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偶然的影响使年轻的勃朗施坦走上革命道路的。1896年夏，他来到尼古拉耶夫市以便读完中学。他寄居在一个人家里，这家的几个儿子已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引他辩论，试图使他接受他们观点的影响。看来，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都没有取得进展。他傲慢地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青年人的架式，毅然应付辩论，他并非不同情人民，但怀疑“群氓的思想意识”及“群氓统治”。他爱好纯数学，对政治既无兴趣也无时间过问。他的女房东因儿子们的危险观点而感到担心，倒很喜欢他有这样高的辨别力，而且试图劝她的儿子们学他的榜样。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有关社会上普遍的不公正和必须改变国内全部生活方式的论点已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酝酿。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据已经提出，并且集中在贫困和剥削的景象上，而这些景象自从童年以来就一直藏在他的心中；使他感到他呼吸的空气是那么窒息；他们新颖无畏的高尚品格使他受到强烈的感染。但他还是继续抵制。新思想的吸引力越强，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持他装出来的保守主义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他爱唱反调的精神和在争论中取胜的渴望使他难以让步。但他不能不放弃他的防守和自负。在那一学年中，他突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立即开始热烈地为赞成社会主义而辩论，使那些要他改变意见的人吃了一惊。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0页。
我们将反复看到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他跟新思想一直对抗到他决定响应的时刻，而起初总是由于执拗的自负而抵制它。他的抵制随着吸引力的增强而加强，后来他克服了起初的怀疑和犹豫。于是，他内心的防线开始崩溃，他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可他的自尊心还是太重，或者说，还不足以使他信服到要作出一点儿让步的表示，他那内心斗争也没有外在标志。后来，新的信念在他心中增强，好像一下子克服了他的爱唱反调的精神和自负。使原来的争论对手们吃惊的不仅是他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原有观点，还有他接受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热情，更有他不时从他们的论据中得出的意想不到而有深远意义的结论。
他刚刚加入的事业在他内心还不明确。与其说他接受了一种思想，毋宁说是接受了一种情绪。他总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但受压迫者是谁？他如何加入他们中去？应该要干什么？没有人能给他以指导。在尼古拉耶夫市没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或组织。他转向社会主义立即表现在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刚刚觉醒的关心与他对数学爱好相应的削弱上。他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这样做时马上就脱离了童年和青年少时期的受人保护的环境。
勃朗施坦通过跟他同住的人结识了一个名叫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Франд Швиговский）的人，是个在城郊租种果园的穷园丁，这人居住的果园里的茅屋是思想激进的学生和工人的小型讨论俱乐部。什维戈夫斯基原籍捷克，性格非同寻常。他读了不少语种的书刊，精通俄国及德国的古典文学，订阅外国报刊，总是乐于拿被禁的政治书籍或小册子满足朋友的要求。住在城里处于警察监视之下的老民粹派分子有时也参加这个果园里的小组活动。在这些民粹派分子中没有杰出人物，他们没有建立组织；但他们把自己的一些浪漫主义的革命观点传给什维戈夫斯基小组。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自认为是民粹派分子。正如一个参加者所说的，这些集会“性质无害”。人们到果园来是因为在这里感到痛快，可以畅所欲言。不久，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在城里就“声名狼藉……说它是各种最可怕的阴谋中心”。派去暗中监视的警察假扮成在果园里劳动的工人；但这些密探也只能报告说，什维戈夫斯基总是用苹果和大量的茶水款待他的客人，跟他们进行古怪但却无害的讨论。①
① 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8页。
我们知道，那几年正是革命复兴的年头。1895年3月，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Дурново）致函波别多诺斯采夫说，新的倾向，尤其是大学生中作有关各种社会问题演讲的热情和无私使他震惊。在这位大臣看来，这种理想主义的无私不是吉兆。前几年所有的镇压法规并没有使中学和大学免受颠覆分子的影响。多年来，一直由部里任命教授，解聘可疑分子，提升唯命是从但无足轻重的人，根本不征求院长的意见。世界著名学者如化学家Д．门捷列夫（Д．Менделев）、生物学家И．梅奇尼科夫（И．Мечников）及社会学家M．科瓦列夫斯基（M．Ковалевский）一直被认为不忠诚，遂遭到解聘或被迫辞职。杰出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Kлючевский）不得不宣布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都是禁书。学生图书馆和俱乐部都被封闭；在课堂里安插了告密者。为了不让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学费提高了5倍。尽管如此，复苏的反抗仍在各大学里蓬勃兴起。1895年底及1896年初，当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时，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大多数学生都拒绝宣誓。继沙皇加冕典礼（那期间在警察造成的人群混乱奔逃中遭到践踏而死伤的旁观者达数千人之多）之后是1896年5月彼得堡3万工人的罢工，规模如此之大的罢工还是第一次。①在这些事件中，可以觉察到新近由列宁、马尔托夫（Мартов）和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重新兴起的运动完全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民粹派很少参加。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产业工人，它否定恐怖主义，承认俄国必须进一步资本主义工业化，认为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实力上壮大起来。但其直接目的是要为争取公民的自由权、促使工人采取政治经济行动和建立组织而斗争。
① 西伯利亚克：《俄国的学生运动》。
这些发展远离尼古拉耶夫这潭死水，在这里只引起了点儿涟漪。当勃朗施坦加入什维戈夫斯基小组时（1896年的晚秋或初冬），小组成员一定因那年年初发生的事件而受到鼓舞。他们搜集消息，进行讨论。但也仅此而已，他们都估计不出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学说的批评，他们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继续自称是民粹派。只有一个小组成员例外，就是女青年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кловская）,她本人是民粹派分子的女儿，但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力图使小组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给他们提供真正的哲学和革命的科学。起初她没有取得效果，但不久后果园的茅屋里响起了热烈的辩论声。当勃朗施坦来到这里时，立刻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热烈的辩论中，并迫使他迅速地作出抉择。他当即自称是民粹派，并几乎马上就对那位孤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攻击。Г．А．齐夫（Г．А．Зив)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的敌人，他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齐夫）在1896年冬天初到果园时，勃朗施坦还不满18岁，“他由于杰出天资和才能已经引起弗朗茨所有客人的注意”；他已经是小组中最大胆、最坚决的争论者，对女青年所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无情的挖苦讽刺”。
他对争论双方的学说所知甚少，只是向什维戈夫斯基借过几本过时的秘密小册子（这还是他第一次读到的）和几本激进派期刊的合订本；他紧张急躁地浏览了这些刊物，恨不得一眼就能掌握其中包含的论据。能激起他热情的作者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边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他们的著作与新的争论并无直接关系。勃朗施坦一度曾自豪地称自己是边沁主义者。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这种迷恋心态跟革命家，无论是民粹派革命家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都是格格不入的。他甚至对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稍逊一筹的人一无所知。一个更谨慎或更能思考的青年肯定会耐心地坐下来倾听双方的论据，也许还要弄清辩论的根源，斟酌正反两方面的理由，然后再表态（列宁最初接触马克思的学说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勃朗施坦早熟而且头脑灵活，兼收并蓄。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具有非凡惊人的天赋，他能迅速地抓住对手思想的要旨及其内涵。因此单凭知识是很难压倒他的”。①他从学校
