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

第四章　民主政治

　　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

　　　　——莫斯卡（Gaetano Mosca），1895年

　　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诚然，它也尚未发挥全力，其原因有二，其中之一的影响多少是永久性的，另一个则比较短暂。首先，不论财富的数字意义，它的权力将永远无法与之相称。其次，新被赋予投票权的阶级，其组织的不健全已令它无法对先前存在的均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凯恩斯，1904年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会忽略应提供造成集会机会的法定假期。

　　　　——《美国社会学学报》，1896—18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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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所述时期开始于在欧洲统治者及其惊恐的中产阶级当中所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这种歇斯底里症乃是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以我们今日比较野蛮的标准来看，也十分可观（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化。
　　诚如睿智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大众整体而言是贫穷的。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但是，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谓的“上流人土”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男性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遑论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书所论时期开始之前，民主的稳固基础是建立在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时代讲究逻辑的法国人所谓的“法定国家”（the legal country）和“实质国家”（the real country）之间的区别。维护“法定国家’’或“政治国家”的防御工事，乃是投票权所需的财产和教育资格，以及在大多数国家当中已经制度化的贵族特权（如世袭的贵族院）等。自“实质国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国家政治范围的那刻起，这种社会秩序便有了危险。
　　如果那些无知粗俗的民众，那些不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优美和逻辑的民众，控制了各国的政治命运，那么政治上将发生怎么样的事呢？他们很可能会走向引爆社会革命的道路，1871年社会革命的短暂出现，曾使衣冠之士大为惊恐。古代暴动式的革命似乎不再会迫在眉睫，但是，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及到拥有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以外的阶级，革命的危险难道不会尾随而来？难道这种情形不会像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在1866年所害怕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吗？
　　可是，自1870年后，大家已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至少就全德国而言）、瑞士和丹麦，已经实行了建立在广大投票权（有时甚至在理论上是男性普选权）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在英国，1867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几乎将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由占20岁以上男子的8％增加到29％。在一次为争取选举权民主化的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后，比利时于1894年扩大其选民人数，从成年男性的3．9％增加到37．3％。挪威在1898年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由16．6％增加到34．8％。随着1905年革命，芬兰更独树一帜地将其民主政治普及到76％的成年人都拥有选举权。1908年，瑞典选民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以向挪威看齐。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奥地利那一半已实行普选；意大利也在1913年跟进。在欧洲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已称得上是民主国家；阿根廷在1912年也成为民主国家。以日后的标准来说，这种民主化尚不完备——一般所谓的普选权，其选民人数都只介于成年人口的30％—40％之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妇女的投票权也不再仅是乌托邦式的口号。19世纪90年代，白人殖民地的边缘有了最早的妇女投票权——美国怀俄明州（Wyomi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南部。在1905年到1913年间，民主的芬兰和挪威也赋予妇女投票权。
　　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中。读者们已经看到，即使是那些在今日被视为最彻底、最具有历史传统的民主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是到相当晚近才决定放宽其选举权，更别提直到1918年仍拒绝有系统民主化的荷兰（不过荷兰和比利时的选民人数增加率差不多）。政客在他们（而非某些极左派）尚能控制选举的时候，也许会听任选举权做预防性的扩充，法国和英国的情形或许便是如此。在保守人士之中，有像俾斯麦一样的愤世嫉俗者，他们相信民众在投票时仍会秉持传统的效忠（或如自由派所说的无知和愚蠢），因此他们认为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的力量。但是即使是俾斯麦也宁可不在支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冒险尝试，他在普鲁士仍维持了绝对亲右的三阶段投票制。这种防备后来证明是聪明的，因为大众选民已无法由上层予以控制。在其他地方，政客不是屈服于人民的暴动和压力，便是顺应他们对国内政治冲突的估计。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害怕迪斯累里（Disraeli）所谓的“轻举妄动”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用何种方式进行，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
　　最原始的操纵办法还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对普选产生的议会权力加以严格限制。这是俾斯麦的模式，亦即将德国国会（Reichstag）的宪法权利降到最低程度。在其他地方，则借着经由特殊（和权重的）选举团体和其他类似机构所选出的第二议会——有时（如在英国）是由世袭的议员组成——来节制民主的代议会。财产选举权的基本原理仍得以保持，并藉由教育资格予以增强（比方说，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受过较高教育之人拥有额外的选举权；英国则为大学保留了特殊席位）。1890年，日本开始采用具有上述限制的议会政治。这种“变种的投票权”（英国人的称谓），还可利用为己党利益擅自改划选区的有效设计（奥国人所谓的“选举几何学”）而予以加强。这种设计是借着窜改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而将支持某些政党的力量极小化或极大化。对那些胆小或谨慎的选民，可用公开投票的方式对他们施加压力，在有权有势的地主和其他赞助人的监视之下尤然。丹麦维持公开投票直到1901年，普鲁士到1918年，匈牙利到20世纪30年代。如美国城市领袖所熟知的，赞助可以产生为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组织。在欧洲，意大利的自由党员吉奥利蒂（Giovanni Giditti）已被公认是随从主义政治学的高手。投票年龄的最低限制颇富弹性：由民主瑞士的20岁到丹麦的30岁不等。当投票权扩大之际，年龄限制往往也会提高一点。而藉由复杂化的过程使人不易前往投票，从而简单破坏其效力的行动，也始终不乏新例。1914年的英国，估计约有半数工人阶级，是经由这个办法被剥夺其公民权的。
　　不过，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下来，但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广大之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自然会导致为了选举或藉由选举所组织的群众政治动员，其目的在于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群众运动和民众政党组织、大众宣传政治学、大众媒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大众化或低级趣味的“黄色”报纸），以及给政府和统治阶级带来不少新麻烦的各项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场合中消失，因为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已使人们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开加以讨论。政党组织候选人会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们太愚笨无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好的，而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个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谈话被那些包围在身旁的记者传到最遥远的酒店去？政客愈来愈不得不诉诸大众选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众对话，或间接利用大众新闻报导（包括其竞争对手的报纸）这只传声筒。俾斯麦或许从来不曾对精英以外的听众发言。然而，在1879年的选举战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已将群众助选引入英国（或者也包括欧洲）。除了政治局外人外，再没有人会以辩论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时的那种坦白和真诚，来讨论民主政治的可能后果。不过，当统治者隐藏在浮夸的言语背后之时，对政治的严肃讨论则退人知识分子和少数有学识并了解它们的民众世界。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也是新政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涂尔干（Durkheim）和索列尔（Sorel）、奥斯特洛戈斯基（Ostrogorski）和韦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韦伯的世界（参看第十一章）。
