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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
伊罗生
（1985年）
〔说明〕节译自哈罗德·伊罗生《Encounters in China： 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译者朱玫琳。
大门敞开，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王府花园，曲径回廊、绿树浓荫、小桥流水，一切都笼罩在暮色之中。我们从主楼台阶拾阶而上，穿过阴冷的厅舍走廊，被匆匆地引进一间大房间里。宋庆龄正在那里等候我们，她坐在角落处一张安乐椅上，房间正中摆着一张供十二人用的晚餐桌。墙上高挂着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肖像照，似乎在提醒人们这是一座政府建筑，她现在是作为国家副主席、孙中山遗孀居住在此，她的确是这个国家活着的国之瑰宝。她的面庞仍然显示出她曾经的美丽容颜。她的体型现在变得很胖，腿脚行动不便，必须依靠搀扶才能站起、坐下、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在地板上移步时，必须有人从她的腋下伸手抓住她架着她走。她摆着手，无奈地表示这是关节炎所致。我吻她的面颊向她问好，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以前从来没有过。在那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在上海见面时最多用握手来表达真情，现在她再次愉快而热烈地伸出手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我自然而然地又像以前那样，称呼她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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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我第一次在宋庆龄的上海寓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故居——见到她。当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正在寻找其事业的同情者，她找到了我，便把我领到那里作为奖励。不久，还是一名新手的我便自愿投入一系列活动之中——《中国论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声明书和新闻稿的起草人——这些活动的提议、讨论、计划和研究绝大多数就是在宋庆龄家的客厅和餐桌上进行的，我们在她家客厅中频繁会晤，在她家餐桌上共进晚餐，这一切是那么令人难忘。
我已经注意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既引人生疑又让人同情的矛盾个性，但是宋庆龄并不这样。首先，宋庆龄以自己特有的娴静表现出她的美丽和热情，而且她不但恪守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时还更多地传递给人一种博大精深但又简单明了的感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似乎将人视作类似海报上的人物，几近漫画。她把人常常看作是由阶级力量这根线来牵引的木偶，正在上演一出严厉的道德剧，“好人”与“坏人”在剧中对决。宋庆龄知道事物事实上有多么复杂。长期的斗争经历使她形成了她所特有的怀疑主义，但这更多地体现在对个人而不是思想的态度上。这样或那样纷繁复杂的思想“路线”以及由之而滋生的各种争斗，使她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更多磨难则来自她与政治人物的交往。总体趋势足以决定她的情感寄托之处以及她的同情支持面，为此她准备倾己所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个人地位。
1927年，当蒋介石打破国共合作并在南京建立他自己的政权时，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人物。在国共分裂后，她脱离了她的家人。1927年大屠杀之后不到一年，她的妹妹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为此，蒋休掉了他的发妻以及据说是第二个的妻子，并皈依了基督教——他像宋家人一样，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并得到了强有力的家族支持。宋庆龄的姐姐蔼龄是大银行家孔祥熙的妻子，孔祥熙成为蒋政府中的上层人物。她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蒋的财政部长并一直在其统治时为其效力。至于宋庆龄，她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莫斯科，并在柏林过着流亡生活。1929年她为出席孙中山奉安大典而短暂回国。1931年，在我见到她不久前，她再次回国，这次是永久性的。在那些年里，她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但她从未加入其中。她保持独立，这使她能够赢得那些永远不会或者不能进入共产党阵营的人的支持。这正是她所起的作用。在反国民党压迫的斗争中，以及在1930年代早期的抗日运动中，她是发起人和领导人，而促进其事业发展的不仅仅是她的声望，还有她的个人品质和气质。
