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帝国主义的新战略与现代修正主义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维尔·霍查 -> 《欧洲共产主义是反共产主义》（1980）

↘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永远的同盟
↘对法西斯的胜利与帝国主义的反攻
↘现代修正主义掌权——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武器

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永远的同盟

　　现代修正主义的诞生，同旧修正主义的诞生一样，是一种受多重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的社会现象。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施加压力的产物。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自始至终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资本主义破坏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秩序的大战略的组成部分。革命事业越前进，马列主义越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传播，帝国主义就越重视使用修正主义，作为反对和破坏指引无产阶级胜利思想的、自己最爱的武器。
　　这是19世纪下半叶一开始，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表，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劳动群众中影响日益增长之后发生的事。正是在这个时候，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1]思潮在英国蔓延，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在法国传播，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在德国流传，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和其它地方流行，等等。这种现象在巴黎公社的英雄起义后又出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极其害怕它树立起的伟大榜样传播开来，就鼓励伯恩施坦的新机会主义思潮，企图剥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使其不再威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统治。
　　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政治经济条件越来越成熟，资产阶级便全力支持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思潮，并广泛地利用它，进行准备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活动。
　　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后，社会主义从革命理论和运动转变为在世界六分之一地区取得胜利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被迫改变其战略和策略。在国内，它进一步加强暴力和恐怖活动，开始使用最凶残的手段来加强其统治，甚至让法西斯上台。首先，为了诋毁和歪曲马列主义，它进一步鞭策自己的煽动和宣传机器，去发明新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诽谤苏联，并且，它准备向苏联开战。在那时，列宁写到，帝国主义“感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力量，因此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来扼杀我们，想首先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再消灭本国的布尔什维克。”^[2]
　　1918年，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干预。反对第一个工农国家的斗争，把一切反动势力都集中到一个阵营里去了。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也投身于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攻击之中。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法国的莱昂·布鲁姆和保罗-邦库尔^[3]，都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怒火中烧。他们称十月革命是非法的，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背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他们鼓吹和平革命，不通过暴力和流血，而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成为为统治阶级。他们极力吹捧资产阶级民主，抨击无产阶级专政。
　　当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失败，当社民主义无法阻止新共产党的建立和欧洲劳动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时，资产阶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突破共产主义战线上。“……从内部出发，在俄共领导人中寻找拥护者。”^[4]
　　托洛茨基派又跳出来，提出了“永久革命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苏联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同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站在一条战线上。斯大林非常正确地指出，从张伯伦^[5]到托洛茨基，这些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敌人的阵线。右派、布哈林^[6]派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攻击。他们主张消灭阶级斗争，鼓吹资本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的战略，由于有利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力量比例变化，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根基上发生动摇，因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反革命和反共的性质。这些变化，使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它不再是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地区的问题，各大洲的问题。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这一次将其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一辈子的军事化上，寄托在军事集团和军事条约上，寄托在对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解放运动的粗暴干涉和公开战争上。但是，它也寄予机会主义很大的希望，希望一切机会主义力量都能活跃起来，从内部去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使他们堕落。

