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土地斗争

　　除了俄国的10月革命，我们这个世纪尚没有替历史产生一种现象，比得上1927年春夏间中国群众的蜂起那样声势浩大，那样惊心动魄。自从长毛太平军兴的时代以来，中国农民除了劳苦和死亡的权利之外，便没有机会希冀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他们在两湖居然开始掌握历史进步的杠杆——进行猛烈的和集体的行动了。他们开始撑直他们的腰，开始从他们的肩膀上解除数世纪的负担。人们把这件事称为中国劳苦群众的初步觉醒：开始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人，他们也生活着。从这种觉醒中，生出了不愿过牛马、但愿过人的生活的愿望，这一愿望又推使几千百万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每一桩令他们成为几千年文明的驮马的事物。

　　无知和胆怯的领袖已替农民把压迫者加以道德的区分。有在打倒之列的「劣」绅，但也有称为农民朋友的「正」绅。有些大地主，将来总有一天，农民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的；但也有一些小地主，他们将被视为坚固和友善的同盟者。农民在农村中的敌人就是土豪——地方暴君、官吏和地主的雇佣；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却是朋友和解放者，且不得触犯他们的财产，即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兄弟也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道德正义的外衣那样容易披在有产者身上的了。当革命运动进展，而「革命的」政府表示连它用来酬答农民拥护的最轻微的诺言也无心履行的时候，群众们开始明白：「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并没有配合他们的利益，倒还配合那些要他们作无报偿服务地阶级的利益。农村开始觉醒。这个口号经过一番民众的阐发，很快就变成：「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1]

　　国民党说「打倒不平等条约！」，但湖南农民所知道的唯一「不平等条约」就是租佃合同，根据这种合同，他们迫得要把他们70%的收获让给地主，预先储存一笔毫无利息的现款来偿付地租，逢节送礼给地主，如逢地主家族有嫁娶丧葬等事，需要人力准备仪礼、通报和服待宾客时，还要无工资尽义务。「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口号在湖南农民看来就等于废除土地上的奴隶制。假如国民党谈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农民们就不能不作如是想。 [2]

　　在国民党的旗帜上仅仅标上二五减租及「限制」利率为每年20%。国民党也含糊地谈及「佃农权利均等」，但从没有清楚说明它的含意。当群众开始行动，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左派不愿意或不能够把它自己政纲中这些温和的条款加以实现时，群众的觉醒的力量以迅速的、直接的逻辑，驱使农民得出这一口号：「耕者有其田！」农民们以严酷的率直态度，进行把他们自己的口号加以实现，这种态度，在因此而蒙受损失的人们看来，是很可怕的。4月末，在湖南许多县份，又在湖北某些县份里，土地和财产的没收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在华中，土地斗争使1000万农民左右卷入群众组织的轨道之内。数世纪积累的压迫已在地下深深埋着火种。1927年的蜂起只不过拿火把来点着那像人体脉络一样缠绕着整个社会组织的导火线罢了。革命造成一连串的轰然大爆炸，这些爆炸把旧社会炸得一片不留。凡是旧的、腐败的、堕落的和凋残的，都震碎了，被践踏了，而且通通解消于「历史的受激动的狂乱中」了。妇人的小脚已扯开了缠带。少女们剪短了头发，以一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涌入农村去唤醒他们的同性，替她们解除那经过几世代腐蚀的锁链。 [㈠]人们公然把孔子，这位特权和屈服的教主从一种恶毒和反动的道德幛幕中拉出来，抬着他的偶像在乡下游行示众并加以焚毁。佛家寺院被占据，并改为学校和会场。外国传教师成群被逐，狼奔豕突，逃避他们称为无政府的某种事物；亦即他们的教旨使他们永远无法了解的事物，迷信被扫除了。「泥神木偶已丧失了他们的威严。人民再也用不着四书五经。他们所急需的是政治报告。他们要知道国家和世界的情形。贴在门上的门神现在已给标语黏掉了。在屋子里，连神主牌也已被标语挤掉了」。 [3]

　　充满旧社会的坏习惯给洪流扫除了。一位湖南的农民领袖报告道：「自清末以来，政府屡次禁止鸦片。但事实上禁烟局往往就是卖烟局。受罚的只是小烟鬼。贪官污吏就是公开抽烟也从来无人过问……但是这道禁令20年来虽成一纸空文，自农民起来之后，它就成了一道事实上的禁令了。农村的农民协会下令如发觉任何人抽鸦片则加以惩罚和游街示众。自从许多有名士绅带高帽子游街之后，在湖南乡下谁都不敢再抽烟了。农民们打碎乡绅的烟枪，先锋队（都是12岁至15岁的童子）挨户搜查，扑灭赌博。麻雀牌及其它赌具都当场焚毁了。缠足废除了。河堤道路建筑起来；荒地均加耘耕……兴办学校与破除迷信成了农村中的最热烈的工作……农民们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农村。不管你们把湖南农村形容得如何动乱，它们已比之地主统治时候更和平了……」 [4]

　　农民进行肃清过去的封建势力的工作，进行得惊人的彻底，而且往往并不是没有某种惊人的幽默的。在湖北黄岗，给犯罪绅士带的「高帽子」是三斗三升的容器，地主从前在收获后，收租时期用来分榖的就是这种容器。 [5]

