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罗生　　　　相关链接：《第十一章　武汉：「革命中心」》

中国革命的悲剧（节译）

第十二章 莫斯科革命中心

〔美〕伊罗生



　　来源：《研究（资料与译文）》1984年第1期，陆文颐 译　刘志强 校
　　校者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美国人。曾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中国论坛报》当过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受托洛茨基所写文章的影响而信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一九三三年陈独秀被捕后，他曾和南非籍美国人格拉斯参与了在上海的中国托派临时中央的工作。一九三四年曾让刘仁静为他翻译资料，在北京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
　　《中国革命的悲剧》是伊罗生站在托派立场上系统论述中周大革命失败和指责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上发生错误的最早的一部著作，它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影响很大。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著名作家如康·布兰特和罗·诺斯等人都经常引用此书的内容。因此，《中国革命的悲剧》曾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不朽的著作”。
　　全书共分十九章，本文是其中的第十二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注：与刘海生译本对应的章节是《第十一章　武汉：「革命中心」》。


　　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政变给革命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革命没有被消灭。革命的浪潮席卷着湖湖［应为“两湖”——录入者注］、南北，方兴未艾。农民们夺取土地的斗争正在兴起，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潜在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的能力去担当领袖和土地革命的捍卫者。工人农民共同体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打败以上海为中心的、以蒋介石为总头目的统治者中国本部的反动派。通过这次政变，蒋介石已经控制了上海，但无论如何，他还不能牢固地将中国的本部攫于自己的掌心。
　　蒋介石同外国势力勾结给革命以沉重的打击，但此举也削弱了其自身讨价还价的地位。他扼杀了民族革命运动，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还不能抛弃国民革命的主张和目的。他仍然宣称他本人和国民党是“反帝斗争”的领导。他不得不仍然谴责“不平等条约”，并要求至少在形式上废除它们。集中在上海的外国势力满意于蒋介石摆脱了民众运动，帝国主义静待蒋介石如何进一步保卫他们的利益。
　　《华北日报》［刘海生译本为“字林西报”，待查——录入者注］报道：绝不可低估两周前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无情的枪杀。他在这个地区唯一的行动就是无情地枪杀共产党人，毫无怜悯之心。当时位于总司令的蒋介石必定有一种极大的精神上的勇气才得以采取这一步骤，这样做显示了他们的决断力。此外，我们完全懂得常言所表述的真理：“伟业非一日之功”，总司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此以前他们早已做出许多蠢事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依赖于江浙资本家的蒋介石需要一笔巨资作为活动经费，而这笔钱是他通过敲诈、恐怖和税收得来的。同他的强取豪夺相比，旧军阀给予老百姓的负担倒是轻多了。“四·一二”以后，人们不再欢宴款待蒋介石了，他不再被当作良师益友。他野蛮粗暴地对待他们，认为统统不可靠，而他们完全被动地忍受突然袭击。蒋介石的境况是危急的，他的军事地位也不稳定，在奉系军队的反击下，苏州陷落了。来自北方的军队从浦口的阵地上，隔长江把炮弹射往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蒋介石承认他的队伍处于士气低落一盘散沙的状况。他还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去攻击民众运动，由于没有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民族主义战无不胜的传说已经消逝。军事胜利远非捶［应为“唾”字之误——录入者注］手可得，而在这个地区，失败的可能隐隐呈现，日益逼近。如果他的弱点与北方的军事势力有关，那么在革命运动本身的进攻面前，他就更脆弱。孤守在扬子江的出海口，蒋介石不至于被复仇的浪潮所吞没。这股涤荡数省为共产党报仇雪耻的激流正涌入长江。
　　这一切取决于共产党在数周内的对策。问题在于他们如何理解这场发生在从广州到上海路途中的灾难。他们服从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指挥，从而放弃了领导权以至出现当今悲剧的结果。现在，所谓国民党左派把武汉作为政府所在地，这个政府包括汪精卫和他的一伙排外的政客，以及一批中国中部的野心勃勃的军事家。在城市和乡村，确实有数百万工农正在发动，寻找能够表达他们意愿的领导者。武汉政府是什么？所谓“国民党左派”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调整自己与武汉政府的关系，和与民众运动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就很难讲了。由于党的领导长期受抑制，没有任何自主权，因此任何怀疑和反对都是不允许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自行选择革命方式的权力，决策都是由莫斯科做出的。
