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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问题
〔法〕让·饶勒斯
（1901年11月17日）
亲爱的佩居伊！
你曾要求我为《双周手册》杂志把我最近几个月发表在《小共和国报》上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汇集成册，并打算把这本论文集分送给你们杂志的所有订户。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同那些习惯于进行独立而诚实的批判、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直接发生联系。虽然当初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编成一本文集出版，可是我丝毫也没有顾忌以这种形式重新发表这些文章。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报纸上的文章就是一些匆匆忙忙写成的肤浅作品；而且，由于我对阅读社会主义报纸的无产阶级的尊敬，我是凭着一个作家的全部良心来写报纸文章的。
我用不着预先声明，我的这些文章并不敢说已经把它们论述的问题都说得很全面透彻了。很显然，这些文章只是我想写的一部较大的著作的一些片段，更确切地说是这部著作的准备；这部著作应该有较高的理论阐述和较丰富的资料，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说明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和纲领是什么。
但是，这本集子所汇集的论文已经相当明确、相当充分地谈到我们党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我们的党目前非常分裂，如果我说我们党内的这种分裂现象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的话，你们毫无疑问会说我相信“神秘的团结”已经到了发狂的程度。我并不认为我们党内的分裂是不能消除的，但是这种分裂是由于在方法问题上有严重的误解而产生的。正是因为我党发展壮大了，我党思想的威力日益増强——请原谅我再次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这才产生了意见分歧，才向我们大家提出了方法问题，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不肯定的、笼统模糊的回答就是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在1901年还要重复我们的前辈、导师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答案，那就是欺骗自己。
有一个无可辩驳的、占主导地位的事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团结增强了，觉悟提高了。人数更多、更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佣劳动者现在有了一个理想。他们不愿意仅仅是避免现在社会的最严重的缺陷，他们要实现一个以另外一种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他们要以生产上的共产主义、以人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合伙人的普遍的社会合作制度来代替个人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保证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统治。因此，他们的思想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行动。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阶级组织，工会及工人合作社实力的增长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或在国家机构中所取得的日益增多的一部分政权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对于这样一个总的、初步的思想，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可能提出不同的原因；或者至少他们对于同样一些原因可能作出不同的估计。他们可能对于经济组织或政治行动的力量大小有不同的估计，但是，他们都认识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演变需要发展大工业，由于无产阶级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无产阶级是有无限发展前途、注定要改造所有制本身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经济行动的范围和形式也是有争论的。有些人希望无产阶级尽量少卷入他们要毁坏的这个社会的冲突之中，要保留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力，准备争取有决定意义的、解放的行动。另外一些人认为无产阶级现在就应该执行他们伟大的人道的使命。最近考茨基在维也纳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提起拉萨尔的名言：“无产阶级是一块岩石，未来这座教堂将在这块岩石的基础上建设起来。”考茨基补充说：“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作为未来建设基础的岩石，他们现在也是粉碎反动势力的岩石。”至于我，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无产阶级并不是岩石，不是石板一块、静止不动的力量。它是一支伟大的紧密团结的力量，但是它是活跃的力量，它参与一切巨大的运动而不迷失方向，它在全面普遍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大家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的高度和广度持怎样的看法，我们都把它看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它可以同其他的力量合作，但决不同其他力量融合，决不能被它们融化，它永远保持着它自己不同于其他力量的动力，以便完成它不同于其他力量的更崇高的任务。马克思最重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互相接近并结合在一起，在他的功绩中也许只有这一种才完全经受得住时间的深刻磨损。在19世纪的头三分之一的时期，工人阶级曾施展运用他们的力量，进行斗争反对占压倒优势的资本的权力，但是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要向什么目标前进；他们还不知道实现共产主义形式的所有制才是完成了他们的努力，才是实现了他们追求的目标。而且，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还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的运动才是社会主义生动的体现，才是社会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力量。马克思的光荣在于以最明确、最有力的方式结束了工人运动中过去有过的经验主义，结束了社会主义思潮中过去有过的空想主义。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把观念和实际统一起来，把思潮和历史统一起来，他使运动中有了观念，使观念中有了运动。他使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有了社会主义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了无产阶级的生活。从那以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就分不开了，社会主义要实现它的全部思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要表现它的完全的实质，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
因此，对于怎样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首先应该这样回答：要通过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来实现。这是初步的、最主要的回答。谁要是根本不能从这个答案的真实的、完整的意义上接受它，谁就必然会置身于社会主义的思潮与生活之外。这个回答尽管是一个一般的回答，却并不空洞，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不断增强无产阶级思想、组织、行动和生活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回答也是唯一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政治和社会的演变将通过什么具体手段、以怎样一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的增强都会加速这种演变，会鼓舞、扩大和加深这种运动。