　　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心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中进行，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正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也因此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Simplicissimus）、法国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u Beurre）或维也纳克劳斯（KarlKraus）的《火炬》（Fackel）。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贝洛克（Hilaire Belloc）便在针对1906年自由党选举大胜所写的讽刺短诗中，捕捉到这个缝隙：
　　依赖特权，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可恨权力崩溃了；
　　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民主，重获其统治权。
　　那么，如今为了政治行动而群起动员民众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那些在此之前没资格参与政治，或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阶层，它们之中的好几个可组成相当混杂的联盟、联合或“人民阵线”。其中最可畏的是工人阶级，如今它已在一个明确的阶级基础上从事各类政党和运动动员。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由若干不满意的中间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庞大但有欠明确的联盟，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比较害怕富人还是比较害怕穷人。这个联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构成的旧式小资产阶级，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之下逐渐凋零；也包括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中的“非劳力和白领”的新下中阶级，他们在大萧条时代及其之后构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工匠问题”和“中等阶级问题”。他们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对抗“大”势力所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小”这个字——如英文中“小人物”（little man）、法文中“小商人”（le petitcommercant）和德文中“小人物”（der kleine Mann）中的“小”字——正是其标语和口号。法国有多少激进社会主义杂志不都骄傲地在名称中冠上“小”字：《小尼斯人》（Le Petit Nicois）、《小普罗旺斯人》（Le Petit Provencal）、《小沙兰特人》（Le PetitCharente）和《小特尔瓦人》（Le Petit Troyen）。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为小财产和大财产一样需要对抗集体主义；而书记和技术劳工的收入虽然可能非常接近，但书记的优越性必须予以保护，他们不能与技术劳工混为一谈；尤其，已确立的中等阶级并不欢迎中下阶级与他们平起平坐。
　　“小人物”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修辞学和煽动法的活动领域。在那些具有深厚激进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其强大或绚丽的政治修辞学都将“小人物”固定为左派，虽然在法国，其中包含有极大成分的盲目爱国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欧，其民族主义是无限制的，尤其是在反犹太这个议题上。因为犹太人不仅可被视为资本主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中打击小工匠和小商店主人的代表——银行业者、商人、新兴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也可被视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而更普遍的情形，是被视为损害古老传统和威胁道德真理以及家长制的人。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反犹运动在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已成为有组织的“小人物”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分。它在别处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谁能从19世纪90年代震撼法国的反犹太骚动、为期十年的巴拿马丑闻以及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参谋部的德雷福斯上尉于1894年时误被以替德国做间谍活动而定罪。在一场使整个法国为之分裂、震动的还他清白的运动之后，他于1899年被免罪，最后在1906年得到复职。这个事件在欧洲各地都留下不小的创伤），猜想到这个时期在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6万个犹太人？（参看第六章及十二章）
　　进行政治动员的群众当然还包括小农。在许多国家，小农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至少仍是最大的经济群体。自19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不景气时代，小农和农夫愈来愈常被动员为经济上的压力团体，并在许多情形不同的国家，如美国和丹麦、新西兰和法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批加人合作购买、推销、成品加工和信贷的新组织。不过，虽然如此，小农却很少在政治和选举上以阶级的意义动员起来——假设这么庞杂的一个群体可以算作一个阶级的话。当然，在农业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府胆敢忽视农耕者这么庞大一群选民的经济利益。可是，就小农在选举上的动员而论，即使是在某一特殊政治运动或党派的力量显然是依靠小农和农夫支持的地方（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民粹党或1902年后俄国的社会革命分子），小农也是在非农业的旗帜下进行动员。
　　如果说社会群体已作了这样的动员，那么公民团体也基于宗教和民族性之类的局部效忠而进行联合。之所以说它们是局部性的，是因为即使是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大动员，也永远是与其他宗教或世俗集团对立的团体。而民族主义的选举动员（在某些地方，例如波兰和爱尔兰，这项动员也等同于宗教的选举动员），几乎永远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自发运动。它们和政府所宣传倡导的爱国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有时也逃避政府的控制；它们和宣称代表“国家”以对抗少数民族颠覆的政治运动（通常是右派），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参看第六章）。
　　然而，这种政治告解式的群众运动，其兴起却颇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阻挠。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团体，具有最惊人的动员和组织其信徒的能力。自从1864年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起，政治、党派和选举便是罗马教会想要摒弃的悲惨19世纪的一部分（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以谨慎的态度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代思想妥协的天主教思想家，从他们的备受排斥中便可证明天主教会此时仍旧不接受这类思想（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曾谴责“现代主义”）。除了完全反对和特别维护宗教实践、天主教教育、教会“易受政府损害以及易受政府与教会不断冲突损害”的制度以外，在这个世俗政治的炼狱世界，天主教会还能有什么政治活动呢？