　　这些事件迅速发展的进程已经使中国革命居于众多问题之首。鉴于基本观点的不同，苏共已公开分裂为斯大林为首的统治集团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再次提醒读者务必牢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政体在俄国不过刚刚成形，还来不及翦除内部的反对派，却已开始了以警察恐怖取代执政党内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一进程发展得并不很快。它表面上是官僚主义，实质上是民族利己主义的体制，却还在用国际主义的术语为自己作辩解。斯大林的真本事在于通过他的威力排除障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未达到强盛得足以毫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斯大林还得通过辩论和命令以推行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他甚至已经准备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答辩呈递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安排在五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到时候，他还得参加特别重要的辩论并以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论式阐明自己的观点。
　　为此，斯大林培养了一批平庸之辈并且限制了官僚主义思想。在思想领域中，斯大林往来于抽象的范畴，却不能把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同那这抽象的范畴联系起来。斯大林是机械权力论的专家，在苏联他的势力首屈一指。他的学识和掌握社会运动、国际政治的权力是极有限的。然而无论何时何地，他在思想意识领域都发挥着作用。斯大林确实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典范。他从不认为，无产阶级可以真正地行使权力。以民主的方式运用这种权力就更不必说了。这是因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中，他几乎被遗忘。后来他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权力，按照他自己的设计把权力体制塑造成寡头政治。在国际舞台上，他一再表示他的基本观点是，不论是凭借武力的强权势力还是作为对国民党施加压力的劳动阶级或其他民众运动，为了自身利益，这个独裁政府不惜让任何一方失败。这就是斯大林对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四·一二”政变的基本态度。斯大林曾声称，蒋介石领导了中国人民在国民革命中取得胜利，并在中苏间建立了反对共同敌人——英国的强大联盟。“四·一二”政变证明斯大林一直蒙在鼓里。以往接受的无容质疑的学说和坚不可摧的信念结为一体，斯大林拒绝承认错误。他坚持的是他的路线的正确。环顾中国另一种潜在的势力由谁来支配呢？斯大林眼下能够摆布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斯大林以在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找到了支配这种潜在势力的来源。
　　托洛茨基——一般讲反对派是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自称是布尔什维主义中幸存的社会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流派。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被独裁的政治体制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党政体所束缚。他们仍然是这样的革命者，决不同意在革命中形成的权力会采取斯大林所实行的那种形式。他们还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的未来，完全依赖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托洛茨基不同于斯大林，他对各个地方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动态有着极好的几乎直观的掌握。虽然对他来说得用的资料很贫乏，而他对中国事变进程的分析和警告已经证明是极为准确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像俄国一样，只有当工人阶级成为农民群众的领导时才能成功。他申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当今历史时期，特别在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资产阶级或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承担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并进才能完成。托洛茨基曾经警告说：中国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只能导致失败，而失败恰恰就在上海发生了。现在托洛茨基又再次警告，如果民众运动服从于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军事家的政府，失败无疑还会再次发生。
　　《真理报》四月二十一日刊载了斯大林的文章“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的驳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的大纲”一文按照通常的程序于五月七日呈送该报，但在交付印刷时遭到禁阻。斯大林控制了这场辩论，卓有成效地运用他的权力使争论尽可能一边倒。双方为数周后共产国际全会准备的文件已经就绪，但不等这个会召开，中国发生的事变已使那些评述失效，而在这几周内关于中国事变的观点上的分歧和对立却是重要的。
　　斯大林对中国事变的看法是：
　　证明了以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内的左翼密切合作的路线，是加强国民党的团结的路线……是利用右派的路线，是使他们的团体和活动遵守国民党的原则……事变的发生已经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
　　托洛茨基回答：
　　我们很了解资产阶级怎样服从“纪律”；无产阶级怎样利用右派；大中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和他们的束缚和绞杀工人的“经历”。这一“利用”的传说以鲜血写成的文学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然而这并不能制止那种“后来发生的事变完全进一步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的论点。