但是这个初步的回答尽管很有力、很实在，却还是不够的。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因为它开始掌握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于是就产生了具体的问题，即什么才是取得胜利的手段？随着无产阶级实力的增长，这种实力总是同一些具体形式，同普选制、工会、公共权力机关和民主制国家的种种不同形式相结合的。而且，我们不能撇开已经把无产阶级部分地掌握的手段来认识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今天要弄清楚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这并不是空想，并不是回复到空想主义，脱离无产阶级的生活，这反而是联系无产阶级的生活，根据他们的生活实际来向前进展并作出决定。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再是“浮在水面上的精灵”，它已经和一些经济和政治的机构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些机构制度，普选制、民主制、工会、合作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一定的力量，有一个既定的方向。必须知道，是否能够通过这些机构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或者相反，只能通过彻底的决裂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老实说，社会主义者一直都是在寻找预先知道并确定无产阶级要以什么形式、通过什么历史方式取得胜利。如果说我们今天感到有困难，在我们党内有不安和不安情绪，这是因为我们党把我们的导师传授给我们的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方法和新时代的还没有明确表述的需要混合在一起了。
马克思和布朗基两人都相信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但是马克思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他的革命方法有许多方面。因此，我主要是想讨论马克思的方法。可是，不论是从完全的意义上或者只是从任何一种意义上看，马克思的革命方法都已经过时了。他的方法或者是以已经消失的历史上的假定为依据，或者是以不正确的经济上的假定为依据。首先，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大革命的继续在法国和欧洲陆续发生的革命的回忆曾支配着马克思的思想。从1789年到1796年和从1830年到1848年期间的革命运动，其共同特点是，这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参与这些运动，为的是要超越它。在整个这段长时期里，工人阶级还不够强大，不能试图发动一次有利于他们本身的革命，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逐渐根据新的法律取得对革命的领导权。但是，有两件事他们是能够做而且也做到了的。第一，工人阶级参与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便在其中发挥并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利用一切受到反革命势力威胁的新秩序所处的危难情况，成为一支必要的实力。第二，当他们的实力增强以后，希望和雄心在无产者心中滋长起来以后，当资产阶级的各个不同革命派别由于互相进行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或声誉下跌以后，工人阶级就尝试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控制革命，使革命成为他们的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3年，巴黎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通过公社对国民议会施加压力，有时还实行某种专权。在这以后不久，巴贝夫和他的朋友们也是这样企图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用奇袭的方式夺取革命政权。1830年以后，在七月革命中起了阿尔芒·卡雷尔所指出的伟大作用的法国工人阶级曾试图领导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以后不久又试图超越他们。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样一种革命的节奏首先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诚然，在1847年11月，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知道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他认为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而这场革命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
他又写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他还明确地写道：“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3]因此，无产阶级将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完成自身的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将发出大震动的信号。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君主专制或君主专制残余，反对封建主义或封建主义残余，而当资产阶级引起了一系列事件，当它促使危机爆发以后，无产阶级——今天的无产阶级比1648年英国大革命时里尔本的平均派，比1793年时硕默特的无产者更为强大——将以革命的方式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夺取过来。无产阶级起初将和资产阶级并肩进行斗争，一旦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无产阶级立即就会剥夺它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写道：“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4]
这样就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上。马克思的高傲的嘲弄具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他以这样的思想游戏为乐。让历史去愚弄资产阶级，把他们刚刚得到的胜利从他们手中夺走吧，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极大的快乐。但是这样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案是太复杂了，太矛盾了。首先，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力量自己发出革命的信号，如果它不得不指望资产阶级革命突然取得成功的话，怎么能够有把握认为它能拥有它在资产阶级运动之前所没有的力量来反对胜利的资产阶级呢？如果资产阶级在它反对专制和封建的旧世界的革命尝试中被战败了，由于它的失败，无产阶级还在他们开始进行自己的战斗之前就会被击溃。如果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粉碎了帝王的专制、贵族和僧侣的势力，吸收了封建所有制，取消了行会的阻碍和束缚，生气勃勃地满怀热忱地投入它自己开辟的事业中，那么无产阶级将没有能力突然创造一个新的相反的运动来同它对抗。而且无产阶级要想通过奇袭和暴力，试图组织它的“专政”，运用武力来“争得民主”，也是枉费心机，它真正的实力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到超过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实力。米凯尔在他1850年写给马克思的著名的信中预计革命再度爆发的情况时，是很有见地的：“工人的政党可能战胜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阶级的残余，但是它的侧翼将受到民主派的射击。