对法西斯的胜利与帝国主义的反攻

　　帝国主义列强和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都鼓励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的是要把它引向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攻击。然而，这场战争不仅没有推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对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险之中。
　　不仅在战场上，法西斯军队被击溃，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共思想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革命政策也被击溃。法西斯列强德国、意大利、日本作为国际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攻击力量，被打败了。英吉利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直到当时之前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大噪音”，战后在权力和分量上都有所下降，并一直尾随着美国的政策。反共战线被彻底攻破，反苏的“警戒线”被打得粉碎。
　　苏联担负着战争的主要职责，对战胜法西斯、解放被奴役人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从战争中坚强地崛起，带着无可争辩的国际威望。在同帝国主义的巨大冲突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稳定性和不可战胜性得到了历史的证明。由于共产党所创造的条件和它领导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系列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这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件大事。
　　各国共产党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们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通过党员的鲜血和党的立场证明了它们是最忠实于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政治力量，是最坚定的争取自由、民主和进步的战士。马列主义在全世界传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影响遍及各大洲。
　　自由、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思想，被反法西斯战争激发，不仅渗透到欧洲，也渗透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战胜法西斯和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唤醒了殖民地人民。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占人类近半数的殖民地的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后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政权开始瓦解。帝国主义制度因这些失败而衰弱，其根基开始动摇。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是苏联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人民民主国家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朽理论的伟大胜利，在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冲突的最大战争中，其活力和准确性再次被新的力量所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切变化，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衰败和走向崩溃，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上升的论断。
　　正是这些社会主义、人民和马列主义理论取得的伟大胜利，迫使世界帝国主义制定了新的防御和进攻战略，以抵抗革命和人民斗争的日益高涨的浪潮，以支撑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的根基。
　　帝国主义列强战后制定的联合路线有两个基本方向：
　　第一，它们调动一切力量，千方百计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政治、军事潜力，巩固因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的伟大进攻而动摇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致力于巩固现有的反共同盟，建立新的反共同盟，并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维持殖民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从经济实力的角度，某种程度上也从军事的角度，相对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和亚洲，处于支配地位。军事化的美国，经济非常强大。美国试图建立其对全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霸权，其首要目的是包围和削弱苏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且一定将在经济方面迅速恢复，这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在欧洲和亚洲建立的新的人民民主国家。为此，美国建立了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策略，以及军事策略。后者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计划的进一步延续，这些计划已经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生产现代武器，以及发明和生产首次被用来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大国。
　　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并承担起其“救世主”的角色。因此，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的杜鲁门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从本质上讲，这是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呼声，为了在全世界获得新的经济和军事支配地位，为了重建它的伙伴，拯救殖民制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7]被使用，马歇尔计划被起草，北约被创建，美国帝国主义的其他侵略集团被建立。
　　第二，资本根本要做的，是在各方面逐步开展反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工作，以消除劳动人民中最革命的那一部分人的影响，造成社会主义的堕落。
　　伴随着无节制的军备竞赛、经济的军事化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帝国主义还动用了许多宣传手段，以及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进行激烈的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运动，以表现出当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如“人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等，资产阶级还利用战后有利的经济环境，大声疾呼“资本主义繁荣”，在群众中散布消除危机、无政府状态的幻想，散布失业和资本主义的其他弊病，散布所谓的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表现为在“铁幕”后的“极权”秩序，等等。
　　为了阻碍人民解放斗争，为了扼杀无产阶级革命，为了破坏社会主义，为了保卫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资产阶级在自己日子不好过和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存在危机的时刻，煽动、鼓励和发动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以及动用其他手段。这些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敌人，首先要全力以赴地攻击马列主义——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和历史使命的思想，歪曲这种思想，使它对资产阶级无害，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二战后出现的新的修正主义思潮，简称“现代修正主义”，承担了这种可鄙的背叛角色。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去第二国际和欧洲社民党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续，并适应了时代。它的根源在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政策。现代修正主义的各种变体和思潮，都有相同的基础和战略，只是在运用的策略和斗争的形式上有所不同。

