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江亢虎
江亢虎简介
汪佩伟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江亢虎其人
江亢虎（1883—1954），祖籍安徽旌德，于1883年7月18日（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城西的陶湾江家村。在其兄弟六人中，排行老大。江亢虎原名江绍铨，字康瓠。后因1911年在杭州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时，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故1913年江30岁生日在上海出版其文集《洪水集》时，署名江亢虎，并自称：“江洪水也，虎猛兽也，不亦宜乎？”江亢虎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和政党史，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江亢虎本人，则是中国近代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何谓“复杂多变”？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江亢虎生平及思想变化的轨迹，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早年江亢虎，从一个封建主义的“官二代”（或曰“官三代”），转变成为“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梁漱溟20世纪40年代语）。江亢虎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江澍畇（1830—1892），原名钟璜，字韵涛，1877年（光绪三年）进士。曾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任职户部、顺天乡试同考官、甘肃壬午（1882年）科主考，1890年任山东登州知府，两年多后在此任上去世。父亲江德宣（1854—1910），字孝涛（一为小涛），1886年（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在京师供职二十年后外放到江苏，任江宁知府，亦病逝于任上。外舅刘幹卿（1846—1910），字启翰，系河南南阳知府刘拱宸的二子。1876年（光绪二年）中举，嗣后在京城任户部员外郎，又外放为湖南候补道，总办湖南厘金局、官矿局。为官近四十年，一生敬业、清廉。刘幹卿将其二女刘云寿嫁与江亢虎为妻，故既是江的外舅，又是他后来的岳父。刘对江瞩望甚高。江亢虎的幼年时代，即是在其祖父、父亲和外舅（后来的岳父）家里度过的，从小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他酷爱学习，“自十岁，即属文字”，“昕夕一编不暂释手”；“幼读《礼运》，慕天下为公之义”。他十分聪颖，能过目成诵，记忆力颇佳，领悟力亦强。尤其是在北京，少年江亢虎目睹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危机、戊戌维新变法的昙花一现，以及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对京城进行蹂躏后的惨状，使他“困于心，衡于虑，惕然而自危，蹶然而思奋”。
2．“弱冠”前后的江亢虎，从一名主张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维新人士，转变成为一个追求“三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初年，江亢虎三次留学日本（1901年、1902年至1903年、1907年），同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交换过意见，并深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在几次回国生活和工作期间，江亢虎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特别是在北京还创办了三所“女学传习所”（女子学校）。但事实上，作为一名新派人士，年轻的江亢虎当时思想上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1903年，弱冠之年的江亢虎在日本“标新立异”，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但此说除张继外，“无应和者”，故回国后也“从不敢以示人”。六年以后，1909年4月17日，江亢虎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的中文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第93号上，公开发表了《无家庭主义》一文。文章的署名为“某君来稿”，引语中假托此文为“亡友徐君安诚之遗墨”，此系“为之代传”。江亢虎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国内引起麻烦。5月15日，江再次投稿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营业管见》一文，又发表在《新世纪》第97号上。接着，1910年在游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江亢虎于7月撰写了《无家庭主义意见书》，对自己1903年以来所形成的“三无主义”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建立了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此文当时曾译有英文、法文文本，受到各国社会党人的欢迎。该文提出的“无家庭主义”，包括自由恋爱、公共教养和废除遗产等三个要点。可见，就其思想根底来看，江亢虎在20世纪的头十年，实际上是一个追求“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无政府主义者。