　　因此，虽然——如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将证明的——基督教政党的政治潜能很大（在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它们脱颖而出成为主要政党，除了法国以外，至今仍是主要政党），虽然这种潜能显然随每一次选举权的扩大而增加，但是教会却拒绝在它的支持之下组成天主教政党。不过，自19世纪90年代初，教会也认识到将工人阶级由无神论的社会革命争取过来的好处，以及照顾其主要支持者——小农——的必要。然而，虽然教皇对天主教徒关心社会的新政策给予祝福（1891年的新事件通谕〔Encyclical RerumNovarum）），教会对于日后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基督教民主党的创始人，却抱怀疑态度，并不时予以敌视。教会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就像“现代主义者”一样，似乎已与世俗世界不可取的趋势妥协，也因为教会对于新天主教的中间和中下阶层核心分子感到不安，这些城市和乡村的核心分子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争取到行动空间。伟大的煽动政治家卢杰（Karl Lueger，1844-1910），是在违抗奥地利神职组织的情况下，于19世纪90年代成功地创立第一个主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即今日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前身，该党在1918年后的大半时间统治了独立的奥地利。）该政党以反犹太诉求征服了维也纳中下阶级。
　　因此教会通常支持各种各样的保守或复古政党，或是多民族国家内附属天主教的民族以及没有感染世俗病毒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和这些团体保持了良好关系。它通常支持任何人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因此，真正的天主教民众运动和政党，只见于德国（它们的产生，是为了反抗。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的反教士运动。）、荷兰（该地所有的政治活动皆采取信仰组合的方式，包括基督新教和非宗教性组合。）和比利时（早在民主化以前，天主教徒和反教士自由党员已形成了两党政治。）。
　　基督新教的宗教政党甚至更为稀少，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信仰的要求往往与其他口号合而为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如在大多不信奉国教的威尔士人中间），反民族主义（如反对爱尔兰自治而愿与英国联合的乌尔斯特〔Ulster〕新教徒），自由主义。（如英国的自由党，当古老的辉格党贵族和重要的大企业在19世纪80年代投诚到保守党之后，不信奉国教的团体更因之得势。不信奉国教者系指英格兰和威尔士非英国国教会的新教徒。）而在东欧，政治活动中的宗教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包括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沙皇不仅是东正教领袖，而且也动员东正教徒抵制革命。对世界上的其他伟大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家）而言，更别提局限于特殊群落和民族的教派，在受其影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范围之中，并不知道有西方民主政治的存在，也与它毫不相干。
　　如果说宗教具有深厚的政治潜力，那么民族认同同样是一种不可轻视而且在实际上更有效的推动力。在1884年英国投票权民主化之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囊括了该岛上所有的天主教席位。在103个议员当中，有85个形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巴涅尔（Charles Steward Parnell，1846-1891）背后训练有素的方阵。在任何选择以政治来表达其民族意识的地方，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人显然会以波兰人的立场投票，捷克人则以捷克人的立场投票。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那一半，便因这种民族划分而告瘫痪。事实上，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多次暴动和反暴动之后，其议会政治已完全崩溃，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议会中成为多数。1907年奥地利普选权的诞生，不只是对压力让步的结果，也是为了动员选民大众去投非民族政党（天主教，甚或社会主义）的票，以对抗势不两立、争吵不休的民族集团。
　　严格形式的（有纪律的政党运动）政治性群众动员尚不多见。即使是在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的那种单一和包括一切的模式也绝不普遍（参看下一章）。不过，构成这种新现象的因素当时几乎到处都可看到。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其基础的组织构架。理想的群众政党运动必须在一个中央组织复合体外加上一个地方组织或支部的复合体，每一组织都应有为了特殊目的而设的地方支部，并整合到一个具有较广泛政治目的的政党之中。因此，1914年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遂包括了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这个联盟乃是为选举而组成的全国性组织，亦即在每一个议员所代表的选区当中都可见到其踪影。它组织许多选举集会，并由联盟会长出任主席。出席参加集会的人士不仅包括它自己的代表，也包括同业公会（工会支部的城市企业联盟）的代表，工会本身的代表，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和劳工协会（Land and Labour Association）的代表，盖尔人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的代表，类似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之类的互助会代表，以及其他团体代表。（附带一提：古爱尔兰修道会乃是爱尔兰本岛和美洲移民的联系桥梁。）这是一个动员核心，是国会内外民族主义领导人士的联系环节，也构成了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选区范围。这些积极分子尽可能将自己组织到大众之中，因此在1913年时，爱尔兰为数300万的天主教人口中，已有13万联合爱尔兰联盟成员。
　　其次，各种新兴的群众运动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它们不只是为了支持特殊目的（如维护葡萄栽培）而组成的压力和行动团体。当然这类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固体也是成长迅速，因为民主政治的逻辑便是要求各种利害团体向理论上应对它们相当敏感的全国性政府和议会施压。但是，像德国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成立，并在次年就有20万农民参加）这样的团体，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虽然它的态度显然倾向保守，而它又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主宰。1898年时，它的支持者包括分属于五个不同政党的118名德国国会议员（总数共397名）。和这种不论其势力多么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同，新兴的政党运动代表了整体的世界观。是其整体的世界观，而非特殊或不断改变的具体政治计划，构成其组成分子和支持者的“公民宗教”。对于卢梭、涂尔干以及社会学这门新学问的其他理论家而言，公民宗教应该可使许多现代社会因之结合，不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扮演阶段性的黏合剂。使那些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团结一致的要素乃是：宗教、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意识形态，不论其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什么样的实质利害关系。
　　矛盾的是，在那些具有强烈革命传统的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和有点勉强的英国，他们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新旧精英分子驯服至少部分的新动员群众，而他们所用的策略，对北美13州的7月4日演讲者而言，是非常平常的。英国的自由主义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人，它也从不曾忘记其前辈曾为了清教徒的利益参与了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的行动。（自由党党魁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自掏腰包于1899年在英国国会前方为克伦威尔〔Ohver Cromwell）立了一座雕像。）自由主义成功地维持了大众劳工党的发展，一直到1914年后。更有甚者，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LabourParty），也这样跟随在自由党的脚步之后。法国的共和激进主义尝试以挥舞共和与革命的旗帜来对付其敌人，并吸收动员群众，它们也的确得到一些成功。“左派无敌人”和“所有好的共和党员团结一致”等口号，颇有助于将新兴的民众左派与统治第三共和的中心人物结合在一起。
　　第三，就其运作的方式而言，群众动员可说是全球性的。它们或是粉碎了古老的地方性或区域性政治体制，或将它推到不重要的地位，要不便将它整合进较广泛的全盘性运动。总之，在民主化的国家，全国性政治活动并没有为纯区域性的党派保留多少发挥空间，即使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类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国家亦然。因此，在德国，汉诺威（Hanover，至1866年方为普鲁士所兼并）的区域特征——明显的反普鲁士和对旧日威尔夫（Guelph）王朝的效忠——也只能表现在投给全国性政党的选票比例比其他地方稍少而已（85％，别处为94％—100％）。因此，信仰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或者就此而言的社会和经济少数群体，他们有时局限于特殊地理区域的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与旧日资产阶级社会的选举政治相反的是，新的民众政治愈来愈与以地方权贵为基础的旧式地方政治无法相容。在欧洲和美洲，仍有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和拉丁美洲——的保护人，也就是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可以将整批受保护者的选票“交付”给出价最高的人，甚至更大的保护人，即使在民主政治当中，“老板”也从未消失。但是，在民主政治中，由政党制造名人，或使他不致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无助的情形，还是比相反的发展多得多。努力使自己适应民主政治的年长精英，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地方性保护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发展出各种折中方式。而事实上，在旧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充满了老式“名人”和新政治操盘者、地方老板，或其他控制地方政党命运人士的复杂冲突。
