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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努瓦·马隆《社会道德》（第2版）导言[1]
〔法〕让·饶勒斯
（1894年6月）
马隆论述社会道德的著作只是一个概述。这是他本人以令人感动的谦虚态度承认的，或者不如说这样声称的。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只是研究社会经济学。但他总是感到社会主义不应当仅仅确定某种物质目的，也就是仅仅以使人们更加普遍地享受福利为目的，但是也应当提出道德目的，也就是要使人性更加高尚。这一精神在他身上始终在起作用，因此也在不断发展，它使他致力于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道德的基础、人的行为的准则、生活的理想能够是并且应当是什么。他按照他通常采用的参照历史的方法，迅速地查考了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宗教和伟大的哲学是怎样试图解决道德问题的。因此，他能公正地对待所有的标志良知和社会的进化的解决方案（也许基督教的解决方案除外），剔除所有的，不管是从宗教角度还是从形而上学角度试图超出人类之外来确定人性准则的观点。他也能够剔除纯粹自然主义的观点。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是指古代的伊壁鸠鲁主义或斯图亚特·穆勒的半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这些观点认为单个的人是听任他的个人本性的支配的，是或多或少受个人的智慧支配的。马隆确认了社会道德，认为把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组织起来应当既是道德行为的原则，也是道德行为的目的。
即使马隆所做的仅仅是向民主制并且为了民主制而提出道德这一高级问题，他的贡献也已经是很大的了。但是有一点不应当误解。目前表现出来的并且依靠无产阶级日常的努力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日复一日会有新的楼层加在它上面的粗糙的基础设施，并且需要由哲学家们想象出来的理想来给它封顶。社会主义不需要点起灯来寻找一种道德。它本身就已经是，就已经包含一种道德。我们不等待启示者。如果说启示者需要寻找的是那些今天由于本身的空虚或者由于生活的空虚而感到苦恼或者声称感到苦恼的“心灵”，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战士中间决没有这种人。社会主义战士不会向四面八方或者随便向什么人寻问一个信念，他们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足以使他们采取行动，也足以使他们在符合人性的乐趣范围内获得幸福。
我说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道德，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从实践上说，它在至今受缺乏协调的、自私的个人努力支配的广大人群中传播团结互助的思想，当然，工人是为工人的福利和选举权而斗争的。但是社会主义决不是叫他们只想到他们个人。相反，社会主义教导他们：除非通过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他们不会获得可靠的和持久的个人满足，而这一组织只有通过深刻的经济进化才能产生。无产阶级能够促进这一进化，但是这一进化是无可替代的。那么，社会主义战士是为他们自己斗争，还是为他们的同志，或者为他们的子女，或者为他们的子女的子女而斗争呢？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而正是在这种高尚的没有把握的心态中，他们不顾贫穷，不怕危险，不断地进行战斗。
当然，他们决不会提出听天由命或者牺牲的学说。因为听天由命决不是说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屈服，而只不过是怯懦，至于牺牲，它使人们的惶恐不安情绪永恒化，从而成了这一情绪的同谋者。社会主义战士不会受轻视物质幸福的风气感染，他们首先要求的就是物质幸福。他们让饱享舒适生活的伪君子们独占对理想生活的操心。他们自己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直言不讳的：他们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好，他们丝毫不隐瞒这一点；而且如果他们的要求化成了一些矫揉造作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推翻本身已由于客观事物的力量而遭到破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呢？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不会这样的，他们需要从人的原始本能获得强大的推动力。饥饿不是像诗人所说那样的坏顾问，相反，它是好顾问：它在人类以前的进化和人类的进化的整个过程中创造了或者帮助创造了更高的物种和更高的文明。无产阶级承认并且宣布自己的利己主义；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会多愁善感地像常春藤一样飘荡，而是扎根在土地，深深进入大自然本身之中，把自己的活力转化成进步的力量。只不过，无产阶级的这种利己主义把个人的幸福同一个组织的整体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非个人的利己主义，这就是人的本性常常体现的，而且社会主义也要加以促进的一个生动的悖论。
无产者希望得到保证：他不是在为一个幻影工作，他不是在为一个空洞的理念而斗争，而且有朝一日，在他生于斯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将会产生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欢乐。当他感到自己是站在一块坚实的土地之上时，他就不大在乎自己是否会在战斗正酣时倒下了，因为尽管取得胜利的已根本不是他自己，却是和他同样受苦的人，他凭借他们取得了胜制，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自己的胜利。