1949年后，宋庆龄在共产党政府中拥有令人尊敬的高位，此举不仅使政府借助了她的个人威信，同时也在名义上表明政府中有非共产党成员。宋庆龄在这些年中将她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在儿童保育和教育，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上。她交往的人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领袖中比较务实而“中庸”的老人，而不是被江青归在毛泽东思想之下的比较容易激动的激进分子。江青肯定极为妒忌宋庆龄的地位和声望。我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宋庆龄在长期深度卷入所有这些历史事件中时，从未为自己追逐权力，这比什么都能够使她坦然应付一切复杂政治而不会被其削弱。
另一方面，如果她曾经对党的路线有不同意见，或者抗议压迫行为，她要么极秘密地进行，要么像许多人一样，保持沉默。我不知道未来根据现有的记录会有怎样的研究内容出现，但是全世界一定会听到，在1950年代晚期反右派运动的那些日子里，当成千上万的作家、教师，以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被清洗和流放时；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受到摧残的受害者人数在十年里上升到上百万时，她曾经直率地畅所欲言。她本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靶子。虽然不能直接碰她，但是她的上海寓所被抄并遭到破坏[1]。就我所知，她只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对他们进行了回击，这个时候谁都可以这么做。她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译者注：即宋庆龄撰写的《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曾分别发表于1981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1981年2月的《中国建设》上）中透露，在那个时候，她找不到人帮忙，甚至无法去见一位同她自己一起共事的老朋友，此人被监禁，遭到打击和折磨，直至被迫自杀身亡。至于宋庆龄，这些年来，人们期待着对她的更多了解和评价。就我而言，我认为不必在这点上再加上我所清醒认识到的点点滴滴，我更愿意回到记忆中的过去，仅在此写下我在很多年以前在上海所认识的她。
在我与她交往的那个时候，宋庆龄是一个温柔而坚强的人，她与人保持距离，处事总是正确而冷静，但是却热情地期待着工作，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人建立起友情和信任。我认为信任是最重要的，因为她一直被那些想方设法利用她的人所包围，尤其是她一直与之来往的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她大体上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同样，她赞成的是他们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许多阴暗的个例。她的经验教会她，对那些在她身边转悠的人，要保持矜持、冷漠和警惕。没有人能控制宋庆龄，她有办法让那些想要如此的人明白这点，在我们小小的圈子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经常想控制她。不过，这么做的时候，宋庆龄总是表现得非常优雅而不失礼貌。
如果上述描述显示出我在迷恋她，那是因为我的确如此。我不能自已地深深迷恋着这位伟大的美丽女性，当时似乎如此，现在好像还是这样。如果在这幅微型肖像画上没有任何瑕疵，那是因为我从未看到过，如果她真的有我所没有看到的缺点，我很高兴我没有看到。我那时二十一岁，很容易受到感染，正如我已经充分表现出的那样；她大约四十岁，无论是作为一名女性还是作为一个人，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因为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对正义事业的慷慨支持，我就像一个心灵纯洁的年轻骑士一样爱上了她。她对我则总是赋予一种正确而又不失温馨的个人感情。根据我的大概理解，就是这样。
我把这一无人知晓的关系藏在内心，但这难免会触动些什么，就在此时，维奥拉来到我的生活当中。宋庆龄对我们这对新婚夫妇非常和蔼可亲，她赠送给我们大量的礼物，欢迎新人来到她家中加入她的朋友圈（在其中这样一个场合，我们俩在上楼去她的客厅时，在楼梯上驻足欣赏挂在墙壁上的四幅画。第二天一早，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有两个人把那些画运到了我们家。我们至今保存着它们）。维奥拉正在经受着完全陌生的体验和见闻对她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她要进入这个温暖的团体还需要花费时日，而且即使在那时，这一经历毫无疑问都是与众不同，令人永远难忘的。至于我，虽然我的年轻骑士般的忠诚在我正在发生变化的生活中如此与众不同地被焕发出来，但是现在明显分化了。我当然还没有幼稚愚蠢到把它们混为一谈的地步。我手头的工作、我对苏西的仰慕、我对维奥拉的爱情，都是我愿意同时为之献身的。至于苏西是如何看待所有这一切的，我并不知道。关于这些事情我们俩从来没有交流过一个字。
