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们，在我看来，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把人分成两类，分成利益必然尖锐对立的两大集团。一部分人掌握生产资料，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压别人；另一部分人只有劳动力，而且他们只有通过恰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变得有用，因此他们只好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
　　两个阶级、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因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资本家则希望减少他们的工资；工人要求自由，而资本家则企图使他们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第一层意思。造成这一情况的具体条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人所有制。请注意，这里指的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于社会分成无产者和有产者而造成的冲突，决不是表面上的冲突，它触及到社会和生活的最深处。
　　但是，公民们，仅仅利益冲突还不足以引起阶级斗争。如果劳动者没有意识到建立另外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只看到自己所处的从属的和毫无保障的地位，而没有看到建立一个更公正的新社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是必要的，从而，他们的思想被这一必要性束缚住了，那么，他们就会放弃改造不合理制度的念头，就会觉得，这项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若要真正开展阶级斗争，若要动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开战，光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够的，必须使工人依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产生建立新社会的愿望。在新社会中，社会所有制将取代垄断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从而使有组织的劳动者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果实的分配。
　　应该使现在的利益集团认识到，它们组成了两个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的社会：一个是目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另一个是存在于无产者头脑中的未来社会。
　　在今天的社会里，这两种社会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必要因素。
　　导致阶级斗争的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存在着一个严守中立的和置身在利益冲突之外的第三势力，如果它能够出面调停，能够给无产阶级带来解放，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集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那么，无产阶级便毋须起来捍卫自己的事业。
　　你们知道，基督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承认两元论和利益的对立，但他们对人民说：“你们不必起来斗争，不必成立什么组织，因为上天仁慈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将会使一个公正和友爱的社会降临人间。”
　　如果劳动者听信这些话，他们便会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超然的力量上面，那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此外，如果资产阶级出于某种正义感，同意让劳动者获得解放，那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
　　男女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中，社会主义者确实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上面恩赐。
　　英国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希望依靠聚集在维也纳开会的各神圣同盟的列强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伟大的傅利叶则朝思暮想有人会慷慨解囊，捐助一笔资金，好让他建立第一个美好的社会，他幻想把这样的社会作为典范，逐步加以扩大和完善，最终给人类带来解放和欢乐。
　　后来，路易·勃朗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能够解放无产者，只要资产阶级发扬1793年的精神^[1]。他在其《十年的历史》一书的末尾，居然乞求资产阶级保护无产阶级。
　　如果无产阶级可以从上帝或资产阶级这类保护人那里获得解放，如果无产阶级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依靠别人的力量亦可获得解放，那就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
　　一旦无产阶级从 “六月经验“^[2]中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组织，才可能有解放的希望，这时，阶级斗争便开始了。
　　总而言之，产生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首先是，社会分成互相对立的两部分——有产者和无产者；然后，无产阶级必须对未来社会和集体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必须怀着他们应该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念进行阶级斗争。

　　公民们，这就是我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我要说，单凭这样的分析和认识，你们仍不可能预先制定日常斗争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不错，按照阶级斗争的定义，你们必须使无产者意识到，他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不错，按照这一定义，你们必须向他们解释新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不错，按照这一定义，你们必须组织工会、成立政治团体、建立工人合作社和发展阶级组织力量。
　　但是，光凭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你们仍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参加；你们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对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发生兴趣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或者应该这么做；你们也无法确定，你们是否应该接受或者拒绝选举中的联盟。
　　阶级斗争的总原则给你们指出了总的方向；但是，你们不可能从中找到日常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仅仅知道总的风向，你还不能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和每片叶子的摆动情况。