　　因此，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亦即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米歇尔认为他可以从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得出这项铁律。米歇尔也注意到新群众运动崇拜领袖人物的倾向，不过他过分重视这一点。因为，在本书所述时期，那种自然会以某些全国性群众运动领袖为中心的崇拜，例如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元老）或倍倍尔（Bebel，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画像的崇拜，其实信念的成分远大于个人的成分。再者，当时很多群众运动并没有富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当巴涅尔在1891年，因私生活混乱和天主教与非国教徒的道德冲突而失势时，爱尔兰人便毫不迟疑地抛弃了他。可是没有任何领袖能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他的私人效忠，而巴涅尔神话在他死后很久还在流传。
　　简言之，对其支持者而言，政党或运动是代表他们、也为了他们而采取行动。因此，组织很容易便代替其组成分子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可轻易地支配组织。于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是因为它们能结合组织和群众支持，因此便拥有庞大且几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们是潜在的政府。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都是以制度化为政权系统的政党运动取代旧体制、旧政府和旧有的统治阶级。这种潜力之所以非常可观，是因为较古老的意识形态组织显然缺乏这种力量。比方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宗教似乎已失去自行转化为神权政治的能力，而它当然也不想这么做。（这种转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1848年后在犹他州建立的摩门教共和国〔Mormon Commonwealth）。）胜利的教会所建立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是由世俗机构所经营的教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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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才刚开始要改变政治。可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时已十分明确，对那些国家统治者及其所要维护的阶级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维持国家的团结，乃至存在的问题，在面临民族运动的多国政治中，这个问题显然已万分急迫。在奥匈帝国，它已经是政府的中心问题，而即使是在英国，大规模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也粉碎了已确立的政治结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内精英分子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政策的持续推行，尤其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政策。民主政治不是像商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不可避免地干预资本主义运作，并导致不良后果吗？它不会威胁英国所有政党都绝对拥护的自由贸易吗？它不会威胁健全的金融和所有可敬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理吗？它不会威胁到金本位制度吗？最后一项威胁在美国似乎是急迫的。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的大规模动员，其最激烈的言辞便是攻击——引其伟大的演说家布赖恩的话——将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之举。比较一般性，却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面临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群众运动威胁时，该如何保卫已经拥有社会的合法性，甚至其实际生存。这些威胁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经由鼓动选出、又时常因无法协调的党派冲突而告分裂的议会，其效能显然不高；而不再以拥有独立财富之人为基础，反以依靠政治兴家致富之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又无疑是腐败的。
　　上述现象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在分权的国家，如美国，政府（也就是总统所代表的行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民选议会，不过也很可能因权力的制衡而瘫痪。（但是总统的民主选举又会招致另一危险。）欧洲式的代议政府，其政府（除非仍在旧式王权的保护之下）在理论上必须依靠民选议会，因此其各种问题更是难以克服。事实上，这些政府好像进出旅馆的旅行团一样来来去去——一个国会的多数党崩溃，另一个就继之主政。欧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国——或许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自1875年到欧战爆发前的39年间，法国一共有过52个内阁，而其中只有11个维持一年或一年以上。诚然，同样的名字往往在这些内阁中一再出现。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续，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设的、非由选举产生的和隐形的官僚人员手中。至于说腐败，它也许不会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19世纪初，像英国这样的政府，也会将名副其实的“国王下面的肥缺”和赚钱的闲差分配给他们的亲戚和侍从。可是，即使它实际上没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但它却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须用种种方法兑现他们对商人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或反对。而使这种腐败更显突出的原因在于：至少在西欧和中欧，清廉是常设的资深公务员和法官的必备操守——在法治国家，此时他们大多仍受到保护，并没有选举和赞助的顾虑（只有美国是一大例外）（但是即使是在美国，1883年也成立了一个“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为独立于政治赞助的“联邦文官体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础。但是，赞助在大多数国家仍较一般所假设的更重要）。政治上的腐败丑闻不仅发生在对金钱转手不加掩饰的国家，如法国（1885年的威尔逊丑闻，1892—1893年的巴拿马丑闻），也发生在对金钱转手加以掩饰的国家，如英国。（1913年的马可尼〔Marconi〕丑闻，两个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劳合·乔治〔Uoyd George〕和伊萨克斯〔Rufuslsaacs〕——日后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印度总督——均牵连在内。）（在凝聚性甚高的统治名流内部，令民主观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惊的交易，并非不常见。曾任财政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之父，欠了罗思柴尔德大约6万英镑；罗氏对英国的金融兴趣是可想而知的。这笔债的大小，可用下列数字说明：这笔钱相当于那年英国所得税总额的0．4％。）当政府基本上可说是以用政治恩惠购买选票的办法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时，议会的不稳定当然可能与贪污有关——政治恩惠几乎无可避免地皆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云，意大利的吉奥利蒂便是这个策略的高手。
　　当时社会上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大众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了解。从事公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比方说法国正派言论的堡垒——《时代》（Le Temps）和《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The Crisis Of the Modem State）；而好学深思的保守党殖民地总督和日后的阁员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参看第九章和第十章），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淹没的感觉。