里就已养成优秀生的自信心和出人头地的习惯。如果他的新伙伴强留他讨论并强求他表态时，他最不愿干的事就是以不了解情况为借口而拒绝。他一旦表了态，就不能是半心半意或有所保留，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辩论。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68页；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9一12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6一7章。
他本能地作出抉择。民粹派的观点引起他的注意，正是因为民粹派把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民粹派分子并不完全拒绝这一观点——他们早在20年前就已是俄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驱了，但他们在论述这点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始终加以强调；而且他们有不少人还接受所谓主观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强调“批判精神”和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这种哲学与民粹派的传统及其传奇十分契合，这个派别在经济条件未“成熟”、人民群众未觉醒时没有推迟对沙皇统治的袭击，而是派出孤立无援的战士、义士去活动。这些思想坚定、意志坚定的密谋者手持炸弹，追踪沙皇和他的大臣及省长。在年轻的勃朗施坦看来，马克思主义狭隘、枯燥无味——侵犯人的尊严、把人看成社会经济环境的囚徒和没有个性特征的生产力的玩物。后来他自己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是对它的讽刺性模拟；但无论如何，现代其他的政治信条都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能吸引和鼓舞这么多的人坚定不移地为他们的事业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①而拙劣的模拟也并非完全虚构，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确实以枯燥的“寂静教教徒式的”拙劣模拟作为他们的信条。年轻的勃朗施坦碰到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就是这类人。与此相反，民粹派浪漫主义传统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传统展示鼓舞人心的效仿榜样，保持对英雄的怀念。对烈士的缅怀给未来许下朴素无华的诺言，它赞美过去，似乎也赞美未来，不过仅仅是似乎而已。民粹派运动在衰落时再不能重演它过去的英勇壮举，无论如何不能用旧时单纯的英雄幻想去重演了。但尽管这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却在俄罗斯的天空布满紫红色的余辉。年轻的勃朗施坦眼中看到的全是这种余辉。
① 托洛茨基在其晚年经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相比较，前者的决定论和后者的前定论学说远非削弱或否定人的意志，而是加强它。对其行动与最高需要协调一致的信念鼓舞着马克思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去尽最大的努力和牺牲。
在投入辩论时，他是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厉害的对手，但在他们的关系中却产生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感情，而这在两个异性青年兼接近的政治对手之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小组中经常见面，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而不能彼此摆脱。索科洛夫斯卡娅比勃朗施坦大好几岁——有人说大6岁，还有人说大10岁，当然比这个实科中学的尖子生有更丰富、更严肃的政治经历。她谦虚，信心坚定，毫不自大，就是在她的年轻对手嘲弄她时，她也仍心平气和坚持说明她的观点。想不到情况起了喜剧式的转折。果园里的每个人对这个女孩子都有点儿迷恋，有些小伙子还写了情诗。伟大的“主义”和问题，萌发的爱情和押韵诗都混杂在一起——讨论变得愈来愈反常。勃朗施坦取笑她说：“你仍然认为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姑娘居然能坚持这种枯燥、狭隘而不切实际的废话！”索科洛夫斯卡娅回敬说：“一个自以为有逻辑头脑的人居然能满足于一点点含糊的理想主义情感？”或者，勃朗施坦会因为她少女的多愁善感与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而挖苦说：“这是小店主及商人的学说”①。
① 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15页；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46页。
然而，她的论据却开始灌进他的头脑。他内在的自信心在降低。他在辩论中越是“顽强”，他的嘲弄就越发粗野。189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小组聚会讨论并庆祝新年，勃朗施坦一到就宣称他已被争取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去了。索科洛夫斯卡娅兴高采烈。大家为工人阶级的迅速解放、为沙皇暴政的垮台等等而干杯。轮到勃朗施坦祝酒时，他站起身来举杯转向索科洛夫斯卡娅，无缘无故地突然大声说：“马克思主义者都该死，那些要把枯燥和冷酷带进全部生活关系中的人都该死！”这个女青年离开果园时发誓再也不跟这个蛮横的人握手。不久以后她离开了这个城镇。①
① 伊斯特曼和齐夫两人都讲述了这些事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没有提；但他给伊斯特曼那本书写的序言中肯定了书中所述事实的准确性，因而也证实了那些源于齐夫书中的故事的真实性。
新的一年开始了，而小组仍然仅限于谈论，勃朗施坦写了一篇论战性的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中“格言、引文和恶毒的语言多于内容，”并把它寄给有民粹派倾向的期刊。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他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哥哥合写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分子斗争的剧本，但写了第一幕或第二幕以后就写不下去了，写剧本的人原打算把民粹派分子塑造成正面人物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比。但当剧本的情节展开时作者吃惊地注意到：塑造成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物具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某些特点。小组还发动了一场“反抗”当地公共图书馆的斗争。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打算提高阅览费，“果园”派召集“群众”介绍新的读者，在年会上推翻了管理委员会——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6、7章。
勃朗施坦此时已不顾他的学业，但他学到的知识足以让他在1897年夏以优等成绩毕业。然而他的父亲已觉察到有些不对头，廖瓦在亚诺夫卡度假期时谈论自由、推翻沙皇时，农场主（他的父亲）回答说：“听着吧，孩子，这是绝不会有的事，再过300年也实现不了！”他想知道他儿子的这些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很快，他就找到了廖瓦新结交的伙伴，于是严厉地命令儿子离开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廖瓦当即维护他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他说，选择自己的朋友是他的自由，但他既然不愿服从家长的权威，也就不能继续依靠父亲的钱生活。他放弃父亲给他的生活费而去担任家庭教师，从舒适的住宅搬进了什维戈夫斯基的茅屋，这时已有6个学生住在那里了，其中还有一个结核病患者。这一变化使他振奋，终于自由了！那个穿着整洁而听话的中产阶级儿子——为其他孩子的父母所赞美和羡慕的对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正的民粹派分子，像老一辈先驱一样，“到民间去”，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生活在一个小公社里，在那里每个人都穿着得像一个农场的雇工，都把自己的几个戈比拿出来共享，喝同样的稀汤，喝盛在公用马口铁粗碗里的粥。
老勃朗施坦有时从亚诺夫卡来看看廖瓦是否因耐不住贫穷和困难而改过自新。但没有丝毫迹象。一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编辑的当年什维戈夫斯基的房客还记得这个“留着连鬓胡子的高大农场主……拂晓时走进茅屋，挑衅性地、气势汹汹地站在他身旁，用洪钟般的声音吼道：‘喂！你连你爸爸都躲着不见？!"’①愤怒的场面往往和并非由衷的和解交替出现。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廖瓦的厚望已经破灭，气急败坏；儿子在同志面前丢了脸，因为他立志要在同志中成为领导人物，所以反应激烈而无礼。两人一样暴躁，一样觉得自己正当，一样固执，一样自大，声音也一样都像洪钟。当廖瓦进敖德萨大学读数学时，情况大有好转，在他的父亲看来，与其和他那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干什么推翻沙皇的把戏，还不如搞纯数学。廖瓦在大学里开始显示出对所学科目的非凡才能。②但是大学的吸引力却比不上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微积分也不能胜过革命。他住在敖德萨的时间虽短，但也足以让他去跟革命家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取得地下刊物和小册子，他带着这些刊物在胜利的喜悦中回到尼古拉耶夫市。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55页。
② 伊斯特曼引用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大学同学，俄国著名的技术专家的话，他甚至在革命以后还惋惜地说，有如此非凡的数学天资的人不搞数学，这是科学的损失。参见《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59页。