3．30岁前后的江亢虎，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认同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1910年4月至1911年春季，江亢虎做了他自称的“世界之旅”。这次出国，历时整整一年。他取道日本转赴欧洲，先后游历、访学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俄国等，最后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国内。在旅欧期间，江亢虎广泛地接触了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幸德秋水、片山潜、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先驱，以及当时在欧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褚民谊等人。1910年，他还以非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会议。此时，在思想上，江亢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911年回国后不久，江亢虎即公开揭橥“社会主义”的旗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之勃兴和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开创的第一人。例如：他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1911年6月1日（端午节），应杭州“惠兴女学”主持人的邀请，江亢虎在杭州女学联合会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此为国内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一时官绅大哗”，浙江巡抚增韫派军警干涉禁止，将演讲的印刷文本悉数销毁，将江“驱逐出境”，并电奏朝廷，称此讲演“非圣无法，祸甚于洪水猛兽”，要求将江革职逮捕。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张家花园举行，近四百人出席，二十人演说，当场加入研究会的约五十人。作为发起人，江宣布了该会的宗旨，并在演讲中针对社会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进行了解读。与此同时，研究会还发布了宣言。在这个中国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宣言书中，江亢虎称社会主义为“正大光明之主义、大同之主义、世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共有之主义”，宣告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也是在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创办的杂志《社会星》刊行。该刊第一、二号（期）文章，均系江一个人的手笔，第三号（期）则因病由其他人代理。杂志仅出三号（期）后即被当局查禁。在杂志的发刊词中，江声称该刊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初惟一之言论机关”，并宣布杂志的任务有四：“输布全世界广义的社会主义之学说”，“详载内外国社会主义进行者或反对者及一切与有关系之事情”，“发挥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交通中国近日社会主义之言论”。9月，《社会星》被迫停刊后，由上海惜阴公会又推出《社会》杂志，江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其中的“祝词”为：“社会主义，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至人类灭绝时；《社会》杂志，亦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又更其词曰：《社会》杂志可以停止，社会主义不可以消磨。《社会》杂志出一册，社会主义得一册之鼓吹；《社会》杂志著一字，社会主义得一字之鼓吹。乃至不出一册，不著一字，而社会主义之精神，幻为无量数《社会》杂志之化身，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社会主义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并撰写、公布了党纲八条和规章。在会议上，江亢虎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党本部部长。8日，上海《民立报》报道了中国社会党成立的消息。10日，江任总编辑的《社会》杂志第2期发布了《中国社会党宣告》，称该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该党自成立至1913年8月被袁世凯通令解散，其存续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它在全国拥有400多个支部，共约52万党员，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热情宣传和大力鼓吹，对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发起和努力推动，使江亢虎在民元前后俨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师”，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4．40岁以后的江亢虎，从一位社会主义的宣传“大师”，转变成为一个力图与北洋军阀及其政府合作以实行其思想理论主张的政客。1913年8月，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通令解散。随后，江亢虎先去了日本，在头山满家里拜见了当时住在那里的孙中山，并携带孙中山为他写的两封介绍信，于当年秋冬时节抵达美国。在加州，江亢虎接替退休的原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在加州大学担任中文讲师，直至1920年夏偕夫人卢岫霙回国。在美七年期间，除了在加州大学任教，江亢虎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和在美国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并积极参加了他们的集会、演讲等活动。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回顾、反思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得失。1920年回国的首要目的，是要前往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实地考察苏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资借鉴。从1921年6月至1922年4月，他游历、访问了苏俄十个月，随后到德国、荷兰和法国等国考察、访问，还参加了第二国际的会议。回到国内的第二年，即1923年，江亢虎正好进入他人生40岁的中年时期。此时，他自称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学说和主张，是他“半生来学问思辨之结果”。他认为：“吾人自信非至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充分施行，更无他主义起而相代”；“此两新主义必将代表一时代之精神，独占全世界之舞台”。所以，归国后，江亢虎先后到全国各地演讲、授课，鼓吹他的学说和主张。江亢虎留给国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位“社会主义大师”。