现代修正主义掌权——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武器

　　在现代修正主义掌权之前的第一股思潮是白劳德主义。这股思潮诞生于美利坚合众国，名字来源于前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8]。
　　1944年，当人民对法西斯的胜利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白劳德公开提出了一个从头到尾都是改良主义的纲领。他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强加给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第一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走投降路线的先驱。白劳德以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借口，宣布马列主义“过时”，并称其为僵化的教条和阴谋体系。白劳德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呼吁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阶级调和。他认为，美资本主义不再是反动的，它可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可以为以民主的方式劳动人民的利益发展。他不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理想，一个要实现的目标。美帝国主义及其战略和政策已经完全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对白劳德来说，作为帝国主义支柱的大垄断企业，是国家民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力量。白劳德否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统一和谐的社会，没有社会对立，一个阶级理解和阶级合作占上风的社会。在此基础上，白劳德还否定了工人阶级革命党存在的必要性。他成为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共产主义者，”他写道，“预见到他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实际的政治目标，在所有的基本点上，都是同广大非共产主义者的目标相一致的，因此，我们的政治行动也将融入这样一个更大的运动中。因此，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者政党的存在，不再有实际的目的，相反，却可能成为更大团结的障碍。因此，共产党人将解散他们各自的政党，找到一种新的、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更准确地对应于今天的任务和执行这些任务所必须通过的政治结构。”^[9]
　　白劳德将194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会议作为他提出的资产阶级清算式理论的出发点和理由，并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作了完全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释。
　　白劳德把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进行到底的协议，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找到了在“同一个世界”内合作的道路，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白劳德认为，有责任确保从德黑兰产生的同盟国之间的合作与和平共处精神不仅适用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差异和政治团体现在不再重要了。”白劳德说。他认为“国家团结”的实现，是共产党人应当努力的唯一目标，会在阶级和平的气氛中，不出意外地实现，他把这个国家团结理解为一个集金融资本集团、垄断集团、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以及共产党人和工会运动于一身的集团，所有这些，毫无例外，都是他认为的“民主和爱国”的力量。
　　为了这种团结，白劳德宣布，共产主义者必须准备好牺牲他们的信念、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而且美国共产党人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一规则。他说：“我们对大多数美国人所持的政治目标是，我们将试图通过我国现有的政党结构，主要是美国特有的‘两党制’来前进。”
　　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能够解决社会所有矛盾和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所有要求的制度。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美国主义，并宣称“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白劳德认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解决每一场冲突，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为此，美式民主必须成为榜样。
　　因此，白劳德认为，美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确保资本主义政权的正常运作，并公开宣布，他们准备合作，以确保资本主义政权在战后的有效运作，以“确保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轻义务——这是人民的负担”。在他看来，减轻负担将由“合理的”美国资本家来完成，共产党人必须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
　　美共解散后，按照他的极右主义思想，并且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1944年5月，白劳德宣布成立一个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文化和启发性协会，以取代党，并以所谓美国传统只要求两个政党存在为理由证明这一点。该协会作为一个俱乐部网络进行组织，主要从事“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的政治教育活动”。
　　该协会的章程规定：“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是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非党派组织，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在现代工业社会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发扬华盛顿、杰斐逊、潘恩、杰克逊和林肯^[10]的传统，”这个协会“……维护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11]，以及美国民主对抗所有人民自由的敌人的成就。”白劳德消灭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目标。在协会的纲领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社会和平、保卫资产阶级宪法、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是它的唯一目的。
　　这样，白劳德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战略策略的公开修正，过渡到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清算。尽管在1945年6月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美共被重建，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正式否定，但他的影响在美国共产党中从未消除。后来，特别是1956年以后，白劳德的思想再次兴旺起来，并且，约翰·海耶斯^[12]在一篇题为《变革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文章中，再次以白劳德主义的精神，要求将美国共产党转变为一个文化和宣传协会。事实上，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产党，一个白劳德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结合的组织。
　　白劳德以其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念，直接地援助了世界资本主义。白劳德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从一些大灾难中产生的，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希望美国遭受任何灾难，即使这样的事情会引向社会主义。”他说。他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景十分渺茫，主张在美国社会和全世界进行阶级调和。据他说，唯一的选择是通过改良和美国的援助实现渐进发展。
　　据白劳德说，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潜力的美国，必须协助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白劳德说，这种“援助”将帮助美国在战后保持高生产率，确保所有人的工作，并在很多年内维护国家团结。为此，白劳德建议华盛顿的大亨们应该“为世界上各个遭受破坏和不发达的地区——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建立一系列大型工业发展公司”“如果我们能够毫不畏缩地面对现实，以现代的方式复兴杰斐逊、潘恩和林肯的伟大传统，那么美国就可以面对世界的团结，在拯救人类的道路上……承担起领导作用……”这样，白劳德就成了美帝国主义大战略及其扩张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和计划的代言人和宣传者。
　　白劳德主义直接帮助了马歇尔计划——通过该计划，美国的目的是要在欧洲、亚洲、非洲等不同的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建立其经济霸权。白劳德主张，世界各国，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应当软化马列主义政策，接受美国的“利他”援助，他认为，美国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巨大的盈余，能够而且应当为所有人民服务（！）。