我们也许可能在某一段时候使革命有一个反资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可能破坏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条件，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摧毁小资产阶级。我的格言是，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东西。我们应当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尽可能地延长时间不让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我们特别应当以密集的队形反对任何立宪议会。我们应当以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地方性的无政府状态代替我们在总的方面的缺陷。”但是，“在总的方面的缺陷”是不能用这种办法代替的，确实，当一个阶级从历史眼光来看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当它不得不期待由它取而代之的那些人发出信号，期待从那些人那里得到它采取行动的手段的时候，当它的革命只是一种寄生性的革命，要从敌对的运动中取得力量的时候，如果它指望取得一些成功，就只有使革命继续地、“经常地”进行下去，就只有使所有社会成分的动乱延长下去。可是它这样做，只不过是争取了时间，让反动派增加了摧毁无产阶级又摧毁资产阶级的机会。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它注定只能采取这种策略。而且，如果说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上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仍然属于空想的时期。罗伯特·欧文和傅里叶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层阶级的善良愿望上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让无产阶级等待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时机。《共产党宣言》的建议，不是一个有自信心而且其时机终于到来的阶级进行革命的方法。这是一个不耐烦的、软弱的、想用人为手段促使事物更快进展的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宜之计。
而且，在进行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努力之后，在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的方向去以后，这并不是马克思预计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用暴力破坏所有制和组织信贷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制度。真是一个奇特的制度。《共产党宣言》确认工业的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建立了一支革命力量以后，在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最近纲领中，首先只规定要剥夺地租。它倒退到巴贝夫后面去了，因为巴贝夫的光荣就在于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列入共产主义的行动计划。《共产党宣言》差不多一直倒退到圣茹斯特的地步。圣茹斯特似乎预计到国家有可能剥夺地租。马克思说道：“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逐步消灭。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5]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纲领，这个纲领把18世纪的农业共产主义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圣芒德纲领的一些基本思想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业方面首先只限于对铁路实行国有化，他们甚至没有提到现在连激进社会党人都接受的矿业国有化。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还不是这个纲领的混乱，不是农业共产主义与工业共产主义的并存，也不是废除继承权、从而剥夺新一代的工业资本的条款同容许个人所有制存在的一切条款之间的矛盾。历史证明，不同的形式，甚至互相矛盾的形式，往往是同时并存的；长期以来行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同时进行的，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这两种生产都是并存的，在很长时期内，农业的自由劳动和农奴制也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我相信，在引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演变过程中，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长期内还会并存。这就是伟大改造的法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有权利在1872年说他们对1847年的纲领已经不太重视了，他们这样说并不是取消过去的看法。“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6]人们至多只能因为他们没有在1847年给予工业共产主义更重要的地位而感到惊讶。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相信无产阶级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夺取过来，成为自己的革命，而且能通过突然的强有力的行动争得民主，然而他们却设想无产阶级在刚刚取得胜利以后，即使在最近的国家里，也不能广泛建立工业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并不是纲领的混乱，这是可以澄清的，而是方法上的混乱。无产阶级首先是通过强力行动把政权从资产阶级革命家那里夺过来的。他们“争得民主”，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停止了民主制，因为他们以一个专政的意志代替在自由投票中大多数公民表达的意志。无产阶级又是通过强力，通过专政的权力，才对所有权实行《共产党宣言》中预计的初步的“强制性的干涉”。但是，以后在革命的全部发展中，在制定和组织新秩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是要继续存在下去呢，或者是回到民主制、普选制和妥协的法则去呢？不可能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想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长期停止民主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从朝向民主制发展的巨大运动中涌现的，他们又怎么能长期停止民主制呢？而且，既然他们容许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继续存在，他们又怎么能长期停止民主制呢？一方面容许资本家至少在一个暂时的时期内继续领导工场、工厂——他们甚至都没有试图指出这段时期有多长，——另一方面又不让这些资本家拥有政治权利，不让他们享有公民权利，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让中产阶级做消极的公民，同时又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生产，这简直是自相矛盾。组织国家的信贷机构，然而这个信贷机构的运用又不受全民的监督，这也是自相矛盾。一个从民主制中产生的阶级，如果不接受民主制的法律，反而在革命初期过去以后，继续延长它的专政，那它很快就会成为驻扎在这个领土上滥用国家资源的一帮党徒。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是要把无产阶级引向一种野蛮而没有力量的混乱状态，或者他们就是预计在初步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工人阶级有了伟大的发展，而且使民主制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以后，无产阶级将重新参与全国人民的生活，并遵守普选的法律制度。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如果说民主制完全不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准备的，难道它不会阻碍——而不是扩大——无产阶级的初步专政措施的效果吗？反之，如果民主制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准备的，如果无产阶级单凭合法的力量，争取到使民主制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步的革命行动，那么实际上合法地争得民主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的方法。我再说一遍，一切其他的方法都只是一个虚弱的、没有准备好的阶级的权宜之计，也许在一个时期是必要的。但是今天有些社会主义者还在谈论“无产阶级的非个人的专政”，或者预计突然攫取政权并用暴力破坏民主制，这些人已经倒退到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软弱的阶级、不得不采取非自然的手段争取胜利的时代了。