继之而来的是1897年骚乱的春季，3月间，一个因政治罪名关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女大学生在牢房中自焚而死。这一事件在大学中激起抗议示威的风暴。当局用放逐大批大学生来报复。这又激起了新的抗议与示威，连警察横行的敖德萨也轰动起来了。从基辅来的大学生给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带来新的刺激和愤慨。勃朗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感觉到，从语言转入行动的时候到了。
当时刚从基辅来的医科大学生齐夫写道：“勃朗施坦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极其秘密地提出要我参加他本人组织的工人协会。勃朗施坦说，民粹派的思想已被抛弃，他打算使组织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不过勃朗施坦避免用这个专门名词……提议称它为南俄工人协会。”齐夫继续写道：“当我参加这个组织时，一切都已筹备就绪。勃朗施坦已经跟工人有接触，而且跟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以及其他城市的革命团体也已有联系……。”①
① 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18页。约在这时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正在南方的大多数城市恢复，或正在建立。参见M.H．利亚多夫：《俄国共产党的起源》第310页及以后各页。
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和工厂约雇用有1万多工人，大多数是报酬高的技术工人，他们有足够的余暇读书看报。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建立组织，连工会也没有。工人阶级居住区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的各种教派，勃朗施坦跟这些教派的教徒打交道，并很快看出，其中哪些人主要关心的是教义，哪些人更关注他们反对希腊东正教活动中的政治意义。他在后者中吸收南俄工人协会的第一批会员，把他们组成小组，定期集会讨论时事、阅读非法出版物。这一年年底以前，协会已共计约有200个会员了。我们根据当时一份在他们被捕后发表的俄文报告对这个组织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个协会的会员中有锁匠、细木工人、电工、女裁缝及学生，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20一25岁之间，但也有40岁左右的人。①索科洛夫斯卡娅也是该组织的奠基人之一。她一得知这一新的开端，就忘记了新年前夜的事，回到果园。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工人事业报》于1899年4月1日在日内瓦出版，第150一152页载有一份协会被捕会员详细的长名单，其中有年龄、职业等有关资料。
这个组织的名称显然是借用25年前曾存在过、其中心设在敖德萨的另一个组织的名称。旧南俄工人协会是大学生E.O．扎斯拉夫斯基（E.O．Заславский）创建的，就其性质来说是民粹派组织，遵循拉甫罗夫的宣传教育路线。据查，旧协会与新协会的规模大致相同。1875年警察破获了这个组织，它的领导人在大理院受审，多数成员被判处苦役。扎斯拉夫斯基和几个会员死在狱中，协会创建人之一Н.П．谢德林（Н.П．Щедрин）曾被两次宣判死刑，两次减刑判处终生苦役。这个囚犯好多年都被镣铐铐在手推车上，直到他神精错乱；尔后又被转押到施吕瑟尔堡要塞。他在那里又受了15年的折磨，也许只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才能提供那种折磨的概念。关于这种折磨的传说仍在南俄流传，勃朗施坦之所以称他的组织为南俄工人协会，大概是表示对殉难者的敬意。他本人用的第一个化名是利沃夫（Ливов）。
这个小伙子一年前似乎还是一个寻常的富人子弟，一变而成为秘密组织的创始人，自愿走革命家的艰难道路，转变的迅速是惊人的。他那显然是天生的旺盛精力、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一般的追求中只能发挥极小一部分或根本发挥不出来。他需要为一种事业服务，而且是为一种需要付出极大牺牲的事业服务。一旦找到了这种事业，他那富有青春活力的热烈性格就充分展现出来。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他是推动事业的灵魂、代言人和组织家，而且还是协会中精力最旺盛、最忠诚的工作者。齐夫甚至在其带有往昔敌意色彩的回忆录中也说：“在尼古拉耶夫，我们的团体是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们的成就使我们十分振奋，因此我们长期处于热情积极的状态。无疑，我们应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勃朗施坦，他的精力无穷，而且他多方面的创造性与不倦的干劲永不衰竭。”齐夫接下去说：“许多年后这个组织的成员还自豪地回想起它的全盛时期，那时它受这个18岁小伙子的领导。他用自己的信仰、雄辩和本人的表率倾倒了所有的成员，引导他们忘记个人的所有爱好、成见，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精力与时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勃朗施坦离开后，这个组织的神经突然崩断，协会再也不能恢复它开始时的热情了。”①
① 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1页及同书各处。
当然，与正规的政党或组织比较起来，协会还是一个小团体。对于它要坚决反对的那个政权来说，它正像细菌进攻巨大而衰弱的人体一样，事实上这个团体正是刚刚行动起来的大约20余个革命细菌中的一个。
在造船厂和工厂中建立起来的团体散发传单以及一份叫做《我们的事业》的刊物。传单中评论当地关心的问题、工厂和造船厂的情况、雇主及官吏的横行霸道。这些揭露产生了影响，迫使那些被揭露的人作出答复，尔后协会又用新的传单予以还击。“当从工厂和车间传来消息说工人们如饥似渴地传阅这些用淡紫色油墨印出来的神秘传单时，又给我带来多大的满足啊！他们认为传单的作者是一个强大神秘的人物，他深入到所有工厂之中，知道每一个车间发生的事，而且在24小时内就能用新传单对事件加以评论。”①协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事业》也得到令人鼓舞的反响。这个团体太穷，无力出版秘密报纸。据说勃朗施坦曾提出在敖德萨施宾策尔的印刷所里秘密印刷出版报纸——他在热情澎湃之时根本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给他的亲戚造成危害——但是他的同志说服他不要这样做。当时有一个多少有点儿古怪的好心人带着一个革命“计划”，他说，推翻沙皇必需有10万卢布，用以在全俄罗斯建立1000个地下小印刷所，使反沙皇的宣言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区里到处传播。作为开端，这个好心人赠送给小组一架油印机，勃朗施坦就此开始工作。他亲自撰写刊物上的文章和传单；亲自用紫色油墨油印（为的是使工人们阅读时眼睛不至吃力）；亲自给文章加漫画插图；亲自在一个瞎眼同志的破旧住所里刻蜡版，每期印刷好几百份；他还亲自照管散发。②每刻一页蜡纸往往要用去他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有时我连续伏案抄写一个星期，连腰都不伸一下，只有开会和小组讨论时才暂时中断。”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33一134页。
② “所有重要的技术工作，更不用说文字写作部分，都是勃朗施坦完成的。”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1页及同书各处。
政治上，协会是一个地方性的反抗者兄弟会，它很单纯，并不老练。其中有些成员仍自称为民粹派，其他人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妨碍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一个狭小的基础上活动，所以能够共同行动。他们号召工人们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斗争，而在这方面，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分歧。他们避免对工人讲那些在果园中争论的政治问题。这类活动在当时是大多数秘密团体的主要活动。后来，它却因为片面强调“面包与奶油问题”而被称为“经济派，'’。但是使这个组织迅速成功的却正是它的片面性。如果两个团体各自提倡各自的“主义”，并因此在争取工人上展开竞争，其结果只能是混乱和失败。只有在更广泛、更坚定运动中才能以严肃的斗争解决分歧。尽管尼古拉耶夫的协会已为其他中心区更先进的团体领导人所了解——那些领导人正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但他们不知道是否应邀请尼古拉耶夫的团体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考虑：他的年龄太轻，是否会有损于建党大事的庄严性？这个疑问还没有解决，尼古拉耶夫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就都已被捕入狱了。①
① 托洛茨基：《十月的一代人》第20页；M.H.利亚多夫：《俄国共产党的起源》第324页；阿基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特征史料》。
初次冒险的成功向这位青年革命家证明“书面语言的威力”，城里流言蜂起，无论是赞赏还是害怕协会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要认真对待的因素。敌人和朋友都把它想象得比实际强大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勃朗施坦的书面语言的成果。对语言威力的信任他将永远保持，直到生命结束。他在各种形势下都始终求助于他的这一得心应手的手段，他一生始终运用这种威力，有时取得震撼世界的效果，有时惨败。他在这个反抗者的小小兄弟会里曾初试他的演讲口才，但初次尝试却以窘困和流泪告终。在辩论中发言尖刻辛辣是一回事，作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引用贡普洛维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但他不知不觉使自己深深陷入了一张变幻不定的网之中，其中，充斥着难以理解的夸张之词，而对思想的希望渐趋减小，使坐着听他演说的听众因为同情他而浑身出汗，不知天底下还有没有办法能阻止他讲下去。当他最后停止发言并就这个题目展开一般性辩论时，却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谁都不知道题目究竟是什么。”这位演说者“在室内走来走去，尔后把他的脸埋在长沙发的靠垫上，浑身浸透汗水，羞愧得两肩起伏耸动，而每个人无不痛爱他。”①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70页，齐夫说勃朗施坦仔细研究过叔本华的《辩论术》中的论战技术与诀窍。