　　托洛茨基说，事变在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官方政策的崩溃。阶级斗争不能被“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所取代，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已经极为雄辩地证明了这点。”这是“四个阶级联盟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承认这点就意味着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重复四月的悲剧。
　　按斯大林的本意，仍然是完全信赖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武汉政府现在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心。工农依赖它去同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去担当土地革命的倡导者。
　　蒋介石的突然袭击意味着，从此，在中国南部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即在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在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这意味着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通过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斗，事实上将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我们必须采取集中国民党各翼的全部力量的政策……进一步贯彻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别的效力和重要性……没有这种合作，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的口号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宣布同这一地区现存的势力作战的口号，同革命的国民党势力作战的口号，因为在这一地区眼下除国民党外尚无其他革命力量。这意味着把建立和巩固以罢工委员会、农民联盟、农会、工会、工厂委员会等形式的工农民众组织的任务，（国民党就是基此而立的）和建立苏维埃制度混为一谈，苏维埃制度就是以一种新型的政权取代国民党。
　　托洛茨基回答：
　　“这些话充满了官腔，官僚主义的概念……这个政府不被视为正在发展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被当作国民党意志的自信的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动接连不断，而国民党的地位延续不衰。称武汉为革命中心尚嫌不足，事实上它已有过之。蒋介石所指挥的国民党是由一个老朽的、反动的、唯利是图的官僚政客所支配。国民党左派有什么实力呢？目前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苏维埃的口号是要求通过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过渡政权以建立真正新型的国家权力机构。”
　　后来，在针对斯大林的观点，托洛茨基又说“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加强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和其他革命民众组织，作为将来建立苏维埃的条件。”
　　“这些组织的来源应该是什么呢？”托洛茨基问道。
　　在文章中我们找不到简单的字可以答复上述问话。那些关于未来苏维权的先决条件的表达不过是措词。这些组织现在要做什么呢？他们应当领导罢工、罢市、摧毁官僚机构的支柱，消灭反革命军事集团、驱逐大地主、解除对高利贷者和富农的区分，总之，解决一切民主和土地革命问题……这样把这些组织提高到地方政权组织的地位。当他们即将转变为苏维埃政权时，只有一点不适合苏维埃的任务。在以往所有的民众运动中，工会不得不行使极为接近于苏维埃的作用（如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而这正是工会最大的缺陷所在，工会根本掌握不住城市中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任务包括诸如组织城市中较为贫困的人口进行最小失败可能的罢工、分配口粮、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参与武装力量的编制。只有当革命的领导组织不仅掌握在全体无产阶级的手中，而且要在革命活动的进程中把无产阶级各阶层同城乡的贫苦大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否则就谈不上在各省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实行对反革命的必要的冲击。
　　有人认为蒋介石的突然袭击至少还磨炼了每个革命者的意志，工会从军队中分离出来的事实是一回事，而工农联盟苏维埃是另一回事。革命的工会和农会激起的敌人的憎恨不亚于敌人对苏维埃的憎恨。而比起苏维埃来，工会农会还远未具备迴避敌人攻击的能力。
　　如果我们认真地谈及无产阶级同城乡受压迫民众的联盟（不是领袖们之间的“联盟”，不是那种靠不住的代表人物所搞的掺假的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就非苏维埃形式莫属了。有人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是那种善于放弃原则的领袖而很少依靠下层革命民众的人。
　　当托洛茨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时，斯大林宣称：“对付反革命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武装工农。”
　　托洛茨基回答：武装工农是件好事，这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南部存在着已经武装起来的农民，即所谓国民革命军。这支清除反革命的队伍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势力的工具。因为在政治指导上，国民革命军不是由士兵苏维埃所掌握的民众武装，没有独立的革命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而满足于完全照搬外国的政治机构和政委制度，这支队伍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工具。
