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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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差不多有七个月不在美国，在此期间，美国对战争的公众舆论更是泾渭分明了。许多重工业企业向英法出售军火，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利，因而倾向协约国一边，并且影响报界，为反德情绪推波助澜。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使一百多名美国人丧命，这件事为好战的社论火上加油。亲协约国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全国国防协会谴责威尔逊政府“因循苟安”，美国权利委员会督促美国立即参战。
另一方面，反战力量携手联合，进行反击。和平主义者组织了限制军备同盟，美国反对军国主义联盟，以及妇女和平党。德国社会党人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德皇的军事政策之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便基本上支持它们各自的政府，只有美国的社会党仍坚持反战立场。反战激进分子感到威尔逊总统是个很好的同盟者，因为他还抱定他的中立政策。
作为一个作家，里德决定全力支持反战力量。他相信激进运动，相信总统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劳动人民有共同的看法，所以他对祖国的政治前途信心十足。
可是他对私人生活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尽管梅布尔在里德离开她赴东欧之前听从了斯蒂芬斯的劝告，作出了爱里德的姿态，但他们的关系现在似乎没有修复的希望。梅布尔已经结识了雕刻家莫里斯·斯特恩，并且爱上了他，而他将是她的下一个丈夫。为了不让里德回来造成不痛快的局面，梅布尔央求她和里德共同的朋友，新闻记者哈钦斯·哈普古德，给还在欧洲的里德写了一封信。里德接到装有梅布尔退给他纪念戒指的哈普古德来信后，他把戒指扔进了运河里，然后写信给霍维说：“梅布尔和我永远决裂了，因此再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她，也不要在她面前提到我。”
然而，熟悉的纽约景色使里德想起了梅布尔，而且他们不久就见面了。她那时住在哈得逊河上克罗顿的芬尼农场，而莫里斯·斯特恩住在同一农场邻近的宅子里。梅布尔建议里德也来住在这里，因为那里有个方便的顶楼可供里德写作。当然，他们的关系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了。而里德对梅布尔的爱情还是藕断丝连，因而表示愿意住住看。可是他的想法彻底落空了。他发现他既忍受不了梅布尔爱情的转移，也不能忍受与斯特恩为邻。三天之内他就离开了农场，和梅布尔永远决裂。
十二月间，他又一次去波特兰港看望他的母亲。然而，他在纽约遇到的主战气氛，在波特兰社交界中的保守团体内也极为普遍，里德感到这种环境无法容忍。他到家还不到一天，就写信给纽约的一个朋友说渴望返回曼哈顿。他的母亲虽然和蔼可亲，但在政治观点上却没有希望得到她的支持；他还加上一句，他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可与之交谈的。
可是两个星期以后，当他与路易丝·布赖恩特·特鲁林格女士相遇时，他的心境就大大地改变了。路易丝是波特兰一位牙科医生郁郁不欢的老婆。不过，她和梅布尔一样，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解放的女性，而且在内心还不认为自己是某某“夫人”，而只是独立自主的路易丝·布赖恩特。路易丝是英籍爱尔兰血统，出生于美国西部，也在那里长大，脸颊红润，生着雀斑，灰色的眼睛很是漂亮。她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在西雅图一家罐头食品厂找到了工作。但她是个有抱负的画家和作家，不久就开始给波特兰的一家报纸作时装画，写特写小说。那时她认识了特鲁林格医生，并且和他结了婚。
甚至早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之前，路易丝就已经知道了里德这个人，并且十分钦佩他，因为她是《群众》的订户。当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里德来波特兰访问的消息时，她请里德的两位朋友风景画家卡尔·沃尔特斯和他的夫人海伦给他们作介绍。为此安排了一个午宴，但在午宴前几天她就在艺术家的一个聚会上偶尔和里德见了面。由于这位迷人的女郎跟他一样地对激进事业热情万分，有着知识分子一脉相通的亲和力，里德发现她和自己的气质非常相近。她拿了些她的作品给他看，他很喜欢这些作品。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见面，不知不觉地滑入远非偶然结合的爱情之中。等到她们来到预定的午宴时，已经没有必要请沃尔特斯夫妇介绍了；他们也猜到里德和路易丝已经陷入情海。