勃朗施坦的品质无论优劣，在这个小团体中都逃不过同志们的眼睛，他们写下来的观察记录除了侧重点不同外，几乎在所有的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后来成为他妻子又被他抛弃的索科洛夫斯卡娅约在30年后回忆说，他很体贴人并有同情心，但也很武断、傲慢，他只在一件事上始终不渝，即对革命的忠诚，她说：“在我一生的经历中，从来没有遇见过有这样彻底献身精神的人。”贬低他的人更加强调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齐夫写道：“勃朗施坦的‘自我’支配了他的全部行为。”但是，他接着写道：“革命却支配着他的‘自我’，他热爱工人，热爱他的同志……正是为了他们，他爱护他自己”。他既然心甘情愿地放弃舒适安定的生活与美好前途，就认为别人也应这样做。当齐夫急欲读完大学的课程而开始忽视团体时，勃朗施坦给了他有力而得体的劝告。他送给齐夫一幅画，在画上题词说：“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信仰。”①
① 同上，第87页；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12、19一21页。
鼓舞他的英雄人物莫过于斐迪南·拉萨尔，德国社会主义最早的群众运动创始人。当时，拉萨尔对欧洲社会主义的影响很大——后来因他跟俾斯麦暖昧的政治交易暴露而失去光彩。年轻的勃朗施坦之所以受拉萨尔这样大的影响是由于他们有明确无疑的相似之处。拉萨尔也是有钱的犹太人子弟，背叛了他的阶级，为争取工人的解放而奋斗。他曾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演说家，最丰富多彩的浪漫人物之一，其昙花一现的生涯以悲剧结束：死于一场爱情决斗。拉萨尔作为第一个现代工人政党的创始人——不仅是德国的第一个——写下了历史新篇章。这样崇高、辉煌而富于戏剧性的一生只能激起年轻的勃朗施坦的想象。他讲到这位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时心醉神迷，赞叹不已，立誓要步英难的后尘，如果我们相信齐夫的话，勃朗施坦还夸口要成为俄国的拉萨尔。这个青年人并不过分讲求谦虚，无论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他既不隐瞒他的缺点也不掩盖他的自负。他惯于思索和梦想，并且沉浸在他那并不讳言的抱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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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秘密活动的第一阶段从1897年春天延续到同年年底。警察开始不相信在工厂和造船厂里的所有宣传鼓动都出自什维戈夫斯基果园里的几个青少年狂热分子之手，他们要追查出更有经验的领导人。这样，直到警察醒悟过来，怀疑并开始监视与勃朗施坦往来的人及其朋友们的行踪之前，协会赢得了扩大影响的时间。到年底时，协会的领导人预料到镇压即将开始，一致同意暂且疏散，商定隔一段时间后再恢复活动。但他们决定：如果他们不在时警察逮捕协会的工人，他们就回到城中，决不给警察口实，使后者不能对会员群众说协会领导人把他们抛弃了。
1898年初的几个星期，勃朗施坦离开尼古拉耶夫准备躲到乡间的一个庄园里。因为什维戈夫斯基刚在那个庄园里得到一份新工作。他到那里没多久就和什维戈夫斯基双双被警察逮捕。协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尼古拉耶夫及其附近被捕。勃朗施坦从乡间被押送到尼古拉耶夫的监狱，尔后被转送到赫尔松监狱，在那里关了好几个月。警察毫不怀疑他是这个团体的鼓动者。整个严寒的冬季，他们都把他严格隔离，关在一间不供暖、空气不流通、虱子横行的小牢房里。晚上送来一张稻草垫子，天亮拿走。这样，他在白天既无靠垫，也没有座位。不给他放风，不准他在狱中的院子里锻炼身体，也不准收受一份报纸、一本书、一块肥皂或换洗的内衣；他整天挨饿，身上肮脏，满身是虱子；他在牢房里踱步，敲敲墙壁，看隔壁牢房里是不是有人——没有，他重新踱步，数着踱了多少步，设法驱除寄生虫。这几个月的单调生活甚至没有让一次提审打断过，甚至连指控的罪名也没有告诉这个囚犯。这种旨在在精神上搞垮他的待遇比起其他几个协会成员所受的刑讯来说还是轻的，有些成员在拷问下自杀，还有些人被折磨得精神错乱或被搞垮，更有甚者竟同意充当告密者。他承认说，“有时我也被孤寂……折磨得无法忍受”。但他对自己的牺牲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他写了革命的五行诗，后来成为十分流行的革命歌曲。当他将近离开这座监狱时，警察发了慈悲，他母亲贿赂看守成功，送进几包食物、肥皂、麻布内衣以及水果之类的“奢侈品”。
为了审讯查证，他终于被转解到敖德萨监狱，在那里又被关押了一年半，直到1899年年底。他在那里也是关在单人牢房里，但是他却能与朋友们进行秘密联系。①监狱人满为患，但却由于不断有活动、密谋策划和恶作剧而充满生机。他兴致勃勃地取笑负责侦查此案的宪兵中校。为使自己作好应付审讯官的准备，他必须摸清宪兵对协会的情况究竟掌握了多少，并且把摸清的情况通知其他牢房中的同伴，“他的任务……并不容易。……他必须告诉我他被捕的全部经过以及随之发生的情况。扼要地叙述他自己的证词。……这一切既要表达明确，使我对发生的一切有尽可能充分的了解，还要做到，即使信件万一被截获，其中也不至有对他自己不利的线索。他把这些事做得天衣无缝。他写了一篇才气横溢、冷嘲热讽的文章，这是一本出色的小册子。”②他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
① 就是在这个监狱里，协会的成员得知有关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消息，那次代表大会刚刚在明斯克举行。他们激动地把这一消息从一个窗口传到另一个窗口。托洛茨基：《十月的一代人》第20页。
②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8页。
因为得不到罪证，审问拖延下来。这期间勃朗施坦贪婪地阅读他所能搞到的书刊。起先只读在监狱图书馆里可借到的书籍和期刊，但后来也阅读从外边送进来的书，监狱图书馆里只有宗教著作和教会的期刊。为学习语言，他同时读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的圣经。后来他拿到希腊东正教期刊的合订本，其中充满对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特别是对共济会会员的攻击，他后来写道：“有学问的东正教作家们对伏尔泰、康德和达尔文的攻击把我引人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神学思想领域，原先我根本想象不到倾泻这些思想的形式是多么荒谬、迂腐、离奇。”“对妖魔鬼怪、撒旦以及它们的黑暗的鬼怪王国的研究使我震惊……对天堂内部结构的热情探索总以忧郁的调子结束：‘没有确切地标明天堂的位置’；我在吃饭、饮茶和散步时都反复说这句话：极乐世界的地理经纬度也没有标明。”①跟固执的监狱看守进行神学争论是他最爱好的消遣。一般来说，对宗教作理性主义的否定，是当时有教养的俄国人的特点，不论他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抑或只是温和的自由派，也不论他出身于希腊东正教或犹太教的家庭。犹太教信条在勃朗施坦的教养方面完全没有起过作用，而了解希腊东正教也只是在牢房里才开始的。犹太教教徒和希腊东正教教徒都是这样蒙昧，都是这样顽固，拒不理睬任何新思想——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新教徒，甚至落后于天主教教徒——因而蛮横地排斥有教养的甚至有点儿教养的人。他和宗教不能妥协，因为宗教本身拒绝向人类头脑中任何现代倾向妥协。
① 参见伊斯特曼的《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中所引托洛茨基致伊斯特曼的信，第113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1页。
当他饶有兴味地钻研这些宗教著作时，他还力图从这些书里争论的概括以及对其歪曲中摘取他原先所不了解的那些受教会谴责的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内容。他探求线索，使他能重新建立自己对这些恶毒理论的见解，尔后按照他的见解和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评价。他收到从狱外送来的几本对他更有直接帮助的书。他读了达尔文的著作，这些著作坚定了他天生的无神论。25年后他回想起，达尔文对孔雀羽毛的花纹自然形成的叙述是如何永远消除了他心中的上帝概念的，而他在得知达尔文本人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时又是何等震惊。①后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donio labriola）的哲学论文使他和目标更接近一些：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和文风不带教条气息，明晰而且优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此时他对拉布里奥拉书中的论题虽只是一知半解，但已得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更可靠的线索。
① 1923年他在对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讲话中说：“我终生不会明白达尔文在这方面是否真诚，抑或只是他为传统信仰尽义务。”《十月的一代人》第55一56页。
他当时根据这种不可靠的观点加上用从希腊东正教原始资料中引出的不严密的论据就试图撰写一部唯物主义的共济会史，在这一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对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看法加以检验。这是他的第一部大部头著作，也是他终生难舍的著作：在早期的一次流亡中将它丢失后，他总是为此感到伤心。我们固然不必对他早期作品怀有他那样的深情，但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文章是他撰写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的最初尝试。他的许多文章常常放在监狱厕所的隐蔽处供他的朋友们阅读，其中有一篇是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这是一直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党人争论的问题。“我没有揭示任何新东西，我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别人早已得出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独立地摸索出来的。我认为这对我的整个发展过程很有益处。至于那些我在狱中觉得是我自己的还有待检验和论证的推测，后来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灌输进我的头脑的。”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7页，据齐夫说，勃朗施坦在敖德萨监狱里还写过一篇论工资的论文，他在文中论证说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更可取，因为更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在那时候他会这样具体论述一个经济问题，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906一1907年齐夫又跟勃朗施坦一起被关在在圣彼得堡监狱，大概他把他的朋友几年以后写的文章说成是在敖德萨时写的了。