　　在农村中，农民的裁判是迅速和简单的。如果这种裁判犯过什么错误的话，它就错在宽容方面。被他们下令枪决的人数非常之少，这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对地主及其仆从处以重大的罚款或判处徒刑。当地的农民委员会，以主席团的资格出席农民的群众大会，执行裁判。绅士们常常说，「我们不怕什么，只怕民众大会」。往日地方大地主在法律之前享有土皇帝的特权，一切争执和要求大都经过他或当地长官来解决。通常高坐在他的法庭上，照他一己之所好，执行他一己的司法。这一点现在通通改变了。当地农民协会扫除一切积弊，解决一切重大的案子。它们成了一切问题申诉的法庭，连家庭细故也包括在内。

　　当农民组织解决农村的无数经济问题时，它们表现一种勇气和一种胆量，远超过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但是，在许多地方，他们毕竟利用从绅士方面没收来的款项及其它手段，进行建立合作社，且实行规定谷物价格的涨落，防止投机。 [6]这些合作社甚至还印发证券，当地农民都非常信任的接受它。债息和地租的问题都以拒绝偿付的简单办法解决了。在农村中，卖淫和妇孺的拍卖都直接由于农民的无法忍受的贫困所致。人类生命的买卖已成了繁殖于人类贫困上的贸易，每年成千成万女人和儿童被卖入娼家或卖入富家为奴。在阳新，县农会代表大会通过把从乡绅没收来的一部分款项，拨出来救济贫民，「如此，他们就毋须为了大家求生活而鬻卖他们的妻子」。但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每一步部分的、初步的努力都迅速促使农民要解决土地本身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饥饿大过于土地的饥饿。农民愈来愈自觉到自己的力量，便愈要满足他的欲望。

　　在城市里，工会中的工人执行裁判，维持地方秩序。工人纠察队穿着蓝色土布制服，他们携带的武装往往是木棒而不是步枪，他们带着「威严的认真做事的神气」，很快就成了「街道上最惹目的革命特色」了。 [7]在早期，工会的威权是很大的。查伯曼写道：「在湖北许多县城里，我亲眼在德安见到，而且从其它县城的中外同僚方面也听到，县长虽然直接由汉口国民政府委任，且有国民革命军驻扎在县里，但他仍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违背两三个重要工会的愿望」。 [8]

　　工会兴办学校，保护女工权利，庇护那些逃出来的婢女，组织失业救济，尽可能揭发、追捕和惩罚反革命分子。但是武汉政府颁发、而由共产党支配的总工会加以赞成的限制条例已使他们的活动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了。 [9]

　　在城市和乡村双方面，群众运动都碰到可怕的障碍。资产阶级的怠工、帝国主义的封锁、武汉政府之坚决拒绝藉革命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局面，已把武汉的工人迫到经济的死巷中去。他们自己的努力（占领汉阳工厂已明示出来）一开始就受政府制止，这个政府，共产党人告诉他们应该毫无问题服从的。在汉阳，兵工厂人热心地包围着俄国工会的访问代表团。

　　他们问道：「在你们革命期间内，你们对政府产业中的怠工采取什么态度？你们鼓励它呢，抑或容忍它呢？

　　「在你们的革命期间内，全体工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取利益？他们于剥削者被推翻时，立即取得利益呢？抑或革命尚未最后胜利之前，他们一定要忍受长期痛苦，作许多牺牲呢？」

　　史特朗女士报告这些问题时，忘记提起俄国工人的答复如何，她继续写道：「他们已替他们的革命的（！）政府作过许多牺牲。他们放弃他们的八小时工作的要求，在兵工厂里做13至17小时的工，『因为我们的革命政府受了威胁』。他们搁置了童工立法的要求；我亲眼见到武昌的纱厂里，7、8岁的童工工作10小时，据工会的组织部人员告诉我说，『武汉受了封锁；我们千万不要妨害生产，尤其是外人的生产』。他们有理由为武汉而牺牲，因为在别的地方，他们的情况更其严重。在上海、广州和湖南，工人们正被处决。在武汉，他们尚有机会抬起他们的头和说一点子话。他们对这种微薄的特权是感激涕零的」。 [10]

　　「抬起他们的头和说一点子话！」这就是工人在武汉「革命中心」的特权！那些访问的俄国工人有没有告诉他们的中国同志说，他们确乎曾替他们的革命政府作过牺牲，作过惊人的牺牲——可是这个政府却真正是他们的，是真正革命的，并不是如「革命的武汉」这种虚构？如果这批访问者中有任何人看出分别来，他是否说出来过，殊属疑问，1917年在俄国是革命的，1927年在武汉就是反革命的了。这是应该的。斯大林所说如此。

　　在农村中，土地叛乱的第一道浪潮已使地主豪绅脚跟摇动。在许多地方，地主们由于害怕丧命或由于希望在土地国有和土地分配（这是他们料想要到来的）中他们可以挽回一部份，因此，他们甚至自动把他们的土地让给农民协会。农民进行没收各村土地及全县土地的初步行动现在最需要一种集中权力来帮助，有了这个集中的权力才能够武装农民，保护和扩大他们的胜利品。当地主及乡村豪绅察觉武汉并没有这种权力存在，并察觉武汉只有优柔寡断动摇和一种畏惧农民的心理（这种畏惧心比他们自己的畏惧心还要大）时，他们的自信心立即恢复，而反动势力的反攻遂带上一种武装的、有组织的性质。

　　省农会报告道：「现时湖南农民尚不能说是已经打倒了豪绅。我们只能说他们现在正在叛反他们。昧于实情的人说，湖南情形是可怕的，豪绅被杀太多了。但事实正相反……豪绅被杀总共不过10人，但农民被豪绅杀害的数目着实惊人……许多人都知道农民正在湖南举行革命，但很少人知道豪绅的残忍和奸诈的。……各县民团私自拷打农民已成了极普通的事情……私刑拷打自由行使……农民被捕之后，不是干脆被杀，便是被残害肢体——脚上肌肉被脔割，生殖器被割除等。……茶陵的民团用火油活活烧死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到该县做农运工作的。……