十二月底，里德返回纽约。路易丝和特鲁林格断绝了关系，几天后就赶到那里和里德作伴。在格林威治村里德原来的房子附近——华盛顿广场四十三号的一个公寓里，他们成了家，或者说成了一个不成其家的家更为恰当。因为他们两人都不太关心碗碟洗过没有，碗柜摆得是否端正。他们投身于工作，投身于激进运动，顾不得这些琐事。路易丝二十八岁，和里德同年，不过里德已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而她还在跃跃欲试中罢了。
这位女郎是他在沉闷的波特兰，从不如意的婚姻中搭救出来的，他为这个聪明可爱的女郎感到得意。他带她环游纽约，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位饮酒过度的青年，他羞怯、忧郁，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有非凡的才能，里德正鼓励他从事写作。尽管在当时，他——尤金·奥尼尔还默默无闻，有朝一日必将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流的剧作家。
现在，里德在写文章，写报道，为将发行的诗集《达梅尔兰（跛子帖木儿）》选诗，或者写政治论文时，总喜欢让路易丝那充满生气的形影陪伴在他身边。那些政治论文是抨击一直在增长着的战备运动的。里德觉得战备和军事卷入之间只有一线之差，而且他还利用《群众》的专栏说了这样的话。他在其中一期里评论说：“这个国家很快地由于受惊而对‘英雄情绪’趋之若鹜了。”在里德看来，英雄主义并不在这里，而体现在罗素身上。因为他反对战争而被投入了英国监狱，为此写了一篇题为《一位英勇的和平主义者》的文章对他备加赞扬。他在《共和国咽喉处》一文中，揭露了战备运动的幕后势力。他揭穿“国家安全同盟”是由一家军火公司的董事们统治着。他也提到了那些从战争中谋取利益的铁道、矿山和国际财团中其他实业家的名字。在他热情迸发时，竟提到了摩根财团中的百万富翁哈里·佩恩·惠特尼，他是《大都会》的主权人，罗斯福正在把这份杂志变成战备的辩护者。他写这样的文章是在拿他的记者前途作冒险，可是对他来说，向读者发表一篇反战通讯要比自己的前途要紧得多。
一九一六年初，他和路易丝是在纽约度过的。可是不多久，一件再也摆脱不掉的烦恼使他们离开了纽约。童年时代折磨了他的肾脏病，近年来时有复发，现在突然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以致医生们考虑要动手术。他们决定，里德首先要休息。五月下旬，他和路易丝去普罗文斯敦，在那里租了一幢有白色护墙板的小别墅。他们的朋友奥尼尔不多久也到了那里，和他们作伴，住在对街的一间小木屋里。
他们在普罗文斯敦还有其他朋友，因为每年夏季，科德角上这个寂静的小渔乡把一群知识分子从格林威治村吸引了来。哈钦斯·哈普古德在这里消夏，乔治·克拉姆·库克教授和他的夫人小说家苏珊·格拉斯佩尔也来了。这是里德理想的地方。他在这一群他所熟悉和喜欢的人当中，能安安心心地得到康复，不会感到不自在。左翼新闻记者，小说《没有钱的犹太人》的作者迈克·戈尔德几年后写道：
我以前经常看到里德和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勇敢的冒险者乔治·克拉姆·库克一道在普罗文斯敦游泳。我和他们乘着独桅艇荡出一英里之遥，然后他们在波浪滔滔的海里进行游泳竞赛，手臂搭着手臂，相互嬉戏，愉快地高声呼叫。随后，我们一块回到里德家里，尽情地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是里德预计到住医院久了要花很大一笔钱，因此不得不于六月离开普罗文斯敦，去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为《大都会》采访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的集会。他在九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国立马戏团》一文，配有美术家扬的漫画。扬是《群众》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机智的政治讽刺作家。里德靠这样一类文章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他拒绝了一些指派给他的任务，以免被迫放弃原则或者束缚自己的同情心，而去迎合他所不同意的编辑观点。潘兴将军领导的一支美国远征队对起义者潘乔·比利亚进行讨伐，从而使墨西哥战争重新具有新闻价值，这也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一桩事。惠勒辛迪加的约翰·惠勒，《纽约美国人报》的兰克和《大都会》的霍维都和里德联系，要他重返墨西哥。但是里德担心上述各报的编辑方针一定会迫使他颂扬美国的远征队，而在他看来，美国的远征队会对别的国家的革命起一种不光彩的镇压作用，因此，他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正是这个时候，在普罗文斯敦，路易丝和尤金·奥尼尔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友谊的范围。尽管奥尼尔在开始时出于对里德的忠诚，曾一再设法避开她，她却被每天在海滩上看见的这位忧郁的作家深深地迷住了。在普罗文斯敦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人之间有不正当的恋爱关系，而里德本人却未怀疑到什么，因为路易丝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得如此圆熟。