在狱中的第二年将近结束时，这些努力占据了他的头脑并使他保持精神愉快。他在心智方面已从青少年期进入成年期。在监牢里，除了思考和反思外，便没有其他的事了，因而缩短了他的这一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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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年底，囚犯们收到行政判决，也就是说未经审理的判决。判处勃朗施坦和三个会员流放西伯利亚4年；其他人短期流放，还有几个人获释。不久后流放犯开始了艰苦跋涉。先把他们押解到莫斯科，他们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等候了6个月，不但没有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讯，而且两年半的关押期也没有从刑期中扣除掉。
勃朗施坦在莫斯科的监狱里结识了来自俄国各地的更有经验的年长的革命家，他们也在等待最终流放。这里有新的面孔、新的推动力、新的思想，他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关于列宁的情况，读到刚出版的列宁的力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俄国北方的秘密运动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在西欧进行的思想斗争甚至在这个监狱的围墙内也会立即引起反响。在一个个囚室间传递的许多书籍中，有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著名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是一个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次公然试图使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而赋之以渐进与改良主义性质的论著。伯恩斯坦的这本著作在欧洲社会主义的两翼——“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引起了一场在当时看来是重大的斗争。而这在“羁押监狱”里的囚犯中并没有引起慌张，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和平长人社会主义而放弃革命道路。
勃朗施坦在这种新环境里没有丧失自信，他继续读书、辩论，不断写出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小册子。他计划在监狱里，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建立一个印刷所。但在他的同志们看来这样太冒险，他不得不满足于人们传阅他的手稿。他的伙伴已经觉得：他的想象力有时看来太大胆，向当局挑战的意愿太轻率。他在赫尔松时曾不顾阻力说服他的同志发动绝食来抗议警察的提议，那提议内容是：可以释放青少年犯人，但条件是，他们的父母要好好地揍他们一顿，管束他们不要参与政治——这是对“青少年革命者的自尊心的侮辱”。在莫斯科监狱里，他又一次勇气十足地捍卫犯人的尊严。一个犯人没有向典狱长脱帽而被罚关入单人牢房，勃朗施坦马上发动一场团结一致的示威：
在简短的会议上决定：我们都要戴着帽子出去，要看守给典狱长报警。当然，典狱长来时，我们都不脱帽。情况会决定我们下一步怎么办。看守……拒绝发警报，我们拥上去围住他，勃朗施坦站在我们前头，拿出他的表，极有信心地说：“我给你两分钟去作决定。”……尔后他把这个惊慌失措的狱卒推在一边，自己用优美的戏剧性动作按下信号钮。我们戴上帽子向院子走去。典狱长在一大队武装看守的簇拥下跑进院子。“你们为什么不脱帽？”他大叫起来，朝勃朗施坦扑去。勃朗施坦站在我们前头，用极蔑视的态度傲慢地回答说：“您呢，您为什么不脱帽？”①
几个魁梧的看守把这位奋斗不息的反抗者架走，关进单人囚室。
①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39页。
对当局，或像他自己所说的，对阶级敌人要严厉、轻蔑，而他对同志及其亲属则很热情。甚至有些感情用事。监狱允许囚犯每周两次会见亲属，勃朗施坦在会见时“不但对他自己的女朋友、即未来的妻子……而且对所有来探望丈夫和兄弟的妇女都表示出感人的体贴；他的骑士风度使她们都为之倾倒”。①这些妇女常常把（关在牢里的）男人们的内衣拿回家去洗；但勃朗施坦却不愿享受这类慰藉，自己洗、自己补他的内衣，并且嘲笑革命家们上了资产阶级习气和偏见的当，以致用这样的家务工作去加重妇女的负担。他从会见室回到牢房后“常把他过多的体贴都用到我们身上，爱抚我们，吻我们并拥抱我们”。他的温暖的友情使人铭心刻骨，以至在数年之后他原来的朋友们（那时已经成为他的敌人）都因他在革命和内战中的无情感到迷惑。
① 同上，第36页。
在莫斯科监狱中的这段时间，即1900年的春季或夏季，他跟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结了婚，一位犹太籍的监狱牧师在牢房里主持了婚礼，新郎向一个监狱看守借来一枚结婚戒指。这桩婚事有点暖昧之处。流放政治犯安排假结婚是常有的事，因为一对已婚夫妇有权利流放到同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完全与世隔绝。假结合往往发展成为真结合。勃朗施坦和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初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婚姻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他在《我的生平》中对这场婚姻只用一种超然而冷淡得出奇的措辞一带而过，使人认为这意味着结婚是假的。他说“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不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举行了婚礼……。”①然而目击者的叙述却否定了这一结合的性质是平淡的这种说法，它描写了在这两个以前争论对手之间既恨又爱的矛盾感情是如何转变为恋爱的。在狱里以及在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途中，勃朗施坦心中充满爱情，在军队押解下持续两周的路程中他沉溺在爱情中，完全忘了他的朋友，忘了讨论。据内在证据，目击者的叙述看来是真实的。顺便说一句，结婚并非儿戏。勃朗施坦在赫尔松监狱里第一次想到结婚。但不必取得父母许可的时代尚未来临，他父亲反对，不许儿子娶一个年龄大这么多的姑娘，娶一个会把儿子引上邪路——老勃朗施坦对此深信不疑——的姑娘。齐夫曾写道：“廖瓦大发雷霆，并竭尽全力地抗争，而且极其顽强。但是老头子也同样固执，并占有在监狱铁窗外面的优势，老头子胜利了。”廖瓦又在莫斯科再次作努力，这一次他成功了，如果是假结婚的话，他大概用不到那样“大发雷霆”。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8页。
从莫斯科到流放地的路程因在几个羁押解送监狱“作短期羁留而中断，以致从夏天一直拖到晚秋。整批流放犯乘火车到伊尔库茨克，他们在那里被分别押解到不同的目的地。勃朗施坦夫妇则乘一艘大驳船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大驳船上挤满穿白衣的阉割派，①他们唱祈祷歌，狂热地跳舞。命令勃朗施坦夫妇在乌斯季库特村上岸，这个村在勒拿河淘金热期间曾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移民基地。此时淘金者已去到更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乌斯季库特成了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凄凉地方，约有100家肮脏的农舍，小咬（蠓，墨蚊——校注）肆虐。苦于发财梦没有实现的居民发狂地沉溺于伏特加烈酒之中。勃朗施坦夫妇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阅读时不停地把蟑螂从书页上掸走。后来他们获准迁到东边250俄里远的地方，他在那里替一个不识字的百万富翁记账。他的雇主在广大的区域内经商，是通古斯居民的无冕帝王。勃朗施坦注视着在这个西伯利亚处女地上发展起来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将来他要以此为例来说明落后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这一俄罗斯特点。社会观察与聚精会神地记账不能兼顾，勃朗施坦由于记错了一笔账而丢掉了工作。在严寒的冬季，在华氏零下90°的严寒中，勃朗施坦夫妇乘雪橇回到乌斯季库特。他们带着他们那出生刚刚10个月的女婴，用厚皮袄把她裹着。每到一站，婴孩的双亲都要打开厚皮袄，看看是否他们为使婴儿不至冻死而把她闷死了。
① 阉割派是受迫害的狂热教派，他们自行阉割，过圣洁（“阉割圣人”）的生活。他们在公社中生活，大多数是园丁，穿着白色衣服，用祈祷来消磨晚上的时间。这个教派以《以赛亚书》为根据：“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所喜欢的事，持守我约的阉人，我必使他们在我的宫殿中，在我的室内有位置，比有子女的更美。”（第56章第4、5节）据传说，有几个沙皇（如亚历山大一世）属于这一教派。