《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提出的策略是要把无产阶级本身所不能发动的运动引导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是正在成长的、果敢的却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力量所采用的策略，实际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发生的历次危机中都采用过这种策略。马克思关于这种策略的思想是从法国大革命和巴贝夫那里得来的。在1830年以后，巴黎和里昂的工人运动在不明确确认无产阶级方向的情况下把资产阶级革命继续下去。在1848年，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无产阶级在那些英勇的日子里，曾试图把革命的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方向来。布朗基的名言：“我们不创造一个运动，我们引导一个运动转变方向”，就是表达这种政策。这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行动的公式，这是一个自己感到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却有远大前途的阶级的口号。在1870年，紧接着9月4日的事变后又发生10月31日的事变，这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方法。在巴黎公社本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行动代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这又是应用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即把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来。
拉萨尔曾有过更大胆的野心。他不愿意使革命，哪怕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具有资产阶级的形式。他几乎是想在革命的萌芽时期就一下子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在1863年，在普鲁士议会与普鲁士政府发生冲突时，当德国进步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进行活动以保卫受到俾斯麦威胁的宪法权利时，人们可能推测这次冲突是否会引起一场革命。而这次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将不会是社会问题，不会是所有制问题。它将不是由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要求产生的革命，而是由资产阶级和议会制度产生的革命。它将会像马克思在1847年11月预言过的，在1848年和1849年中途失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
但是这样一次德国的革命，尽管它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拉萨尔却不愿意这个革命在它的表现和进程中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哪怕是暂时的也不行。在他看来，组织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应该使资产阶级的冲突转为革命，而且立即掌握左右事态发展的新力量。他宣称资产阶级是没有勇气的，它最多不过想回复到1848年的德意志联邦去，他认为必须建立完全统一的民主德国。他宣称：“极为平庸的目标只会引起极为平庸的行动，只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对伟大目标的热情，才能产生忠诚、牺牲精神与勇敢！”在1848年时听任自由遭受摧残的德国资产阶级今天有什么权利自命为自由的捍卫者呢？而且，拉萨尔得意地注意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领袖已经预先宣布他们决不发动任何革命。因此，如果危机转变成为革命的危机，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站到最前列的地位来。拉萨尔说道：“我觉得德·卞尼格先先生提醒我们，他和他的党根本不想发动革命是非常笨拙的；既然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愿意决不忘记这一点以使他高兴。我们举起手来保证，如果以某种形式产生了这种伟大的震动，我们会提醒民族自由主义派，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们却宣称说他们是不要革命的。”
因此，革命从一开始就几乎可以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拉萨尔意识到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又迫不及待地要收获生活的一切果实。他不像1847年时的马克思，他根本不同意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长期阶段。虽然这场革命的根源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冲突，但是革命将从一开始起就转入工人的手中。这仍然是应用马克思的方法，但是是在一种“边缘”状态下应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时期的期限减到零的程度。拉萨尔确实是想十分缓和地使用这种突然夺取过来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将只限于建立普选制、废除间接税、使报纸不受资本家的控制并以国家的资金大量补贴工人的生产协会，不剥夺财产，不广泛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案。
因此，巴贝夫首次应用的、马克思和布朗基表述的工人革命的方法，即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渗入进来的方法，120年来已经以许多方式尝试过许多次，也建议过许多次。这种方法诚然有过伟大的成果。通过这种方法，工人阶级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里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无产阶级曾试图通过这种方法间接地、迂回地取得政权。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建议，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问题，经常通过这种方法提到欧洲的议事日程上来。“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指共产党人——编者注）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7]无产阶级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远在它还没有拥有决定性力量时，就采取行动。但是，希望可以把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移植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这只是一个幻想。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动荡可以使无产阶级有机可乘，以强力行动取得成功，这也是幻想。实际上，这种策略从来没有达到目的。有的时候革命的资产阶级陷入失败，有的时候革命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它就有力量遏制摧残无产阶级运动。而且即使无产阶级运动出其不意地在另外一种性质和另外一种原因的动荡中取得领导地位，那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它很快就会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削弱成为一个纯粹的民主运动。开始时是一个取得胜利的公社，到后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国。
