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让·饶勒斯
两种方法[1]
〔法〕让·饶勒斯
（1900年11月16日）
附：茹尔·盖得《两种方法》（1900年11月16日）
公民们：
你们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愉快，并不在于你们对我们的欢呼，而在于你们听取我们的讲话。社会党组织像今天晚上这样的辩论，这是社会党的光荣，我相信我可以说社会党是唯一对自己的原则的威力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像这样在它的积极分子中间组织一个政治辩论的政党。
我们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我们的党是一个在行动上有纪律的党，关于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我们随时准备服从组织起来的党的正式决议，但是我们的党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党，我们经常注意什么才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好的手段这个问题。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心平气和地但也是毫无保留地说明我的意见。
分歧的起源
盖得同我之间的分歧是从何产生的呢，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我说到盖得同我的时候，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之间有可悲的私人争执。我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是更为高尚但是也是更为严重的争论和分歧，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所说的旧的、可恶的竞争，这是策略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分歧提到党的面前，而党将作出最高的裁决！（欢呼声）
那么，这个分歧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有人说，并且一再说这个分歧是在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的时候产生的，确实，这个事件是加深了、突出了早已存在的方法上的分歧，我待一会儿就会解释我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但是分歧并不是由于这个事件而产生的。这个分歧原来就存在，它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你们实际上都记得，当时我们的许多战友和我，都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有决心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正在这个时候，在1898年7月我们在法国工人党中的同志们的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警告劳动者和无产者不要过分深入地卷入这一场战斗，要保留他们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
在那以后，在米勒兰参加政府以后的第二天又发表了一个响亮的宣言，这个宣言宣称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不仅仅是要对付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而且要纠正据宣言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年之前的背离行为。这又是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所运用的策略的一次新的谴责。
而最近盖得在万蒂埃大厅发表悼念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时，他又回到这个可怕的问题，他再次宣称，我们参加这一场不适当的战斗是错误的，我们这样做就是为民族主义的利益服务，他说纠正资产阶级社会的错误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总之，由于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我有权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这个说法，我们在方法上的这个分歧开头并不是在关于米勒兰入阁的问题上产生的，而是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产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听众中有人喊道：“盖得万岁！”有人喊：“肃静！”）
德洛里：公民们，我们已经要求你们不要打断讲话，请注意听；这样你们才可以自由判断你们愿意采取什么方法。
饶勒斯：我相信我说的话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准确地概括了反对我们的人针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我就要说明，既然这一场冲突已经震动一切有思想的人，而我们曾认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表明立场，这不仅是为保卫受到迫害的个人，也是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既然关于这场冲突有人说我们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阵地、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我说我们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个经常为人们所引用而又极少得到明确解释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阶级斗争
公民们，照我看来，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由三个因素、三个概念构成的。首先一个因素也是根本的因素，就是证实一个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把人们分为两类，把利益分成两大类，这两类人、两类利益必然会强烈地对立起来。在一方面，有那些掌握生产手段的人，他们这样就可以支配其他的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有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必须通过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生产手段才能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们要受这个资本家阶级的摆布。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经常进行斗争，这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雇佣劳动者要提高自己的工资，资本家要压低他们的工资，雇佣劳动者要确保自己的自由，资本家要使他们处于依附地位。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因素。作为阶级斗争基础的实际条件，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是私有制。请你们注意，因为这是涉及劳动的手段，从而也是涉及生活的手段的问题，所以这就涉及到人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需要，涉及到人的私生活，涉及到人们日常的生活。因此，由于社会分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而产生的冲突并不是表面上的冲突，它是一直贯穿到生活的基础上的冲突。（热烈的鼓掌）
但是，公民们，单单有这种利益上的对抗还不足以产生阶级斗争。如果无产者、劳动者设想不到有可能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如果他们虽然认识到他们所处的依附地位、脆弱的地位，他们却不能预见到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如果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永世长存，这种必然性逐渐就会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就会放弃推翻一个非正义的制度的任务。照他们看来，这样一个任务将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人打断发言）
德洛里：公民们，请不要打断发言。如果再有人打断发言，我就只好请维持会场秩序的纠察员把打断发言的人赶出去。（鼓掌声，有人继续插话打断发言）
公民们，难道你们不认为对这两位要发言的人更正当的态度就是不要去打断他们的发言吗？如果你们打断饶勒斯的发言，就显得你们认为盖得没有能力回答饶勒斯；如果你们打断盖得的发言，就显得你们认为饶勒斯没有能力回答盖得。
我相信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同志都有足够的才能，可以向我们解释我们面临的两种理论，用不着别人插话，正像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插话只会扰乱这场讨论。（鼓掌）
饶勒斯：因此，为了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为了使整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单单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对抗还是不够的，雇佣劳动者还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法则，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所有制不再是垄断的，不再是个人的、私人的所有制，而是成为社会所有制，以便使一切互相协作的生产者都同时参与对劳动的指导，共享劳动的果实。
因此，利益对立的双方必须意识到它们自己（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已经是正在进行斗争的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一个是今天的社会，它铭刻在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证书上而，另一个是明天的社会，它铭刻在无产者的脑海中。