但是，从政治上看，江亢虎对中国南方兴起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持断然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借助外力（苏俄），导致“赤祸”蔓延，这是十分危险的，不可取。他说：“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若在我本无可恃，而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然而，对于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包括各南北军阀，江亢虎实际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多次写信给各省当局，包括东北张作霖、云南唐继尧、湖南赵恒惕、湖北萧耀南、山西阎锡山、广东陈炯明、浙江夏超等，希望各省能“一试”其两主义之“政见”。随信还附上其《请愿十条》，并表示拟带学生二三人，愿往各省演讲，并“晋谒而谈”。他还接受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邀请，以“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了“善后会议”，并担任会议的制宪委员会委员。在这个时期，他恢复和“复活”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作为推行自己的理念并参加政治活动的依托。此时，他还涉嫌金梁、康有为等人的“甲子阴谋复辟案”，受到南方大学师生的讨伐和社会正义人士的批判。1927年夏季，当南方国民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大半个中国之际，江亢虎不得不解散了其“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前往美国任职于国会图书馆。1930年，他又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前往加拿大，应聘担任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和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34年夏回国。
5．50岁以后的江亢虎，从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汪伪汉奸。1934年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约五年后，江亢虎回到国内。在加拿大的约五年里，他培养了五名中国学的硕士研究生，给数千名美国和加拿大学生讲授了中国文化的课程。教授江亢虎在北美传播中国文化是作出了贡献的。这次回国的江亢虎，时年51岁。他先住在上海，后又迁到北京。回国后，他虽自称“以社会改造、文化复兴和个人修养三事为旨归”，但对于政治问题，实际上他是回避不了的。这个时期国内最大的政治，就是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问题。七七事变发生时，江亢虎正在京城。平、津陷落以后，他转赴西南，先是在四川、西康游历、讲学，后从成都飞往云南。在云南，1937年11月1日，他在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此次抗战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且是“为世界和平而抗战”，“为人类公理而抗战”，“为反帝国主义而抗战”，“为东方文化而抗战”，“为同情国民而抗战”。作为一位知名的“海归”大学教授，江亢虎对抗战意义的认识，确实不同于一般人，或者说确实高于常人。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1939年3月，匿居香港的汪精卫接见了当时也寓居香港的江亢虎，“坚约参加和平运动”；9月，回到上海的汪精卫电邀在港的江亢虎赴沪，参加汪伪阵营。江接受了汪的邀请，同月自香港抵达上海，并于10月10日发布《时局宣言》，将日本军国主义奉为“东亚集团”的“领袖”，公开宣布了自己投敌卖国的汉奸立场。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江亢虎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并成为汪伪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列席委员”。1942年3月，江亢虎正式接替汉奸王揖唐，就任伪考试院院长，并同时升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直至1945年汪伪政权覆灭。汉奸江亢虎在抗战胜利以后，经审判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江从南京被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于1954年因病死于狱中。
综上所述，江亢虎的一生复杂多变。这是不难理解的。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矛盾、阶级分化、社会危机、文化冲突和思想碰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江亢虎的一生，政治立场上的不断转变，思想理论上的逐步演变，反映的正是中国近代社会风云的起伏跌宕。
对于江亢虎其人的评价，目前笔者仍然坚持拙著《江亢虎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中对江亢虎所做的“分阶段”进行评判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他作出的早、中、晚等“三个时期”的基本评价，即：从四品京官到“社会主义大师”的早期（1883—1919），从“社会主义”倡导者到沦为一个政客的中期（1920—1938），作为民族败类、可耻汉奸的晚期（1939—1954）。在这里，笔者还想对江亢虎的“生平事迹”，再提出几点概括性的认识和意见：
其一，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堕落为可耻的汉奸之前，江亢虎无疑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包括向第二国际和苏俄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其二，江亢虎是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正如毛泽东1956年所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反映。
其三，江亢虎“他在中国也是为寻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联系和将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带入中国的开路先锋之一”（美国学者施乐伯、于子桥语）。