宋庆龄的人生决定于1915年，那一年，二十三岁的宋庆龄嫁给了一位年龄几乎两倍于她的伟大的革命英雄。孙于1925年逝世。成为孙中山遗孀后，宋庆龄用毕生精力来践行这一身份的要求。这需要她必须永远维持遗孀的身份，并且放弃许多她本该享有的个人自由生活。就算她没有选择从事她丈夫遗有巨大声望的政治，做孙中山的遗孀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正是这样，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她成为那些宵小之徒蓄意攻击的靶子，用来反对她及其政治上的许多盟友。在国民党时代，上海有一家黄色小报，这份匿名出版的地下小报专门供人散播大多出于政治和个人目的的谣言。我记得有一次，这家报纸登了此类谣言，宋庆龄苦笑着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们让我和所有这些男人堕入爱河，而我从未有过片刻这样的乐趣！”众多谣言和诽谤追逐了宋庆龄一辈子，但是除非日后会出现某个可信的报道，看上去宋庆龄个人生活的真相将随着包裹着她的神话一起在她身后消失。
在我本人同她的友谊中，尤其当它涉及她是如何看待我们当时在上海的共同的共产党朋友时，我清晰地记得我的最后一次经历。1934年早期我结束了同共产党人的合作，在我同维奥拉离开上海去北京前不久，我最后一次到莫利爱路29号去看她，与她告别。她再次听我解释我为什么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我为了她而同她一起做的工作不得不到此结束[2]，她像过去一样倾听着我的叙说，难过而关切。当我们在她家门口分手时，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提醒我要小心。
十年以后，我再次见到宋庆龄，那个时候，我的怀疑和迷惑早就烟消云散，同所有斯大林俄国的死者一起埋葬了[3]，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希望更加渺茫，但我仍然坚持，不过我不再认为我明确知道一个更为人道的人类社会该如何形成，更不用说加快实现了。不管这是什么社会，我们身处的战争正在为制止由希特勒和日本将军来决定世界未来命运而进行，不过，在打败他们之后，至少战争所致的后果仍然会悬而不决。在重庆，蒋介石在中国西部的战时首都，我作为一名记者来到这里，对这个战争中的小剧场之一进行报道。国共之间的分裂勉强被掩盖，在新的“统一战线”下共同抗日。宋庆龄因此也掩饰了她同宋家的分裂。蒋介石就在昨天还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但宋庆龄现在经常同蒋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同时还有蒋的妻子、她的妹妹美龄。在1944年和1945年早期，我只要一到重庆就去拜访宋庆龄，我们的会面总是热情而友好的。
我们谈话的主题总是完全围绕着混乱的局势，围绕着在蒋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同在重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史迪威将军为首的美国人之间微妙而容易破裂的三角关系。蒋想要尽可能得到所有美国援助，并驱使他的军队同共产党一决胜负；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史迪威试图迅速提高国共两党军队的抗日战斗力；共产党希望奠定他们自己的地位，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向政府要权。没有人在抗日上取得太大的进展，但是谁将赢得宣传战的胜利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党将赢得胜利，他们将赢得朋友和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影响，并获得政治声誉和军事影响力。因为他们在西北根据地拥有广泛支持并坚持英勇的艰苦朴素精神，因为他们在被占领的华北各省分散在敌后各地打游击，因为他们成功地营救了美军飞行员并将他们从那里护送出来。在重庆上层那些操纵这些关系并就此进行谈判的人当中，宋庆龄发挥着她独特的作用。她正在从事她所选择的救济战争难民尤其是战灾儿童的工作，同时，她也可以在各方关键人物中谨慎地发挥外交家、接头人、情报收发者的作用。
至于我本人，我带着对史迪威的同情冷眼旁观这一切，史迪威的一厢情愿最终使他丢了自己的工作。我确信是蒋政权的卑鄙使其注定垮台，但我也不存在被共产党的新的假象所感染的危险，虽然我身边不少在重庆的美国人每天都在受到感染。我可以依靠我自己的调查，这些调查来自唾手可得的史迪威的坦率，来自周恩来总部的冷漠的警告，来自蒋政府各个部的几近无礼的敌意。最后，对我充满敌意的国民党于1945年春把我驱逐出中国。仅隔数年，毛泽东胜利地在北京建立政权后，所有美国人都被驱逐出中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我比其他人更久地被排斥在外，这一点我是通过宋庆龄才发现的。
自1950年中美断交以来的二十二年中，我从报上偶然读到过关于她作为共产党政权荣誉高官的消息，包括她的上海寓所在“文革”中遭到冲击之事。1972年，中美两国恢复往来。一年后，我本人首次联系宋庆龄，我把《草鞋脚》[4]的引言寄给她，在引言中我记述了她在上海时期的活动。过了一段时间，她通过我时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香港记者的儿子转给我一封短信。她在短信中简短地评价了《草鞋脚》，但真正的信息来自她信中的署名，她使用了缩写字母，这是我们上海时期使用的通信密码之一。在以后几年里，只要我告诉她我们将到同她近在咫尺的香港时，她都会尽力邀请我们去见她。有一次，她写来一封信告知她会“尽力催办签证问题”，紧接着又发来一封电报说“因为流感医生禁止见客”。署名“苏西”。我曾于1975年从印度给她写信，直到1976年初我才得到回复。她寄给我一份《中国建设》的挂历，这是中国寄给很多外国人的宣传品，直接寄到了我美国家中。