这两种社会在目前社会中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最后，阶级斗争的存在还有第三个条件。如果无产阶级可以期望借助于一个中立的、仲裁的、凌驾于互相冲突的利益之上的权威来得到解放，来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为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它就不会自己起来担负捍卫这个事业的责任。
你们知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承认有两种对立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人民：“你们不要举行起义，不要组织起来，有一个慈善的、来自天上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用不着你们举行起义，它就会在我们中间实现兄弟友爱的正义。”
好吧，如果劳动者相信这些话，他们就会听任这个来自天上的权力指导，那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如果劳动者可以期望资本家阶级、特权阶级本身由于受到正义的感召而使他们得到解放，那也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
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者曾经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将自上而下地实现。
伟大的英国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曾经向在举行维也纳会议的神圣同盟国家发出呼吁。我国的伟大的傅立叶，他每天总是等待在他所指定的一个时刻会有一个慷慨的捐助者为他带来必需的资金，以便创立第一个共同体，他希望这个光芒四射的共同体将逐步传播推广，可以说是扩大组织和和谐的圈子，他希望单有这个共同体的范例，就足以使人获得自由与欢乐。
在那以后，路易·勃朗从另外一个观点设想，只要资产阶级恢复1793年时的一些精神，它就能解放无产者。在他所写的《十年史》一书的结尾，他要求资产阶级充当无产阶级的监护人。
只要无产阶级可以这样期待来自天上的或是资产阶级的监护人，只要它可以期望依靠它自身以外的其他的权力、力量来获得它的解放，那时就不会有阶级斗争。
自从无产阶级从六月的日子[2]中得到了经验，认识到只有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它自己的组织，才有获得拯救的希望，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阶级斗争。
可见阶级斗争的原则首先以社会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其次一个前提是无产者要认识到明天的社会和获得集体主义的经验。而当无产阶级得到这样的信念，即认识到它应该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时，阶级斗争的前提就完全具备了。（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策略问题
公民们，这就是我对于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我给阶级斗争下的定义。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严重的矛盾。可是我认为，只要你像这样分析、解释阶级斗争，你就不可能运用阶级斗争来预先详细确定每一天的策略和方法。
是的，阶级斗争的原则使你们有责任让无产阶级感觉到它在今天社会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是的，它使你们有责任向无产阶级解释集体主义所有制的新制度。是的，它使你们有责任组织工人的工会、政治团体、工人合作社，增加阶级的机构。
但是，单是有阶级斗争的观念，你们还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竞选的斗争以及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参加这个斗争；也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应该关心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关心这种斗争。单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你们就不可能说你们是否可以缔结选举中的联盟，或者应该拒绝一切选举中的联盟。
这是一个普遍广泛的原则，它向你们指出一个总的方向，但是你们不可能从这个原则中推论出日常的策略和解决日常问题的办法，就像你们单是知道总的风向还不足以预先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将怎样揺动和每片树叶将怎样抖动一样。
同样，你们尽管知道一个将军的整个战役方案也是枉然的，你们不可能由于对这个战役方案有总的了解，就预先确定组成全军的每一个战术单位应该完成的所有个别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冲击或撤退的行动。
因此，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我们之间可以就要发动的战斗的总的方向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是当问题涉及确定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德雷福斯案件中去，当问题涉及社会党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国家权力机构的时候，如果只限于引用阶级斗争的一般公式，就不足以解决这种问题。
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都必须研究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也不说这是其他的问题。（长时间的鼓掌）
同样，如果你们按照反对我们的人经常说的那样，把社会党说成应该永远是一个反对党，那你们也不能认为这样就是运用了阶级斗争的原则。我认为这样一种提法是特别暧昧、特别危险的提法。
是的，社会党是不断地、坚决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行为、思想、宣传、投票行动都应当以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为口的。但是不能因为社会党是从根本上、实质上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政党就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相继执政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作出任何区分。
是的，今天的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两个部分，但是今天的社会同时也受到一切旧时代的势力卷土重来的威胁，受到封建野蛮制度、教会独揽全权的制度卷土重来的威胁，而当共和自由遭到损害，信仰自由遭到威胁，引起旧时代的种族仇恨和残酷的宗教纠纷的古老偏见看来又在复活的时候，社会党的责任，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要同那些不愿意开倒车的资产阶级派别一同前进。（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我确实觉得惊讶，我竟需要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本来应该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财富和准则。马克思自己就写下过这句很好、很明确的话；“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又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乡绅和教士。”（热烈的鼓掌）
有一个公民说：这不是事实！
德洛里：公民们，很遗憾又有人打断发言，我刚才已经说过为什么这是令人遗憾的。
饶勒斯：公民们，我已经认出了刚才很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讲话的那位同志，我只想对他说，请你和你的朋友们去查对一下我刚才引证的那句话，如果我引证的话是准确的，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来作为补偿，就是在我们以后的一次会议上，站到台上来公正地证明我没有引错。（欢呼声）
如果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派别和那些至少还愿意保留自由的若干残余或若干萌芽的资产阶级派别之间不作任何区分，那它就不可能不违背它的一切责任、一切传统和切利益，同样，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者议员说来，也不可能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加区分。
我用不着再强调这一些，人民根据他们的革命的良知已经对梅利纳[3]政府和布尔茹瓦[4]政府加以区别了，他们对于今天的政府和正在等待机会取而代之的民族主义政府也是区别对待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用举其他的证据，我只需要提到社会党议会党团那次全体一致的投票就行了……
一个公民讽刺地问道：是关于夏龙事件吗？
饶勒斯：请注意，你们以为说这句话就会使我难堪吗？
德洛里：公民们，请允许我向一位老同志、一位创建党的人，也就是说向一位在我们队伍里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人说一句话，他应该比别人更有耐心等待盖得同志的答复。
你们都知道打断发言的后果，我呼吁党的忠实的同志来作证，希望他们注意不要由于首先开始插话而给我们的敌人有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继续扰乱我们的会议。（鼓掌）
德雷福斯案件
饶勒斯：公民们，为了把我的想法说透彻，我还要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无产阶级阻止资产阶级自身在精神上和道德上过分急剧地蜕化堕落，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当不同的资产阶级派别围绕一件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展开你们所知道的一场斗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中很少数的人，面对着一切肆无忌惮的谎言，企图伸张正义并且传播真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责任是不要保持中立，而要站到真理受到摧残、人道在发出呼唤的一方面。
盖得曾经在万蒂埃大厅说过：“让那些崇拜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那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赞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努力去抹掉那里的黑斑吧！”