　　新的政治形势只是一步步地发展，而随着各国内部情况的不同，发展也不甚均衡。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太容易对19世纪70年代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作个比较通盘性的考虑，而就算作了也几乎没有意义。使无数政府和统治阶级陷于类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上突然出现的大规模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看下一章），不过，在事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使政府头痛的仅有运动。广泛地说，在大多数有限宪政和有限选举的欧洲国家，自由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所拥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纪70年代已逐渐崩溃。就算不考虑其他理由，它至少也是“大萧条”的副产品。1870年在比利时，1879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国，除了偶尔的短期掌权之外，它们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来的新时期，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同样的政治模式。不过在美国，曾经领导北方赢得内战胜利的共和党，基本上赢得了总统的连任，一直到1913年为止。只要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像革命和“分离”之类的基本挑战可以挡在议会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组那些既不想威胁政府又不想破坏社会秩序者的办法，来推翻议会中的多数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是可以挡在外面的。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坚实好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存心瓦解英国下议院，并在下议院中扮演关键的少数派角色。它的出现立刻改变了国会政治，以及跳着端庄双人芭蕾的两个政党。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辉格党中的百万贵族和自由党商人匆匆加人保守党，而这个保守并且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政党，日渐发展成土地财主和大商人的联合政党。
　　在别处，形势虽然更戏剧化，事实上却比较容易处理。在西班牙的王权恢复（1874年）之后，反对者的分裂（共和党为左派，王室正统派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时间掌握政权的卡诺华斯（Camovas，1828-1897），可以操纵政客并举行一次毫无政治意义的农村选举。在德国，互相冲突的成分相当软弱，以致俾斯麦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从容统治；而奥匈帝国可敬的斯拉夫党派的温和作风，也有利于文雅时髦的塔费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执政）。法国的右派拒绝接受共和，它是选举中永远的少数党，但由于军队没有向文人当局挑战，因而，共和政体在历经无数次的震撼危机（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仍能屹立不坠。在意大利，梵蒂冈对世俗和反教权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轻易地执行他将反对政府者转化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
　　实际上，对政治体系惟一真正的挑战是在议会之外，是来自下面的反叛，但是，当时的立宪国家对此还不必太过担心；而军队，甚至在以革命宣言著称的西班牙，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在叛变和武装士兵都不时可见的巴尔干国家和拉丁美洲，它们乃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非潜在的挑战者。
　　但是，这种形势却看似无法持久。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他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擅于操纵有限选举权的政治高手俾斯麦，当他在19世纪70年代面对他视之为向“群山之外”的反动梵蒂冈效忠的有组织天主教群众时（因而有ultramontane一字，其义为“山外之人”，引申为“教皇至上论者”），竟手足无措，只好对他们展开反教权战争（所谓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斗争）。面对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他也只能在1879年宣布这个政党是非法的。由于回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思议（被禁的社会民主党也获准推出其候选人），因此他在这两件事的处理上都失败了。政府迟早都必须容忍新的群众运动——对社会主义者的容忍，要到1889年俾斯麦失势之后。奥地利皇帝在其首都被基督教社会党（Social Christian）的煽动行为攻占以后，三度拒绝该党的领袖卢杰担任维也纳市长，直到1897年才接受这件已成定局的事实。1886年，比利时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工人的罢工和暴动风潮（西欧最恼人的风潮），并将社会主义者逮捕入狱，不论他们是否牵涉骚乱。可是七年之后，在一次有效的总罢工推动下，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某种普遍的选举权。意大利政府在1893年打击西西里的小农，1898年打击米兰的工人，可是，在米兰的50具尸体以后，政府改变了方向。广泛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社会主义酿成群众运动的10年，代表了一个转换点。一个新的政治战略时代开始了。
　　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代读者，可能会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任何政府认真考虑抛弃立宪和议会政体。因为1918年以后，自由立宪政体和代议民主政治的确在许多阵线上退却，虽然1945年后又再度恢复。然而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却非如此。甚至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也未导致整个选举和议会的废除。不像1849年（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一章），即使是俾斯麦在他掌权末期玩弄暂停或废止宪法的构想，德国也不曾就此走向复古。资产阶级社会对于何去何从可能曾感到焦虑，但它仍然很有自信，因为全球经济汹涌向前的好景，是激不起悲观主义的。甚至在政治上持温和看法的人（除非他们有相反的外交和财政利害关系），也盼望俄国发生革命。人们普遍以为，俄国革命会将欧洲文明的污点转化为正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而在俄国内部，1905年革命不像1917年的十月革命，它的确曾得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心支持。在无政府主义者盛行暗杀的19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都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总计当时共有两位君主、两个总统和一名首相遭到暗杀。（意大利的亨伯特国王〔1CingUmbe~o）、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的卡诺总统〔SadiCamot）、美国的麦金莱总统和西班牙的卡诺华斯首相。）1900年后，在西班牙和部分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区，已没有人真的为无政府主义感到困扰。法国警察早已准备了一长串公认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黑名单，其中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分子和反军国主义的颠覆分子。可是，当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法国内政部长甚至懒得去拘捕这些人。
　　但是，如果说（不像1917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整体而言，资产阶级社会尚未立即感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19世纪的价值观和历史期望，也还没有受到严重损伤。人们仍普遍认为文明的行为、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惯例，都将继续其长期的进步。当时残留下来的野蛮行为还很不少，尤其（据“高尚人士”所深信）是在下层社会和有幸被白人殖民的“未开化”民族之中。甚至在欧洲，也还有像俄罗斯和奥斯曼这样的国家，其理性之烛明灭不定或根本尚未点燃。可是，从那些震撼全国和国际舆论的丑闻，正可看出处在和平时期的资产阶级世界，对教化的期望有多高：德雷福斯事件是由于拒绝查究一件审判有失公正的事情；1909年的费瑞（Ferrer）丑闻，是由于处决了一名被误控在巴塞罗那领导暴动风潮的西班牙教育家；1913年的札本（Zabern）事件，则是由于20个示威者在一个阿尔萨斯市镇被德国军队关了一夜。在20世纪晚期的今天，我们只能以世风日下的喟叹回顾本书所述时期：在今天世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屠杀，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却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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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当统治阶级尽一切力量去限制舆论和选民大众，限制他们对其本身和国家利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形成和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新的战略。