尽管有着这种感情上的纠葛，奥尼尔和里德仍然保持了友谊，因为他们两人都同“普罗文斯敦剧团”打交道，因而有工作上的联系。该剧团是一个实验剧团，他们在作家马里·希顿·沃尔斯设置的渔船码头的一端的一个小棚里演戏。那年夏天，里德的短剧《自由》在剧团的一张节目单里出现了；同时，奥尼尔的《东往加迪夫》也由他本人同里德和乔治·克拉姆·库克合作，参加演出；里德在这出戏的演出中，突然显示出他的卓越的新天才。
在整个这段时期内，里德由于需要钱而不得不写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他给《科里尔》杂志写了吸引人的短篇连载小说《精力充沛的人》。他为《大都会》写了《最后的拥抱》和《海盗的孙子》。他为《大都会》和《论坛报》采访了新泽西州贝荣的标准石油厂的一次罢工。他和《大都会》的编辑谈判去中国旅行，正如该杂志以后公布的，他将“举定一面镜子来照见这个神秘的、罗曼蒂克的国家，让我们看到它那人口众多的人民和巨大的创造力量。”
但是由于必须住进医院作临床检验，里德的一切计划都突然地被打断了。当时是十一月，他和路易丝已返回纽约。他们曾经决定离开格林威治村到乡下去，并且已经在哈得逊河畔的克罗顿买下一幢有四个房间的屋子，因为克罗顿是当时艺术家的聚居地，《群众》的编辑马克斯·伊斯门和博德曼·鲁宾逊也早已在那里落户定居了。里德两人虽然在新居里安放了几件家具，但却一直拖到里德从医院回来后才搬进去。
切除一个肾脏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但里德在住进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以便鉴定是否需要做外科手术之前，就打算和路易丝结婚。她是不久前刚被特鲁林格离掉的，而且不希望再受到合法婚姻的约束。但里德却不然，他坚持要结婚，因此在预定住进医院的前几天，他们到了波基普西，在市政厅办理了结婚手续。对路易丝来说，她和里德的正式结合无足轻重，所以在办事员叫她回来给她结婚证书时，她已经走出办公室的门了。
里德在巴尔的摩的医院里接受临床检验的一个屋期中，路易丝和奥尼尔在纽约又恢复了他们的恋爱关系。显而易见，她对这两个男人总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感。而当医生决定为里德进行手术时，她去了巴尔的摩，和里德呆在一起，直到他脱险。然后她又回到纽约。她和里德都手头拮据，因此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都承认，她花钱住旅馆是件傻事。不过，当然也是由于奥尼尔当时就在纽约的缘故。
里德在他的恢复期间接到了好多朋友热情真挚的来信。科比从哈佛来信告诉里德，他经常惦念着他，并且请求里德把健康情况详细告诉他。沃尔特·李普曼亲自到巴尔的摩来探望他。同时，医院的生活引起了里德的兴趣，他观察医院的生活而写出了一组诗，题为《医院记事》。但他忘不掉他的经济困难，因此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以便偿付他的帐单。
路易丝和里德天天互通情书。至于她和奥尼尔的瓜葛，不管怎么样，似乎都未减少她对里德的感情。她把她搬出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并在克罗顿为里德从医院回来而准备新居的详细情况写信告诉里德，但在里德未来之前，她是不愿单身住在克罗顿的，她要在纽约呆到她能够去巴尔的摩迎接他为止。
十二月，里德获准出院。一九一七年一月，《大都会》宣布了他的中国之行，路易丝与他作伴，两人开始准备行装。他们跑遍纽约，收集各方面给他们开的介绍信。他们种了牛痘，交验了护照买了船票。
然而，几个星期后，杂志取消了原议。主战派对威尔逊总统施加了压力，迫使他放弃了他要使交战国双方“不待胜负已定而实现和平”的想法于二月初宣布与德国断交。显然美国参战已迫在眉睫，因此《大都会》的编辑感到有关中国之行的报道未必有多大的重要性。他们向里德提议，要他多写些有关新形势的文章，并且问他是否能够立刻写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这是一个反问，因为他们知道里德对战争是如此地深恶痛绝，决不会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让他自动退出《大都会》的权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在《群众》上发表了些尖锐的文章，其中也有一些是公然抨击《大都会》的，因而成了一个愈来愈麻烦的人物。当然失去了这样一个人他们是很烦恼的，因为不久前他们自己还把他标榜为世界上最好的描述作家正如霍维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近几年来，这个杂志一直是采取这样的方针：“对登广告者是激怒与安抚轮番使用”，对社会主义是用高质量的小说来增添其时髦感，对里德是用罗斯福来加以衬托。但在眼下的政治气氛下，想要维持这种小心谨慎的平衡已经不可能了。霍维指出：
