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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陈独秀研究应开放禁区
谢伟（姜君羊）
1994年9月8日
据悉由《陈独秀研究会》和江津市政协等联合举办第三次全国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将在本年10月间在江津召开，以纪念陈独秀诞辰115周年。研讨会的主题是个关于陈独秀后期的思想和活动。在陈独秀逝世的地方纪念他的寿辰，研究他晚期的思想和活动，这样的安排很有意义。
十五年来，我国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所从事的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来说，从1987年算起，七年间出版的专著达18种之多，平均每年出书2.5部。又以去年为例，在各种有影响的期刊上发表有真知绰见的有关陈独秀问题的专著就有35篇，平均每月有3篇文章发表。由此可见，我国学术界对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是十分热烈的。
在陈独秀问题中最引人入胜，又最棘手的问题无疑就是他作为中共的创建人，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大革命失败，并在其后又转向托洛茨基，成为中国托派领袖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乃是因为它不只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20年代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同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团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大辩论的谁是谁非的问题，关系到托派如何形成、其性质如何等问题。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写好20年代的中共党史，苏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史；才能懂得自列宁逝世以来的国际共运史。可见，研究陈独秀晚期的思想与活动，关系至为重大。今年《炎黄春秋》第六期载有萧克将军撰写的《陈独秀诗集》序，提出应该研究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活动，研究中国托派和国际托派，这是很有见地的。这原是萧克将军12年前的主张，现在又重新提出来，可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今天是更为迫切了。
（一）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当今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的已经取得共识，如认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内容就是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是四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应帮助国民党取得革命成功。为此，共产国际以组织纪律要求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到国民党去做国民党的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和开展群众运动；为此，苏联政府还派出大批顾问来到中国，帮助国民党办黄浦军校，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还拨来大批经费和武器，装备国民党的军队；甚至国民党办报纸，也是拿的鲍罗廷顾问皮包里的卢布。在整个革命运动进程中，不管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如何严重，不管群众的斗争如何超越国民党党纲所允许的范围以外，共产党都要以忍让为重，应党尽可能限制群众斗争的“过火”行为，以保持国民党这个四个阶级联盟不致于破裂。于是乎当蒋介石挑起中山舰事件，扣押共产党员李芝龙时，人们要求共产党同蒋介石和解，“消除误会”；蒋介石虎视眈眈视准备一进入上海便大开杀戒之时，人们却要大开欢迎大会，欢迎蒋介石进入上海，《真理报》还发表文章祝贺蒋介石这个“革命英雄”的胜利。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人们又捧出汪精卫来充当“国民党左派”领袖。“马夜事变”后，鲍罗廷顾问还亲自出马，搞甚么“调查团”。当农民群众起来分田分地时，人们却要发布训令不准侵犯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总之，用大名鼎鼎的鲍罗廷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要“工人做国民党的苦力”。这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这实实在在是一条地道的阶级妥协路线。
不幸的是，当时，陈独秀和其他中共的领导者都没有看透这条路线的反动本质。尽管陈独秀等反对过加入国民党，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也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在国际代表一再“说服”和在国际纪律约束下，这些中共的领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忠实地”执行这条路线，并通过自己去说服全党，使这条路线得以贯彻执行，通行无阻。这结果就是历史昭示我们的：在国民党主（不管是右派、中派和左派）的屠刀下，无数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
大革命失败了。从指导路线和所采取的政策及具体措施来说，责任应由共产国际来负，由斯大林来负。这一点，也已为学术界根据确凿的档案资料予以认定。这就纠正了中共党史上对这个问题做出的结论。如1945年六届中委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在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领导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显然，这个结论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只要稍为审阅已公诸于众的档案资料，谁都不会相信这个论断。这个论断明显与事实不符，简直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别的不说，把执行国际路线说成“拒绝执行”，把阶级妥协的东西说是“英明指示”，这不仅是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文过饰非，而且还要大唱赞歌。这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难道还不应该改正么？
当然，并不因为失败责任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负责，便减轻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推行这条阶级妥协路线的罪责。在这点上，陈独秀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