好吧，请允许我对他说，只要是对于一个人犯下了一件罪行，即使是资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但是只要是无产阶级通过进行干预本来能够阻止这个罪行，那么要对此负责的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要负责，由于它没有阻止正待动手的刽子手，它也就成为刽子手的帮凶，于是，这个黑斑就不再是遮盖、玷污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斑，这会是玷污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太阳的黑斑。我们可不愿意无产阶级的黎明蒙受这个耻辱的玷污。（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个大悲剧开始时，给我鼓励和督促最多、促使我参加这场战斗的，正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欧洲和法国的社会党都应该了解这个事实。
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到上届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面前的。
当这个问题初次提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确定我们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社会党议会党团内大致分为两派：
一方面是当时被称为议会党团内的温和派的人，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他们。这就是米勒兰、维维安尼[5]、茹尔德[6]、拉维[7]这些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介入。”
另一方面是那些当时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党团中的革命左派的人。这就是盖得、瓦扬和我，我们说：“不，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战斗！”
啊，我还能记得起左拉的信件发表的时候盖得的令人赞叹的语调。我们社会主义党团中的温和派的同志说：“但是，左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左拉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要社会党盲目地跟着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跑吗？”
而盖得当时听到这些话就像感到要窒息似的，他起身把我们会议室的窗户打开，一边说：“左拉的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为！”（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后，我由于受到这番话的鼓舞，也由于我自己的信念，在左拉受审的时候出庭作证，在那一大群上校、将军面前（人们当时已开始怀疑他们的罪行，不过还没有对这些罪行进行深入的追查）作证、揭发，以后又回到众议院的时候，盖得对我说了这些我将终生不会忘记的话：“饶勒斯，我爱你，因为你的行动永远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长时间的轰动）
当那些总参谋部的生番们继续对一个被制服的人大逞淫威时，盖得对我说：“将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于堕落到这种地步、腐化到这种地步的人类该怎样办呢？”他十分忧郁地说：“我们将会来得太晚，当轮到我们来建设我们的大厦时，人的材料都已经腐朽了。”
那么，在说了这些话、发表了这些声明以后的几个月，党的全国委员会在7月间为什么又试图要让无产阶级撤出这场战斗呢？
我曾多次对自己试图解释这个原因，也许是革命派觉得我们在这场战斗中耽搁的时间太多了，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和人民的精力吧？
但是，请允许我对他们说：如果在这一场反对一切谎言、一切压迫势力的战斗中，我们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又如何能发动人们的革命劲头呢？
至于我，我愿意继续下去，坚持下去直到那个狠毒的野兽被迫吐出它的毒液时为止。（欢呼声）是的，必须追究一切伪造证件的人、一切撒谎的人、一切屠夫、一切叛徒；必须用真理之剑的锋芒逼迫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他们罪行的可耻。（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请注意，就是在7月间发表了通知我们必须放弃这场战斗的宣言以后几个星期，我们由于坚持了这个战斗，就迫使昂利上校供认了他的伪造文件的行为[8]。
我们没有听从别人向我们发出的撤退的信号，我们代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代表革命，对于揭发军人集团犯下的反对人类的最大罪行之一作出了贡献，请允许我为此感到庆幸。（鼓掌）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当这些罪行暴露出来以后，当你们学会认识到军国主义的一切耻辱、一切谎言、一切阴谋诡计以后，军国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威望就会不断下降。应当了解，军国主义之所以危险，不仅仅因为它是资本的武装捍卫者，而且因为它以一种虚假的伟大形象、以一种虚伪的忠诚和牺牲精神来迷惑人民。
当人们认识到，这个粉饰得如此光彩夺目的偶像，为了满足它的可怕的欲望，要求牺牲整代整代的人，当人们认识到，这个偶像是腐朽的，它的内容就是耻辱、叛国、阴谋和谎言的时候，军国主义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社会革命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热烈的鼓掌）
有一个公民说：加利费万岁！
饶勒斯：我说，无产阶级这样一来就加倍履行了它对自身的责任。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无产阶级履行了它对自己、对文明和对人道的义务，因为无产阶级充分展开了阶级行动，以至和路易·勃朗所说的相反，不是资产阶级充当了它的监护人，反而是它在这次危机中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监护人，而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保卫这个自由；因为无产阶级在这一伟大社会悲剧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才可能有一个社会党人直接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
米勒兰问题
不管你们对于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有怎样的看法，不管你们对以这种方式开始实行的策略和它产生的结果有怎样的看法，你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总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你们还记得，一年以前拉法格公民自己也这样说过。他从一开始起就反对米勒兰参加内阁，然而他宣称这是我党力量増长的决定性的象征。
我记得，在几个星期以前，在国际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不理睬莱宾总监手下的警察们的笨拙的示威，前往巴黎公社社员墙献花圈，代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极左翼、在德国代表中唯一投票反对考茨基的妥协性提案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辛格尔[9]公民当时曾说道：“我们不能同意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但是我不能不说，30年前资产阶级曾在这里枪杀无产者，然而社会党现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到了危急关头，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基本的自由，也不得不拉一个社会主义者入阁。”
因此，我们之间关于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怀疑。不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当着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面一致宣称，这证明我党的力量增长了。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否正确，是否明智，是否合乎原则？
公民们，照我看来，现在是到了应该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总是激烈的争辩中讨论这个问题，至于我——请原谅我再次回忆一下往事——如果我回顾一年以前12月的代表大会和最近9月底的代表大会，我就想起我肯定听到过这些论据，但是我也听到过各种的叫嚷：“加利费！夏龙！马提尼克！”
我以为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讨论方式了，因为有人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其实这种方式也可能伤害你们的朋友，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对我嚷道：“加利费！”意思是说我们由于赞同米勒兰入阁，从而可以说就是对加利费过去的一切行为负责，或者负连带责任。
请你注意，刚才那位用无声的手势打断我的发言的同志，我感谢你提醒了我而没有扰乱会场的秩序，请你注意。
你们里尔市的劳动者，在米勒兰入阁以后两个月，你们也曾在这里欢迎过他，你们也曾在这里向他祝贺，向他欢呼，我想，尽管他那时已经成为加利费的同事，你们不愿意同时向加利费本人欢呼，所以，你们还是不要搬起石头来打我们，以免打了你们自己的脚吧。（赞许声。欢呼声）
现在，我想就马提尼克和夏龙的可悲事件说几句，但是请允许我提醒那些任意动肝火，甚至于把这些事件归咎于我们的同志，他们很奇怪地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了。
