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1998）

激进传统

托马斯·潘恩

　　本章首次发表是作为对一部潘恩^①传记的评论而出现在1961年的《新政治家》周刊。在那以后又出版了几种潘恩传记，尤其是约翰·基恩写的一种写得更好，但它也必定会引发同样的思考。

^① 潘恩（Thomas Paine, 1731—1890），出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的政论家。

　　稳健的革命，这在措辞上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尽管我们可以用稳健这同一个词来形容一次暴动、一场政变或一个宣言。不管一次革命的公开目标多么有限，天堂圣城^②的光芒必将冲破旧势力那看似永恒的大厦而从裂缝中照耀进去。当巴士底狱陷落时，旧世界的种种常规都被束之高阁，男男女女自然也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期待乌托邦的来临。革命者也因而被罩上了千禧年的光环，而不论他们的实际主张是如何强硬或如何谦逊。

^② 新耶路撒冷：原指神的寓所，这里指人间的天堂。

　　这是一个“可以期待任何事情发生”的时代，而汤姆·潘恩正反映了这一彩虹般的时代之光。他所看到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欧洲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而革命这一称号实在不足以描述它的全部特征，它将上升为人类的再生。他认为：“从此以后，目前的时代将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理性的时代，现今这一代人在后人的眼里可谓是新世界的亚当。”美国独立了，巴士底狱陷落了，而潘恩正是这些辉煌事件的代言人。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能够参与两场革命，可谓不虚度此一生。”
　　然而，这样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天生的革命家，其实际的政治主张却几乎是令人奇怪的温和。他的目标在于“全球的和平、文明和商业”，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自由贸易商人如出一辙。就经济问题而言，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改革”，他也刻意否认有这种想法。私有企业在他看来已经十分美好，而“最奏效的办法就是让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对社会罪恶的分析归根结底就是战争和苛税，除了某些时候，军火的利润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超过了对政府高额开支的担心，这一分析依然是苏塞克斯郡一带的中产阶级商人^③所遵循的颠扑不破的原则。潘恩对于社会经济最为激进的见解也不过是提议征收10%的遗产税用以负担养老金。来到法国后，他也和其他的英国“雅各宾派”一样加入了法国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即使在这样的组织中，他也充当着稳健的角色。

^③ 苏塞克斯郡是伦敦郊外的一个县，有一批生活方式相同的中产阶级住在那里。

　　然而潘恩依然是一位革命者，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曾经有一段时间，殷实的工厂主们准备采用竖起街垒的办法（更准确地说，是支持这种做法）以对抗那种偏袒王公贵族而歧视商人的不公正的力量，这一力量阻碍了“文明所应带来的普遍的幸福”。令人惊奇的应该是潘恩作为革命发言人的非同一般的而且事实上可能是空前的成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
　　其他一些政论小册子的作者有时也会一鸣惊人而博得鼓动家的名声，一时之间成为群众的代言人。而潘恩却梅开三度，他于1776年出版的《常识》使一直没有阐明的对美国独立的渴望变得明确而又清晰。1791年，他写出《人的权利》来捍卫法国革命的理念，道出了大部分英国激进分子的心声。据说此书在几个月内就售出了20万册，而当年全英国的人口，包括不识字的幼童和文盲，也不如今日的大伦敦一个地区。1794年出炉的《理性时代》则是头一回直言不讳，以平民化的语言宣称圣经并不是神的启示。此后本书就成为阐释工人阶级理性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显然如此三次成功绝非偶然。
　　这当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潘恩本身就是和他的读者类似的人，他们自我奋斗、自学成才、自食其力，还没有最终分化成雇主和雇员这样的不同阶层。而潘恩学徒生涯丰富，从事过裁缝、英语教师、小职员、烟草商、记者等职业，而且是一个“具有发明才能，希望在英国推广他的机械发明的人”，正是为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些群众说话的一时之选。碰巧，作为发明家和记者，在公众中他有同样不可思议的人缘。工业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单项建筑就是横跨在威尔河上的无墩铁桥，^④它的形象曾经出现在当时无数的水壶上，这座全球最早的铁桥就是以潘恩的原创设计为蓝本而建造的，尽管这项工程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对革命事实的发现则使得他如同他的读者一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④ 这座桥是世界上第一座铁桥，人们因此制作了大批的盘子、水壶以表纪念。