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众现象出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看下一章）。而其结果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容易对付——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或者说已经登上台面，并进入一个好战、自治论和分离主义的新阶段（参看第六章）。至于天主教徒，除非他们与某种自治论的民族主义认同，否则也很容易整合，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保守的（即使像卢杰的这种比较少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人士亦然），而通常只要能保护天主教的特殊利益，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甚至在爱好和平的斯堪的纳维亚，只要雇主在放弃以暴力手段对付罢工，进而与工会取得和解的态度上，远不及政治人物的表现，那么要将劳工运动纳入制度化的政治赛局当中，便是一件困难的事。大企业日益强大的力量尤其不肯屈服。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1914年前雇主这个阶级始终未与工会和好。甚至在英国这个工会早在原则上（而往往也在实际上）被接受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仍可见到雇主们对工会进行反攻，尽管政府官员采取和解的政策，而自由党领袖也一再向选民保证并极力争取劳工选票，但仍然无济于事。就政治层面而言，问题也很困难。新的劳工党派和依附于1889年第二国际的党派一样，它们拒绝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制度妥协；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妥协性便高得多（非革命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政治活动便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1900年，显而易见，温和改革派已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出现；事实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它也找到其理论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ustein）。伯氏主张：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其最终目的毫无意义。他主张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曾在1897年后的社会主义世界，引起了耻辱、迫害和热烈辩论。与此同时，群众选举制的政治（甚至最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也热烈予以拥护，因为它让他们的群众以最大的可见度增长）也只能安静地将这些政党整合进它的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者现在当然还不能进入政府。人们甚至不能期望他们容忍“反动的”政客和政府。可是，最起码在将温和的劳工代表引入赞同改革的较宽广阵线这一点上——结合所有民主人士、共和人士、反教权人士或“人民代表”，对抗反对这些高尚奋斗目标的敌人——颇有成功机会。1899年起，法国在卢梭（Waldeek Rousseau，1846-1904）的领导下，有系统地推行这项政策。卢梭缔造了共和联合政府，以打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显然向它挑战的敌人。在意大利，先是由札纳戴利（Zanardelh）推行这一政策，札氏的1903年政府依靠了极左派人士的支持；随后，伟大的捏造者与和解者吉奥利蒂也萧规曹随。英国在经历19世纪90年代的一些困难之后，自由党员和成立不久的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英国工党前身）于1903年达成选举协定，使它在1906年以工党的身份进入英国国会。在其他地方，基于对扩大选举权的共同兴趣，遂使社会主义和其他民主人士携手合作。例如，丹麦在1901年出现了欧洲第一个堪称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党派支持的政府。
　　议会中间派向极左派主动示好，其原因通常不是为了想要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因为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情形下也可轻易从议会赛局中被去除，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类似大小的共产党在欧洲的遭遇。德国政府用所谓“政治大联合”（Sammlungspolitik）的办法——亦即将誓言反对社会主义的保守人士、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集结成多数的办法——抑制最难对付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之所以向左派主动示好的原因，反倒是想开拓驯服这些政治野兽的各种可能性，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之士未几即认识到这些可能性。这项怀柔策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而雇主的不向威逼妥协和其所激起的大规模工业冲突，也未使事情更容易解决。但是，大体而言它还是成功的。至少它得以将大规模劳工运动分裂成温和派和不妥协的激进派，并将通常是少数人的激进派孤立起来。
　　然而，民主政治在其不满意情绪较不剧烈时，是比较容易驯服的。因此，新的战略便意味着大胆推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方案，可是此举却逐渐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派对政府的著名承诺，亦即不涉足为私人企业和自助组织所保留的领域。英国法学权威狄西已看出：社会主义自1870年起即利用滚动的蒸汽压路机，将个人自由的地表压成集中管理和平均化的营养午餐、健康保险和年薪制度等暴政。而他的确说对了几分。永远按理行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已决定用颇具雄心的社会保险方案，来消灭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口实。继他走上这条路的，还有奥地利和1906—1914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老人年薪、官办职业介绍所、健康和失业保险）。甚至法国在几度迟疑以后，也在1911年实施年薪制度。奇怪的是，现今“福利国家”的杰出代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却起步甚迟，而若干国家也只做了一点象征性的姿态，卡内基（Cam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摩根（Morgan）等人的美国，则完全没有这方面措施。虽然1914年时，象征性（在理论上）禁止童工的法律甚至在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也已存在，但在美国这个自由企业的乐园，联邦法律还是管不到童工。职业事故赔偿法到1905年时已相当普遍，可是国会对它们不感兴趣，而一般法院则谴责它们违宪。除了德国以外，1914年前这类社会福利方案仍相当有限。甚至在德国，它们显然也未能阻止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确立了，只是在欧洲新教国家和澳大利亚速度较快罢了。
　　狄西强调：一旦“不干预政府”的理想被抛弃后，政府机关的作用和重要性将会无可避免地不断增强。就这点而言，他也是对的。照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的官僚政治规模还不算大，不过却成长迅速，尤以英国为最。在1891—1911年间，政府所雇用的人数增加了三倍。1914年前后，欧洲公职人员在所有劳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从法国的3％（颇出人意料），一直到德国和瑞士的5．5％-6％（瑞士的情形也同样出人意料）。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内，这个数字已提高到10％—13％。
　　昂贵的社会政策可能会减少经济所依赖的企业家的赢利，但是没有这些昂贵的社会政策，政府可以取得民众的效忠吗？如前所述，当时的人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可以支付社会改革所需的费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大家所喜欢的。而后来的发展却是战争，或至少是具有更大的煽动潜力对战胜的期望。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00年的“卡其选举”（Khaki election，利用战争热潮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选举）中，利用南非战争击败其自由党对手。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成功地利用人们喜爱炮声的心理，于1898年与西班牙作战。事实上，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年担任总统）所领导的美国统治精英，刚刚才发现荷枪的牛仔是美国主义、自由和本土白人传统的真正象征，可利用它来抵抗成群入侵的大批低下移民以及无法控制的大城市。自此以后，这个象征便广被利用。