是的，这是利己主义，但它是非个人的利己主义，首先是阶级的利己主义，无产者献身于把他包容在内的无产阶级；其次是人类的利己主义，因为为了解放无产阶级，需要消灭无产阶级，需要废除资本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各阶级，产生一个统一的人类，那时不仅对昔日的无产者来说，而且对昔日的资本家来说都会有更多的真正的欢乐。无产者不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不献身于无产阶级，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奉献自己，他就不可能真正不折不扣地为自己效劳，而如果他不为人类效劳，不使无产阶级服从人类，他就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效劳；对于俘虏来说，如果他不同时解放与他拴在同一根锁链上的同伴，他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在必要时他甚至要为解放他们而牺牲自己。而当他们大家都逃出监狱的时候，为了不致再被关进监狱，就必须做到谁也不会被抓回去，必须把监狱本身摧毁，而在越狱者建立的愉快的和自由的住宅中也会有昔日的狱卒的容身之处。就这样，最严格的利己主义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宽宏大量；就这样，最残酷的战斗趋向平静，最终成为博爱。
这是精打细算吗？这种不断提高的奉献难道在人们心里实际上不是深谋远虑的利己主义吗？要不就是，个人的良知难道是不知不觉地由历史的至高无上的规律即通过被压迫阶级的反叛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和提高的规律塑造的吗？难道受苦受难的人们在自己毫未料到的情况下会像奴隶那样，如果不提高拥有他们的主人的地位就不能翻身吗？要不就是，无产阶级一上来就感到人性在他本人身上遭到损害吗？他看到他的苦难的深处就是人类的苦难吗？他希望自己的翻身就是人类的翻身吗？在社会的运动中，由谁来考虑三种力量的作用呢：深思熟虑的利己主义，历史的无意识的辩证法，人的深刻的自觉。由谁来解释人的个性怎么会同时既是如此封闭的又是如此可以捉摸的呢？为什么在人的心里和历史的运动中不可能把利己主义和献身这两件相反的事或者所谓相反的事区分清楚呢？谁掌握了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谁就掌握了人的秘密，或许还有宇宙的秘密。社会主义不会试图对此作出理论上的解答（这不是它的目标），但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在进行解放的努力时，它把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全部能力即利己主义和献身精神变得更加高尚并且互相和解，正因如此它是一种道德。由于社会主义，欲望和牺牲精神、历史的秘密行动和人心中存在的理想的自觉行动、人身上所具有的并且构成人本身的全部活力都集中到一个最高的目的上：所有的个人在团结一致的人类中的解放和欢乐。
社会主义决不会满足于粗野的利己主义。人们可以称这种利己主义为个人的利己主义，卑怯的利己主义。这是明显的同义反复，但又是必需的。社会主义把这种个人的利己主义留给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将由于它而灭亡，因为资本家固然能形成一个阶级，他们固然能把各自的特殊利益联合起来去反对无产阶级；但是这种联合决不是出自内心的团结。这是个别利益的累积和结盟，在资本家的抵抗行动中不会产生个人利己主义被吸收进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又被吸收进人类利己主义这样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正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性。当劳动者竭尽全力为自己工作时，他会为了劳动而忘掉自己。资本家从来不会为了资本而忘掉自己。资本家即使组成一个军团也是白费劲，随着无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它就会用更加强大得多的道德上的同质性来反抗他们。
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这一差别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三个原因。首先，资本家维护的是现存利益、当前利益；在现行制度中，他们中的每个人的利益是确定的，明确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必然要以一个十分具体的和十分特殊的形式显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本身利益的形式，他们的个人资本的形式。与此相反，无产者关注的是未来，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如果说使他们激动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苦难的感受，如果说他们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会转化成无产者个人的满足，那么即使如此，他们也决不能哪怕是凭想象的力量在事先就从共同的胜利中划定和剥离自己的胜利，也决不能精确地划定和剥离自己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应有的享受和权利的份额。因此，他期望自己获得的解放和欢乐必然要与他期望无产阶级整体获得的解放和欢乐混合在一起，哪怕是从最贪婪的利己主义的最尖锐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在无产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中可以看到资本家，但是人们几乎不能说存在着无产者；不如说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一支通过非个人的意识、通过非个人的利己主义表现出来的非个人的力量。而且不仅如此，这样说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从长远看来，各人的特殊性互相混合，以致无产者不能把自己在未来制度中的欢乐从全体的欢乐中辨别出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事先已被界定为一个和谐的平等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个人可以自由地发展，但决不能以奴役别的个人为条件。因此，在这一制度中，个人生活的价值首先在于他愉快地参与共同的生活。社会是一场混战；集体主义的社会却将是一个协议。