　　「豪绅及民团的残余份子被农民驱逐之后，他们往往和土匪联合来反对农民协会。省农会接到的报告十之八九是提到土豪和土匪歃血为盟，发誓打倒农民协会，杀绝党委员的……

　　「他们又组织反动团体。在湘乡，他们称之为乡镇维持会。在汉阳有白党。在醴陵和浏阳有三爱会。在醴陵尚有打狗团，狗就是指农民。在湖南许多地方尚有财产维持会。这些团体均计划和实行屠杀农民，捣毁农会。……有时这些阴谋也给农民发现，但这些团体却从未解散，……

　　「土豪应用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混入农会……破坏它们。不然他们就组织他们自己的农会。他们在口头上也热心赞成农运……他们在宗族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为的是挑起一县反对他县，一姓反对他姓。 [㈡]他们答应卖平榖诱惑族人入会。他们又欺骗上峰，俾承认他们为特别乡或县农会」。 [11]

　　从湖南的县城和乡村逃出来的豪绅家族散布谣言像老鼠传播疫病一样。有钱的都逃到上海去。次富的到汉口，小康的就到长沙。他们到处举发关于公妻的老罪状，自从1789年以来，每一次革命运动都发生过这种公妻的责难。 [㈢]这些中国亡命客在兵士里散布谣言称6个月之内，所有他们的老婆和姊妹都要被「共产」了。这种控告最妙的是发自中国的豪绅，这些家伙总是尽他们的财富之能力，讨许多小老婆，而且他们的横征暴敛又迫使农民把他们的老婆子女卖去做奴隶和卖淫。他们又设法利用孝心，大谈50岁以上通通杀戮的故事。

　　湖北农民组织的报告与湖南的报告非常类似。湖北农运进行得比较慢，故豪绅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反抗，五月间，已有不少农会完全落入他们手中。「在许多乡村里，农会完全没有农民——只有长衫阔袖的绅士在进进出出」。假如农民对他们自己的组织能够保持他们的支配权，豪绅们便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于当地国民党党部。他们一打入党里面来，就立即成立对抗的农会由他们自己主持，他们在农民与党之间保持一条极清楚的界限。「在蕲水县，甚至还有拒绝农民加入党的事」。 [12]在湖北也在种种不同的名称之下涌现如大刀会、拳头会之类的反动组织出来，它们都由地主接济和领导。豪绅与反叛军阀的勾结迅速形成。

　　当夏斗寅于5月间叛变时，他的军队「由江陵到监利、新堤、崇阳，到处打开牢监，释放豪绅，这些豪绅便充当向导搜捕农会办事人和执行委员，把他们杀害。他们左右乱杀几乎杀到武昌。在毗连河南的某县里，豪绅与红枪会（一种旧的反动秘密会社）联合屠杀农民。在湖北西部和北部，他们和张联升及于学忠勾结」。 [13]

　　豪绅的反攻连带施用极残酷之能事的惨刑——包括那种精心设想的酷刑，这种酷刑，只有数世纪来掌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才能想得出来。「在阳新，他们把火油倒在农民身上，活活烧死他们。在黄岗，他们用烧红的铁来烙肉和杀人。在罗田，他们把他们的牺牲者捆在树上，一刀一刀的割他们，然后用沙盐揉他们的刀痕，使他们痛绝。他们破开女同志的乳部，用铁丝贯穿他们的身体，让她们裸体游街。在钟祥，每一个同志都被穿过20次」。 [14]叛乱的群众表现的残忍程度还不及他们的报复的主人向他们表演的千分之一。这种野蛮主义（这似只有那些财产保护者才能做得出）迅速撕破他们的「高尚」和「有教养」的外表，这种外表那样老资格，那样优超，又那样为多感的国粹家所爱好。 [15]

　　两湖的工农实际上除了他们的赤手空拳和他们的斗争意志之外，便没有别的东西来对付这些敌人。只有在一个集中的力量的领导之下，而这一集中力量又大胆的把土地革命的要求写在它的旗帜之上，这个运动才能前进。他们需要地方的政权机关。他们尤其需要武装。所有这些他们都缺乏，而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无力抵御反动势力的反攻的。共产国际虽然设法把革命的土地领导的外衣赠给武汉政府，但武汉政府却并没有接受它。它甚至还无法作一次有效的行动来实施它的二五减租的政纲。 [16]它所能做的就是把农民每一次自寻出路的努力加以拦阻。

　　农会的报告反复敦促政府明白的规定它的政策，竖立解决土地问题的标准。政府代言人只是用农民「过火」的谴责来答复这些要求。 [17]

　　在湖南，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知道国民党减租减息的政纲不能实现，「因为地主反抗」。一位国民党代表告诉他们道：「本省农民有普遍的和激昂的土地要求。他们要分土地。他们说他们服从国民政府，但他们同时又要求政府干点事情。他们要土地！」 [18]

　　在莫斯科，斯大林正排斥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等于反对武汉的「革命中心」，反对这个「唯一的政权」。托洛茨基反驳道，这个「革命中心」是一个虚构，革命的权力机关现在就应该产生，而且只有经过工农兵苏维埃的中介才能产生和集中化。在两湖城乡中的真正情势如何呢？湖北省农会代表在武汉宣称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立即成立机关，维持政体，现存的政治机关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政权」。 [19]