　　然而，问题的症结却广泛得多。各国的政权和统治阶级在以民主方式动员的群众心中具有正统性吗？本书所述时期的历史大半都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这个任务相当急迫，因为古老的社会机制显然在各地都处于崩溃之中。德国保守党员（基本上是效忠大地主和贵族的选举人）在1881-1912年间，流失了半数选票。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选票有71％来自居民不到2000的村落，只有5％来自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然而前者在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正不断下降，后者却正是大批人潮的拥入地。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普鲁士贵族产业上，旧式的效忠可能仍可奏效，于是保守党在此掌握了几乎一半的票数。但是，即使就整个普鲁士来说，他们也只能动员选民的11％-12％。另一个主力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其形势更富戏剧性。这个阶级的胜利，是由于粉碎了古老阶级组织和群落的社会凝聚力，选择市场而非人际关系，选择上流社会而非群众。因此，当群众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奥地利最为明显。19世纪末，奥地利自由党员只剩下一个由德国城市中产阶级和犹太人所构成的残存孤岛。他们19世纪60年代的堡垒——维也纳自治市——已沦陷给民主激进派、反犹太人士、新兴的基督教社会党以及最后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布拉格（Prague）这个资产阶级核心尚能代表人数日益减少的德语居民（大约为数3万人，到了1910年时，只占全部人口的7％）利益的地方，他们同样既得不到日耳曼民族主义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效忠，也得不到社会民主党或在政治上被动员的德国工人的效忠，甚至得不到一部分犹太人的效忠。
　　那么，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某些国家，其本身在当时可能还是相当新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历史前例，遑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最近的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品，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递嬗频仍的政权，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共和的鼓动也是（或者看来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　，
　　因而，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知识分子动笔为文，政府则采取行动。英国政治科学家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用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本身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华莱士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于是，政治生活愈来愈固守仪式，并且充满公开和潜意识的符号以及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由于以往确保隶属、服从和效忠的方法（主要是宗教性的）已经不大管用，对于某种替代品的公开需求便借着传统的发明而得到满足；这种发明，是利用像王冠和军事光荣这类已经过考验证明能引发感情的旧事物，以及如前所述（参看前一章）利用像帝国和殖民地征服这类新事物。
　　和园艺一样，这种发展是上面种植（或预备好随时可种植）和下面成长的混合。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当他们在制定新的国定假日（如1880年法国规定7月14日为国庆日），或发展出英国君主政体的仪式化（自19世纪80年代，便愈来愈趋向神圣性和拜占庭式）时，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事实上，在1867年选举权扩大以后，英国的法律诠译者，仍明白地将宪法区别为“有效的”部分和“庄严的”部分。前者是统治借以进行的部分，后者的功能则是让民众在被统治时心悦诚服。大量的大理石和高耸石块在专家的规划下填满国内空地（政府急切地想借此证实其合理合法性，尤其是在新德意志帝国），而这项计划除了充实无数建筑师和雕刻家的荷包之外，并不具任何艺术上的好处。英国的加冕典礼，此时已为了吸引民众注意力而自觉地组织成政治意识形态形式。
　　可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在感情上令人满意的仪式和象征。他们只是发现和填补了一个空虚之处，这个空虚之处是自由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所造成的，也是向民众表态的新需要和这些民众本身的改变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发明和同样在这几十年间对于大众市场、大众展览与娱乐商业的发现，是互相平行的。广告业虽然是美国内战之后的发明，却直到此时才首次获得应有的认知。海报便是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一种共同的社会心态（“群众”心理学已成为法国教授和美国广告大师的热门话题）将1880年开始举办的“皇家马术比赛”（Royal Tournament，一种公开展示的军事和戏剧表演活动）和黑池（Blackpool，新兴无产阶级的喧嚣游乐场）海边的灯饰联想在一起；将维多利亚女王和柯达（Kodak）女郎（20世纪最初10年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将威廉皇帝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Hohenzollern ruler）竖立的纪念碑与（法国画家）罗德列克（Toulouse-Lautrec）为著名杂耍艺人所绘的海报衔接在一起。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资开拓操纵的地方，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动出击自然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的大理石和砖造物，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是，当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被皇帝威廉二世革职）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非官方民族主义的热忱，这种热忱让德国人竖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相反的，非官方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Little Germany）当中。这一点可由《德国至上》（Deutschland Uber Alles）战胜比较谦和的国歌以及新兴普鲁士德国的黑白红旗战胜旧有的1848年黑红金旗当中看出。这两项胜利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
　　因此，当时的各个政权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尤其是通过对公立教育制度（特别是小学，也就是民主国家以“正确”的精神“教育我们未来主人翁”〔这是罗艾（Robert Lowe）1867年的措词〕的必要基础）的控制；而在那些教会不具有政治可信度的地方，则是藉由对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之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这个苏泽（J．P．Sousa，1854-1932）和埃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时代，国歌和军队进行曲都极尽全力地演奏。（在1890-1910年间，为英国国歌所谱的曲子，其数量之多，空前绝后。）当然，国旗是最重要的象征。在没有君主的地方，国旗本身便可以在实质上具体代表政府、国家和社会。美国学校每日举行的升旗仪式自19世纪肋年代晚期开始推广，终于成为普遍的做法。
　　拥有可资动员而且普遍为人所接受的象征的政权，实在是无比幸运。比方说，英国君主便是一例。他甚至以劳动阶级的节庆——足球协会杯决赛——作为他每年出席各种场合的首站，以藉此强调了大众公开仪式也可等同于大规模壮观场面。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政治仪式场地（如德国国家纪念碑周围）和可兼作政治活动场所的新运动场和运动馆，都开始繁增。较年长的读者，应当还记得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宫（Sportspalast）所发表的演说。而可以与某个拥有大规模民间支持的伟大奋斗目标相结合的政权也是幸运的，如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及共和国。
　　由于国家和政府正在与非官方群众运动竞逐团结和效忠的象征符号，于是，群众运动遂开始设计其自己的反象征符号。比方说，当先前的革命国歌《马赛曲》（Marseillaise）被政府接收后，非官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设计了《国际歌》（International）。虽然常有人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视为这类分离社群、反社会和反文化的极端例子（参看下章），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够地道的分离主义者，因为他们仍旧藉由他们对教育（也就是公立学校系统）、理性和科学，以及对（资产阶级）“古典艺术”的价值信念，与官方文化有所关联。毕竟，他们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在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敌对的学校系统而与政府进行对抗的，是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如我们在爱尔兰例子中所看到的，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很容易在反政府的核心周围，建立起由协会和非法社群组成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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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欧的政治团体和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些潜在的或事实上的颠覆性大规模动员上，成功了吗？整体说来，除了奥地利外，他们都成功了。奥地利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每个民族都把它们的期望寄托在别的地方。奥地利之所以能勉强维持，靠的不过是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的长寿、持怀疑和唯理主义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对境内若干民族来说，它毕竟是几种可能命运中最差强人意的事实。大体而言，这些群体还是愿意被整合到这个国家里面。虽然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相当不同（参看第十二章），可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而言，在1875-1914年间，尤其是1900-1914年间，虽然不乏惊慌、出轨，仍不失为一个政治上的稳定时期。