我们能够高尚，但不能过于高尚。我们能够探索社会的症结，而采用斯蒂芬斯的姿态，但是所触及的不能过深。里德已经成了他所希望做的人物，成了反对他的国家既定方针的叛逆者的化身。由于他的诗人气质而幻想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景象浮动在他的眼前，可是这类幻想的景象不可能使一本有广泛读者和扎根于本土的出版物也加以采纳。里德憎恨战争，而且直言不讳，这很好。可是杂志不能再作他的讲坛了；即使编辑们与他有同样的见解（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只好就此收场。《大都会》立即成功地在这方面来了个急煞车。
《大都会》曾经是里德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他就不得不另谋出路。可是他马上就发现，其他报章杂志也和《大都会》一样，要在战争问题上与编辑的态度相默契才能支付高额的稿酬。里德觉得只好抵制他们。即使要写，他也写不出那种他并不真心实意相信的东西。贯穿在他生涯中的记者秉性，再加上俄勒冈小伙子的骨气，使得他身上不可能有机会主义。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多年之后写到里德时这样说过：“里德是个西部人，说到就要做到”。里德看出，他只有一个抉择：继续为那些愿意刊印他的文章的报刊写他所相信的东西，虽然这种报刊大大减少了。
这一抉择是对他的品质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它意味着他要抛弃他在当代记者中执牛耳的角色，而以低工资的特写记者身份为《纽约邮报》工作。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国参战，此时，他的这一抉择还意味着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因为批评政府或者批评政府的政策，不但会招致解雇，而且会被判长达二十年的徒刑。
颁布了侦缉条例，对拒绝服兵役或阻止征兵者要给予刑事处罚，为此有近两千人被送进了监狱。还制定了一条所谓“煽动性言论条例”的法令，来直接对付“谩骂政府和国家制度”的人。根据这条法令，许多激进主义者被逮捕而单人隔离监禁，并且不准保释，然后被判长期徒刑。政治集会受破坏，甚至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殴打。暴民骚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治安维持会会员强迫那些对政府的政策有异议的人跪着吻国旗。劳工组织者被涂上柏油，再粘上羽毛。和平主义的传教士受鞭抽棍打，赶出了他们的教区。
然而，里德仍然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战者。报纸发表了威尔逊的宣战声明，其中有总统的名言，美国有权为导致其生存和幸福的原则而献出鲜血和力量的这一天来到了。”就在这一天晚上，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和平主义者的集会。当总统发布声明的消息掠过大厅时，里德登上了讲台。他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不支持它。”几天以后，在国会司法委员会对侦缉名单的听证会上，里德请求作证。他声明说：“我不是和平至上论者，也不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但我决不为这个战争效力。枪毙我也好，强迫我作战也好，随你们的便；可是我知道，这不止我一个，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听这位先生讲下去了。”弗蒙特州的代表格林打断说。
然而主席裁定，允许里德说下去。里德就说了下去。他用五个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在欧洲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他发言的根据。在这些论据的基础上，他坚信这个战争是商业利益的冲突，美国不应当介入其中。
尽管里德本人直到几个月以后才受到法律的迫害，但他却已经感到了其他方面的压力。这些日子里，那些不敢让人看到自己和激进主义者在一块厮混的老朋友都避开了他。他的兄弟哈里入伍服役后写信给他说，要扭转无法改变的事情是没有用的。他的母亲从波特兰给他来信，写道，“获悉你父亲的儿子说他没有把他的国家和国旗放在心上，使我大为震惊。天哪，为了我们，我并不要你去战斗，但是我也不要你用文字和言论来反对我们。而且我不得不说，既然已经宣战，你要是反对的话，我将深深感到可耻。我想你一定会发觉，你那些朋友和同情你的人大都是外国出生的，相比起来，真正的美国人却为数很少。”
