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那个时候，费利克斯·戴尔图尔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招收学员是非常卖劲的。他在各省到处奔走，搜寻成绩优秀和“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其劲头不亚于居潘龙的那些秘密使者，这些人曾于四十年代末列各地把年青的教士找到巴黎来进查尔道纳的圣—尼古拉神学院。巡视员费利克斯·戴尔图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卡斯特尔中学的小饶勒斯的……不过，这件事他后来一直感到非常后悔。
　　因为费利克斯·戴尔图尔是个死硬的反动分子。他是教权主义者，经常带着狂妄的神情给人家行洗礼，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把奥尔良家族的某个成员重新扶上法兰西王位。可是他仍然是我在认识饶勒斯之前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个人。不过既然他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又怎么能理解饶勒斯呢？命运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弄到一起是多么大的嘲弄！
　　好心的戴尔图尔把小饶勒斯送进圣—巴尔贝中学读书，每个星期天都把他接出来，对他关怀备至，简直成了他的养子。饶勒斯后来在中学会考中样样名列第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学士考试和教授考试中也都名列前茅，戴尔图尔的高兴心情简直无法形容。^[2]

　　首先，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事件来源于思想，历史学依赖哲学。乍一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得特别好，因为，以金钱为根本基础的新的经济秩序主要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确实，英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是谁发现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并把它描述出来的呢？卡尔·马克思。此人不是英国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住在英国的德国人。如果马克思没有牢牢记住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就不会把英国的全部经济活动同这个社会主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英国提供了事实，但解释这些事实的却是德国的哲学。在大工业获得畸形发展和经济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出现之前很久，社会主义就在德国人的思想中诞生了。

　　总之，要理解当代德国的社会主义，单单研究倍倍尔等人赋予它的特殊的、过渡的形式是很不够的，必须探本求源，就是说必须研究认识和意识的全部来源。所以我研究了路德的基督社会主义，研究了伦理社会主义。

　　我们其实都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门纯粹的、静思的哲学，它在为铲除现今平民社会的基础而斗争。它不仅是一门学说，而且是国家中的一个政党。因此，哲学本身往往披着盔甲，它跃跃欲试，干预政治斗争。它不仅要过问天上的事，也要过问地上的事。如果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了下来，那么社会主义则把正义从天上带了下来，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在“思想”的领域内寻求实际的观点来安排地球上的生活。费希特、拉萨尔、马克思、萨埃弗尔既是先驱也是大师。
　　在深入研究德国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包含着一门哲学。这门哲学认为在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某种改变事物的形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它认为自由不是在对立面之间进行选择的抽象的能力，不是单个的公民的假想的独立性，而是人类平等和互相结合的真正基础。
　　……因此，从德国的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出一门关于宇宙的发展，人类的自由，关于自然界和上帝的扎扎实实的辩证学说

　　我们听了一个人们期待已久而且早就准备好的年轻议员的初次登台演说。最近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塔尔纳议员饶勒斯第一次试了试他那年青的口才，昨天还有人认为他说得非常之好。在右翼席上和左翼席上，人人都对他作了一番鼓励，说了一些在类似场合常说的老生常谈的话。全体议员都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饶勒斯要求除国立学校外市镇也有权办一些自己的学校，教授适合本地情况的教材。
　　这倒有点象空洞无物、调门很高的巴黎大学的文风，共和党寄予最大希望的这位年青演说家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费加罗报》1886年他10月22日)

　　那一天，我看到一家教会的报纸说，饶勒斯的工作间——同贝苏来城堡相连——陈设极为豪华，“墙上挂着柔软的丝绸”。我想，饶勒斯的工作间是在奥特伊尔的鸽楼上，所以看到这种 “挂着柔软丝绸＂的说法不禁叫我笑破肚皮。一间十平方尺的“高高突出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书桌，此外就是坐下来办公所必备的用品，图书放在书架上或堆放在地上。我所见到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名作家“书房”的味儿，如同我们在大街上的橱窗里见到的那些溜须拍马之徒故意弄出来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那儿其实没有一件艺术品，没有一束鲜花，甚至连斯宾诺莎那样的烟斗也没有，总之没有摆设任何可以使人在劳累之余赏心悦目，得到片刻休息的东西。饶勒斯就是在这一间清冷、简陋的“鸽楼”里准备他的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考试的论文的。