当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持一个政府、哪怕是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政府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那样的天真，会期待这个政府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完全主持正义，完全尊重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不公平的世界，只有脱离了资本主义才能脱离不公平的世界。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在敌人中有更加残暴、更加凶恶、更加野蛮的敌人，当我们支持一个政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赞成这个政府，我们是反对其他更坏的、想取而代之以便损害你们的政府。
有人由于我们所支持的人的过失、错误和罪行而责备我们，这是极端不公平的，我们所以支持他们，只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罪行。（热烈鼓掌）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当马提尼克岛法国人的屠杀事件刚传到欧洲时，当我们的朋友接到头一批信件，政府收到最初的报告时，在巴黎开会的安的列斯群岛社会主义小组就向政府提出了交涉。
它要求政府三件事，要求调走以最粗暴的方式判处罢工者徒刑的行政长官，要求对行凶的军官卡恩予以申斥并给予最严厉的纪律处分。
有人说：应该枪毙他！
饶勒斯：最后它要求立刻释放一切由于罢工而被判刑的黑人无产者。
那个军官已经受到处分，法官们已经被调走，已经用电报发出命令，释放一切被判刑的罢工工人。（欢呼声）
至于法国的罢工，我只想说一件事，政府采取了一种策略，就是不解除市政机构对于警察的指挥权。不论如何，如果无产阶级将来能一直迫使政府这样做，这对于无产阶级还可能会有好处。
你们知道，像梯叶里这样的马赛资本家已经抱怨政府没有从马赛的社会主义者市长、我们的朋友弗莱西埃手上夺走对警察的指挥权。
在夏龙，市政府禁止游行的罪行就是引起骚动和产生凶杀事件的原因。
不管怎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警察是归由无产阶级选举出来的、生活在无产者中间的市政府掌握，无产者就会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必须坚持要求警察归市政府掌握。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如果由于我们支持瓦尔德克-卢梭政府，反对民族主义和反动势力，你们就有权控告我们在马提尼克和夏龙事件中犯了什么同谋的罪行，那么你们对于你们的朋友们又将怎么说呢？
请允许我毫不拘束地说几句，你们在这个讲合上集合了法国工人党的市长们。好吧，请问你们，如果马提尼克和夏龙事件就是政府政策的特征，如果这些罪行就是政府政策的真正表现和特征，那么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包括你们的市长们在内，已经同意去同那些杀人的执政者参加同一个宴会——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你们对于那些市长们又将怎样看呢？
里尔市的市长，德洛里公民，富尔米市——就是那个遭到屠杀的城市——的市长，所有由选举产生的市长，所有担负市政责任的人，他们都将同瓦尔德克-卢梭一同参加宴会。而当众议院复会，议会开会，有人对总政策提出质询，不仅仅是涉及夏龙和马提尼克事件的问题，而且涉及被可耻地驱逐出境的西皮多，渉及被赶走的莫尔加里，当涉及这一切问题时，当时客观事物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是不要听任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反动势力摆布，因此你们的全体议员，包括在座的泽瓦埃斯[10]，包括瓦扬，所有的议员都对政府投了信任票。
请你们当心，如果你们要谈起夏龙和马提尼克事件，你们所打击的就不止是我一个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所以我们是可以超越这些个人之间的论战，超越这些兄弟自相残害的斗争的，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认识原则问题。
我敢对你们说，也许我的自信是过于狂妄了，不过我相信我的话是不会被未来年代的事实所否定的，我敢对你们说，30年来，每当社会党尝试一种新的行动形式，每当社会党放弃它初期的、被称为革命态度的那种置身局外的态度，采取行动来干预各种事件时，总是会有一些不妥协派对于社会党提出责难，就像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今天对于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提出责难一样。
策略
公民们，30年来，社会党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参与了许多事件、许多机构，而在开始时它对这些事件和机构都是不介入的。我们今天进行的讨论就是为了要了解社会党是否应该参与议会的行动。
可是，同志们，你们可不要以为过去的情况一直都是这样的。在社会党30年的历史中，有一个时候，凡是建议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的人都会像我们今天这样遭到激烈的反对和严厉的谴责。
我请你们听一听全体社会主义者所哀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公民威廉·李卜克内西同志在1869年所写的话。
在1869年，为选举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而建立的普选制已经在德国实行了两年，李卜克内西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探讨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所能够做、应该做的工作。
他不但不允许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过问改良的行动，而且认为议会的讲坛也是没有用处的，即使为发表纯宣传性的演说也是这样。他写道：
“我们的演说不能直接影响立法；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演说来改造议会，凡是我们通过演说能在群众中传播的真理，我们都可能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传播。
那么，在议会中发表的演说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一点都没有。没有目的地说话，这是傻子们的消遣。
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还有坏处。这是牺牲原则，降低政治斗争的水平，把它变成议会中的争吵；使人民相信俾斯麦的议会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愚蠢的行为或是叛卖的行为。”
[11]
这就是1869年时社会主义民主派对于我们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对他们的宣传活动的看法。我想你们已经看出，这是就一个不同的问题提出的同样的谴责，人们就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对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谴责。
但几年以后，由于客观事物的不可抗拒的运动，李卜克内西不但是帝国议会中的一名战士，而且还进入了萨克森邦议会，在进入这个议会时必须宣誓效忠于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宪法，誓词是：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会场内发出喝倒彩声）
德洛里：公民们，那些由于需要插话而打断别人发言的人使自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了，因为饶勒斯不过是引证了一句话而已。（笑声）
饶勒斯：公民们，你们瞧，我们之间的偏见可能会引起多么奇怪的误会啊！我刚才对你们说过，凡是进入邦议会的人都得宣誓效忠于萨克森国王；我提醒你们，我告诉你们李卜克内西为了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所作的宣誓的誓词，可是有些过于性急的同志居然不惜指责我是教权主义。（笑声）
请你们记住，这些话都是李卜克内西说的：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要毫不动摇地忠实于宪法，我要凭我的良心，以我的建议和投票为君主与祖国互不可分的利益服务。愿上帝帮助我。”
同志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单纯的人、毫不妥协的人对社会民主党控诉李卜克内西，认为他不应该为了在邦议会里取得一个议席而作这样的宣誓。而李卜克内西这位杰出的革命者当时很正确地回答他们说：“宣誓又怎么样呢？如果统治者只要用一纸誓词就足以阻塞我们的道路，那我们就只好永远受他们愚弄。”
试问，如果一个社会党人部长接受了所谓的内阁礼仪，即在表决时和他的内阁同事表面上的连带责任的礼仪，有人认为接受这种礼仪是犯罪行为，试问，这种礼仪为法国社会党带来的侮辱是不是就比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国王给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者带来的侮辱更为严重呢？
试问，如果我们面临这种纸上的障碍，面临这种礼仪和繁文缛节，我们是否会停步不前呢？如果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必要使我们中间的一个打进资产阶级政府的堡垒，那么，我们是否会犹豫不决呢？（“不会！不会！”欢呼声）
但是，这还不算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可是，我忘记时间了……公民们，我很抱歉我讲得太长了。（“讲下去吧！讲下去吧！”）
我很快就让盖得来演说。
德洛里：再过一刻钟，你就该结束发言了。
同志们，我们要求你们耐心一点。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我们牺牲几分钟时间。饶勒斯同志将尽可能简短地概括一下，以便使盖得可以答复。（欢呼声）
饶勒斯：我刚才说，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也遇到了一个同样困难的问题。
在普鲁士，还没有实行普选制，那里有三个等级的选民。那是一种道地的根据财产决定选民资格的制度，采取的选举办法使社会主义者绝对无法单独竞选进入普鲁士的选举产生的议院，他们只有同资产阶级政党缔结联盟，或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才能被选进议会。
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科伦代表大会上，根据倍倍尔的报告，通过了下面的宣言：
“鉴于同敌对的政党达成妥协是违背我党迄今所遵循的原则的，因为这种妥协必然会使我党涣散，导致党内的争论与分裂，因此，代表大会声明：
我党在普鲁士的党员的义务是，在现行制度下完全不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认识到，由于他们完全不参加选举活动，他们就是听任反动的政党去击溃自由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联合的权利都受到威胁。