　　这段时期，排斥现有政治体系的运动，如社会主义，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们的力量不够大——也是被当作主流舆论的催化剂。或许这便是在法兰西共和国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国强化反社会主义的原因，没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敌人更能促进团结。甚至民族主义有时也不难处理。威尔土的民族主义加强了自由主义，并且把它的斗士劳合·乔治拱成政府首长、民意煽动者以及与民主激进派和劳工取得和解的调停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在1879—1891年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之后，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依靠而平息。泛日耳曼极端主义，因威廉一世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甚至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党内，天主教党从不诘难这个双民族的一元政府。极右和极左派的不妥协者可以予以孤立。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它们还忙于别的事情。当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它们大多数在爱国情感的驱使下，与它们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团结一致。西欧惟一的主要例外，事实上却证明了这个法则。因为英国的独立劳工党之所以坚持反对战争，正是因为它也具有英国“非国教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长久爱好和平的传统。这个情形，使英国成为自由党阁员为这样的动机而在1914年8月相率辞职的惟一国家。
　　接受战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的表现并不是很热中。他们之所以接受战争，主要是因为害怕被迫随者遗弃；他们的追随者，在自发热忱的激励之下，踊跃从军。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人的情形）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要到很久之后才真正展开。
　　由于政治整合成功了，各政权因此只需面对立即直接的行动挑战。这种不安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国家尚未陷入革命或准革命的局势下，它们只能构成对公共秩序而非社会制度的挑战。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十七军团的兵变（1907年），贝尔法斯特（Belfast，1907年）、利物浦（1911年）和都柏林（Dublin，1913年）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1908年），甚至巴塞罗那的“悲剧周”（tragic week，1909年），其本身都不足以动摇政权的基础。尽管他们的确很严重，也不仅仅是复合经济的脆弱象征。虽然英国绅士素以冷静闻名，但是当1912年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H．Asquith）在宣布政府决定对煤矿工人总罢工让步时，他还是哭了起来。
　　我们不应低估这类现象。即使当时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战前最后几年，他们已经常可感觉到巨变之前的社会骚动。在这些年间，豪华饭店和乡间别墅都不时会发生暴力事件。它们凸显了“美好时代”政治秩序的无常和脆弱。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高估它们。就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国家而言，破坏“美好时代”稳定（包括其和平）的，是俄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形势，而非西欧甚或德国的形势。在大战前夕使英国政治形势陷入危险的，不是工人反叛，而是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极端保守的上议院对抗下议院，军官集体拒绝听命于致力实现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政府，因此形成了宪政危机。无疑这样的危机部分是由于劳工动员，因为上院想要盲目拒绝却又无力拒绝的，是劳合·乔治的杰出煽动法。劳氏的方法，旨在将“人民”留在统治者的系统组织内。不过这些危机之中最后也最严重的一个，其起因则是自由党员在政治上主张（天主教的）爱尔兰自治，以及保守党员支持乌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极端分子对爱尔兰自治进行武装抗拒。议会民主这种程式化的政治游戏，自然是无力控制这种局面，就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仍可看到的那样。
　　虽然如此，在1880—1914年间，统治阶级还是发现——纵然他们心存怀疑——议会民主政治已证明它可与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相媲美。如同这个制度一样，上述发现至少在欧洲还是新颖的，这对社会革命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一直认为民主共和国虽然摆明是“资产阶级的”，却也是社会主义的前奏，因为它允许，甚至鼓励无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鼓励被压迫民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政治动员。因此，不论它愿意还是不愿意，它都会看到无产阶级在与其压榨者的冲突中获得最后胜利。可是，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马、恩的信徒却听到十分不同的调子。1917年，列宁主张道：“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最好外壳。因此，一旦资本主义控制了这个最好外壳，它便可以牢固地确立它的权势，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没有任何改变可以动摇它——不论是人事的改变、制度的改变或政党的改变都一样。”和平常一样，列宁所注意的主要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分析，而是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作有力辩论。列宁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革命俄国的临时政府，支持苏维埃掌权。总之，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它的主张是否正确。他这项主张很有商榷余地，它未能认出保护诸国免于社会动乱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以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我们应注意的是它的似是而非。在1880年以前，这样的主张对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几乎是同样难以置信。即使是对政治上的极左派而言，给予“民主共和国”如此负面的判断也是很难想象的。在1917年列宁提出这个意见的背后，西方已将近有一个世纪的民主化经验，而战前的15年，这种经验尤为丰富。
　　但是，政治的民主与繁荣的资本主义之间，其结合的稳定性会不会只是当时的一种幻象？当我们回顾1880-1914年这段岁月之际，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种结合的脆弱及其范围的有限。它一直是局限在西方少数几个成功发达的经济之中，通常也跨不出具有漫长立宪历史的几个国家。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也就是对历史无可救药的信念，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它在全世界的进展都是不可阻挠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未来全世界的模范。1919年时，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整个欧洲，均有系统地重组为民主式国家。可是，在1939年的欧洲，还有多少民主国家存在？当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独裁政府兴起时，许多人提出与列宁相反的理论，甚至列宁的信徒也不例外。但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想法也同样错误。1945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再度复活，自此以后，它一直都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最喜好的制度——这些社会多半是经济繁荣，面且没有对立或分裂的困扰，因此可以采用得起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堪称便利的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在20世纪晚期联合国的150多个成员国中，只在极少数国家能有效实施。1880—1914年间的民主政治进展，既未预示它的永久性，也未预示它的全球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