　　你们尤其不要对我说饶勒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很可能的，不过这同我无关。我只是对他现在所做的颇感兴趣，并且觉得很好。如果象我们的博士先生们所说的那样，他干的那些事不是社会主义的，那我为社会主义，也为博士先生们感到遗憾。不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博士先生们错了。证据不是从马克思那儿，更不是从洛贝尔图斯那儿找来的，而是从自吹看问题全面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找来的。《时代报》和《费加罗报》的热心卫护者们把饶勒斯同盖得正统派加以比较，教训饶勒斯什么是社会主义。听到他们那些奇谈怪论真不知叫我有多高兴。“啊！”他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叫道，“你们还是同我们说说盖得吧！此人至少是言行一致的。他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整体，主张全面地搞，马上就搞。不同资产阶级妥协，对资本家决不留情！好！说得好！同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你马上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不放过……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光明正大！同饶勒斯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丑比较起来，你们这种高尚的坦率，纯洁的意图以及理论上的毫不妥协给你们增添了多少光彩！啊！还是同我们谈谈盖得吧，他是一个何等诚实的革命者！无怪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支持他……

　　要是说，我们在事实上平常对其它党派，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做任何区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假话，这是不真实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斗争环境，我要说事实并非如此。你们一定以为我这个议员成天想着再度当选。我想我已经向党表明了我的态度。当我面前多次出现比较顺利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斗争环境时，我仍然坚守在一个选区，那里的各派力量明显地势均力敌，靠着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的英勇顽强的努力，我才和我的那一小批卡尔莫矿工保持住社会主义的旗帜；我想我已经向党表明，我对于眼前的、纯属个人的成功没有什么无聊的考虑。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竞选当中，支持我的只是为数很少的矿工。我到乡村里去，到塞纹尼的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观点——啊！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不是那种把旗帜哪怕只是略微卷起一点来的人。我到那儿去，到塞纹尼的崇山峻岭去，那儿的矿主在农村拥有大片森林，他同教会的势力，巫师的势力，同唯我独尊的天主教培训出来的愚昧的山民勾结在一起，其权力大得无边；我走在路上，遭到了袭击，那是实实在在的袭击，不是嘘声，而是木棒和石块。四周的篱笆和灌木丛后面埋伏着人，从那儿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矿上的打手，矿主的仆从，教会的牧师全部在等着我，可是正当我要落入他们的埋伏的时候，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受任何公式束缚的自发阶级斗争的激进派、无名的乡村医生、小土地所有者和民主主义者把我救了出来。他们把我救出险境以后又帮助卡尔莫的工人坚定其争取自身解放的决心，同矿主、资本家、教会展开斗争……在这次斗争之后，我不会说，我对那些给我设圈套的人和那些帮助我摆脱险境的、有民主思想的人不作任何区分。”（《1908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图卢兹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巴黎版，第363-364页）

　　卡尔莫的公民们：
　　四个月来，我这是第三次向你们汇报你们委托给我的使命，可是我第三次被暴力所阻。
　　我昨天获悉，敌人组织了一群暴徒在火车到达的地方等着我，一场械斗很可能会发生，于是我改了道，换了时间来了，以免发生任何刺激人心的事件。
　　我们现在是第三次面临着真正的阴谋活动。敌人想干什么？他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全都一清二楚。他们知道，引诱和恐吓无法让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信仰，于是想用饥饿来征服我们。警察局、玻璃厂和矿上已经商量好，只要我一向你们汇报工作，他们就乘机挑起武斗，警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将逮捕、诬陷我们的人，把他们一批一批送交法庭审判，然后从矿山开除出去。他们指望，我们的人由于失去工作和面包，最后只能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可耻的胆小鬼们将可以把他们制造的贫困推到社会主义身上。
　　因此，我们不能中他们的奸计，直到新的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游行示威，一切公共集会都要停止举行。为了制服我们，警察对我们虎视眈眈，老板想把我们饿死，他们别想我会中他们的圈套。
　　我们不能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去对付当局的无耻行径。政府已经告诉你们：人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一条出路，那就是武力。
　　当局既然动用暴力，那么人民也可以使用暴力。这些家伙头脑发昏，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愤怒和蔑视，后果将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革命的一天必然会到来，你们放心地等着吧！告诉你们，我现在虽然不让你们去经受无谓的痛苦，受他们策划已久的迫害，但是到那时，我将出现在你们队伍的最前列，同你们一起参加那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斗。