他们从乌斯季库特迁到高耸在贝加尔湖之上的高山中的维尔霍勒恩斯克，这地方位于去伊尔库茨克的途中，他们在那里住进一栋小房子，比较舒服地定居下来。维尔霍勒恩斯克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古老的居民点——35年前，波兰起义者曾被流放到这里筑路——而现在这个地方已有一个不小的流放犯人居住区了，它和伊尔库茨克通邮很方便，成为西伯利亚这一带最重要的城镇。勃朗施坦在这里有充分机会继续他的研究，发展他的思想，建立有效的联系以及用不止一种途径作自我介绍。不久，他就深深陷入流放区里正在进行的辩论中，而且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他通过演讲、辩论和写作阐明他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赞成群众斗争、反对恐怖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主观主义哲学。前几年，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此刻，他在西伯利亚终于坚决认同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当时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刚刚壮大起来，正在流放犯人及修建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工人中征集会员。协会跟勃朗施坦接近，要求他写传单，他欣然同意。很快，这个组织就把他看做是他们的领袖及发言人。两年后他参加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党的重要代表大会时就是代表这个西伯利亚协会的。而党也就是在那次大会期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
1901年春天发生的一次突然的骚动是沙皇帝国国内舆论起落的一个标志。大学和工厂里又爆发了暴风雨般的示威和罢工，几千名大学生被捕，许多人被征召入伍——这是1899年颁布的一项新惩治法，许多人被流放，圣教公会开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教籍。1901年2月，一个姓卡尔波维奇（Карлович）的大学生枪杀教育大臣博戈列波夫（Боголепов）。作家协会抗议警察当局对学术生活的粗暴控制。社会党国际发表庄严的宣言谴责沙皇。秘密组织又得到了新鲜血液，新来的流放犯把清新的空气带进西伯利亚的各流放区。勃朗施坦根据新来者的叙述估计反沙皇者的力量，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骚动尽管激烈，但因为秘密组织不懂得如何对此加以利用，也不懂怎样引导它反对独裁政府，终归会彻底失败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但只能各自为战，每个组织都只全神贯注于当地事件，而且各有其抱负，这就需要有全国性的协作和领导。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并不是勃朗施坦。在国外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及其他人在新创办的《火星报》上都在阐述这一观点，但《火星报》的第一期是几个月前用德文出版的，还没有到达在维尔霍勒恩斯克的流放犯手中。勃朗施坦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区中广泛传播，引起热烈的争论。这篇现在鲜为人知的文章之所以引起传记作家的注意，是因为在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党的组织与纪律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特点的东西是相同的，但在当时却遭到尖刻恶毒的批评。①
① 参见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32页。他给西伯利亚协会作关于党的第二次大会的报告，在报告的附录中引用了他1903年在西伯利亚写的文章，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不顾他在西伯利亚所主张的观点而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因。起初，西伯利亚协会像南俄协会一样，其性质是“经济派”的。1902年时，它才承认革命的政治对经济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在勃朗施坦的影响下加入火星派组织，后来，这个联合会被孟什维克吸收。
1901年，他的论点是：革命如果不受一个坚强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如果这个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力去解散无纪律的组织或开除不守纪律的组织或个人时，革命运动就必定会成为弗兰肯斯泰因所创造的恶魔。“中央委员会要与它（无纪律的组织）断绝关系，因而也要切断该组织和全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央委员会将停止为该组织提供文件资料，停止供给资助，要派自己的小分队……到现场参加斗争并给它必要的资助，中央委员会要宣布这支小分队就
是地方委员会。”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概括起来，这就是清洗、开除、革出教门的全部步骤，他自己最后也被人用这些步骤切断了他和世界革命的联系。然而在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全国的一体化和纪律，确实不能前进一步；而全国性的领导有时必然要坚决地把这种纪律强加给那些不愿服从的团体。①勃朗施坦最初系统地提出这种观点时，就给自己招来了指控，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有一天用来指控列宁的罪名。有些流放犯论证说，勃朗施坦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退到了民粹派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寄希望于工人群众，而不是少数领导分子，因此他们无需授予中央委员会那种在偏狭的阴谋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独裁权力。现在我们且不去深入地研究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事，因为在其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它将成为本书叙述的主题。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争论的开端一直可追溯到1901年。
①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62一72页。
然而我们对这些活动远不如对勃朗施坦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文学成就那样熟悉。他到达西伯利亚后很快就开始为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进步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稿子署名是安季特·奥托(Antid Oto)，这个源于意大利文antid oto。的笔名很适合充溢其文章的反抗精神。他以“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区声誉鹊起，而且他的名声通过从流放地回到俄罗斯的流放者传到彼得堡、基辅的革命圈子里，甚至传到流亡西欧的人士当中。①他当时的文章后来重刊在他的全集第4卷和第20卷中，都是些介于文学和报刊文章之间的作品——按照20世纪中叶不连贯和简短的报刊文章的标准，当然应把这些文章归入文学类。他撰写社会通讯及文学评论，前一类主要包括关于西伯利亚农民生活的文章，其风格是从容描写与尖刻讽刺兼而有之。他的这些文章深受天才的悲剧性民粹党人格列布·乌斯宾斯基（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的影响。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对农民、手工业工人及小官吏生活的现实主义但又极度伤感的描写暴露了沙皇帝国的伤疤，揭示了它的苦难，为“暴露文学”树立了很高的标准。
① 作者本人认识一些老一辈的前流放者，他们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在谈话中还是用安季特·奥托来指托洛茨基，例如，他们常问：“安季特·奥托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自从这位老作家对当时情况进行评述以来，已经过去约1/4个世纪了，现在是要看看从那时以来俄国的农村和小城镇究竟起了多少变化的时候了。”安季特·奥托直接乞灵于乌斯宾斯基，步他的后尘。他论述同类人物，如农民和小官吏、受害者和心灰意冷的人，以同样的同情和怜悯对待他们——只是他的愤激更尖锐、更强烈。因为他的文章必须受检查官的审查，所以他并不直接攻击政府。但是这种约束使他那种克制的愤怒与嘲弄给人的印象甚至更深。他的语言流畅易懂，尽管文风有些造作——往往堆砌词藻，有时有些夸张并过于雕琢——但丰富多彩而意味深长；他的全面而深入的观察、生动的描写以及意想不到的对比和形象弥补了由造作的文风形成的缺憾。“我们的乡村在经济上受富农的掠夺，在肉体方面受梅毒及各种流行病的摧残，而精神上则生活在暗无天日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西伯利亚乡村不卫生的情况以及乡村医生的命运，“我们的乡村在沉默中因疾病而濒于死亡。”他还写道，把精神病人关在监狱里进行观察，因为没有医院，监狱就成了“当地卫生局的精神病科”。有一个例子：两个无家的病人，一个是老起义者，一个是老宪兵——就是这个老宪兵曾押送这个起义者到流放地——因为没有其他收容所，他们就住在同一间囚室里。医生们也都与世隔绝，孤立无援，情绪低落。或许地区医务人员会议会使他们摆脱冷漠状态吧。①另外一次，他再次要求建立西伯利亚的当地政府，他写道，在欧洲部分的俄国，地方自制机构在当地问题方面至少还有些发言权，但在乌拉尔以东，行政机关觉得每个地方自制机构都要造反，因而，即使当地政府基层机构遍布各地，农民在其中也不过充当“沉默的象征”，贵族收入3000卢布的就可派一个代表，而农民却要收入43000卢布才可派一个代表。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4卷第17—42页。
他用描绘西伯利亚乡公所（包括管理几个乡村的行政区）的一个办事员的人物素描来说明行政机关不合时代的性质。一名办事员担负着多得惊人的工作：他负担着内务部的工作，为陆军部征兵，为财政部收捐税，为农业部准备统计数字，他还是司法部、教育部和宗教各教派的地方代理人。只有海军部和外交部没有让他办事；但连这点也不能保证。这个办事员集财税代理人、统计员、农艺师、筑路工程师、建筑师、公证人、法官的所有工作于一身，而他甚至连薪俸都不能定期领到。结果呢？他呈送上级机关的半真半假的统计数字都是他在那里编出来的，而这些又作为许多官方调查研究的根据，于是成为负责鉴定的头头们激烈争论的对象。①勃朗施坦有一系列文章主要描写“家庭妇女的苦难”：俄国农民残酷鞭打他们的老婆，西伯利亚的富商也是这样对待其妻子的。
① 同上，第3—7页及同书各处。
这些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文献价值，可以想象得到文章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书报检查官在审读这些文章时疑心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删掉某几节或整段。这不断迫使作者采取规避的新手段，用暗示及隐喻表达他的用意。当他那“无防护的手”再也不能冒险去抓住棘手问题时，他只好抱歉地把要写的文章转化成半小说的文体。