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受到自己的原则的惩罚。资本主义制度使个人的欲望和个人的力量受到过分的激励和放纵，既没有规章也没有约束，它当然能够组织起力量联盟来反抗对它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些联盟不会具有道德上的一致性。在这些累积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之中连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也不会有。要么就是，资本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停止他们彼此之间的敌对行为，停止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或暗斗，例如禁止竞争或者为竞争作出规定，如果这样，他们就是向社会主义原则投降，也就是说，向社会主义本身投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怎样做，对自己作出了死刑判决：它不是由于运用它自己的原则并从而缺乏协调地、分崩离析地面对敌人的打击而死亡，就是由于采用与自己敌对的原则而死亡。它不是由于根本缺乏道德而灭亡，就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的道德即团结互助引进一个基本上由对抗构成的社会制度而灭亡。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将会是团结互助，它将通过为他做准备的人们的良知中的一种道德的预感，根据团结互助的感觉而得到实现，就像它无需消灭无产者的本能的利己主义，甚至还能利用它来使它提高和转变一样。
其次，如果说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不能像无产者的利己主义那样高尚化和净化，那么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所称的历史的辩证法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感到资本正在受到它本身的发展的威胁，由于财产日益脱离劳动，现行制度已逐渐丧失合法性的基础。他们感到，资本的日益加强的集中化使它有可能最终集中到一个唯一的权力即民族国家手中，而当资本使各个雇员大军集合在一起并受它的纪律约束时，这就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起来反对它的造反力量的集团。就这样，它的失败是隐藏在它自己的权力之中的，是由客观事物和辩证的嘲弄造成的。就这样，历史的神秘的和不可抗拒的运动，尤其是资本家自己的野心和他们的胜利本身促成了他们由于反叛的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而毁灭。因此，并没有某个反对资本家的外在的敌人在资本主义的堡垒周围游荡，就像攻城者在城墙周围游荡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不安和危险恰恰存在于他们的权力的中心和他们的力量的核心。因此，使他们集合起来的不是对共同敌人的英勇的和强烈的仇恨，而是一种奇特的恐惧，一种模糊的和令人瘫痪无力的忧虑，就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在海岸上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潮向他们扑来一样。啊！这并不会阻止他们去斗争；也许他们一旦挣脱恐惧甚至会是很凶猛的。但是他们感到，不管他们干什么，未来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不可能有由信心和勇敢产生的美好的激情，这种激情会使大家的心互相接近并且克服混杂在生动活泼的运动本身中的利己主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不断地再现原形：如果我至少能使自己获救该多好！或者在预计共同的灾难来临时：如果还有办法，我能利用这一切环境来保证或发展我的个人处境该多好！总而言之，世界将和我本人一样继续存在下去！——由此可见，即使在联合起来撤退的狂怒中，即使在斗争的激烈时刻，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也许会集合在一起，但是不会融化和转变。社会主义者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在走向胜利，客观事实的运动是和他们自身的运动一致的，历史的力量将会给他们自身的力量提供支持，而当这种共同的期望增大时，所有的个别的利己主义都将变得崇高并且互相渗透。恐惧使人感到压抑，希望使人胸襟宽阔。资本家的利己主义即使当他们在目前的幸运中感到愉快时也会由于恐惧而受到激发。无产者的利己主义即使当他们在目前的悲惨状态中受苦时也会由于存在希望而敞开胸怀，充满宽厚和慷慨精神。
最后一点是，在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合乎人性的本质。资本在扩大自己的利益时不可能在其中发现人的权利。当然，资本家可以说当他们在直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尽力时也间接地为人类的利益效劳。他们尤其可以对自己说，通过他们几乎保留其全部利润的大企业，他们是在向整个文明作出贡献。是的，他们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或者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半官方人士这样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说他们是有用的话，那么这是偶然的，而且是转弯抹角的，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此；如果说他们有时也穿越人性的洪流的话，那么这是像一只猎狗在追逐猎物时遇到并且越过一条河并且顺便把身上的灰尘抖落在那里一样。他们首先应当承认，资本的胜利实际上不包含任何符合人性的内容，因为这些胜利使真正的自由的权力变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由于他本身，由于他具有爱、忍受苦难和进行思考的能力而具有价值；人是依靠权力，依靠资本给与他的外在权力而具有价值的。没有这个权力他就一文不值，他没有充分地和自由地发展他的活力的权利。资本主义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否定。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单独一个人有可能成为地球上全部生产手段的绝对的所有者。一个比查理五世更加野心勃勃、更加幸福并且亿万倍地更加有权力的资本的查理五世将实现金钱的普世王国，而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将成为雇员。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法律，有朝一日会有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人成为所有的人的主人，他能够拒绝所有其他的人获得地球上的任何土地、任何机器和任何工厂，而人类将合法地陷入规模无比广大的自杀的绝境，否则就将以侵犯财产罪论处。