其四，作为一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江亢虎是民国历史上寡廉鲜耻的“文化巨奸”之一。他的所谓“回向东方”的汉奸理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其五，在抗战时期堕落成为民族败类之前，江亢虎周游列国，到处演讲，四处讲学，著述丰硕，是20、30年代著名的政客、思想家、文化人之一。他的早期维新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教育思想等，为中国近代留下了十分有益的思想资料。
江亢虎的思想
江亢虎的思想，择其要者，约有数端。
早期维新思想
20世纪初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年仅十七八岁的江亢虎在北京发起成立智学会，创办《爱国报》（周刊），向国人宣传爱国言论，弘扬爱国精神，号召中国人做国家的“主人翁”。他提出了“以智强国”的主张，提倡办学堂，设报馆，开讲座，翻译新书，印刷新书，设议事处等。他强调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认为“闭关自守之策，只能行于六十年以前，而断不能持之于今日。今日之天下，列国之天下，非一统之天下也”。这样，江亢虎的早期维新思想，便建立在爱国、救亡、开放的基础之上。
江亢虎的维新思想，除了当时他提出的关于内政、外交的不少主张外，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主张，并付诸实施，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他对教育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治标”，而治标的方法，首在“练兵”；“其治本方策，则端在兴学”，因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长富强者，亦未有民智既开而不大富强者”。所以，办教育、出人才是“万世之长计”，“治本方策”（1901年《与袁慰廷书》）。
他提出对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整顿。他认为，目前各省的学务处，懒人冗官众多，“甚或反为学务阻力之源泉”，因此，建议学部撤销学务处，免掉“学政”这一“赘疣”，另设“视学官”来代替。（参见1904年《请各省设视学官议》）江的建议，得到了学部的肯定和采纳。他还建议成立全国和地方的各级“教育会”，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参见1904年《请立全国教育会议》）此议后来也得到了学部的采纳。他对教材、教员和文字改革等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办学目的需要转变。为此，必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将“学而优则仕”的“劣根性”，转变为以“教育普及”为目的。（参见1904年《学堂毕业但发文凭不给出身不奖官职议》）
他提倡学习和研究西方教育制度，发起成立了“世界教育公会”。（参见1909年《世界教育公会公启》）
他还对女子教育问题十分重视。他指出：女学为教育的根本，女子应同男子一样受到平等的教育。
江亢虎早期维新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反对外国侵略，力主爱国救亡；进行教育改革，实现“以智强国”；主张男女平等，发展女子教育。
妇女解放思想
1911年4月，在游历欧洲一年回国后，江亢虎在南京发表了《忠告女同胞文》一文，积极鼓吹妇女解放。
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妇女提出了四条“忠告”：（1）破除迷信。包括宗教的迷信、礼教的迷信和风俗的迷信，都要破除。（2）寻求学问。认为女子要自立，舍求学问必无自立之可言。（3）杜绝依赖。要将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妖说”打破，杜绝依赖的劣根性。（4）自谋生计。“除兵役外，女子无一不能为；除娼妓外，女子无一不可为。”他认为四条忠告有其内在的联系，“欲开智识，必破迷信；欲谋生计，必绝依赖”；四条忠告的主旨，在于强调妇女要有独立的人格，要自立、自尊、自强。
江亢虎对妇女的“忠告”，建立在他对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了解上。他主张实行世界主义的女子教育，让中国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出来，使她们从“淑女、良妻、贤母”及“社会的附属品、补助品”，变为“世界上一完全个人”。他呼吁：“世界所有智识，妇女必应一一吸收之；世界所有学术，女子必应一一研究之；世界所有事业，女子必应一一营求之；世界所有权利，女子必应一一享受之。”这一主张，不啻为20世纪初期中国的女权宣言。
江亢虎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想，直接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影响。20世纪初年，江亢虎阅读了倍倍尔1879年写的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日译本），并深受其影响。他提出的上述四条“忠告”，基本上是源于倍倍尔书中的观点。不久，江亢虎又将妇女问题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参见1911年6月《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7月《城东女学社毕业演说词》，1912年9月《复某君书论社会党与女子参政事》以及1914年的《中国女学古今谭》等）到了20世纪20年代，江亢虎在东南大学、上海南方大学和山西大学等地讲授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时，将妇女问题列为社会问题的专题之一，对其妇女解放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参见《江亢虎博士演讲录》。因限于篇幅，本书没有收录。但可参考收入本书的1920年10月4日《在江西女子师范讲演词》和1920年11月18日《女子在社会上之地位》等文）
无政府主义思想
江亢虎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他自己冠名为“三无主义”，是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江记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参见1910年7月《无家庭主义意见书》、1911年7月《三无主义悬论（上篇）》和1914年《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等文）