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布朗基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固定方式已经被历史所淘汰。首先，无产阶级更加强大了，它不再指望依靠资产阶级革命。它愿意以它自身的力量，以它自己的思想的名义，对民主制施加影响，它并不像为了骑马而把骑士从马身上推下一样，等待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为的是把资产阶级从革命中挤开。它有自己的组织，它有自己的实力。它通过工会和合作社，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它通过普选制、民主制拥有可以无限扩大的合法力量。它不再被迫充当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冒险而狂暴的寄生者。它通过逐步合法地争取生产权力和国家权力，有步骤地准备自己的革命，更确切一些说，是通过这种途径开始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如果它期待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来实行强力行动和阶级专政，它的期望也是会落空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经结束了。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行动的推动下，可能扩大人民的宪法权利，主张实行完全的普选制，实行真正的议会制，使政府对议会负责。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的配合行动可能在各处削弱君主特权或帝王专制，以至于使君主制名存实亡，在欧洲争取完全民主制的斗争确实还没有结束。但是，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从现在比利时的情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在中欧西欧各国的宪法中，已经有足够的民主因素，所以可以无须经过革命危机实现向完全民主制过渡。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再像马克思和布朗基所设想的那样，用资产阶级革命来掩护自己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动乱已经不会再有了，无产阶级不再能利用它，使它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现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公开地在民主法制和普选制的广阔范围内，准备、扩大和组织它的革命。恩格斯在晚年就曾要求欧洲的无产阶级进行这种有步骤的、直接的、合法的革命行动，他所说的那些名言实际上是确认《共产党宣言》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了。从此以后，既然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已经结束，无产阶级使用任何暴力手段，都只会使所有非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因此，我总是这样解释总罢工，它不是一种暴力手段，而是有教育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为了明确而伟大的目标可能运用的合法行使压力的最巨大的手段之一。
但是，如果说产生《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观念的那个历史性假设实际上不再有效了，如果说无产阶级不再能指望依靠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来施展自己的革命力量，如果说无产阶级不再能利用一个混乱而狂暴的民主制时期建立它的阶级专政的话，它是否还可以期待资产阶级的经济突然崩溃，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生存下去并陷于破产，发生一场大动乱，从而突然取得政权呢？这也是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前景。马克思为要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既指望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同时又指望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崩溃。在资本主义本身所引起的日益加剧、日益频繁的危机的打击下，由于资本主义使被剥削者沦落到贫困不堪的地步，有朝一日资本主义会自取灭亡。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不可能认真地提出怀疑。“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8]
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可以说已经达到被剥削阶级为维持生存可以容忍的最大极限，这时就要产生不可避免的震动、不可抗拒的反抗，阶级之间的隐敝的内战最后将通过“资产阶级的急剧崩溃”而告终。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思想。我知道现在有人设法掩饰这段话的直率说法。我知道巧妙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不过是提到“相对”贫困化。神学家们也是这样，当他们要想使圣经的文字同经过科学论证的实际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就说圣经创世纪中的“一天”这个词是指为时几百万年的一个地质时期。我一点也不反对这样做。通过这样一些优美而善良的注释，就不会引起什么痛苦地从长期以来所宣扬的教条过渡到人们了解得更为清楚的真理。既然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人需要这样的照顾，谁会想到去和他们为难呢？但是，如果马克思的意思只是指的相对贫困化，他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会使它的奴隶降到最低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因此迫使他们通过一系列不可抗拒的反射运动，促使资本主义急剧地崩溃呢？
人们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只不过是要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的倾向，指出工人组织不做出相反的努力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工人和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倾向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它本身的规律将向什么方向发展。确实，像马克思这样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生动形式的人，怎么可能无视无产阶级的这种行动呢？但是，似乎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种行动虽然确实能为无产阶级带来局部的经济利益，总结起来其主要意义却在于加强它的阶级觉悟，使它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不足和力量。“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9]