　　白劳德试图把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观点阐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他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为借口，同所有早期的修正主义者一样，试图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时代，需要一个重新审视以前的思想信念，放弃旧的“公式和偏见”的共产主义运动，根据他的说法，旧的“公式和偏见”“根本无法帮助我们在新世界中找到出路”。这是反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呼声。
　　白劳德的观点遭到了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美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反对。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直接意识形态机构，白劳德主义作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修正主义，一种公开的清算主义思潮，被相对迅速地揭露出来。
　　白劳德主义对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拉丁美洲的一些老共产党发生了动乱和分裂，这些动乱和分裂的根源是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这些机会主义者厌倦了革命斗争，想方设法地掌握了美帝国主义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平息人民的起义和革命，并在为人民革命进行教育和准备工作的党内，传播腐朽思想。
　　在欧洲，白劳德主义并没有取得南美洲那样的成功，尽管美帝国主义的种子并没有不被那些的变相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改良分子所吸收——他们等待或准备着适当的时机，公然背离科学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尽管在当时，白劳德主义并没有成为一股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修正主义思潮，但后来出现的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重新捡起这些观点，并使之成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带有各种形式，但仍然是中国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以及西欧欧洲共产主义者政治思想的纲领基础。
　　除了白劳德主义，中国领导层所遵循的理论和路线——毛泽东思想，也是对美国的“抑制共产主义”战略和美国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霸权的战略的回应。
　　1945年初，正在白劳德登上舞台，杜鲁门领导下的美国全面形成其新战略之际，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刘少奇在他对大会所作报告中对这一决定作了评论，声称毛泽东驳斥了许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代之以新的论断和结论。刘少奇认为，毛泽东成功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中国形式”。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新的论断和结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创造性运用毫无关系，而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基本规律。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资产阶级民主式的概念。他们不是要把它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革命模式是“美国民主”，他们指望美国资本对新中国建设的支持。
　　毛泽东的想法与白劳德的机会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说，白劳德研究并深刻理解了中国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白劳德写道：“中国所谓的‘共产党’阵营，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杰出成员领导，比所谓的国民党阵营更接近美国的民主理念；它在各个方面都更接近，包括在经济生活中给予‘自由企业’^[13]更广泛的空间。”
　　毛泽东主张在他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时期——日本人离开后建立的政权，在中国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14]这样，毛泽东就接手了考茨基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考茨基的思想，在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为以后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事实上，毛泽东及其集团在中国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在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奉行的限制中国革命、停止社会主义观点的路线，帮助了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美帝国主义想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则想保住自己的旧统治秩序。
　　战后的几年，各大洲的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突飞猛进。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的殖民帝国正在崩溃，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殖民地人民起义的浪潮下。这些国家的革命大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在其中一些国家身上，存在着发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客观可能性。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和活动，主张把反帝革命从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引开；他想要它们半途而废，不要超越资产阶级的框架，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垂不朽。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影响，毛泽东的“理论”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
　　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必须以印度支那、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为榜样，依靠美国和美国的资本和援助来发展。事实上，这是对华盛顿各部门制定的新战略的接受，白劳德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提倡的战略。
　　1944-1949年接近过毛泽东幕僚的美国特使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对国的看法、态度、活动和要求。其中一位特使是谢伟思（John Service）^[15]，他是缅中前线美军司令的政治顾问，后来又是驻重庆蒋介石政府的美国大使馆秘书。他是最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正式接触的美国情报人员之一，尽管之前已有非正式接触。
　　谈到中国领导人，谢伟思承认：“他们的观点给人留下了现代的印象。例如，他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与我们非常相似。”“毫不奇怪，”他接着说，“他们在过去七年中给大多数或所有与他们见过面的美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的举止、思维习惯和对问题的直接处理方式似乎更像是美国人而不是东方人。”
　　从本质上讲，白劳德关于党的清算主义观点也存在于毛泽东的理论中。正如中国化共产主义是一场清洗，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名义上的。毛泽东没有努力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从阶级构成、组织结构、建党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看，中国共产党不是列宁主义的政党。而且，毛泽东对这样的党也没有考虑。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完全解散了中共，一切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把军队放在一切事务之上。
　　像白劳德把美国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一样，毛泽东也认为美国民主是对中国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来讲的最好榜样。毛泽东向谢伟思承认：“毕竟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看作是民主的理想。”
　　在接受美国民主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寻求与美国资本建立密切而直接的联系，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谢伟思写道，毛泽东告诉他：“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在中国——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关的、相似的……”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合作。我们不会害怕美国民主的影响——我们会欢迎它……”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今天，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毛泽东的弟子和合作者——诸如邓小平、华国锋和其他正在实践中实现毛泽东所梦想和倡导的与美帝国主义的全方位联系的人——这样的讲话和要求。现在中国的战略完全是以同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同美国的合作为方向的，他们开始在政治上支持中国，在思想上影响中国，使马列主义的一切影子从老百姓的脑子里和心中抹去，从而朝着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组织变革，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在国家组织中，还是在党组织中。