可是不管怎样，里德还是继续在《群众》上写文章，并尽可能也在《邮报》上撰文，谴责政府用其法令来践踏宪法权利，反对剥夺劳工辛辛苦苦所获得的果实，揭发战争投机商的贪得无厌，主张“不允许美国人中有任何团体或阶级在战争中拥有既得利益，也不许他们把人民作牺牲，从人类大屠杀中积聚巨额财富。”
事实上，他一直这样坚持地写下去，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直到战争已经渗透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大多数人也不再聆听他的呼声，他才开始写他自己。他用这样的话来开始他的自传：
我二十九岁了。我知道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阶段的终结，也就是青春的终结。有时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世界青春的终结；大战确实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某些影响。但这也是生活的新阶段的起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急剧的变化，是那样有声有色又有意思，使我不能不想象到未来时代那辉煌灿烂、美妙绝伦的前景。
里德天生乐观，没有东西压得垮他。甚至在和路易丝口角而暂时分袂的时候，他的乐观情绪也202 不稍减。尽管她和尤金·奥尼尔的私情自普罗文斯敦同居时期以来时断时续，但是当她一发觉里德曾和别的女人有过恋爱关系时，她的醋意就突然发作。因为她为自己采用的两套标准不能运用于里德，她就折磨他，要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和懊悔。既然她自己的事业毫无起色，她决定抓住这个借口独自出国当战地记者。里德十分体谅，利用了他的影响使贝尔辛迪加委任了她，还给她筹了钱，为她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乘埃斯帕克号去欧洲付了船费。路易丝在启航前再次思考；永远失去里德的可能性使她害怕，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动机。她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也许在我回来后我会更理解的。我如此爱你，象我这样的爱实在了不起。”
里德给她回信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大不相同，在我们相爱时必须设法认识到这一点。但当然，在最后这件糟透了的事情中，从人性的角度看，你是对的，我是错了。亲爱的，自从第一次见面，我就一直爱着你。而且我想，我会永远爱你。”
他担心着她出国后的人身安全，可是她自己倒不担心，正如她在给卡尔·霍维的妻子，《大都会》编辑部作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剧本作者的索尼娅·莱维恩的信中所指出的：“自从埃斯帕克号驶离纽约的第一分钟起，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我们和一艘潜水艇发生了一次小规模战斗，可是……既然我发现潜水艇并不使我害怕，我就不在乎上哪里去和干什么。正因为如此，我得到了一点名气。”
她的勇气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她在法国就再未得到“名气”了。官方的清规戒律，正象当年阻碍里德一样阻碍着她。她到达不了前线，而她从巴黎发回的电讯，一条也没有采用。她的记者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很快就破灭了。她离开几乎还不到一个月，就准备回国了。里德对她很关心，给她寄钱，寄介绍信，寄写作建议，也寄去他的爱情保证。她回信说：“我极想回家，不过倒还相当平静。亲爱的，我安然无恙而且很健康，没有垮掉。你说过，如果我精神健全，总会忘事。我想我是健全的，因为我已经忘事了。有时候我很想知道，要是一切事情从头发生，我的感受将会如何！我并不以为，而且也不相信，一切事会再从头发生……有时我觉得，我忍受不了和我的亲爱的分离。”
她决定在七月中旬搭法国船回国。里德不要多久，又会有她在纽约相伴。这种思想激励了他的勇气，这在《三十将至》中反映了出来。
我猜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爱情在一生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也曾经恋爱过，有时感到非常幸福，有时充满了矛盾，有时深深地使别人痛苦，有时自己感到痛苦。可是我终于找到了朋友兼爱人，她令我激动，使我满足，比任何人都更亲近我。我再也不去计较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三十将至》中，他也显示了在政治信念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作为一个劳工记者而引起的。当他写到他所采访的那些罢工以及那些罢工是如何坚定了他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时，他接着写道：