有反抗性的作家往往在文学批评中找寻避难所，以防审查制度的袭击，勃朗施坦也是如此，然而就他来说，文学批评远不仅是用来当做阐明政治观点的一种合适的依托。他把文学批评作为使命来做。即使在他开始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文学时也没有沾染那种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却往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点。他的探讨是分析而不是说教，而他对审美价值的生动评价和欣赏使他的探讨内容更丰富。他是一个不知魇足的读者。在西伯利亚的两年中他写过论尼采、左拉、豪普特曼（Hauptman）、易卜生、邓南遮（D'Annunzio）、鲁斯金（Ruskин）、莫泊桑、果戈里、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乌斯宾斯基，高尔基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联想及引喻范围极广，尽管其中有些纯属年轻人卖弄学问因而必须加以摒弃之处。像马克思义者必然会做的那样，他首先注意的是隐藏在文学作品后面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对此，诗人和小说家给予个性化的表现，而文学作品反过来也对那种气候发生影响。
但在这些文章中没有丝毫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后者声称在每首诗、每个剧本和每本小说中都能发现隐藏着经济的或政治的阶级利益。勃朗施坦没有宗派观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一个20—22岁的人来说就更难得了。宗派观念会使一个革命家把任何不合他自己观念的、对他是无用的精神价值都加以谴责。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这种态度通常是内心不稳定的一个症候：表明他没有真正消化他新找到的哲学；他所信奉的原则对他的思想来说是外在之物；与其说他是出于真诚信仰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莫如说是出于责任。任何看来同他没有完全消化的哲学相矛盾的东西，他对之痛斥得越猛烈，就越是心安理得，他的责任感就越能得到满足。所以，在年轻的勃朗施坦身上，没有宗派观念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多么真诚地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而且也是一个测量他对之确信程度的尺度，因而他才能摆脱唯命是从的宗派主义。对那些思想背离或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作家，他往往对他们的天资或才华大加称赞。他这样做不但出于公正，而且也由于确信“人的精神财产如此丰富，而又这样千差万别”，只有“站在伟大前驱者肩上”的人才能讲出确实崭新而有分量的话。这位21岁的作家坚定地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要去完善而并非抛弃伟大的文化传统——它所否定的只是守旧的、因袭的传统观念。他并不害怕去发现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观点可能有部分重叠或相符之点，也不害怕承认在总体上为他所拒绝的任何观念中也有不容怀疑的真理的坚实核心，或者说有一点儿真理的东西。①
① 他在一篇论“俄国小说奠基者”果戈理的文章中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果戈理试图削弱他自己作品中的社会意义……我们就不要抓住这一点反对他吧，如果在他政论文章中试图向渺小思想呼吁——我们就原谅他这一点吧！为了他无可估量的伟大文艺功绩，为了他创造性作品的崇高人道的影响——愿万古流芳的光荣归于他！"《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20页。
在到达西伯利亚后的一两个月中，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一篇悼念尼采的批评性文章，从1900年12月开始分几期在《东方评论》上连载。在他能选取的主题中没有比尼采的作品更使他为难的了，因为尼采仇恨社会主义已恶名昭著，而其对超人的崇拜更使社会主义者厌恶。勃朗施坦在论文的开头为文章的批评语调致歉说：“我们应心平气和地对待……敌手的人格，我们应……赞扬他们的真挚及个人的其他优点。但是一个敌手，不论他真挚与否、活着或已去世，仍然还是敌手，尤其当他是一个还有作品垂世的作家……。”他指出超人的思想如何从标准的资产阶级道德中产生，又怎样与那种道德对立。他认为，尼采总结并得出极不合逻辑的，或更确切说是缺乏逻辑的结论——蔑视群众，这在标准资产阶级思想中根深蒂固。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批评家说明了尼采有多少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代表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不是已暗示过就是已明白说过的。超人思想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只不过像超标准与标准的对立而已。不道德的超人与正直的中产阶级的关系正如中世纪晚期的强盗骑士（其准则是：在本乡本土上抢劫同宗同胞并不可耻）与封建主的关系一样。尼采的超人理想就是不受约束、剥光伪装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对尼采指出的中产阶级乏味的伦理标准如何脆弱这一点，只能赞赏他的精彩和独创性。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47一162页。
勃朗施坦在一篇评易卜生的文章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在易卜生身上看到这位不朽的剧作家同伪善者的斗争。①“欧洲社会思想史学家永远不会忘记易卜生给资产阶级市侩那洗刷得干干净净、油光发亮、自鸣得意的面孔所掴的几记耳光，那几记确实令人痛快的耳光。”例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是如何无需施加一点儿暴行就能阴险地孤立并消灭一个异端者的（像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有效）。但是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赞同易卜生剧本中主人翁的超人态度：不信赖人民，蔑视多数人的政府。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人民、多数人并不是包罗一切智慧的源泉：“如果讲的是要求‘群众’对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的价值作出判断……易卜生大概会正确一千倍。……一位达尔文派的学者关于生物学问题的观点比起十万人大会上发表的集体意见要重要一万倍。”（作者想象不到50年后在他的国家里在群众大会上告发“不忠诚”的生物学家或语言学家会成为惯例。）“但是当我们涉及实际社会政策领域时——在这一领域中有如此众多的深刻对立的利益在起作用―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一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它符合真正的社会力量平衡而不是用人为手段临时搞出来的，它就有无限的优越性。”然而，易卜生的不信赖“人民”却是表示一个艺术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抗，马克思主义者应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尽管他们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的，而且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
① 同上，第181一195页。
勃朗施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受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的影响。“（这种艺术）像一只风筝能飞上高空，地上的万物都淹没在灰暗平淡中，但是即使它飞到云端以后，这种可怜的‘自由’艺术仍然还是系在一根结实的线上，而在地上的那一端紧紧掌握在市侩的手里。”①他在另一处写道：“没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文学是社会疲惫无力的征兆，是急剧过渡时期的特点”。②因此他用批判眼光看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潮流。但是他这样看并不是因为他喜爱狭隘的现实主义。相反，他说：“艺术创作不论如何逼真，仍然总是象征性的。……艺术的目的不是在经验细节上复制现实，而是找出普遍典型特征，用以揭示生活的复杂内容。……从广义上讲，每一个艺术典型都是象征，更不用说像梅菲斯特、浮士德、哈姆雷特、奥赛罗这样高度象征性的形象，它们是人类灵魂‘特定时刻’的艺术体现……。”然而他认为象征派实际上是试图把手段抬高为目的，这样，就把象征从加强表现人的感受的手段降低成为逃避感受的手段。
① 参见论霍普特曼一文，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70一181页。
② 论巴尔蒙特一文，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67一170页。
他对欧洲文学的兴趣正像他反对俄国官员及部分民粹党人的民族自大狂一样强烈。他奚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自我吹嘘：不必向西方学习，俄国人自己已经作出一切伟大的创造发明——“俄罗斯土地能培养出自己的柏拉图和机智的牛顿。”①这种“西方化”思想在当时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所共有的，它并不意味着对19世纪俄罗斯精神遗产的否定——俄国伟大的文学传统不能追溯到更远。大多数俄国思想家及作家都是反抗者，而革命的知识分子都钻研他们的著作。因为在勃朗施坦的童年及青年时期，可能使他成为革命家的经历很少，所以促成他自行切断他与童年及青年时期的联系的正是反抗文学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深受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影响。1902年乌斯宾斯基发疯而死时，勃朗施坦曾引用乌斯宾斯基的话来自我表白，说他成年时的反抗者的生活和他的童年及青年时期的生活几乎毫无联系，并说他在形成新的个性之前已经忘记了他的过去，当然这话对悼文的作者来说更为确切。他写道：“乌斯宾斯基对自杀十分敏感，他了解的是已有的那种生活，在对应有的生活的渴望中筋疲力尽。他追求真理而得到的是谎言；他追求美而得到的是丑；他追求理性而得到的是疯狂。”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16—118页，1901年11月发表的关于《俄国的达尔文》的讽刺文章。