　　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整个路线是为了建设中国，和践行他的的观念——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其发展为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服务，并与这种战略紧密结合。如果说，中美之间的密切合作不是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解释便是战后蒋介石游说团在美国取得了胜利。当时“冷战”正处于鼎盛时期，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另一方面，战后，美国立即把日本放在优先地位，认为首先必须从各个角度援助或征服日本，使日本成为一个强大而顺从的同盟国，重建日本经济，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对苏联的大堡垒，最终反对毛泽东的中国。显然，美国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为世界各地提供援助，也不足以使他们准备好对抗苏联，对抗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美国更倾向于替欧洲和日本准备，在那些地方，破坏巨大，在那些地方，社会主义已经对世界资本构成威胁。
　　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因素使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拒绝立即抓住毛泽东向他们伸出的手。必须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尼克松去北京之前，在美国人和所有其他人都明白，中国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之前，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必须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他们对美国的“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参加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聚在一起的大型阵营，参加了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斗争。这股代表执政的修正主义的思潮，是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出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对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说，都不可能安宁。在涌现的新条件下，帝国主义必须处理对它有着致命危险的情况，社会主义必须巩固自己，必须正确辐射和帮助世界人民的解放和进步事业。这是一个不仅要医治战争创伤，而且要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的时代，无论是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虽然战胜了法西斯，但和平是相对的，战争仍以其他方式继续。
　　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面临着巩固在马列主义道路上取得的胜利的任务，要成为人民和其他不执政的共产党的榜样和镜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要进一步锻炼自己的马列主义思想，注意不要把它变成教条，而要把它作为革命的行动理论，作为实现深刻社会变革的手段，这才是该有的样子。特别是在历史性地战胜法西斯联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必须避免自大，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忘记或削弱阶级斗争。这是斯大林所考虑的重要问题，强调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必须继续进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铁托分子跳出来反对马列主义。铁托主义并没有摆脱其伪装，一开始就公开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相反，它试图伪装自己，同时继续为把南斯拉夫带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将自己转变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准备地基。
　　铁托主义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西方，倾向于美国，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铁托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英国和其他世界资本主义的代表者保持着无数的政治联系，并与它们实现了秘密的联合。南斯拉夫领导人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打开了所有的大门，美英帝国主义者通过这种手段，以利用战争遗留下来的衣物和食物库存进行援助为借口，试图渗透到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广泛的计划而展开的行动，准备一个或多或少合适的地基。南斯拉夫人从联总给他们的东西中受益匪浅，但就联总而言，它能够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家尚未完全建立的国家体制施加影响。
　　从一开始，美帝国主义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动派就全力支持铁托主义，因为他们从铁托主义中看到了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堕落，分裂和破坏这些国家与苏联的团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铁托主义的活动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的目的。但铁托主义也为帝国主义的战略服务，使解放斗争瘫痪，使刚刚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束缚的新国家远离革命运动的战略。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反对列宁、斯大林对一切问题、在一切领域上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铁托和他的集团把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联系起来，并给他们设立了把南斯拉夫的一切，包括政策、意识形态、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军队组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去改造的任务。他们的目的是尽快把南斯拉夫改造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白劳德的思想，美国资本主义的思想，在铁托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纲领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首先，铁托分子修改了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的作用和任务的基本原则。他们抨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对生活各方面的领导地位的论断。他们以美国的白劳德为榜样，在实践中对党进行了清算，不仅因为他们把共产党改名叫共产主义者联盟，而且还因为他们改变了这个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宗旨、职能、组织和地位。铁托分子把党变成了一个教育和宣传协会。他们消灭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事实上甚至消灭了党的影响力，把人民阵线^[16]的作用提高到了党的上面^[17]。
　　在党的根本问题上——这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因素相连，在白劳德主义和铁托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政治观、思想观和组织观的共同体。由于铁托主义同白劳德主义一样，是工人阶级政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锋队作用这一决定性纲领上的清算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它的纲领方方面面都与白劳德共通。
　　铁托分子和白劳德分子在对“美国民主”立场上的相似性也很明显，铁托分子把“美国民主”作为南斯拉夫政治制度建设的典范。卡德尔^[18]本人也承认这种制度“……类似于美国的行政机关组织。”
　　在清算了党，并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决裂之后，南斯拉夫一直在经济组织运行的混乱中挣扎。铁托分子宣称国家财产为“社会”财产，在“工厂归工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口号下，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工人阶级的各分支派别对立起来。小生产者的集体化被称为“俄罗斯方式”，遭到反对，要建立资本主义农场和鼓励私有农民经济的“美国方式”。