我引用这一段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天才描述，并不是为了要就其中提到的每一点进行讨论，在好些问题上，包括工资降到同样水平这一点上，我是有保留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同我一样研究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承认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可以挫败在他看来是资本主义法则的贫困化倾向。我相信可以回答说，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毫无疑问，组成阶级和政党的工人，特别是利用占有者的分裂，可以取得一些局部的利益；但是看来他们从斗争本身中得到的唯一的切实的利益，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因此，工人们的内部团结力量和抗议增强了，目的在于举行一次普遍的起义；他们的革命运动取得成功并加速资产阶级崩溃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事实上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受到无产阶级贫困化法则的支配，而他们对于这个法则只能有非常微弱的抗衡力量。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与它提出要求和采取行动的力量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今后进行伟大起义的动力，就是革命的直接力量。工人们努力争取到的具体的改善只能部分地弥补资产阶级生产法则使工人蒙受的具体的生活水平下降。在对无产阶级产生影响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在目前占主要地位的是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起着主要影响。
既然谈到各种倾向，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都是向这个方向来考虑的。我甚至认为，马克思在他关于现代历史的辩证法观念中，需要有一个无限贫困化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成为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人的要素，要真正成为人类的观念本身，就这一点而论应该被剥夺一切社会权利，无产阶级应该是生活在孤独、无限穷困、没有任何权利状态的人。人们怎么能够自以为了解马克思而不去追溯他的思想的辩证法来源这一根本来源呢？在这方面，他在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文献。他写道：“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0]
我很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在这里说到的是德国和德国解放的特殊条件。我知道他承认法国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历史理想主义，照他看来，法国的社会阶级习惯于自认为是普遍利益的维护者，在法国要实现完全的解放，只需要使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行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行动就行了，在资产阶级身上，这种人道的使命受到对所有权的考虑的限制和妨碍，而在法国无产阶级身上，这个人道使命的普遍性就可以毫不受障碍地发展。
是的，这里所谈到的是德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但是，尽管有民族和历史的差别，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形象，甚至于由于它的绝对贫困，而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形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此，马克思心目中的现代解放运动是通过黑格尔式改编的基督教义。基督教的神为了拯救整个人类，降到受苦难的人类的最低层，救世主为了拯救所有的人，必须自己下降到接近动物界的贫困程度，不可能有人处于比这更低的水平，神的地位无限下降正是人的地位无限上升的条件。同样，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现代的救世主——无产阶级也必须被剥夺一切权利，降低到历史和社会的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境地，这样才能在提高本身地位的同时，提高全人类的地位。正如降生为人的神，为完成他的使命，必须受贫穷、受苦难、受凌辱，一直到复活的胜利的日子，直到这个对于死亡的特殊胜利使全人类从死亡中解放出来为止，无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完成它的辩证使命，在它进行最后的起义之前，在人类的革命复活之前，就要像背负一个日益沉重的十字架似的，听凭资本主义的压迫工人与压低工人生活水平这个主要法则的支配。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产生一种固有的倾向，他很难接受无产阶级地位部分地提高的观点。因此，他是以一种掺杂着辩证法式的神秘观念的喜悦，来指出压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沉重的力量的。
马克思想错了。绝对的解放是不能从绝对的贫困中产生的。不论德国的无产者多么贫困，他们还不是彻底的贫困。首先，现代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有了由于废除原始的野蛮残暴的制度、由于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取得的一切人道的待遇。其次，在那个时候德国的无产者本身实际上具有的历史权利不论是多么少，他们总不是完全没有历史权利的。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他们的历史并不是完全空白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同情过法国无产者的解放行动，同情过7月14日、10月5日和6日、8月10日的工人，巴黎各区的解放行动，因此在法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权利中也有他们的一份。法国无产阶级的这些历史权利已成为世界性的权利了，正像人权宣言是全世界性的象征，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是全世界性的解放一样。正当马克思为德国无产阶级写下关于神秘的地位下降和神秘的复活的这些话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本人一样，他们的心灵和视线都转向法国，转向无产阶级历史权利的伟大祖国。可是，马克思从这种基础的辩证观点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演变发展中，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倾向是主要的倾向，这又有什么奇怪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写道：“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条，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11]他在这里不仅提到立即发生影响的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力量，而且也提到与之抗衡的抵抗组织的力量，这个力量似乎主要是为未来作准备的，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至于恩格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一个僵硬的刻板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顽固不变的，哪怕对于较小的一点改良也是没有能力适应的，所以他在解释社会运动时，就犯了最严重、最重大的错误。很难想象有比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处处表现的错误更为严重的错误了。他到处都看到有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和矛盾的现象，除非进行革命，否则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他在1845年宣称在英国一场工人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迫近，绝对无法避免，这将是有史以来流血最多的一次革命。穷人将要屠杀富人，焚烧他们的大厦。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局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12]对于像英国这样一个善于演变、善于妥协的国家居然抱这样的看法，这正是一个奇怪的看法。他关于社会的僵硬不变的观点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对于当时的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他的论调同最顽固的保守分子是一样的。同这样一些保守分子一样，他也认为在当时那种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宪章运动派迫使英国或者陷入深渊，或者进行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要求实行普选制，但是普选制和君主制是无法调和的；他们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十小时工作日和生产的迫切需要是互不相容的；而十小时工作日的确会引起非常有利的效果，它将迫使英国走上完金新的道路，否则英国就会毁灭。恩格斯写道：“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路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13]