　　在湖南，史托拉——勃劳达——杜里欧发现农民正尽全力产生托洛茨基所谈及的那一类地方权力机关，他们又发现斯大林的「唯一政权」实际上并不存在。

　　「……军阀们虽已被打败和驱逐了……县长、豪绅地主依旧残留。我们到处见到他们……他们对人民尚行使他们的封建独裁权……一个革命而不破除地方政府的旧制度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到处都深深感觉和了解这一点，……在湖南，铲除旧制度的进程已较之我们所经过的任何其它省份都走得远。……该省的各县，正在成立特别委员会来管理地方政务，这些委员会均由国民党、工会和农民会代表组成，……旧村长虽仍在各村行使权力，但他们正逐渐被排挤，而代之以民众直接选出的所谓乡民会议。在许多地方，农会就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最高权威。……但在这里提明这一点是适切的：（！）所有这些扫除陈腐制度的工作……尚缺乏系统和计划性。改组地-方政府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之阙如，大家都深深感觉到。当然这一点可以解释的，（！）因为革命的中国正忙于反军阀战争反帝斗争的缘故」。 [20]

　　「民众直接选出的乡民会议」——但这不就是萌芽中的苏维埃吗？难道「托洛茨基主义」的病菌竟神通广大，跨越一万里路并终于到达目的地，偷偷攒入湖南农民的细胞组织中吗？

　　共产国际访问者到什么地方，他们总听到这样的呼声：「发给农民以武装！他们没有枪炮或军火。农民必须武装起来！」

　　史托拉往下来写道：「我们听说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农民不能获得步枪，他们就用铁锄和犁头组织自卫队，……我们听到许多替农民获得武装和军火的计划。人们又引证农民曾从北军夺获成千步枪的例子，但这些武器总是交给国民政府或军队的」。 [21]

　　农民要求土地和武装。共产国际却强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把这些要求的满足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其武汉政府的心情意愿的合作。没有这一合作，「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下令道。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书记写道：「如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革命将不能获致最后的胜利，……国民政府如漠视以最坚决的革命态度来解决土地问题或无法充分支持农民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但史托拉也没有走得太远，他并没有指出国民政府应把土地给农民。他们疲弱地做出结论道：「某种手段是绝对而且马上需要的……地租的激减……赋税的改良……高利贷利率的禁止……武装农民」。

　　这原本就是国民党政纲。但「革命中心」连这一温和的改良政纲也不进行实施。这对于革命是「致命的」，但这一「致命的」错误并不在国民党的领袖方面，（他们只不过在保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而是在共产国际方面，因为它无法给农民一个机会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据勃劳达——杜里欧——史托拉的见解，武汉政府是太「忙」于反军阀和反帝的斗争了，因此不能替农民做任何事情。实际上，武汉的领袖却忙于、非常忙于农民运动。只不过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给它以「充分的支持」而是设法抑制它，把它管束在资产阶级财产的范围内罢了。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讨论和结论表现出来的逃避、混乱和缺乏任何有效的政策，实际上就等于对土地叛党乱消极怠工。等到这一叛乱终究爆发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便放弃他们的消极态度而采取直接镇压的政策。

　　当农会（当时除了它便没有任何其它有效力量）开始取得政权的机能时，武汉的领袖便大呼：「过火！」走入来限制它们。地主及其佣仆率领民团的反革命队伍公开洗劫乡村，武汉政府不能够或根本不愿意对付他们， [23]它倒还禁止群众组织去审判这些人民公敌，稍后，它甚至制止他们擅自追捕或施行罚款。 [24]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称：「本党排斥不法地主豪绅，就是因为他们不断藉压迫手段剥夺农民……但本党必须指出：关于此种剥夺和压迫行为应有明白和确凿的证据，方可由法律机关制裁此等地主豪绅。凡乡村及县城中并不反对国民革命的清白富家均由国民政府保护。本党同志应明确指示群众，不要轻率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职业或宗教信仰的自由。凡甘冒不韪，扰乱地方治安者，……就是违反革命的利益，他的行为实等于反革命。各地党部应留心制止此种行动。……」 [25]

　　湖北省农会的秘书道：「农民乐于把这种裁判的工作交给政府，但在所有这些县份里政府却没有法定的官吏。我们的最大要求就是：武汉政府应赶快成立地方政府，……如果政府肯发给我们枪枝，我们农民将来仍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保护这一政府的」。 [26]

　　但政府却不想在农村里成立一个革命的政权。它反而下令将企图成立这一政权的农会加以解散。政府法定每个农会只准有50个武装农军，而且还有一道命令，限定这50个人只可以用他们的武器来抵抗土匪，不能反对地主。湖北于6月间有组织的农民不下三百万，但全湖北省的农民协会只有700枝手枪，而这些手枪还分散在全省哩。 [27]

　　湖北省农会代表向国民党报告道：「许多县都曾派人到首都来请求购买枪枝。他们已带来充足的款项，他们只是请求帮助去购买它们罢了。这不仅是农村农会的要求，还是农民的普遍要求」。 [28]

　　但这些代表都空手而返，其它一切请求也得不到回复。国民党的一个正式报告说：「农民……没有枪枝，不断遭受反革命份子的攻击。可惜要想满足乡村送来的关于军事援助的请求，一般的说来是不可能的」。 [29]

