬。除禁治产外，取消对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
（二）实行以创制权和否决权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帝国、各邦、各省、各区的人民有权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负有一切民事和刑事責任。每年核定税收。
（三）对全体公民实行普遍的军事教育。改常备军为民兵。宣战与媾和问题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一切国际争端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四）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
（五）废除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侵犯男女平权的一切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每个人的私事。停止把公款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把教会和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结社，它们的事务完全由它们自行处理。
（七）学校属于世俗。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教育。公立国民学校不收学费，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伙食；高等学校的成绩优良并宜于继续深造的男女学生，也享有这种待遇。
（八）诉讼和司法辩护免费。由人民选举的法官审判。刑事案件有上诉权。对无辜被控、被捕和被判徒刑的人给予赔偿。废除死刑。
（九）免费医疗救护，包括助产和供给药品。免费安葬。
（十）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以使一切公共开支全由税收偿付。纳税者有自估自报的义务。遗产税按遗产多寡和亲等累进计征。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和为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公益的经济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在下述的基础上制定本国和国际的有效工人立法。
a．规定最多不超过八小时的标准工作日。
b．禁止雇用未满十四岁的儿童从事工艺劳动。
c．禁止夜班作业，但由于生产本身的特点、技术原因，或为公益而需要夜班作业的工业部门，不在此限。
d．保证工人每周有一次不少于三十六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
E．禁止实物工资制度。
（二）由帝国劳动局、地方劳动处和劳动科监督一切营业性企业，调查和调整城乡的劳动条件。彻底实行生产保健卫生工作。
（三）承认农业工人和佣仆同工业工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废除佣仆条例。
（四）保证结社权利。
（五）工人的全部保险事业交由国家经营，并有工人参加管理工作。”
详细考察以上这些条款，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这些原则所产生的实践要求。在阐述基本原则需要援引实践要求的时候，我们才提到实践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打算在结束本书的时候，就实践要求简单地发表几点意见，因为我们已对构成《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部分的思想发展进程，阐述完毕了。
首先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要求，只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工人的要求，即其目的专门在于保护工资劳动者的利益的要求。相反地，绝大部分要求，都涉及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利益。
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一些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提出来；而其他一些要求，只有作为唯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才能提得出来；可是，甚至对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要求，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坚定不移地捍卫过。社会民主党力图提高小人物的生活水平，减轻他们的负担，它主张通过废除间接税，对所得、财产和遗产计征累进税，把大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富人，通过废除常备军，取消与常备军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债等等措施来达到这些目的。除了减轻经济负担之外，社会民主党也极想在精神方面提高小人物，所以，它不仅要求免费的国民教育，以满足现代文明的一切需要，而且要求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由公家负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唯有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小人物'得到充分的免费医疗，免费司法辩护和免费诉讼。
只有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措施，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是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改善小企业独立劳动者的境况。把手工业者和农民作为生产者加以帮助，维持他们的落后生产方式，将与经济发展进程相矛盾，而且也无法实现。同样地，也不可能使他们全体，或至少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变成资本家。对这一切“小人物”群众，只能作为消费者加以援助。但是，恰恰是那些看来最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表示友好的政党，却使他们作为消费者大大加重负担。这种负担是实际的，而且是可以清楚地感触到的。因此，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小生产，不外是枉然的空想。
把小资产者和小农民作为消费者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这不仅不与经济发展相矛盾，而且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小生产者的提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单由上述理由，完全不考虑其他许多理由（这些理由一部分出自理性的考虑，一部分出自对贫苦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同情），也是应该努力促其实现的。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境况越好，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越大，他们的见识越高，他们想依靠饥饿的竞争来反对大生产的一切意图，也就放弃得越快，他们停止这一绝望的掙扎和加入无产阶级以壮大这个队伍的时刻，也就来得越早。同时，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不会增加无产阶级中的卑躬屈膝、没有抵抗能力和要求过低的最下层的人数。恰恰相反，他们将直接进入战斗的、“贪得无厌的”、自觉的无产者的行列，从而加速他们的胜利。
这一胜利，也不会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衰落的结果；既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衰落。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坚决地反对这种衰落——无论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还是无产阶级的衰落——，并且是尽力而为之。因此，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有好处，而且有利于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依靠以剥削为生的其他一切居民。