　　同样道理，如果你只知道将军们的总的作战计划，你也不能确定每支作战部队的进攻或防守、前进或后撤的具体部署。
　　你们应该研究无产阶级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的利益。这只是一个策略问题。
　　如果你们和我们的敌人一样认为，社会党始终应该是一个在野党，那么，你们就不可能接受阶级斗争的原则。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混乱和危险的。
　　社会党无疑是一个不断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党，我们的行动、思想、宣传和投票表决都应该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制度服务。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因为社会党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死敌而对资产阶级政党和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任何区别。

　　是啊！今天的社会分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但是，社会上同时还存在着旧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存在着野蛮的封建主义和至高无上的宗教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因此，当共和自由、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受到威胁时，当散布民族仇恨和挑起世代宗教战争的旧偏见重新复活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与不愿倒退的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前进。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回到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来。这些原理本应当成为社会党人的共同财富和行动准则。马克思本人曾明确地说过： “我们革命的社会党人同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绅士和神父。”
　　如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把最顽固、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同那些至少愿意维护残存的或初步的自由权利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那就是严重失职，那就是违背本阶级的传统和利益。同样，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尤其是社会党议员，也不应该对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任何区别。
　　我不需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人民根据革命常识已经把梅利纳内阁同布尔茹瓦内阁区别开来了，已经把今天的政府同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窥测方向的民族主义大杂烩区别开来了。

　　有时候，制止资产阶级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过分堕落，对于无产阶级是有裨益的。因此，当资产阶级各派别在军队犯罪问题上发生你们所知道的争吵时，当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针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造谣和诽谤，要求伸张正义和倾听真理的呼声时，无产阶级不应该保持中立，他们有责任站在遭到践踏的真理一边，站在发出正义呼声的人类一边。
　　盖得曾在旺提埃大厅说过：“让那些欣赏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这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欣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去抹掉太阳上面的黑子吧！”
　　好吧，请允许我对他说，如果资产阶级亲手对某一个人犯下了罪行，而无产阶级的干预本来是可以阻止他们犯罪的，那么，不光资产阶级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无产阶级也应对此负责。无产阶级在剑子手行凶时没有出面加以制止，他们便成了剑子手的帮凶。这不再是遮挡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子，而是有损于初升的社会主义太阳光辉的污点。我们不希望看到类似的耻辱玷污无产阶级的形象。

　　必须使法国社会党和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了解这一怪现象：德雷德斯事件刚发生不久，革命社会党人比谁都起劲地鼓动和怂恿我投入战斗。
　　同志们，应该让你们知道，在上届社会党议员团里，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当问题初次提出来时，当我们正在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社会党议员团大致分成两派。
　　一派是议员团中的温和派（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是米勒兰、维维安尼、儒安迪和拉维等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插手。”
　　另一派可称为议员团中的革命左翼。我和盖得、瓦扬等人属于这一派。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战斗，我们必须参加。 ”
　　是啊，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盖得是何等欣赏左拉的那封信。温和派的同志们说：“左拉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不管怎么说，他是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要让社会党跟在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后面转吗？ ”
　　这时候，盖得站起来，走过去把议员们正在开会的大厅的窗户打开，仿佛室内的空气已被这些话弄得混浊不堪似的。他边走边说： “左拉的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动！”
　　后来，我在他的话和我自己的信念的激励下，开始替左拉案件辩护；我到高级军官们的会议上——人们虽然尚未深入调查，但已经开始怀疑他们的罪行——作证；作证之后，我回到议会时，盖得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饶勒斯，我爱你，因为你的行动始终是受你的思想支配的。”
　　由于总参谋部的那些暴戾的家伙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盖得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对于这样一个不知廉耻和堕落的人类，我们往后该怎么办？当我们开始兴建我们的大厦时，可能为时已晚了，因为作为‘建筑材料’的人已经腐烂。”
　　在盖得讲了这番话之后，过了几个月，即在七月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为什么又想叫无产阶级退出这场战斗呢？
　　我曾反复寻觅其中的奥妙。是不是因为革命派认为，我们参加战斗的时间太长了，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但是，请允许我向他们提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同这类谎言和迫害斗争到底的话，在决定性的时刻，人们的革命热情又从何而来呢？