　　湖北省农会秘书说：「例如在黄安县，反动派杀死了21个最重要的农民领袖。农会曾恳求政府派军队来保护他们。但政府说军队正忙于上前线。农会于是要求它有运用自己武器的权利，但这一点政府也禁止，只准它抵抗袭击乡村的公认的土匪，但不准在农村里惹起内部冲突。我们怎么办呢？反动派不认识法律；他们随意杀戮。但我们一定得承认法律，因为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农会。但法律却不能帮助我们，只是禁止我们自助，……我们因为答应农民把他们从恶劣境况中救出，故博得他们的信任，……这件事却没有实现……普通农民只是叫：『牛皮大家！你们没有替我们干出一点事。现在我们不要听你我的空话』。我们想打破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却依存在目前农村的经济结构上。豪绅有的是钱。穷人每年春天都不得不借钱来买种子、肥料，甚至购办他们自己的粮食。现在豪绅拒绝贷款，因为他们仇视农会。三分之二的农民得不到钱买种子。他们开始骂农会。我们答应组织合作社，但就是举办这桩事我们也没有钱，……法律禁止我们于新土地政策树立和法庭决定之前夺取豪绅的土地……」。

　　史特朗女士补充道「……他告诉我说，为了对付这许多可怕的困难，农会只提出两个简单的要求：立即成立地方政府并有充足的民军来支持它们，以免受土匪和不法的反动派攻击；又立即成立合作社，政府给农民信用放款……」我们的女报告者做出结论道：「这是基本和必需的要求，但在武汉的军事、财政和政治情势之下——这又是乌托邦的梦想！」 [30]

　　这就是「革命中心」！这并不是存在于斯大林和布哈林想象中的「革命中心」，而是事实上存在于华中的「革命中心」。这就是勃劳达——杜里欧——曼尼经过江西旅行之后「重新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同时这也就是「我们在湖北群众中发现的热情以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工农的态度使我们再度放心……」的地方。 [31]这也就是罗易称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标识」的政府。 [32]在它的支配之下，农民的最基本的要求成了——乌托邦的梦想！

　　农民很快就对他们的领袖失掉信仰（「牛皮大家！你们没有替我们干出一点事——现在我们不要听你们的空话！」）——而且对他们的组织也失去信仰。6月25日一位演讲者在一次湖北代表会议中报告道：「农会已逐渐丧失了农民的信任和拥护」，因为「农民们从他们的斗争中所得到的往往不外是磨难或屠杀」。 [33]

　　夏斗寅于五月间叛变时，他从未想到把青天白日旗扯下来。「因为他仍然竖起国民党旗，没有清楚的表明他的态度，（？）农民便不提防遭受袭击。这次进攻是突然而来的，被捕的事发生，许多人逃走，农民失掉他们的领袖，而组织也就崩溃。因此，他们不帮助作战也不帮助运输」。 [34]

　　群众们曾领人家的教，把国民党的旗帜视为他们自己的。当反动势力在它的招展之下抬起头来的时候，它发现群众们原来全无准备且很轻易就把他们击倒。这就是整个革命运动所遭遇的情形。国民党的旗帜从来就不是群众的旗帜。它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地主、豪绅和军阀的旗帜。上海政变，甚至不久随之而来的事变都没有使共产党领袖及其共产国际的祖师了解这件事。

　　在武汉，共产党人已替国民政府的行动负上全部责任。共产党人供职于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共产党领袖和国民党领袖共同参加所谓「联席会议」，凡关于政策的一切重大决定都是在这个会议里作出的。共产党中央于5月初通过一个决议，规定党在这种会议中的义务，这个决议道：「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中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 [35]但我们要记着：共产党人在这个「联盟」中并不是起着一个同盟党的独立代表的作用，而只是充当国民党的党员，服从它的政纲和纪律。因此，在首次会议里，有一次汪精卫声明「只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权批准和公布联席会议的决议案」，共产党代表只好赞成。汪精卫当然成立一个小心组织的党团来反对共产党人。他「暗地里集合各种党机关的所有纯正国民党员，规定于每次会议之前在他的私寓开一次预备会议，其目的在成立一个联合战线……反对共产党员」。 [36]

　　但是他简直用不着害怕共产党的反抗。共产党中央甚至命令供职于国民党报馆的共产党人「不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 [37]处在这种「联盟」的环境之下，从始共产党人就没有出版他们自己的日报，他们后来在武汉也没有出版过，在共产国际训令的决议中，人们也找不出一个地方指正这种连一个革命政党的最基本武器也缺少的错误。没有一张共产党报纸，最后的保证这一点：「与国民党左派」保持「一致」也就等于共产党人完全隶属于国民党和放弃了共产党的「最大要求」。

　　中国共产党既已如是妥贴的被捆缚起来，斯大林于4月21日的大纲里提到它，犹说：「共产党虽然在革命的国民党队伍内作战，但它现在越发要保持它的独立」。 [38]

　　托洛茨基反问道：「保持吗？但迄今共产党尚没有过这种独立。它之没有独立正是一切恶果和一切错误的根源……（斯大林）不把昨天的实践一次而又永久地加以结束，（他）反而提议『现在越发』要保持它。但这也就等于说，他们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对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依赖，而小资产阶级政党又不可避免要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 [39]

　　「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继续依赖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盟者。共产党人不是采取独立的路线，公然违反国民党左派的阻遏群众运动的要求，就只好投降这种要求，只要共产国际坚执认为工农的要求只有经过国民党左派之手才能满足，这一独立的道路就塞断了。因此共产党人只好走另一条唯一道路。