过去，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不明白“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来源，只听从斯大林的宣传，都相信这条路线就是陈独秀自己搞出来的。即使有人知道这条路线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也知道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当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来负责。但谁都不愿说，不能说，也不敢说。我们中国人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影响太深。为圣者读，为贤者读，为王者读，为长者读等等一套儒家做人的行为规范，使得像瞿秋白那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共产党人也说出不能“诿过国际”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话来。即使如“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4年的1957年去莫斯科参加十二国共产党会议，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还对卡德尔说了如下话：“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甚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当然包括所谓“陈独秀机会主义”，“瞿秋白冒险主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以及统治中共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些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都是来自斯大林，都应当正名为“斯大林右倾机会主义”、“斯大林冒险主义”和“斯大林左倾机会主义”。但对于斯大林这样显赫人物，是“惹不起”，只能“兜着走”的。明知他有错，但不说，不但不说，还要捧他为领袖。因为他“喜欢这样做，而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这就是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的哲学。
60年代初，在中共与苏共之间发生的那场“中苏分歧”的大辩论中，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我们中国还向全世界宣称，斯大林虽然对中国出过许多坏主意，但我们不批评他，只批评我们中国执行他的坏主意的人。可见，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斯大林就是一尊威严得不可侵犯不能亵渎的神灵。他有过，也得别人代过。
可是今天，斯大林已经死去41年了。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以来，也过去38年了。这期间，在前苏联，乃至于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著述之多，实在数也数不清，真可说是连篇累牍。但大都根据确凿的档案资料认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比较来说，在所有的叛徒当中，要数斯大林的罪行最为严重。他完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他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对于这样一个人，已经不是甚么“犯错误”的问题，不是甚么“功”与“过”的问题了。说甚么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的话，和客观事实已经不相符合了。今天我们中国人难道还需要为斯大林的罪过隐讳吗？
（二）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问题
陈独秀为甚么会转向托洛茨基？对此，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这当然不奇怪。这个问题涉及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可惜在我国有关这次争论的详情和档案资料，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向学术界全部公开，还是个禁区。这无疑是未取得共识的原因之一。所以，须要公布这些档案资料，以便使学术界能够据以进行客观的研究，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比谁都更早预见到陈独秀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就表示他这种看法和担心，当时在场的中共领导人还向斯大林保证陈独秀不会变成反对派。但斯大林心里很清楚，在大革命中，陈独秀执行的是他的政策，而不是托洛茨基的政策。革命的失败证实他是错的，而托洛茨基是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准确些说，应该是实践是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了革命实践的经验之后，再比较研究托、斯二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任何一个正直而忠于革命的人，都会毫不犹豫赞同托洛茨基，接受其观点，而绝不会因为他居于少数地位而不承认他的正确。也不会因为斯大林居于党的权力地位，就昧着良心硬说他没有错误。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就在于他敢为革命负责，勇于正视真理和服膺真理。无论今日的论者说他之转向托洛茨基是因为“好走极端”也罢，是“背失败责任的包袱太过沉重”也罢，是“对革命悲观消极”，进而“取消革命”也罢，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也都无损于陈独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直诚实、勇于探寻真理和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
其实，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身积累的革命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而转向托洛茨基的并不乏人。这里且不说国内的。在1926-1929年间，先后由组织送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留学生不下5百至6百人。这些人都来自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具有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现在又亲身经历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转向托洛茨基，或参加反对派的活动，或取同情的态度。须知道，那是在莫斯科，那时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受到斯大林的排斥、打击和迫害。托洛茨基本人被赶出政治局，开除党籍，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最后还被驱逐出苏联。而反对派的成员，同情者，甚至涉嫌的人，都被投入监狱、判刑、流放或劳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党员留学生们敢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冒着坐牢、流放、劳改、甚至杀头的危险，甘愿选择托洛茨基的道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在值得欣羡和崇敬。据1987年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纪事》所载，这数百名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国党员留学生，只有少数人被遣送回国，多数人则与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共命运，至今不明下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而只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茫茫西伯利亚荒原中，或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丧生，这究竟是何因由？