他对于局部性的改良是抱着怎样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啊！他对于工业制度的转变的可能性又是估计得多么微小啊！50年以后，当恩格斯在1872年再度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研究一下是一种什么思想上的毛病、是一种什么系统的错误引导他对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他宁愿坚持他这个几乎完全被历史否定的著作。因此，自然可以肯定恩格斯以这种基础的方式去理解事物。他总是像马克思一样，倾向于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工人生活下降的力量要超过使工人生活提高的力量。
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肯定的、模糊的思想，无论作怎样的解释，都无关重要。主要的是，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接受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大家都宣称从总的方面看无产阶级的经济物质条件每况愈下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公开这样说，有的人小心翼翼地这样说，有些人是以不怀好意的维也纳式的天真态度这样说的。在工人生活下降的趋势和工人生活上升的侵蚀二者之间，从总的方面来说，在生活的当前现实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占上风。既然如此，就不再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重复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能保证被它剥削的人最低的生活需要，它必然要灭亡。既然如此，如果出现一个经济上的大动乱，威胁到无产阶级的生存，从而在求生的本能的反抗下，导致“资产阶级的急剧崩溃”，那简直是幼稚的想法。因此，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产生突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专政的革命的两种假定，一个是历史上的假定，另一个是经济上的假定，这两个假定都同样无法存在了。
在政治方面，将不会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突然夺取过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方面，也将不会有一场大动乱，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在被毁灭的资本主义废墟上，产生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一种新的生产制度。这两个假定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无产阶级未能掌握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在过去的120年来通过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动荡而成长壮大起来，而且它将继续以民主制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形式，从资产阶级内部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得到利益。虽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彻底大动乱引起无产阶级出于本能的全面的革命性的反应，但是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危机，这些危机证实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固有的无秩序，从而自然促使无产阶级准备一个新的秩序。但是，当人们实际上指望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大的经济动乱，资本主义将突然崩溃，无产阶级将突然取得政权时，人们就开始犯错误了。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是靠政治动乱所产生的意料不到的后果，而是要依靠它在民主制和普选制的法律下有秩序地合法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共产主义的秩序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崩溃而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壮大逐渐在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任何人接受了这一条今后成为必要的真理后，很快就会发现进行社会改造和逐步组织起来的明确而可靠的方法。那些不明确接受这些真理的人，那些不认真看待无产阶级运动一个世纪以来的重大成果的人，那些倒退到显然落后于事态发展的《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人，那些把目前的现实向他们指出的直接和真正的思想同脱离真理的旧思想的残余混杂在一起的人，他们自己注定要生活在一团混乱之中。
但是，除非仔细分析目前进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各种倾向，否则我就不可能详细地论证上述总的论断。如果要充分地证明我指出的方法的正确性，就必须通过具体的应用，必须阐明一个“革命演变”的纲领。可是那样做需要一本比我这些零碎的论文更有系统、更有连贯性的著作。亲爱的佩居伊，我应你的要求，现在向那些真诚的希望了解这个困难问题——哪怕是开始较为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的读者提出的论文，还不能进行这样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在这篇导言中，我只想补充一点和本书的目的有直接关系的说明。有一些反对我们的人说，这种服从民主制的法律的演进方法有削弱并蒙蔽社会主义理想的危险。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滔滔不绝地号召采取暴力行动，近乎神秘地期待一次解放性的大灾难，这样才是使人们不要去明确表示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但是，那些想通过宽广而可靠的道路把民主制引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人，那些不想把希望寄托在一时的热情、一个民族的幻想上的人，他们必须以最明确的方式申明他们要把人和事物引导到怎样一种社会中去，他们希望通过怎样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实现共产主义的秩序。社会党愈是肯定地接受民主制和法制，从而与全民族融合，它就愈是有责任突出表现出自己的看法来，而在比较不怎么激动的气氛中，最后的目标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社会党应该根据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安排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动，否则它就会陷入最庸俗的经验主义而迷失方向，就会陷入没有规律、没有目标的机会主义中而消失。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党的一言一行中，都应该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应该总是可以看得清楚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伯恩施坦是不是因为进行论战的需要，而着重阐明的他的著作的批判性的一面。如果让社会主义的最后目标消失在未来的浓雾中，那无论如何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过失。共产主义应该成为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可以明显看到的思想。“批判性的”社会主义应该比其他任何社会主义更有活力、更有建设性。而初步的行动方式之一就是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端政党用以欺骗人的暧昧思想。谁要是想用合法的手段为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争得民主，他的第一个责任也许就是辨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诡辩，揭露它的矛盾。在我概略地说明了革命的演变方法以后，我自然要问激进党，它的有名公式“个人所有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只是我们党对于激进党的暧昧观念和矛盾应该进行的批判性研究的很小一部分。