　　「中央没有发展和推动罢工运动，它反而和国民党领袖合作成立强迫仲裁制，并把最后决定权让之于政府，命令工会不要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而要服从劳工纪律……当工会逮捕一批工厂主和店东时，资产阶级大叫：『过火！』中央设法劝工人，即使工厂主故意怠工关闭工厂，也不要占领工厂，又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要关店」。 [40]

　　抬高物价就是取消经过许多次胜利的罢工而得来的小小成果。工人们本能地采取更革命的手段。他们占领工厂和商店，且设法自行经营它们。他们的工会采取直接的惩罚行动，反对怠工者和投机家。但政府却突然制止他们。他们听人家说，政府的行动（并不是工人的行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埃耳．勃劳达于4月29日在武汉一个工会会议上演讲说，政府一定要规定物价的。他说：「（政府）无法干这一点，对于革命力量就是祸患」。 [41]

　　史托拉说：政府无法帮助农民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勃劳达说：政府无法帮助工人就是「祸患」。但政府毕竟两件事情都办不到。

　　在这个政府里有两位共产党部长，掌握农政和劳工两部之职，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就是「人质的古典职位」。共产党人原本是遵奉1926年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命令，加入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的三月全体会议指定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广州工会领袖）为劳工部长。4月10日勃劳达写道，「委任共产党人来掌握这两部，表示」革命的「社会变局加深了」。在勃劳达看来，共产党人加入政府表示「向左转」，他觉得这件事的「到来将确实无疑使英美帝国主义惊愕和震骇」。 [42]阿尔棱．兰森（一位资产阶级记者）比勃劳达略为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在资产阶级政府内充当劳工部长的意义。「他将来不是工会的工具，而是政府与工人间的一个中间人」。 [43]事实上，共产党人加入武汉政府只不过略略掩盖一下向右的急转罢了，这一转变也只不过使工农群众惊愕和震骇罢了。

　　共产党人既当了部长，他们便不得不执行国民党的政策。谭平山于5月20日正式就职时，汪精卫说：「农民运动已迅速增长……我们现在正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和指导农民的人。……谭同志就是这种领袖。他已有非常的准备来解决农民的问题」。 [44]他已有「非常的准备」，因为几千百万农民都把共产党人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等量齐观，他们知道在俄国，农民已得到解放了。但谭并未想及十月革命。他于受职时说：「我觉得努力实施政府的农业政策……实施国民党及已故总理的农业政纲是我的唯一义务」。 [45]

　　在事变老远老远之后，人们谴责道：「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辞，除批评他是可耻之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默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则『严罚』」。 [46]

　　这位共产党农政部长的头几篇宣言，其中有一篇说：「目前在农民解放运动中有一种危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混战纷乱，行动过早，使主要问题蒙混不清的时期。此种情形多少归咎于农民方面的过份要求。虽然过份要求应归因于农民的长期受压迫，且亦是此种压迫之天然结果……但把他们加以抑制和管束仍属必要……政府因此宣布它的政策：凡农民之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及非法举动，为顾全大多数（？）农民之利益及农民运动的大局起见，应于萌芽时加以铲除……农村中一切同情革命运动的份子应集合和组织在它的旗帜之下，且为了这个目的，和平应该弥漫于农村。它不应被农民的过分要求消灭。至于地方的横暴地主豪绅，应交由政府处置。农民如擅自逮捕或处决，当依法惩办……」。 [47]

　　共产党员苏兆征在劳工部里也唱着同样的调子。他就职数天之后颁发一道通告，写道：「在新解放的工农方面，有许多幼稚行动的证据。这件事引起革命联合的严重嫌隙」。 [48]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舆论就这样经过「革命的」国民党地「革命的」政府的传声筒传达出来——又由共产党加以发挥和散布到群众中去！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它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乡村中剥削的法律……有些并没有准备向政府提出，这些部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实际上则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官僚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去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 [49]

　　人们经过群众组织努力劝勉工农，称他们的得救就在于和压迫他们的人联合。向忠发（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后来又成了共产党总书记） [㈣]忙于组织工会与商人资本家的联席会议，拼命执行汪精卫的训令：「小资本家应与工人联合」。 [50]湖北总工会奉劳工部之命，把它已获得的警察的权力放弃了。 [51]

　　全国农民协会总书记，（不是全国农协会总书记，而是它的秘书——译者）任曙埋怨「湖北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太快了」，且声明农会已决意「缓和」农民的蜂起，为的是保护「革命军官」的土地。 [52]湖北省农会唯唯照办。「因为遵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训令」，它命令各级分会「制止农民运动中的幼稚行动……」它敦劝道：「……应努力巩固战线，设法使无产农民、小地主、商人和工厂家密切合作……严禁没收革命军人财产或并非土豪劣绅的财产」。 [5]3据他人记载说，汪精卫曾向鲍罗廷埋怨农民不注意这些训令，而且他们只要力量办得到便夺取土地。鲍罗廷声明他不替这个运动负责。……汪于是问鲍罗廷，他提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件事。鲍罗廷只能答复道：「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这个运动」。 [54]

　　「团结国民党的左派」是由上面规定的。为了维持这种团结，共产党必须放弃它的阶级任务和历史使命。阶级斗争的压迫驱使武汉的政客倒入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怀抱中，（武汉政府已成了他们工具）——而共产国际的直接训令又使共产党人受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束缚。共产党领袖在国民党领袖的畏惧和踌躇的影响之下，无法提出一个革命行动的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 [55]