1898年在汉堡，1899年在斯图加特[12]，他们开始允许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参加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
最后，这样做还是不够，于是倍倍尔，也就是在1893年曾要求社会党禁止所有党员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那个倍倍尔，也认识到所犯的错误、策略上的过错，他在1900年就要求美因兹代表大会作出明确决定。
在美因兹代表大会上，即宣布禁止社会党人参加选举以后的七年，德国社会党就指示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参加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
然而，德国社会党在1893年却曾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以党的策略的名义禁止德国社会党人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以后，他们看到，阶级斗争迫使无产阶级保卫它的基本自由，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起来，他们过去表示“反对”的，现在表示“赞同”，而且还发出了指示。你们是不是会谴责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背叛呢？（热烈鼓掌）
至于我，我现在不可能向你们说明我的全部理由，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将来总有一天统一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也会指示它的一个或几个党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以便监督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尽最大可能反抗反动势力的诱惑，尽可能参加改良的工作。
统一
公民们，朋友们，如果我就这样草草结束我的不完备的发言，以便让盖得接下去发表讲话，那我就是滥用了你们的好意，我就会感到很为不安，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说明，不管在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分歧、困难和暂时的争论，我们总是会重新会合在一起的。
当党将来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将回来，不再是为了互相进行斗争和争论，而是作为忠诚的同志，在一起探讨为我党利益服务的最好的方式。有人对我党说：“要继续保持孤立，站在一边，不要参与政府的活动，尽可能离资产阶级的国家远一点。”
可是我却要对你们说，一切伟大的革命所以能在世界上完成，都是因为新的社会在它蓬勃开展以前，就已经通过一切的裂缝，通过一切最细小的根茎，渗入到旧社会的土壤中去了。
有一天考茨基带有一些讽刺的意思对我们说：“难道你们以为可以通过争到一个一个的部长席位而夺取国家政府的权力吗？这就像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时期设想可以通过在红衣主教团中争取一个一个红衣主教的办法来征服世界一样。”
我请考茨基原谅我这样说：在12世纪、13世纪时各种异教、独立的宗教信仰的大暴动之所以有力量，以后宗教改革之所以有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它夺取了旧的教会的一部分权力；这是因为在16世纪时，有一段时期，宗教信徒们都不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的红衣主教、主教或修道士是跟教皇站在一起还是站在路德一边。
天主教会很清楚地感到，很清楚地了解到这种渗透方式对它的威胁，所以在组成耶稣会来保卫教会的时候，耶稣会规定的口号就是，要到处渗透，本身却不允许任何方面渗透进来。
天主教会保存了好多世纪，它对于新社会的行动一概拒之于门外。但是天主教会能够做到的事，资产阶级民主制却做不到。它不能把自己关闭起来，它已经让你们渗入到市政机构中去了。
有人谈到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内所承担的责任，可是难道你们那些当选市政领导人员的人就不承担责任吗？
难道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吗？但是任命他们的普选制还是要由资产阶级的法律来规定，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
如果我想驳倒你们的某些朋友的毫不妥协的观点，我就可以提醒你们，你们是通过普选制才取得市政权力的，而资产阶级的法律由于把接受救济的人和没有固定住处的工人排除在普选制以外，就是把最贫穷的无产者排除在外了；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市长，尽管他是社会主义者，也可以被中央政府解除职务，而且在一年以内他不能再度当选；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他是市长，他必然要同意实施、执行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律；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在你们的街道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也不得不使用治安部队，否则别人就会说社会主义就是抢劫与凶杀。
你们看吧，在马赛，这些时候社会主义的市长所负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当他在克吕格尔[13]到达马赛时亲自到场照料，当他保护英国人避免遭到可能发生的群众暴行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马赛的社会主义市长，他对安全、对全法国的声誉负责。
如果不需要承担这些责任，那么在群众面前当社会主义市长就太方便了。但是他必须承担这些责任，因为他的任务是重大的，因为他同时既是正在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部分。
所以，光有一个机构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的市政府行动起来，必须要有有头脑的人，谨慎的人，能思考、镇定而意志坚强的人，像弗莱西埃、德洛里这样的人。（长时间的欢呼声。高呼：“德洛里万岁！”）
是的，随着社会党的权力的増加，它的责任也増加了。
但是我们不怕承担这个责任，社会党不怕承担这个责任；它对工人阶级有信心，条件是工人阶级必须是有组织的、统一的阶级。面对所有其他一切混乱的、互不协调的政党，工人阶级必须只组成一个政党，就像它只组成一个阶级一样。
是的，在我们之间将来会有方法上、策略上的分歧，也许还会是长期的分歧。但是，在比利时、在德国也有这种分歧；这并不妨碍他们统一起来，进行同志之间的真诚的讨论。
我们也愿意像这样继续讨论，我们希望通过智慧、理性和组织公开地准备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统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团结；而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进行改良的工作，并且在改良中开始革命的工作；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温和派，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革命者！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6—112页）
附：
两 种 方 法[14]
〔法〕茹尔·盖得
（1900年11月16日）
男女公民们：
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饶勒斯很好地把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正是你们今晚来开会想要解决的唯一问题。饶勒斯超出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争论范围，一直追溯到德雷福斯案件，这就从历史角度说出了我们的分歧的真相。
是的，这正是分歧的起源、开端和根子，而分歧本身从那以后不断地加剧和扩大了。
阶级斗争
饶勒斯在开始他的演说时首先向你们提供了一切判断所必需的基础，他提醒你们，现今社会是分裂为必然互相对抗、彼此斗争的各个阶级的，他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正确地指出，你们只有站在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上才能在他和我们之间作出抉择。
不过，据我看来，饶勒斯在谈到阶级斗争时太不谨慎了。他把阶级斗争称为一种原则，而我称它为一种事实。瞧！他给你们下了一个多好的定义。他向你们证明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在所有工场里都很猛烈，证明当它进入政治领域并且有计划地进行后，是消灭阶级、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的必要手段，然后一转，却又对你们说：“我们刚才明确承认过的并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了的阶级斗争，我们就要抛弃它了，因为它无法规定我们每天的行为、政策、策略”。他把阶级斗争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天堂相提并论，而这个天堂如此遥远，不着边际，不影响日常生活，不指导现今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意志和行为，它只归结为一种空虚的简单的信仰。
如果饶勒斯下了很好的定义的阶级斗争不应当决定你们每天的行为、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策略，那它就是谎言和欺骗。对我们来说，恰恰相反，阶级斗争是而且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行为的准则。（连声热烈喝彩）
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为了在承认它、宣布它之后又抛弃它。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唯一立足点，是工人党赖以组织起来的基础，是我们应当坚持用来考察一切事情并加以分类的依据。
最初的分歧
有人对我们说：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但是当统治阶级的某一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判决时，阶级斗争并不禁止无产阶级忘掉自己每日每时遭遇的不平，忘掉每日每时他们的家庭、妻儿老小遭到的残暴对待，相反，它要求无产阶级忘掉这些，它使这一点成为工人的义务和法律。