　　斯大林驳回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口号的论争，认为这是“一个反对国民党革命政府的口号”。假若那样，那么，斯大林的“原则上讲对抗反革命的办法就是武装工农”是什么意思呢？工农武装去反对谁呢？国民党政府当局不会反对它吗？如果这不是空话，不是托辞掩饰而是行动号令的话，工农武装的口号就不如工农苏维埃的口号那样强烈适度了。武装起来的民众会容忍官僚政府当局违反他们的意志并对他们怀有敌意吗？在目前情况下，真正地武装工农就必然发展了苏维埃的基础……在未来的革命发展中，只有苏维埃能够成为真正有能力带领武装的工人的机构，成为真正有能力指导武装起来的民众的机构……
　　汉口政府的存在是个事实。冯玉祥的存在是个事实，唐生智的存在是个事实，他们有自己支配的武装力量；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都不欢迎苏维埃政权。建立苏维埃就等于与这些盟友绝交。虽然这场争论不是公开以这些论断为公式系统地阐述的，但它却是由许多同志的意愿决定的。我们已经从斯大林那里听到关于汉口政府的评价——“革命中心”“唯一的政权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党内发动了一场广泛宣传，冯玉祥“从前的工人”“一个忠实的革命者”“一个可靠的人”等等。这一切是在重复过去的错误，而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些错误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汉口政府和军事指挥可能反对苏维埃，可能同激进的土地政策毫无关系，同抛欲［注：疑为“抛弃”或“抛却”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但是他们的内心怀有同右派妥协的念头。这时，建立苏维埃就成了更加重要的事情。这是推动汉口的革命向左转和迫使反革命退却的唯一方法。
　　总之，斯大林赞成一个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集团，反对任何独立的民众组织进入他们的议事机构，这些民众组织对这个集团的首领却极有成见。中国共产党实际贯彻的正是这一方针。托洛茨基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建立苏维埃或城乡联合组织，执行“建立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联合，密切同他们的政党领袖的联系，自力更生依赖我们自己的组织、军队和力量的方针。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可能同反对派交换意见。他们理解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一些有害的主张。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只有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时才得以出版，而最广阔的宣传渠道却刊载斯大林制定的为官方路线辩护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这场值得注意的争论的复制品。上海发生的屠杀完全纳入了共产国际的预测，被认为无论如何是不能阻止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活动，后来由于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受到猛烈的抨击。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反对派的不满是由于上海的工人一直没有承担起反对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决定性的战斗。然而，他们不懂得中国的革命不能按这种速度发展……他们不理解不可在不利的形势下发动决定性的战斗……在不利的形势下不去避免决战（当可能避免时）就意味着轻易地放弃对敌斗争。
　　另一个维护共产国际战略的人说：“不为所动，等待有利的行动时机是必要的。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保护下，不可能被阻止。”
　　四月，在为莫斯科党组织写就的一份报告的一段仓促附加的文字中，布哈林为“藏枪避战”的政策掩护，他坚持“共产党的权限必定会提高，因为早在武装袭击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曾开展过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独裁者的蓬勃的运动。”稍后，他又开始非难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正是他制定的方针，布哈林还说：“即使他们做到了一切他们所能做的，而现阶段我们仍然不能在直接冲突中战胜蒋介石……各国帝国主义在一天的武装冲突中就使中国工人浸在血泊之中。
　　共产国际中央机构的一篇完整的文章专为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定地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很久以后回顾起来，结论是“一切证明，在最近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坚定不移，并掌握了促进民众运动的战略战术。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战术。”
　　布哈林当过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助手，斯大林某些决策的起草人。但是布哈林也指责过斯大林的政策。布哈林明确指出：不可以对国民党实行放纵的政策。布哈林声明，“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蒋介石集团是个极大的错误。”而事实上正相反，斯大林要求共产党带领群众拥护国民党支持武汉政府，这个政府“正在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战”“已使土地革命纳入日程”。在国民党左派身上寄托着所有人的信赖、支持和诚意。
　　托洛茨基写道：这一切等于让人们自愿地接受屠杀。发生在上海的血的教训过去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如同以往，共产党人正在将这个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改造成牧牛人。
　　五月十八日，托洛茨基再次警告：
　　“国民党左派领袖的代表汪精卫和同伙必将背叛你们，如果你们服从武汉政府的指挥而不建立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的话。土地革命是个大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汪精卫这样的政客会联合蒋介石以十倍的力量反对工农。”
　　不到六个星期，这一预见就成了现实。