　　共产党中央于5月15日抱怨道：「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 [56]鲍罗廷、罗易和共产党领袖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忙于——「使小资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所谓「小资产阶级」他们并非指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店主和下层农民的广大群众，这些群众是能够而且一定要麕集于一枝真正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下的。他们指的是小地主、「革命的」军官和国民党左派的政客。他们让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陷于无领导的状态。城乡的反动势力因之实际上增强了，他们很快就重新获回他们的霸权了。

　　当武汉的领袖和共产党人为农民的「过火」痛哭流涕和哀求「恢复秩序」之时，军阀的队伍不久就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出来恢复「秩序」了。「革命军」实行用武力来完成武汉的政客所求的，而又不能靠说服来达成的事情。

　　5月21日天黑后数点钟，在湖南省会长沙，步枪和机关枪的炮火冲破了黑暗。1点钟，许克祥（当地防守司令，又是唐生智的部属）向他的部队（第35军第33师）下令臂缠白布。他把他们开到湖南省总工会会所。4个纠察队，2个女人和另外1个男人被枪杀在门外，兵士们遂拥入屋内。捣乱队伍迅速顺序袭击省党部、党校和所有工农学生团体占据的房屋。机关均遭破坏，所有在里面做事的人都立即被枪杀或被捕。枪击几乎继续至黎明才停止。

　　第二朝，全市贴满「打倒过激分子！」「拥护蒋介石！」的标语。许克祥宣称他是「被迫」而行动的，因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计划解除他的队伍的武装，其实自从不过6星期之前发生的上海事变以后，此种解释已不是新发明的了。许又宣称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将加「改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是由军队指定的）来办理此事。

　　长沙马夜事变的消息迟迟出现于武汉报上。直到4个星期之后， [57]当一个代表团从湖南抵汉，向政府请求保护并惩办那些使全省陷于恐怖状态的匪军时，此次事变的详情才在报上刊布出来。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这个月在武汉充满胆怯不决和叛变出卖。

　　马夜的袭击，证明只不过是中国1927年失败史上的最血腥的一章正在开始罢了。朝朝暮暮，被捕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被押到长沙西门外的空场成批枪毙。兵士们拿妇女牺牲者来寻开心，让子弹穿过她们的阴户向上射入体内。 [58]男人们则遭受无名的酷刑。许多未遭斩决的，都受了脔割之刑。经过了头一道屠杀浪潮之后，长沙便定例每天至少牵10个人，往往多至30人出去处决。恐怖一度发轫于省会，便立即扩布开去，索取惊人的血债。几天功夫，衡阳便有百余人被杀。5月24日在常德，当地农会的600个积极会员被机关枪射死。当军队在浏阳起事时，农民们都往长沙逃走。但在长沙，许克祥却用机关枪来迎接他们，结果130男女死掉和奄奄待毙于城门外。在往后几个月间，不下两万农夫农妇及农村工人受牺牲。反动势力被革命杀死几十人，它便要成千成万生命来赔偿。

　　5月21日之翌日，当地群众领袖计划动员溃散的自卫军来举行反攻。他们命令武装队伍在长沙郊外的山上集合。农民军和工人纠察队携带枪枝潜赴指定的地点。数天功夫，一枝几千人的军队，痛于妻子、姊妹和父母兄弟的丧亡，准备进攻长沙，在长沙城内许克祥驻有1700人。农民们打算击败长沙驻军，克服该市，在全省规模上组织他们的武力。他们特别期望的就是武汉方面迅速援救。

　　当武汉的共产党中央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静候国民政府来进行解决该项问题」，时，他们已出动了。 [59]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于5月27日联合通电：「省农会及省工会转湘潭、湘乡分会钧鉴：中央政府已委定五人委员会于今晨离此前往解决长沙事件。请通知全省所有农工同志，耐心静候政府大员，以免增加纠纷」。 [60]驻湖南的共产党中央代表命令一切农军撤退。这些命令通通传达到，只有浏阳县两支战斗队伍事前不知，他们照约定的时间开抵城门，结果当场被许克祥的机关枪扫除。这种延缓使何键能够从岳州派出两团人来增援长沙的防军，何键已受了蒋介石的分封，他是应当取得该省的。数天功夫，反攻和动员全省的机会错失了。反动势力握住了湖南的牛耳，它再也不会失堕的了。 [61]

　　武汉派出的「五人委员会」由谭平山率领。瞿秋白追记鲍罗廷也曾偕同这批人 [62]于5月26日离汉「去执行恢复秩序的工作」。但他们只到了湖南边境。他们在岳州被何键的军队逐回。恢复「秩序」的工作已由反革命的更能干的工具来进行了。 [63]

　　「改组过」的省政府下令立即恢复联保制，（全家和全村替个人的犯罪负责），并下令凡是反共及反对群众组织的积极领袖者，均加保护。在「改组」党部及其它机关的过程中，所有从前的领袖一捕到就当场不客气的枪决了。所有从地主或庙堂夺来的土地均下令归还原主。召集全省代表会的计划打消了，已在长沙等候6月1日第一次会的百余代表成批的被枪决。学校被封闭。女学生遭受可怕的凌辱。已封闭的反动报纸又重新出版。那些逃避农民怒潮的豪绅亡命客又成群结队的回来，挤满新改组的党政机关。他们带着钱回来，他们就拿这些钱来填满许克祥和何键的私囊。 [64]