《旅苏纪事》的作者马员生，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1926年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因接受托洛茨基观点于1930年1937年和1949年三次被捕，发送到边远地区流放和劳改，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他是那些在苏联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共党员中的幸存者。1955年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令取消原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回国，并恢复中共党籍。回国后，他满以为中国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了。但很不幸，“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因托派问题受到迫害，“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这位老革命家在1977年因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头部重伤不幸逝世之前，留下了这部《旅苏纪事》的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渡过30年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活着的人从中看到那些正直的忠实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学生如何勇敢地转向托洛茨基，如何受到斯大林无情的迫害。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总会有所启迪吧！
由此可知，陈独秀之所以转向托洛茨基，正如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洛茨基一样，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作出的必然抉择。因为他信奉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力。这同他由康梁派到“辛亥乱党”，到急进的民主主义，随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本质所在。
胡适曾送给陈独秀“终生反对派”的头街。这以其说是褒奖他，毋宁说是揶揄他。但必须说，终陈独秀的一生，他所反对的乃是不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保守的错误的东西，而对于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正义的东西，他一认准以后，便会坚信不逾，并且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到底。正如他在《新青年》上庄严宣告的：为了真理和正义，他愿拖72生的大炮为前驱！对此，我们只要想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的首领之后在国民当法庭上，大义凛然地为共产主义辩护，为苏区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辩护，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胡作非为，就可以看出陈独秀这位革命家的品赋了。这对陈独秀来说，应该说是最最主要的一面。
在1925-27年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陈独秀曾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共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斯大林对此当然十分清楚。正是居于这一点，才使斯大林深切感到陈独秀会变成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可说是斯大林深知陈独秀的为人了。
（三）关于托派问题
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领袖。对陈独秀问题的研究，必然要遇到托派问题。但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个禁区，大多数学者还不得其门而入。因为有关托派（国外的和中国的）的档案资料没有公诸于众，论者大抵只能从斯大林的思想库中去寻找论据。而这些论据又是矛盾重重，破绽百出，使人如入迷宫，分不清是真是假，是白是黑，是对是错。所以今天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十分混乱的。
关于托派问题，得从20年代苏共党内的斗争说起。在列宁临终之前，斯大林先是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当内“三驾马车”的领导，极力排挤托洛茨基，随后，斯大林又伙同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下去。跟着，斯大林又把布哈林挤出权力圈子之外，独占了领导地位。对于斯大林为争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这场斗争，国际学术界已有许多有说服力的权威著作予以论述，这里用不着多说。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为了赢得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组织行政权力，破坏了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布尔什维克官僚化。同时，他也把国家政权组织变成官僚化，破坏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置于官僚警察和特务的统治之下。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国际政策上，斯大林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极力推行一条阶级妥协和民族自保政策，把各国的革命利益隶属于苏联一国的利益之下，放弃了世界革命。这样，斯大林就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背叛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这种背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维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在反对斯大林背叛的斗争中，在托洛茨基周围团聚了一批具有相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形成为苏共党内的反对派。这就是托派的由来。