再说一遍，在资本主义的机制中，在资本的定义中，不存在任何能坚决反对这一极其可怕的假设成为现实，正如在天主教的绝对君主制的观念及其运行中没有任何可以抵制某种普世的帝国主义的力量一样。不如说，资本是朝这一最高目标发展的，而且主要是这样发展的。它没有止境，只要人道主义还没有及时地将它克服并使它服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为它确定止境。不用说，它总是倾向于越过一切划定的界限的，这就是说，它趋向“无穷大”；这就是说，它趋向绝对权力，趋向将它寄托在其身上的、被它选中的那个“单个的人”神化。因此，当资本家把他们的思想贯彻到底时，把他们的权利贯彻到底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人性，相反，而是人性的否定：在资本主义远景的尽头，正像在东方的圣殿的神秘通道的尽头一样，人们将遇见的是一尊极其丑恶可怖的偶像，在它面前，全部人性只不过是一个俯首膜拜的奴隶而已。
这就是资本主义运动的理想的顶端；这就是资本主义趋向的极限，就像圆对于内切在其中的多边形一样。实际上，即使这个普世的、魔鬼式的资本主义王国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这一最高目的仍旧体现在它的全部运动、它的全部措施之中。今天，资本主义最大的动力就在于此，而且愈来愈过分了。当资本对自己进行审查和分析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会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不是对人性的肯定，而是对人性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的良心会如此经常地自相矛盾。一方面，伟大的宗教革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过去对他们说：平等；另一方面，资本对他们说：统治。无产阶级的进攻运动会出乎意料地发现资本家的良心处于混乱状态，就像是处在激烈的内战中一样。我们的敌人多么软弱啊！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家的利益不可能包容人类的利益，在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中不可能发现一种本质上更加纯洁的利己主义即人类的高尚的利己主义。
相反，当被剥夺了对一切的继承权、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为他们自己提出要求时，他们是为谁要求、要求什么呢？是为了一种外在于人的权力还是为了某种本来并不总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呢？是为财富吗？他们是贫穷的。是为资本吗？他们是雇员。是为了种族的美貌吗？奴隶式的劳动已经常常使他们变丑了。是为了高等科学吗？他们刚刚摆脱黑夜，在白天的第一道光线面前拼读字词是很痛苦的。是为了天才吗？如果说他们具有天才，那也在还处于本能的状态时就被肮脏的需要扼杀了。都不是。当他们在为自己提出要求时，他们是为人类提出要求的。当人们从人类那里夺取了一切不属于人类本身的东西，当人们从人类那里夺取了财富、自觉的才华、高雅的美貌、高等科学时，他们为人类还剩下来的东西提出要求，人类还剩下什么呢？劳动、受苦、爱的能力，思想的尽管还微不足道但大有前途的萌芽，心灵对丰富同情心的秘密偏好。当无产阶级为自己提出要求时，它所要求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是它向未来推荐的神圣的残余物。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为自己提出要求时，他是在为全人类提出要求。当处在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上升时，它也使所有的人上升：归根到底，是人类自己并且为自己获得光荣。为了进入新的城市，只需要在大门上写下与无产者同样的称号，什么称号？人类这一称号。
你们的面孔由于受苦而消瘦了，你们的脸色由于饥饿而变得苍白了。它甚至像是由于无知而变得愚蠢了，或者由于罪恶而憔悴了。但是不幸的过去有什么关系？这毕竟是人的面孔：进来吧！在这双眼睛里有着人性的光辉。进来吧！这里是人类的城市。就这样，无产阶级的光荣将成为人类的光荣，唯独人类才有的光荣，整个人类的光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难道无产者不能感到自己就是人并且为之颤抖和呼喊和希望和战斗吗？难道无产者的利己主义不会是人类本身的神圣的利己主义，而是个人的利己主义，或者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吗？或者不如说，难道它不能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搏动同时成为个人的利己主义、阶级的利己主义、人类的利己主义吗？因此，社会主义运动难道不会同时既具有当前利益的实在性和明确性、阶级要求的光辉和高尚的热情，又具有人类的企望的崇高性吗？是的，当无产阶级这样走向战斗时，它身上同时具有这一切，就像火神伏尔甘把欲望、激情、牺牲这三道光线扭结成一道光一样。我有权利说：社会主义不应当在自身之外和超越自身来寻找一种道德！它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从这种历史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的团结性，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人类之间的团结性会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并且出于自觉的团结性。