　　这种经济、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必然带来随后的国家组织、军队组织、教育文化组织等的变革，他们也这样做了。五十年代，他们宣布了所谓的自治社会主义，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秩序。他们认为，这个“具体的社会主义”，不是靠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而是直接靠生产者来建设的。在此基础上，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否定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整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的根本论断。
　　为了证明他们的背叛行为是正当的，在人们的眼里撒入灰尘，铁托分子把自己描绘成“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不反对马列主义。由此，他们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口号是修正主义的每一个变体所共有的最爱的口号。
　　美国、英国、欧洲社民国家等国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南斯拉夫得以生存。资产阶级不反对南斯拉夫在形式上保持“社会主义”的面貌，它确实对此挺感兴趣。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必须完全不同于列宁和斯大林所设想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开始攻击的，称之为“低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官僚制”以及“反民主”的这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混合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它必须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以进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他们从社会主义道路上引开，把他们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
　　事实上，铁托主义成了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鼓动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这些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破坏和捣乱工作。只要提到1956年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就足够了，南斯拉夫的铁托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开辟了反革命的道路，把匈牙利带进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铁托本人1956年在普拉^[19]发表的著名讲话^[20]，明确而公开地说明了铁托主义在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总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当时他宣布，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对南斯拉夫有效，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遵循和适用。
　　铁托主义关于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也符合美帝国主义的战略。1954年10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卡德尔在奥斯陆发表讲话^[21]，公开反对革命理论，同时宣传所谓资本主义找到的“新”解决办法。他歪曲了战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将其称为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素，而将古典资产阶级民主^[22]称为“向着逐步加强社会主义要素方向调节的社会矛盾调节者”。他宣称，今天正在发生“向社会主义的逐步演进”，他称之为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历史事实”。这些修正主义的思想，实质上同白劳德的思想是一样的，被列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成为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分离手段。
　　在此基础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阐述了他们的“不结盟”理论和实践，这是为了帮助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略，抑制所谓第三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激情，破坏他们捍卫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努力。铁托分子告诉这些人民，他们的愿望可以通过实行不结盟政策，即不反对帝国主义来实现。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必须“积极合作”，走上同帝国主义者和世界大资本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援助和信贷的发展道路。
　　至于贝尔格莱德的修正主义者所倡导的道路将引向何方，南斯拉夫目前的现实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与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合作，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大量援助和信贷，使南斯拉夫变成了一个一切都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和主权受到损害的国家。
　　美帝国主义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略和国际资产阶级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随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极其巨大的和非常及时的帮助。赫鲁晓夫的背叛是对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解放运动有史以来最沉重、最危险的打击。它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革命的伟大中心，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反革命的温床。这一背叛行为在苏联和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后果实在是悲惨的。不仅人民革命解放运动遭受且仍在遭受其带来的后果，而且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
　　赫鲁晓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潮和政治思潮，与其他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没有太大区别。这是同一种国内外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的结果，是同一种偏离马列主义原则的结果，是同一种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造成的结果。
　　与其他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存在的区别只与它所代表的危险程度有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始终是最危险、最邪恶、最具威胁性的修正主义。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这是一种戴着伪装的修正主义。它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外在面貌，为了欺骗和诱拐人民，它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根据需要和场合，甚至运用革命口号。通过这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它企图散播一层浓雾，使人们看不到苏联现在的资本主义现实，最重要的是，为了误导革命解放运动，它将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隐藏起来，将革命解放运动变成苏联政策的工具。第二，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于帝国主义大国的国家的统治思想，成为一个为赫修在广阔的领域实行大规模的花招伎俩提供了许多手段和可能性的东西。
　　赫鲁晓夫主义和其他修正主义思潮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清算共产党，把它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力量。在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也被清算了。的确，那里的党并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改名，但却被剥夺了革命的本质和精神。苏联共产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它加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被通过各种伪装、空洞的措辞和蛊惑人心的手段，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歪曲所代替。党的政治组织同军队、警察和新资产阶级专政的其他机关一样，变成了压迫群众的组织，更不用提它也成为他们压迫和剥削群众的思想和政策的承载者。苏联共产党堕落了，被削弱了，变成了“全民党”，也就是说，不再是推进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是新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党，它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堕落，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像白劳德、铁托、陶里亚蒂等鼓吹把他们的政党改造成“协会”、“联盟”、“群众党”，宣称是为了使它们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等等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变化的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认为，改变党的性质是对苏联出现的局面的一种所谓的适应，这种局面是，在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完成，共产主义建设已经开始。赫鲁晓夫认为，党的组成、党的结构、党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必须随着这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改变。