正因为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最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所以斯大林极端仇恨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前面我们曾经说到从20年代后期起，斯大林便使用非法的组织和行政手段，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如何进行迫害，到30年代中，斯大林更炮制了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莫斯科审判案，即所谓“托派平行总部案”、“托派反苏案”、“托派右派联盟反苏案”。通过这些精心安排的案件，斯大林竟把老一辈的著名布尔什维克领袖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全部杀害了，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也未能逃脱由斯大林派去的特务刺杀身亡的厄运；更多的劳改营中的托派分子，甚至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一批又一批地被斯大林处决了。例如骇人听闻的《卡什凯京大屠杀》，分批用机枪扫射杀害的托派分子竟达一千多人。
斯大林除在肉体上消灭托派之外，还在精神上，在意识形态上，千方百计地伪造和篡改历史，极力丑诋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和托派说成是一贯反列宁主义，而他却是个维护列宁主义的英雄，以此来欺骗群众。而实际上反列宁主义的却是他自己。他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可用的宣传工具，进行无耻的造谣和诽谤，如说托派“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等等。斯大林就是使用这种政治流氓的手段，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整个国家处于惶恐死不安的状态中而人人自危。而斯大林一伙却从中得到最大的安全感。
可是，尽管斯大林如此凶残地迫害苏联老一辈的无产级革命家，使他们蒙受冤屈和耻辱，但在50年后的1988年，终于由苏联最高法院为30年代的莫斯科三大冤案平了反，宣告这些案件的罪状完全是凭空捏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原案撤消并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由此，这三个轰动全球，影响极坏的莫斯科冤案终于作为斯大林残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记录在人类的史册上而留传千古，使后代人得以从中看到斯大林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叛徒嘴面，而为世世代代所唾骂，就如同我国南宋王朝时迫害岳飞的秦桧那样。今天，如果竟还有人出来为秦桧唱赞歌，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斯大林不但在苏联本国对托派进行挞伐，他还通过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同志进行清洗。正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中共在1929年也将它的缔造者陈独秀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了。
对于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今天学术界还意见纷纭，有认为应该开除，也有人认为不应开除的，真是见仁见智。如果这问题能够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高度上来加以探讨，这是很有教训的。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里，存在有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甚至存在有派别分歧和斗争，这是不足为奇的。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没有民主，那来的集中，有民主才有集中可言，没有民主的集中，那就是专制了。讲民主就得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斯大林就扼杀了党内民主，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一发现有不同意见，便给带上反党和搞分裂的帽子进行无情的打击；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铁板一块，变成斯大林的驯服工具。轻易采取开除党籍的办法来禁止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绝对不是列宁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陈独秀虽然没有直接同斯大林打过交道，但斯大林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那是很明显的。前面说过，斯大林最早预见到陈独秀成为托派，这是他最不放心的。因为陈独秀忠实执行过他制订的中国革命的政策，如果陈独秀把他的老底兜出来，那岂不坏事。所以从斯大林来说清除陈独秀是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王明、康生是斯大林在中国反托的急先锋。1938年王明和康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就挥舞起斯大林反托的大棒，叫喊甚么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反对托派，中共却与托派联合，那还了得；并公然无耻说：“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这种政治无赖讹作的手法，虽然没有证据说就是王明得自斯大林的亲口“指示”，但起码也是王明领悟斯大林的旨意。康生也发表了《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编造种种毫无根据耸人听闻不近情理的谎言，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进行极恶毒的侮蔑和中伤，使全国舆论为之大哗。
王明、康生之流所以如此大胆妄为，只因有斯大林撑腰，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之撑腰，王明、康生那敢在庄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大放厥词，那敢在堂堂的中共党报上编造弥天大谎呢！正是在斯大林这尊不可侵犯的神灵面前，纵有人明知王明、康生一伙给陈独秀和托派所加的种种恶名完全是栽赃诬陷，也无能为力去加以阻止，只好由他们去胡作非为了。
王明、康生之所以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诬陷为汉奸，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国民党这把刀，来消灭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正是在斯大林的中国反托急先锋王明、康生的操纵和支持下，当时在我国的延安、武汉、山西、广西，及稍后在苏皖，晋察冀等地区，都曾掀起过反托运动，虽说没有莫斯科那样的声势，却也使许多抗日志士蒙受不白之冤，有些人为此丧了命，有些人至今仍然含冤不白呢。事实胜于雄辩，经过40多年之后，对这个30年代的陈独秀托派汉奸案，我国学术界终于能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激励之下，根据确凿的资料论证了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所加以的恶名，统统是“蓄意捏造”。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有关陈独秀托派汉奸的旧注释给予改正了。新注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见《毛选》第二版第二卷《论持久战》注〔9〕）新注释给了共产国际，也就是给斯大林一点面子，只是说“错误论断”，而没有径直指出是“蓄意捏造”。尽造如此，学术界的论证以及《毛选》新版的新注释，终算是给30年代的《托派汉奸》案平了反了。