只要现代国家存在一天，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其他阶级。而在今天，他们的这种可能性，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少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同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在私有制下养成的本能，把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政党的怀抱，也就是使他们同上层有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中的一个结成联盟。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也在寻找这种联盟，这一部分是纯粹政党的需要，因为它们把这些小人物看做自己所需要的“投票牲畜”；另一部分是出自比较深刻的考虑。要知道，它们了解得非常清楚，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今天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有力支柱，从而也是它们所进行的剥削的最有力支柱。它们毫不关心小人物的福利；它们随时准备尽量加重作为消费者的小人物的负担。它们任凭小人物衰落下去，但要使小生产不完全垮台，因为小生产把小人物束缚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同时这些政党都关心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从而关心经济发展的进步。它们希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并答应给予他们以这种支持，但在实际上，它们却用尽一切力量去扩大大生产的统治，并压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
社会民主党对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当然，社会民主党不会维持小生产，而在事实上小生产也不用害怕社会民主党。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是资本家和大地主，而不是无产阶级。相反地，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消灭这种剥夺的唯一手段。而且作为消费者，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有一切理由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即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能期待这种思想会很快地在他们中间普及起来。但是，小资产者和农民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脱逃了。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脱逃，因为首先弃甲曳兵而走的，正是他们当中的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士。同时，他们的这种临阵脱逃并不是为了躲避斗争，而是为了从为延续他们的可悲生存而进行的小冲突中脱身，投到震动全世界为建立一个使一切成员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的新社会而进行的壮阔斗争中去，即投到为全体文明人类和甚至全体一般人类摆脱有扼杀人类危险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现存的生产方式越使人无法容忍，它走向破产的趋势越明显，当权的政党越无力排除惊人增加的社会灾难，这些日益蜕化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政客派系的政党变得越无价值和越无原则，非无产阶级的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同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和成功的人数也就越多。
[1] 联想到考茨基的这个论点，应当想一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本第二版序言》（1892年）里写的一段话。“……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版第22—23页）——俄文版编者
[2] 勒萨日[3]在他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这是一本描写仆人的自然发展史的经典著作）中，极其有趣地为我们指出：奴仆和王公府邸中的随从之间彼此极为相似。另一方面，奴仆和流氓无产阶级甚为接近。吉尔·布拉斯从奴仆和流氓的最下等地位爬到西班牙宫廷首相的秘书和宠臣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本性。——考茨基
[3] 阿兰·勒奈·勒萨日（Lesage, Alain René 1668—1747），是法国的作家，法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始祖之一，著有出名的长篇小说《圣蒂利扬的吉尔·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简称《吉尔·布拉斯》。——译者）。
[4] 宗教改革，是一种采取反对天主教会的形式而一般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广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在16世纪席卷了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德国，反对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斗争，达到了十分壮阔的规模。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在1517年反对出卖免罪符开始。广泛开展起来的这一运动，并不是一致的。诸侯和城市资产阶级构成运动的温和派，他们主张只进行教会改革（没收教会的土地，不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等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构成运动的比较革命的部分，他们要求人人在政治上平等，在财产状况方面划一，幷消灭封建剥削。这种人民群众斗争，后来发展成1525年的反对封建主和教会的农民战争。德国的人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实行了教会改革。
[5] 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于1845年首次出版。以后在德国再版多次。——考茨基
[6] 指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为对付失去土地的农民而在15—16世纪颁布的一些残酷的法律（“对付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因为在剥夺农民土地的初期，工业只能吸收不多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所以英国的贫民（穷人）人数激增，他们被迫行乞和流浪。这些流浪汉和乞丐，被人看成是罪犯；如果他们不经特別许可而去乞讨施舍或变更住址，就要受到严惩，直到判处死刑。马克思写道：“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父辈，曾因被迫变成流浪汉和穷人, 而首先受到了惩罚。”（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28页。）
[7] 指德意志国会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对付社会党人的特別法。按照这一法令，禁止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活动，查封工人的报刊，没收社会主义书刊，把社会民主党人驱逐出德国。1890年撤销了这项法令。
[8]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页。