　　三个月来，教会的报纸经过精心的策划，发表了一系列奇文，说我让我的女儿进行了她的第一次圣餐式。有些人喜不自禁，对我竭尽污辱和嘲笑之能事，有些人则困惑不解，十分痛苦。我们的敌人不顾事情的真相，作了许多想当然的解释，造了许多无耻的谣言。他们说这个宗教仪式体现了我本人的意愿，我本人的信仰，还说我在党内玩弄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面手法。
　　这是造谣。
　　我从小时候起就不信仰任何宗教，任何信条。维尔弗朗什－达尔比热瓦的神父违反正常做法，在修道院的一所房子里开设了一个面向全教区儿童的教理讲习班，这件事我曾向大学稽查处反映过。我们的敌人对此大肆歪曲，说我让教友会负责我女儿的教育。
　　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我女儿的教师一直是世俗教师，她一直在世俗学校——塞维尼中学和莫里哀中学——读书，现在还在莫里哀中学。
　　图卢兹的一名前小学教员拉莫来尔曾要求从该城的预算中拨出一部分钱来为他那庞大的计划提供资金，我作为公共教育部的督学拒绝了他，教会的报纸利用他对我的怨恨，竟然造了那许多谣言，如此恶劣地歪曲事实！
　　不过，说实在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这件事有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绝大部分党员。那么问题何在呢？
　　大部分共和派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家中的女孩子既不是教权派，也不是不信教的人。她们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不愿意整天过着刻板陈规的清教徒生活。她们对顽固狭隘、不容异端的思想深恶痛绝。做丈夫的和做父亲的不信宗教，也不参加宗教活动，她们对此并不介意。她们或者不关心政治，或是即使关心，也不愿意教会干预政治，不愿意牧师干预家庭生活。她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死板的、令人窒息的教育：她们希望他们同整个现代生活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她们不是教权派。
　　但是，除极少数外，几乎所有工人和资产阶级家中的妇女至少在思想上和心灵中仍旧部分地信仰天主教和天主教传统。她们没有表示过不信教。他们在认识上和哲学上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同于天主教的世界观。假如没有天主教，她们便失去了精神生活的全部支柱。
　　此外，她们还把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结婚、生孩子、死人——同宗教传统联系在一起，不过她们不愿意宗教传统具有独一无二性和排他性。而且，她们不认为自己有权利让孩子们同宗教传统断绝关系，因为她们自己就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让他们同信仰其它宗教或是不信教的儿童一起自由自在地成长吧！老师会教导他们怎样思考，怎样想问题，绝不会向他们隐瞒任何人类思想的成果以及科学上的成就和假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和自由这两个伟大的教育家。等孩子们逐渐学会在思想上自己照管自己之后，他们是继续遵循还是放弃宗教传统，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但她们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贸然进行干预。
　　法国绝大多数天主教妇女都是这样想的。她们不受教会决定的摆布，也没有摆脱宗教信仰。
　　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位资产者在十年前、十五年前或是二十年前娶了一位在这种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姑娘，假如他在结婚的时候还未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或者只是参加了一个温和而稳健的、愿意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实行妥协的政党，虽然他本人是不信教的，但他对于在教堂举行婚礼并没有顾忌，同意举行宗教仪式来建立他的小家庭。但如果他本人后来对于社会、世界、生活逐渐有了比较大胆、比较革命的看法，对非正义的事情嫉恶如仇，并通过学习和孜孜不倦的探求真理而走上了主张社会革命的道路，如果此后他又在国家生活的重大危机中同教会发生了更加激烈、更加直接的冲突，那么他可以用武力强迫他的亲人跟着他走吗？在共同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可以把那些他在结婚时所迁就的宗教礼俗撇在一边吗？构成他的家庭的共同基础是妥协，他可以凭借个人意志，也就是凭借暴力把这种妥协砸烂吗？
　　这就是生活不仅向我，也向十分之九的党员提出的问题。我知道，事实上，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同我一样。
　　不过，有些人被这个问题苦恼得慌了神，只是一味寻找机会污辱一个对手或是贬低一个战友，我为他们感到痛心。我按照自己的良心进行了回击，如果这些早已料到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攻击竟然会使我后退或是彷徨无主，那我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懦夫。
　　我从来没有说过（教会玩弄诡计和进行无耻造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必须以暴力废除家庭里和国家中的旧的宗教信仰，我从来没有说过社会党人应当使用暴力反对妻子和母亲的思想意识而不能有任何苟同。我从来没有说过社会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应当在国家机器中使用暴力废除传统的迷信。我历来主张逐步摆脱宗教迷信和束缚，发挥知识和理性的内在力量。
　　我不仅从来不主张以暴力反对任何宗教信仰，而且从来没有使用过那种叫做辱骂的暴力形式来对待宗教信仰。我不认为我们靠拳打脚踢可以解决宗教问题。
　　其它的社会主义者，其它的党员有别的作法，我无权指责他们。教会加在各民族身上的桎梏做得那样巧妙，变本加厉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以致于可能有许多人竟然需要采用污辱他人的办法方可确信自己不再信教了，我倒希望我们大家都采用别的途径来摆脱宗教的束缚。加尔马寥尔的粗俗的歌词：

　　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十分刺耳，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歌词粗鄙不堪，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与其说是反映了思想的自由，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软弱无力的、神经质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