　　就我而言，我将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把毒蛇的毒牙拔掉为止。必须彻底追查谣言的制造者、撒谎者、剑子手和卖国贼；用真理的利剑逼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
　　请注意，就在要我们退出战斗的七月声明发表后的几个星期，我一鼓作气地弄到一份亨利的供词。
　　幸亏我们没有理睬撤退的信号，这才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得以在揭露高级军官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样做决不是浪费时间。随着军队的罪行逐步被揭发，随着你们逐步认清军国主义的伪善面目和诡计多端的手法，军队的威信便一落千丈。要知道，军队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它是资本的武装卫士，而且还因为它用虚构的伟大业绩，用忠诚和自我牺牲这类鬼话来欺骗人民。
　　人们一旦看到，这个被推崇备至和了不起的偶像．这个要求大家世世代代为其贪得无厌的野心做出牺牲的偶像，只不过是一块腐烂透顶的朽木，只不过是一个由无耻之徒、卖国贼、谣言专家和阴谋家组成的集团，那么军队这个偶像也就彻底完蛋了。而这对社会革命则毫无害处。
　　我认为，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便可双倍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对文明和对人类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由于无产阶级把阶级行动提高到新的水平，不再象路易 ·勃朗说的那样，把资产阶级当作庇护人，而在这场危机中成为资产阶级本身无力维护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捍卫者；由于无产阶级在这场社会悲剧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这一切原因，一个社会党人直接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便成了完全可能的事情。

　　现在，我想就马提尼克和夏龙的不幸事件说几旬话。我愿提醒那些对我们大为恼火的人：他们莫名其妙地把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如果我们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一届政府，乃至支持一个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天真地以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能主持正义和尊重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产生不公正的土壤，只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不公正现象。
　　我们同样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更凶狠，更恶劣和更残暴的敌人，我们支持某一内阁，不是因为这个内阁本身有多好，而是为了防止别人组成一个更坏的、从而危及我们利益的新内阁。
　　因此，把受到我们支持的内阁所犯的错误或者罪行统统归咎于我们，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支持这个内阁，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发生。
　　什么！里尔市市长德洛利公民，富尔米市市长——富尔米居然发生枪杀事件！——所有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所有这些城市的负责人将同瓦尔德克-卢梭坐在一起讨论，休假回来以后，议员们继续开会，对政府的总政策提出质询，不但讨论马提尼克和夏龙的问题，而且讨论西比多和莫尔加利横遭驱逐一事。全体议员，包括今天在座的泽瓦埃斯以及瓦扬，都对政府投信任票。他们这样做是必然的。他们不愿卖身投靠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教会势力，这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的。

　　公民们，三十年来，社会党在世界上取得很大进展。它参加了许多事情，参加了许多原先没有参加过的机构。今天，我们围绕着社会党是否应该派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社会党必须参与议会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在社会党的卅年历史中，那些主张社会党人进入议会的人曾经象我们今天这样受到过责难。我请你们好好读一下我们的战友、伟大的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公民在1869年写的文章，他的逝世曾使全世界社会党人深感悲痛。
　　1869年，即德国建立普选制二周年，李卜克内西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试图说明社会党人在议会里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他不但对议会的改良行动不抱希望，而且他认为单纯地把议会作为宣传的讲坛是毫无益处的。他说：
　　“我们的演讲对立法不会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我们不能靠演说来改变议会。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在议会里实现（此处原文似乎有误，故改动。校对者注），而应该通过其它更好的途径。”
　　“那么，议会演讲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一点也没有。空发议论只是蠢人们的自我陶醉。”
　　“空谈是毫无意义的。”
　　“相反，它只会带来害处：牺牲原则，把政治斗争变成议员之间的口角和争吵。企图使人民相信俾斯麦的议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这简直是愚蠢的，或者是叛卖行为。”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 1869年对议员在议会中的宣传活动的看法。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看法与今天反对社会党人参加内阁的观点如出一辙，只不过题目不同罢了。
　　几年之后，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李卜克内西不但是帝国议会中的一名战士，而且成为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每个议员在正式进入邦议会之前，都必须宣誓效忠帝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宪法：“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你们看，公民们，我们的成见将会造成何等巨大的误会。我刚才说，凡要进入邦议会，首先必须宣誓效忠萨克森国王。现在，我把李卜克内西的誓言抄录给诸位；有些性急的同志恐怕将因此而毫无顾忌地称我为教权主义者。
　　请注意，这是李卜克内西的原话：
　　“我在上帝面前起誓，我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宪法，按自己的良心提出建议和进行表决，为国王和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和至高无上的利益效劳。愿上帝保佑我。”
　　同志们，那时候，有些自以为纯洁和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曾指责李卜克内西不该为了当议员而说出这种话。杰出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如果当权者只要用一纸空洞的誓言就能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那我们只好永远受他们的愚弄。”