　　赫鲁晓夫倡导这些论断的时候，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不仅没有开始，而且连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完成。诚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他们的许多残余在物质上仍然存在，更不用说思想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广泛性解放，而构成这种生产关系解放所必要和不可缺少的基础——生产力，受到严重损害。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从群众的意识中彻底被消灭。苏联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但另一场以其他手段开展的、同样危险的战争又开始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已经宣布了对共产主义的“冷战”，世界资本主义的毒箭都首先射向了苏联。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目的是在他们中间灌输对战争的恐惧，削弱他们的革命热情，抑制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帝国主义的反对。
　　面对这些内外压力，赫鲁晓夫投降和屈服了。他开始用玫瑰色^[23]来描述局势，以掩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他关于“共产主义建设”、“阶级斗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的论断，看上去是新事物，但实际上是反动的。它们是对正在涌现的新现实，对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这个资产阶级在苏联建立自己政权的的掩盖式表达。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路线和纲领，不仅是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而且是破坏革命的路线，是人民服从帝国主义、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路线，赫鲁晓夫主义者鼓吹，现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道路是和平道路。他们建议共产党实行阶级和解政策，同社民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合作。这条路线有助于实现帝国主义和资本长期以来用各种手段——包括军队和偏离思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给予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困难局面中耍活动的可能性。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一切大型宣传，把赫鲁晓夫称为“了解形势”的“和平者”，不像斯大林那种“共产主义正统”、“与资本主义世界不相容”等等的解释。
　　赫鲁晓夫主义者鼓吹走和平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企图阻止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家准备和进行革命，希望他们把一切工作减少到宣传、辩论、选举活动、工会示威和一天又一天的口头要求。
　　这是列宁激烈斗争过的、十月革命已经推翻了的典型的社民主义路线。赫鲁晓夫的观点是从第二国际领导人的武器库里借来的，它引起了危险的幻觉，使十足的革命想法丧失信用。他们没有使工人阶级和工人群众做好警惕，做好反对资产阶级暴力的准备，而是要求他们服从资产阶级的摆布。印度尼西亚和智利^[24]等地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人民为修正主义者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幻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苏共二十大的另一个关于“和平共处”的论断，同样有利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有害于革命，赫鲁晓夫试图把这一论断强加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延伸到阶级之间、人民与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把这个问
　　题说成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打毁灭性战争”，在他看来，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俯首投降，放弃阶级斗争，放弃革命，放弃一切“可能激怒”帝国主义，挑起战争的行动。
　　事实上，赫鲁晓夫有关“和平共处”的观点与“帝国主义性质改变”的观点紧密相连，实际上与白劳德所谓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成为战后世界发展进步因素的说教是一致的。美帝国主义的美化和由此产生的虚假形象，使人们对美国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警惕性降低，破坏了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实践上的政治路线，他敦促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拉等地新国家的人民，消灭“可能使战火爆发的温床”，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和解，利用“国际合作”促进其经济的“和平发展”。在表述、用语等方法上，它同白劳德的主张一样，即在美苏“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富裕的美国可以帮助整个世界的恢复和进步事业。这正是铁托在南斯拉夫倡导和运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使南斯拉夫向美国的援助、信贷和资本敞开大门。毛泽东和其他毛主义领导人有着同样在美国的帮助下建设中国的希望，但不同的情况和事件阻碍了这一进程。
　　而且，比起铁托派和今天的毛派，苏联无法躲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的情况，比他们好不了多少。苏联和其他有联系的修正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体化已占很大比例。这些国家已成为西方资本的最大进口国之一。他们的债务，至少是公开的债务，高达数百亿美元。有时，由于情况的变化，例如目前阿富汗事件所造成的变化，这一进程有所减缓，但从未停止。双方的资本主义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特殊情况下，他们能抛开一切的摩擦、对立和冲突。
　　苏联修正主义者利用“和平共处”的论断，不仅仅是为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妥协政策作辩护。这条路线也起到了而且仍起着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目的是降低人民对苏修领导人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警惕性和抵抗力。“和平共处”论题断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分裂世界、共同统治世界的呼吁。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趁势发动对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及其工作的攻击和诽谤，尤其有助于这次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动的新的攻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发动了反对斯大林的运动，以证明他们在国内外开始奉行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正当的。他们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作，就不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把苏联变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这也是为什么反对他的运动是从帝国主义和托派的宣传武器库的借来的指责进行的，把苏联的过去说成是“大规模报复”时期，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镇压民主”和“象伊凡雷帝^[25]那样的独裁”等等。
　　但是，面对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革命的其他敌人的所有诽谤和攻击，斯大林的名字和工作仍然是不朽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理论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
　　现实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分析及其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是正确的，并且每天都在进一步证明着。在苏联，社会主义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得到恢复。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苏联领导层的立场和行动越来越显示出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反动的强权思想。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成为恢复资本主义、破坏革命和人民解放斗争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