马克西姆·勒鲁瓦先生在《白色杂志》上曾对我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他说，使用收益权、使用权、居住权、抵押、对外墙和楼梯的共同所有等等都是古老的权利，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有一个新的社会法权。
可是，这里有一个误会。我从来没有说这些形式是新的形式，更没有说这些是社会公共所有制的萌芽。恰恰相反，我总是说过去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有利于其他的个人。但是所有制，即使是个人所有制，也是极其复杂的，这确实是事实，所有权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权利合成的，这些权利有时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有时是分散在好些人手上；所有权根本不是一个分解不开的整体，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因此，抽象地自命为个人所有制的保卫者，那未免有点幼稚，而且人们也没有充分的根据指责我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观念极端复杂，这个所有制将包括全民的权利、中间性集团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指出的就是这一些。
勒鲁瓦先生说：“必须指出，所有的法制都对个人所有权和个人其他一切权利加以限制。——绝对的法律上的个人主义只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
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我首先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本身，尽管它关心个人主义的利益，然而在继承方面，它对于个人的所有权的损害却是史无前例的。勒鲁瓦先生对我说：“平分的原则是早在日耳曼和梭伦以前的希腊实行的习惯原则。”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东西，可是这样一种古老的习惯和国民会议的立法的强有力的规定又该有多大的区别啊！特别是勒鲁瓦先生怎么能没有看到这个革命的法律引人注意之处正是它的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呢？法国大革命以个人权利的名义，为了维护个人权利而不得不建立一个家庭共有、不可触犯的所有权。在这里，具体的个人主义是通过家庭的共产主义而表现出来的。同样，当社会关心到所有的个人的时候，当社会把个人不再看成某一个家庭产业的指定继承人，而是看成人类产业的继承人加以保护，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其权利的时候，社会的共产主义就将是这个普遍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最高形式与最高保证。通过个人主义的逻辑达到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这就是世界上的新现象，我真奇怪勒鲁瓦先生竟让我去回忆日耳曼森林的时代。
其次，我所注意到的是，在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所有制不断受到抑制，不断在改变性质。勒鲁瓦先生谈到一整类的法律时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因此，新的法律主要不是存在于1804年的民法典中，这个法典不过是对不久前的法典加以修改的产物，新的权利主要存在于以后的社会立法，如关于罢工权、劳动视察制等等，正像饶勒斯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些法律真正是向集体主义方向剥夺所有权。”这一点很重要，足以证明激进党人在理论上是肤浅的、不一贯的，他们说他们与我们相反，是个人所有制的保卫者，他们似乎没有料到，他们在工人阶级行动压力下所同意的社会立法正是在不断地限制个人所有制。但是，虽然想从拿破仑法典找到新的法权的特点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却有必要指出，即使在法典中，即使在工人阶级行动压力下逐渐通过的社会立法，个人所有权也几乎有无限的可能进行分解，而个人所有制关系的特点正是部分的相互的剥夺。
此外，勒鲁瓦先生确实过分低估了为了公用的需要剥夺财产权的潜在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意义。“社会对于私有制所拥有的最高的权利，不过是从民主的意义上恢复君主对于王国内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也许是这样，虽然法国大革命对这种权利是从其他的原因来解释的。但是，重要的问题，正是在于这种权利是从民主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权利。因为从民主的意义上恢复的权利还可以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加以继续和扩大，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利益的力量驱使下，已经逐渐日益扩大这种剥夺权，这都是无产阶级亲眼看到的，它正在考虑和期待，这样一种情况在勒鲁瓦先生看来怎么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呢？正当激进党人谈论“个人所有权”的时候，资本主义本身加强了剥夺的法律工具，使之更加灵活，无产阶级将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使用这个剥夺的工具。这就是我有权利指出的，照我看来，如果人们按照我说明的真正意义来理解它，它完全可以经得起勒鲁瓦先生的批评反对，不过，我要感谢勒鲁瓦先生以有礼貌的几乎是友好的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亲爱的佩居伊，我要结束我的这篇导言了，不管我们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怎样的分歧，或者说正因为在我们之间存在这样一些分歧，我很高兴，我再一次表示很高兴同那些自由思考的人直接交流思想，这些人就是你以你的首倡精神和你的经常保持着的批判精神团结在《双周手册》杂志周围的那些人。
让·饶勒斯
1901年11月17日于巴黎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241—266页，佚名译）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编者注
[2] 同上书，第285页。——编者注
[3] 同上书，第284页。——编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编者注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同饶勒斯的引文有出入的地方，根据饶勒斯的引文改译。——编者注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编者注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编者注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编者注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编者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编者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874页。——编者注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86页。——编者注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62页。——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