　　如果把一位社会党人部长在表决时与其它内阁成员一起进行表面上的合作，说成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试问，这类我认为是履行 “内阁手续”的做法难道对法国社会党人来说，要比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皇上具有更大的屈辱性吗？
　　请问，我们难道应该在这些繁文缛节面前裹足不前吗？当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派一个自己人打进资产阶级政府堡垒内部的时候，我们难道应该犹豫不决吗？

　　他对你们说：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我同一些社会党人一起发动的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最终使一名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与其它成员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事实，饶勒斯公民。可是，这个事实的本身就足以谴责社会党人在您吹嘘的这个运动中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合作。
　　不错，开始时需要采取这种歪曲的手法，需要让一部分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以便在一定的时候把一名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说成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其实，这位社会党人在内阁中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一名俘虏，一名人质，只是足智多谋的瓦尔德克-卢梭在反对派阵营中找到的一块用来掩护自己的盾牌；这将使在野的社会党无话可说，使劳动人民不但不能向瓦尔德克-卢梭开火，而且也无法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劳动人民和加利费之间有米勒兰挡着。
　　你们断言，你们在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因为这一运动最终使米勒兰进入了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而我则认为，恰恰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必须最严厉地谴责这场运动。只要社会党在部分背离阶级立场方面跨出第一步，只要它在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方面跨出第一步，那么它就有沿着这条裂缝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为了替某一事件伸张正义，为了替某一个人恢复名誉，社会党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竟同这个阶级一起组阁。
　　阶级斗争最后却导致阶级合作，这一新的合作形式使一个政府既包括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党人，又包括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为唯一目标的多数派。有人竟把这种形式的 “合作社 ”吹捧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显示社会主义力量的标志向我们兜售。正象拉法格所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支力量，已经对资产阶级构成一种威胁，因为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入无产阶级组织的内部，从事分裂和破坏活动。但是，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夺走了一名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
　　于是，同志们，我们看到了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如同他们应该进行自己的革命一样，然而他们现在却要为他们主人的共和国站岗放哨，被迫维护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
　　我曾认为，高度文明的社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它的建立则取决于肩负着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重任的无产阶级，因此应该把人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方面来；我曾认为，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现有的秩序，以便建立新的秩序。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似乎应以十八世纪所进行的改革为幌子，竭力维护旧制度。我曾认为，当时的大资产阶级是反对旧制度的，他们把好的和坏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全部铲除了；我曾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亚于他们，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为人类造福的阶级，将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将不光解放几个人，而是解放所有的人。他们只应该按照本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全人类的总利益和最终利益吻合的！
　　有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提出的新政策想把无产阶级单独地组织在一起，然后再把这支现成的 ”部队“交给资产阶级的某个参谋部指挥。正当雇佣工人随着其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而在政治上日益崛起的时候，正当资产阶级因为遭到工人的唾弃而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人却对我们说：一旦资产阶级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他们的声誉受到威胁时，我们的责任始终应该是全力营救他们。
　　但是，同志们，即使你们日日夜夜地干，恐怕也难以把资产阶级身上的污点全部洗刷掉。而且你们根本不可能擦掉那些永远擦不掉的污点。你们可以象珀涅罗珀^[5]那样不停地干，但是其结果只会延长已经把你们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统治阶级的寿命，只会使今天的社会永久化。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合作了十八个月，但这个社会依然象在梅利纳、杜毕伊和佩里埃时代一样，沉重地压在你们的身上。