他们必须忘掉这一切；仅仅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无名的屈辱、无名的不平，不算什么。但是只要有某个参谋部上尉或某个资产阶级领导人受到本阶级司法的迫害，无产阶级就必须抛弃一切，争先恐后出来打抱不平。
我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我认为这样理解的阶级斗争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啊！饶勒斯还援引了自己的回忆呢，他跟你们谈到了1893—1898年那一届众议院任期终了的时候社会主义党团中发生的事情。那时，德雷福斯案件刚开始，可以说还处在萌芽阶段。饶勒斯对你们说，当时有温和派（他不属于这一派），还有极左派即激进派（他自己是这一派），他说，这时盖得自己催促社会主义党团介入这一件不带个人或私人色彩的案件。
正如饶勒斯所说的，那时我反对温和派的态度。你们猜猜他们是怎样说的？饶勒斯本来应当在这个讲台上讲讲。温和派之所以不希望我们卷入这件事，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正面临大选，那样一来可能会影响我们重新当选。他们还说：“啊！要是再过一两年才举行普选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研究这个问题，再根据党的利益和任务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介入。”
我的抗议正是针对这种竞选的卑鄙行为和这些只知道谋取议员席位的人的。（热烈鼓掌）我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因为我走得更远。我说，如果无产阶级利用普选的目的只是为了重新当选或保住议席，那还不如抛弃议会方法，只限于从事纯粹的革命活动。
我讲得对吗，饶勒斯？我当初是这么讲的吧？（连声喝彩，骚动）
同志们，请允许我讲得再具体点。当时饶勒斯和我是一致的。……
饶勒斯：很好，说得很对。
我们的态度
盖得：同志们，可是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否要把无产阶级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呢？难道要把一个人的无罪或有罪这样的画谜提到工人阶级面前吗？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案子是一个真正的画谜，而且始终是一个画谜。一些人宣誓为这个人的话作证，另一些人宣誓为另一个人的话作证。你们永远也无法弄清这一堆矛盾和混乱并形成自己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断定、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当无产阶级需要拯救本阶级，拯救整个人类的时候，当然更不能强求无产阶级去拯救一个人！（长时间鼓掌）
在左拉的诉讼案问题上，我们目睹了总参谋长和一批高级军官演出的令人难忘的丑剧。他们在本国的法庭上以武力或辞职相威胁，左右裁判结果。他们说：“如果法庭拒不同意我们所要求的判决，我们就要立即离开我们的岗位，丢下、放弃我们负责的国防不管。”
我对饶勒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和国，即使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屈服于高级军官的这种最后通牒，那这个共和国就没救了。我还说：“我们应当在议会发表意见，应当立即要求逮捕布瓦代弗尔[15]及其追随者，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塞纳省大陪审团面前的反叛行为。”
我说的这些也没错吧，饶勒斯公民？（热烈鼓掌）
我就这么变成了德雷福斯派，也就是说，我反对肆无忌惮的、以至在与之狼狈为奸的政府掩护下拿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来进行威胁的军国主义，在这一斗争的限度内，我才是德雷福斯派。一直到大选，我们都持这种态度。竞选期间，有人在鲁贝市的墙上告发我被收买了，被出卖给了德雷福斯。如果鲁贝市的同志们来了的话，他们可以证明。难道我反驳过这种控告吗？（没有！没有！）难道我曾经有片刻考虑过这会使我失去一些选票并可能使对手成功吗？没有，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我根本没有担心我的行为可能给我个人带来的后果，而我的一切行为都受我所代表的并唯独想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引导、决定和支配，因为谁也不会忘记在鲁贝的墙上张贴着的话；“老板们不要投我的票，资本家们不要投我的票，我不想也不会同时代表互相斗争的两个阶级。我只想也只可能作为其中一个阶级的人去反对另一个阶级。”
这就是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你们给了我而我也履行了的委托。（热烈鼓掌和喝彩）
德雷福斯和社会党
但是选举一结束，情况就完全变了。这一回，我们面临的不是约束军国主义的问题，也不是揪住那些反叛的将军和上校们的衣领的问题，而是使无产阶级完全卷进一场个人斗争中的问题。
有人讲，而且在演说中和文章中不只是讲了一次，而是一百次，不只是一百次，而是一千次：有一个特别的受害者，他有权让人专门为了拯救他个人而发起一次运动。这个受害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参谋部的一个上尉，他非常年轻，有他的家族从被剥削的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巨额财富可以依仗，他本来可以作一个有用的人，可以用他靠那几百万财产得来的学识为人类利益服务，他却选择了军事生涯。他说：“我要用我受的教育，所获得的大量知识绞杀我的同类。”这是个多么有趣的受害者呀。（热烈鼓掌）
我很理解你们这些工人、你们这些农民，人们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把你们从工场、田间拉走，给你们套上军装，让你们扛起枪，当你们受到可怕的军事司法的迫害时，你们确实有权利和义务向我们，向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呼吁，因为你们是被迫进兵营的，因为你们从未赞成过你们所屈从的条例、组织及所谓的军事司法。而他呢，当他选择军人的职业时，他很清楚自己眼前摆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是自愿走上这条道路的，他是军事法庭的拥护者，他深信，军事法庭只打击无产阶级，并且将由他，一个指挥官、军官来运用盲目的、秘密的军事司法对付无产者。某些人企图动员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来拯救的就是这么个受害者……
同志们，刚才提了些往事……（鼓掌）请不要鼓掌，让我把话讲完，不要用你们的喝彩使我太吃力。既然提起了个人的回忆，那就让我再作一下补充吧。
饶勒斯对你们所说的不是一个宣言，而是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
在这之前，社会主义者还曾召开过一次协商会议。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你们。米勒兰和维维安尼曾组织过一次饶勒斯和我们之间的会晤。饶勒斯不仅想介入这次德雷福斯案件，还想把全党都卷进去，而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
我们在巴黎郊外维维安尼的别墅开了一夜的会，瓦扬没有能出席，他向饶勒斯提出了书面意见……我在这里再次请饶勒斯回忆一下……
饶勒斯：我不否认瓦扬有一封信，但我的确没收到过。
盖得：那好吧，我们把瓦扬写信给饶勒斯这件事先搁在一边。我说过，在全国委员会声明发表之前的那天晚上开了一个会，会上米勒兰、维维安尼（他们同我和瓦扬一样，不赞成把社会党牵扯到德雷福斯案件中去）都同意我对你说的话：“公民饶勒斯，你不能把党卷进去，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当时向我们保证只以个人名义参加运动。（喝彩）
饶勒斯：我一直是这么讲的。
盖得：饶勒斯承认我讲的情况完全属实。我讲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弄清责任。他刚才对你们说到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时认为，这一声明把可以说已经投入战斗的我们的人撤出了，这是在整个战场上的变节和叛变行为，他却忘记告诉你们，凡被征求过意见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和组织全都告诫过他，不要把社会党跟他一起牵扯进去。
所以，我们发表声明，只是坚持了我们一直主张的决议，表达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一致意见。
啊！我本来还可以再多谈些这样的个人方面的细节，不过我以为我所讲的已经足够了，就不再多说了，我再回过来谈我们的阶级立场。我认为我们不能承诺，一旦资产阶级的某个成员遭遇不平，他们就有权要求无产阶级停止作为无产阶级，停止自己的斗争，而去盲目地追随一些最损害名誉而又最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无法忘记，领导这场为个人鸣冤叫屈的运动的主要人物曾经提出过一项对一个阶级极不公平的法案。他因为军事法庭对一个无辜的人的审判而起来反抗，却不怕未经审判就危害全体铁路职工，因为他想通过剥夺罢工权来剥夺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这个所谓追求真理的人，主持正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铁路的奴隶需要忘掉这些人策划的反对他们的阶级的罪行，才可能和特拉利厄先生、伊夫·居约先生以及那些进行剥削或美化对劳动者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精华人物共事；（笑声和鼓掌声）要是能做到这样，那就需要并且也就可能，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同时，把无产阶级拴在监禁工人并曾于1871年枪杀工人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上。
办不到！同志们，在这一关头，工人党大喝一声：“住手！”党号召工人们回到自己的阶级使命上；但是它没有建议工人采取漠不关心或弃权的态度。声明中讲得一清二楚：要准备回过头来对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付军事方面的巴拿马丑闻和金融方面的巴拿马丑闻。我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制度本身蒙受了奇耻大辱，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正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打击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动员无产阶级跟在资产阶级的一派后面去反对另一派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
您刚才提到了卓越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他对德雷福斯案件也表示过态度，他和我们工人党一样，不赞成你的运动。