“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江亢虎认为，宗教、国家和家庭三者使人受苦而不得安乐：因为宗教支配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是一种“无形之祸患”；国家，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立宪君主制，君主都可不负责任，且神圣不可侵犯，并“为害酷烈”；家庭，不管是自由结婚的还是不自由结婚的，都使人失去自由。因此，“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推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故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者，吾人今日目的之注点所在”。
为什么“三无主义”要以“无家庭”为中心呢？江亢虎指出：“人生斯世，无不愿求快乐者。而苦恼之来，千态万状。究其原委，约有三端，即政府之迫压，宗教之锢蔽，家庭之牵制是已。就中家庭为害尤甚。”因为有家庭，就“无真亲爱”，“无真自由”，“无真平等”。特别是家庭这种“世袭遗产制”具有六大弊端，所以，“欲求亲爱、自由、平等等快乐者，必先破家庭。破家庭较之废宗教、倾政府，论事则根本之图，而程功则咄嗟立办，更不难以平和手段得之。盖人可自了，即知即行，无所需求，亦无假激战也”。江亢虎还提出，自由恋爱、公共教育和废止遗产，是实行无家庭主义的三件大事。
“三无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大同之世”。他说：“人人终其身处公共社会，无夫妇，故无父子兄弟；无家庭，故无继续法。生时所蓄余资，死则收入公中，教养诸费资焉。”这就是江亢虎“遗产归公，教育普及”思想的由来。江亢虎“三无主义”思想的特点在于：它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本位，具有反封建的民主性；它以实现古代大同之世为目标，具有社会发展的空想性；它以恋爱自由、遗产归公和教育普及为手段，具有社会变革的改良性。
民主主义思想
江亢虎曾三次留学日本、两次游历欧洲，并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工作了十余年。因此，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十分了解，并呼吁在中国进行实验。
（1）江亢虎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本位的。
1911年4月，江亢虎在南京发起成立“个人会”。（参见《拟发起个人会意见书》）7月，在《释个人》一文中，江亢虎积极鼓吹当时西方流行的“新个人主义”。他在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个人同世界、国家、家庭、民族、宗教等的关系后指出：“个人主义一行，其影响无所不及，而全社会心理将为之一变。”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江亢虎还补充道：“余始终承认个人为世界之单位，与一般社会主义家专以社会为前提者不同。专以社会为前提，其结果必至蔑视个人，蹂躏个人，而个人乃丧失其单位之价值，且抹杀其独立与自动之精神。”1930年，江亢虎更强调指出：“新个人主义则根本承认政府、法律存在之必要，但主张各个人对政府、法律不满意时，有积极改革或消极抵抗之自由。”（1930年2月《<作新篇>序》）
（2）江亢虎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实行政党政治、实现民主宪治为目标。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江亢虎建立的中国社会党在其党纲八条里，即明确规定了“赞同共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的内容。1914年，江亢虎进一步指出“宪法、国会、政党”这三者，是“立宪国成立之要素”。“此三者存在而有效时，政府、人民之间，无论冲突至何等程度，不应有武力解决之事。迨不幸而三者破坏尽净，则人民对于政府之公意，已别无正式表示之机关，万不得已，乃诉诸武力，求最后解决”。（1914年5月《对时局宣言》）
1926年9月，江亢虎更形象地说：“革命党如坦克车”，“私党如脚踏车”，“惟政党如火车，虽任重致远，胜前二者，而轨道不设，则尺寸难行”。他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军治而主张民治，反对以党治国而主张政党政治”。他认为当时的革命党和军政府、党治和军治，都是“过渡时代畸形现象，不可以标为党纲，尤不可以著为国是”（1926年9月《致蒋介石总司令函》）。10月，江亢虎在《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宣言》中宣称，该党“于政治主张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而反对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并反对一党专制、阶级独裁”。
1929年1月的《政党政治卑论》和1930年1月的《宪治促成会宣言》，这两篇文章是江亢虎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治思想的代表作。两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全面阐述了民主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实现民主宪治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基于这种认识，江亢虎于1930年7月又写信给蒋介石，对蒋建言说：“根本大计，惟在速立民宪而已。近世纪全世界大势所趋，中山先生四十年奔走号呼，其祈向者，不外民宪一途。”江亢虎信中希望蒋介石“恪遵总理遗嘱，立开国民会议，制定民国宪法，召集正式国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政党政治，使不同政见得依法发挥，最高政权得和平更迭，则中山为华盛顿，而公为林肯”（1930年7月《致蒋介石书》）。
（3）江亢虎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其“新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
江亢虎的民主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
其一，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以其提出的“社会制度改造论”的总体构想为前提。他首先分别从经济、政治和国际等三方面，剖析了“社会病状”，继而提出了“社会制度改造”的总体构想。（参见《社会制度改造发凡三纲九目》，初稿写于1921年7月10日，重订于1935年9月1日）他认为，要消除社会在国际方面的病状，需要实行“新国家主义”；要解决社会在经济方面的病状，需要实行“新社会主义”；要克服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病状，则需要实行“新民主主义”。