我衷心祝愿无产阶级兴起，获得权利，不过我还不明了他们该怎样获得这些权利。政治上的解救来得如此的缓慢，和平抗议及合法行动的机会一年比一年少了。
当年斯蒂芬斯这位政治改革大师，曾把里德培养成政治改革派，而现在里德正在从政治改革派成长为革命派。在这成长过程中，世界大战起了一定的作用。
战争是经济和政治唯心主义信仰的可怕的摧毁者……在我看来，交战的双方都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两边都使我厌恶。我认为整个大战只不过使生活停顿，并孕育着人类的进化。我在等待，等待这一切的结束，等待生活的重新开始，以便找到我应当做的工作。
里德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但是那些比总统职权大得多的势力，把总统的政策压垮了；这一点，威尔逊自己在一九一三年就描述过，那时他声称：“美国政府的主人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和制造商。”现在，里德既不对威尔逊抱希望，也不对经济和政治制度抱希望，他还相信，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我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有饭吃，是因为别人挨着饿；别人在冬天几乎光着身子穿过雪盖冰封的城市，而我穿着衣服……”尽管如此，他仍然满怀希望迎接祖国的未来，因此他接着写道：“但我仍然坚决相信，由民主制度中将会产生一个更富裕繁荣、更勇敢有为、更自由、更美好的新世界。”
当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议会共和政体的消息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传到美国时，里德并不怎么激动。他觉得，一个中世纪的俄国，从没有过工业革命，也就是，只不过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就赶上了世界上的现代国家，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罢了。然而到了夏天，当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组织成了一支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支配力量而出现时，里德改变了看法。他在《群众》上写道：
我们向俄国无产阶级致以歉意，因为我们把这个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草命”。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实质是长期受蹂躏的俄国群众起来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得愈来愈清楚。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
要是俄国大众就要在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政府，显而易见，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当代一切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相比拟。里德决心去俄国采访革命的情况。路易丝热切期望和他同行，并且被任命为某个报业辛迪加的记者。但由于保守气氛笼罩全国，里德因当年报道墨西哥革命和美国劳资冲突而享有激进主义者的盛名，在从前倒是一项财富，而现在却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赘瘤。不到一年之前，那些愿意把他派往世界各地，愿意付给他最高薪金的报纸，现在尽管想要邀请他，却都不敢雇用他了。他跟纽约、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编辑人员都洽谈过了，其中只有几个左翼的或者标新立异的报纸愿意派他去俄国，可是又没有一家报纸负担得起他的旅费。
暂时看来，里德将错过他职业中最伟大的一次新闻报道任务。但是，《群众》的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尤金·布瓦塞万终于从一批同情者那里替他募集了必要的款项。于是《群众》，《七艺》和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纽约号角》委任他作特约记者。军队因他动过肾脏手术，免除了他服兵役的义务，同时国务院也发给了他一张护照。一九一七年八月中旬，他和路易丝出发去俄国。他盼望能目睹他自己在自传里想象的“未来时代那辉煌灿烂、美妙绝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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