其中一页上别着一张纸，是从我写给她的信上撕下来的，有人在上面用英文严厉地通知她我是一名“叛徒”，“永远不该被邀请”。1980年我再次写信给她，告诉她我们准备去日本，并说如果能得到邀请的话我们很高兴能来看她。北京与以前已经大不一样。毛去世了，“四人帮”倒台了，宋庆龄的朋友们又重新掌权了。她写信给我们说她大力支持此事，已经把我们的信转给有关部门（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但是仍需要得到同意才能邀请老朋友），并说我们不久就会得到答复。的确如此。几周后的一天晚上，我们驱车前往宋庆龄的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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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门后，她的一名助手在路上提醒我们，宋庆龄正患支气管炎，不能说话过多。宋庆龄请我们在晚餐前一个小时到，但是使我懊恼的是，即使这样也被司机一路上的拖拖拉拉而耽误了不少时间。关于她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平，我有很多问题要问她，我甚至充满期待地幻想她会在以后几天中给我一些时间来问答这些问题。但是她似乎不愿意，就算她肯，她也绝不可能这么做，这一点随即便明了了。而且，她现在准备谈的明显是她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她已经准备好一小包照片放在她面前的矮桌上。
她说：“我想要告诉你们关于我家庭的事情。”照片上是两位迷人的年轻姑娘，她说大的叫尤兰达，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小的叫简尼特，二十岁，正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学院读书。她告诉我们，在她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就非正式地收养了她们，她们是由她养大的。她们一半的时光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浪费了，那时所有人都停学，即使是国家副主席收养的孩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天天去学校，”简尼特在我们后来去三一学院看望她时对我们说，“但是没有课上。我们只是玩。”）大女孩尤兰达成为一名演员，嫁给了一个年龄有点大的人，宋庆龄对此似乎不太满意，她说：“我心里想的是别的人选。”但是他在戏剧界有影响，尤兰达爱上了他，而且在中国，父母之命已不再有用。苏西有点烦恼地说，虽然她豪华的住处中有空余的房间，但尤兰达现在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城里的小房子里。这是政府的规定，她解释道。她谈到尤兰达时流露出的是母亲般的失落，而谈到简尼特时则带着母亲般的骄傲。尤兰达结婚时宋庆龄身体不好，简尼特全身心地投入到婚礼的筹备工作中，负责张罗一切。宋庆龄因身体关系，没法坚持参加完整个婚礼，因为害怕流露出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她提前离开了。宋庆龄因为长期与自己的姐妹兄弟分开，自己又没有过孩子，所以虽然她现在年纪大到足可以做一个老祖母，但她却有点好像在抓住机会做母亲一样。
我们同她谈了一点我们儿女子孙的事情，并给她看了我们的照片，简直就像是家长恳谈会。维奥拉成功地转移了话题，她说：“我们每天都在想念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四幅画就挂在我们家的墙上。我们搬到哪里就把它们带到哪里。”苏西回答道：“我把它们送给你们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不送，它们会被毁掉的！”我抓住机会问她是否曾经有人，或者将会有人以何种方式记下她的生平？她挥手拒绝了这一问题。不，她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将来也不会。一名美国出版商曾经为此准备付给她五十万美元，她大笑道——“想想看，五十万美元！”——但是她断然拒绝了。我说，这太糟糕了，她错了。如果她不自己撰写生平，就会有其他人来写，而人们将永远也无法知道她自己是如何看待她的人生的。我们不仅无法知道她对中国七十多年来重大事件的看法，而且我们也无从了解她对那些历史长河中的人物的认识。她听我把话说完，然后摇了摇手，再次说“不”，非常简单地结束了这一话题。
但是我的问题已经拨动起我对遥远过去的回忆，这回忆与此时此刻不无相关。我们是在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刚过几天后拜访她的。1911年10月10日，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统。他很快便被迫辞职，但他成为人们敬爱的国父。在国民党时代，每个人都定期向他的画像鞠躬并背诵他的三民主义。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蒋介石为他在南京建造的巨大陵墓中。当权的共产党对孙中山已经大为忽略，因为在毛泽东统治下，这个国家不能再另有一个国父。共产党有他们自己的国庆节，他们在10月1日庆祝他们的革命胜利。他们毫不理会双十节。天安门广场上悬挂的伟人照片中从来没有孙中山[5]。在毛的个人崇拜的神坛上，只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那些外国的革命创始人，除他们之外没有一个中国人，这种现象就在我们来华前不久依然如此。