[1] 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53页。
[2] 〈湖南省农会代表报告〉，见1927年6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以后简称为〈湖南代表报告〉。）
[㈠] 一位老太婆在田里向一位女宣传员说：「我活到80岁了，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短头发、大脚板、着制服的女人」。这个女孩子坐在湖北南部嘉鱼县的早地上，写信给汉口一位友人，告诉她如何向一群农民讲缠足之害。一个小康中年妇人拖着三寸金莲，拐到她的面前说：「你的脚这样大，你的男人有时不会穿错你的鞋子了吗？」旁面围立着的士兵和农民哄然大笑起来。这位女军官羞得面红耳赤，但后来她自己也笑起来了。——摘自1927年6月22日《民众论坛》之〈战地来信〉。
[3] 蔡玉真(Tsai Yi-tsen)〈湖北省农会代表报告〉，见1927年5月20—21日《民国日报》。（以后简称为〈湖北代表报告〉）
[4] 〈湖南代表报告〉。
[5] 〈湖北代表报告〉。
[6] 参阅史特朗着《中国劳苦民众》的「民众粮食」一节。
[7] 察甫曼：《中国革命》第91页。
[8] 前揭书第91页。
[9] 关于革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妇女解放和破除迷信方面，请阅史特朗着《中国的劳苦民众》和察甫曼的《中国革命》。
[10] 史特朗：《中国民众》第41—2页。
[㈡] 在许多县里，大多数居民同属一姓，而且关系无论亲疏，却同属一家。
[11] 〈湖南代表报告〉；又参阅1927年7月2日《民众论坛》上载之〈湖北省农会决议案〉。
[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我们的资产阶级以为共产党人鼓吹正式公妻，他们关于此事的道德义愤，其荒谬是无可比拟的。共产党人用不着提倡公妻制；它已一贯存在着……目前生产制度废除，由此种生产制度而生的公妻形式也就消灭……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灭」。
[12] 〈湖北代表报告〉。
[13] 蔡玉真：〈湖北农运之困难与最近的策略〉，见1927年6月12—13日《民国日报》。
[14] 同上。
[15] 湖北省农会估计2至6月间，在湖北省起码有4700个农民（包括500妇女）被杀。它缕举处决的手段如下：「斩首、活埋、枪毙、绞杀、烧死、……碎尸」。——1927年7月7日《民众论坛》。
[16] 〈湖北国民党工作报告〉，见1927年6月24—25日的《民众论坛》；参阅〈董必武对湖北党大会的演辞〉（1927年7月1日《民众论坛》。）
[17] 参阅〈湖北国民党代表大会报告〉，见6月26日以后的《民众论坛》。
[18] 史托拉着〈国际工人代表在湖南〉，见1927年5月8日汉口《中国通讯》。
[19] 〈湖北代表报告〉。
[20] 史托拉：《国际工人代表在湖南》。
[21] 同上。
[23] 「压制反革命派的手段并没有十分迅速和小心的执行。想使政府开始立即审判被捕的腐败乡绅土豪等反革命派亦不可能」。——〈湖北国民党工作报告〉。
[24] 1927年5月12和7月8日《民众论坛》。
[25] 〈中执会宣言〉（1927年5月20日），见1927年5月22日《民众论坛》。
[26] 史特朗：《中国民众》第166页。
[27] 〈湖北省代表大会（6月25日武昌）报告〉，见1927年7月12日《民众论坛》。
[28] 〈湖北代表报告〉。
[29] 〈湖北国民党工作报告〉。
[30] 史特朗：《中国民众》第166—9页。
[31] 史托拉：〈国民代表团在湖南〉，见1927年7月21日《国际通讯》。
[32] 罗易：〈中国之革命与反革命〉，见1927年7月21日《国际通讯》。
[33] 〈湖北省代表大会报告〉；见注27。
[34] 蔡玉真：〈困难与最近策略〉。
[35] 〈八七告党员书〉。
[36] 汤良里：《秘史》第276页。
[37] 〈八七告党员书〉。
[38]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
[39] 托洛茨基：《问题集》第43页。
[40] 〈八七告党员书〉。
[41] 〈勃劳达在工会领袖会议上谈话〉，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42] 勃劳达：〈中国革命向左转〉，见1927年7月伦敦《劳工月刊》。
[43] 兰辛：《中国之谜》第92页。
[44] 1927年5月21日《民众论坛》。
[45] 同上。
[46] 〈八七告党员书〉。
[47] 〈谭平山宣言〉，见1927年5月29日《民众论坛》。
[48] 1927年6月12日《民众论坛》。
[49] 〈八七告党员书〉。
[㈣] 他于1931年6月在沪被捕，并由蒋介石下令枪毙。
[50] 1927年5月25、29日《民众论坛》。
[51] 1927年6月2、9日同报。
[52] 1927年6月11日同报。
[53] 1927年6月9日同报。
[54] 汤良里：《秘史》第270—3页。
[55] 〈八七告党员书〉。
[56] 同上。
[57] 参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8、19、20、21、22日各份；又参阅1927年6月4日《民众论坛》。
[58] 1927年6月18日《民国日报》。
[59] 〈八七告党员书〉。
[60] 1927年5月28日《民众论坛》。
[61] 参阅〈八七告党员书〉；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12页；Chitarav在联共第15次大会演辞（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289—90页有引证）；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39—40页。
[62]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2—135页，又参阅1927年5月27日《民众论坛》。
[63] 据阿尔拔．特列恩特说：：「谭平山……在6月初赞成指挥武装讨伐土地革命」。——（特列恩特同志宣言〉第63页）〈麦克思．夏克曼着《十年来反对派的历史和原则》（1933年纽约出版）第50页也根据特列恩特，说出这种话。当著者问及这一点时，特列恩特坚称他的报告者就是布哈林本人。但这种说法显然是讹误的。
[64] 1927年6月18—19日《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