同样，社会主义通过这三个名词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人类的互相渗透，不是排斥利己主义，而是把它提高到理想。同样，当社会主义把物质利益和物质需要当做基础和支撑点时，它使人民提高到能够享受能力生活的水平。向劳累过度的人民宣称科学是美好的事物、思想是高尚的能力，确实既是容易的，又是没有结果的。人民怎么会欣赏精美的文学呢？他们只能勉强懂得语言的最粗糙的结构。他们怎么能思考科学的方法和伟大成就呢？他们的头脑已经差不多被机械劳动压碎了。他们怎么会以高级的宗教思辨或哲学思辨自娱或者沉溺在其中呢？这些思辨对他们来说是过分抽象了，也就是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是过分地格格不入和毫不相干了。要不就是，他们感到这些思辨是可疑的，因为它们把平等和公正推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实现，从而成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同谋者，因此在科学或思想与人民的生活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对无产者大众说：你在受苦，为什么你会受苦？你沦为雇佣劳动者了。雇佣劳动者是怎样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你。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它将走向哪里？它依靠牺牲自由劳动而继续不断地实行的剥削是否会发展到对剥夺者的最终剥夺？你被排斥在财产之外；但是财产所有制的形式难道是永恒不变的吗？历史难道不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吗？在资本主义使劳动和财产分离之后，它们难道不会重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牢固的问题吗？
贫苦和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众就这样被号召出对自己进行反思，也就是对他们的苦难本身和他们的依附地位进行反思。他们不再是受种种事件塑造、受一次一次统治支配的具有惰性的物质，他们想认识使他们服从的那些事件的规律本身，认识压迫他们的那些权力的起源、它们的过渡性作用、过时的合法性、运作机制和衰退的情况。他们不再像是一块石头那样随着历史的力量滚来滚去；他们了解历史过去的进程，他们展望历史未来的进程。就像斯多噶派古老的格言所说的人们在理解命运时就摈弃了命运那样，无产阶级甚至在它处于目前的受奴役地位时也是自由的，因为它懂得这个奴役地位，知道它的起源并且已经指明它的结局。它已经在事先由社会主义解放了。而这一思想对于它来说决不是一个新奇的思想，一个从外面搬用来的思想。这是从它的生活本身产生出来的，是它的生活的公式。在它的日常存在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不是要它进行反思的号召和对已经形成的观念的评论。它在自己身上感到处于运动中的历史的巨大力量，从而具有比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更加深刻得多和更加生动得多的历史观，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偶像面前，就像在法律的永恒不变的形象面前一样，丧失了行动能力。
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教给人们的新东西：思想是和生活本身分不开的。确实如此，人民中的精英分子总是会崭露头角，大放异彩的。在工人中就有这样的人，对于有些东西，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他们的几乎是机器一样的生存状态看起来不允许他们去了解，他们就更加想了解，而且要全部了解。他们就像为了换一下环境似的，甚至想了解与当前时代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中相距很远的东西。他们中有一些人终于能够把这些如饥似渴地获得的知识组织起来形成体系。马隆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但是在这类在历史的条条大道上的冒险遨游中，或者甚至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中间的冒险遨游中，他们有多少次迷失路途和头晕目眩啊！他们有多少次通过这种大胆的阅读获得的只是混乱和浮夸的思想啊！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即兴创作和傲慢自大的科学中，他们无法感到自在！他们就像是住在宫殿中的暴发户，对于自己是不是这个宫殿的主人还没有多大把握。因此，这类经常只不过是虚荣的科学不是使他们更加坚强，而是使他们糊涂，使他们不知所措；不是使他们更加高大，而是使他们感到卑贱。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开始时似乎要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限制在经济问题上，限制在生存必要的问题上，那么这不是因为它想限制思想和艺术的勇气、好奇心、甚至想象力。相反，它认为号召所有的人充分享受知识生活是它的最高目的。它想使整个宇宙成为整个人类都熟悉的思想境界，但是它首先要使人民的科学属于人民而且真正属于人民。它不想使科学在人民那里只是虚拟的、矫揉造作的。在人民生活的当前时刻，科学应当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解释，在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刻，应当使他们从苦难中看到光明。科学不是获得渊博学识的工具或一堆乱七八糟的、会阻碍无产阶级前进的梦想。科学是一身柔韧的、灵活的甲胄，它总是贴在人民身上的。它就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使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自身。如果它只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知识的拙劣的模仿，那么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会是一个次品。相反，当它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理解的历史使命加以确认时，它就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科学具有优越性，也就是武装起来的生活对干死的公式的优越性，而资产阶级科学在经济学方面来说常常不过是学究式的妄想而已。