② 关于乌斯宾斯基，勃朗施坦写过两篇悼文，一篇写给《东方评论》，另一篇写给《科学评论》，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33一40、41一67页。
对反抗文学方面的其他领导人物如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其次对赫尔岑，勃朗施坦钦佩他们与被压迫者打成一片、不计较世俗的成就、不受陈腐庸俗的沾染的品格以及为追求真理而彻底献身的精神。他认为乌斯宾斯基虽是民粹党人，但没有民粹党人的偏见和幻想：“一个为自己的无畏思想殉难的孤独人物，他那痛苦的洞察秋毫的目光超越他同时代人及其同志的头脑……直视未来的面貌。”他说，别林斯基“这位现代俄国文学的教父认为，一露头而马上成功而且得到无条件赞扬的绝不可能是重要的或伟大的——只有意见纷纭……经过真正斗争而发展成熟的，只有反对生存障碍、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才是有意义或伟大的”。他评论道，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评论家的价值在于：他对任何虚伪音符都极为敏感，对即使是无害的陈词滥调也不能容忍。使杜勃罗留波夫最为苦恼的是不得不听一个人热烈论证同类相食的不人道或教育的益处。勃朗施坦断言说：“只要伟大的英雄主义还为区区琐事而趾高气扬……，只要还认为宣扬廉价的自由主义入门是社会功绩，杜勃罗留波夫的讽刺仍是重要的题目。”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2、29一31页。
对勃朗施坦的文学批评的这种概括经过不可避免的压缩，因而对他的文章的成熟性说得可能有点儿过头。他的过于精雕细琢、过于堆砌词藻、过于才气横溢的文风仍然是青年人的文风；但就整体说，他的判断力是成熟的。在传记作者看来，作者含蓄的自我分析和自画像中的不少精采之处提高了这些文章的价值。然而，年轻的勃朗施坦更直接地把自己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对20世纪的祈求上（早在1901年写的题为《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20世纪及其他许多问题》）。①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声明他偏爱那种对目前悲观但对将来乐观的观点，勃朗施坦认为，为人类精神开辟新的前景、创造历史的人正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这个罕见的乐观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去勇敢地面对神圣宗教法庭。“集体的‘托克马达（Torquemada)’②曾不止一次地专心对付他。”然而他这个乐观主义者从灰烬中站起来，“和以前一样热情，一样充满信心和战斗精神，大胆地去扣历史的大门。”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市侩，市侩的力量在于人数众多和彻头彻尾的庸俗，他们用阅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而他们的阅历则不外乎柜台、办公桌及双人卧室的阅历。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者对市侩的嘲笑及其冒充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月亮底下没有新东西”）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息尚存，希望不止！……如果我是一个天体，我会以完全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由尘土构成的可怜的星球。……我会对善与恶都同样地投之以光辉。……但我是一个人。“对你们这些冷冰冰的科学的火鸡，对你们这些永恒的薄记员来说，世界史在时间的天平上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为未来而斗争，坚强而又美好的人在光辉灿烂的未来将成为人类历史潮流的主宰，并引导这股潮流走向美好愉快和幸福的无垠的地平线！……
19世纪曾在多方面满足了乐观主义者的希望，但在更多方面则是对他的希望的欺编。……迫使他把大部分希望转寄予20世纪。当碰到残酷的事实时，乐现主义者惊呼：什么？踏入20世纪的门槛后竟还会出现这样的事！过去他描绘和谐未来的美妙图景时，总把它们放在20世纪。
而现在，这个世纪来了！它在其开端时带来的是什么呢？
在法国——种族仇恨的毒涎；在奥地利——民族主义的冲突……；在南非——一个小民族在庞然大国的屠刀下痛苦挣扎；在“自由”岛国本身——为贪婪、侵略成性的股票经济大获全胜而高歌；在东方是戏剧性的“麻烦纠纷”；在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是饥饿群众的暴乱……仇恨、屠杀、饥饿和流血……。
看来，新的世纪，这个新来的巨人，似乎刚一出现就把乐现主义者推进绝对的悲观主义，推进市民的天堂。
——乌托邦见鬼去吧！信仰见鬼去吧！爱见鬼去吧！希望见鬼去吧！20世纪的雷鸣是由隆隆的炮响和排排火枪齐发构成的。
——投降吧，你这可怜的梦想者。现在我来临了，我就是你等待已久的20世纪，你的“未来”。
——不，毫不屈服的乐观主义者回答说，你只不过是“现在”。
① 同上，第74一79页。
② 托克马达系西班牙最早的宗教裁判所所长，以冷酷而出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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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施坦经过四年半的坐牢与流放生活以后，渴望着有比西伯利亚流放区更广阔的战斗舞台。1902年夏，地下邮递员给他送来一本列宁的《怎么办》和一本《火星报》的合订本。他读这些文件时感慨万千。他从中看到一些关于党的模式和特点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早已在他的思想中成熟，现在由那些流亡国外的杰出作者以极大的信心阐述出来。他在死水般的环境里独立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一事实只能使他激动，而且使他更加自信。但是他也感到极度不安，他再也不能忍受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鹅卵石铺的狭窄泥泞的街道了。甚至流放区内的争论和他为《东方评论》所写文章的成功也使他不胜厌烦。他只要能逃到莫斯科或彼得堡……尔后就有可能去日内瓦、慕尼黑或伦敦这些锻造革命理性武器的中心去……。
他把他的急躁情绪和内心的抱负告诉了妻子。亚历山德拉毫不怀疑她的丈夫注定会成为伟人，而23岁正是他干不朽事业的时候。她让他设法逃出西伯利亚，她要承担起自我牺牲的重担。当时她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她将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挣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而重新团圆不知要等到何日。她深信，作为他的妻子而且作为一个革命者，她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她认为尽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事，丝毫没有想到这是戏剧性的传奇行为。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57页；《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42页；《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42一143页。
1902年的一个夏夜，勃朗施坦躲在一辆农民运干草的大车里，大车沿着西伯利亚坑洼不平的原野辘辘地走在通往伊尔库茨克的道路上。在维尔霍勒恩斯克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床上躺着一个假人。第二天傍晚，警官照例来检查，看看勃朗施坦是不是在这里。他爬上楼梯，登上阁楼，向床上瞧了一眼，一切正常，满意地走了。与此同时，逃亡者却换上了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朋友给他的体面的新服装，乘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
离开伊尔库茨克之前，他的同志给了他一张假护照。他必须赶紧填上他要假冒的姓氏，他草草写上敖德萨监狱中他的一个看守的姓名。在这次危险的逃亡中，以看守他的狱卒自居，是否是为了满足这个逃犯对安全的潜意识的渴望？可能就是这样。确凿无疑的是，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看守的姓氏将在革命史册上赫然出现：这就是托洛茨基。①
①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5一26页；《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43页。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没有说他假名的奇怪来源，他似乎是不好意思，只说他想象不到托洛茨基会成为他以后一生的姓氏。
这次西行意外地平静。这位旅客阅读用六音步诗形式翻译的荷马史诗的俄译本，以此消磨时间。他在伏尔加河边的萨马拉下车，《火星报》组织在这里设有国内总部。他受到杰出的工程师，列宁的朋友，未来苏维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莱尔（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一Клэр）的热情欢迎，勃朗施坦的文学声誉先于他本人传到这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克莱尔已经给他取了个绰号：“笔尖儿（Перо）"，并向伦敦的《火星报》总部送了一篇关于他的才华和活动的热情洋溢的报告。他们立刻派勃朗施坦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视察各社会主义团体。他看到大多数团体坚持地方主义、不肯互相合作或拒不服从中央的权威，他带着有关这种情况的报告回到萨马拉。那里已有一封列宁的急信在等待他：要“笔尖儿”尽快到《火星报》的国外总部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