他给你写道：“我不赞成，我也不能赞成，因为您帮了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忙。”
说得太对了，同志们，德雷福斯案件结束时，军事法庭没有取消，军事司法丝毫没有改变，许诺给你们的事没有一项兑现，只有一个人摆脱了魔鬼岛[16]的悬崖峭壁。个人的行动只落得了个人的后果。（不同的反响）
资产阶级化
噢！不对，的确有某个东西产生了，这个东西正是饶勒斯本人有勇气承认的。他对你们说：从德雷福斯案件，从我和某些社会主义者一起为德雷福斯发动的运动中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合作。这是事实，公民饶勒斯，撇开别的不谈，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谴责您所吹嘘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合作了。
的确，只有作了这样严重的歪曲，只有一部分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才能在一定的时候把一个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说成是胜利，这个社会主义者在内阁中无足轻重，他只是一个俘虏，一个人质。瓦尔德克-卢梭这个出色的策略家把他从反对派阵营中拉过去当作掩护物和挡箭牌，以此来解除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武装（喝彩声），不仅阻止工人向瓦尔德克-卢梭开火，也阻止他们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工人和加利费中间隔着米勒兰这个人。（鼓掌）
啊！你们竟断言，你们在德雷福斯运动中是正确的，因为它导致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一加利费内阁，而我认为，这一点恰恰对运动作了最后的判决。一旦社会党逐步离开了它的阶级立场，一旦它和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结成了联盟，它就有沿着这个斜坡滑到底的危险。为了打抱不平和为某一个人恢复名誉，社会党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现在它又卷进了和这个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之中。
这样，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了阶级合作。这个新的合作形式把一个既然是社会主义者就应该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其他占大多数的、以保存这样一个社会为唯一目的的人结合在同一个政府里。有人把这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获得的力量的标志。正如拉法格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威胁，它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因为资产阶级想渗入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中去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
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争取到了政权，而是一个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被资产阶级政权夺走了。
于是，同志们，我们看到了我但愿永远不会看到的事情：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就像应该进行自己的革命一样，现在却被号召去为他们的主人的共和国站岗并且被迫去保卫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了。
我认为当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当这个文明的建立将取决于担负着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任务的无产阶级的时候，应该坚决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种更高的文明上来；我认为应该准备摧毁所谓现今的制度而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
然而，事实似乎不是这样，似乎1789年的大资产者本来应该以在18世纪期间所实行的改革为借口而忙于维护旧制度的；我却认为他们所做的正是向这个制度进军，把好的和坏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铲除了；我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并不比他们差；它是肩负着实现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使命的阶级，它不是少数人的解放者，而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它除了自己的阶级利己主义以外不应有其他的动机，因为它的利益和全人类整体的、最终的利益是吻合的。
有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提出的新政策就是想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阵地上把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然后把这支现成的队伍交给某一个资产阶级参谋部。当资产阶级被日益觉醒并脱离它的政治行列的雇佣工人所抛弃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人却对我们说，每当发生不公平的事情，每当有黑斑使资产阶级的太阳变得暗淡的时候，我们像过去一样，现在和将来都要给予他们帮助。
啊！同志们，如果你们想把这些黑斑一个一个地擦掉，即使是昼夜不停地连续干也无济于事。你们根本不能抹去那些无法抹去的东西。但是在从事这项珀涅罗珀[17]式的工作的时候，你们却会延长压榨你们的统治，使现行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在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8个月之后，这个制度和在梅利纳、杜毕伊[18]、佩里埃[19]时期一样沉重地压在你们的肩上。
集体主义和革命
只要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被社会所有制即你们自己的所有制代替，在目前社会中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全体法国工人灌输的这个思想应该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头脑中的唯一指针，同时我们还要把这种思想传播到那些还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工人中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任务；这就是要组织并扩大一支突击队，它在夺取国家的大决战中还必须像攻占封建的巴士底狱一样，去攻占资产阶级的“巴士底”；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像期待施舍一样期待资产阶级的所谓改革，——资产阶级有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或许会抛出某些改革以迎合人们的要求，而这些改革只能是“画饼充饥”——那是很可悲的。我们是而且只能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为我们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同志们！如果我们脱离这场斗争，那就是背叛，就是临阵脱逃，就是为今天的资产者效劳。这些资产者非常清楚，正如米勒兰在朗斯所说的那样，雇佣制度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们非常明白，再像德夏内尔[20]在波尔多随声附和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他们却在延长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使它的消失变得遥遥无期，这个日期的到来甚至要比宗教中至少在你们死后即可进入的天国更为遥远。你们现在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和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要只满足于这些空洞的诺言。
不容混淆
然而，饶勒斯走得更远；社会党人是利用普选权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进行竞选活动的，他却试图把这和执政的资产阶级进行的内阁活动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卡雷特选进了鲁贝市政府，把德洛里选进了里尔市政府，你们就应该允许米勒兰接受你们必须与之斗争到最后胜利的那个阶级的一部分权力。另外，他还向你们引证了李卜克内西的一些话，说明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谴责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议会，而在同年他又和倍倍尔一起参加了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他还提到李卜克内西同样进入了萨克森邦议会。那时他必须宣誓，李卜克内西说：“如果我们不能越过这个纸上的障碍，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只有经过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的推选，只有通过社会民主党打开的缺口，才能进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这样产生的议员是本阶级的代理人。当然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必须宣誓，但是这种儿戏般的誓言如同甘必大在帝国面前的宣誓一样，并不妨碍人们作为敌人进入选举产生的议会，就像人民的大炮发射出来的炮弹一样……难道你们敢说米勒兰接受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部长职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难道是无产阶级去年在选举中打开了一道缺口使米勒兰得以通过吗？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是应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召唤进入政府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是为了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进入政府的，否则他们并不会要求他帮助。即使没有社会党人参加也可以组成一个甚至比我们一年半以来领教过的内阁更能保卫共和制的内阁，你们谈到布尔茹瓦内阁，这届内阁并没有社会党人参加，但是，可以肯定，它为共和主义事业所做的事情比现在的内阁更多一些，证明之一就是那时通过的有关继承的法律并没有得到现在的保卫共和国政府的釆纳。这个有一位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放弃了那时的部分改革。（欢呼声）