　　的确如此，这一发现成就了潘恩。但是在1776年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本可能成为文学界的一个小角色，甚至更可能是一个发明家或者失败的实业家，因为应用科学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朋友——但别的人恐怕不会知道他——原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智者，一个小镇社会的魅力之星，一个运动员和棋牌高手。他们也可能对他嗜好白兰地而略表惋惜，而且时不时的也会对他如此善于欣赏女性魅力却又毫无性生活的现象感到费解而议论一番。如果不是因为机敏过人的富兰克林的推荐使他移居美国，人们就会忘记他的存在。如果他不是时逢革命，得以再生，他的名字只能是出现在古董一般的博士论文中。
　　但是他的名字终于没有泯灭，尽管他没有过激思想；（然而在法国国民大会中他却是惟一反对）尽管除了当记者时的短暂风光，在政治上他也一直命途多舛；尽管在正统的自由主义世界他并没有一席之地；他的名字还是作为典型出现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离经叛道的党派中。因而，他的全集也曾由一位共产主义人士来编撰完成。
　　但是他没有被忘却，而且相当典型的是，纪念他的人不在正统的自由主义阵营，而是在派系强的政治及神学造反营垒；尽管他除了当记者有过短暂风光之外在政治上一直命途多舛，尽管他没有过激思想，情况却竟然是这样。（虽然他首先倡导共和国，但在法国国民大会中他是惟一公开反对处死路易十六的人），潘恩的传记大多出自左翼作家之手；他的文集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编辑的。

　　原因何在呢？对于潘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不管他们曾经怎么想，依靠发展私人企业而得到拯救终究不是答案。他和他们所公开反对的是挡在“自由”之路上的“特权”；但事实上他们也反对那些把他们抛入贫困深渊的尚未被认识的新的力量。作为手艺高超的工匠、小店主或农场主，他们具有相当独立的意识而把自己看做社会的未来，他们并不是因为深受压迫而命里注定要求革命（比如像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无产阶级那样），而是他们认定作为独立自主的人如果还是失败，将是十分荒谬，违反理性的事。只有等到20年后，潘恩型的具有理性思想的手工业者才会通过“全面的联和”以及互利合作的联盟寻找解救之路。但是当时，贫困已经成为他们集体所面临的事实，无从逃避而急待解决。
　　正是这些自食其力的穷人，潘恩为他们大声疾呼，对他们诉说。在他们看来，他那坚定而骄傲的献身精神比他的分析更有影响，这种执着充满了“高深的理性和感人的力量”，令哲学家孔多塞也甚为钦佩。当潘恩谈起人类的幸福时，他想到的是贫困和不平等的终结。尽管他一直追求减税和自由企业的建立，但革命的重大问题始终在于：“是否人民可以继承他们的权利，全球的文明能否实现？是否人人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否法律能够杜绝劫掠，而国家可以免于悲惨？”正是“在所谓文明的国家我们看到老人在济贫所里做工，而青年被送上绞架。正是贵族统治着广大贫困无助、生活悲惨的底层民众，而他们却被告知他们是快乐的。”
　　但是潘恩不光告诉他的读者“贫穷是与幸福、文明不相容的”，他也昭示他们理性之光已经降临人类以使他们摆脱贫困，而革命也表明理性必胜。在反叛者中，他是最不具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位。不言而喻的，基于实践的、手工业者的常识将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发现了理性像一把利斧可以在奴役和无知的丛林中开辟解放之路，单是这一发现就足以成为重大的启示。
　　透过《理性时代》的字里行间，就像参加了一个几代工人阶级的思想聚会，处处流露着理性的赞歌，因为一旦你下定决心看清事实就会轻易地发现牧师关于圣经的布道，富人对社会的解释都是满纸的谎言。而《人的权利》一书则通篇闪烁着这一伟大真理的显而易见的必然性。伯克^⑤认为革命的理性意味着“所有生活中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将被撕去”，让我们“赤裸的，颤抖的人性本质”连同其种种缺陷毕露无疑。潘恩并不在意理性的赤裸，它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暴露在无穷可能性的荣耀之中。潘恩的人性就像希腊时代的运动员一样赤裸着，因为它一直在为着奋斗和胜利而做好准备。直至今日，每当我们细读那些清晰、简明的语句，常识也就上升为英雄主义的战歌，仿佛一座稳固的铁桥飞架于塞特福德镇和天堂圣城之间；我们为之欢庆，为之感动。即便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我们怎么能忘记向他欢呼敬礼呢？

^⑤ 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