　　斯大林认为的武汉“革命中心”转瞬即逝。斯大林把贫苦的城乡民众和小资产阶级领袖相混淆，他说没有同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合作，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在镇压群众运动中，小资产阶级领袖成了政治上的中间派。斯大林认为，他正在同小资产阶级领袖一道造就一个“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同贫苦民众的关系比较起来，小资产阶级领袖更接近于所谓“大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善于对未来作激进的许诺，但现实的“暴行”却不断地给其以打击和威胁，无论什么时候，工农都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与要求。小资产阶级则惧怕地屈服于蒋介石，而蒋介石蔑视他们。眼下在武汉，他们向地方军阀讨好，特别是在蒋介石叛变后，他们比以往更加依赖地方军阀了。
　　汉口政府的军事首领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唐本人是湖南的大地主。汉口的商会和有联系的土绅依仗唐的军队保护他们的利益。鲍罗廷本人是个地道的演讲家，他描述了武汉的政客和唐总司令的相互关系。克林姆林宫的时事评论员安娜·路易斯这时正在汉口。她问鲍罗廷，在武汉老百姓和军队的情况，她认为“如果老百姓的力量是坚定的，军队势力就会屈服。”
　　鲍罗廷嘲笑地说：“你见过蟒蛇面前的野兔吗？明知就要被吞食掉，是发抖呢还是惊呆了呢？这就是武汉市民的力量在军队面前注视着发抖着。”
　　斯特朗评论道：“鲍罗廷有点幻想，这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情有关，他同他们在一起工作，并且组织起武汉政府。他坚定了他们的信念，把革命的意义阐述透彻。”
　　武汉的激进分子是一支弱小的影响不大的帮派，莫斯科视其为尽善尽美的殊品。在鲍罗廷的眼里，这些激进分子不过是贫血的野兔。除了在实力和领导上的无能外别无突出之处。他们的领袖是汪精卫。在广州和上海我们看到他一直是屈就于蒋介石压力的。除了在更强的人物面前准备退却之外，他对一切事情都优柔寡断。声名卓著的人物之一——徐谦，一度是儒学学者，很喜欢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同事们发表激进的演说。他可能是第一个逃脱了万端困境的人。顾孟余是汉口国民党中央机构的编辑，在1926年刻画了作为“一场破坏性的、流氓的和无所事事的农人”的高涨的农民运动的特征。前任领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个蠢蠢欲动的政客，他经举［常］改变观点和效忠对象，以致他的同行常常说他像“孙悟空一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很难使人作出确定的判断。外国人最熟知的或许是油头粉面的陈友仁，他善长舞动词藻讲话得当，是以外交方式发动进攻的大师。由于语言的阻碍，（他生在特丘尼达），他的作用有限，不能担任中国对各国的发言人。孙中山年轻而诚挚的遗孀宋庆龄在众领袖中是唯一令人满意的。只有曾在广州接替廖仲恺担任军队政治指挥的邓演达，有这种胆量，深信自己极大地超于同代人。
　　按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人是“革命中心”的主要骨干，现在一切都靠他们了。Doriot写道：他们的力量“实质上存在于劳动民众之中……三百万劳工总同盟盟员，一千五百万农民协会会员，正聚集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不幸，使民众与武汉政府关系密切是一回事，而使武汉政府与民众关系密切又是另一回事。六个月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会议上，苏联驻汉口的代表之一Chitarov说：忽视与下列情况有关的事：当资产阶级要退出革命时，武汉政府甚至没有想到要脱离资产阶级。不幸的是，我们多数同志还不理解这点……在事件后很久，鲍罗廷对Fischer说，“世界认为武汉是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左派统治着，而国民党左派既非布尔什维克又非社会主义者，分享着武汉政权的将军们当然反对一切共产主义。”
　　这就是真实的武汉。在几个星期内，从斯大林的“革命中心”理论中产生令人可怕的玩笑。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在武汉的革命势力与南京的反革命势力之间，应该有一个明确划分和完全相反的位置。如米夫提出的：“在最初，这两个中心之间存在着完全对立的矛盾，这是特别显著的”。或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指出的“大资产阶级的脱离，解除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国内冲突，并致使整个运动直接达到单一的目标。”
　　但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读者吃惊地获悉证明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不过是“将军们手中的玩物”。外国共产主义报刊的读者被告知：“那些将领和反革命阵营的最高统帅的关系与将领们同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的关系，即使有区别也是很小的。最终，“武汉的领袖们跪倒在南京政府面前。”米夫这样记录。
　　“完全对立”很快彻底消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唯一的解释就是拿手的把戏“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而一种更诚实的说明出现在一九三一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公开印行的文件中：
　　“宁汉分裂没有导致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集团的立即实现。相反，在那里不仅存在资产阶级的势力，地主豪绅的势力也依然存在着。特别是后者掌握着很大的势力。在武汉内部的冲突同南京一样具有相同的社会特征。工农的民主革命正在同地主豪绅阶级进行斗争，武汉政府内部的解体甚至在它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就开始了。”
　　事变若干年之后提出这个看法显然颇具辩证法的味道。一九二七年当事变正在发生时，发表这种观点的显然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曾提出警告，武汉政府会同那些军事将领们一道去反对土地革命。斯大林则坚持武汉政府会配合土地革命去反对那些军事将领。他说，只需绝对的无保留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民众运动。确实，斯大林说中了，中国革命遭受了的挫折。