[9] 安泰，根据希腊神话，是利比亚的大力士，波赛当和该亚（女地神） 的儿子。他在战斗时被人打倒于地下后，一接触土地就可以得到新的力量，然后战胜自己的敌人。
[10] 这里，暴露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他对党的作用的贬低，这种贬低是工人运动自发性“理论”的特点。工人阶级的党虽然是群众性的政党，但它毕竟不能同工人阶级混淆。“与它合而为一。”——俄文版编者
[11] 或许有人以经常在议会中叛变工人阶级的英国“工人议员”为例，来反对我们的这种主张。不过，这些先生们的当选，幷不是出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而只是依靠想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自高自大的抱有帮会的排他主义情绪的工人贵族的力量。布罗德赫斯特[12]先生及其伙伴，就是一直遵照他们的后台老板的意志行事的。——考茨基
[12] 亨利·布罗德赫斯特（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是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领袖之一。泥瓦匠出身。1875—1890年，任英国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80-1906年，为英国议会的议员；1886年，一度参加政府。布罗德赫斯特反对由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所以在1892年议会选举时，工人们没有选举他，并免去他在职工大会中的领导职务。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二版里，把这个注取消了。
[13] 救世主（拉丁文为Messias，来自希伯来语的Maschiah。 Maschiah是被敷膏者，即受过涂油式的君主或先知）——据古代的犹太人说，是上帝为了消灭世间的罪孽和建立“天国”而要派到人间来的“救世恩人”。
[14] 考茨基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相联系，但却错误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为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政策辩解，它与以尊重小国和大国的民族主权为基础的争取和平和真正人民友好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俄文版编者
[15] 考茨基这里把世界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十分荒谬地把世界主义加在工人阶级的头上。——俄文版编者
[16]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正义者同盟”（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设有支部）的代表大会，后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易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以前的含混不明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换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根据大会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一部纲领性文件——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事件，特別是德国的革命事件。在革命的进程中，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世界观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学习革命民主主义的最好学校：盟员到处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维护无产阶级的立场。
1848年革命失败，给“共产主义者同盟”带来严重的打击。许多盟员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没有固定住所，失去联系；各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
警察迫害和逮捕盟员，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到1851年5月实际上已在德国停止活动。1852年11月17 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它作为训练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学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先驱的伟大历史作用。
[17]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1864年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国际革命组织。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缔造者和领袖。
[18] 1871年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在巴黎举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在巴黎一共存在了72天——从1871年3月18日到同年5月28日。
[19] 考茨基没有十分明确地说响第一国际解散的原因。第一国际解散的王要原因，是由于国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组上，彻底战胜了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宗派和各种表现形式。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出现的历史条件下，在各个国家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任务，已经提到第一位，而这已为第一国际的一切活动所准备好了。——俄文版编者
[20] 巴士底狱，是巴黎的一个堡垒和国家监狱。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攻克，揭开了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21]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第二国际1889年7月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为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规定的国际节日，即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阅的日子。巴黎代表大会是根据1886年5月1日 美国发生的事件，通过规定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的决议的。1886年5月 1日，美国全国掀起了罢工和示威的浪潮,耍求规定八小时工作日。1890年，许多国家首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把它作为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阅的日子。从此以后，每年都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
[22] 参看马克思《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上册，俄文第1版，第21—22页）。（这封信的中译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译者）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是美国的卓越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1860—1865年间的美国总统，他反对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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