由此产生了两个决定性的优点。与生活和苦难不可分离的思想能一直深入到最卑微的人民中间，因为那里有苦难和生活。在由于在长年累月令人麻木的生活中，在由于纺织厂的不断的噪音而变得迟钝的头脑中，只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还能振动，它像大脑的一次刺痛一样使无产阶级从昏沉状态中醒过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的思想不致成为在13岁时，在儿童进入车间时就不再存在的学究式的装腔做势，而是一种习惯和真实状态。只有它才会使无数人的头脑摆脱麻木不仁和死亡状态。而由于这些人的非凡的勇气和智力方面的成就，社会主义遗赠给未来的人类的将是有思维能力的人民。
不仅如此（这是社会主义对人的思维的第二个贡献），它将使思想和人民认同。人民将就自己习惯的方法作出约定：除了对他们充分理解的、深深打动他们的思想之外，他们不会沉迷于任何东西。从那时候起，他们将使对宇宙和生活的广泛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真诚性和带有激情的严肃性。如果人类似乎返老还童并且在信仰和方法方面做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说他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发现生活和宇宙的真正具有宗教精神的意义，那么这要归功于这种社会主义的教育，它使思想成为对生活的确认，而不是一种精巧的游戏。
傻瓜们假称在社会主义中只看到物质要求，但是它却真正是由理想创造出来的。它决不把理想造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在社会的表面滑动的高雅的幻想，它想通过理想使整个人类高尚化，为此它决不会消灭或贬低原始的本能、物质欲望、利己主义倾向，而是首先依靠它们的支持。它诉诸利己主义，但是它使这种利己主义扩大和转变；它以物质需要为对象，但是它号召人身上存在的动物欲望进行反思，而这一思想本身深深触动了人的心灵。同样，社会主义将要提高的不是一种虚构的人性，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性，是成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的人性。由此社会主义成为人类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最有效的道德力量，也正是因此，看起来在贝努瓦·马隆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之间并不存在观念方面的根本对立，而不如说只是表述方法上的差别。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一历史时刻，在这一时刻，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与人类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的；在这一时刻，这个阶级希望获得的解放中也贯穿着人类的解放；在这一时刻，人们可以像马隆所做的那样从人性和道德的方面去探讨问题，或者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从经济的角度去探讨问题，这是没有差别的。马隆相信他发现人性的最深处有一种原始的和永恒的本能，一种人对于人的天然的同情心，因此对于所有的个人来说，都存在使其他个人的欢乐成倍增加的需要，而按照一种原始的倾向，个人与其他个人的欢乐是休戚相关的。正是同情心这一深刻的本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所有各种与它相反的、造成分散和对抗的力量相斗争，而后者是武装一些人来反对另一些人、另一些民族和种族。这种本能起初以宗教的和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以形而上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各派伟大的宗教和伟大的哲学只不过是这一普遍存在的同情的需要、这一对人的团结的预感在“绝对"的空间中的投影而已，而这一需要和预感一开始就是存在于人心本身中的。历史和批判已经消灭了这些最初的形式，消除了这些天上的精灵，亦即爱着的和受着苦难的人的巨大和模糊的影子，但是这一本能依旧存在，它目前在社会的形式中得到积极的满足；正是在经济制度中，也就是在人类的现实的制度中，在生活中，“利他上义的”本能目前在坚决提出要求和行动。就这样，当马隆以人性的观点为出发点时，他不是从一个永不变动的抽象的绝对出发的，而这种绝对将成为对历史的否定本身，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本身。他在人身上辨别出一种深刻的和重要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除了在历史的不断变化的形式中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除了通过历史的进化也从来没有获得充分的满足。历史的进化赋予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以真正的人的价值，最终消灭了曾经削弱人的模糊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那些经济对立。就这样，马隆所主张的社会道德尽管有些概括性公式是略嫌匆忙地作出的，尽管带有一些空泛议论的表象，都确实是以人的实际状况和历史的进化中的具体内容为依据的。
从另一方面说，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在逻辑上，也不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排斥人们按照习惯所称的思想。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大家，马克思在确认唯物主义时，首先是想通过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纠正它。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论述思想时认为它通过本身的发展而成为自然界和历史。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普遍的和不断的变化的观点，但是他确认：处于变化状态中的是事物本身，也就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事实的体系本身，它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使人的观念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正如在人的生活中由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基础一样，人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进化也是受人类社会的经济进化调节的。