其二，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建立在对民主主义和代议制进行批评的基础之上。他把民主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民主主义思想的“发育期”、民主主义由理想变为制度的“实行期”和民主主义的“成熟期”。他自认为其“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的成熟期，是对民主主义的“大觉悟、大刷新”；它吸取了法、美、德、俄革命的教训，是他二十年来奔走与研讨的结果。接着，江亢虎对中外代议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世界各国的代议制有六大“不良”，而中国现行的代议制也存在着六大“弊端”。为解决这些问题，江亢虎还分别提出了救治的对策和方法。这样，江亢虎通过对民主主义发展程序的划分以及对代议制的批判，便为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找到了立论的根据。
其三，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以“选民参政”、“职业代议”和立法一权”等三项“要目”为主体。选民参政，指的是人民中的少数最优秀分子参政，他们必须具备三种资格，并享有五项权利；立法一权，指的是为克服“三权分立”的弊端，将立法、司法、行政等三权统一于一权，即立法权“超越”于其他两权之上，形成一权制国家，其最高代表是国会议长；职业代议，则是为了克服代议制选举制度的缺陷，“以职业为单位，以地方为区域，以选民人数为比例，平均分配投票权、代议权”。
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以其“社会制度改造”论为前提，以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为基础，以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为主体内容，以其“新社会主义”为旨归和特色，是中国近代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
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一个重要领军人物，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思想主张中最有光彩、最具特色的部分。从具体内容来看，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歌颂和普遍赞扬。
1911年6月1日，江亢虎在杭州作了国内第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题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在演说中，江亢虎赞扬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之名词，虽自泰西经日本转译而来，社会主义之思想，则凡含灵负秀者，无不有之。其概括之大目的，惟求人类共同之幸福，而弥经济界不平等之缺憾而已。”他还表示：“余生也早，提倡社会主义于今日之中国，举名誉、权利进而身家生命，恐悉将供笔舌之牺牲，然其必能得同志于方来，收美果于身后，则固深自信而不疑。”
7月，在上海“惜阴公会”演讲时，江亢虎宣称自己“以社会主义为唯一之信仰，以倡道社会主义为唯一之天职”。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江在研究会发布的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宣言中，称社会主义为“正大光明之主义、大同之主义、世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共有之主义”，宣告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
9月，在为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中，江亢虎歌颂道：“社会主义，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至人类灭绝时；《社会》杂志，亦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力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又更其词曰：《社会》杂志可以停止，社会主义不可以消磨。《社会》杂志出一册，社会主义得一册之鼓吹；《社会》杂志著一字，社会主义得一字之鼓吹。乃至不出一册，不著一字，而社会主义之精神，幻为无量数《社会》杂志之化身，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
清末民初的江亢虎，以社会主义为唯一的信仰，以倡导社会主义为唯一的天职。他言必称社会主义，行必讲社会主义，一切都要放到社会主义这个理性的平台上进行衡量，予以评判。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歌颂和普遍赞扬，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毋庸讳言，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推崇，使之成为中国近代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家之一。江亢虎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2）对社会主义原理的大力介绍和积极宣传。
早在1911年7月创办《社会星》时，在杂志的发刊词中，江声称该刊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初惟一之言论机关”，并宣布杂志的任务有四条：“输布全世界广义的社会主义之学说”，“详载内外国社会主义进行者或反对者及一切与有关系之事情”，“发挥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交通中国今日社会主义之言论”。对社会主义原理的介绍和宣传，散见于江亢虎的各篇文章之中。本书所收录的江亢虎的文章，其主要部分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问题而展开的。但集中谈论社会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可参阅本书的《<社会主义商榷>案》（1911年8月）、《<社会主义述古>绪言》（1911年9月）、《<社会主义学案>草例》（1912年12月）、《社会主义学说》（1914年）、《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1914年）、《社会主义之今昔》（1920年11月17日至20日）、《社会主义与新村》（1920年）等等。