^[1] 工联主义：又称工会主义，19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在英国流行。主要观点是鼓吹阶级合作，利用经济抗争谋取工人权益，反对工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

^[2] 出自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

^[3] 奥托·鲍威尔（1881-1938）：奥地利社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第二国际中派主要成员。
　　卡尔·伦纳（1870-1950）：奥地利社民党重要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之一，1918-1920年出任奥地利总理，战后，在获得苏联支持后，1945-1950出任奥地利总统。
　　莱昂·布鲁姆（1872-1950）：法国左派政治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出任法国总理，战后参与了第四共和国的建设工作，认为“暴力革命”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保罗-邦库尔（1873-1972）：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曾在1932-1933出任总理。

^[4] 语出斯大林。

^[5] 阿瑟·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首相。以绥靖政策著称，且与苏联关系不恰，自称“极不信任”苏联。

^[6] 布哈林（1888-1937）：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列宁死后，继续拥护新经济政策，但在政治斗争中失败，1937年被枪决。

^[7]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本质为福利机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目的乃于战后统筹重建二战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国家，而施予帮助者则为美国、英国与加拿大。1947年解散。可以将其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

^[8] 白劳德：（1891-1973）隐藏在美共中的修正主义者。1934-1944任美共总书记。在新政时期，白劳德提出“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政策”的口号。1943年12月12日，苏、美、英3国首脑《德黑兰宣言》发表后10天，他在康涅狄格州演说声称，美国国内一切冲突和社会问题都将和平妥协地解决。1944年4月发表《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认为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主张经过阶级调和避免美国资本主义危机。1944年5月在美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晚年思想彻底转向反共。

^[9] 这里及以下所摘的文字都出自白劳德的《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或《通向和平、进步和繁荣》。

^[10] 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林肯都是美国总统，都对美国民主制度做出过贡献（华盛顿国父，杰斐逊《独立宣言》，杰克逊创立民主党，林肯废奴）。潘恩（1737-1809）：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撰写了铿锵有力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常识》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的独立情绪，也被广泛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11] 指美国前十条宪法修正案。

^[12] 此公不知所指。可能是一位左翼攥稿人。

^[13] 自由企业制度，就是确保企业能够拥有在产权受法律保护的基础上所享有的自由创业权、自由经营权、自由交易权以及自由支配或处置财产权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广泛施行。

^[14] 选自毛泽东做的七大报告。

^[15] 谢伟思（1909-1999）：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他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

^[16]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1945年8月成立，1953年2月改名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的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最广泛的社会政治组织。参加单位包括南共联盟及其他政治组织和一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
　　其任务是；讨论社会问题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政治倡议，并给自己在各级议会里的代表确定工作方针；确定社会活动的共同纲领，确定自治组织和共同体选举代表团和选举议会代表的共同标准，保证按照民主方式提名候选人；对权力机关和自治机构以及担任自治职务、公共职务和其他社会职务的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争取人与人之间建立人道的关系、提高社会主义民主觉悟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活准则而斗争；促进和保证代表团制度有效地发挥职能。

^[17] 编者注：铁托1947年声称：“南共有人民阵线的计划之外的计划吗？不！南共没有别的计划。人民阵线的计划就是南共的计划。”

^[18] 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斯洛文尼亚人，南斯拉夫理论家。早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建国后，在苏南冲突前后直到临终，卡德尔都致力于理论上替“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道路”辩护，特别是对于工人自治、社会自治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19] 普拉：克罗地亚西部港市。

^[20] 铁托在1956年于普拉发表讲话，具体内容为：1.评论波匈事件，认为匈牙利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而愚蠢的错误。2.赫鲁晓夫虽然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都存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对此进行了抨击，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讲话发表后，以中共为代表的一些党反应十分激烈，表达了不满。

^[21] 应指卡德尔1954年10月8日在奥斯陆向揶威工党积极分子作的讲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挪威工党，一个社民派大党，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22] 古典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指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的民主观，提出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口号，反封建性浓厚，对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很大。

^[23] 原文in rosy colors，由于rosy有“乐观的”意思，结合下文，这里应指赫鲁晓夫使用乐观的语句。

^[24] 印度尼西亚的事件是：1965年之前，时任总统苏加诺承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65年,苏加诺遭遇政变，军人苏哈托以 “发动武装叛乱阴谋夺取国家政权”等罪名,宣布取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逮捕并枪杀印尼共产党所有领导人，残忍杀害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可参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自我批评》。
　　智利发生的事件即时任总统阿连德的左翼温和路线的失败和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和屠杀。

^[25] 伊凡雷帝（1530—1584）：指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1547年开始，伊凡四世实行独裁统治。伊凡四世消除了领主政体，建立沙皇专制政体，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俄罗斯，建立了中央集权。伊凡四世统治期间，血腥镇压贵族和反对者、国外敌人，名声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