　　假如不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假如不以社会所有制，即你们自己的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今天的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会有任何变化。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法国工人灌输的这个思想应该仍然是已被争取过来的人的唯一主导思想，而且还应该在至今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人中间广泛宣传。我们的唯一任务是 “招兵买马“，扩大我们的攻击部队，因为在推翻国家政权的大决战中，这支部队将象攻打封建主义的巴士底监狱那样，攻打资产阶级的 “巴士底”。如果我们象乞丐那样，乞求只可能是画饼充饥式的所谓改革——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许会抛出某些改革，以迎合人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倒霉！我们是革命的政党，而且我们只可能是革命的政党，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背离这场斗争，同志们，那就是背叛、那就是临阵逃脱，那就是替今天的资产阶级效劳。正如米勒兰在朗斯说过的那样，资产阶级知道，雇佣制度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正如德夏内尔在波尔多随声附和地说的那样，雇佣制度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一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日期说成是要比圣经上说的人死后进入天国的日子不知遥远多少倍。你们不要上这种区区诺言的当，你们心里太清楚了，你们的力量太强大了。
　　然而，饶勒斯却走得更远。他企图把社会党人利用普选这个斗争方法进行竞选活动与某一社会党人以部长的身份参加受执政的资产阶级操纵的内阁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把卡雷特和德洛利分别选进鲁贝和里尔市政府，你们就应该允许米勒兰从资产阶级那里——而你们恰恰必须同这个阶级斗争到最后胜利——分得一点权力。另外，饶勒斯还援引了李卜克内西的话，企图说明，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似乎也反对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就在这一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饶勒斯提醒你们，李卜克内西本人曾说过：“如果我们不能逾越宣誓这个障碍，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若想进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就必须获得有组织的工人同志的支持，必须利用社会民主党打开的缺口；这样选举产生的议员是本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诚然，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需要进行宣誓，但这类宣誓同甘必大向帝国宣誓一样地可笑，它丝毫不会妨碍你作为一个反对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门火炮进入议会……你们是不是敢断定，米勒兰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去年，米勒兰似乎是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打开了政府的缺口。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执政的资产阶级让他进入政府，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否则，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即使没有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也照样可以组阁，甚至可以组织一个比迄今为止已存在了十八个月的政府更加坚定地捍卫共和制的内阁。你们提到了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布尔茹瓦内阁。我们认为，布尔茹瓦内阁在共和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现在的内阁更多一些。例如，当时通过的关于继承权的法律并未受到一个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的器重，而且该政府已经抛弃了原先的一部分改革的主张。
　　同志们，一旦社会党，一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便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将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劳动者将变成老样子，也就是说，象二十二年前他们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号召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那样，他们只是一个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的、驯服的阶级，只是一个毫无存在价值的、没有前途的政党。

　　公民们、朋友们，我浪费了你们的许多宝贵时间。但是我仍想在盖得发言之前，补充说明一点。否则，我的讲话将是不完整的，我将因此而感到内疚。我想说，不管产生什么分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进行什么争论，我们社会党人最终仍将会走到一起来的。
　　我们再次聚会在一起，不是为了争吵和辩论，而是为了在党组织内部进行同志式的真诚讨论，共同寻求最符合社会党利益的行动方式。有人对党说：“你们应该单独行事，不要参加政府的活动，应该同资产阶级政府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而我则要说，一切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这是因为新社会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它的根须就已通过一切缝隙全部地扎入了旧社会的土壤之中。
　　有一天，考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把部长的职位一一拿到手，这就是夺得了国家的政权？这好比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以为只要把教廷枢机主教团中的红衣主教的职位一一夺过来，他们就能征服全世界。 ”
　　请考茨基不要见怪。异教徒之所以有力量，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独立的宗教思想的大规模反抗之所以有力量，以及后来的改革派之所以有力量，这正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旧教会的一部分权力，这正是因为十六世纪的教徒们一度搞不清，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究竟是忠于教皇的，还是跟路德走的。
　　教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它清楚地看到，这种渗透是一种威胁，所以为了拯救宗教而建立的耶稣会提出的口号是：向一切地方渗透和决不要被渗透。
　　多少世纪以来，由于教会一直把新社会的影响拒之门外，所以它才得以生存下来。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它已经让你们渗透到市政府中去了。
　　现在，人们在议论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部长的职责是什么，而你们选举出来的市议员难道就不担负任何职责吗？
　　难道市议员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吗？要知道，产生政府的普选制是受资产阶级法律的支配和约束的。
　　假如我想在辩论中获胜的话，我满可以象你们的一些朋友那样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我同样可以说，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领取救济金的人或者流落街头的工人，即最贫穷的无产者，是无权参加你们所能接受的市政府选举的；我同样可以说，身为市长，社会党人也必须执行许多资产阶级法律条文；我同样可以说，如果你们那里发生暴力行动，市长就不得不动用治安部队，不然，人们会说，社会党怂恿抢劫和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