但是我们听说，据报道，政府将在1981年10月10日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孙中山画像似乎非常有可能与毛的画像并排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现在那里只挂着毛的像。这将极好地发挥数大作用。它向台湾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对历史更加公正，同时实现新领导人希望降低毛个人威望的愿望，正如某人所说：“让他走下神坛。”宋庆龄对此未置一词，但她出人意料地开始谈论她的父亲，在1911年以前她少女时代时，她的父亲宋查理从基督教牧师转为实业家，他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印刷圣经和基督教小册子，后又为孙中山的同盟会（国民党前身）印刷传单。她抱怨说，孙中山的功绩现在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毕竟，”她说，“打倒一个帝国并不是一件小事”。
我能听到有其他客人到了接待室。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已经走进来，在我们谈话时客气地在一旁站着。既然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感到还有话要对她说。我说，我知道从上海时期以来的这些年里，强权政治在我们大家一起开始致力的人类改善方面最终并没有什么作为，所有的那些政治问题还是不断被提出，同时，在此期间，寻找合适答案的机会却不断失去。“但是我要对你说，苏西，”我突然插上一句，“从上海时期起一直到现在，我对你的爱意始终珍藏在我的心中”。宋庆龄用一种我不明白的表情看着我。她微闭双眼，用温柔而略哑的声音说：“我不胜荣幸。”
丁玲恰好在此时走了进来，她径直走向我们，而不是客气地站在她身旁。她们见面时热情拥抱，当时的气氛显示出这是她们长久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几分钟后，茅盾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进来，他现在八十四岁了，眼睛几乎失明，人很虚弱。他和宋庆龄互致问候，情绪上同丁玲的差不多，然后我们互致问候。他和丁玲是我们过去岁月中的两位重要人物，我曾在致宋庆龄信中特别提到他们俩说我希望在见到她之后再见见他们俩。其他客人到了，有史迪威将军的两个女儿，她们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有一位名叫赵朴初的著名佛教徒，他是诗人，还有其他些她自己的工作人员。我坐在苏西的右首。当我夸赞我在她这里品尝到了中国最美味的菜肴时，她的脸上突然绽开满意的笑容。她告诉我，我在上海时期认识的她的老厨师和管家现在已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了，就住在这儿的大房子里安享晚年，当得知我今晚来这儿时还说记得我。我说：告诉她，再美味的菜肴也不及她那个时候烧得好吃。晚餐结束，聚会也即将随之结束，这一晚太短暂了。我问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见面聊一两个小时，她说她会告诉我的。
但是我很遗憾地得知，她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只能对自己说她年老体弱，身体不好，而且她还要坚持出席需要她到场的各种仪式——法国总统几天后将到，她得在各个场合出现。不管怎样，相当清楚的是她不能也不会同我多谈过去的岁月、她的作用、她对自我的感受。几天后，她差人送来一包杂志让我们返美后带给简尼特，其中附了她的便条，上面的粗体字与我在五十年前从她第一次给我的便条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她说：“因事忙耽误了。恐怕我们下次得到外层空间去会面了。”
译者注：
[1] 966年9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称红卫兵于9月20日破坏了宋庆龄的上海寓所。事实上是首都红卫兵扬言要冲击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周恩来为此于9月1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针对红卫兵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在周恩来下达了关于保护宋庆龄的指示后，卫戍区一师、公安部八局、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各单位派人进驻宋庆龄住地，制止了红卫兵的冲击。
[2] 为伊罗生倾向托派而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产生分歧和矛盾，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即告停刊。
[3] 936年至1939年，苏联爆发大清洗运动，这是一次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
[4] 现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鲁迅和茅盾曾帮助挑选篇目，由伊罗生本人选译，1974年方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5] 说有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每逢十一、五一，孙中山的画像都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