同志们，一旦社会党、一旦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与资本家阶级分享政权的形式去理解和实践阶级斗争，那时就不再有社会主义了；那时无产阶级就不再能够担负解放的任务了；那时工人们就将回到22年前的老样子，不是响应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来反对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是响应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来反对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那时他们就不过是追随别人的、驯服的阶级和政党，既没有存在的理由，更没有自己的前途。
在斗争中
我想起了我曾经是其中一员的共和党，老共和党，它曾经拒绝做出类似今天有人想强加给我们社会党的那种妥协。帝国曾向五人团之一艾米尔·奥利维耶[21]发出呼吁，真正的呼吁，尽管这是可能做到的，即把执政官的帝国变成自由帝国，尽管在共和党人和波拿巴政府合作之后还可以获得结社和新闻自由以及工人联合的权利，尽管如此，更为不妥协的、对他们的议员控制更为全面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一致地、毫不犹豫地把艾米尔·奥利维耶先生当做叛徒处理了。
难道我们连帝国末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力量和觉悟都不具备吗？这些不过是我附带想起的过去的事。我要指出的是，帝国时期的共和党就像今天的社会党一样说过：“应该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了。”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甘必大，我想起1876年，他在贝尔维尔说过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有两种方式达到我的目标：谈判或战斗；我不赞成战斗。”
这样，老共和党灭亡了；机会主义诞生了，而机会主义的共和主义就是共和主义的湮灭，共和主义的破产。30年来，它甚至没有能够实现在外国、在美国或者在瑞士共和国已经成为现实的那些政治改革；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灭亡！今天我们这个阶级的政党，我们这个社会党面临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越来越紧迫的必要性，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一些人主张用斗争来夺取政权，另一些人力图通过谈判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点一点地，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部一个部地取得政权。
我们不赞成谈判，因为阶级斗争不允许搞阶级交易；我们不要这种交易；如果你们，工厂和工场的同志们，肩负着从来没有一个阶级承担过的最崇高使命的无产者，一旦你们接受了这种新方法，你们不但会受到欺骗而且会把今天使劳动者站起来的革新的巨大希望也化为泡影。
阶级反对阶级
今天，只有所有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权形式，借助于同样的手段，即：通过对资本家阶级政治上的剥夺实现对他们经济上的剥夺，来达到同一目标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形成社会主义运动不可抗拒的力量。
一旦你们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使自己的行动听命于只是为了使我们脱离真正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战场才和我们联合的敌对阶级的一小撮人，那么从共同的经济地位中产生的这个社会主义团结就会永远遭到破坏。
你们只有坚持用阶级反对阶级，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资本主义世界中可能存在差别，你们所肩负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而政治上的竞争或者说精心维持着的政治上的差别则使资本主义世界得以苟延残喘。
如果资本家阶级仅仅组成为一个政党，那么在和无产阶级冲突中第一个回合的失败就会使它彻底毁灭。但是，他们分成了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以便在一派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总会有同一阶级的同样是和我们敌对的另一派来取而代之。
这是一艘带有隔舱的船只，尽管有一侧进水了，但是它仍然可以继续漂浮而免于沉没。这是无产阶级服苦役的船只，你们在这只船上划桨，受苦，不论谁来领航，只要这只船在继续航行，你们就得不停地划桨，受苦，这只船上载着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财富，也就是说从你们的贫困和奴役中攫取的利润。（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3—129页）
[1] 这是饶勒斯1900年11月16日在里尔的-篇演讲。担任会议主席的是里尔市长德洛里。——编者注
[2] 指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编者注
[3] 茹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 1838—1925）——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96—1898年任法国总理。保护关税主义者。——编者注
[4] 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 1851—1925）——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1895—1896年任法国总理.国际联盟的主要倡议人之一。——编者注
[5] 勒奈·维维安尼（René Viviani 1863—1925）——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属于“独立社会党人”集团，米勒兰的拥护者，后脱离社会党；曾屡任部长。——编者注
[6] 安都昂·茹尔德（Antoine Jourde 1848—1923）——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法国工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后脱离工人党，拥护米勒兰入阁。——编者注
[7] 艾梅·拉维（Aimé Lavy 1850—1921）——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主义者，著有《米勒兰的业绩》一书。——编者注
[8] 1898年8月30日，法国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昂利上校供认，证明德雷福斯叛国罪行的主要证件是他伪造的。——编者注
[9] 保尔·辛格尔（Pau1 Singer 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884—1911年为国会议员，从1890年起同倍倍尔一起担任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10] 亚历山大·泽瓦埃斯（Alexandre Zévaès 1873—1953）——1893—1902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189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02年脱离了法国工人党。——编者注
[11] 参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14页。——编者注
[12] 饶勒斯弄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7年在汉堡，1898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编者注
[13] 保卢斯·克吕格尔（Paulus Krüger 1825—1904）——南非反英战争的领导人，他曾到欧洲活动.——编者注
[14] 这是盖得1900年11月16日在里尔的一次会议上对饶勒斯演讲的答辩。——编者注
[15] 拉乌尔·弗朗索瓦·沙尔·布瓦代弗尔（Raoul-François-Charles Boisdeffre 1839—1919）——法国将军，1894年起任法国总参谋长，1898年在昂利上校揭露反动军事当局在德雷福斯案件中伪造文件的罪行后被迫辞职。——编者注
[16] 魔鬼岛（L'île du Diable）位于法属圭亚那附近的小岛，德雷福斯曾被囚禁在这里。——编者注
[17]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的妻子，在奥德赛外出二十多年间，有无数求婚者向她求婚。她想出一条妙计，说让她织完一匹布后可以改嫁，她白天织布，到了夜晚把白天所织全部拆掉，这样来拖延时间。——编者注
[18] 沙尔·亚历山大·杜毕伊（Charles-Alexandre Dupuy 1851—192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内阁总理（1893，1894—1895，1898—1899）。——编者注
[19] 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 1847—1907）——法国大资本家，昂赞煤矿矿主，1894—1895年为法国总统。——编者注
[20] 保尔·德夏内尔（Paul Deschanel 1856—192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8—1902年和1912—1920年任议长，是进步共和党领袖之一。1920年曾当选为总统。——编者注
[21] 艾米尔·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 1825—191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和达里蒙、法夫尔、埃农和皮卡尔组成“五人团”，60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