反托是斯大林患的政治歇斯底里症，也可名之曰“恐托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总是久不久便发作一次，如同打摆子一样，不来一次反托运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总觉得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岌岌可危。在1949年，斯大林曾搞了个医生案，也连同把幸存下来没有被消灭的，有托派观点的人再次送进牢狱。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后，斯大林连续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国家”，搞了和莫斯科审判案一摸一样的审判案，或多或少地也把这些案件和托派挂上钩。在1952年12月，我国也曾有过一次反托歇斯底里症的大发作，一夜之间把在国内的几百名托派分子统统请进了监狱，连同株连的人在内，总数不下五、六百人。那时，中国正是“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容许托派在中国存在的。那次行动恰好是在斯大林73岁寿前夕，难怪有人说这是中国送给斯大林最好的寿礼。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某地方的“造反派”还提出过“打倒托派”的口号，那些曾在1952年被判刑期满获释的托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在劫难逃，又一次被判刑、监督管制、下放劳动的命运。即便是那些“自愿回归祖国”的原托派分子，甚至还有被整死了的。有的托派分子临到刑期届满时，只因响应管教人员的“教育”启发，老实结巴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恭敬，竟然为此而招来了加刑的惩罚。而这已经是斯大林死去十多年后的事了。由此可知斯大林反托的罪恶影响在我国是何等严重和深远了。
但，时至今日，以“反苏”“反共”“破坏和出卖祖国”等入罪的苏联三大有关托派的冤案早已彻底平反。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经瓦解，“一国社会主义”已变成十几个还无以名之的甚么“主义”。早在1943年斯大林为了讨好罗斯福、邱吉尔们，把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解散了，斯大林自己建造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而摆在今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前的大量档案资料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斯大林确实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可恶的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抱着是斯大林说的做的就不能改变的洋“凡是”，而对1952年的托派冤案默不作声置之不理呢？难道今天还不应当为这个历史冤案平反么？
言归正传。究竟甚么是托派？今天，当然不能再从斯大林的思想库去寻找答案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公认斯大林思想库里有关托洛茨基的言论尽是他自己编造的谎言。用这些谎言来谈论托派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对于这个大题目，自然更不是这编小文章能够回答得了的。须知道，如果从苏共的反对派形成算起，托派已有了70年的历史，即从托派国际—―第四国际在1938年正式成立算起，也有56年的历史了，它比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在此期间，托派受到各国反动派的镇压和迫害，受到斯大林的疯狂摧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所曾遭遇到的迫害和摧残都要严重得多。它既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政治权力做靠山，而只凭着它所拥有的自认为继承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真正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自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念和意识，竟然能够在如此长时期内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孤军奋战，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各国反动派，为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斗争。虽然在这漫长岁月中，托派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面前，都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坎坷命运，有时甚至面临死亡的绝境，但它却仍然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在苏联已经瓦解的今天，人们都不再谈论十月革命道路，不再谈论科学社会主义，不再谈论列宁主义，甚至不再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唯有托派仍然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号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这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面前，托派问题自然不能不引起世人注目，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为托派问题这个引人注目的当代政治史课题曾经举行过多次托洛茨基学术讨论会，参加的人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东欧和前苏联的学者，有我们中国的学者。有托洛茨基分子，有共产党人，也有其他政治色彩的人物。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商讨，各抒己见。在全世界学术史上，各种流派的学者聚会一堂，就同一的课题进行砌磋，自由交换意见，这确实是历史上所未有。当然，对托派问题的研究，必须以托派的档案资料为根据。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就需要开放禁区，让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掌握托派的全部档案资料，和托派代表人物的著作，特别是托洛茨基本人的重要著作，并在没有任何压抑的学术气氛中，进行客观的探讨论证，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答案来。
以上所说种种，或许可以作为萧克将军提出要研究托派的脚注吧！
但愿在这次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陈独秀学术研讨的江津会议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能够有所突破。
（1994年9月8日定稿）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