自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江亢虎通过创办报刊、四处游历演说、大学课堂授课和撰写论著等方式，比较系统地宣传和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古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普及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特别是他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三个“国际”的政治纲领和历史发展。江亢虎所有的这些宣传和介绍工作，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深刻地影响到了一两代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如毛泽东于民国初年在长沙，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以后，热情地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参见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
（3）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领导和理论反思。
如前所述，江亢虎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组织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会，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社会主义的宣言，创办了国内第一本社会主义的杂志，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党。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党在全国曾发展到拥有400多个支部、50多万党员。该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收入本书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轨迹，读后令人感到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近代发展的坎坷和艰辛。
值得一提的是，收入本书的一些文章，还记录了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者，是如何寻求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联系的，包括同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接触。此外，收入本书的《新大陆通信片•集会》（1914年8月）一文，是当时江亢虎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参加和见证美国社会主义活动的记录，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来说，此文也是少有的弥足珍贵的材料。
江亢虎1914年在美国写的《中国社会党略史》、《中国革命之概观》，以及稍后的《将来之中国社会党》（1916年3月）等文，则是他对中国社会党短短不到两年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反思。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唯一的一个社会党的认识。
（4）对中国社会党党的建设问题的纪律规定和理论创建。
显然，清末民初江亢虎建立的中国社会党，是中国近代政党史上的破天荒。中国同盟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到此时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而以社会主义为标榜的中国社会党，则是一个新生儿。而中国社会党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加入该党的党员成分复杂，党内的分歧意见也时时显现。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江亢虎通过社会党的会议，对该党的纪律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中国社会党第一次联合会后宣言》（1912年1月）、《中国社会党重大问题》（1912年4月）、《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会后宣言》（1912年11月）、《社会党党员之心得》（1912年11月）和《中国社会党特别联合大会去职宣言》（1913年8月）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党员应遵守的纪律，都有相关的规定，包括党的本部同各地方支部的关系、党员同支部组织的关系、党员同非党员及外部的关系、党的大会（联合会）召开的程序规定等等。
特别是《社会党党员之心得》一文，将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纪律遵循等规定，讲述得十分具体，包括“党员对于自己之心得”、“党员对于本党之心得”、“党员对于同党之心得”、“党员对于家庭之心得”、“党员对于政府之心得”、“党员对于普通社会之心得”等内容。诚然，中国社会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当时，中国尚不具备产生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条件。因此，中国社会党的上述纪律规定和党的建设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还是一种理论上的创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中国政党史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5）对中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学说的具体分析和积极介绍。
中国社会党党员的成分繁杂，但当时确实有不少工人参加了这个组织。比如，该党北京支部开办了平民学校，定期举行社会主义演讲会，还派人“分赴各报社、工厂，各手工业作坊，宣传社会党党义，争取学徒工人入党”。支部工作非常出色，不久入党的党员就有几百人，“其中以劳动人民居多数，例如五道庙同印书局里四十多个排印工人即集体入党”（《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在中国社会党存续的近两年内，我们从文献中并没有找到江亢虎当时对于中国工人情况的文字描述。倒是1913年年底他到美国后，写作了《中国劳动家现状》（1914年）一文。文章将中国“劳动家”界定为“普通工人”、“工厂工人”、“佃户”、“行商”、“佣人”和“奴婢”等六类。这是近代中国对中国城乡无产阶级所做的一个比较早的归类和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