决不能把这一观点与生理唯物主义或道德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很可能，人们所说的思想、感觉并不纯粹是从一个物质机构，例如大脑产生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感觉和这种思想的发展都是服从经济条件的至高无上的行动的。同样，决不能从经济制度的这一占优势的、起指导作用的力量得出结论说，人已被贬低成只具有低级欲望或谋求私利的动机的人。马克思曾以极有力量的讽刺摧毁英国的把资产阶级与经济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庸俗功利主义。他把边沁称为19世纪的“庸人鼻祖”，并且这样评论他：“即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是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沾沾有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了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这是资产阶级蠢材中的一个天才”。[2]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这类低级的功利主义的错误不是仅仅在于否定人类进化，把伦敦的标准市侩当成永恒的、本质性的人。它的错误还在于，否定经济和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任何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了一架非常简单和非常明白的机械装置，谁都可以按照某种功利的方案（recette d'utilité）来装置和监视它，正如按照某种机械秘诀装置和监视一个钟摆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使个别的人摆脱功利主义体系的狭隘的幼稚思想，因为一方面，经济环境对人产生作用，决定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行为，而且不是根据他们能清楚和直接地观察到的个人利益，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类别的本能和规律。边沁所说的标准的人是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运作的一架小小的资产阶级机器，是不受灰尘侵袭、避免激烈的震动的。马克思心目中的人却和这不一样，是服从于那些带动和超越个人的自我的、无数的历史推动力的。另一方面，经济环境对个别的人产生作用，按照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类别来决定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生活的总的方向，但是每个个人要在这个总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之内发展他自己的本性，有的是自私的和沉迷于肉欲的，有的是多情的、关爱到人的。因此，虽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的经济利己主义是历史的基础本身，但是它仍旧允许个人的大公无私和献身精神，因此它也允许马隆所探索的问题存在：什么是这些个人献身精神的深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在这里模仿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运动，发展到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消除了曾经作为历史本身的阶级对立，因此人类也与它自身和解，形成一个生产的和谐的世界，并最终以其团结和美好而大放光彩。既然如此，经济运动本身也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问题：人类是什么？我们能够透过人类的痛苦的发展过程而认识它的内在能力吗？这些能力是凭借什么根源而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与宇宙密切联系在一起呢？马克思透过历史指明一条可靠的和坚实的道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确有把握地通过这条道路走向未来的胜利，但是这条路怎么会像一条突然被大海截断的小路一样通向深渊，也就是遇到动荡不定和没有止境的问题呢？马克思所设想的经济运动本身在它最近的过程中促使已经摆脱斗争、对抗和愚钝的缺乏觉悟状态的人类在新的条件下向自己提出了这个老问题：我在整体中算个什么？而当马隆在道德问题的序列中提出这一问题时，他决不是必然要背弃科学社会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的方法。也许关于世界和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将会以和谐而得到解决，正像其他对立会由于社会主义的来临而得到解决一样。马隆的书就是根据对这一问题的预感而写的，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它的最实在的价值也正是在于此。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1卷，1931年巴黎
法文版第261-276页，殷叙彝译）
[1] 此文发表在马隆这一著作的第2版（巴黎阿尔康出版社1894年版）的卷首，并转载于《社会主义评论》1894年6月号。——原编者注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4页注63。——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