事实上，早在1911年8月，江亢虎就深知，要搞社会主义，“所惜者，中国劳动家程度较低，而此事非劳动家普及，则不易实行”（1911年8月《<社会主义商榷>案》）。所以，他对劳动者是重视的。在中国社会党成立后的宣告里，江亢虎就把“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列为党纲八条之一，并宣告“劳动者神圣也！”（1911年11月《中国社会党宣告》）从收入本书的文章里，还可以看到许多江亢虎关于“劳动神圣”、“劳工神圣”、“劳动家神圣”的话语。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江亢虎将知识分子也视为劳动者。他说：“其实除少数资本家外，智识阶级本亦劳工之一种。劳心、劳力，固不可畸重畸轻也。”（1922年《对上海劳工各团体演说之大要》）此外，每逢五一劳动节，江亢虎便要写文章，或者做演讲，鼓吹劳工神圣。比如1913年5月1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南市新舞台举行纪念五一节演讲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江亢虎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介绍五一节的由来，宣传社会主义的主张。又如1925年5月1日，江亢虎发表《新社会主义与劳动纪念节》。文章通报了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为纪念劳动节的四件大事，并盛赞“此诚空前之举”。接着，就该党党纲的“新社会主义三要则”（“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及其与工界有密切关系的地方，进行了阐释。最后，文章以“劳动同胞万岁”的口号结尾。再如1926年5月，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江亢虎发表《五月特刊感言》，就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五七与五九之国耻、五卅租界之惨案等事件，分别发表感想，最后归结为“新社会主义不实行，劳资两阶级利害冲突终不可免”；出路在于“新社会主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新民主主义取帝国主义而代之”。
对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江亢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12年10月，江亢虎在谈到孙中山在社会党演讲时，“专重国家社会主义，宏畅德人卡尔•马格斯之宗风”（《<孙中山社会主义讲演集>弁言》）。12月，在《<社会主义学例>草案》一文中，江亢虎也把马克思归类于“国家社会主义”派，称“卡氏之《资本论》，力翻经济学之旧案，主张土地、资本为社会共有之物，而分配之比例，当准劳力为报酬。拨云见天，其功至伟”。一直到20世纪20、30年代，江亢虎也是肯定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他说：“卓哉！卡尔•马克斯之《资本论》，用科学方式，破科学迷信，开新世纪人道一线曙光，而政治界、经济界风气乃为之一变。”（1920年8月《陶译季特<政治经济学>序》）这个时期，江亢虎在各地授课、演讲、讲学时，对马克思主义都做了积极的介绍。在山西大学四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他甚至这样说道：“我个人以为各种主义，不如马氏的能够实行，且没有什么大毛病。虽然不能墨守，一步一趋，我的主张，大体仍是马氏的背景也，可说是由马氏主张里面脱胎出来的。有人问我是那一派的社会主义，就答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不过尚有变通罢了！”（1920年11月17日至20日《社会主义之今昔》）
（6）关于“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和改革蓝图。
在1922年8月《第二次欧游回国宣言》中，江亢虎提出了其“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主张，并声称这是自己“半生来学问思辨之结果”，是“本一生九死之精神，向我垂毙同胞进此最后瞑眩之剂”。他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造区别开来，认为实行“新民主主义”以后，政治问题就解决了，此后主要是要解决经济问题，即实行“新社会主义”。
江亢虎把“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他坚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之趋势”，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消灭。否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后者推翻扑灭前者，将永无伸眉吐气之时”。
江亢虎通过“外观事变，内审国情”，将自己的“新社会主义”概括为以下三项内容。
第一，资产公有。江亢虎指出：“资本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掠夺别人的利益而为自己的利益的制度，就是不劳而食的原因。”因此，“社会主义之精髓，在废除资本制度，禁止私人掠夺他人劳动之所得而已”。至于实现资产公有的方法，是要区分“资产之品类与性质”，将其分别变为国有、省有、县有和村有。具体的办法是“一概无条件的没收”和“出代价收买”。但他不赞成前者而主张后者。
第二，劳动报酬。江亢虎指出，劳动报酬“就是视所费劳力多少，与工作对于社会之价值，而定其所应得之报酬”，就是“各取价值”。可见，江亢虎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意思。
第三，教养普及。在“教”的方面，江亢虎认为，现在的教育“已变为少数人的贵族教育了”，解决的办法是主张教育普及，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得到接受最高的教育的机会。在“养”的方面，江亢虎主张“各取所值”。他认为，人想多得报酬，就必须努力做，或把他的做得特别好。不是一切人，不分等第，都由地方或政府担任养育。总之，“教，是要到最高限度；养，却只限于最低限度”。为此，社会要大力兴办教育、福利事业，使得“生存之维持为社会之义务，而生活之享乐为个人之权利，社会一般之平等与个人单独之自由，庶几两剂齐平而交得其益乎！”（1922年8月《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书》）。
江亢虎似乎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社会主义蓝图。
江亢虎的“新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剥削，主张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相当的深度，因而从学理上看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感谢 刘彦游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